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从“老皇皇体玉楼春”看理论界的两个不良倾向》 - 四季歌文学社区

   近几天，“老皇皇体玉楼春”俨然成了一个热门，朋友圈、微信群、公众号中，各处都在议论乃至模仿。然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灰犀牛”事件，并非“黑天鹅”——它不是偶然性的突发状况，而是某些长期被忽视的因素，积渐积微所成的结果。明白了这点，我们就知道若只对事件本身嬉笑怒骂的话，对扭转风气并无大补，毕竟用不了几天，热点就会过去，必得从理论层面做些梳理才行。
  如果对近些年来诗词界的风气稍加关注，就会看到两个现状:有诗词学会以及官方半官方背景的诗赛，水平通常不如民间团体、诗社组织的诗赛；年高德劭的名家教授评选出的作品，往往不如中、青年诗人评选出的作品质量高。大抵如此，偶有例外。
   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倒挂”。这个倒挂的出现，与一个时期以来主流理论界的两个不良倾向直接相关:一个是太过看重诗词主题的“立意”“情怀”，以为作品表达了很好的立意、情怀，就是好作品了；另一个是太过看重诗词语言的“时代感”“通俗化”，甚至把它们当做评价诗词最重要的标准。
   第一种倾向十分“官方”。比如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湖南诗词学会会长彭崇谷先生就认为，诗词的“最高层面为立意，思想情怀”，诗词应“格调高尚，正能量”，“教化育人作用应置于诗词水准的最高层面”。类似提法无限的拔高了诗词的“意”，而不知在“意”以外，还有“气”“味”，这对文学特别是古典诗词的认知，尚处在很低的层次。
   贺知章《回乡偶书》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殷尧藩《同州端午》说：“鹤发垂肩尺许长，离家三十五端阳。儿童见说深惊讶，却问何方是故乡。”立意相似，但因为写法不同，前者生动一些，后者平直一些。
   江总的《九日长安诗》说：“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王维《杂诗》说：“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立意相似，但因为写法不同，前者刻意一些，后者自然一些。
   李白《将进酒》中讲“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是消极情绪，但不能因此说它不是好诗；乾隆《古希》中讲“惟是惕乾励朝夕，戒其玩愒度光阴”，这是都是积极的，但不能因此说它是好诗。
   鲁迅有五言的《无题》，里面讲“钩棘”、“静喑”、“萧森”，这是负能量的意象，但不能因此说它坏诗；郭沫若有《宇宙充盈歌颂声》，里面大谈特谈“光辉”、“丰碑”、“太阳”、“光彩”，这是正能量的意象，但不能因此说它是好诗。
  类似的例子很多。我们看到:对于相同或相似的立意、情怀而言，因为写法的不同，作品就有了风味的不同，而其间又是有高下之分的。对于不同的立意、情怀而言，也并非是立意好的就是好诗，情怀不好的就是坏诗。认为诗要有好的情怀、要有教育意义的观点，有些类似于清人沈德潜的“格调说”，只不过比沈氏的观点更浅白偏颇。
   第二个倾向，是受百数十年以来的主流语境影响的。五四运动以降，像“革命”、“创新”这样的口号，似乎成了一个天然正确的东西，而完全没有考虑这样一个逻辑前提:是不是只有在旧事物是个坏东西时，革命和创新才是正确的？倘若旧事物本身是一个好东西，我们真的一定要把它拆开、砸碎，去“创新”吗？
   诗词，是一门艺术。我们不能用太过现实的态度去对待艺术，认为新的就好、旧的就不好。社会上出现了书法创新，于是有了各种丑书；社会上出现了京剧创新，于是有了比基尼京剧。丑书也好、比基尼京剧也好，是在创新吗？我看不是。这不是创新，这是创伤。诗词与书法、京剧一样，都是产生并繁荣于过去时代的艺术形式，它们作为文化遗产与小众爱好而存在就可以了，怎么能为了虚假的繁荣而改变固有的特色呢？
   著名诗人曾少立先生写文章评价这次获奖的玉楼春，说他“更愿意从小说的角度来看待和写作诗词”，从这个角度出发，则作品“可以只模拟某人声口”。是以既然这个作品写的是一位老农的话，那么“口语化一些，俗一些土一些，打油一些，其实都不是问题”。对此，我们要问:诗词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去借鉴小说，是无可厚非的，但应该在视角、构思层面，而非语言层面。如果写农民就用农民的口语去写诗词，那么难道写乞丐就用乞丐的口语、写娼妓就用娼妓的口语吗？我并非是故意用这样讨嫌的类比去丑化农民，只是说，口语化、俗、土、打油到如此程度的词，已经不是大家喜欢的那个词了。
   多次大声疾呼诗词要创新的曾少立先生，在文章中把“拟古”当做了一个和“游离、隔、空洞”并列的缺点；在一个诗词活动中被评为"古典诗词承传人"的来均先生，则更为直白一些，他把凡是没有“时代感”的诗词，统称为“装逼体”；多年以来，以中华诗词学会为代表的官方半官方组织一力主张“创新”，他们以“普及”为名，用降低艺术门槛、迎合庸众口味的方式来搞“复兴”；在许多诗词活动中，雅正、古朴风格的作品被打压的程度令人发指，随之而来的是通俗、浅显，继而发展到了油滑、机巧。这都是有脉络可循的。
   我不反对时代感，但同时以为，在有时代感的同时，不应改变古典诗词既有的审美情趣。从李杜苏辛的作品来看，与其说诗词要有时代感，毋宁说，诗词应该穿越时代，而不是拘泥于时代。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千古以上的作品，我们至今读起来，依然凛凛然有生气。
   再把视角拉回到这首具体的作品上来。钟振振教授点评它说“写新农村而诸要素能得其全，所以为佳”，周啸天教授则说其“赞美由衷，一气呵成，有快板腔”。虽然在一次交流时，钟教授说评选时有过切题等方面的综合考虑，但不难发现，所有的问题无不发轫于本文提到的两个不良倾向。
   我听说，有“获奖专业户”之称的苏俊先生在颁奖会上，听到某诗歌学会领导在台上讲"古诗词必将被新诗取代"便当场反驳并拂袖而去，我虽与其素无交往，也想要为他点赞。苏先生以作诗为业，能在这样的场合公开表达异议殊为难得，倘若我们这些爱好古典诗词的人，都能像苏先生那样敢于发声抵制前述的不良倾向，又何愁诗界风气不能扭转呢？坐而论道，起而行之，与诸君共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