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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许章润：心智与心性 [打印本页]

作者: 老党 时间: 2018-1-15 15:36
标题: 许章润：心智与心性

                                                                        许章润：心智与心性

   经年磨砺，总会发现，抛开善恶，人性其实包含二柄，一为心智，一为心性。它们总绾分疏，同源异流，象殊理同，体用不二，在此冥冥中掌控凡间。我们大家既为肉身凡胎，受其框限，为其羁绊，便都挣脱不了。
　　
怀揣理想的凡夫俗子
　　 1983年8月底、9月初，从重庆坐火车来到北京。头一天，穿隘跨峡，一山连着一山，过了一溪还有一溪。时常雾锁山峦，浓云覆盖大地，仿佛伸手触天。待到暮霭沉沉，天地慢慢融汇于黑暗，触景伤情，突然觉得生命是如此虚渺，恨不得跳车了结。也不知走了多久，终于不知不觉间畅行于中原大地，再入华北平原，寥廓苍远，顿感心胸敞亮，可又倍觉荒凉。火车晚点，半夜抵京，兴奋而忐忑。待出站四顾，公交收班，商店打烊，只好开步走。那时火车晚点，如同今日航班晚点，家常便饭，大家也不埋怨，仿佛天注命定，承受就是了，顶多叹一口气。对此表达不满，乃至于有所交涉和抗议，甚至动用“维权”名头，嚣嚣嚷嚷，是晚近十来年随着权利意识勃兴才有的公民心理，也是俗世人生的一种消费者现象。而抗议激昂，甚或诉诸暴力，动辄动粗，则又说明大家尚处于民权初期的公民幼稚状态，既非古典民风彪悍之展现，亦非“刁民”二字所能涵括。
　　话说背着行李，长街摇曳，且走且问，约莫五、六个小时，天亮时分，终于从火车站走到木樨地的公安大学。那时节，就算长安街，半夜也是偶尔有车经过，不若如今这般车水马龙，昼夜喧阗不息。倒是有清洁工，三三两两，夜半即起，洒扫庭除，默默无声，用自己的汗水和辛劳，为城市妆容。
　　太阳出来了，满天地清爽，正是京城金秋时光。终于按通知来此法大“研究生院”报到，才知道此处已经不是入学通知书上告示的研究生院了。后来听说，曾任司法部的领导刘部长刘大人兼任法大校长，才有此安排，可这会儿人家又受命出长公安部，于是收回成命，不愿把公安大学划归法大了。一人命运迁转，牵连众人沉浮，而后者凡尘，自家并做不了主，只好顺受，如同晚点就晚点，晚多少就多少。临时变卦，说变就变，一干人马措手不及，活该倒霉。那时尚无网络，连电话也是稀罕物，大家不知情，便都先扑空，再改道，终究找到该去的地方。
　　 “功夫不算钱”，这是农耕社会的观念，少时家乡老少，人人挂在嘴边。其实，守望相助，古道热肠，花了功夫和气力，人家表达谢意，此刻以此自谦，类似“没事儿，应该的”等等，并非真的功夫不值钱。
　　于是，赶紧问路，几经倒腾，坐公交从木樨地来到学院路41号，今天蓟门桥畔的法大研究生院所在地。四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路程，两夜未眠，又饿着肚子步行半夜，再赶到学校，居然不觉其累，说明青春无价，理想风帆鼓荡下的生命之舟不惧远航，也经得起跌宕。我后来人到中年，遵照医嘱上手术台，术前作文，感慨“学问四力”，第一就是体力，继之而有功力、心力与愿力，实为来自生命经验，有感而发，并非为赋新词，虚托空言。
　　都是一批二十出头的学生，比你们现在的年岁稍长。一茬新苗，青春啷当，荷尔蒙万岁的当口。这一届学生，扩招的产物，总共180人，有北大来的，有人大来的，我是从西南政法学院来的，还有从“法大”就是北京政法学院本科毕业的。虽说校舍破烂，环境腌臜，早已斯文扫地，但满怀理想激情，心中风云激荡，仿佛舍我其谁。坐井观天，小见识，大心情。一介草民，衣食不济，而全球在胸，便也就忘了自己还是草民。其情其形，类似如今调侃之“地命海心”。从而，大时代，大心情，个个觉得必须担当大事业，其实，恰为古今中外一切读书人的通病。还有，凡夫俗子，不论贵贱，一旦聚集，成堆，广场效应发作，便容易虚骄。显山露水，前提是有山有水，否则便是出丑露怯。你看现今那些叫做什么什么二代的，要钱有钱，要势有势，呼风得风，唤雨是雨，头头是道，沾沾自喜，傥言“能力之外，一切等于零”，好像舍我其谁，其实，一堆凡夫俗子甚至酒囊饭袋而已，是同一个道理。
　　毕竟，一时代有一时代的问题，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苦痛，从而，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思潮，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担当，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解决方案。当此之际，父子皆兵，兄弟上阵，各拿兵器，该出汗时就出汗，该拼命时就拼命，不要窝里斗，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偷奸耍滑。临到头，流汗出力，甚至流血送命，总得上，总要解决。否则，受气挨打，认怂完蛋。所谓“八十年代”，其学风与士气，不仅是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而且，籍此互动共振，造就出一个时代氛围。凡夫俗子，贩夫走卒，同样裹挟其中，摩拳擦掌，“此生有尽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此即“民情”与“风气”，骁骁然，突突然，不用绕半天，劳烦借用托克维尔评点北美新大陆的话来讲。
　　毋宁，径直借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邓肯·肯尼迪教授，这位曾经的批判法学主将，在回忆自家青春时代的话来说就是，“但请记住，我那代人可是习惯于咆哮和怒吼！”
　　所以，自始至终，我们这一代人，正好比你们长一辈，说优点是似乎始终秉持理想主义，一开始就想解决这些大事，国家往哪里去啊，社会该怎么治理啊，公共权力必须谦卑受约啊，人生要往上提升啊，荦荦大端，铺天盖地。缺点呢，就是想得太大，志大才疏，虽说用功，却无导引，有问题意识，无学理支撑，更无细密深刻、周至圆恰的理论体系，而终究无所建树，难以超越，更不敢说“追求卓越”之类的话。学之不足，也就是功力不够，徒有体力、心力与愿力，虽说总有所补救，但终究无济于事。——过渡性人物与时代，用在此处，可谓至恰，不是自谦，毋宁自况耳。要是连此自知之明也无，那就真叫做个懵懂躁妄了。
　　是的，今天看来，虽说真诚，但讨论方式有如侃大山，昏天黑地，席天幕地，大而化之，总不是个事。而激情澎湃，动不动声泪俱下，也是优劣俱现，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功力、情怀、视野格局、技巧方法，朋友，你说缺了哪样行，缺了哪样都不行。总之，我们这批人，“知青蜀黍”与“河殇蜀黍”，读书用功，废寝忘食，但就学思发育及其体系化而言，只是个开头，囫囵吞枣，有待后继者发扬滋长。现代汉语学术积攒折腾到今天，若自新文化运动算起，大约六、七代，也就才百把年，混到这一步，不算太差。家底子就这么多，积养不过如此，因而，后继者想要超越我们，也要下大力气，吃苦耐劳才行。
　　我们这辈人中，很早就侥幸有机会出国深造的，那一批人，后来各有造化，逸出此辙，情形仿佛略有不同，同样优劣俱现，又当别论。
　　牟宗三先生曾著长文，记不住具体题目了，只记得牟先生品章先贤，褒贬同辈，力揭“学”之不足，无以致思。“无学以实之”，虽大儒奋发有所为而难为，可能，终究无所作为。其间不仅指涉梁漱溟、马一浮、胡适之、冯友兰和陈寅恪诸先贤，以及毛子水、任继愈等同辈，而且直说乃师熊十力先生，光是嚷嚷“千元性海，体用不二”，太笼统，没用。语多尖锐，其辨识判教，“正说”“正解”，亦可有误，但事情摆在那里，道理并没错。钱穆先生亦曾作文，谈及读书治学要靠“智慧”与“学力”两项。前者天赋，不可强求。后者自助天助，全赖流汗流泪，好自为之。深根宁极，方能返本而开新。两位先生，均为大家，但着眼点不同，语气文风亦且迥异，然扫视炯炯，洞若观火，点拨通达，直言而无讳，则一般无二。
　　经年磨砺，总会发现，抛开善恶，人性其实包含二柄，一为心智，一为心性。它们总绾分疏，同源异流，象殊理同，体用不二，在此冥冥中掌控凡间。我们大家既为肉身凡胎，受其框限，为其羁绊，便都挣脱不了。纵然不服，与命运抗争，“窥测方向，以求一逞”，可任凭打滚翻腾，使尽吃奶的气力，其实，还是在此框框里。
　　此为宿命，也就是性命所在，运与势，皆不管用，奈何。
　　
二柄
　　
　　那么，什么是心智呢？大约就是智商，量度人的感悟认知能力与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决断的意志力，其之有无、高低、厚薄与强弱、乃至于优劣，等等。但是，又不完全等同于智商，论内涵，论外延，似乎较智商这个概念所指更为深广，也没那么绝对工具机械的性质。
　　就此刻语境而言，心智具有先天命定的含义在内。就是说，人生下来，天造地设。虽说众生平等，但却心智差等。前者旨在伦理宗教意义立论，也是在法政意义上为个体立命。后者表明心智纯为自然机体使然，例属生物意义上的。纵然后天开发，有所助益，甚至大有助益，但根本来看，无济于事。刻下年轻父母相信智力开发之说，花血本，拼性命，令安琪儿弹琴画画，运动游学，这边“乐高”，那边“奥数”，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其实，通常世态，芸芸众生，大家心智差别不大，大哥二哥麻子哥也。偶有超常，益且不彰。但是，若果为利益驱使，而集中于特种行当，例如华尔街投行或者律师事务所，则冠冕堂皇外衣之下——现代商业伦理及其法政安排恰恰为此装配了一整套冠冕堂皇的衣钵，用法制或者政治这件外衣将随时伺机横绝而出的巧取豪夺之心包裹得严严实实，光华万丈——高智商丛集，啸聚成群，遂狼狈为奸，兴风作浪，为善为恶，端赖心性，要不然，终亦必害莫大焉。不妨说，无论是在商业伦理抑或生活伦理而言，现代投行律所，多为奸宄之徒。此为必要之恶，没辙。
　　由此伸言，正因为心智差等，才更需要呼唤众生平等，而以伦理之堤阻遏才智超群者挟智营私之狂涛恶浪，用法政体制的平等安排确保众生无虞，而首先是弱者的生存和安全。这是我们这个物种之为一种道德存在的优胜所在，也是好歹这个叫我们多所留恋的人世间的一丝温馨所在，更是判别一个社会是否良善可欲的底线伦理所在。
　　但是，纵便在伦理与法政意义上肯认众生平等，也无法掩饰心智差等、造化不公这一残酷现实，更不能硬性拉齐，“一刀切”，阻碍木秀于林。于是，苍天厚土，如何平衡，怎样两全，使得对于良善人生与优良政体的追求，遂成政治的永恒目标，也是人生的最大苦恼。而是否良善人生与优良政体，衡量标准之一，就看它们是否照顾体恤弱势群体，尽力给予弱者以平等的关切与尊重。
　　一方面，你看现在中国都市的建筑工地和富士康的工厂流水线上，务工的多为来自乡村的青壮年，所谓“农民工”，他们构成了当下中国“新工人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失利于起点，他们多半失学，换言之，丧失了获得较好开示、启蒙的受教育机会，从而丧失了展示挥洒心智与心性的更为广大的可能性，而早早踏入体力劳动者大军行列。先天缺乏或者丧失了提升社会阶层的竞争力，只能挣扎在低端行业，求温饱，求生存。浊世苍生，两个多亿“农民工”，其间该潜藏着多少未来的钱学森、华罗庚和爱因斯坦，或者朗朗、姚明与马拉多纳。这说的是有无机运，特别是受教育的同等机会，决定了心智能否获得开示开发，从而影响和决定了个体一生的命运。
　　另一方面，虽说有无机运，是否获得同等的开示启蒙的环境，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但是，若果置身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机会在前，则比拼的就是心智了。也正是在此当口，你会发现，人比人，气死人，不要比，比不得。例如，同是学习数学，我大不如女儿。不是不如，而是根本不在一个量级。她比我聪明，绝对比我聪明，这是没办法的事，同样天造地设，爹妈给的。如同弹钢琴，没有天赋，再用功，累死累活，也白搭。你看如今那些爹妈，逼着娃娃坐在琴凳上，安琪儿苦巴巴的，哭兮兮的，我看着就很心疼。既为他们心疼，也不忍责备那些望子成龙的爹妈。双方都难，难就难在不知这心智与心性，原是自家做不了主的。可不试一下，既不甘心，也不放心。于是，悲剧了，大家都悲剧了。
　　毕竟，昊天有德，一体同仁，众生平等。在此，“只看成色，不论斤两”。但天地造人，给予每个人的禀赋，对于每个人的安排，实实在在，并不平等。置此情境，动弹不得，只能各自听命，尽心而践性。云泥之间，生民没奈何，自求多福，老天爷给什么就承受什么，有时候只好用“人家投胎投得好！”来打发，既在自嘲，也是解脱，更是一种洞悉的智慧。要不然，自己跟自己过不去，难道尽拼命不成。《中庸》首章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说明后天的教育启发，所谓“教”，旨在开蒙、引导和涵养，由此而悟道，而知性命，但并非等于就能扭转性命。战天斗地，不靠谱，最要不得。人定胜天，更是痴人说梦。知性命，常常意味着认命，以对于既有生命进程的豁然认可而主动结束自己向自己发起的战争，恻然，悯然，从而不再纠结，终获超然。
　　就此而言，转而言之，“心智”二字告诉我们，所谓“长相不重要”，或者，“出身不重要”，纯粹是瞎话。用来励志可以，当鸡汤喝也行，但要真相信，就“图样图森破”了。
　　我说这话，并非意味着达尔文主义及其生物决定论。毋宁，指谓特定历史时空中，综合条件和时代氛围之于个体成长的重要性。并且，意在强调所谓政治德性与良善人生，就在于直面心智的先天差等，而凸显机会平等的意义，也就是罗纳德·德沃金氏所谓“同等的尊重与关切”之重要。正是在此，理想人间应为最大可能给予每个人以平等机会的正派社会，而将羞辱降到最低、减至最少。换言之，在此社会，至少，可能也就是至多，让好人少受点儿苦，叫坏人也不能太过得意。
　　除开心智，人性中还有一柄，叫“心性”。大而化之，相对于心智，不妨说，所谓心性是指个人的性情，关于兴趣和审美的偏好，以及意志专注的倾向性及其敏感度，等等。庄子说“性者，生之质也”，孟子主张“心之官则思”，大意是从机能、气质入手，辨别人性之心性之维，贯通的实为心性不二之旨。孟子更以“恻隐”、“羞恶”、“辞让”和“是非”等心之四端，扩而充之，而成仁、义、礼、智之四德，形成所谓“四端七情”说，铺陈的同样不外是此间曲折，而更上引至德性、德行的伦理形上学。回头细看，吾国哲思，至宋明理学，厥为心性之学，不仅论域宏阔，渊厚博大，而且至精至微，流派纷呈，横岭侧峰，真是把人看得通透。比较而言，不妨说，此间积累蕴藉，古典汉语学思最为丰赡厚植，超迈各大文明，而有待申说，需要高人接续用功，往深处抉发也。
　　往小里，就个案来看，论其个体特征，如刚才的两位同学，还有前面那位女生都讲到，自己对法学兴趣不大，而对历史文化人文，其情节，其变迁，其背后的情趣与心思，特别是兴衰存亡所彰显的时代脉络，机运性命，却兴味盎然。抑或，不喜欢“传媒专业”，反更乐意于学习法律。——凡此两种，情形相反，而相反相成，说明了什么呢？其实，活脱脱道出的就是一己性情，一种兴趣、注意力与意志关注力的倾向性，而有此好恶亲疏，而有此吐纳迎拒。心性不能自已，导致心智上感知体会到自己对于它们的兴味高低，从而，做出将其拥纳入坏还是决绝舍弃的决定。未来的生活道路与生命质量，世俗的成就大小与成功与否，既取决于时代，也源自自家的心性，后者甚至是更为直接而核心的因素。
　　 “时势比人强”，讲述的是时代的裹挟性。“性格即命运”，说明了主体先天质素于此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两句话都有道理，分述隐情，各讲一面，合起来，才能大致描摹出时代与心性之于人生意义的完整图景。
　　你想想，要是不幸从事的职业，不合心性，纵便“出人头地”，可兴味索然，甚至倍感压抑与痛苦，又有什么意义呢。许多文豪巨匠，包括海涅、舒曼、西贝柳斯和柴柯夫斯基、塞尚、马蒂斯和徐志摩，均因心性不合，而从法学院逃逸，终成善果。虽说所有能够称之为“工作”的行当或者事情，都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异化，因而，都带有奴役性，都具有强迫性，如同学习一定意味着某种强制性与奴役性，不存在毫无压抑的“快乐学习”，但毕竟有所不同，甚至根本不同。因此，有幸选择了一种恰合自家性情的工种，该是多么幸运而美好！
　　拿我来说，做个教书匠，晨钟暮鼓，书斋里听风听雨，黑板前修齐治平，倒是恰合心愿，颇感怡然。偶或厌烦，无意义感陡袭心头，心灰意冷，但毕竟稍纵即逝，而终究甘之如饴。否则，让我去跑生意，或者，做行政，也许增收几文，多吃几顿山珍海味，但真会如坐针毡，一天都忍不下去。这两年，间有少数官员，弃官不就，混迹于我们教书匠这一行，就在于他们感到“不适应”官场，对于那一套官场文化，深恶而痛绝。非要忍着，硬撑，心情不爽嘛，所以半道改行！其间无他，除开时代因素，恐怕盖因心性不合，与自己的价值取向冲突。由此可见，心性连贯于价值观，正呼应了心性不二之说，印证了上述孟子的心性伦理形上学。
　　进而言之，有的人心性主要倾向于抽象思维，有的则津津乐道于具体世俗现象的观摩推敲。还有的人比较奔放激越，倾向于形象思维的艺术层面，主要用右脑。那边厢，另有些人，其心性偏爱条分缕析，秉赋一种对于规范世界的感悟、把握和解析能力。就我们这一行来看，捣鼓规范主义法学和醉心历史法学的，可能心智无别，而心性就仿佛南辕北辙，不啻会计业务与钢琴家生涯。当年米塞斯在回忆录中缕叙同道行谊，指谓马克斯·韦伯和卢都·哈特曼，他们二位，“热烈的性情最终战胜了哲学上的焦虑，促使他们投入到了政治活动的领域”，说的就是心性对于心智的影响，进而，导致行为进路和生活方式的异同。[1]
　　至于先天秉此倾向之后，能否专心致志而强毅力行，以及将此倾向专注于具体哪一方面，则又关涉到另一概念，所谓“心志”，以及类如心力、愿力这类范畴，而牵连上了社会历史道德内涵，允当别论。
　　本节前文曾经提及“新工人阶级”，事关当代中国的社会构成、长久稳定与全体国民福祉，特别是国之隐痛，在此不妨多说两句。说来吊诡，伴随着1980年代亿万“农民工”进城务工，1990年代的城市工人下岗，以及城市扩建过程中依赖拆迁而形成的新食利阶层，曾几何时，作为“工人阶级”的那个城市群体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没有城市户籍、注定只是城镇暂住人口的“农民工”。细看今日华夏，他们构成了产业大军的主力，蔚为“新工人阶级”。幽冥的矿井、灼热的转炉和密麻麻的流水线上，无处不是他们的身影。可是，虽为“新工人阶级”或者“新市民”，却有如无根浮萍，例属二等公民，既无组织化存在的可能性，也就无任何议价能力，从而，终究是一个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虚渺存在。一遇经济危机，或者，老弱病残，不再具有劳动力，辄令其返乡，也只能返乡。在经济学家沾沾自喜的眼中，农村遂为劳动力的“蓄水池”，蔚为所谓“比较优势”呢。
　　诸位，晚近中国的经济成长，原因众多，其中之一，就在于消解掉了所谓的“产业工人”，而凭空制造出这一代之而起的亿万“农民工”，结果一石二鸟，屏蔽了劳资对抗的组织体制，而使资本盘剥畅行。同时，利用城乡分治的便利，令权力的管束如臂使指。两相结合，造就了今日的繁荣，并遗留下无边的隐忧。
　　兹事体大，暂且不表，接着谈二柄。
　　
不是画画的料子

　　拿我个人来讲，至1979年清明节，此前大约六年左右，起早贪黑，主要心思和精力都花在画画上。无师承，无观摩，靠临摹印刷品的粗陋画册，偶尔到手的几本美术杂志，就幻想“做画家”，吃艺术饭，雅称“学美术”，真叫白日梦。
　　贫寒子弟，居僻壤，心飞翔，俯仰天地，也有艺术梦，无分古今中外。细数下来，除了齐白石，多半只能是白日梦。而但凡做梦，就会有梦醒时分。那时节，惆怅风冷，寂寞星寒，萧瑟人间，时光消逝如流水，只好想开点儿，善自打发了。该做工，做工；该流浪，流浪；该颓唐，不妨颓唐。还有的想不开，一命呜呼，又有什么法子。
　　你看那位流浪汉，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踽踽独行，一眼瞥见路旁店里一架钢琴，不自禁走进去纵弹一曲，如醉如痴。黑白交错，十指浮沉，这清冷人间，炎凉世态，一刹那，也仿佛随之暂抛脑后。可能，他就曾经做过艺术梦，恍兮惶兮，而终究未能圆梦。次第风雨，何苦匆匆，干脆长街安家，天地为凭，洒家不玩了。——该流浪，就流浪，流浪汉选择的是解放，而非自由。
　　朋友，艺术是个奢侈品，普通人家子弟，首要解决生计，轻易不要玩这些家什。那点儿艺术冲动，不论真有才还是貌似有才，忍一忍，就过去了。更何况，纵有才情，既无阶梯，亦无奥援，也是白搭。有钱有势的，他装神弄鬼，瞎涂黑抹，叫艺术，也不过自欺欺人，你看在眼里，笑在心里，不要跟他比。至于如今先富起来的，盆满钵满，独女一枚，却还要压抑天性，楞逼安琪儿退音乐学院，进商学院，读MBA，也实在太无趣了。你家财亿万，有本事这样做，其心可悯，可挡不住伊人抑郁，最终抑郁的是你自己。事已至此，挣钱再多，你老兄说说，又干啥子呢？！
　　这次第，如古人所咏，“寒来暑往何时了，世故催人老……落叶西风一梦，熟黄粱。”
　　话题收回来。当年音体美三个专业，每年招考，大概二、三月份。春节前后，把自家的素描作品小心卷起来，按照邮址，寄到报考的美术院系，约莫一、两个月后，就会收到一份通知。如果他们认为阁下作品不错，属于可造之才，就通知去复试。否则，接受完蛋的结果。后来年长，交际多了，说起当年事，有人告知，是否通知面试，如同是否录取，也有许多的讲究，不完全是作品说了算。我半生教书，位居大学最底层，从未一日做过行政，对此直到现在还是半懂不懂，更不会去费力琢磨。就平凡个体俗世人生而言，减免伤害的最好办法，就是视而不见，就是遗忘，做聋子，当哑巴。
　　这是后话，暂且不表。单说生在穷乡僻壤，却心比天高，结果不免就是命如纸薄。从1977到1979年，连续三年，应考美院，结果，一年比一年差。屡战屡败，心气耗尽，从此自卑，外加一点儿愤懑。小女长大了，平日在家，有时调侃乃父，仿佛自言自语：“你个美院落榜生，还怎么着？” 然后得意洋洋，大鸣大放地观看乃父的反应，以为一乐，而激发共乐。置此情形，仔细寻摸，这是什么问题呢？这便用得着“心智”与“心性”二柄来作分析的概念工具了。就是说，不是我的心智太过低陋，所以然载。而是心性不合，有以然哉。缺此秉赋，不等于一切皆缺，只是于此领域不行而已。而在此领域不行，也许，在其他方面倒有天赋，亦未可知也。
　　就像人生是一场接力赛，有若干比赛段落，第一棒落后了，不打紧，后面追赶就是了。就算每一棒都慢了，也不要紧，最后到达终点就是了。
　　这样一想，慢慢地，渐能心平气和地对待自己，这便发现，我对外在形象的感知，在造型塑形这方面，有心无力，有力无心，的确愚笨，不适合，而不适合就是不适合。面对天地的安排，先验超验，你别作，再作也没用。所以，当年兴头正浓时，有缘见到陈永镇先生，请教之下，陈先生径直相告，“你不是画画的料子”，倒也并不惊诧。——并非没有悲哀，而是直觉凡事命定，该当承受，已成习惯了。
　　且将那悲哀压抑心底，抬头看天，低头走路，“肯落儿曹泪，一笑付沧浪”。
　　陈先生是省内小有名气的画家，专攻儿童画，画了不少小人书，连环画。中等个头，相貌端正。好像面堂黝黑，浓眉大眼，络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双颊发青。那时节，也就四十上下，不知为何在县乡混，据说“犯错误”了。那年头，动辄得咎，谁也不知道何时自己就会突然被告知“犯错误了”，因此，大家好像也不太在意。承王本松先生引荐，得见名家请益，三生有幸。于我这个贫寒子弟来说，蒙省上画家指点，不啻开眼界，毋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时隔四十多年，回瞰这短暂的会面，不妨说，这是一次成功的会面，这是一次胜利的会面，这是一次继往开来的会面。写这篇文章时，专门上网用百度搜索了一下，得知陈先生依然健在，已然耄耋之寿也。
　　我很惊诧的是，为何自幼及长，每遇欺负羞辱，都不觉惊诧，既不喊冤，也不叫屈，承受而已。所谓打掉牙齿和泪吞，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呢？生民多艰，它的儿女早熟，逆来顺受，包括默认加诸己身的一切，靠的是生命深处提示自己必须生存下去的那股韧性，其若游丝，若有似无，可能坚忍不拔，也可能不知哪一天绷不住，咔嚓一声就断了。不是不知有人欺负自己，只是不多想，无声承受而已。不到迫不得已，不还手。
　　因此，五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还是循此惯性前行。当其时，我逃脱一劫，术后上班，身形瘦削，走路飘飘荡荡。那天主持一个研讨会，不亦乐乎。法学院一位同事，齿德略低，平日素无来往，更无学术交集，明理楼电梯口偶遇，当着我和几位学生的面，不知为何，突然咆哮：“你不是癌症吗？你开会呀，让你早死！”可谓伤天害理，狼心狗肺，我却没回一句话，看着他，这个禽兽，默默忍了。
　　天若有情，无需我说话。天若无情，同样无需我唠叨。
　　
　　听音乐是一大休闲，一大享受，世间为数不多的真正纯粹的享受。伟大的音乐家是救苦救难的菩萨。旋律起伏，不免心潮澎湃。乐声悠扬，心随白云翱翔。暗夜独坐，惟乐声相伴，却仿佛万马奔腾，风雷俱至。而无论沉郁顿挫还是荡气回肠，勾连起的常常是宇宙洪荒的时空意象，密实而旷达。记得1978年抑或1979年前后，恰逢中学在食堂开全体师生大会。是不是开学典礼，记不得了。总之，是开大会。午饭后，会前，食堂的广播喇叭里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放的一首乐曲，旋律澎湃，音调激昂，撞击心房，瞬时心潮起伏，热血澎湃，仿佛巨人撼山，天震地颤，竟至一时间莫名所以地热泪盈眶。后来知道，这就是贝多芬的《命运》。——各位，中国在闭塞三十年后才又重开大门，她的儿女，有的人届中年，来不及补课了，有的刚好豆蔻年华，还有望赶趟补课，不至太过荒废生命，有幸感知我们这个星球最为美丽造物的心声激荡。
　　我们这个年龄，侥幸，那时候十六、七岁，赶上了，跟着走。时代好，跟着走就有温饱，甚至允许个性张扬。时代不好，越有个性越遭殃。当时我就想，如有机会学习音乐，也许会成为一个作曲家或者指挥家。可那年头，革命呀，运动呀，批斗呀，其实就是无情整肃，千载江山君王梦，大家勒紧裤腰带支援亚非拉，饥肠辘辘，哪管你什么心智心性。巨型时代大机器上，人人都是个螺丝钉，无名无姓、没头没脸的统计数字。一旦绞肉机开动，轰轰隆隆，花花绿绿，包括司机在内，俱成肉渣，悉数插翅难逃。
　　有一年，李敖先生来清华讲座，说季羡林先生“其实很弱”，云云。他可能知而不知，当其时，人生如蝼蚁，敢活下来就算不错，能活下来更是不易。
　　前此十年，2002年5月间，美国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莅临清华演讲，喟言“生命不能被浪费！”——什么意思？无需任何阐释，用不着那些繁琐的“所指”“能指”的念经赌咒，但凡经此时代，一听就懂，牵引得心头悸动。
　　
偶然进了法学院
　　
　　诸位，说来无趣，以法学为业，对我纯属偶然。今生此世，在法学院教书，以此为业，赖此养家糊口，歪打正着，实非初衷。
　　 1979年，清明节前，又一次美院落榜了。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美院，是被安徽省艺校给唰下来了。从中国美术学院往下考，一直考到层次最低处，结果分数最低，屡战屡败，算是没救了。清明节，家父回乡扫墓，眼看青黄不接，跟我说，都这么大了，家里不可能总养活你。要是再考不上，只能要么学个木匠，将来混一口饭吃；要么就只好去种地，是死是活靠天收了；要么你赶紧把那破玩意儿给我收起来，准备今年高考。——所谓“破玩意儿”，就是画画的那一套家什，框框板板，瓶瓶罐罐，自己野路子想当然七拼八凑的。
　　看得出来，家父这些话，早在盘桓心头许久，算是临了终于说出来了。为了说这些话，他肯定沉吟复沉吟，背地里跟母亲商量再商量。一忍再忍，眼看没办法了，这才开口。父母不忍孩子伤心，只好自己伤心。抑或，父母不懂孩子伤心，以为只有自己伤心。
　　那时节，不分天南地北，大家依然半饥半饱，同样，也还是觳觫立世。
　　如今家父墓木已拱，不用再战战兢兢过日子，而我也只能在文字中跟他聊天。“司马子云，孔丘盗跖，到了俱尘土，”况我亿万凡尘。
　　自幼及长，没少见过做木匠活的。既是技术活，又是体力活，非心灵手巧不能为，非壮丁不可为。受雇人家，从早到晚，虽然有吃有喝，但是，每天长达十来个小时的活计，不遑稍息，太累太苦，还有点寄人篱下的流离感，委实滋味不好受。毕竟，一般人家请木匠师傅上门干活，总得好吃好喝，否则他不给你好好干活，到头来损失的是自家。如果去种地，同学们想想，直到今天，中国还是两种人最辛苦，一是中小学生，一是农民工，可能，农民还不如农民工。更何况，那年月的农民，不是啬夫，毋宁，形同奴隶，就我眼光所及，多数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卑微不如蝼蚁。极权政制城乡二元体制下，公然利用剪刀差血腥盘剥，中国农夫所遭受的苦难，可能是这方水土亘古以来最为酷烈的。君若不信，请旷野伫立，静夜聆听，那饥寒交迫中冻馁而死的数千万冤魂，至今辗转泥涂，他们呻吟，他们哀号。
　　所以，想都不用想，一咬牙，准备高考吧。
　　从四月中旬开始，复习，到六月底，花了两个多月，侥幸考上。身居僻壤，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究竟什么样，都发生了些什么。实际上，前工业时代，绝大多数乡民，终其一生，生聚作息，半径不会超出二、三十里。劳生息死，硬撑，就在那方水土，真正的自然之子。由此形成的熟人社会，知根知底，温柔如土，尖锐若刺，好坏皆在其中。所以，当其时，老师怎么说就怎么学，老师怎么讲就怎么备考，自己啃书就是了。遇到好老师，一辈子幸运。否则，连自认倒霉的意识都没有。而且，翻来覆去就那几本书，敲门砖，能有多少含量。考了就考了，赶紧画画。分数下来，还行，但不敢报好学校。亦有甚者，“家庭成分”不好，左顾右盼，依然战战兢兢。
　　教师与教育之重要，紧要到一言一行，可能改变受教者命运。但那多半是时过境迁，老师墓木已拱之际，这才凸显出来。因而，也就只剩缅怀，或者徒自感喟了。
　　打从中学起，隐压不住的青春躁动，对于生命天然而生的反抗，对于包括课本在内的一切现实的强烈反感，与接受一切训诫、咬牙默默承受的自我规训，时常扞格，剧烈冲突，导致每每动念以自杀了结。可能别的记不住了，但活着没意义、不想活这种心理感受，现在回味，仿佛依然是刚刚发生、正在发生的心路历程。今天写作此文，走笔至此，我想提醒天下父母，孩子年龄虽小，可苦恼同样剧烈，切不可漠视，更不可以“小孩子懂什么”随便打发。
　　其间，许多缘由与我的“家庭成分”脱不了干系。说到我的“家庭成分”，或者说，我的父母在彼时彼刻的社会政治定位，我在“坐待天明”一文中有所交代。那时节依然有“家庭成分”一说，而法律政治专业例属“保密专业”，据说需要“又红又专”，后来更知道有“枪杆子，刀把子”的口径，所以，高考结束填报学校和专业，也不敢报。教导主任和几位老师说，你呀，根据你家成分和你的情况，不要报重点大学，报个一般大学的中文系吧，不然，就上历史系吧，这两个系都没啥阶级性，估计“政审”不会卡。其实，“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以及“语言从来都是为特定阶级利益服务的”，这些二十世纪极权恶魔的话，彼时彼刻，言犹在耳。今天，一晃三十八载春秋已逝，回头一看，我还真挺适合这两个专业的，但当时哪里知道呢？！
　　话说这位教导主任，自家孩子也参加高考，设法从县城抑或省城买到了几种复习参考资料，以为阶梯。彼时这种资料寥寥，农村学子听都没听说过。谁手上有几册这样的书，相当于今日世界国家之有原子弹。他告诫贵子千万不要让其他同学看到，结果那小子显摆，大家还是知道了有这种书。只是耳闻，无法目睹，也算长见识。后来，好像几年下来，他的两个男丁居然都没考上，而且，愈见其隳，父母心血白搭。我那时听说，心里觉得挺舒服的。
　　我就想，读中文系、历史系，将来干嘛呢？能养家糊口、报答父母嘛？终于要填报高考志愿了，那天，教导主任和几位老师带着我们分数够格的学生，为数不多，在一间教室开会，商量填报志愿的事。主要是老师们合计，帮学生拿主意。于是有上述那些关于历史系、中文系有无阶级性的话。桌上摊张报纸，大概是《安徽日报》，登有当年的《招生简章》，收列了在皖招生的高校名录。一方面，我对突然一转身成为好人，居然能够参加这样的会议，跟平时见我总是恶狠狠的教导主任同处一室，还有些不适应，——须知，他们可是从来不曾正眼看过我的呀，要看也是恶狠狠地审视，或者，鄙视。另一方面，我对大部分老师，心里并不接纳，甚至，深恶痛绝，故而，心不在焉。
　　懒洋洋，斜眼扫视，看到报上列有几个学校，隐隐约约，一是“西南政法学院”，一是“北京政法学院”。当年分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前者是重点大学，后者则非。再仔细偷看，“西南政法学院”，后面还有几个字，仿佛写明校址位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
　　想到这地方远，远离这个居民龌龊而满怀敌意的小镇，为何不去那远方呢。远远的，今生四海飘荡，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无挂无碍，多好。——少年，不更事，“屠羊，屠娜姨巫”。但是，的的确确，哪怕如今人到中年，我依然还是要说，小镇不曾给过我任何温暖回忆，哪怕一丝一毫。自幼及长，所见所闻，都是人心浇薄，饥寒交迫，环遭腌臜。除开斗争与运动整人，就是民俗恶劣，人心不古。所以，我确信，坚定确信，今天越发确信，天下黄土都埋骨，人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而且，“生命始者，今日是也”。
　　长话短说。结果，偷偷摸摸的，就在去隔壁交表的这两、三米的空挡，——从这个教室门到隔壁教室门，中间有那么几米的距离，——可能，就一两米吧，生怕被看见，把志愿单，那种薄薄的纸片，贴抵墙皮，赶紧在重点大学一栏写上六个字，“西南政法学院”。于是，雷公地母啊，有了九月初，那个初秋，生平第一回四天四夜的长旅。黎明启程，穿过平原，跨过高山，钻过关隘，长程更短程，行行重行行。这才知道，祖国山河壮丽而苍凉，生民恢弘却如蝼蚁。人畜世界，满目疮痍，我们是自然之子，天造地设，无所逃遁。
　　这样看，人的命运十分偶然，实实在在，我们都是蝴蝶效应下所谓的 Mr. Nobody，微不足道。若非责任概念，也就是起自养家糊口、报答父母这些念想而油然升腾的责任感，赋予人生以尊严，这肉体装点的身体，这身体托付的生命，实在就是虚无。而所谓命运，基本含义就是偶然，一连串的偶然的纠结。偶然的尽头是必然，叫死亡。怎样死亡，何时死亡，连自己也做不了主，只能交由偶然，还是要听命于偶然。尤有甚者，如同一种主义之宣谕，死亡之必然，使得生命这个概念本身成为一个笑话。当此之际，什么“追求卓越”，什么“成就自我”，冷酷的功利主义者的冠名堂皇大词，也是不明所以者的自欺欺人，除开扯谈，还是扯淡！
　　直到现在，也搞不清楚学习法科对我究竟是否适合，自己是否对得住这门学科。但是，这门学科无法提供心性之需，无趣无味，却是一开始就感受到了的。岂止感受，直是一种强烈撞击心扉的明确体认。可能，有这种感受和体认，也与教授者的无趣无味有关。那时节，以中国之大，法学师资情形堪怜，实非今日所能想象，——再说一遍，实非今日所能想象。而且，“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借用当年的流行套语，所有法学院，无论哪一所法学院，无论“京内京外”，例皆如此，无有例外。
　　此外，还与法学之为一门学科的属性特质有关。
　　为什么这么讲呢？在此，略需铺垫，从头讲起。
　　毕竟，人生一世，肉眼凡胎，起居尘间，徜徉四顾，走一趟，不外乎“生死两头，天人之际”。从空间来看，我们生活在天人之际。从时间来讲，我们徊惶于生死两头。就一己身心而言，这便是宇宙，苍茫寥廓，却又幽冥隐微。既然身心在此，生死之际的中间场域，这样一种既定的初始条件下，则吾人必难避免宿命与困惑，而终究引发一些思考，甚至向往超越，怔忡而决绝。于是，灵肉冲突，肉体不听身体的话，身体不受心灵的规训，灵魂出面调停，要约束它们。而且，灵魂有时也不听话，时刻想要挣脱身体，再摆脱肉体。可无论肉体还是身体，本身自有规度，总有极限。于是乎，生死问题终究凸显，越往后越凸显，直至有人，“不得已，忽分飞”，以自杀来了结。
　　说到底，个体的存在是一个不断向死的过程，打从娘胎出来，万事难定，唯有一事是肯定的，其他都是偶然的。这件事不是别的，就是早早晚晚，你一定会归于尘土。大白话，太阳底下无新事，但于每一个体而言，都是新鲜事，真要切实体会，需要付出漫漫生旅，直至性命。
　　但是，如前所说，生存于死亡之旅，其时间、地点和方式，还是要听偶然的。——在此苍冥，你是宇宙的工具，不是目的。只有当自我意识萌发，才有人之为人的主题和主体的叫嚣。太过叫嚣，便又走向反面。正是在此，恰恰法学无法回答，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而我这个法科生，天天萦回脑际的偏偏就是这些。这便是学科属性特质与自家心性之扞格不凿带来的苦恼。因此，这才有转系转专业转行之举。对此容忍，甚至积极创造提供必要条件，于公于私，不仅可能，而且必要。纵便认定一个专业与行当，终其一生，也可能随时调整研究方向，而终以熨帖自家心性为宜。当然，做到这一点是幸运，做不到是常态。
　　所以，值此情形下，大学四年，硕士阶段三年，对所学课程，只有听天由命的顺从随大流，根本谈不上任何兴味。只不过兑现读书混个饭碗这一生存希望而已。尤其是极少数教员和学生干部，资质窳劣，虽当时，也能察觉，益增反感。
　　家国天下，一旦斯文扫地，文脉断裂，再找回来，接续上去，是多么的艰难。
　　诸位，当年鲁迅先生说，人家生孩子了，来客贺喜。有说这孩子将来大吉大利，竭尽恭维，宾主皆欢。有说这孩子将来必死无疑，形同诅咒，实在不该。之所以不该，就不该置此场合，虽为实话，可是违和，不吉利，无论是在礼仪还是伦理层面，均形同畜生。我见过这种畜生，高学历，高职称。转借此意，只想说的是，天人之际，生死两头，兹事体大，无论顺逆祸福，一不小心，它们就会作为问题，一种对于存在本身的永恒焦虑，尖锐钻心，如钢针般刺入心窝。而且，时轮流转，更会成为一个事实。这时，你就会真切地听到心碎的咔嚓咔嚓声响了。
　　是啊，生是偶然，死是定数。被抛到这个世界上的偶然生法与基于自主意志而决绝自我了断的死法，迥乎不同，但都源于生命意志。前者意味着身体的创世纪，后者才是生命的加冕礼。普天之下，人类是唯一会撒谎会自杀的物种。拿刻下中国来说，每年有那么多人自杀，为什么？就人口分布来看，一是青年妇女自杀多；二是老人，尤其是孤寡老人或者困苦无依的农村老人，以“（上吊用的）绳儿子”、“（农）药儿子”和“（跳）井儿子”三子了结；三是处于奋斗期的青年，包括每年数目不详的大中学生，将自己的生命定格在青春年华。农村留守妇女、生活困苦的老人和奋斗期的青年，是中国刻下自杀率最高的风险人群。他们为什么要自我了断呢？可能，人生的困顿与现实的难题，如山一般，横亘眼前，深感熬不过去，实在忍受不了，绝望了。生存既已无趣，顿觉生命虚无，遂以结束生命的方式与世界打一个平手，而向生命致敬。
　　就是说，“行了，老子服了，走人！”
　　可能，世间男女，一生之中，许多人都曾萌发过自杀念头。只是，有的下手了，有的没下手，或者，下不了手。生命之美好与脆弱，悬吊吊的，端在一念之间。毕竟，昊天有德，生命多愁善感，而生计无情，人与人之间有时如狼似虎。网络用语“在这个无情的世界里深情地活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凡身肉胎，绝大多数，平凡如蝼蚁，遭遇恨爱情仇，尤其是不公与背叛，又尤其是爱情的背叛弃绝，儿女亲人的无情无义，想到没处想了，生趣既无，心碎了，只好自我了断。
　　诸位，扪心一想，顾影自怜，小试芳菲，醉里凭栏，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
　　除开生与死，则祸福取舍、义利之辨，还有进退出处，凡此关乎我们生活基础与基本意义的问题，同样必然会在一己生命中引发激荡。此时此刻，你就会发现什么东西最能拨动你的心弦，什么东西让你流连忘返、废寝忘食，乃至于舍生忘死。就是说，什么是自家最感兴趣也最难忘怀的东西。
　　于是，遂有取舍之间的煎熬与决绝。
　　
不要跟自己为难
　　
　　回到心智和心性这个话题。当其时，我一看刑法类书籍，就头疼。不是头疼，是无趣，知识论意义上的无趣，彻底的绝望的无趣。掩卷掷书，不免惊讶，这叫做刑法学的，可是一点学也没有呀，当然，更是毫无任何思想气象。看不下去，不等于刑法学就不是学了，只是想说，其与自家心性是如此凿枘不投。而直觉其太过浅陋，道出的是它不符自己理论要求和思想预期的事实。那些标明“刑法学”的本本，实在说，不过是一种工具使用说明手册，外加“专政”、“惩罚”和“打击”这类意识形态行头而已，谈不上多少学理。尤有甚者，等而下之，不过刀笔师爷那一套。可是，既然毫无生趣，也了无意义，而从业者长年累月，终其一生，在此打转，实在叫人佩服其——借用当年的一个说法——“专业思想牢固”。的确，缺乏有关人类尊严的理念，了无对于社会和体制的批判意识，这套刀笔师爷的巧智机心，巧则巧矣，机则机矣，怎可能吸引上等心智呢？
　　本科二年级上刑法学课，幸运有两位老师，伍柳村先生和赵长青先生，学问好，口才也不错，把个乏味的东西讲得头头是道，掩饰了学科本身知识含量不足和理论思想性阙如的尴尬。因而，阅读规范条文所归纳罗列的人类越轨行为，其形态，其后果，其评判，居然兴味盎然。后来才明白，此乃纯然对于案情的好奇，进而是对于这个物种及其栖居的社会百态的好奇，看过了，如同风过耳，不会也用不着再看第二回。毕竟，它们本身并无多少知识含量，世世代代，陈陈相因，一种机械性的罗列与归纳，只适合较低心智从役其间。后来硕士阶段读的也是刑法专业，便懂得它们不仅没有多少知识论内涵，而且面目可憎了。特别是当年的所谓“刑法学泰斗”莅讲，开口“专政”，闭口“镇压”，仿佛陈年阴沟里爬出的蟾蜍，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愈发坚定了我的直觉和判断。——他哪里是读书人嘛，也确实没读过多少书，简直一个打手，毫无反思能力的跟屁虫与是非错乱的绞肉机上的零件。
　　重复一遍，实话实说，其知识和理论含量太低，实在无需耗费高贵心智。这个学科涉及的知识边缘就这么大，所处层次就只有这么高，你的心智和心性往那儿一放，它装不下你。相当于什么意思呢？这么说吧，你巨量投资一个矿山，但矿藏有限，不过两年就采完了，再挖下去只剩渣土。而富矿不然，蕴藏浩瀚，几十年采不完，甚至几代人也采不完。其间轩轾，大致是这么一个道理。又好比说，扎风筝，到一定境界就差不多了，你不可能把风筝扎到月亮上去，那还得是宇宙飞船的活儿，对不对？相反，若是探索宇宙起源，诸君，那没个尽头啊。就像人类追索生命意义、探寻人生价值、讨要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它们是些什么东西？这才是无尽藏，也是无底洞。
　　朋友，此身有尽，此生有限，而生死无涯，天涯无处觅嘛，要求每一代人接续拷问，从而，人人面对，代代相续，世世重温，构成了一个自我启蒙的永恒事业，永无尽头，永无尽头，永无尽头呀。除非人类灭亡，否则，存续一天，就得面对一天，就会存在希望与幻灭的艰险，追求与失败的挫折，以及灵肉、理欲的纠结。这，才有意思，可能，也才有意义。
　　在此语境中，同学诸君，“心性”一词多半状述的是你的脾性、旨趣、志趣、人格特质、心理倾向、价值取向、情感表达方式等等，它呈现何种特质，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展现出什么品味、品位、品性和品行。
　　屡见不鲜的是，同一环境中的两人，哪怕是骨肉兄弟，心智同等，但心性迥异。此君天生音乐家，为旋律而生，彼公注定擅长捣鼓瓶瓶罐罐，是一位化学家。那边厢呢，佳人独立，却为人类德性的晦暗而光辉所苦痛，寻寻觅觅，成了哲学家，或者，高僧大德。还有一位，独独于电焊情有独钟，焊花四溅，便手舞足蹈，好像是材料学的料子。
　　你看，胡适之先生与金岳霖先生是同辈人，齿德相若，均为留美学生中的佼佼者。天纵聪明，允公允能，而致思进路与人生轨迹，两位先生，就颇相异趣了。龙荪先生就读政治系，可天禀哲思。所著《论道》和《知识论》，尤其是后者，高蹈玄妙，跟政治系有啥关系呢。适之先生滞留哲学系，偏孜孜于现象界，一生游走于书斋与政治，虽有半部哲学史《大纲》，却终究不见形上踪影。其论禅宗，偏于考据，为铃木大拙所斥，盖因二位心性异趣，鸡同鸭讲，三岔口也。如此这般，徽州适之与诸暨龙荪，两位各遂趋向，各有取向，各尽天性，而集苑集枯，箕风毕雨，适成心智同等，却心性分道扬镳的典范。
　　至于极少数人杰，如达芬奇，于多个领域皆有兴味，心驰神往，而且，皆有造诣，甚至有伟大成就，其思其学，足以滋养千秋万代，则属百年千年难遇的人中之龙，只能叹为观止。不要模仿，否则，自寻无趣，徒增烦恼。天才，是供人膜拜的，而非模仿的。是的，当此文艺复兴之际，诸如达芬奇这样的人物，是上天的独子，只可惊叹，不要羡慕。各秉才具，象殊理同，均为造物的杰作，从而，各安本分，才有活路。
　　你看，“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另一方面，纵便心性类同，都是所谓搞艺术的料子，或美术或音乐，有的成大器，名扬四海，有的玩不转，纯粹瞎捣鼓，除开条件机运，原因就在心智差等。当然，于此一行投缘溺陷之心性程度，所谓的心性高低，亦为原因。你想想，多少父母押送儿女学钢琴，但终究只有朗朗云迪出人头地，有什么办法。“友友马”中间不干了，跑去哈佛读人类学，可天怜此才，终究就是拉大提琴的料，待回转头来，不鸣则己，一鸣惊人，同样没办法。似乎人性中都有点艺术的冲动，可能源于远古丛林生活赤裸裸面对大自然时，惊讶恐惧，而叫喊呼号这一动物本性的心理遗留。但心智高低有别，感悟和表达惊讶恐惧的势能落差巨大，若论序列，存在着从无到有，再到万有之遥，用小盆友们的话来说，叫做“甩出几十条街”，对此，只能叹服，只好用心智差等来解释。否则，讲不通，也想不通，那日子还怎么过呢！
　　说到这里，我想说的是，倘若生而有幸，恰于青少年时代得遇伟大导师，其之慧眼独具，高见远识，观察琢磨，看穿阁下的心智和心性，而能预知你之适合与不适合，或璞玉，或顽石，从而着力晓谕，指明方向——如能遇到这样的导师，告诉你，将来你适合到社会上去混，不适合在学术上打拼，或者，你呀，别到社会上去啦，做学问最合适，就算是做学问，挑选课题，你写汉语法学比较委屈你，不妨写一点叔本华的超人哲学，对你更合适，那边厢，另外一位同学，你最好不要写汉语法学，这对你来说这未免高了一点，你就写“论正当防卫”吧。——朋友，倘若遇到这样的导师，那就叫三生有幸，侥而幸也。
　　人生在世，绝大多数人无此幸运，只好自己瞎忙，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摸索前行。摸对了，混碗饭吃，甚至人五人六的。要是错了，自认倒霉，也是生死一场。而这就叫命，面对人各有命、命与运相连这一堵大墙，这一终极理由，我们这些号称理性的能动主体，据说具有自由意志的肉身，其实，还不是只能瞎忙活，误打误撞，一筹莫展。
　　要不然，又能怎样呢？！
　　梁漱溟先生晚年喟言，自己一生，“误打误撞”，为“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所苦恼，所纠缠，而追问不休，死而后已。圣贤尚且如此，况乎吾辈常人。
　　是的，心智差等，心性有别，若果遇到好导师，指点人生，则三生有幸。而我们这一代人，绝大多数恰恰似乎都无此幸运。其实，古往今来，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情形，而这就是命，加上后天扑腾，合共就叫命运。就我们入学接受高等教育那时节的情形而言，经过三十年的整肃，正如有人调侃，有些叫做“导师”的，上课头天晚上赶紧阅读台版教科书，第二天到教室，现炒现卖，如此而已。这还算好的，自郐以下，更不堪矣。
　　
一旦斯文扫地
三世不得复原
　　
　　说到这里，想起一件事。我在法大读硕时有位同学，本科北大，专攻宪法学，尊姓大名段桂鉴，同学爱称“阿桂”，山东济南府人氏。有位同学，同为“桂”字辈，低一级，虽齿德略高，论辈分，却仍称“小阿桂”。话说“阿桂”毕业后进机关，在官府里当个小头目，也算是人五人六。一晃入职三十年，再干两年，估计老兄差不多也该退休了。这位老兄，当年二十郎当，常常于如厕泄洪或者低头洗脸之际，突然发作，昂然问天，勃然大叫：“伟大的导师啊，你在哪里呀？！”有时连呼三遍，声嘶力竭，响遏行云，即喊即止，吼完拉倒，若无其事，旁若无人，扬长而去。
　　他的吼叫发自肺腑，真正是青春的呐喊，也是那个学术断层时段，青年学子嗷嗷待哺，苦闷至极的表现。反正吼叫不犯法，也不费水费电，依据某种心理学理论，为了身心健康和公共安全，不妨多吼几声，多叫几次。后来讲究养生的年头里，老头老太们吼山，长吁短叹，惊天动地，直叫狗兔变色，鸟雀失声，就是祸害了。
　　其实，伟大导师自古难遇，也并非遇到伟大导师就能怎么样。大家均为常人，论心智，论心性，中材而已。自身无慧根，无造化，导师本事再大，也点化不出来。我今天也在大学混，指导学生，明白“伟大导师”是稀罕物件，凤毛麟角，不是吼一声的事。更何况，纵便伟大导师在侧，可就像歌德所言，“仆人眼里无伟人”，结果，多半不会发生什么奇迹。师生互动，大致匹配，才能动得起来。遇到好老师，因材施教，找个合适的力度和角度，跟你动动，这就是上佳之境了。一般社会和学生不明所以，只能看名头，也只想看名头。而名头之下，名实不副，是高频率的事。
　　毕竟，庸常是常态，可能，也是一种较为幸福的状态。人间事，不像人物传记里写的那么玄乎。太过娓娓道来，如太史公文笔，樊哙大汉，“怒眦欲裂”，反而不免令人心生狐疑。
　　此为从老师角度来看。再就从学生角度而言，你看看名校毕业生，或者出师名门的，有所造就的，干出点名堂的，也就那么多，不过如此。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据我观察，把名校名师当做盔甲穿在身上的，整天挂在嘴上的，动不动就嚷嚷的，多半是中材以下之人，甚或更差。有本事的，无需玩这种把戏，可能，也不屑得玩。这就像真正通晓外语的通人，并非一定要不时蹦出几句散装英文不可。刻下的唯学历时风与虚骄世风，多半是商业影响的结果，源头在北美，而流布我中华矣。另一方面，也是平庸之辈，慧根不济，造化乏力，没有其他货色堪值自慰而自卫，只好纷纷往身上披盔挂甲。基此心态和智巧，进而形成一种做派，如同伤风感冒般风行，实在恶浊。
　　如刚才所言，我们这一代人之所以发出这样的鸣叫，事出有因，就在于学术断层，青黄不接。大家想必都知道，鼎革之后，至晚起自1952年，华夏神州便陷入三十多年全面清算和整肃知识思想的冥暗时期。读书人因为读书本身而背负原罪，知识就因其为知识而被视为邪恶，是吾国三千年文明史上的第一遭，也是那个叫做现代性的野蛮性之恶性发作使然。全球患病，华夏溃疡。商鞅李斯式偏锋与普鲁士斯拉夫式激进左翼偏锋，双锋交汇，于中土合流，砰然迸发，好家伙，一时间昏天黑地。“洗澡”、“三反五反”和“四清”，各种“运动”，摩肩接踵，你方唱罢我登场，更不要说“反右”和“文革”了。清算“封资修”，整的是全中国，受害的是全体国民，读书人受害尤深。其动机目的昭彰，就是要大脑放弃独立思考，或者，干脆彻底放弃任何思考，唯马首是瞻也。
　　既空其腹，复弱其智，唯一夫颐指气使。千年帝国，万里江山，如此这般，无士谔谔，全民诺诺，人间顿成匪帮矣。
　　事实上，从1948年新主入京，城头换帜，接管大学，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还算是温和的过渡时期。此后全面整肃，不仅撤并大学，收窄成单科学院，特别是工科学院。而且，更主要的是，打散队形，致使清末维新开始历经半个世纪方始积攒的那点学术底子，一夜之间，花果零落，不成气候。至于“反右”之后，戮身戮心，噤若寒蝉，道路以目，就更不用说了。从那以后，基本上，中国没出什么卓越人才。科技上或许能搞实用性大项目，人文思想唯马首是瞻，一地鸡毛也。
　　值此情形下，1949年至1957年这一时段毕业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如果依然健在的话，年届米寿，九旬上下，而学力、火候与体力维持不坠的，恐寥若晨星也。尤有甚者，你想一想，要是毕业在那一时段，立马踏进的是一种非常态学术环境，他或者她，是没法潜心治学，在日积月累中陶养学问的。所以，如今这个年龄段上下的学者，多已凋零，若果依然在场，学养其实有限，而胜在历经沧桑，以一己肉身，顽强挺立，蔚为这一非常时段的历史见证人。至于反右之后、文革期间入学的，更不论矣。
　　所以，百岁老寿星，若果有些名气，不管学问多少，是真有学问还是假把式，都是个宝呢！不信，你探头看看北大园子里，再列数一番，就明白了。
　　同学们知道吧，一个人治学，就人文社科思想性专业而言，从大学受教开始，经受硕博两个阶段独立半独立的研究，加上此前基础教育，前后起码至少要有二十年的连续学徒期。此后再历炼十年，换言之，要到35岁至40岁，才能算是小有积累。年届半百，五十岁上下，基本上有无本事，就看得一清二楚了。要是真有什么本事，至此时段，当能展露无遗，至少，有所展露。当然，天才除外，天赋较高、机会较好的，也除外。休谟25岁就写出了《人性论》，爱因斯坦一边在专利局当差，挣份口粮，养家糊口，一边神驰八极，参透上帝的心思，替造物主向人世传话，26岁就发明了相对论，更是例外中之例外。对于他们，如我前面所言，只能膜拜，不可模仿，否则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
　　话收回来，倘若吾国晚近还有这种人，活着的话，起码一百岁了，但事实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人。现在健在的老辈，八九十岁，基本上都是1950年代初中期毕业的。所以，这一批学人，其实学养有限，多数吃尽苦头，临到晚年才算有个安顿日子。当然，我说的主要是人文社科领域的情形，特别是法学界的情形，理工专业的事不了解，不敢说。至于现在七十上下至八十来岁这一批人，坦率而言，实为半个世纪里最差的一批学人。有关于此，拙文“书生事业，无限江山”，略有阐释，各位要是有心，不妨参看。[2]
　　这不，清华园里有一种人，绰号“新工人”，大概指的就是这一拨。我不幸与其中一位同事，受其辖制，相当于重温了一回小型“文革”，欹欤盛哉！
　　其实，遍检神州大地，所有学府，包括自认为了不得的北大清华，都曾经有过并且还有这样的“新工人”。
　　一般社会中人，尤其是多少恪守“敬惜字纸”传统中人，如家父者，满心善良，对于学府及其学人抱有敬意，甚至还怀持一丝神秘。在此，我想告诉大家，其间许多人，顶着辉煌头衔，其实名不副实呢。犹有甚者，极少数品行窳劣，斯文扫地，不堪得很呢！论学品，论人品，都很不堪。可人家命好，运济，不知怎么就混在学府，要风得风，要雨有雨。至于卖身投靠，甘当鹰犬的，超出此辙，就不说了。要说“文革遗留问题”，这就是问题。
　　回到“新工人”这一话题。我们这一拨，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期入学读书之际，他们五十上下，许多“站在教学一线”。我们很尊重他们，但实话实说，并不了解他们，更不遑在吾国学术史脉络中给予他们以确切谱系定位。历经整肃，挨整与整人，他们很惨啊，同学们。可以说，半生受苦，这时候方始真正得机治学，而受命于危急，亡羊补牢也。有的瞎混，改行搞党政，从里到外，一身乖戾，最终可能也是出力不讨好，惨遭无情淘汰。有的继续治学，做得很辛苦，纵便混到高位，却注定什么都做不出来。不过，话说回头，纵便如此，就恢复高考后应急师资而言，他们有筚路蓝缕之功，虽然言不足为师表，行难堪世范，但有苦劳，也有功劳，典型的过渡性世代。迄而至今，就学术界来看，这拨人基本上都过去了，不留痕迹。冷眼旁观，“学术知青时代退位，政治知青时代登场”，可能，如同北大社会学系一位教授所言，慨乎其貌。
　　至于将1970年代末期以还的学人，在某个意义上划分为四代，以其问题意识和治学进路为标志，告谓第一代学人谈政治，第二代学人谈文化，第三代学人谈学术，第四代学人只管发表，也有一定道理。至少，作为一种现象，是明摆着的事实，想抹稀泥是抹不掉的，映射了这个急剧世俗化的社会进程与高度行政化的学术管理体制下，双重挤压，导致在情怀、心胸、视野与格局方面，学人心思与学术关怀之转型转向，以及，它的精细庸碌与日渐无趣。其之利弊一体，好坏俱来，既为学界景象，影响学术，也是时代景象，而势必反作用于时代，等着瞧吧。
　　注释
　　 [1] 参详【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米塞斯回忆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
　　 [2] 参详拙著《法学家的智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本文为作者新著《法意今古》第二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转自《爱思想》

作者: 老党 时间: 2018-1-15 15:43
朋友，瞧瞧那文字令人叹服；品品那词组还是令人叹服；看看那书面语与口语的完美结合，仍是令人叹服。转帖，不飘红，不置顶。

作者: 云上云上 时间: 2018-1-15 20:13
文字灵动，飘逸，幽默，寓教于乐，洋洋洒洒，一泻千里，令人叹为观止。静心反复细读，学习。

作者: 一方 时间: 2018-1-15 20:21
一听就懂，牵引得心头悸动。

作者: yxq一叶扁舟 时间: 2018-1-15 20:30
此论将“心智与心性”层层剖析，令人叹服。长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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