老黑（小说）

村里人都这么叫他。

老黑叔。

老黑哥。

老黑队长。

不过到了我那个独眼大姑父嘴里就省去了后面的称呼，直接叫他“老黑”。

母亲是个例外，每次我都听到她叫他“憨皮”。

    不过，“老黑”“憨皮”是他们叫的，我必须叫阿爸。

 

南瓜饭

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一个晴得出奇的好日子，屋后高大的香椿树上喜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我十分肯定的对自己说，今天一定有客人到。对于一个尚未上学的五、六岁顽童，自然是盼望着家里来个什么客人，一来家里变得热闹，我可以趁机溜出去和小朋友玩一会儿，二来也可以解解嘴馋。母亲平时节省，可只要家里来客人，总要杀鸡宰鸭的。退一步也要做腊肉或者腌鱼。想着想着，馋出的口水成了线。那天，还未到晌午，我便麻利的遵循母亲的要求煮米饭，在放米时还有意多添了一把。生火煮好饭灰头土脸的从厨房出来，

我像往常一样坐在屋门前石条凳上，数着一只只老白鸭，像下饺子一样，扑通扑通的下到前面一百米处的池塘里；接着就逗阿黄，阿黄咬我的手指，咬重了，被我狠狠的踢了一脚。

惹是生非的阿黄（一只小狗，不是母亲收养的那只）突然窜进刺蓬里，惊出一窝毛茸茸的鸡仔，失魂落魄地尖叫，刹那间，闻声赶来了好几只母鸡，都张开翅膀，竖起脖颈上的羽毛，凶神恶煞般的扑向阿黄，阿黄在仓促间躲闪不及，便结结实实挨了无数喙，挨啄的阿黄“狺狺”叫着，狼狈而逃。

阳光照到台阶的时候，通往我家的田埂小路上果然来了一个背有一些驼，走路有些左摇右摆的穿着褐色家织布的人。我有些失望，显然不是我殷殷期盼的那个。大老远我就认出了，他是我的大姑父。倒不是他上次来了没几天，而是这独眼大姑父也忒小气了，每次来，从不给我带东西。不像四姑父，一准有糖吃，从不空手；走的时候，还要在我兜里塞上一两元钱。遗憾的是四姑父不常来。失望归失望，可总比没客人来好，上门都是客，老黑教我的。

中午吃了什么，我记不得了，可能没有杀鸡宰鸭，要不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了。我也就不会无缘无故挨那一顿打了。

独眼大姑父和母亲娘家是同村。那是个山清水秀地杰人灵的好地方。母亲说，过去朝廷有好几个就是我们梅山人。说话时，母亲的脸上溢满了自豪。

我向来是以崇敬的心情对待梅山的。每次给外祖父送礼，我总是抢着去。我总是希望，在梅山那全是青石板的路上，遇上一个“朝廷的大臣”。

而现在，我开始有些怨恨了。

那天中午吃完饭，独眼大姑父便径自回到梅山。一到村口就见到了外祖父，见到外祖父就骂母亲和老黑。骂他们怠慢他，让他吃南瓜饭。外祖父一听脸转黑，马不停蹄赶来我家，劈头盖脸把母亲和老黑训得无地自容。外祖父训完话饭也没吃就走了，他还没走出两里地，我的额头上便结结实实着了老黑一木棒，我当时两眼一黑便晕了过去。后来听母亲描述，一股子血飚了出来，母亲被吓傻了，还是老黑反应快，抓了一把火塘灰压在额头上，刹那血止。真是解铃还须系铃人。

当我醒来，头隐隐的疼，一摸，灰还在。从床上爬起来，满屋子找不到一个人，想母亲和老黑又出工了，哥哥和姐姐们上学没回来。于是又搬出那条板凳，在屋门前坐了下来，一朵一朵数起蓝天上飘忽的云朵。

头又疼的时候，便怨起独眼大姑父。

独眼啊真是独眼，明明我加的是红薯，怎们变成南瓜呢？

老黑也真黑，又不是阶级敌人，你怎能如此这般对你的亲儿子痛下杀手?再说，也不问个青红皂白，我是奉了谁的懿旨，把红薯切成丁，做饭时和米一起煮的？又是谁唠叨着今年口粮不够了，反复叮咛省着点？

不就是一个没吃到鸡肉，胡说！

不就是一个丢了面子，乱打！

想着想着，我在那条等身的板凳上睡着了。

再次醒来，我额头上便留下一道涂抹不去的伤疤。

 

 

移民风波

 

是71年还是72年，我记不确切了。肯定是一个绿油油的夏天。蝉在柳树上使劲的鸣唱，蛙在稻田里尽情的聒噪。屋门前那一丛木芙蓉正开得妩媚。当下午放学我去放牛时，芙蓉花早已从清晨的白色变得深红。只是啃着冷红薯，一边吆喝着牛的我，注意力早已被村里来的几个扛着仪器的陌生人所吸引。听阿华说，他们在做测量，我们这里要修建水库了。我不喜欢他们，阿华也不喜欢。阿华和我住邻居。我俩一起骂，大声叫他们滚走。后来跟着骂的人越来越多，我和阿华就受到学校批评，我写了一周的检查，还差点走人，真悬。

的确是要修水库。

学校开始教我们唱新的歌谣：

严塘是个好地方，

天生能把水来藏。

……

葫芦，葫芦，宝葫芦，

建设祖国谱新章。

……

遗憾的是年代久远，有些歌词我记不全了。

那场轰轰烈烈的新修水利运动如期开工，闭塞的山村严塘一下子沸腾起来。我们队里也一下子住进了很多修水库的人。

就当我们在学校很不情愿唱那首“严塘是个好地方”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老黑的脸变得更黑了，而母亲的嘴里的“憨皮”也频频变成了“死憨皮哒哒”。

“要搬走，你死憨皮哒哒一个人搬走。”

“去那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你要你李家断子绝孙啊！你也不看看那个鬼地方，谁家娶了个周正的媳妇？”

“当了半辈子破烂队长，一粒米没见你多拿回来。现在倒好，带什么劳什子头！你这个死憨皮！死憨皮哒哒”

……

也不知是那句话触疼了老黑，只见老黑抄起铁锤就去砸屋墙。而且是边砸边吼：

“我叫你不搬！我叫你不搬！”

母亲急了，边哭边去抢老黑手中抡起的铁锤：

“我的个天啊，这日子不过了，我这命咋就这么苦呢，你这个天收的死憨皮哒哒。”

听到哭叫喊，我们一群“小鸡仔”风驰电掣般奔了过去。我们知道，又到了我们悲壮的去充当肉墙的时候。“小鸡仔”有我三个姐，一个哥，大姐那时已经出嫁。

老黑的拳头像无头苍蝇乱砸了下来。我们小鸡仔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两一打架，我们就蜂拥而上，用自己的身体护着瘦小的母亲。而每次受伤害多的总是我。只怪自己最小，走的慢。走慢了，就落在保护圈的外围。但那时我总以此为豪，首当其冲的壮烈俨然是一位不可一世的英雄。

多年后，每当我想起当肉墙的情景，我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国歌》：

起来! 不愿让母亲挨打的小鸡仔!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我知道这有点不伦不类。可当时我们那群“小鸡仔”，的确是这等的气慨。

最后，我们全家还是没有搬迁。

可阿华一家去了，阿华的父亲是村干部。我没有看见阿华的父亲和母亲打架。可阿华说，他阿妈害怕他阿爸打时，没有那么多小鸡仔护着他，那时阿华只有兄妹两个。这样说来，我们家倒成了反面教材。不过，那时的我们家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钉子户。公社干部一个个在母亲面前铩羽而归。一时间母亲成了焦点人物，远近出了名。而老黑的脸就黑得无法形容了。他总是低着头走路。我现在想，老黑当时不知受了公社干部多少批评，移民指标没完成，作为生产队长的老黑又不能以身作则，那种老鼠钻在风箱里的滋味肯定不好受。

现在我非常理解老黑，换成我也会像老黑那样做。只是当时我毅然的站在母亲一边，没有理由，只是凭着感觉走。

和阿华一起搬走的还有英子等七家，都是些“地富反坏右”高成分的家庭，不情愿也得情愿，那年代，这些人是没得选择的。英子是我小学的同桌，那年后我再没见过她。这几年，那些搬出去的陆续都搬了回来，的确如母亲所说，那地方实实在在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如今看来，当时公社在处置移民问题时考虑欠周。他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人性：人往高处走，更何况是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安土重迁呢！

那些像我母亲一样顽固没搬走的人家，全部挪到了水库尾巴的山腰上，新盖起一溜烟的土砖瓦房，名之曰：居民点。现在的居民点名存实亡，一个个都修了三层小楼房，包括哪些重新搬回来的人。英子家也搬了回来，只是英子嫁人了，我回去又少，依然没有见到她。

 

 

 

军医李可

 

严塘村的李文、李武、李可，都在国民党部队当兵。李文是团长，李武是伙夫，李可是军医。湖南宣布和平起义以后，他们都解甲归田，重新又当上了地地道道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荷锄扛犁，生儿育女，日子倒也过得安稳。但毕竟这三个人成分高，属于“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运动一开始，便免不了戴高帽，挂胸牌，跪黄桶，游大街的批斗。

　　记得最清楚的是批斗军医李可。

　　有人举报李可的妻子，在生产队集体挖收过的红薯地里又刨出半筐红薯，竟然没有交公，偷偷拿回了家。这可是性质恶劣，问题严重，有关阶级斗争的立场！我看见生产队长老黑匆匆的拿起锃亮的口哨和一个有点上锈的喇叭筒，大步流星的登上了后山岗。在一阵急促的哨音后面，从喇叭筒里扩出老黑厚浊而高扬的声音：

　　“都听好了，今晚吃完饭，都到生产队开会。男主不能缺席，不来扣一天工分。”

　　 接着，换了一个方向又喊了一遍，而且加了“后果自负”四个字。

　　 “都听好了，今晚吃完饭，都到生产队开会。男主不能缺席，不来扣一天工分。后果自负！”

　　老黑所说的生产队，其实就是我和阿华家所共有的堂屋。我早早看到老黑和阿华的父亲，在堂屋中间摆上了一个倒置的打谷桶，我们叫它“黄桶”。不过是是“黄桶”还是“皇桶”我也说不清，小时候只耳朵里听、嘴上说，没有见人写过，老师也没教。长大了，出去了。收割早用机器了。只是我跟这黄桶有一段不解的缘。于是深深地烙刻在心中。

　　那晚天刚擦黑，老黑就点亮了那一盏煤气灯。整个屋子都照得通亮通亮。檐角的蝙蝠惊起又落下，落下飞起，吱吱叫着；一群不知道名字的小飞虫，密密麻麻地乱飞着。

　　三姐和大哥都有任务。

　　三姐糊纸帽；

　　大哥负责写字：斗私批修。

　　我羡慕的看着。一会儿跑到这，一会儿窜到那，就像那汽灯旁的小飞虫。

　　每次开批斗会，李可都来得最早。他总是低着头，也总是自觉地带上高纸帽，自觉地跪在那倒置的打谷桶上。

　　批斗会如期举行。

　　先是批。

　　大人们是口诛笔伐，群情激奋；

　　小孩们也是摩拳擦掌，跃跃欲动。

　　然后斗。

　　大人们高声呐喊：

　　打到李可！

　　孩子们冲到黄桶跟前，在李可的后背上一顿乱拳。

　　打乱拳的孩子们中也有我。在我伸出我的小拳落在他那软绵绵的身上时，我分明听得见他哼哧哼哧的喘气声。正在我纳闷不解时，早已被后面的人推搡到了前面。匆忙的一瞥，发现李可的脖子上挂上了那半筐红薯，脸上的汗，像露珠，在煤气灯下亮闪亮闪。

　　我突然有了一阵惭愧的感觉。正如母亲对我说的，谁都可以批斗，唯独我不可以。只是我害怕有人到学校举报我，然后全校写我的大字报。

　　李可是我以及外甥小兵的救命恩人。母亲说，做人要知恩图报。

　　这简单的道理我懂得，母亲常说，老黑也常说。

　　那是一个咋暖还寒的春天，生产队刚刚用打谷桶浸泡完谷种，撇在池塘里待用，我和阿华趁无人时跳到里面玩闹起来。闹着闹着，打谷桶倾翻了，然后倒扣过来严严实实把我俩罩在水里。恰巧李可路过，跳到池塘里把我俩拎出来，要不早到屈原那里做学生了。也有人说是海魁救了我，海魁自己也这么说。大概是两人一起下池塘捞的，只是那年代李可是低头做人。人家问他，他只是嘿嘿一笑，不置可否。有人问我，到底是谁救的。我也是嘿嘿一傻笑，不知所云。就是到现在，绞尽脑计的想，似乎懵懵懂懂醒来时，看到一张比黑炭还黑的脸。

　　外甥小兵确系李可所救，我目击了全过程。

　　那是小兵两三岁时。突然有一天夜晚，大姐和大姐夫惊惶失措地抱着小兵来到我们家。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我看见躺在凉床上的小兵，小肚子隆隆鼓起，双眼慵慵地闭着，脸发黄。大姐哭着说，都好几天不吃不拉的，今晚是有出气没进气，哭也不哭了。怕是熬不过去了。母亲也陪着哭，母亲哭我们姊妹兄弟全哭，一屋子嗡嗡的。老黑也红了眼，只是他没有陪我们娘儿哭。他叫出大姐夫，寻来一束松木火把，点着后出去了。大门支扭的响了一声。

　　过了一会，隐隐听到远处的狗叫声。

　　又过了好一会，听到自家的狗叫声，老黑的轻叱声。接着，大门又支扭的响了一声。

　　先踏进房门的竟是李可。他直奔到小兵躺的凉床边，一手提灯，一首翻看小兵眼皮。然后把灯交给我，让我拿好，便顺势坐在凉床边，一边给小兵把脉，一边问大姐一些细节。见大姐一直哭哭啼啼，双眼红肿，李可看着大姐，轻轻地说了两个字：“没事.”

　　打一进门，我就感觉李可和平时判若两人。原来的低头哈腰、畏畏缩缩、战战兢兢不见了。仿佛今晚他就是老黑队长，刚刚把完脉，就命令起一屋子人：母亲洗锅，连洗三遍，锅里不得留半点油腥；老黑寻蜂蜜，要够二两，一两也行；大姐生火，要文火……

　　一切准备妥当，李可就自己动手把蜂蜜倒进锅里，煎了一会儿，又把蜂蜜铲出，放在一个盘里凉着。几次伸手试探，又几次缩了手。最后看他把盘里的蜂蜜搓成细条，叫大姐夫脱掉小兵的裤子，把小兵抱起来，像平时大人给小孩把屎把尿那样。李可走过去，把那搓成条的蜂蜜小心翼翼的插进小兵的肛门。

　　一屋子的人都眼巴巴地瞧着。

　　等了多久，记不得了。后半夜，我瞌睡巴巴的，一直在半睡半醒状态里。只记得小兵后来屙了一堆子虫，屙完了就哭，哭完了就闹着要吃，吃完了全家人都笑，李可也笑，那是我见到的他的唯一一次笑。

　　大姐和大姐夫千恩万谢，母亲忙塞礼物酬金，老黑也发话叫拿，李可慌忙拒绝。连声说，不敢，不敢。给得急了，李可就哭了起来。只听他边哭边说：

“不能拿的，不能拿的，要是别人知道了，又不得了啦。我已经很领情了，这么多年不是你老黑哥，德香嫂罩着，我李可怕早做死鬼了。”

　　既然如此，母亲也不好强塞了。老黑吩咐大姐夫送李可回家，大姐夫说一个人回来怕，又叫上了我。

　　再回到家，小兵睡了。我屁股刚挨到床板，鸡便叫了。

　　批斗会的次数多了，其中的机关我就识破了。我现在知道每次批斗会总是李可第一个来，为什么李可能那么长时间跪在打谷桶上了，为什么我的拳头砸过去落在他的身上是软绵绵的，为什么李可脸上的汗珠是那么粗。

　　俗话说，只要你做了，就要露出蛛丝马迹。几次跟踪，我发现李可先到我家穿上一件棉夹袄，戴上一副棉护膝。怪不得啊，原来如此！

　　我不敢相信这是老黑策划的，一向铁面无私的他，哪道也会立场不坚定？我百思不得其解。尽管如此，我也不能去告发，我知道，一个是生我的人，一个是救我的人。爷爷和母亲说，人要知恩图报。

就在我侦破秘密不久，李可就溺水死了。

　　那天，我在水库边游玩，看到一条草鱼要死不活的游着，我下到水里一把就逮住了他。我兴奋地把那条足有两斤重的草鱼那回家时，老黑对我说，李可死了，你去送送他。插秧的时候犯癫痫，趴在水田里，憋死的。

　　葬礼很简单，没有几个花圈。送行的人却很多，大姐和大姐夫带着小兵也来了。那天下了一天的毛毛雨，松树针上，灌木叶上，都滴着露珠；送行的人的头发上，都有一层白色的水雾。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落实政策，李文和李武都得到了政府补贴。而李可的坟墓上早已杂草丛生。

野兔子

即使到现在，年过半百，我依然只会哼三首歌：《东方红》、《浏阳河》、《国歌》。《国歌》还是我上班以后，每周星期一早晨升国旗时才学会哼的。小时候，哼唱最多的是《浏阳河》。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1976年的秋天，才开学没几天。我按部就班地上完学、放完牛、砍完柴哼着《浏阳河》兴高采烈地回家，刚把牛圈好柴垛好，一转身一抬头就看到了久违的老黑。老黑两年前就调到大队农场当场长了，一月也就回来一次。老黑一见我就把我叫住，很是神秘地对我说：

老东（我的小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毛主席死了。

我一听，立刻紧张起来，忙吧老黑拉到没人处，低声对他说：

“不能说‘好消息’，是‘噩耗’；也不能说‘死了’，要说去世；这是反动话，被人听了，要坐牢的。”

一听是反动话，还要坐牢，老黑急了，千叮咛万叮咛要我别说。我当然也不会说，我知道老黑是想对我说“噩耗”，结果话到嘴边说成了“好消息”。最主要的，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思想意识里，就没有“告发”二字。至于“死了”，就是过去皇帝老儿，祖祖辈辈的农村人也只会说“死了”，什么“驾崩”，什么“薨”，他们说不来，就像现在老黑不说“逝世”、“去世”一样。

老黑像做错什么事一样，一见到我总是有点不自然。

这件事我很快就过去了，老黑却没过去。

村里有一个外姓人阳三，好围猎。家里总喂养着七八只猎狗，隔三岔五便驱犬围山。常常是，阳三一声吆喝，立即便是一山犬吠，随着一声鸟铳响，阳三和那七八只猎狗，准会凯旋而归。或獾，或狐，或兔，或麂，绝不落空。每次放牧归来，总能从阳三的后厨里传出来一种奇异的肉香，馋得我们一路小孩，流出的口水，何止是一条河！

做阳三的孩子，一定会很美！

我便羡慕起阳海来，阳海是阳三的大儿子，小学比我低一个年级。真是有口福！

我的这点心思还是让老黑看出来了。

“想吃野味？”老黑微笑着对我说。记忆中，这是老黑第一次对我笑。

“想吃。”我也是嘿嘿一笑。

笑也是白笑。我知道老黑不是阳三。

可你偏偏不信什么，偏偏什么来真。突然有一天，老黑还真做出了阳三的事来。

那是一个下雨天，老黑没有去农场。一清早老黑披蓑戴笠去田埂割草，回来手中竟多了一只灰褐色的野兔。我至今还记得老黑那时的神态，当他把滴着水珠和血的野兔扔到我面前时，仿佛他就是阳三，或者是那个昂头走进凯旋门的法国将军。

老黑说，是他在田埂割草时，突然就窜出这只野兔，他左手一挥（老黑是左撇子），只一刀，兔子便死了。真可谓“打草搂兔子”。老黑讲得眉飞色舞，我听得津津有味。虽然当时有点怀疑，但将有野兔肉吃的诱惑，早和外面的雨，冲洗得一干二净。

第二天，老黑又去农场，临走前，老黑破天荒的给了我两毛钱。

老黑“打草搂兔子”也有另一种说法，兔子是别人打的，老黑替人干了一个早晨的活，老黑的笤帚扎得特别好。

但在我心里宁愿是这样的：老黑割草时，突然蹿出一直灰褐的野兔子，老黑下意识就是一刀，可惜这一刀只砍在了兔子的一条后腿上，惊慌的兔子窜进了荆棘丛里，不甘心的老黑紧随其后，他不顾一切地双手扒开荆棘丛，手刺破了出血，他浑然不觉；衣服刮破了，他全然不理。他心中只有那只他刚刚砍了一刀的灰褐野兔子。狡猾的兔子藏得很深，但老黑还是循着血迹找到了它。而兔子也绝不会束手就擒，兔子继续往刺窠里，石穴中逃逸，求生是一切动物的本能。老黑却穷追不舍，一个刺窠一个刺窠翻找，一个石穴一个石穴搜寻，兔子逃到哪，老黑都能找到。终于，兔子体力不支；终于，老黑用右手牢牢地抓住了兔子。然后，得意的一笑。

这种说法并不是我的情感杜撰，那天，老黑回来时，衣服裤子全湿透了不算，的确破了很多地方，只是那时我年龄还小，注意力的焦点不在这上面，而后面母亲的唠叨，却听得明白：一身衣服值钱，还是兔子值钱？

第二天，老黑去农场，临走时给我两毛钱时，那手是又粗糙，又有很多裂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