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毫不犹豫地说：“他们都疼我。”
如果有人再问我：“那你最爱父亲还是母亲？”
我同样会毫不思索地说：“是父亲。
在我们家里是慈父严母。母亲是位不识一个字的农家小脚女人，勤劳是她的本质，更重要的是她聪慧，有胆有识，有主见有远见，能把一个穷家打理地井井有条。智慧能干的人，自然就很强势严厉。母亲虽然也很疼我，视我为掌上明珠，无论到哪去，总会带着我，以我听话乖巧为自豪。正因如此，母亲也就对我管教特别严，事事都要比别人家的孩子强，我就对母亲总有些惧怕。特别是母亲封建意识很浓，对待嫂子不是很公平，我看不惯又不敢说，尽管我顺从听话，久而久之，对母亲就有了叛逆心理。因此，我的情感天平一直在父亲一边。只是等我的孩子长大成人后，才慢慢领悟出“养儿方知父母心”的含义，才悟出我能从一个半山坡上的穷苦农家走出来，读到大学毕业，能在人生路上走出困境，母亲功不可没。
父亲的性格与母亲不同，慈善，和蔼、不善言表，我与父亲一起生活了22年，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父亲没有给过我脸色看，没用眼睛瞪过我，也没有训斥过我，更别说打过我了。我也不记得父亲抱过我，亲过我，也没说过疼我的话。可是父亲看到我，总是笑咪咪的，这笑容也已深深留存在我的心湖中，从未随时光流逝过。而我，也没有与父亲犟过嘴，还总觉得与父亲之间有种莫名的亲近感，安全感。
在上高中期间，我就写过一篇《我的父亲》作文，老师给我打了满分。无论我这一生漂泊到哪里，这篇作文都会装在我的行李中。我60岁时开始业余写作，第一篇写的就是《忆父亲——一缕抹不去的遗憾》，这一篇还在两家地方日报上刊登过。此后，还相继写过几篇有关父亲的文字。无论哪一篇，我都是含着泪写的，也常常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停下来稳定一下情绪才能再写。在这些文字中，倾诉着我对父亲的思念；追忆着父亲对我那点点滴滴默默无言的大爱；享受着曾经在父亲身旁的温馨；也隐含着父亲一生的辛劳悲苦坎坷 。这些往事，犹如电影般，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父亲生于1891年。解放前，给富人家扛过长工，打过短工，住的是牛棚马圈；解放后，1953年农村合作化时，父亲当了生产队的饲养员，依然吃住在牛棚。然而，艰苦、繁重的劳动并没有把父亲压垮，而是中年丧子这一人生最残酷的事情，不幸也降临到了我们家里，我那已经成人结婚了的唯一哥哥，因病撒手离去，家里的顶梁柱坍塌了，那沉重的打击几乎将父母压垮…… 而我能来到这个世上，也是与哥哥有病有关。
哥哥得的是肾病，已到了晚期，父母深知哥哥来日不多，希望再生个儿子，延续香火，养老送终。于是，在父亲50岁，母亲40岁时，生下了我，天不遂人愿，我却是个女孩。母亲原本重男轻女，况且当时嫂子也已怀孕待生；大姐也已出嫁；二姐已定亲待嫁。听二姐说，母亲看到我是女孩，当时就要把我淹死；是父亲看到我呱呱落地时，眼睛就睁得大大的，甚是喜欢舍不得，我才幸存活下来，也许这就是我和父亲之间的缘分吧。
哥哥去世那年我两岁，已经记事了，父母的悲情也早早烙在我的记忆中了。我哥走后很长时间，父母都还沉浸在悲痛之中不能自拔，母亲想哥哥了，就常常去我哥的坟上哭，父亲常常不言不语独自抽着闷烟。我生长在这样的凄苦家庭环境中，从小也就听话懂事乖巧，自然也就成了父母的安慰和希望。
我小的时候，父亲终年都在外面忙于农活，即使雨雪天，父亲也不会闲着，不是收拾农具，就是用从山里割回来的藤条，给自己编干活时穿的草鞋。只要父亲外出干活，无论是上山干活、砍柴，或者挑着东西去赶集，到快要回来的时候我总要去大路上看几遍。等父亲回来一进门，我就先给父亲端来嫂子已烧好的洗脸洗脚水，等父亲洗完脸和脚后，父亲的水烟袋、打火石、火镰我已经放在父亲身边了（那时我们山里人还没见过火柴，也买不起）。父亲打火时，先在火石上放一小块用核桃青皮染过的旧棉花（用核桃皮染过的旧棉花容易点燃），当火镰对着火石打出火星时棉花就燃了，我再用一根专门用来引火的粗黄纸卷成的小纸卷点着，吹出火苗，给父亲点着烟。那水烟袋是铜做的，金光发亮。父亲抽烟时会把里面的水吹得汩汩响，这个时候父亲的神态悠然自得，这是他辛劳后的一种享受。我站在父亲身旁看着这一切，心里也乐滋滋的，那一刻也为能给父亲做点事而开心。
深秋时节，父亲进山里割藤条回来，总会把嫂子给他带的干粮“白面锅盔”给我留一块，有时候还会带些山里的野桃子或五味子回来；父亲去山上掰玉米回来，会给我带一小捆甜玉米秆，对我来说那也是稀罕的东西；父亲挑着东西去集市上卖，有时回来会给我买个发卡，有时给我买一块约5公分厚的蒸红薯。
在我们家中，嫂子最贤惠，每顿饭都会给父亲开小灶，而我是唯一能和父亲吃一样饭的人；每年端午节这天，父亲坐在院子里的石桌上喝雄黄酒时，会用筷子头蘸些酒，点在我的额头上，这最平凡不过的一小点，却也牢牢记我的脑海中了。
1949年夏天，西安解放了，穷人翻身了，父母精神上也轻松了许多。1950年春天，我们那半山坡上的小村子里，办起了学校，父母都支持我报了名。第二年秋天，我又转到了山下一个大村子里读书。
1955年我小学毕业时，考上了县上新建的一所中学。那时，我是我们家祖祖辈辈第一个读中学的女孩，同时也是我们那个半山坡上的村子里唯一一个读中学的女学生。当时父亲并没有夸我，只是不声不响地将家门前的一棵树卖了，把钱给了母亲，说是给我的学费。
那年，父亲还在生产队的饲养室做饲养员喂牛，开学的前一天，父亲去请了假，并找人剃了头，回家说他要送我去学校，我当然高兴不已。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吃过早饭，父亲换上他平时不常穿的白平布对襟衫，黑裤，以及他那双舍不得下地穿的白底黑布鞋，背上背的我的被褥，手里拎着一些生活用品，肩上还扛着交给学校的30斤面粉，而我只背了一个很小的包，拽着父亲的衣襟，出门了。
30里路，我们走着去，父亲拿着那么重的东西，还不时问我累了没有，要不要歇一会。我们走了10多里后，要过一座桥，这座桥是方圆几十里，通往学校那边唯一的一条通道，可能在我们之前，已经有背着铺盖卷去报名的学生和家长走过。我们走上桥后，听见桥下几位洗衣服的妇女说：“看那老头，领了那么小的女娃上学去”！ 我抬头看父亲时，他的脸上也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我想，父亲也一定听到了那句话，我明白父亲是在为他的小女儿而自豪。那年，我14岁，只有145cm高，父亲已64岁了。
到了学校，我先去报到，父亲看着我的行李；等我报完到，父亲又带着我的行李，送我到宿舍，将我的一切都安排好后，父亲就要回去的时候，面对着自己第一次要在一个陌生地方住下来，一下子感觉很孤独，眼泪便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真的舍不得父亲离去，好希望他能再陪陪我，但又担心天色晚了，父亲还得赶几十里路。只得抱着父亲的胳膊，任眼泪滴在父亲的衣袖上，陪父亲走了很远很远，才肯放开手，让父亲离去。父亲渐行渐远，而我却一直呆立在那里，直到父亲的背影消失在视野中。”
1958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县上重点高中——长安一中。那年代，我们这些家在农村的学生，可以按照生产队里分粮的标准，把粮食拿到当地粮站卖了，换成证明，这样既可以按照国家给学生定的标准来吃饭，也免得背沉重的粮食到学校。1960年的秋天，开学时因为粮食还没有全部分到家，我只背了几十斤面粉先交给学校。
后来父亲就把我一个人一个季度的粮食都送到粮站卖了，办好证明亲自送到我们学校来了。
那年父亲已70岁了，还在队上的饲养室当饲养员，他是请假来给我送粮食证明的。虽然走了四十多里路，却依然掩饰不了他看到女儿后的喜悦。而我看到父亲后的心情是既高兴也辛酸。我爸这么老了，还在为女儿奔波……
父亲是中午到的，1960年正是粮食困难时期，我的班主任陈民昆老师很好，知道我父亲来了，就从教师食堂买了饭菜送来，老师的伙食自然要比学生好，我相信这是父亲许久以来，吃的最好的一顿饭。饭后，我突然想到：父亲辛劳了一辈子，难得出来一次，应该陪父亲出去转转，看看西安城究竟是什么样子，就给班主任老师请了假，决定陪父亲进一次城。父亲怕花钱不愿意去，在我的坚持下父亲才答应去。
学校门口就有车站，我拉着父亲的手上了车，找位子坐下，这是我的老父亲第一次坐公共汽车。过去父亲也多次进过城，但那都是半夜起来，挑着东西走路去卖的。只有这一次是轻松坐车去逛新城的。我和父亲去看大雁塔，游了兴庆公园。我们家虽然离城里只有50多里路，可父亲却从来没来过这些地方，这里的一切在父亲的眼里都是陌生的新鲜的。我拽着父亲的胳膊走着、看着，感受着父亲的喜悦。因为时间关系，没能去其他地方，我将父亲送上去我们家方向的汽车，但下车后父亲还要走30里路才能到家，我自己坐车回学校了。
父亲做饲养员期间，是吃大食堂的年代。饲养员的定量比一般村民要稍高些，但父亲总会省下一些留给我。记忆中最好吃的就是发糕。
每逢周末回家，我都要先去看望父亲。一踏上通往父亲饲养室的那条小道，我都就会加快脚步，期望早点看到父亲。每当这个时候，我时常远远就能看见父亲在牛棚外面梳理牛毛，还不时地朝我来的方向张望。我知道父亲是在等我回来呢。看见父亲，老远的我就会大声地叫一声“爸！”，而父亲每次都只是笑了笑，就转身回屋。
饲养室是三间坐东向西并排的房子。靠北面的那间是牛圈，中间的那间用来存放杂物；靠南的这间是土炕，才是父亲住的地方。
进屋后，发现里面已经打扫得很干净，牛圈里还垫上了一层新土，盖住了牛粪，几乎闻不到什么味道了。这一定是父亲刻意为我做的，因为他不希望女儿闻到那牛粪的臭味。
父亲土炕的上方 ，当空吊着一个篮子，那里面存着父亲为我省下的发糕。每当我回来的时候，父亲都会把篮子取下来，掀开盖布，取出来几块发糕，拿到火炉边烘烤。我则会静静地呆在旁边看着父亲。父亲会一直守在火炉边，不时地翻动发糕，以免烤糊。待发糕两面焦黄，散发出浓烈的香味的时候，父亲便会拿出来，吹吹上面的火灰，然后才递给我吃。这个时候，他会守在我的身边，默默地看着我吃，还不时叮嘱我“吃慢点，小心烫着！”当他看着我津津有味的吃相，显得十分开心。父亲烤出来的发糕，常常都是表面焦黄，中间却很松软，吃起来外焦里嫩。那个年代，能吃上这样的东西，甭提有多高兴了。
那些年，或许是因为父亲，或许是因为那香喷喷的发糕，这些，都成了我周末的渴望了；乃至这么多年来，那情形还依然如在昨天。
1961年，我考上大学的时候，父亲的身体就不如从前了，他再也没体力走完那来回近百里路，无法送我了，也再无机会看看女儿读的高等学府是什么样子，每想到这件事，我都会暗自落泪……在学校里，我时常会想念和牵挂父亲，虽是困难时期，但大学里的生活还算有保障，周末的时候，食堂里还会有粉蒸肉。我知道，父亲是很少能吃到肉的，于是每逢周末回家的时候，都会将我的这一份省下来，再用平时早点省下来的饭票，去换几个馒头，带回给父亲。有时，我也会给父亲买些缓解气管炎的“氨茶碱“药。
1962年，父亲的气管炎病越来越严重，实在干不动了，家里人也不放心他一个人单独住在外面，他这才回到家里，一年后父亲去世了。父亲的一生，过的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辛辛苦苦供我上了大学，却没有等到我毕业工作孝敬他的时候……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后来，我在家里一个小木盒里，找到解放前父亲的国民身份证，上面有一张父亲小照片，我取下来，用照相机翻拍了，存在我的电脑里，这是父亲留给我弥足珍贵的遗物。至今，父亲去世55年了，而每每只要提到父亲，我还管不住自己的眼泪，也会常常、久久凝望父亲那张照片，尽管照片已经发黄模糊，可父亲那慈祥敦厚的笑容却依然清晰……
岁月可以洗尽铅华沧桑，但洗不尽对于亲人的思念。如今，我也已年近80 ，体弱多病，人老易怀旧，常常会想着逝去岁月里那些难以忘怀的事，想起在我生命的每一阶段中，我的每一位亲人。
在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是父亲，我最爱的人也是父亲。
2018-0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