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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第三章关于宋德利文化实践的实质性研讨 [打印本页]

作者: 苗洪 时间: 2023-10-27 01:26
标题: 第三章关于宋德利文化实践的实质性研讨

谨以此文敬献给世界各地的中国南开大学校友,导师及宋德利先生！

★大型传记文学《宋德利——东方译魂》★

                                                                     苗洪著


                                                ★第三章关于宋德利文化实践的实质性研讨

《一》关于外部环境对于宋德利文化思想的影响。

  先生们，女士们，或者是什么老板娘之类的，现在是几点了，我也不知道。因为墙上的闹钟坏了。管他几点，反正现在我还是活在你们中间。哦，对了。我现在正还在写书。是关于翻译家宋德利先生的书。在上节写到哪儿了？帮我回忆下。看我这记性，大概是写到宋先生在美国工作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事了。无章无序的。没办法，人生就是这样，走到哪一步就算是那一步，没有个可以尊循的章法和模式。文学也是这样，如果把人生设计成一切都合乎逻辑的状态，按照文学家的观点就是合乎逻辑的那种写法。看我又瞎扯了。

我记得，宋得利在很早的时候就思考的问题是，小说《项链》中女主人公的金项链为什么从马车上掉落的时候没有听到响声，因为它明显是为项链是假的作伏笔。但仔细一想又不是，除非那假项链是木头的或者是塑料的，反正不是金属做的。

——她在镜子跟前脱下了那些围着肩头的大氅之类，想再次端详端详无比荣耀的自己。但是陡然间她发出了一声狂叫。她已经没有那串围着颈项的金钢钻项链了！

　　她丈夫这时候已经脱了一半衣裳，连忙问：“你有点怎样？”

　　她发痴似地转过身来向着他：“我已经……我已经……我现在找不着伏来士洁太太那串项链了。”

　　他张皇失措地站起来：“什么！……怎样！……哪儿会有这样的事！”

　　于是他俩在那件裙袍的衣褶里，大氅的衣褶里，口袋里，都寻了一个遍。到处都找不到它。

　　他问道：“你能够保证离开舞会的时候还挂着那东西吗？”

　　“对呀，我在部里的过道里还摸过它。”

　　“不过，倘若你在路上失掉了它，我们可以听得见它落下去的声响。它应当在车子里。”

　　“对呀。这是可能的。你可曾记下车子的号码？”

　　“没有。你呢，你当初也没有注意？”

　　“没有。”

还有件事就是，马尔克斯在他的《百年孤独》里一开始就设计了一个所谓所谓马其顿炼金术士创造世界第八奇迹的故事。这好像不应该是荒诞的故事段落。科学是未知的，说不准哪天科学家就真的研究出或者什么炼金术之类的东西。

——这块天地还是新开辟的，许多东西都叫不出名字，不得不用手指指点点。每年三月，衣衫褴楼的吉卜赛人都要在村边搭起帐篷，在笛鼓的喧嚣声中，向马孔多的居民介绍科学家的最新发明。他们首先带来的是磁铁。一个身躯高大的吉卜赛人，自称梅尔加德斯，满脸络腮胡子，手指瘦得象鸟的爪子，向观众出色地表演了他所谓的马其顿炼金术士创造的世界第八奇迹。他手里拿着两大块磁铁，从一座农舍走到另一座农舍，大家都惊异地看见，铁锅、铁盆、铁钳、铁炉都从原地倒下，木板上的钉子和螺丝嘎吱嘎吱地拼命想挣脱出来，甚至那些早就丢失的东西也从找过多次的地方兀然出现，乱七八糟地跟在梅尔加德斯的魔铁后面。“东西也是有生命的，”

　　吉卜赛人用刺耳的声调说，“只消唤起它们的灵性。”霍·阿·布恩蒂亚狂热的想象力经常超过大自然的创造力，甚至越过奇迹和魔力的限度，他认为这种暂时无用的科学发明可以用来开采地下的金子。

还有件事就是宋德利关于1348年，意大利某城市瘟疫流行时发生的。10名男女在乡村一所别墅里避难。他们终日游玩欢宴，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10天讲了百个故事，这些故事批判天主教会，嘲笑教传授黑暗和罪恶，赞美爱情是才华和高尚情操的源泉，谴责禁欲主义，无情暴露和鞭挞封建贵族的堕落和腐败，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这其实就是乔万尼·薄伽丘所著的《十日谈》是意大利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是世界文学史上具有巨大社会价值的文学作品；意大利近代著名评论家桑克提斯曾把它与但丁的《神曲》并列，称之为“人曲”的《十日谈》。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凌晨2点钟，也就是美国前一天大约10点钟的时间。对于已经退休的宋德利来说，正是他出来晒太阳的时间，或者说到某个超市转转有没有刚到货的老干妈辣椒酱，青岛的香椿什么的。来美国这么多年了，依然忘不了天津的耳朵眼炸糕，十八街麻花，猫不闻饺子，——还有就是糖炒栗子，多少年没吃过这东西了。

同样，远在美国的宋德利也以同样不安的心情，焦虑的心情关注着2015年8月12日晚发生在故乡天津的大爆炸事件。那天，天津滨海新区第五大街与跃进路交叉口的一处集装箱码头发生爆炸。第一次爆炸发生在2015年8月12日23时34分6秒，近震震级ML约2.3级，相当于3吨TNT，第二次爆炸在30秒种后，近震震级ML约2.9级，相当于21吨TNT。现场火光冲天，多位市民反映，事发时十公里范围内均有震感，抬头可见蘑菇云。爆炸发生后天津塘沽、滨海等，以及河北河间、肃宁、晋州、藁城等地均有震感，造成轻轨东海路站建筑及周边居民楼受损。截止2015年9月13日，事故中抢险救援牺牲110人，另有55人遇难，尚有8人失联。——这是场切切实实的灾难性事故，可是，如果在以前的话，我们中国的媒体就会直接弱化事件的灾难性及其严重的损失及后果，最后的宣传结果是将灾难性事故变成一曲歌颂英雄的英雄主义欢乐颂——包括宋德利所熟知的广州向秀丽事件，湖南戴碧蓉事件，还有为了61个阶级弟兄的事件——1957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时所发生的一起突然中毒事件。然而，直到事情发生近半个世纪后，这一事件残酷的真相却被揭露——据炊事员反映，当天下午做饭时，民工张德才以舀热水洗脸为由，端着盆子接近过灶房。经过走访调查发现，张德才确实表现反常。以往每次盛饭，他都抢着从锅底捞稠的，可那天只在锅沿盛了一碗稀汤，并推说自己有口疮，让给别人吃。其间，燕英杰亲任主审，就地突审嫌疑人张德才。张德才很快交待了作案经过：当天下午3点多，他借口进伙房打开水，将两块红信（砒霜）偷偷丢进饭锅。

在档案材料中，张德才被一致定性为“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他的“罪恶历史”包括：曾供职于日伪保安队，阎锡山爱乡团、反共复仇队和保警队情报组，淹死过农会主席，1953年强奸妇女未遂，被判刑6个月。

投毒者张德才，平陆县张店公社前滩村村民，1929年出生。按照档案中记载的经历推算，张德才应该在16岁之前就参加了“日伪保安队”，在20岁之前就参加了“阎锡山爱乡团”、“反共复仇队”等组织，并且一贯对社会主义社会充满仇恨。而这也正是他要破坏大跃进，对“阶级弟兄们”下毒手的思想根源。

但与张德才同村的刘克武却否认这样“贴标签”的说法。他说，张德才不到10岁就没了双亲，有点调皮。“他就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孩，什么都不懂，人家让他送个信跑个腿啊，叫他干啥他就干啥。”既然并不是一贯怀有“阶级仇恨”，那么张德才为什么要投毒呢？

张德才在1949年后的经历比较波折。1958年他被太原钢铁厂招聘为工人。可惜好景不长，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他因“历史问题”被清退，1959年10月来到风南公路工地。刚到工地的张德才，工作勤恳，深受大家喜欢和尊敬，很快被营里安排为三排排长。

当年12月的一个雨雪天，民工们又冷又饿。吃过午饭后，张德才倒下就睡，没听见下午开工的哨子。这一次酣睡成了张德才命运的转折点。当天晚上，他被揪到公路营的辩论会，所有的干部轮番上阵批判。张德才的排长职务被当场免掉。随后，张德才捂着肚子，声称自己生病，没打招呼就回到了前滩村。1960年1月19日，村干部通知，如果不马上回到工地，食堂将停供伙食。次日，张德才忐忑不安地回到张沟，晚饭后，他被指定站在空地中央，又一场批判会开始了。o

批判会上，张德才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简简单单怠工偷懒，而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企图破坏……煽动民工要求放假，制造混乱，瓦解军心，企图破坏公路的修筑。”据档案材料记载，张德才事后交代，正是这次辩论使他产生了报复的想法，报复对象是批他最凶的三连副连长仝仁明。

张德才的红信来自一个叫回申娃的人。“有一次，张德才发现雪地上有狐狸的脚印，他跟民工回申娃和议，毒死个把狐狸弄张皮子，回申娃回家拿了半斤红信交给他。”事发后，回申娃被张德才供出，也被公安机关逮捕。有关档案这样给回申娃定性：地主成份，土改中被批斗，家产被分，从此对党和新社会产生不满与抵触，时时图谋对党和人民进行报复。

但在刘克武的印象中，回申娃憨厚老实，是地主家的养子，耳朵有点背，他被判刑是因为“倒霉”。

3月12日，平陆县人民法院在县礼堂公开审理投毒案。礼堂舞台上高悬一条横幅，上书“平陆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反革命投毒案”17个大字。

公诉词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张、回二犯确系一贯反动，仇视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民愤极大，罪恶昭彰。为了保卫人民生命安全，保卫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跃发展，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精神，建议法庭对反革命投毒犯张德才、回申娃处以极刑，以清民愤。”

次日，合议庭办公室收到工人、农民、学生、商业职工送来的300多封控诉书。控诉书中，人们对张、回二人设计了22种执行死刑的方式，有枪毙、杀头、割丸、解剖、放天灯、油锅炸、活剥皮、碎尸万段、千刀万剐、抓舌、挖眼、钉在城墙、挂十字路、乱棍打死、吃五脏六腑、鼻子扎钻、两肩吊罐等等。不少人甚至要求政府将张、回二犯交给自己处理。

4月2日，平陆县一万多个群众代表参加了行刑大会。枪声刚落，《人民日报》、《山西日报》等报刊便先后在头版重要位置刊发了长篇社论。一时间，阶级斗争的呼声骤然高涨。各级党政部门籍此清除了很多“五类分子”。在山西太原，从4月3日起，不到半个月，就从省直及太原市的所有机关，事业单位，各大厂矿剔除了一千多名“五类分子”和“政治上不可靠”的人。

难以计算的是隐性的影响。张德才和回申娃二人被枪毙后不久，前滩村又发生一起牲口中毒事件。后来经过证实，是因为一个饲养员误将六六粉当成水泥，抹牲口槽而致。尽管这个人是贫农、老党员，还是被枪毙了。而另外一个叫回运虎的饲养员，出身地主家庭，恐惧不安，听说有人被枪毙，便跳井自杀了。

在“阶级弟兄”里，有几名本是地主、富农家属成份，他们短暂地享受到了“阶级弟兄”的待遇。但“平陆事件”过后，他们依然没有逃脱厄运。西牛村的赵铁成，回村后参加了“突击队”，表现积极，但因为是地主成份，文革中，他和父亲被造反派拉上大街，戴高帽，挂纸牌，游村串巷。地主子弟景五福，当年中毒发生的时候，就生怕自己被公安机关怀疑。文革开始后，他负责看管的柴油被偷，于是他被揪出来批斗。在批斗会的前夜，他把一双鞋端端正正地摆在井边，随后跳下去了。

时任平陆县长的郭逢恒如今回头再去回想自己在“平陆事件”中的种种经历，感慨说，“很多事儿像是闹笑话，但当时就是那样一个时代”。或许就是那样的时代发生的一系列那样的事，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了宋德利文化思想的复杂性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或许就是这种支撑，使宋德利在外国几十年的移居生活中，依然热爱着自己并不富裕的祖国，热爱自己家乡苦井水的味道。

  实际上宋德利也不知道是什么具体原因促使他将四大名著改编成诗歌的列入自己的创作日程或创作计划。如果一开始我们就把这个原因归结为他对四大名著的热爱，或者说肩负改编四大名著的某种责任或使命，这只是宏观方面的原因。宋德利是一个情感奔放但却又多愁善感的人，甚至有点悲观主义的倾向，所以我们把宋德利真正热爱红楼梦的原因归结为是因为红楼梦当中的那句：“揉碎桃花一片红，玉墙推倒再难扶”的词赋。

另外还有《红楼梦》里虚构的绛珠，为了突出林黛玉的悲剧性格，还在她出世之前，曹雪芹就用浪漫的笔调、奇特的想象和诗意，创造了新奇绝妙的亘古未有的“还泪”之说，以象征林黛玉是带着宿根、宿情、宿恨来到人世的。这绝不是宿命论，而是艺术的夸张、渲染和强化。它长在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乃脱去草木之胎，修成女体。后因神瑛侍者下凡造历幻缘，触动它五内郁结着的一段缠绵不尽之情，乃决意随同下世为人，用一生所有泪水还他，以报答神瑛侍者灌溉之恩。绛珠仙草下世降生为巡盐御史林如海之女，是为林黛玉。所以全书把她和贾宝玉的关系称为“木石前盟”。“还泪”之说则预示了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

绛珠虽然是虚构的花草，但是曹雪芹却有意在作品中这样描述绛珠的由来：一日，炎夏永昼，士隐于书房闲坐，至手倦抛书，伏几少憩，不觉朦胧睡去．梦至一处，不辨是何地方．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谈．只听道人问道：“你携了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使他去经历经历。”那道人道：“原来近日风流冤孽又将造劫历世去不成？但不知落于何方何处？”那僧笑道：“此事说来好笑，竟是千古未闻的罕事．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恰近日这神瑛侍者凡心偶炽，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历幻缘，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偿，趁此倒可了结的．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从曹雪芹将绛珠的来源描述为西方灵河，所以，与其说曹雪芹在《红楼梦》描写了当时的统治阶层，文化，等级制度，修养等方面的国学元素，不如说是曹雪芹在《红楼梦》抒发了关于灵魂，生命轮回，来世因果的佛教思想。而最后贾宝玉出家削发为僧就是有力的证明。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宋德利在万言诗歌《红楼梦》关于这一点的处理。

  道士不满足，一问接一问：
  近日有孽缘，历劫下凡尘？
  和尚笑开口：此事真稀罕，
  西方灵河岸，三生石头畔。

一棵绛珠草，经历雨和风，
还有通灵石，隐藏青埂峰。
  灵石当侍者，大名唤神瑛，
浇灌绛珠草，日夜付深情。

  最终绛珠草，修行成仙女，
  欲报浇灌恩，暗将心愿许。
  警幻仙子来，轻问绛珠草，
  是否愿下凡，去把恩相报。

绛珠仙子道：灵石浇甘霖，
纵然无神水，拳拳报恩心。

如今此灵石，历劫去下凡，
只愿随之去，一生泪偿还。

——首先从宋德利关于这一段落的处理来看，很明显关于灵石的复杂交代，压缩了叙述的篇幅。实际上，这种压缩的痕迹几乎是到了没有阅读过原著的读者难以察觉的地步。但是，我个人对于这种没有压缩痕迹的处理并不保持极其赞赏的态度。这种态度实际上也是我们客观评价万言诗歌《红楼梦》的必须态度。当然，来自这种宋德利忠于原著的态度，实际上也是改编过程中对于宋德利所坚持的客观要求。因此，我给万言诗歌《红楼梦》的受众群体定义为希望阅读一种跨文本《红楼梦》的读者群体。

  ——其次，与其说万言诗歌《红楼梦》因为压缩原著，取其精华而成功，不如是为了方便文学对象现代紧张生活节奏之下的快捷阅读而取得某种意义的成功。而实际上，关于这一快捷阅读的定义，也是宋德利先生和高元祥教授亲自提出的观点。阅读需求层面所展示的机制其实就是一个当今文学受众如何接受文学作品，文学艺术及其文化艺术的接受过程。万言诗歌《红楼梦》及其其他三（四）文学名著的部万言诗歌，实际上是找到了一个更加科学便捷的方式，去宣扬中国古典名著的主题精髓及其文化精髓。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中国四大名著在经过宋德利先生的精心设计及其精心重组之后，体现出许多更加直观的传统文化内涵。或者说，宋德利先生的四大名著万言诗歌与其说是更加集中的展示了四大名著本身原本固有的文化价值及其文学价值，不如说是拉近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接轨的有效距离。

——其三就是，我们在通过外部环境对于宋德利文化思想影响机制分析研究之后明确发现，宋德利的四大万言诗歌的创作，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如何重新审视一个政治与文学艺术，政治与文化艺术在中国经过非理性游离最后又找到契合点的过程。这种跨越原著文本的创作实践，实际上是一种文学艺术与文学创作自由环境与自由文学方针与文化方针的体现。

——第四，宋德利四大万言诗歌的创作，实际上也可以被当成将来更容易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传播提供了更加科学的语言格式及其文本格式。因为诗歌本身就是世界性的文本艺术。这种分行式的文字实际上更加适合西方国家的受众阅读。而除此而外，诗歌文本频繁出现的倒装句式，更适合包括英语在内的西方国家语言与文字的表述与书写方针。

——第五，纵观被翻译到我国的西方文学作品，实际上都比原著的文字及其句子具有诗化的表达元素。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国家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没有诗意的元素存在。但是，他们的这种诗意往往因为更加激情而冲淡了文学作品的主题意境。尤其是莎世比亚的剧作，处处张扬的激情式语言，几乎使情节曲折的剧情表演，变成一场充满激情的诗歌朗诵会。所以，当莎世比亚剧作的悲情被激情所侵犯之后，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一群张牙舞爪的演员机械的朗诵莎翁台词。

《二》关于宋德利异国人文环境之下的民族文化情结

   我们在进行关于宋德文化交流实践的实质性研讨这一课题的时候，首先要进行的是一个关于宋德文化本身文化属性及其文化内涵的分析过程。如果我们不能够确切的导出宋德利出国前后的文化思考状况，那么我们就无法证明宋德利在美国包括在其他国家所进行的文化交流工作过程的意义。实际上,我们在研究文化交流领域的时候，很少去考虑这一交流者本身的文化层面及其文化交流的意义或价值。所以，我们很少去考虑交流者本人的文化结构及其文化程度方面的元素。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任何文化程度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文化使者。与此同时，我们在总结宋德利诗歌成就及其诗歌主张的时候,其中有一点是我们特别应该引起注意的地方就是,就是宋德利这种在异国人文环境之下所从事的汉语诗歌的写作行为及其写作价值，包括其中所蕴含的理论价值。一个以书写汉语诗歌为主的诗人，在中国的本土上属于非常正常的事情。因为，作为一名诗人在本国的土地范围内从事利用本国语言所进行的文学书写行为，本身具备着逻辑范围内的人文条件，社会条件，世界观条件，道德观念的条件，价值观念的条件，日常生活的熟悉体验，书写习惯的体验包括写作过程中的写作体验等。与此同时，这种异地的写作现象，实际上早在中外文学理论家的文学评论过程中被提到工作日程。这无疑是对于一种写作模式的研究工作。

但是，在以上的这些中外文学理论家的文学评论过程中，实际上仅仅只是从写作者的情感方面进行了比较感性的表层的解剖与认识。其中当然还包括因为跨地区写作所带来的某些人格方面的重组与体验。而对于宋德利的异地写作过程来说，他所进行的实际上是一个从根本上跨越国界的写作行为及其写作过程。这种跨国的写作行为及其写作过程中，无论他所从事的写作任务是所在地的文学题材，或者说本国的文学题材，他都属于一个人格，文化体验，精神体验的变异过程。因为，他现在所从事的写作工作，实际上是一个脱离日常生活正常体验与感受的写作状态。也就是说，当他从事所在地的文学题材创作时，他依然保持的是一个中国人的观察方式，体验方针及其批判与评价的态度。他或许希望在目前的所在地保持那么一种所谓的入乡随俗的写作状态或者思考状态，

   但是，实际上这是同样不可能完全从根本上做到的事情。因为写作是个涉及文化层面，人文层面，意识层面，精神体验，记忆体验的过程，因此，那个原先在其心目中先入为主的文化烙印，是绝对不可剔除的东西。哪怕在第三国从事某些背叛原先国家的文章书写，也不可以从原文化层面中脱离而出。所以，先入为主的那个文化的思考方针及其思考习惯，是促使流亡第三国家那个书写者始终保持固有文化认识层面的原质。所以，从这点而言，所谓某些文学理论中一直所坚持的文化异质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物质。

另外，无论一个人内在的意识形态如何变化如何呈异体状况，这种文化的烙印始终是支持其写作技巧的支撑。关于由此而来的证明就是，我们在分析研究宋德利诗歌书写行为的时候，并不是研究其本身的创作质量如何，而是首先看其异国写作成品中的文化元素所体现的层面是如何。说的通俗化一些就是，您不可能要求一个每天吃西餐的中国人去书写出成绩斐然的玉米饼，大麻花的那种充满民族气息的文学作品。同时也不可能每天从黄河边上流连忘返的本土作家那里去书写出关于蓝色文明及其海洋文化的成熟作品。所以，当我们在本土上阅读或欣赏或分析研究那些包括宋德利在内的大多数移民式写作的成果时，这是我们应该特别引起重视的地方。如果仅仅以作品的质量本身来衡量海外华人的文学作品，其实是一个非常缺乏客观意义的做法。

与此同时，宋德利比起一般的移民作者来说，还有着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他精通汉语以外的西方语言。这就无形中给我们如何定义宋德利的写作成就带来了更大的难度。也就是说，宋德利是一位在语言层面上体验更加复杂的作家和诗人。这种复杂的语言格局，在宋德利身上的体验既具有语言学的拓展又具有语义学的拓展同时抑或兼有宋德利本身母语冲突的问题。在谈到宋德利母语层面的时候，其实呈现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语言环境的解构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语言学家实际上也没有真正理顺汉语与普通话（国语），汉语与地方方言，普通话（国语）与地方方言，汉语与地方方言，母语与地方方言，母语与普通话（国语）之间的真正关系与标准。与此同时还出现的另外一个非常特殊的写作现象就是，所有经过母语，地方性方言，普通话（国语）思考出来的现象与精神体验都是通过汉字而表达出来。因此，这中间就出现了一个非常隐晦的现象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层面的书写与各种不同类型的语种方面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在西方国家就显得不那么明显。英语的区别被划分为根据不同口音划分的语言。

当然，这种官方语言的冲突并不影响西方国家书写的局面。但是，在中国，官方语言（国语）与地方性语言的冲突就比较明显。也就是说在最近几年，中国出现了一种所谓的方言写作。这种与官方语言冲突的写作方针与使用官方语言写作的行为却又依然是殊途同归——最终是通过汉字来表达。因此，从这点来说，无论是官方语言写作也好，亦是母语方言写作来说，都与文字不构成矛盾。我们写到这里的时候，就会联想起西方国家介绍某一作家或诗人的时候，一般都喜欢形容为“操着苏格兰浓重口音”或者说“美国南部口音”的口音特征。所以，口音成为识别与辨别一个作家特征的标签与标志。当然，这些所谓的口音之说，都是建立在以英语为标准的参照体系之间。而国内这方面就比较明显，干脆就直接形容为——操着浓重XX口音的普通话或者更直接一些的就是，操着浓重的本土口音。所以，对于后者而言，所呈现的参照体系就不明显，或者说本身就省略了参照对比的过程。

因此，我们在讨论关于宋德利异国人文环境之下的民族文化情结这一问题的时候，很明显就构成了比较实际而客观的讨论空间及其讨论依据。我们把这种异国写作行为赋予着具有特别重要语言语义理论意义的重要特征。由此而来，我们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所谓的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首先是传播者本人的本土文化记忆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也具有即时性交流特征，是我们这部传记中提出的重要观点。

  另外，涉及到宋德利的交流活动，其实是一个具有明显复杂特征的东西。首先，他不是一个单向的文化使者，而是一个中西双向的文化使者。他既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介绍到西方，又把西方国家的优秀文化介绍给东方，介绍给中国人民。宋德利本身的文化使者身份决定着宋德利作品中的文化交流作用，而不是提供所谓特别优秀的文学作品，这是我们区别文化使者身份的主要根据。一个文化使者即便没有任何著作或者说文学创作实践，但这并不影响其文化使者的身份或文化传播的效应。而我们在分析研究宋德利文化传播机制的时候，很明显可以发现，他其实是一位成绩斐然的作家或诗人。就我个人而言，作为重点评论过中国首席诗人于坚，雷平阳，刘年，商震，周啸天诗歌的评论员来说，在关于宋德利诗歌质量的评价上，应该具有特别重要的权威意义。

我个人认为宋德利是一位合格的文化使者，诗人，作家及其翻译艺术家。为了保证我在创作本部大型传记过程中的真实性，客观性，理论性，我杜绝阅读以前所有关于宋德利先生的研究文章或者说任何的评论文章，包括宋德利先生本人的《译心》等所有的四部关于翻译的理论著作。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在国际想象共同体大环境之下的关于宋德利诗歌及其诗歌理论的分析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宋德利诗歌印象的形成过程。如果我们传记的表达层面仅仅只是局限于一个诗歌印象的过程，那么在国际上形成精英印象的诗人数不胜数，屡见不鲜。这不是我们所要表达的宋德利。因为他不仅只是一个在诗歌中实现诗歌本身文学价值的普通诗人。他是一个在美国从事汉语诗歌创作整整二十年的美籍华人诗人。我们对于他诗歌的分析研究及其评价，是不能单纯使用简单的印象所能包括及其包容的。一个旅居国外的诗人，凭借所谓短暂的爱国主义激情去创作一些关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内涵的汉语诗歌并不难。难的是利用一个诗人五分之一的生命去从事函概中华民族文化元素的汉语诗歌的创作实践。作为南开大学毕业的宋德利，实际上幸运的逃避了读书无用论的颓废风波而顺利完成了在学校的学习任务。因此，后来成为诗人的宋德利其实是一个具有扎实文化功底的学者型诗人。这种学者诗人的身份，很容易在诗歌创作中形成并找到理论的元素及其相应的文学主张及其关于文学创作的理论依据。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创作这一传记的主要原因。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宋德利所定居的美国，实际上是一个最渴望了解中国东方文化的国家。他们渴望知道在他们固有印象中东方专制体系是如何促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是如何的。他们渴望知道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历史当中是如何对世界文化构成极大影响冲击的过程。关于这一点，日本的国学专家曾经专门解构过汉字文化对于日本文化内部环境的介入过程。这种解构行为，后来成为解构主义解构世界文化相互作用的重要参照。实际上也是日本学者成功运用解构主义哲学原理对大和语言现状的理论分析。于是，从这点而引发出的重要问题在于，文化的双向交流是否就是属于一个外部环境介入内部环境的过程。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他关心的是，这种本身具有所谓特别重要交流意义的文化交流，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文化侵略的雏形及基础。宋德利使用长达20年的实践去证明这一问题。而实际上，这种长期的文化交流行为并不包括文化外部环境介入的机制。因此，宋德利的文化交流工作及其传播工作，从根本上证明文化机制的外部环境环境的介入作用并不能影响现在某一文化的内部环境并发生根本性的作用。关于中华汉字文化对于日本文化的介入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个例。因为它成功的促进了日本文字的改革与进化。

但是，这种进化并没有给日本文化带来和平主义的相关思考及其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基因，相反促成了日本军国主义文化形成进程。所以，文化的交流在此基础上又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负面意义。另一方面，宋德利在长期的文化交流活动中发现，与西方哲学对立的所谓东方专制文化概念，实际上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宋德利怀疑的区间是，日本的军国主义文化是否区别与东方专制的那个传统的东方文化机制。因为专制的意义仅仅只是包括某一国家内部的政治体系对该国公民的统治态度，而日本的军国主义则明显呈现的是对外扩张的侵略形态。所以，这中间又出现的一个现象又是非常矛盾与非常复杂化的状况。因为中华文化外部环境的介入，并没有使日本人终止对中国的仇视行为，相反，也就是从中华文化介入日本文化内部环境的那一天起，日本就种下了仇视中国的种子。直到现在，日本人也不愿放弃这种仇视的情感。这种由文化交流而导致的民族仇恨，实际上在后来的文化交流研究过程中从来没有被关注。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一直所坚信的理念是文化交流行为的正面效应。而实际上，宋德利在进行中西文化交流工作的实际过程中，所重视的仅仅只是通过译介机制，让中西方从文字的层面去了解对方的文学艺术及其文学作品传递了一个如何方针的文化信息及其文学信息。但是，我们所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无论翻译者如何努力去完成翻译原著的翻译任务，但是实际上，原著的作者似乎是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自己的作品将来是否能够被传播的问题，或者说，原著作者本身就没有打算将自己的文学作品成为文化交流的工具。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对于在中国的授权只是在近几年来才达成协议的事情。从这点而言，文化交流工作实际上只是某种程度上属于一厢情愿的东西。

  与此同时，宋德利在自己的文化使者身份认识的过程中，实际上对于这一点是极其关注的状态。因此，在他翻译到中国的那些文学作品中，始终所尊重的就是这一原著者是否愿意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当成文化交流工具的心态。而另一方面，宋德利一直所保持的翻译态度是，只将原著的文学思想，文学主题呈现给另一种文字的读者，但并不打算强行以文化交流的名义去任意提升作品中关于文化交流的思想成分。而实际上，在长达近四分之一的漫长岁月里，宋德利都只是被赋予着一个普通翻译家的名誉。这种名誉的授予充其量只能证明宋德利只是一个技巧完善的翻译家而并不是一个思想成熟与完善的翻译家。而实际上，翻译家的名誉太容易获得了。只要您能够技巧熟练的将文学作品完整翻译就是成功的标志。但是，宋德利的翻译理念则完全不同。他始终认为翻译并不仅仅只是文字的转换工程，而是一个以不同文化身份的翻译者冷静观察另一种文化形态及其文学形态的过程。他认为,翻译工作是一个提升作品质量的过程，而不是翻译水平的高低问题。因为，他所认为的翻译工作，实际上是一个相关重新创作的机制存在其中。而翻译者的水平仅仅从属于翻译的技巧问题。如果一个翻译没有具有在翻译过程中再创作的能力，其实就是等于翻译流水帐的过程。因为在这么一个过程中，有些文字是无法翻译的状态。实际上，外国人的口语中是没有“老伙记”这一说辞的。很明显，这个“老伙记”本身就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很明显，翻译文本中屡屡出现的“老伙记”一词，是完全被中国化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论证文化交流属性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极其矛盾的关键问题就是，在此基础上的文化交流是否具有真正交流的意义。

  如果我们必须给宋德利异国人文环境之下的民族文化情结作出一个确切的定义就是，他首先是一个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学者，然后才出色的完成了文化交流这一神圣的使命。

《三》关于宋德利“诗歌体四大名著”的国学思考的延伸及实践。

  1，关于四大名著是否属于国学范畴的相关讨论。四大名著不论是在艺术手法还是在思维深度上，它们都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是悠悠中国文学史上灿烂辉煌的一笔。四大名著实际上就是包括中国传统人文、社会、伦理、历史、地理、民俗、心理、处事策略的教科文，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民族和文化提供了具有特别重要现实意义的学习依据。但是，四大名著本身是否属于国学作品的争论由来已久，并且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出比较理想的结论。

其中，坚持四大名著非国学文学作品的一方认为，所谓国学是指中国古代学说.其中的代表是先秦诸子,先秦诸子的思想及学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们形成了兵家思想、法家思想、墨家思想、儒家思想及道家思想等。这些思想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论述如何治理国家。对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有很深远的影响，慢慢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　　

国学，可译做“guoxue”（音译）、“Sinology”(意译，指中国学或汉学)。现在一般提到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因此，广义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包括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易学、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所以，在他们看来四大名著不算国学。

  而坚持四大名著是国学文学作品的一方则认为——（因为关于《红楼梦》文化价值的展示与分析在其他章节中占据较大篇幅，顾此在本节关于四大名著的文化价值阐述中省略）关于 “四大小说名著”是否属于国学文学，可以在 “四大小说名著”的文化价值方面寻求答案。首先，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文化密码，我们可以从中解读中国人的历史观、政治观、人生观、生命观等等。《三国志演义》的历史意识清朝康熙初年刊行的毛宗岗本《三国志演义》，一开篇引录了一首杨慎的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词传达给我们两个历史感受：第一，不管有多少英雄，他们曾有多少轰轰烈烈的事迹，最终都是“空”的。留下的是什么?是不变的青山和夕阳。中国还是中国，青山还是青山，曾经的英雄不再重现。可是真的不会重现了吗?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历史感受：历史英雄仍然生活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的一生借助语言表述方式得以重现——“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笑谈”是一种语言表述方式，是说故事。所以，历史上的英雄还活在当下。

其次，从四大名著的结构框架来看，分合循环的历史宿命《三国志演义》的故事，起自“宴桃园豪杰三结义”，终于“降孙皓三分归一统”。在历史叙述中，叙事者总是将充满偶然性的历史事件当作在必然规律支配下肯定发生的事实，于是原本不确定的历史便成为朝着理性目的行进的必然过程。民间流传的《三国志平话》，原来构想了一个历史寓言：由于西汉初年高祖刘邦残杀功臣，所以功臣们托生成为三国诸侯，最终颠覆了汉王朝。这种不切实际的前世因缘，蕴含着冤冤相报、道德报应的历史宿命，表现的是民间的善恶观念和因果观念。而《三国志演义》却用黄巾起义、三国归晋这种确凿的历史变迁，取代了《三国志平话》的历史寓言。那么，它的开端和结局又蕴含着什么样的象征意蕴呢?就开端而言，“黄巾起义”对中央政权的冲击，不仅表征了王朝兴衰循环的道理，而且揭示了一个王朝最终灭亡的种种原因：桓、灵二帝用人不当，特权集团——包括宦官和外戚——败坏朝政，激烈的朋党之争，膨胀的个人权欲等等。这里的因果关系是环环相扣的，表现出《三国志演义》对历史的深刻思考。《三国志演义》小说的结尾，呈现出一种对小说开篇情节的回应。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叙事者常常运用闲笔，提到远在众多章回之前、标志小说开篇的一些情节。比如第一百一十四回，曹髦大喝“吾乃天子也”，这跟第一回刘备幼时同乡中小儿以树下游戏，自称“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遥相呼应。历史，仿佛在转了一圈以后，又回到了它的起点。从历史循环论的观点来看，分—合—分—合……构成了一种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就是毛宗岗所总结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分合循环的历史宿命观并不高明，但比起《三国志平话》因果报应的宿命观，已经是固有的历史观念。

第三，则是从四大名著的情节主线方面进行阐述。悲愤感伤的道德信念《三国志演义》描述了诸侯割据给人民造成的苦难，在“青梅煮酒”中，还借曹操之口，评述当时局势，嘲讽门阀士族。小说家不赞成由曹操来统一天下，但却肯定曹操在反对门阀士族、诸侯割据中的功劳。同时他又清醒地认识到，曹操毕竟得了“天时”，最终只能由属于曹魏一方的司马氏政权来统一天下。但是，全书的情节展开却更鲜明地是以蜀汉一方为中心的，小说家极力讴歌、热情寄望的是蜀汉一方。从第一回至第八十五回，小说展开了刘备一生经历的描写。其中有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第二十一回，在这之前，刘备在诸侯争战中只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小配角，在这之后，刘备集团作为一股新生的政治势力开始与曹操集团正面对抗;第二个转折点是第四十三回赤壁之战，在这之前，刘备东奔西走，狼狈不堪，而在次之后，刘备取得荆、襄数郡，并将势力发展到了西川。而刘备一生最重要的事迹是三顾茅庐。从第三十七回至第一百零三回，小说实际上书写了“诸葛亮传”，以赤壁之战、三气周瑜、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等重要情节，展开蜀汉惊天动地的战绩。《三国志演义》以蜀汉为中心的总体构思，具有深刻的寓意。本来，就像“春秋无义战”一样，三国争战也无所谓正义与邪恶的区别。但是由于小说家赋予三国中的刘备集团以“占人和”、得民心的客观条件，“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政治理想，使刘备集团成为正义力量的象征，而与之相对立的曹操集团却成为邪恶势力的代表。这种“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既表现了中国古代平民百姓的心理和愿望，又浸透了源远流长的封建正统观念，是二者的融合，构成一种强烈的道德信念。可是，严酷的历史事实是，真正实现统一的是由邪恶力量曹魏一方派生出来的司马氏政权，以正义力量刘蜀一方来统一天下终究成为幻灭的理想。葛亮临终时不能不哀叹：“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将亡矣!”《三国志演义》小说的后半部流溢着浓重的感伤情调，就像铺天盖地的迷雾一样弥漫寰宇，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关于《水浒传》的政治思考。如果说《三国志演义》是在问鼎逐鹿的政权斗争中思考历史兴亡的话，那么，《水浒传》小说则是在绿林好汉的草莽世界中展示社会动乱。《水浒传》小说的故事始于“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北宋嘉祐三年，京师瘟疫盛行，民不聊生，殿前太尉洪信奉仁宗圣旨，到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天师张真人到朝廷祈禳瘟疫。洪太尉到信州贵溪县，游览伏魔殿，擅自打开殿门，掀开石碑、石龟压着的青石板：“石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浅地穴。只见穴内刮刺刺一声响亮，那一声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上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这就是“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即梁山泊首领的来历。因天灾引起人祸，这是有深刻的寓意的。“洪太尉误走妖魔”的事情，距离梁山好汉揭竿而起的徽宗宣和元年，有61年。60年一甲子，这有某种特殊寓意，指出宋徽宗的社会动乱来源于61年前的宋仁宗。仁宗朝是北宋盛世，小说显然隐含着“从盛世寻求乱世根源”的叙事动机。小说的故事终于“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徽宗帝梦游梁山泊”，宋江兄弟零落星散以后，大半惨死，受玉帝敕封，阴魂聚于蓼儿洼。一天，宋徽宗梦游梁山泊，得知宋江等人冤情，惊醒后，命宿太尉查明真相，下旨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在梁山泊“起盖庙宇，大建祠堂，妆塑宋江等殁于王事诸多将佐神像。”，四时享祭。祸由皇帝而起，由皇帝而终，小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对宋江起义的发生和结局做历史和政治的阐释。我把这种阐释概括为“魔君三部曲”。108位好汉本是“魔君”，最后却变为神。

神和魔之间的冲突在《西游记》小说里大量展开，《水浒传》讲的是魔变成神的过程，包括三个故事：第一，群魔乱世;第二，改邪归正;第三，荣升天神。这个“魔君三部曲”隐含着深层政治思考，它蕴含三重寓意，即“官逼民反”、“替天行道”和“忠义之烈”。

  因此，从以上几个从四大名著的文化价值方面来看，四大名著从根本上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展示了关于国学范畴之内的一系列思考。所以，从这点来看，四大名著具有思考国学的主题及其思考特征，应属于国学文学作品之类。

2，关于宋德利创作过程中的国学思想特征。宋德利在翻译国学时候，总是有一种指导思想，就是尽量以最大的可能帮助读者学习中国国学，因此宋德利的翻译与众不同，主要是表现在多元化，也就是三合一，四合一等，包括原著，英译，还有一般译者没有的注释和翻译笔记等。基于这种惯常的思想，我突然想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帮助读者便捷地阅读欣赏中国的四大名著。于是，在此基础上，宋德利把四大名著改写为四本诗歌：《红楼梦万言诗》《三国演义万言诗》《水浒传万言诗》《西游记万言诗》；另有一部分《诗歌体聊斋志异》，还有歌颂中华古代圣贤人物的长篇史诗，旨在帮助读者便捷地了解中国古代圣贤，其实就是一部中国简史，因为书稿是按照朝代顺序所编。

   四大名著万言诗的特点是通俗易懂，因为宋德利采取的是略带古韵的白话诗。所谓古韵，是说遣词造句，有时颇有些古诗韵味，而且篇章结构是以章回小说为范例，每章题目就是章回小说字样。这四大名著万言诗在网上发布之后，大受欢迎和称赞。比如被称之为史无前例的创举。这种诗，是中国所有诗人所没有写过的吧。如果也算是诗歌的一种，我不妨称其为“国学诗歌”，因为它既不是叙事诗，也不是抒情诗。恐怕古今中外还没有这类诗歌吧。我是说整部书都是国学诗歌体的。具体四大名著而言，不妨称之为“诗歌体四大名著”。至于“诗歌体四大名著”的最终社会效果如何的问题讨论，不在我们传记的讨论范围。姑且放在一边。我们在这部传记的主要目的纯是阐述宋德利文化思想与国学思考结合实践的过程。

“国学”又称“汉学”或“中国学”，泛指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学术。国学包括中国古代的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以及中医学、农学、术数、地理、政治、经济及书画、音乐、建筑等诸多方面。现“国学”概念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时 “西学东渐”改良之风正值炽，张之洞、魏源等人为了与西学相对，提出“中学”（中国之学）这一概念，并主张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方面学习西方文明，同时又恢复两汉经学。

“国学”这个概念中国历史上就有，《周礼》里面就有，《汉书》、《后汉书》、《晋书》里面，都有“国学”的概念。唐代也有，你看庐山下面有个——现在也还叫——白鹿洞书院，这个书院最早是在南宋朱熹把它建成，成为当时的“四大书院”之一。但是在朱熹之前，这个地方不叫白鹿洞书院，而是叫“白鹿洞国学”。白鹿洞国学是个什么意思呢？是所学校。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国学”这个概念是有的，“国学”这个名词是有的，但历来讲的所谓“国学”，都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自 “西学东渐”之风后，为了区别开“西学”与“中国之学”，便产生了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这个国学概念。

国学是以先秦的经典及诸子学说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先秦诸子百家学说是共存共鸣的，没有主从关系，如果按时期所起作用而论，各家学说在各个时期都发挥着作用，只是作用在的领域不同而已；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在思想统治领域起主流作用的是儒家，但其它各家学说也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政治领域的法家、军事领域的兵家、医学领域的医家、还有道家、释家、农家等等，某一领域起主流作用并不代表全部。所以，国学的各个学派学说并没有主从之分，并不存在以哪一家学派学说为主体。

  自1997年移居美国之后，这一时期之后的宋德利诗歌，从内容和形式都已发生变化，就宋德利个人而言，已经趋于成熟。宋德利自幼受唐诗影响，国内时期最求格律诗，但其实离格律差得不啻十万八千里。很稚嫩的古诗外壳，包裹着肤浅的思想。

但到美国以后，由于对古诗的认识逐渐加深，开始有自知之明，知道古体诗起码要讲究严格的韵律，而这，宋德利根本没有过认真的学习和训练，因此可以说从前的所谓韵律诗不过是顺口溜。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就他的现状，主要是做文学翻译，没有时间和精力研习韵律诗，因此放弃，进而追求自由体。

也就是说，宋德利由于对韵律诗年深日久的喜爱和操练，至少具备关于古典诗歌的感性认识学，比如遣词造句，说良心话，也还略具古韵，因此难割难舍，于是宋德利为自己定向，从此就写古韵散体诗。读来似古诗，比如，讲究字斟句酌，讲究押韵，讲究句子工整，尤其是因为多是长短句，故而读来颇似古词，但其实什么都不是。

中国四大名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问世以来被改编成各种形式的衍生品，诸如戏剧、舞蹈、曲艺、电影、电视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是有一种形式，据宋德利所知尚未出现，那就是诗歌。前不久，宋德利曾将《聊斋志异》的名篇“画皮”与“聂小倩”改写成诗歌，发表在网络博客里，颇受欢迎，于是便产生改写四大名著为诗的想法。

  至于四大名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到底应该改写成什么类型的诗歌呢？宋德利想起中国古典名诗《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辞》，于是决定改写成长篇叙事诗。究竟有多长？每首都远远超过十万字，故而称作万言诗。

   诗歌的种类繁多，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习惯，宋德利改写成白话章回韵体诗，《红楼梦》五言诗，雅致；《水浒传》四言诗，通俗；《三国演义》七言诗，庄重；《西游记》杂言诗，灵活。但根据实际情况，极个别的地方也有不规范的地方。

   为了减少阅读疲劳，宋德利采取分组的形式，即，每行两句，两句一组，组与组之间空开一行。这样看起来会感觉轻松。形式决定之后，开始动笔。但在动笔过程中，难题逐渐显现。最明显的就是人物对话。宋德利决定保留对话形式，这样可以显得生动。但是却出现几大问题，比较棘手。

   第一，语言方式。宋德利采用的基本是现代白话体，宋德利以为这样会给不习惯文言体的读者提供方便。不过这样一来，有些对话读起来似乎不像诗，只是整齐押韵的大白话。正因为这一层，宋德利曾不敢把这部书稿称之为诗。

   第二，四句一组。这种形式经常给处理对话带来困难和尴尬。有时对话有很多句。经常无法做到对话结束时，正结在四句一组的末尾。比如有四句对话，前两句处在四句一组的第三第四句位置，根据组尾的规矩，应该用句号。即便这里用句号比较合适，那么下面的第三第四句已经被划入下面一组，处于第一第二句的位置，根据规则，这两句虽然是对话的结尾，却也应该用逗号。这不就是尴尬吗？四句对话，由于受到形式的影响，结果本该用逗号的地方却用了句号，本该用句号的地方却用了逗号。为解决这个问题，宋德利曾想干脆把句尾标点全部取消，但取消之后，更容易出现混乱，于是又恢复了标点。

   第三，句式不整。有时会遇到特殊情况，很难以强求一致吗，宋德利就灵活掌握。再有一个困难就是人名。有人称谓多，就可以灵活采用，变换花样，比如贾母，还有老太太、老祖宗等称谓。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必要时可以免除姓氏，写成宝玉、黛玉、宝钗。但有些人就很难处理，比如宝玉母亲，宝钗母亲，原著始终称之为王夫人和薛姨妈。这种称谓很难简化成两个字。还有固定四个字的称谓放到五言句里，也实在太难，比如 “警幻仙子”和“神瑛侍者”，四字不可分割，很难植入五字句。同样《石头记》三字不可分割，却很难植入四字句。

   说起句式不整，《西游记》可以说是通篇句式不整。但这是宋德利有意而为之。考虑到这部小说的内容本来就奇绝怪异，五光十色，宋德利便把这一特点通过句式表现出来，因此通篇句式五花八门，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还有更多的，以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居多，纵横交错，变化无常，有的读起来像唐诗诗，有的读起来像宋词词，有的读起来像元曲。时而四言，时而五言，时而六言，时而七言，以这几种最常见。但无论何种句式，有一个原则一定坚持，那就是合辙押韵。

   第四，引号问题。为了视觉效果，尽量保持页面整齐，对话以及其他特殊情况需要引号时，都没有采用。但哪里是对话，哪里是叙述，一般来讲都很直观，因此不难看出。

   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很忙，很难抽出时间读大部头，即便像四大名著这样首屈一指的文学经典，很多人也依然舍不得，也抽不出时间去抱着原著大部头去啃。宋德利想，这部诗稿，却能帮助既想读，但却没有时间读原著的读者找到一种简便的方法，那就是读诗歌版本。诗歌的句式简单，排列空间大，单从视觉角度说，既能解除眼睛的负担，又能解除压抑感。

宋德利的诗稿从整体来说，比原著篇幅不知压缩了多少倍，但原著的整体脉络和核心故事都不少，因此读过本书，读者对原著中故事的来龙去脉应该会很清楚。

至于四大名著是否属于国学的问题，我已经请教相关专家。他们的答复是，四大名著的作者，无不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饱学之士，他们的作家，又怎么可能脱离得了儒释道呢？四大名著，无不在谈佛家的空的思想——比如《三国》开篇：“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红楼》梦结尾：落下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至于好了歌，直接揭示了金刚经的思想。与此同时，四大名著，不但还处处体现出道家散淡无为的思想，并且更包括了儒家济世救人的宗旨等。比如孙悟空替天行道，
鲁智深舍身求法，贾宝玉为民忧思，刘玄德以民为本都极其深刻的体现了儒家济世救人的宗旨。

《三》在历史文化背景中寻求诗歌创作的接轨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但是当今一些人却很少关注这一全过程，一提起历史，似乎只有清朝。在相当一段时间的影视节目中，清宫简直就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好像除了清朝就没的演了。演完皇帝演王爷，演完王爷演大臣，演完大臣演太监，演完太监演宫女，如此往返回复，回复往返，演了一版演二版，二版不够演三版，真可谓极尽挖掘之能事，不厌其细，不厌其精。而与此同时，这些“辫子戏”也真可谓误人子弟，误得不浅。

其实，纵观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值得歌颂宣扬的圣贤英才多如恒河沙数，岂止局限于清朝。这其中既有帝王将相，也有才子佳人；既有高官重臣，也有平民百姓；既有文人，也有武士；既有艺人，也有技师。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今年入夏以来，宋德利在结束双译《诗经·国风》之后，开始思考下一个选题。受到《诗经》遗韵的熏陶，他似乎意犹未尽，突然想到要以诗歌形式赞美讴歌中华大地五千年文明史中值得歌颂的圣贤英杰。

此举的目的不仅在于歌颂，而且在于宣扬。宣扬的方式和途径各式各样，但一般来讲，传统方式就是写文章，而受当代科技，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影响，宣扬的方式也多样化了，但采取的大多是直观的影视。成系统地以诗歌形式歌颂中华大地圣贤英杰的先例并不是很多，尤其是以诗歌形式，按照从古至今的时序，大规模地、系统地、集中地讴歌圣贤英杰的书籍，似乎还没有先例。

相比其他宣扬方式，诗歌短小精炼，更适于，也更便于当今社会中人们在快节奏环境中的阅读。如果有这样的诗作，人们要想了解心目中崇拜的人物，则只需花费几分钟，读上寥寥数行短诗便可大功告成。有鉴于此，我便决定用诗歌来讴歌自己心目中那些值得赞美的人物。

谈及写诗，这可是宋德利自幼的梦想。数十年来，宋德利在烦忙的翻译间隙中，仍然没有忘记自己写诗的初心初梦。从十三四岁上初中开始在语文课上接触唐诗宋词元曲开始，在至今大半生的时间里，宋德利从没有间断写诗。受古诗的影响，我的诗追求古韵，虽然写不出标准的古诗词，但古韵却似乎还有那么一点。由于主攻翻译，写诗自然退居第二位，因此起初只是写短诗，加起来，也不过一二百首，这无论如何无法与真正的诗人比肩齐足。而且内容多以吟诵风花雪月为主。尤其是1997年来美国之后，更是离不开这类内容，虽然多是表现励志或思乡情结，但毕竟仍属于“花间派”。

然而终于有一天，宋德利将视野扩展到中国的古典名著。这一过程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2010年起，宋德利开始用英语翻译中国古典诗词曲。完成三本书稿：《徜徉瑰丽的唐诗世界》、《漫步优雅的宋词世界》、《信步淡泊的元曲世界》，每部书稿选取100首。写作体例是：原文、解读、英译、人物简介、内容赏析。其中的“解读”则是以诗解诗，一改以文字叙述的形式，从数量上来讲，相当客观，三部书稿，共三百首原作，每首配一首解读诗，哪怕白居易的鸿篇巨制《长恨歌》及《琵琶行》，也依然半句不少地如数写上解读诗一首。这样算起来，宋德利的解读诗共计300首。数量不可谓不多。

第二阶段：

解读诗毕竟不算纯粹的原创诗。2014年春，宋德利便开始尝试将《聊斋志异》中的经典名篇《画皮》和《聂小倩》改写成长诗两首。之后，更突发灵感，将中国四大名著纳入他的写作计划，于是在2013年完成了《红楼梦万言诗》《三国演义万言诗》《水浒传万言诗》《西游记万言诗》。而宋德利这里说的“万言”其实是“万行”，字数自然超越万字不知几倍之多。以这四部书稿的诗句数量来看，总计约四万句，数量远远超过第二阶段的四本书稿的总字数。

第三阶段：

就是现在的这部《诗说圣贤》。

近年来，宋德利在诗歌创作中突破了原来对风花雪月的独钟之情。有诗为证：“多年修炼有些诗才，不再吟诵雪月风花；我要倾尽微薄诗韵，讴歌伟大中华文化。”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有不少问题值得一提。首先是所选人物的时间跨度问题。宋德利起初只是从远古时代至清朝，人数为300名，故而可定调为古代圣贤。然而，古代最后一个朝代 - 清朝，其掘墓人乃是属于民国时期人物的孙中山先生。因此，起初没有选录。但经过宋德利的老同学高元祥教授的建议，最终将结点定格于民族伟人孙中山先生，因为他毕竟是推翻中国两千年封建帝制的伟大推手。于是，纵观全局，开宗明义第一位为尧，“叨陪末座”者为孙中山。

这样处理不仅符合中国人好戏压轴的传统，而且也符合首尾呼应的为文之道。开篇人物是尧，乃至无与伦比的大人物。如果结尾是小萝卜头，便有虎头蛇尾之嫌。我把孙中山先生放到最后，而且比之前的所有人资料都详尽。除了诗歌、注释、传略之外，另外特别添加了“人物生平”和“相关评论”两部分。这样就使人物丰满了。因为孙中山非同一般，生平极其坎坷复杂，传略尚且无法全述，更遑论简短的诗歌了。而添加这些资料，便不至于委屈了一代伟人。

人物选择好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形式。宋德利完全根据人物各自的特殊情况来写，该长则长，该短则短，长者数十行，短者三两行。在动笔之前，宋德利已经有个初步概念，就是对重点人物宜长，对相对次要的人物宜短。比如对三皇五帝、诸子百家、有作为的帝王将相、名族英雄、乃至平民百姓，都要大书特书，尽量详尽。对一些无法与上述人物相比，但也应该歌颂，或者提及的人物，则尽量短小。比如“四大美女”、“四大美男”、“四大丑女”、“四大丑男”、“四大才女”等，选用这些人物，不仅为帮助读者扩大知识面，也可增加阅读的趣味性。

提起从何种领域选择人物这一问题，宋德利一再十分感谢高元祥教授。他曾多次特意提醒宋德利不要忽略中华大地上那些值得大赞特赞的科技精英。这一点，其实宋德利已经注意到了，比如宋德利已经选择了医学家孙思邈、药学家李时珍、数学家祖冲之等等，但经他提醒之后，觉得自己做得还很不够，于是便又增加不少位科技精英，比如水利专家战国时期的李冰、四大发明中纸的发明家东汉的蔡伦、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家北宋的毕昇（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明者没有具体人物，属于群体式发明家）、浑天仪和地动仪的发明家东汉的张衡、宋末元初知名棉纺织家黄道婆、明朝著名科学家宋应星，清末民初的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等等。

宋德利本来自幼喜文厌理。从小学开始就喜欢语文，厌恶算数，及至中学时期厌恶全部的数理化，因此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文科情结，于是对历代文人备感兴趣，对科技方面的精英很少关注。但现在是讴歌中国古代圣贤及精英的选题，决不能仅以个人的喜厌为标准。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个选题也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也正是因为如此，宋德利才在这部诗稿里特意增添不少科技精英人物。

在人物选择方面，除考虑身份及其所属的领域之外，还要考虑男女比例。在这个问题上，男大于女是客观事实，毋庸置疑。我对此虽然心中有数，但在具体操作时却觉得女性人物实在有点太少。除汉朝的王昭君、蔡文姬、唐朝的一代女皇武则天、文成公主、宋朝击鼓抗金兵的梁红玉、辛亥女杰秋瑾、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等知名正面人物之外，女子风云人物中值得一提的似乎还有一批档次极低的人物，比如以李香君、董小宛等为代表的秦淮八艳，这些人论知名度颇高，但论贡献，似乎微不足道，因为从唐宋诗人词人中随便拉出一名，都要超过她们。但是这些人在中国历史中的特定阶段和环境中所起的作用，别人却无法相比与替代。

另外还有一些另类人物，因为长期以来遭到野史的扭曲，已经变成颇富争议的大反派。最典型的莫过于戏剧中的白脸曹操和而那位早已被定在耻辱柱上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商纣王。白脸曹操其实早已被平反，虽然在传统戏剧中依然是大白脸。而纣王那种“千古罪人”的恶名却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更正，由于他早已因为《封神榜演义》一书以及当今影视剧而深入人心。不过，宋德利在这本书里的形象则突破传统，因此会令人耳目一新。

人物的选择相对比较容易，但对人物的排序却绝非易事。

一般来讲，人物的排序大致有两种：一是按照年代的顺序，二是按照身份的种类。比如帝王将相，文人武士等，如果单独按照身份的种类来排，便很容易地将他们放到同一部分。而如果按照年代排序，则麻烦不小。因为这样会显得杂乱无章，一会儿皇帝，一会儿平民。

  但甘蔗没有两头甜，无论哪一种，都各有优缺点，而相对较好的做法就是二者兼顾，基本按时间顺序，但个别情况，也按同类分组，宋德利我称之为群体式。

比如早已为世人所熟知的群体人物“三皇五帝”、“诸子百家”、“唐宋八大家”、“竹林七贤”，乃至上述的“四大美女”、“四大丑女”、“四大美男”、“四大丑男”等等。这种固定概念性的群体精英最好保留，便于读者有系统地掌握这方面知识。但如此一来，又会出现跨越年代的问题。但这类群体人物颇具趣味性和文化性，因此以不拆为好，于是我就适当地对这类群体人物给予特殊关照，尽量将他们排列在一起。

有鉴于此，宋德利就基本按照朝代排列，偶遇极个别的群体就写群体，跨年代也就不必多虑了。

人物排序解决之后，还有一个写作体例问题。我是采用“三合一”的方式：诗歌、注释、传略。这三者中，诗歌是核心，应该放置首位。注释，则是对诗句中的典故等加以说明，这部分不可缺少，因为没有它们，读者可能对诗句中的典故迷惑不解，因而会影响对全诗的理解。因此这里的注释就像在一般古文读本中那样不可或缺。至于人物传略，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因为诗毕竟是诗，既然是诗，无论从内容，到语言，都应尽量简洁凝练，所以无论诗的篇幅有多长，内容有多详，也无法将人物一生的内容全部包括在内。而传略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它可以包括人物整个一生的经历，哪怕也只是梗概。再者，相比起来，诗歌具有文学性，缺乏信息性，而人物简介则是富于信息性，缺乏文学性，二者缺一不可，将它们放在一起，可以相辅相成，优势互补。

除了体例，宋德利还想特意说一下这些诗的特点。他首先没有刻意追求古诗词的写作标准，从语言风格上说，算是一种略带古韵的白话诗。因此，有些诗虽然是四行或八行，但绝非绝句与律诗。尤其是八行诗，宋德利怕误人子弟，便特意分成两部分。这样处理，读者便不必从中去寻找律诗的对仗了。

此书功能有四：赞圣贤之功；扬国家之威；励匹夫之志；警世人之惕。其一，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圣贤英才无数。他们德昭日月，功盖山河，值得讴歌，值得学习。其二，在众多的圣贤英才中，有很多是文功武略，样样齐备。尤其是有些人，在科技领域硕果累累，遥遥领先于世界文明之林，而宣扬圣贤在这方面的丰功伟绩，着实有利于提振国威。其三，不少功勋卓著、赫赫有名的帝王将相，贤能才子，虽然威震四海，居临高位，但其发轫的起点甚低，草根出身者不乏其人。通观这类群体，几乎人人都有一部励志图新的奋斗史。宣扬他们，励志自己；鼓励他人，见贤思齐，虽匹夫一介，但决不自轻自贱。其四，本书收录的人物中不仅有前程似锦，收场完美的喜剧人物，也有穷途末路，自毁前程的悲剧人物。喜剧人物对世人的警醒作用，有时往往不及悲剧人物。比如项羽，本是不可一世的楚霸王，本事自然了得，然而最终却落得个垓下覆没，乌江自刎的悲惨结局。所以然者何？汉初大臣王陵评论说：“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读历史，学圣贤，着眼于他们的长处固然重要，但其阿喀琉斯之踵*也不无普遍的警示价值。

《四》关于宋德文化交流实践的社会评价。

关于宋德文化交流实践的社会评价主要来自于高元祥教授的高度评价。

  高元祥是宋德利的老乡，宋德利在高中和大学的同学。他们从1964年在南开分手后，一直到1990年左右才在天津重逢。从那时候一直没有联系。知道2013年他们才通过网络联系上，但也从未再见面。但他们之间通过网络邮箱频繁往来，彼此之间极度信任，宋德利的所有文稿几乎都给他看过，而且都有备份。并且认真仔细地阅读，提出意见。我们有什么情况，包括文笔或社会活动都互相通报。他们在短短的这段时间的书信往来数十万字。他都有统计，他把他们的通信和我个人的诗文稿分别整理成册，准备将来有机会出版。大致如此。

  高元祥教授为硕士生导师。曾就读于南开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广州部队和深圳边防检查站，后转入河北师范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曾任人口研究所所长，人口学系系主任、中国人口学会理事等。主要著作包括英译汉《人口研究入门》、法译汉《人口学词典》以及专著《人口学概论》、《人口与计划生育立法研究》等。现被聘《东西方艺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澳港台画报》高级顾问。新出版自传体诗文集《追逐太阳》和《澳港台画报》专刊《跟着火炬看中国》诗集。众所不知的是，在我们创作这部传记的过程中，高元祥教授曾经多次提出过宝贵的建设性意见。

  高元祥在此之前曾经说“苗洪是写作的快手，有激情，有想象力，更可喜的是，他由衷敬佩你，敬佩把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的学者，因而对你业绩的评价是大胆的，也是超乎寻常的。我曾经说过，我要是文化部长，就会授予你中外文化交流奉献奖，看来苗洪也有类似见解。如果他有把握传记宏观结构的能力，或许真的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这部传记，值得期待。偶然相遇，顺其自然。大概这就是缘分的“缘””。

  高元祥评价之下的宋德利。

翻开我与宋德利先生自2013年8月恢复通信联络的记录，让我大吃一惊。仅仅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两个曾在高中和大学都是同校校友的老同学，在网络间夜以继日的交流信件就达几百封。仅收集起来的往来书信文稿就达到了38万字之多。其中很多都是关于我俩就他在双语翻译创作中所遇问题加以交流的情况。而这些交流，恰好正处在宋先生对其双语翻译实践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总结的写作阶段。他在双语翻译上的经验总结被业界誉为《翻译圣经》。

正因为如此，他在2014年3月份在金城出版社成功出版了《译心》，这一心血之作随即成为网络热销书之一。当我收到样书翻开之后惊奇地发现，他竟然将我作为第一读者所写的那些读书心得放在序言之后一起发表了。也因此，我的邮箱从此之后便成了他的一个备分书库。令我喜不自禁的是，他继而又连续创作出《译韵》、《译禅》和《译梦》的三部书稿，加上已出版的《译心》，他的《译经四部曲》自然形成。我是个热衷于读书而且喜欢动笔的书呆子，于是，每当我读完他的一本新书稿之后，都毫无例外地要给他写一篇读书笔记，不如此便不能安心。

   2014年6月17日，他将重译的泰戈尔《飞鸟集》（他的书名先后为《萌鸟集》和《流浪鸟》）书稿发给了我，并希望我照例为他的新译稿作序。可就在我将“双语文化传统的碰撞与交融——评议宋德利先生的泰戈尔《萌鸟集》新译本”的序言发给他的时候，他竟然给我发来一封令我接应不暇的长信。原来他计划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改写为诗歌体。这一信息突然之间又将我的兴奋点来了一个大转移！我敏感地感觉到，按照我这位老同学的能力和习惯，一旦《红楼梦》改写成功，后续之作《西游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定将问世。换言之，逐一突破四大名著的诗歌版的创作又将是宋德利先生一项无论如何也不肯放过的大工程！

  于是他就决定一个月改写一本，计划大致在四个月内完成该项令他钟爱有加的重要写作工程。从这一信息中，我不难看出宋先生那种踌躇满志的创作心态。更令我惊讶的是，他说到做到，竟然能耐住酷暑，利用上班之外的所有业余时间，夜以继日，马不停蹄，仅仅在20天内，就完成了洋洋六、七万字的《红楼梦》诗歌版本的创作。在比照《荷马史诗》、《孔雀东南飞》等国内外诗歌体的题材和形式之后，他将诗稿定名为《红楼梦万言诗》，并写出序言《且将红楼写成诗》。随后，他便一鼓作气地分章节发表在南开大学海外留学生和学者在美国创办的《海外南开人》网站上和他自己的博客中。这一前所未有的诗作立刻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评议。而对于他来讲，此举的目的也正是想要看看其诗作在社会上的反响。

  在当今这个年代，对那些没看过《红楼梦》电视连续剧，更没读过原著的人来说，用这个版本可以快速了解故事的梗概和人物关系，了解人物发展演变中的骨干情结。特别像微信、微博这类的载体一样，可以满足那些不知道在忙什么的人们，在抽时间阅读原文困难的时候，选择读读这样的韵体文，甚至可以下载在微信中，乘车遛弯之余即可以打开浏览一二了。需要或对原著有兴趣的人再去翻看纸书。满足各种阅读目的的人的人文需求。这就是满足于娱乐的速读。难得有你这样喜欢再创作的学者闲来无事，雅兴十足地，不堪寂寞地为现代年轻人着想，不知能否令他们感动？也不知能否因此成为市场链条的下一个环节，即买家。因此才能让你的辛苦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出版社的设计和出版的盈利点。如果连这个因素也可以不加顾忌的话，那倒是没有压力的一种文字修炼过程，苦其心志，乐在其中。

殊不知，没有点文学功底，没有点编辑经验，没有个好的心态，断不能将这样的坐冷板凳的事情干好，也未必能干到底的。不过，通过这一年与你的交流，我毫不怀疑地相信你一定能将这件事情坚持做下去，也一定能做好的。因为这的确是一项极富有挑战性的事业，也是一条文化创新的艰难探索之路。我自然会全力支持你继续做下去，陪伴你感受那紧张有序的过程。欣赏你呕心沥血的再创作的新鲜成果，并立足将其传播开来.”

  我在7月15日的信中又着重就创作形式的大胆尝试做了评价。“其一：首创的诗歌缩写版很成功。作为被誉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自问世以来，一直是文学界品评的焦点专著。两遍读过来，也已经把握了原著的梗概。基本上把一个处于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时期的官宦家族的日常生活规律，其中不同地位和处境的男男女女的个人身世沉浮刻画得鲜活百态。烘托出一个封建家族走向破败的足迹。从这一点而言，目的达到了。用十倍的压缩版包容这么复杂生动、淋漓尽致的描写。已经很难得。我无论怎样，总是可以原谅他的这部作品所留有的瑕疵。无论什么时候能出版问世，他此举应该是我所知道的首创。因为从电脑上也查不到其他诗歌版本的《红楼梦》。这就足够了，所以我一定要祝贺宋先生。
其二：诗歌的语言通俗易懂灵动。作为长篇叙事诗，最难的就是既要注意保持叙述事件的连续性和主干性，又要基本能注意保留诗歌的节律性和诵读性。既要保持叙事的贴近真实性，又要体现诗歌的主体韵脚性。估计这一点给作者的创作过程提出了不小的难题。既要保持高雅的文学享受，又要坚持诗歌的朗朗上口的可读性。让文本保持微博读者群速读、简读的流畅性。我们已经看出，其中既有传统文言韵体文的声律约束，又有带着方言或是现代俗语特征的语言特色。让速读更具有时代的语言变迁的痕迹。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我注意到作者在尽量满足这两种语言特色的兼容并蓄和合理搭配。或者也可以说是作者已经将传统语言习惯融汇于现代语言变异规律之中，这样才能面对现代语言习惯养成的形形色色的读者的多元需求。让文本具有更为广泛的读者群。否则，文本的改写就会陷入脱离现实生活的复古主义泥潭而缺乏现实的生命力。我觉得这一步改编是难得成功的。”

  这四本万言诗的语言特点是，《红楼梦万言诗》为五言诗显得优雅庄重、《水浒传》为四言诗显得干脆利索、《三国演义》为七言诗显得逻辑严谨、《西游记》为四言、五言、七言混搭的杂言诗，显得神奇洒脱。现在看来，语言格式没有显得前后千篇一律、呆板教条的感觉，倒还增添了几分朗朗上口的效果，体现了便于口头流传的语言的通俗性、阅读的趣味性、故事的特定性和文本体系的互补性效果。宋先生快马加鞭、夜以继日地工作。他每天尽力保持原定进度，生怕慢了有可能被别人抢了先机那样自我加压、自我激励。最后达成了将这四本文学巨著的诗歌版本作为丛书系列《四大名著万言诗》专辑出版的意向。如果按每部书有一万多句推算，四部书规模合计起来也有四万多句，也有大约四十万字之多。这样的诗歌版规模，也足可堪称世界文学史上的长诗之巨了。可以预料，该系列名著诗歌版本既能满足读者在追求时间和效率下的阅读需求，也能尽量针对现代读者人群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和特点。这正是作者孜孜以求的创作初衷和可以预期的效果。其实，这也正是对此创举有所闻，对此创举有所知者的一种不约而同的热切期待！

于是，宋先生自2014年7月15日至8月10日完成了《水浒传》的改写。8月24日11:14（星期日），我在信中就其语言格式和节奏已经富于令人满意的阅读效果问题写道：“昨天集中精力将《水浒传万言诗》读完一遍。整体感觉语言流畅简洁，节奏比《红楼梦万言诗》要干脆利落，四言四句结构简明。说唱自如恰如评书。闭眼听之似有一板一眼之感。这种叙事方式比较适宜描写这类民间草莽式武装聚落的活动方式。既像快板书那样的边打板边调侃的堂会说书节奏，又像民间莲花落的走街串巷的游动频率。好像随时都能吸引过路行人和顽童、老叟们的新奇驻足。茶余饭后，纳凉休闲，说上一段，嬉笑一场的场景恰似活灵活现于眼前一般。更便于将长篇小说欣赏流行于市井，传播于口头，伴随于旅途，随藏于口袋。将故事情节与时间节奏巧妙找到结合点。既符合像《荷马史诗》那样流传于口头，又像我国流传于藏族的《格萨尔王》史诗那样扎根于民间。说唱艺术是既符合传统传播方式的文学形式，也符合现代人，特别能像微博和微信一样必然能吸引青年人的兴趣和广泛人群的喜爱。我并不是说这仅仅是您宋先生的敏锐所致，而是民俗文学发展中的一种必然趋势。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还在外语能力拓展摸索时期，当时我手头就曾有《基督山伯爵》、《斯巴达克斯》等数本缩写版的小说版本。也曾有过想一边练笔、一边翻译的想法。但终因需要集中精力投入到社会科学文献的翻译工作中去，没有动手。如今，有我们的老同学亲自将我国的四大名著的缩写本用诗歌形式演绎出来。我也很开心呢。”

  就这样，在完成《水浒传》的改编后的8月7日，宋先生就马不停蹄地将《三国演义》的“第一回”初稿发到我的邮箱中，并在国庆节前的9月16日将《三国演义》收笔。我写了一首诗为他鼓劲：恰逢秋时送风凉，暑消季节事更忙。宜将热度坚持久，稳扎稳打著华章。10月21日他又完成了《西游记》的改编。宋先生就在短短的四个月里连续奋战，《四大名著万言诗》改写初稿的创作计划就这样干净利落地完成了。并于11月7日将《西游记万言诗》诗稿发给我。这表明四大名著诗歌版的改写工程告暂告一段落。作为老同学，我自然觉得责无旁贷。但是我自已感觉，为这么伟大的国学名著的诗歌版本创作成功作序的任务对我来说太过于沉重。一方面我需要尽可能地将这四部巨著系列诗歌版本的稿子熟读体味，一方面我需要弄清楚我的读书笔记的要点定位。其实我明白，这篇序言的要点并不在于如何推介这四部伟大民族文学著作的内容体系。

我一直在压力和责任之间痛苦地思考，在搁置了近半年之久后，至今方才命笔。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索性就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国门的热潮为背景，将具有中国文化基因时代特征的这部《四大名著万言诗》创作计划的形成、创作形式的酝酿、创作过程的细节和创作体系的完成，以及我所亲历的印象加以详实的记录。到此为止，我就作者的这一不平凡的宏大艺术创举本身所想给予读者的一个历史性交代也就大功告成了。至于由此产生的后续社会影响和文化效应，也只有读者的切身感受才是最真实的。而这自然就不用我在这里赘言了。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作为这个事件的见证人所能尽到的一份历史责任和仅能做到的一点点工作而已。

就在宋先生废寝忘食，满负荷地在抓紧一切时间拼命赶进度的时候。他终于在年逾古稀之际等到了与某受聘单位合同到期、不再延聘、完全退休的节点。他也终于可以不再为生计奔忙，终于可以集中所有精力，将所有可利用的工作时间都用于他一生所挚爱的写作和翻译事业中了。他就像一匹终于脱缰的，能在广阔的草原上无尽头地奔跑的骏马一样，撒欢地为他毕生痴迷的双语翻译事业再定目标。

令我备感欣慰的是，我的这篇序言不仅将变成为一篇介绍这一国学创作单元的产生过程的纪实报告，也将变成为一篇推介《宋德利双语书系》国学创作篇章总集亮丽的引言。果能如此，我的任务也就可以完成了。在此，我衷心地期盼展现宋德利先生几十年来辛勤耕耘的丰厚的研究成果，即，在我国文学界乃至国际双语翻译界具有持续影响力的《宋德利双语书系》早日付梓出版问世。毫不夸张地说，那将是我国当代文学史发展历程中，乃至国际双语交流事业中的一大幸事。我由衷地为老同学所取得的成就向他致以诚挚的祝贺！也为我能够作为一名亲历者感到无比的自豪！

——先生们，女士们，或者是什么老板娘之类的，大概现在又该是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那个老渔夫圣地亚哥出海的时候了。而宋德利此时也像圣地亚哥一样，刚才吃饭时，桌上没点灯。宋德利想象自己和老人一样脱掉长裤便摸黑上了床。他将长裤卷起来当做枕头，还把那张昨天的报纸塞在里头。然后用毯子把身子一裹，躺在铺有其他旧报纸的弹簧垫子上睡了。

　　老人很快进入了梦乡，他梦见小时候看到的渤海，有长长的金色海滩和白色海滩，光线十分耀眼，还有高耸的海岬和褐色的大山。如今，每天夜里，他都会回到海岸边，在梦境中聆听海浪拍打岸上的隆隆声，看见有人驾驶着小船穿越海浪前行。梦中，他似乎闻到了甲板上柏油和填絮的气味，还感受到了清晨从陆地刮来的风中夹杂着的东北气息。

　　一般情况下，老人一闻到陆地上刮来的风，就会醒。然而今夜从陆地刮过来的风的气息似乎早了许多，在梦中，老人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风来得尚早，便继续把梦做下去。他仿佛看见海平面升起了白色的顶峰，随后又看到天津的每一个港湾和锚泊地。

　　老人不再梦见风暴，也梦不到妇女们；他梦不到伟大的事情，也不再梦见大鱼，他不再梦见打架，梦不见角力。如今他能梦见的只是一些地方和海滩上的海鸥。暮色中，海鸥们像麻雀一样嬉耍着。渐渐地，老人醒了，从敞开的门望了望外边的月亮，然后摊开长裤穿上出走窝棚。清晨的寒气不禁让他冷得直哆嗦。但他知道哆嗦一阵子就会感到温暖，而且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要去划船了。11月的纽约还不算太冷，只需一件稍厚些有帽子的羽绒服就可以了，这主要是预防下雪，只要是阳光充足的日子外出也是用不着穿羽绒服的，另外你还需要备一双高筒靴

……当然，宋德利的故里现在早已不是我童年时代的蕞尔荒村了。听故乡的人说，这个小村现在已经被列入重建计划，估计不久的将来，就会变成高楼林立的城市化乡村——这几乎是另一种土地改革的开始。面对那些变成高楼林立的城市化乡村，我们将无疑会面临更加残酷的传统文化的失落与文化精神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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