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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第六章以上帝的名义思考与创作 [打印本页]

作者: 苗洪 时间: 2024-3-27 00:28
标题: 第六章以上帝的名义思考与创作

谨以此文敬献给世界各地的中国南开大学校友,导师及宋德利先生！

                     ★ 大型传记文学《宋德利——东方译魂》 ★——

                                                   苗洪著

                                       第六章  以上帝的名义思考与创作

   现在又到了我们阅读宋德利传记的时间了。无论您是在刊物，或者说单行本，或者说网络论坛看见这部传记也好，都会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感觉——原来，宋先生和我们一样，都是生活在今天现实里的普通人物。所以，我们可以把他当兄弟，甚至可以当成和蔼可亲可敬的长辈来看。在这一章当中，我们将谈谈宋德利诗歌创作与上帝的事情。对了，他不是基督教徒——当然，这并不影响他在美国的声誉或名声。因为谁也无法保证他心里是不是上帝的子民。他是在1997年到美国定局的，之前他一直平常的生活在中国。当然，他出国的机会却是一个接着一个。

   他和美国人民一样，在彼此遥远的空间，却都留下美好的共同记忆。相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初的美国人，如果您抽烟的话，当然肯定还记得几乎在美国流行整整十年的“良友”牌香烟，当然，还有“剑”牌香烟系列——有蓝剑，有红剑，还有白剑——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唯一提到香烟来证明着某种记忆呢？因为这“剑”牌香烟的图案及文字尽管是英文拼写，但是，中间那个剑字，却很明显是中文剑字的变体艺术字——相信，那一代的美国同胞，至今仍沉浸在那温馨的美好的记忆当中。当时的宋德利已经是整整四十岁的壮年时期。据他回忆，“良友”牌香烟的味道是那么纯粹，纯粹到和刚刚出炉的天津上等烟叶。那个时候的天可真蓝啊。仿佛从北京就能直接看见华盛顿，纽约——那个时候的交通工具尽管没有现代化的高速火车，也没有可供视频通话的通信工具，可那个时候，整个地球人的心灵彼此之间却是那么接近。可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个星球的公民们却感到我们的心却越来越远。我们可以登上月球，登上火星，可是再也无法直达每个地球同胞的心灵深处。

  就在宋德利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给外籍学员担任翻译之后的1975年，中国登山队再次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中国登山队自1960年从北坡登上珠峰之后，于1975年再次由东北坡向珠峰冲击，并有一名女队员参加，这是世界登山史上的创举。邮票画面以珠峰为背景，描绘了中国登山队九名队员的集体形象，站在最前面的就是女队员潘多，他们那豪迈的姿态充分体现了中国登山队员的英雄主义精神1975年5月27日，她担任中国登山队副队长，与另外8名男运动员，从东北山脊登上珠峰，成为第一个登上世界最高峰的女运动员。画面为风尘仆仆、历尽艰辛的中国登山队员，终于实现了为国争光的夙愿，骄傲地屹立于世界之巅。画面突出了女运动员的形象，并塑造了登顶勇士的集体群像。那个时候，上帝还没有造防中国。当时美国人印象中的北京，万里无云，红旗招展——西红柿才5分钱人民币一斤——美国人民记忆中的北京和中国，当时的物质尽管匮乏，但是每个美国人都感受到世界最有活力的民族风采‘。

  那个时候，也就是1972年，中美两国间在毛泽东及其尼克松的共同努力下，发表了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先生也因为致力于中美关系的友好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外交伟人。当然，还有周恩来总理精心组织的乒乓外交。在1974年，中国再次加入联合国组织。再后来的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及其老一代美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中美建立了跨越世纪的外交关系。美国人民其实非常可爱，可爱到当时也和我们一起崇拜交白卷的张铁生——后来，美国的学生们多次组织罢课——这些都毕竟过去了。不知道今天的美国人是否还渴望象黄帅一样反对师道尊严——应该会。因为那里的学生们一直崇尚自由。东拉西扯这么多，该回到正题了。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正题——关于上帝的话题。我们只谈到了中美两国人民彼此之间的一些美好的共同回忆。但是，却没有提到一个重要的神话人物——耶稣。这很重要，美国人和中国人一样，也有许多共同的忌讳——黑色星期五，数字13或者说4等——这就是世界文化相同之处的体现。好了，我们该谈谈我们这部传记及其宋德利诗歌创作中那些与上帝有关的话题了。

《一》上帝的授权。

首先，我们把这部传记的创作称之为上帝授权的创作行为。这倒是个非常重要的，诗意化的观点。因为我们这部传记除了把她献給宋德利那些南开大学的导师及校友之外，主要的还是把她敬献给热爱东方文化的西方人民，也把她敬献给热爱蓝色文明的东方人民。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把她敬献给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一直希望博爱，仁慈的情感照耀全人类，照耀大自然的山川河流，让战争的阴影远离我们的身边，让饥饿与疾病远离我们的身体，让颓废与流浪远离我们的精神，让天国的种子在人间开花。而无论您是否信仰上帝信仰天父，我们都相信博爱从未在任何人的心灵中消失，无论战争如何摧残人性与天性，人文的精神都与上帝同在。当西方国家所有的唯物主义者及其唯物论的哲学家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都将所有的问题交给上帝去解决。

我们没有任何权力任何名义去指责我们的上帝，无论您是否信仰，因为上帝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让人类社会自相残杀，让鲜红的血迹布满人类的足印和噩梦。唯物主义者一直都在信仰的矛盾加剧与矛盾激化生活与实践。而实际上，所谓想象就是上帝给以您的天赋及优势。因为想象即唯心，想象即诗歌。

我们生活在一个蔚蓝的星球上，我们的先辈们曾经以为我们的地球是永恒的，是世界，宇宙的中心，是上帝所有视野的存在。可是，人类社会的地球永恒意识随着科技活动的进步与视野的扩张，被现实无情的粉碎——从地心说，到月心说，然后再到日心说，抑或是宇宙说？然而这些却都不是最后最终的答案。直到今天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地球很小，我们的太阳很小，我们的银河很小，我们的宇宙很小。

我们的肉眼无法再将视野扩展到宇宙以外更加遥远的天际。我们的视野充其量只能从北京出发看见华盛顿，只能从天津出发看见纽约，只能从上海出发看见巴黎，只能从南京出发看见东京，只能从长春出发看见平壤与汉城，只能从香格里拉出发看见清迈，只能从黄河出发看见巴比伦河，只能从长江出发看见泰吾士河——我们可以读懂人类社会文化发展及其文明发展过程中留下的任何一组神秘的密码，我们却无法读懂我们人类自己为什么发明了战争，流血及死亡的一切游戏。因为我们始终无法消除灾难，所有最后的结论就只能归咎于人类社会还没有了解自己，没有了解人类存在的意义及生存的意义。

所以，我们仿佛是习惯了在在灾难中生活——制造灾难其实是一场文化与哲学的悲剧——因为哲学让我们在对比中认识世界，在对比中认识和平与战争——如果没有痛苦的存在，就无法体验快乐的存在，如果没有战争的存在，就没有渴望和平的意识，如果没有悲观主义的存在，就没有乐观主义的存在，如果没有禁梏的桎梏，就没有自由的渴望。当自由女神骄傲的向全人类高擎自由的火把时，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因为我们的世界太缺少自由，我们才渴望自由，民主与公正。

其次，我们把这部传记主人公宋德利的文学创作也称之为上帝授权的创作行为。当宋德利和所有的文化学者从黄河的源头来到大西洋的彼岸时，他们才发现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和东方人民，只是一样从远古的封建时代走来，共同踏上了寻求自由的道路。宋德利是一个来自天津农村的农家儿童，但是他却是一个文化的天才。而这种天才的展示，不仅仅在于是智慧，也是在于毅力和信仰。他从中国来，信仰的是国学与传统含蓄的伦理观念，他从东方来，他渴望在西方的土地上感受另一种文化与文明气息的同时，也更加希望把东方的文明与文化通过自己的实践及努力带给西方善良的人民。他是一位充满智慧充满国学体验的东方土著，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去证明着中西文明的共同先进与共同发展的理性里程。我们无法从意识形态去调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却能从共同的关于善行的同一出发点去感受世界的美好与阳光明媚。宋德利的智慧，是他南开母校智慧的折射。尽管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打算在这部传记中提到南开这个名字——当然，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因为宋德利本人是否就能代表南开的考虑。我们相信南开大学是一个曾经受到上帝阳光沐浴的地方。

  而事实上的确也是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危机日益加剧，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教徒中的有识之士，以“洋教会”的称呼为耻，主张建立由中国人“ 自立、自传、自养”的教会。中华基督教会仓门口教堂的建立，就受到当时这种全国范围内独立办教会思潮的影响。

1908年，天津的基督教伦敦会教徒张芝庭看到传教工作完全依赖外国人，成败利钝俱以外人马首是瞻，于是大声疾呼创办国人自己的教会。不久，张芝庭去世。张的次子张英芳联合其父的故交张葛孙等继续提倡自立，在老城厢罗家胡同建立了第一个自立会祈祷所，这里原是伦敦会英国传教士史密斯大夫的诊所。后来又在南门外太平庄典了4间草房做福音堂，至此，天津基督教自立会初具雏形。

   1910年10月，杨宝慈倡议，爱国教牧和信徒百余人在城里经司胡同青年会开会，商讨正式创办天津基督教自立会事宜。这时仓门口公理会迁往西沽新会堂，主事的美国传教士山嘉立表示愿意将仓门口会堂出让给自立会。

   天津五大公会（美国公理会、美以美会，英国圣道堂、伦敦会、圣公会）所属七处会堂的华人牧师和信徒百余人，坚决表示要脱离外国差会，成立自立会，于是买下了仓门口教堂（房款到1932年全部付清），天津第一个基督教自立会正式成立了（当时教会门前的匾额为“中华基督教会——华人自立”，因此有了“自立会”之称）。当时，选举了张伯苓、张葛孙、许静斋、陈浩然等人为董事。这为华北各地开创了自立教会的先河。主堂 10月19日，自立会正式献堂。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先生任该堂董事会的会正。

仓门口自立教会成立后，做自立会的信徒成为一种时尚。职员百姓不惮路远，也要到自立会去接受洗礼，借以表明自己是自立会的信徒。 1920年，在仓门口自立会成立10周年的时候，教徒人数达到600余人。教会的负责人中，张伯苓和宋则久在当时的教育界和工商界享有盛誉，他们的“教育救国”和“ 实业救国”的主张在民众中有很大影响。1932年，由于信徒人数增加，在还清公理会的房款后，自立会出资1000元，将永典之堂址完全购置。这样就把原公理会仓门口教堂的房产购买过来，并动工改建新堂。 1934年，新堂落成，即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仓门口教堂。1934年7月举行献堂礼拜。楼上下共可容400余人。另临街建布道用副堂一座，容百余人。包括附属建筑总建筑面积1126．94平米。

从1910年至1950年，仓门口自立会的历任牧师有刘广庆、王文治、石子忠、刘坤一、丁宝兴、陈彼德等。仓门口自立会还在武清县王庆坨、河东区沈王庄、河北区仁田西里及锦衣卫桥等地建立了支会。主堂内 1958年，天津基督教合并于四处聚会(滨江道堂、仓门口堂、浙江路堂及冈纬路教堂)。由旧城厢一带的九处堂会并入仓门口堂的联合礼拜，但在当时的形势下，聚会人数极少，且讲道内容受到很大限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仓门口堂被砸，牧师被揪斗，教堂房屋被占用，直到16年之后的1982年12月12日才恢复聚会。 1976年，该堂经过强烈地震，并未毁损。1987年,仓门口堂被列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

西开教堂始位于天津和平区滨江道独山路，坐西南朝东北，全称天主教西开总堂，后因其所处地区又称为西开教堂和老西开教堂。西开教堂是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由法国传教士杜保禄（Paul-Marie Dumond，1864~1944）主持修建；建筑面积1891.95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500人，平面呈十字形。天津西开教堂建筑平面呈拉丁“十”字形构图，三个高达45米的巨型圆顶错落排列成“品”字形，三座穹窿顶均略向上拉长，表面以绿色铜板复盖，巨型圆顶为木结构支撑，每座圆顶上有一个青铜十字架。西开教堂是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和特殊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西开教堂是天津市最大的罗马式建筑，也是天主教天津教区的主教座堂（西开教堂是主教府，但没有主教。）。

安里甘教堂，由基督教圣公会（也称安里甘会）创办。创办人史嘉乐，圣公会传教士，1879年被指派为华北地区主教。活动中心在泰安，1874年移驻北京。安里甘教堂（安里甘教会是英国圣公会的别称）位于天津纳森旧宅旁边，建筑风格有着典型的英国风格，与天津别的教堂风格不尽相同，独树一帜。小的时候，几乎天天从门口走过，不过那时教堂周围是高高的围墙，只有尖尖的塔楼向世人诉说她的沧桑。教堂用地是1893年英租界工部局捐赠的。地点是现在的泰安道和浙江路的交界。当时这里还是一处水乡。教堂建立用了10年时间，到1903年才正式落成。教堂历任牧师都是英国人。1935年5月教堂大火，礼拜堂严重损坏。1936年6月重修工程结束。

历史上，安里甘教堂有“天津的英国教会”之称。不过类似于紫竹林教堂，这里也不是普通中国信友能去祈祷的地方。

冈纬路教堂建于1917年，为中山路、昆纬路和黄纬路环绕，现位于嘈杂的居民区和菜市场之间，地基略高，位置比较显赫。笔者初次考察冈纬路教堂，站在喧攘的氛围中仰视之，看到的是九十年的风雨已无情地剥蚀了其躯体。1860年，美国牧师柏亨利来到天津，先在天津老城东门外天津天后宫创立教会。1862年，他将教会迁至仓门口并成立小书房。1867年，他又将教会迁至紫竹林。1906年，美国公理会牧师山嘉利为了传教工作的需要，将教会及所属男女书房迁址新购置的西沽龙王庙。并将紫竹林房地产出售给天津法租界的法国工部局，并用所得的款项在现红桥区西沽地区扩充教会和学校。1910年，教会将男女书房更名为究真、仰山学校。此后，美国公理会的活动中心转移到西沽。但后来教会因西沽偏僻，于1917年在现河北区冈纬路6号购买地基，建立教堂。

望海楼教堂位于天津市河北区海河东岸狮子林桥。清同治八年(1869)法国天主教会建造，次年 6月在“天津教案”中被天津人民烧毁。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帝国主义分子用清政府赔款，在废墟原址重建，增建了角楼。1900年在义和团运动中再次被焚毁。现存望海楼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用“庚子赔款”按原形制重建。建筑坐北面南，青砖木结构，长47米，宽15米，高22米，正面有3个塔楼，呈笔架形。教堂内部并列两排立柱，为三通廊式，无隔间与隔层。内窗券作尖顶拱形。窗面由五彩玻璃组成几何图案，地面砌瓷质花砖，装饰华丽。1976年因地震严重损坏。1983年修缮。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意天主教圣心堂，曾经是在民国时期担任过总统职务的曹锟的旧居，这座小洋楼建于民国初期，有百余年的历史，是文物保护建筑。据了解，第一医院位于进步道102号的门诊楼，曾经是在民国时期担任过总统职务的曹锟的旧居，这座小洋楼建于民国初期，有百余年的历史，是文物保护建筑。砖木结构二层，局部三层，由甲、乙、丙、丁、戊几栋建筑组成。主体建筑甲楼前圆形台阶，入口由三连园拱券与爱奥尼克式廊柱构成，显出建筑的豪华与大气，高坡楼顶，保存尚好。

天津紫竹林教堂，建于1872年，位于天津原法租界圣鲁易路（今营口道16号）。是一座具有浓郁的文化复兴晚期风格的希腊式教堂，教堂砖木结构钟楼成半圆形有大量的葡萄、玫瑰花造型砖雕装饰半圆形罗马柱在大门左右装饰柱头有百合花砖雕装饰，教堂内部满铺红蓝白三色瓷砖，砖面装饰有十字架造型彩面砖面，圣体栏杆为铸铁铁艺祭台采用白色大理石雕刻有3个不同造型的十字架，整体有卷云波浪边饰，石质材料通透属上品，整座祭台艺术价值极高。

据知情老人回忆，那时候“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根深蒂固，考虑男女教徒分开活动，又都能“望弥撒”，因此，大薄甸教堂呈“人”字形，堂身自然分成两部分，祭台设置在整个建筑的连接部位。相传北京教区原考虑以大薄甸教堂作为天主教宝坻地区的总堂，但由于其教堂建筑理念传统、封建，违背了天主教爱与平等的精神，遂另辟新堂。大口屯与大薄甸两村相依，教徒人数多且虔诚，此为在大口屯建堂的由来。

1984年，在宝坻大薄甸教堂遗址上重建了新教堂，这面山墙是当年教堂惟一的遗存。堂区中部为神父的居室区，往西刀把部分为修女院和女校。被称为“大客厅”的神父住房高大、气派，兼取中西建筑审美要素的精华。每四间形成一幢，南北开门，四幢建筑整齐地排列在堂区的中心部位。北面的空地、房屋相间栽种着洋槐，盛夏时节，枝桠旁逸斜出，荫蔽区域广大，愈显庭院的古朴和神秘。在法国神父田聿登、濮怀恩主持教务的时期，将南面的空地开辟为菜园子，雇用当地的教徒种植。

  仓门口教堂是一所历史悠久的教堂，曾是天津第一个中国人自办的教会活动场所。该堂位于天津旧城中央的鼓楼东侧，最初在1860年代由美国公理会差会创立。 1900年被义和团烧毁，事后重建。1932年扩建。虽经历文革和唐山大地震，但建筑的基本样貌还在。

风雨中几十年走来，如今的教堂已是飘摇。教堂附近的老城厢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已经紧锣密鼓的展开，老教堂在周围的现代建筑以及崭新的仿古建筑的衬托下显得特别触目。

　　堂内的老槐树大家如果去参观一下的话，从外边可以看到外墙几乎已经成圆弧形。走进去，可以看到堂内经过无数次补漏的房顶。

　　据牧师讲，多年以来，很多人为此奔走争取过。本来是于2009年就可以维修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维修被搁置了。保护踩在堂内的斑斑红砖路上，无论是教徒还是非教徒，单单就这一所古老而醇厚的建筑来说，它的确需要人们的修缮和保护。许多外国电影都在表述这样一个事实，战争远离教堂，教堂永远是人们躲避祸端的场所。

   在津南静海县独流减河南岸，有一个叫管铺头的小村庄。相传望海楼教堂的神父来此传教，在村里建立了静海县内最早的教堂。这座教堂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毁，教会利用“教案赔款”重新修建了教堂。天津历史上许多知名神父，如比籍雷鸣远、法籍金保民，中国籍“三刘”刘益民、刘品一、刘皕仁等，均主持过管铺头的教务。

法籍神父马振东，在当地更是有口皆碑。在他任本堂神父期间，视教民与平民为一体，在堂内设立义塾，不分是教民还是平民子弟均免费入学。当时，大多数村民都入了教。现任静海县天主教爱国会领导小组负责人的王庆才，他与老伴常年居住在管铺头教堂内，当回忆起当年追随津南支队抗日的往事，他的声音激昂起来，仿佛变了一个人：“那一年，八路军津南支队在文安的马六郎村召开会议，邀请敌占区的进步分子开会。支队长李轩讲了许多抗日道理，还为每人发放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我们三个年轻教徒产生了抗日思想，决定参加八路军，跟日本人干。当时在管铺头一带活动的是李成中领导的三支队，李队长答应了我们的请求。我们三个人商量，不能赤手空拳参加队伍，要带上一份厚重的礼物。”“什么礼物?”我们问老人。“汉奸特务和枪。”他的思绪已陷入了往事的回忆：“我们的猎物在梁王庄火车站做活，家住梁王庄。摸准情况后，我们带着火枪和手榴弹，由熟人带路，摸进他的家。‘大哥在家吗？’‘车站上叫走了’，一个妇人回答。不能就完了，在回来的路上，我们向敌人的炮楼开枪，引起了日本人的一阵扫射，就算是浪费了敌人的子弹吧。后来，我去了南皮，继续参加抗日活动。我的两个同伴去天津参加了地下党。”1872年，美以美会牧师达吉瑞来到天津，创立维斯理堂，堂名系纪念该会创始人约翰·卫斯理。最初借住紫竹林圣道堂，随后在海大道买地建造教堂。

——宋德利之母于2004年春节过后过世，父亲于2006年过世，宋德利因为国外新闻工作忙，都没能回国为二老送上最后一程。宋德利也因此大哭一场。宋德利祭奠母亲的方式是在房间里设了简单的灵堂，也就是在桌子上做个灵位，摆上供品，点上蜡烛。他给母亲磕头84个，那是母亲的年龄。

随后在家里出殡的同一时间，随着家人为母亲送葬，又磕头60个，那是我的年龄，表示对母亲60年养育之恩的感谢。父亲2006年5月去世后，也是算好时差，在家里为父亲送葬的时刻，以自己的方式随家里一起行动。宋德利这次是下班后到纽约曼哈顿5大道最有名的圣派垂克大教堂为父亲祈祷，虽然他不是教徒，但却想起以这种方式来祭奠老父。我当时选个人少的地方，跪在那里，实在忍不住心中的悲痛，虽然因为环境问题，宋德利强忍住没有放声痛哭，但也早已是涕泪横流——2008年5月6日。

《二》上帝的协约

   实际上，我们在分析宋德利四大名著万言诗歌的时候，有一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四大名著原著的文学属性问题。除了《红楼梦》，《西游记》的纯文学属性之外，我们对于《三国演义》及其《水浒传》的文学属性认定其实是到目前为止也不能得出标准答案的问题。因为它们都具有真实的故事原型，包括真实的历史背景。所以说，如果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一定要认定四大名著原著有什么传统文化的共性的话，他们有一条主线就是揭示了东方传统专制主义给中国人民各种不同类型的生活层面所带来的灾难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东西。尽管《西游记》是神话故事，但其中主要还是揭露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等级制度包括权威的特征。而《红楼梦》的主要框架还是，贾府的一切荣耀其实都是建立在贾元春的特殊身份之上的产物。另外就是《三国演义》及其《水浒传》尽管具有着某种特别重要意义的现实主义元素，实际上围绕的哲学讨论还是没有离开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斗争。这主要是体现在诸葛亮的所谓神机妙算方面的情节描绘。

另外，在宋德利看来，官逼民反仅仅是《水浒传》的表层意境，实际上所展示的还是关于对于东方专制主义是忠诚抑或是背叛的命题。所以，西方国家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印象的来源，基本上是西方哲学家通过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其他古典书籍的了解渠道而获得。因此，宋德利在进行四大名著万言诗歌创作的时候，其主要出发点还是建立在如何解构西方哲学家那里东方专制主义印象形成的根本来源。这是一个学术的进步，在我们以往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析研究中，东方专制主义印象的形成只是被解释为压迫人民的表层概念。这里其实涉及的是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自我暴露的问题。这一理解应该是成立的东西，因为作出东方专制定义的学者或哲学家基本没有到东方及其中国进行过所谓的实地考察。

与此同时，我们在这里所要关注的焦点是，宋德利如何认定中西方在共同信仰惩恶扬善的过程中，却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所谓东方专制主义与西方自由哲学的两端。所以，在我们研究宋德利四大名著万言诗歌的时候，必须看见宋德利这一创作上的指导方针与指导思想。因此，我们在此基础上的结论是，宋德利在四大名著万言诗歌的动机上主要还是希望从这一点寻找崭新的哲学讨论。在这里，宋德利一直所关心的也就是这么一个社会及其学术界或者说现代宗教界如何解释关于中西方在共同信仰惩恶扬善的过程中，却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所谓东方专制主义与西方自由哲学两端的状况。在关于善恶的故事当中，中国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佛门典故：饲虎取义——是时王子兴大勇猛，以悲愿力增益其心。虑彼二兄共为留难，请先还宫，我当后至。尔时王子摩诃萨埵，遽入竹林，至其虎所，脱去衣服，置竹枝上，于彼虎前，委身而卧。菩萨慈忍，虎无能为。即上高山，投身于地。虎今羸弱，不能食我，即以干竹，刺颈出血。于时大地六种震动，如风激水，涌没不安。日无精明，如罗侯障。天雨众华及妙香末，缤纷乱墬，遍满林中。虚空诸天，咸共称赞。是时饿虎即舐颈血啖肉皆尽，唯留余骨。时二王子生大愁苦，共至虎所，不能自持。投身骨上，久乃得稣。悲泣懊恼，渐舍而去。

为什么宋德利在这么一个关于大慈大悲的故事中找到了答案呢？在这里，我们可能要通过一些宗教形成的历史来进行一个比较复杂的说明过程。

很明显，在人类的印象中，虎是作为猛兽的形象定格我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当中。既然是猛兽，那么在品行的彰示中，肯定主要就是表现出恶性的一面。那么，佛门在创作这一典故时为什么不选择一些善良，弱小的动物作为佛门取义的对象呢？这就是宋德利寻找答案的出发点及引发点。因为佛门之所以会编造一个人类与虎的对应关系，不仅仅在于是取义的需要，而是通过所谓的慈悲行为去达到教化包括虎在内的具有恶行的动物或人改邪归正的感化效应。所以说，无论王子在饲虎取义的行为过程当中取回了多大的义与善，而虎都是被当成恶行势力代表的载体。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善恶的本质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协调。因此，所谓文学创作中的上帝的协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仅仅体现出的是某种解构主义的哲学方针。

另外，关于曹操这一人物在历史上一直处于的是摇摆不定的状态。我们的话题接下来还是回到宋德利的思考方面。刚才已经说到，无论王子在饲虎取义的行为过程当中取回了多大的义与善，而虎都是被当成恶行势力代表的载体。但是，在西方国家的教化过程中，圣经为耶稣安排的对立面是犹大。请注意，犹大是一个人而不是动物。所以，在西方世界的宗教信仰中所要教化的是主体而不是动物。当然，圣经本身并没有让宗教的拯救力量及感化力量在犹大身上发生拯救其灵魂的作用，而是让他一直保持始终没有被主感化的身份到目前。而另一方面，西方神话中的天使，恶魔也好，都始终是以人类的面目出现，哪怕是面目全非的人面兽身形象。

所以，我们从西方神话人物或角色的呈普遍意义的人面兽身雕像中可以证明这种以人为本的宗教原则。所以，宋德利的答案是，由于西方宗教的信仰一开始就定义为以人为本的宗教原则，故而在西方国家的宗教理念中，人是主体并根据这一宗教主体的概念，延伸并衍生出比东方更加关注人本质的哲学观念。所以，人也随着成为哲学的主体，尊重社会每个成员，尊重人性，尊重人文，尊重个人的发展机会及其社会的公正，尊重个人的自由及其自由价值等——也就是因此，在国外最先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等自由主义的概念。实际上，这一切从根本来说都首先是宗教本质（宗教的以人为本）所决定的个体与社会之间，与政府之间的对应关系等。另外，从西方宗教的人本主义做进一步的分析来说，是不愿将人的善恶标准与动物或与自然发生联系或发生作用，所以西方国家实践宗教的场合仅仅局限于天堂，地狱，天国，伊甸园等虚构的场合。而中国人实践宗教的场合则多选择在伺堂或庙宇或某种意义的仪式当中。并且在中国的许多宗教场合，等级制度，论资排辈，家长制等显示特权的迹象明显被展示。而由此而来的答案便十分明确，西方国家宗教的主体是人本主义原则，而东方国家的宗教主体只是提出如何为宗教牺牲，为宗教献身，甚至是舍身取义，而对于人个体本身的人文主义情感降低到最低点与最低水平。实际上这种蔑视人本身的宗教观，是一种万物有灵论的反映过程，　　

万物有灵论由英国考古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Tylor)提出，认为原始人在形成宗教前先有“万物有灵”之概念，人在对影子、倒影、回声、呼吸、睡眠中觉得人的物质身体之内有一种非物质的东西，使人具有生命，而当中以梦境的感受影响最大，当这种未知的东西离开身体时，身体便丧失活动能力，呼吸也停止，泰勒称这种未知的东西为Anima。原始人推龋一切生长或活动之东西，甚如日月皆有Anima，然而近代宗教学家认为原始人未具这种抽象的推理能力，也未发现任何考古实证。另外，在万物有灵论之前，还存在一个前万物有灵论的观点。又称物活论，是马雷特对万物有灵论的修正，他认为原始人在产生“万物有灵”之概念之时，先具备一种概念，就是认为整个世界是活的，故世界每件东西也是活的，并非以各物皆具有自己的独立灵魂为前提，然而也未发现任何考古实证。

西方人还将中国人传统信仰“儒教”也算作一大宗教。儒教是否是宗教，存在不同的意见。一般而言，正如道教是宗教而道家则不被认为是宗教一样，儒家、儒学不被认为是一种宗教，而对儒教则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不是宗教，有些人认为是宗教，这主要取决于对儒教含义的理解和对宗教含义的理解。在香港、印尼等地，儒教(孔教)被视为宗教。无论争论如何，不可否认，存在以宗教形式存在的儒教(孔教)，如在台湾，有中国儒教会，在印尼，有孔教会。

   所以，宋德利这一从宗教角度为出发点得出的中西文化差异的结论非常科学也非常吻合历史上关于中西方宗教演变的轨道。所以，宋德利关于四大名著万言诗歌的创作，实际上是一个让中西方的“上帝”如何达成在文化上折衷协议的过程。不然的话，如果在这些未来即将向西方国家展示的四大名著万言诗歌，所采取与保持的是全盘东方式的牺牲与献身或者说宿命主义等观点，那么西方国家是绝对不可能接受这种观念的传播与传输。

但是，在中国传统的宗教比较结论中，西方文化中的宗教(religion)，只是神宗教，即是崇拜超自然的神的宗教。西方狭义的的宗教概念，和中国广义的宗教概念，有所不同。以中国文化的观念，宗教除了道教、佛教、印度教以及亚伯拉罕诸教等“神宗教”，还有“人宗教”。宗师被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的儒教，便是一种人宗教，或称“圣宗教”。除少数将孔子神化了的儒教流派的教徒外，中国人相信圣人孔子并没有超自然的力量，他也不是先知，而只是先圣先师，因而人宗教是更合乎自然的理性宗教。在以人宗教为基础的儒家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和发展，不仅不会得到宗教徒的抵制，反而因为人们注重文化知识和格物致知的观念，受到大家的推崇，人们乐意开放地探讨任何学问的问题，而不存在科学课题的禁忌。中国人的祖先信仰，则是一种基于人的“神灵信仰”。在儒家文明地区，对祖先神灵的信仰，祖先保佑等等概念，也是对超自然的力量的一种信仰。同时，中国民间还存在其他各种类型的神灵信仰。另外，儒家社会往往同时并存著道教和佛教等信仰超自然的神的宗教以及其他各种民间宗教信仰。所以，宋德利的宗教观实际上是一个与传统比较结果截然不同的相反观点。

另外，关于四大名著的分析研究实际上已经属于国际范围的且格局成为大循环式的研究领域。如果仅仅以呈现另一种文本的四大名著的名义将这些诗歌呈給这些学者及其专家并取得他们的文本上的认同，显而易见是无法达成协议的愿望。所以，宋德利四大名著万言诗歌的创作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以另一种文笔的形式，再造一个吻合文化观念的文本来达到重新突出文化与宗教层面的学术元素。如果我们只看见四大名著的所谓国学层面，现实主义批判层面，包括对于封建制度封建主义的谴责层面其实是一个片面性的东西或出发点。因为在各种不同类型意识形态背后能够最终达成协议的只有宗教层面。当然，宗教的传播也具有多重性与两面性。历史上许多殖民文化格局的形成首先就来自于宗教的介入。所以，在人类社会当今世界的许多种族冲突中，宗教信仰的不同是主要的根源。所以，宋德利四大名著万言诗歌的普世价值就是从历史的角度在共享式的宗教理念中重新认识四大名著中隐藏的宗教信仰或者说是宗教冲突等问题。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倾向于把宗教看作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含义。这种抽象的概念是基于自身文化发展而建立起来的。
宗教是对神明的信仰与崇敬，或者一般而言，宗教就是一套信仰，是对宇宙存在的解释，通常包括信仰与仪式的遵从。费尔巴哈在《宗教的本质》著作中，概述了宗教，尤其是自然宗教即多神教的本质，明确提出神学就是人本学和自然学的论点，弥补了《基督教的本质》漠视自然界的缺陷。费尔巴哈指出，人的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自然是人生存的基础和依赖的最初对象，是宗教的原初对象。人依赖的自然对象各不相同，自然宗教因而也就有众多的神。而自然事物、自然现象乃至动物之所以被崇拜为神，是由于人为了实现摆脱依赖的愿望，从人的立场把所依赖的对象想象成为象人那样的东西，把自然看作是具有人性的东西，而后又崇拜它。自然宗教的本质同样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不过是用自然被人化的间接方式表现出来。自然宗教的神是人把自己的本质依附于个别的具体的自然对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当人由物理实体变为政治实体时，当君王的占有、决定统治着、支配着人的时候，自然宗教就为精神宗教即一神教(基督教)所代替。

　　

宗教包括了符号意义、信仰、叙事体的故事，还有应该给予修行者生命体验的宗教实践。无论宗教的中心意义体现在任一神性或众多神灵上，抑或是根本真理，宗教的普遍特征是由修行者的祈祷、仪轨、冥思、音乐和艺术形式所表现，除此以外，宗教还和社会及政治常常相互交织。宗教的特征可以集中表现为特殊的超自然现象、形而上学，出自于宗教法律的道德要求或生活方式。宗教也包括了原始的文化传统、神圣的著作、历史神话，还有个人的宗教信念与经验。宗教的发展可以从不同的文化中提取许多形态，同时伴随着各种文化的差异。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宗教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他看来，宗教本质上是一种“颠倒的世界观”，是由对神灵的信仰和崇拜来支配人们命运的一种意识形式。他认为，从其产生根源看，宗教是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的产物：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和缺乏科学知识，以及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无知和恐惧，从而产生了各种形式的宗教观念；阶级压迫给劳动人民带来苦难而人们又不能科学地解释这些社会现象，是宗教产生的又一重要根源。马克思相信，宗教最初是被压迫者对现实苦难的叹息和抗议，而后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统治被压迫者的思想工具。因此他断言：“宗教是精神鸦片”。

《三》上帝的诗篇。而实际上，无论您是否相信上帝的存在，灵魂的存在也好，但是对于诗人而言，每个诗人的灵魂只能走到诗人写诗的地方。在地球上生存的人类社会中,有着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这就是诗人。尽管从现有的文字记录中无法证明诗人到底产生于人类社会诞生多少年之后的事件，但是有一点我们却可以肯定的说，自从人类诞生那天起或者也可以说是在人类诞生之前就存在的物体。如果说诗人是诞生在人类之后的事情，那么诗歌的诞生到人类的距离将是非常遥远的距离，如果说诗人是诞生在人类社会诞生之前的话，就说明从诗歌的诞生到人类的距离是非常临近的事情。我们必须承认诗歌是在人类诞生之前就存在的事情，不然的话，我们就无法寻找到地球上第一个诗人站在人类面前的确切时间。

如果我们不能确认这么第一个诗人第一次站在人类面前的准确时间，那么就无法仗量灵魂到诗人的距离有多远，至少我们不知道每个诗人的灵魂能走到彼岸与现实的某一个位置。我们必须承认诗人诞生与人类社会总体的诞生之前，至少给这种关系下个假设的定义也好。因为我们必须承认诗人的灵魂与诗人的潜意识是保持同步的东西。因为在人类真正诞生之前本身就是一个无限漫长的岁月。

在这些漫长地岁月里，大自然每时每刻都在开始赋予着那些还没有真正进化成人类的类人猿们智慧，和勇气。因为当人类诞生之前没有这些基因的植入，人类就不可能在变成人类的那天起具有思考的能力，包括文化文明的把持与拥有的欲望。所以，诗歌的基因其实是人类正是诞生或进化之前就由大自然赋予人类社会的文化基因。我们称后来诗人写诗的行为只是一个文化的潜在基因与再现的重复机制。因为，我们把诗歌的源头总是放置于文字诞生之后的事情，实际上只是对于文字记载的信赖与依赖，至少可以说，这种理解的出发点就是否定文字诞生之前文化就存在的事实。

   与此同时，目前地球上有许多基因优秀的民族与部落尽管没有自己的文字，也在并不依赖他族文字的基础上创造了奇异斑斓的文化世界。这些证据主要是体现在某些没有文字的民族服饰上特别复杂或充满高贵的设计体现。这些没有形成文字的文化证据的存在，使我们必须相信诗歌是人类社会正式诞生之前就存在的文化现象。实际上这些艳丽而复杂的服饰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再进一步说，这些服饰本身就是诗歌的另一种形式。他们只能是诗歌，而不是别的。因为，如果不是诗歌的话，我们就无法判断那些没有文字的部落却有着唱歌的天赋。因此，文字形式的诗歌充其量只是被我们容易识别并容易表现的诗歌形式，而实际上那些服饰甚至于是一些雄壮的猎手，部落间的战争与挑衅都是诗歌表现与诗歌激励的结果。

   因为直到今天我们仍在坚持的观点是诗歌是一种激情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把诗歌用文字记录之前的所有充满激情的行为称为诗歌存在的证据。因此，只是世界上第一首被文字形式表达的诗歌出现在全人类视野的时候，我们才认可写诗歌的行为，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肯定的说，文字形式的诗歌仅仅只不过是记录了与再现了我们头脑中已经固有的那个关于诗歌的思考和内容。因此，当我们从诗歌中所展示出的那个超自然的思考区间及其诗歌的内容及色彩，就可以证明，诗歌在发掘着一些人类社会并没有通过正常思考而观察与思考到的物质世界或精神世界,这些应该是在已知与未知之间存在的事情。

诗歌的书写与诞生，其实是对人类社会智慧与思考的启发与启蒙的力量其实是一个超越自然超越哲学超越自我超越哲学力量的力量和因素。诗歌不仅仅是简单的从诗歌本身带给了人类社会文化阅读的愉悦，也给人类社会本身展示了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多纬度世界。他们或许是视觉的，或许是潜意识的对应思考，或许是制造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听觉世界。当由书写的方式完成的第一首诗歌出现在人类社会的视野时才出现的情形是，诗歌让人类社会的文化基因得到了无限的改造与促进。因为，诗人在创作诗歌的时候，总是试图拉近与缩短人类灵魂到诗歌的距离，因此诗人实际上所具备的作用是引导人类不仅仅在于认知一个关于生命的世界也包括那个毫无生机意义的死亡事件或者说死亡的世界。因此，诗歌是与生俱来的，包涵有宗教或神秘意义的文本形式及其文化形式。实际上是哲学仅仅提出的问题是关于客观事物的思考，而诗歌则提出了一些唯心主义却并不形而上学的问题，甚至于是灵魂与彼岸的问题。

每一个诗人都是太阳的孩子。所以当每个诗人出生时都来信息说，太阳一直会照耀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所以在诗人的一生中寻求光明其实就是追寻太阳之父的行动。在追寻太阳追寻父亲的路上，他们偶然会迷失自己的航线。这种迷失出现的时刻也就是启明星在天空出现的时候，他们始终不明白的是，作为普照万物的太阳竟然也需要启明星辰的引导之后犹豫着喷薄而出，冲出地平线上最具高度的海拔。有人说总是身处高山的时候，往往才最先看见太阳的升起。实际上太阳永恒的存在着并照耀着大地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寸土地。当我们身处黑暗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在世界的别处撒播光明与温暖了。因此太阳总是如期而至而不遥远期待与祈祷的结果。每一天新的太阳的如期而至的事实，让我们开始怀疑诗人探寻光明行动的毫无意义——们在这里得到的逻辑判断是，每个诗人都是圣经继承者，每个诗人其实都是《圣经》后来的后继书写者。

每个诗人都是作为复活意义的耶和华而出现在民众的视野里或者说民众的精神或灵魂里。于是诗人在这里获得了尊重。因此我们的诗人被另一个声音教导说，每个诗人总是在肉体死亡的第一时间就被上帝接回了天堂，并祝福诗人说，在天国的世界里，上帝总是让每一个诗人远离地狱而更接近天堂。于是有另外一个声音在教导我们的诗人说，因为每个诗人在他活着的时候都用诗歌已经洗刷了自己的原罪。他们在刷新自己原罪的同时也启发其他不会写诗的人更进一步的认识了自己，认识了他们所生存的世界，认识了他们肉体死亡之后的彼岸。

  于是，有一个声音一再说，是诗人赋于了黑暗中的人民的希望，带给世界信心与赋于灵魂的正能量。诗人让太阳之子乌鸦在漫无边际的黑暗中学会相信太阳的力量，有一天太阳将会再次召集自己的儿子恢复太阳之子的光明本象。用黑暗当服饰的乌鸦说，因为诗人的存在，它们已经开始由对光明的诅咒演变为对光明的向往。只是因为它们依然还必须陪伴于黑暗的身边。诗人说，如果有一天当天亮纯属意外的话，那么就是乌鸦已经回到太阳身边的结果。于是便印证了九个太阳之子的恶果。于是当所有的乌鸦都回到太阳身边的时候，反而天亮却变得不可捉模。因此有一个声音说，上帝让乌鸦身披黑衣，是为了让他们与黑暗作伴，以让每一个天亮都如期来临。上帝说，如果没有乌鸦与夜晚相伴，那么乌鸦就永远不知道它的最恶多么深重。诗人替代上帝教导乌鸦，是乌鸦献深与黑暗的牺牲才让光明如期而至。宋德利在2013年间曾经创作了一批关于乌鸦的隐性赞美的诗歌。其中太阳说，乌鸦只是替代自己守护自己还没有照耀到地方才选择了与黑暗为伴。诗人让乌鸦在诗歌的圣殿里披上神圣而神密的外衣。诗人让乌鸦成为英雄。

诗人让灯蛾扑火的装举演变成一场追寻光明的虚伪。于是，上帝让灯蛾成为光明的殉葬品。诗人说，灯蛾扑火的最恶是，它让所有的人以为夜晚的灯光就是太阳的光明。于是，诗人替代上帝审判了灯蛾。灯蛾并不喜欢真正的天亮于是它至死都不忘表榜自己是光明的献身者。诗人的教导说，你可以相信所有形式的光明，却不可以相信灯蛾制造的光明。诗人说，因为灯蛾制造的光明是假相，因为它在为光明献身的时候，而真正的光明却并未在我们的眼前里闪烁。诗人说，当灯蛾死亡之后，黑暗却依然存在。灯蛾是魔鬼派来的使者并让它献身而证明黑暗已经过去。

诗人说，耶稣复活的第三天，就告诉诗人说，天堂已经为每个诗人将来肉体死亡的时候都在天堂里留下了他们的位置。所以每个诗人都在诗歌里乐意传达博爱的信息与天主的福音。因此每个诗人在他活着的时候都告诉自己说，我是太阳的儿子，我是上帝的儿子，天堂里有我的位置，我也愿意让更多的人和我一起步入天天堂。世人应感谢诗人的教导，让他们弃恶从善将来步入天堂。诗人实际上并不相信宗教，但是他们却让博爱撒向人见，因此上帝说，诗人是上帝并不信教的教徒，他们不信教，我们依然给他预备了天堂饿位置。他们不信教，但上帝依然把最高的荣耀给于了诗人。因为他们本是就是上帝的代言。

上帝教导说，上帝让诗人之口替他说出善美的道理，就是因为他相信每个诗人在每首诗歌里书写的内容都是和上帝通话交流的结果。上帝允许诗人不承认上帝的存在而不从不降罪于诗人，是因为诗人用诗歌一直在传递复制着创世的福音。

  上帝从不让真正的恶人写诗，因为他们会带来魔鬼的声音与诅咒。所以世间的恶人从来没有写过诗歌。因为诗人是上帝的使者，他只允许单良正直的人去写诗。所以许多文人墨客也好，哲学家也好，科学家也好，都希望通过自己会写诗的行为以证明自己人品的优秀。

上帝说，他之所以让诗人与哲学家拥有等量的智慧，是为了当哲学家企图散布与传递魔鬼的声音时，就有诗人用同样的智慧与他们进行稳操胜券的辩论。并让诗人为那些为真理而献身的哲学家谱写赞美的诗歌。哲学家从来不会歌颂什么，而诗人却会歌颂一切，上帝说，诗人的智慧其实有时候会高于哲人的智慧。

  上帝从来不让诗人读《圣经》，是因为上帝相信，《圣经》其实就是所有诗人智慧的结果。虽然并不是每一个诗人都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我们敢肯定的说，世界上每一个写诗人都会在诗歌里提到过上帝。提到过彼岸于善良，肉体与死亡，拯救与博爱，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每个诗人都是上帝的使者。

  上帝说，诗人的灵魂优于肉体的存在。每个诗人都具备着生与俱来的优秀品质。他和他周围的兄弟一起成长，和他的故乡一起成长并见证着每个人优秀的成长经历。每个诗人都以见证着爱的鲜花在人间结果的感人气象。每个诗人都在庄严肃穆里完成他的作品，完成他的思考，完成他的觉悟并在曙光里完成重要的升华。

诗人以最优质的灵魂作为榜样，启迪着他周围的民众，我们从这里成长并从这里衰老。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为死亡的坟墓就已经准备好，只是在合适的时候埋葬我们的肉体以清除肉体的痕迹以达到灵魂的永生及永世并在那里与上帝同在。
  我们从这里出生，从这里成长，我们的灵魂与肉体是同一故乡。每个诗人都相信，肉体与灵魂从来不会同时走在同一个时空，他们总是绕道而行。
人不仅要与人为善。还有学会智慧，没有智慧的善良比愚昧更可怕。上帝说，在耶稣复活的第三天，诗人就回到了森林。并教导诗人说，你们是我的儿子，写下的诗歌自然是歌颂天国。

诗人说，我的心是主所赐于，所以我们歌颂博爱。

在这个尉蓝的星球上，诗人们一直在通过文学创作所蕴涵的超级智慧将上帝与地球的拒离拉近。他们歌颂故土的美好，也歌颂天国的幸福。他们既歌颂生命的鲜艳也歌颂死亡的永恒。死亡的永恒注定是灰色的。因为耶稣复活后归来的时刻是在天黑的时刻。

  诗人说，诗人的意志是坚定的，因为他始终相信在人类的生命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更奇特的灵魂世界。这个灵魂世界实际上和我们活着的时候一样，都在进行着惩恶扬善的公道行为。

  上帝曾告诉诗人说，请把我的样子描述成一幅作品吧。因为我的样子从没在绘画里真正的出现过。为什么没有人在绘画作品中画过真正的上帝？上帝也是诗人吗？

《四》上帝回家的路。

诗人能找到前世回家路,写诗歌是为记忆前世今生伤痕。诗人们不仅仅是在诗歌中经常精确的描述了过去许多方面的情形，事件或人物的来龙去脉，并且在诗歌里的许多预言也在后来的某个时代变成了现实。我们在关于诗歌某种意义的精神疗伤论述时，其实从来没有准确无误的概述诗歌治疗精神创伤的内部机制是什么。实际上这个机制就是诗人们在诗歌里所展示的那个关于前生思考的基础性。有时侯，诗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描述或追溯，其真实感与真实性竟然连考古学家也叹为观止。实际上我们从所有的诗歌当中都能够准确无误的找到前世或今生留给他们心灵的创伤或遗憾。关于舒婷的《致橡树》，实际上在她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她从来没有接触过真正意义的橡树。舒婷《致橡树》的创作支撑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其实是一个关于创作先验论驱使的结果。在舒婷的潜意识当中，关于橡树的外形，既有自己的想象，也有来自各种不同类型书籍中关于橡树外形描绘的启示。

著名文学批评家苗洪早在90年代就提出过这么一个论点：关于文学创作的虚构不是错也不是罪恶，它其实是对非虚构写作的补充而不是背叛。苗洪曾经引用某位电影大师实景拍摄战争片的失败经历来证明艺术因为虚构而增强了逻辑和观赏性。

   考古学家们经常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寻找关于历史的证据，而诗人们有时侯则轻而易举的完成了对于历史某个区间的回忆或复制。国外许多考古专家曾经专门分析研究过诗人们这种惊人的还原历史的能力的机制是什么，但是这个结果实际上却是个关于唯心主义的结果。因为他们荒诞的认可着人类生命具有特别重要轮回意义的唯心和迷信活动。而实际上，正是由于诗人们关于历史复原的精确度导致了国际范围内的科学工作者及其科学家们开始动用大量的精力和物力去探讨灵魂是否存在的命题。许多历史题材的影片，场景的运用常常使人相信影片还原了那个真实的历史环境。

与此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观众对于影片中历史环境的还原画面从不存在先入为主的状况。因为即便同一题材的影片在不同的布景师尽管设置的场景完全都不相同，但是观众却从不怀疑每一个不同场景设计与还原的真实性。这就是说，无论是诗人笔下的环境或者说电影中环境再现都不影像观众的信任度。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我们亦只能把他解释为场景与环境的还原仅仅只是为了突出或衬托事件背景的替代物。因此，关于文学的本质就是人学的观点找到了论据。

在现代社会，为了证明灵魂的存在，科学家们还煞有介事的为灵魂衡量出了它的重量。关于这些，实际上是诗人的功劳。因为他们动摇了科学家们彻底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思考模式并开始在他们的思维中注入关于唯心论的思想方针。我们曾经为唯心主义及其唯物主义两者确立了一个不可协调的分界，而如今在诗人的唯心主义方法论面前，两者的界线却渐渐变得开始模糊不清。在这一推理的逻辑过程中，我们开始接受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可以相互转换的可能。在80年代末期去世的海子作品中，我们特别能感觉出唯心主义元素的运用。阿尔的太阳，春暖花开的大海实际上都是海子幻想的结果。但是我们却从不怀疑海子诗歌的真实性。这是因为无论是在诗人或者说读者那里，潜意识中刻画的世界和现实中的那个世界永远都是不同的属性，无论是视觉或者说是听觉。因此，我们在分析研究诗人精神深层环境的时候必须使用虚构或者说神话的概念去解释。

与此同时，在我们关于唯物主义及其唯心主关系的分析过程中，诗人们帮助哲学家们找到了一个介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第三种形态。如果我们用绝对化的概念去观察并塑造着两者之间的对立状态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思考方针。诗人们在诗歌创作中直接跳过关于历史真实的论证环节而描述历史，其实是一个在方法论上超越哲学家的证明。实际上早在很久之前，诗人们和哲学家们就发生过一次关于谁更拥有智慧的讨论和争吵。但是，实际上这种争吵毫无意义。因为无论是哲学家或诗人都把自己没有能力回答或解释的问题都交给了上帝，殊途同归。

诗人宋德利一直在他书写父亲的诗歌里总是透露着一种虚无缥缈的本质。无论他在诗歌中如何将父亲这一原型上升为诗歌的心脏，并增加了许多源于神秘，自然或宗教的东西。而很少象其他人身上从许多具有特别重要现实意义的回忆中去表达对于死亡父亲的怀念及缅怀。我们从宋德利关于自己在父亲亡故时没有见上最后一面而遗憾。我们从刘年的生命组诗中的小秀及其广东作家沈建浩的荷花记忆中都能够感受到对生命及其未知的敬畏意识。诗人因为不了解某一事物的内部结构才产生了在诗歌中加以探讨的愿望。在关于梦的分析中。关于对于诗人心理的分析，特别吻合关于梦解析的深刻原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尝试着建立这么一种认识的基础或过程，诗歌其实就是诗人关于梦境的描述，甚至于也可以说诗歌其实就是一个诗人做梦的过程抑或是解梦的过程。如果按照梦是（潜意识中)愿望达成的逻辑，我们实际上就可以推翻世界许多优秀诗人或伟大诗人诗歌中那些被歌颂的东西。因此，我在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勃朗宁夫人的美好爱情其实只是幻想的结果。

与此同时，我们有时侯会在某诗人的某些作品中会看见诗人自我忏悔的影子。但是，我们对这种忏悔行为的动机分析有时侯却是极端错误的。在中国，曾经有位写朦胧诗的诗人特别讨厌文学批评家从她那些极其充满某种程度忏悔的诗歌中分析她所谓的宗教或原罪心理。后来我们在采访她的时候揭开了这么一个隐藏得非常深层的秘密。

她说在她还不到六岁的时候，外祖母就因病去世。外祖母的尸体当时被摆在临时作为灵堂的客厅里。按照该女诗人当时的年纪，应该已经朦胧知道死亡的概念及其具体的状况。但是在当时偶然发生的一件事情却整个改变了她对世界思考的方针或途径。这是在外祖母逝世的当天晚上，因为遗体摆在客厅，对于幼小的诗人而言很不习惯。在她搬动自己的金属玩具的时候，不小心玩具在已经死亡的外婆头部狠狠撞击了一下。因为当时是瞬间即逝的事情，谁也没有去注意这事。

  在当时女诗人也没怎么在意。可是后来突然有那么一瞬间的时刻，她突然产生一个非常奇特的想法，在当时是否是因为她的玩具撞击了外婆才导致了外婆的死亡。一方面，她曾经确认外婆是死亡的，另一方面，她潜意识当中却也在认为是她的玩具才导致了外婆的死亡。这种恐惧和自责的心理在她的精神中曾经占据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在这么漫长的岁月里，这种谋害外婆的自责及其罪恶感时常让她不寒而粟。直到她将近四十岁的时候这一亞梦才逐渐平息。

一个不经意的事件竟然在她后来成为诗人之后的书写中，这种忏悔一直笼罩在她诗歌的创作过程当中。她始终坚信是她杀害了外婆，但是她并没有产生外婆会报复她。因为在现实意义的意识面前，外婆实际上已经死亡，仅仅是因为对于外婆的怀念而自责而忏悔。但是，这种忏悔决不是那种所谓具有宗教意识的忏悔。所以，在她一生的诗歌创作中所透露的忏悔，仅仅只是对于外婆而已，与宗教没有任何联系。这种谋害的印证使女诗人经常性的去做一些自己是杀人凶手的恶梦。她恐惧于法律的惩罚，恐惧于因为杀人而被执行死刑。因此，这种恐惧所给她带来的也有诗歌创作的丰硕，亦有关于对罪恶的某种思考和假设。她创作了大量关于死亡价值或精神分析的诗歌。但是实际上，这一切似乎都与宗教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尽管女诗人没有承认自己书写过程中的广义宗教元素，但是实际上，在她的书写过程中所执行的是一个关于事件记忆与事件印证最后又到否定世间内部环境的过程。

我们在追踪调查，分析研究宋德利诗歌的时候，除了他的怀念父亲的作品折射出其潜意识当中的某种程度的玄秘意识之外，还从他的《红楼梦》中亦可以看出，宋德利实际上是一个从来没有走出前世记忆的诗人。因为几乎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存在在关于历史元素的书写方针。儿时对狗叫的恐惧感最终上升为对狗退化的了解或某种程度的醒悟。因此，从许多诗人的历史书写情结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是：诗人能找到前世回家路,写诗歌是为记忆前世今生伤痕。

  《五》上帝的催眠。当我们把诗歌理解为一种文化形式及其文本类别的时候，不如把诗歌理解为诗人的精神活动的纪录更为恰当。

   1，我们在分析研究中国诗歌的宗教元素的时候，实际上有许多方面的问题我们一直没有得到相应的客观的科学的肯定的具有特别重要参照意义的答案。宗教题材的诗歌，宗教元素的运用，在中国诗人的诗歌创作过程比比皆是。几乎是成了一种无宗教不成诗的传统约定。诗人们为什么在诗歌创作中乐此不疲的引入宗教元素，其原由至今尚没有统一的解释。许多诗人在引入宗教的时候，一方面是为了突出现实生活中的生存危机意识，另一方面是为了证明人生哲学的苦行及其苦修的命题。

   实际上这种引入宗教的创作方式，连诗人自己也没有搞清楚宗教对现实性的生存危机或精神危机有什么直接或者说必然的联系；另一方面，是因为个别诗人相信宗教在诗歌创作过程中的运用可以证明自己对世界的博爱，同情，怜悯及其关于整个世界的拯救愿望。这种类型可以说是诗人最基本的道德情感的体验或体现；还有另一方面就是，诗人试图在引入宗教书写的过程中借助于宗教的逻辑去解释自己没有能够解释的现实问题。这方面其实是和哲学的遭遇差不多。每当哲学遇到自己所无法解释的问题是，最后总是采取把问题交给上帝回答的行为同出一辙。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诗人引用宗教是为了证明诗歌中精神家园的存在而寻找证明。还有一些诗人对于宗教的引入，是为了证明着生命与死亡的价值。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搞明白的是，为什么人类的最高价值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以体现而只有在宗教那里才能找到死亡价值的证明；还有就是许多诗人将宗教引入诗歌，是为了逃避自己批判现实的责任而将批判现实的责任退却给上帝或宗教。因此，我们在总结诗人为什么在诗歌中将宗教引入诗歌创作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现象时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无论诗人们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所渗透的是唯物主义的思考方针也好还是唯心主义的思考方针也好，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证明上帝在统治着现实生活。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诗人们在诗歌创作中对于宗教元素的引用并非是对上帝的信仰而主要是为了请上帝帮助自己回答不能回答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生活问题。当然，我们与此同时还必须承认的一个问题是，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关于宗教元素的引入，实际上最终还是要归结为诗人那个本身所具备的分裂的精神状态所导致。另外，我们还应该关注到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既然诗人潜意识当中始终如一所关心的问题是关于人类的生存，死亡和灵魂等方面，因此在诗人的潜意识当中也必然存在着一个关于天堂和地狱的概念。事实上我们的诗人极其诗歌评论家也关注到了这种倾向及其创作格局的出现。因此，与此同时也导致了我们针对诗歌本身寓意理解方面的偏差，这就是说，诗歌内部环境的精神思考要大于关于现实及其客观事物的思考。因此，当我们把诗歌理解为一种文化形式及其文本类别的时候，不如把诗歌理解为诗人的精神活动的纪录更为恰当。

2，诗歌是灵魂从地狱奔向天堂的安全岛。

   因为灵魂无发直接抵达彼岸，所以人类便有了生命及生命的历程，于是每个人就都会随着岁月的流动而最后抵达彼岸。但是，实际的问题在于，人最后的归宿到底是该去地狱抑或是该去天堂，遵循的规律却并不一定是因为善就进入天堂，因为恶就必须去地狱接受炼狱的煎熬和苦难的洗礼。因为人生是由无数次轮回的过程而来。

   因此，今生的善对前生的恶尚不能抵消，所以有些人一生修行最后的归宿还是地狱而不是天堂。因为每个诗人都会以站在超越今生的高度或角度去审视自己的前生后世，所以诗人创作的本意就应该属于检讨前生瞻望后世。不论每个诗人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坚持不渝的歌颂了什么，或者说是诋毁了什么，诗歌的倾向都仅仅是在于表达一种对未来彼岸的向往或者说是针对前生或者说是当今自我的忏悔。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出诗歌的创作与其他文本创作的区别。无论诗人在诗歌中的叙事主张如何宏观，但是最后的观点依然是来自诗人本身的潜意识当中的本能思考。

与此同时，因为诗人始终相信自己的诗歌能够给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带来安全感，因此，诗人的一生都在无休止的书写着诗歌。如精卫填海一般不停的弥补着献身的遗憾。献身实际上一直是被道德被宗教所歌颂所主张的精神境界和个体行为。但实际上这种献身的结果是一个追求圆满的遗憾。

实际上，圆满并不能占据世界的所有空间，因为世界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圆形存在。因为圆周率是一个无限循环的数据，所以世间的一切充其量只是在维系那个所谓圆满的神话而已。遗憾使我们的心灵一直保持警觉，随时在观察、判断。

3，根据每个诗人都有着某种程度的精神分裂等状况来推论，诗歌可以是对肉体或灵魂的一种催眠的方式。

   布莱恩?魏斯在关于精神创伤的研究工作中，让人类在关于对从前的记忆恢复中找到了生命不朽的证据。从这点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很明显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所普遍遵循的原则立场是在书写中唤醒着自己人生潜意识当中曾经经历过的那些事件并试图恢复着某一方面的完整记忆，当然我们也并不排除，诗人有试图将自己的人生回归到从前某个时期的愿望。诗人的这种试图回归的欲望，与其说是为了寻求到某种记忆的证据，不如说是试图将自己的人生永恒的保留在那个值得回忆或者说记忆的瞬间。

   所以，我们经常性的可以在诗人的诗歌里发现着许多与主题无关但却与生活历史有关方面的记忆痕迹。这种痕迹的特征非常奇特，甚至于是在诗人头脑并未发育完成的幼儿时期。因为这种记忆仅仅只是客观事物提供给他的视觉记忆，因此很难说在当时其中包含了如何的情感及其情绪色彩。由于回忆的不联贯或者说是某种程度的断续性，这促使诗人在不停的诗歌创作过程中一直在寻找着关于从前地记忆。因此从这些方面而言，精神分析介入到诗歌的评论工作过程中则显得非常重要。

布莱恩  魏斯 (Brian L. Weiss)是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博士，曾任耶鲁大学精神科主治医师、迈阿密大学精神药物研究部主任、西奈山医学中心精神科主任，目前在迈阿密执业，并带领许多国内外的研讨会，以及专业训练计画。专攻生物精神医学与药物滥用，曾发表三十七篇科学论文与专文。

魏斯医生花了四年，写下《 Many Lives, Many Masters 生命轮回----超越时空的前世疗法》这本书。花了四年，才鼓起勇气，甘冒专业的风险，透露这些“不正统”的讯息，让公众了解到生命的不朽与真义。这本书一出版，在佛罗里达州上了连续两年的排行榜，平装书印刷十次，译成十一国文字，得到医师和专家的好评。但是我们却一直并没有弄明白的是，就是这么一部关于精神疗法的医学著作，后来却被中西方的宗教人士引为宗教精神分析的经典之作。但是，同样，当我们有时侯无法理解诗人的某种创作目的及其创作心理时，似乎也可以从布莱恩?魏斯的论述中找到相关答案。

布莱恩魏斯下面的论点很明显是许多诗人关于历史记忆及其个体记忆的内在根据。我们从西方国家著名诗人的频频自杀中可以寻找到某种程度精神创伤的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某些诗人的自杀是因为从被催眠的过程中完成了对于世界和生命的解体任务。布莱恩?魏斯指出，我们催眠的时候，你的心灵一直保持清醒，也随时在观察中。许多人在深沉的催眠里，往往内心之眼或心灵有电光闪过，经验到幼时或前世的记忆、或看到某种地形、某个年代，但仍能用目前的语言说话，回答治疗师的问题，整个道理就出在这里。被催眠的心灵仍然保有目前的知识与察觉，所以才能掌握幼时与前世的来龙去脉。如果你心中闪过1990年，但却看到自己在古埃及造金字塔，那么你很清楚，时间应该是公元前，尽管你没有看到真正的年份。

同理也可以说明，当被催眠的病患发现自己是中世纪欧洲战争里的农夫时，何以能指认出今生的某某人曾在前世中出现。这也说明了他为什么能口操现代语言，从今生的观点，辨识出前世里所看过或用过原始武器的所属文化。

  他属于今生的心灵一直保持警觉，随时在观察、判断。他不断用今生的观点比对前世的情形与事件。他既是看电影的观众。也是影评人，然而他一直是保持在放松、催眠的状态中。

催眠使病患进入潜意识，发挥更大的治疗潜能。说得象征些，催眠是使病患进入魔法森林，让魔树治疗他，虽然催眠能让病患进入神奇的魔法森林，但是他一定要吃掉魔树所长出的圣果才能痊愈，回溯法就是这种圣果。

回溯疗法是心灵回到更早时代里，不论哪个时代，其目的是寻回造成病患今生负面影响的记忆，记忆中的事件，很可能是患者症状的源头。催眠得以绕过患者的意识路障，接通前世的讯息。

强迫性重复（repetition compulsion)是佛洛伊德所造的名词用以描述一个人无法自制一再重复某种动作，而这个现象是过去的痛苦经验所造成。在《精神分析论文集》中，著名的英国精神分析家琼斯（Ernest Jones)把强迫性重复定义为：“一种盲目的冲动。重复早期的经验与情境。无关于能否得利，也不顾引起快乐或痛苦。”不管这项行为危害多大，或多么具毁灭性，患者总强近地一再重复它。意志根本无能为力，控制不发这种强迫性。

佛洛伊德发现到，把原先的创伤带进意识，疏导压抑（治疗师称为“发泄”，abreaction),整合他的感觉与学习到的东西，就会产生疗效，熟练的治疗师在施用催眠回溯疗法时，先是将病患催眠，然后经由适切指引，回到事件发生之初。通常，伤害事件发生在童年时代。这是标准的精神分析理论。从布莱恩?魏斯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研究结论中我们可以推论出诗人诗歌创作的精神意义。

4，诗人对于历史前身的回忆不仅仅在于叙事历史，同样是为了社会乃至世界的疗伤及其社会每个人心理及其精神的治疗。实际上在我们的这篇论文创作之前，关于文学及其诗歌的治疗类型，伤痕类型，记忆类型等文学概念就已经出现在我们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说中。对等级制度的控诉，政治风暴的谴责，社会阴暗的揭露其实都是世人关于原始伤痛的反思与思考。尤其是是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已经拓展到一个不仅仅在于对战争的反思并且已经提升到某种刻意遗忘的深刻层面。实际上从记忆到反思，从反思再到某种刻意遗忘的思考是一个关于文学艺术文学创作本身的飞跃式进步。

  布莱恩  魏斯曾经说，回溯到前世是痊愈的关键，治疗凯瑟琳时我发现到，原始的创伤追溯得更远，直到前世。我的患者中约有40%，需要返回不同的前世，才能解除今生的临床症状。不过对其余60%的人来说，回溯到今生的较早期阶段也就够了，而且大致上也有不错的疗效。

在这四成的人当中，回溯到前世是痊愈的关键。以针对这一世的传统疗法治疗他们，即使最优秀的治疗师也无法让他们彻底痊愈，因为他们的症状是由前世的创伤所引起，距今好几百年，甚至有数千年之远，只要运用前世疗法，将他们长期被压抑的记忆带进意识，目前的症状通常会有迅速改善。因此，我们在许多著名的诗人创作过程中可以观察到一个十分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就是他们在完成某一方面的回忆之后就改变了自己后来的创作主张。

布莱恩魏斯在《 Many Lives, Many Masters 生命轮回----超越时空的前世疗法》这本书指出：“  潜意识有自之明，不会提供无法理解的回忆”  除此之外，前世疗法不光请求催眠技巧而已。在催眠之前，优秀的治疗师必须花很多时间研判病历、拟问题、找答案，并对攸关治疗的特殊细节毫不放松。这样，回溯的成功率可从50%提升到70%。当治疗告一段落，病患从催眠状态回复后，治疗师更要把他所有的情感、领悟、讯息，整合到今生里。  整个过程需要具备一定水准的治疗技巧与经验，因为病人，所唤起的回忆材料，通常带有极强的激昂情绪与震撼力。因此我极不赞成没有获得医学博士、哲学博士、社会工作硕士学位的人，或是没有获得某种传统治疗学位的人，采用前世疗法帮助患者治病。非专业的前世治疗师，比较不懂得调整患者回想的速度，也比较没有能力帮助病人整合回想材料。

不过话说回来，独自在家体验前世，在大多数的情形下收益良多，而且也有放松效果。潜意识有自知之明，不会提供意识所无法理解的回忆。在家体验前世，顶多只有一些轻微的不良症状，例如引起焦虑或罪疚，若要减缓这些症状，可以去找合格的治疗师治疗，或是停止回想前世就可恢复，因为潜意识会保护他。没有受过训练的治疗师不懂这个道理，他们很可能过度逼迫潜意识，在病患还没准备好之前赶鸭子上架，所以说这种做法相当危险

身为门诊满档的精神科医生，我的主要职责是治好病患，而不是证明他们的前世回忆是真是假。虽然，有时候这样的确认非常重要。

   魏斯说，通常孩子不需要催眠也能记得前世，因为“孩子的左脑尚未发展成熟，理性控制能力还不够，所以他们自然的记忆会掺些前世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这里对于诗人的精神状态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拓展，诗人是年轻的狼。

《六》上帝的石头。  某种情形之下，上帝是具有万能力量的智慧者与神力般的超能概念。我们所有中西方的读者可能都知道上帝是否能够制造一块自己搬不动的石头的逻辑典故。本应是一场在宗教界引发的上帝讨论，后来却被哲学家引入哲学领域，语言学引入语义学范畴进行了一个直径仍未能得出满意答案的哲学问题，语言问题。我们在分析研究宋德利诗歌的过程当中，必须关注到逻辑与悖论关联的存在问题。如果不能从语义学上去理解宋德利四大名著万言诗歌的创作，那么在我们的认定中，他们就只能是被宋德利在进行四大名著万言诗歌的创作中所执行的是一个任意分行的手段完成了四大名著万言诗歌的创作工作。一旦这种印象被确立或者说被认可，那么四大名著万言诗歌的创作就只能是毫无意义或者说徒劳无益的行为。因此，关于在宋德利进行四大名著万言诗歌创作的实质性分析过程当中，务必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四大名著万言诗歌的创作过程中，涉及语言变动工程最大的就是《红楼梦》的创作过程。尽管宋德利在自己的创作分析中提到过一些人物姓名是否能够规范的变成诗化词汇的问题，但是，实际上，这并不是主要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原著中一些普通的但却必须的离合词的再造及其如何转换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涉及句式的结构调整，而最为重要与关键的就是，如何在诗歌中展示离合词汇的问题。因为离合词汇的使用与否，实际上所涉及的就是一个变动原著中段落或语言叙述逻辑的问题。在我们创作这部传记的时候，我们所必须把握的一个原则立场就是关于宋得利诗歌语言的高级与低级之间的对应关系。包括句子的高级与低级的区别等。我们目前所欣赏到的四大名著万言诗歌，其实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文本转换的宏观机制，并且必然包括语言悖论，语义的再造等问题包括文本转换之后的逻辑分析。《红楼梦》原著中有许多比较规范的古典诗词，不象其他三部古典名著那样在文本的转换上随心所欲。所以，我们在这部传记的前面看似毫无关系的进行了许多上帝方面的，国学方面的，佛教方面的立体交叉的阐述与描绘。但是，那些说来说去都只不过是在论述关于宗教态度的问题。而实际上，上帝的出现不仅为我们提出了许多情感，道德规范的问题，也在哲学层面包括具体的情感表达，世界观的表达方面，包括对于宇宙空间的认知方面，也敷衍出许多具有科学价值及其哲学价值思考的理论性问题。

一般理解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想表达的意思是，我们的语言是没有能力表述像“全能”这样的概念的。在《逻辑哲学论》的第六章第四节以前，维特根斯坦一直都在逻辑实证主义的范畴内讨论问题。但是从第六章第四节开始，维特根斯坦提出，对于我们远离我们日常经验的事物，例如人种这个概念，还有其他几类先验的概念，像死后、上帝等等，是我们有限的语言所不能描述的。因此受语言所限，在这些领域里转圈，是得不到有效答案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诗人在语言受限的情况之下，并不等于是他在诗歌创作中就没有能量使用人类社会目前还不能理解的那些语言区间进行书写。从这一角度而言，无论诗人在诗歌创作过程中使用了自己不理解的语言或者说包括他本人在内所有人都无法理解的诗歌语言，那么根据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理论，这些短期内我们无法理解的诗歌，并不能就说他不是真正意义的诗歌。

   而实际上在中国诗歌历史中所出现的朦胧派诗歌及其后朦胧派诗歌真正的定义是，只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诗人们仅仅只是暂时无法全面理解的语言或词汇进行了目前的诗歌创作。我们的诗歌评论家在进行朦胧派诗歌相关讨论的时候，往往只是断章取义的将朦胧诗歌理解为诗歌主体的朦胧与隐形，而从来没有去讨论关于朦胧诗歌语言的超越现代理解范围内拓展文字及语言的结果。如果不能从语言的某种受限制的角度来理解朦胧诗歌的真正属性，那么这种主题的朦胧之说便毫无意义。但是，现在的问题又出现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方面。如果诗人仅仅只是利用某种超前语言来创作朦胧诗歌，那么又是如何表达朦胧诗歌的主题呢？因为我们从朦胧诗歌的发展过程来看，这些诗歌的主题都属于被“精确”或被“准确无误”的理解。这中间的问题就是，既然朦胧诗人在诗歌创作中使用了那些具有特别重要超前意义的文字组合及语言，那么我们又如何确认自己对于朦胧诗歌主题的理解呢？因此，这里出现的矛盾就是，我们所不能理解或不能用来描述使用的超前语言，到底是指我们目前还没有创造的文字抑或是超前的文字再组呢？

因此，我们在这里就为我们的传记找到了合理的基础支撑。诗人有可能会创作出自己都无法完全理解的诗歌。因此，我们接下来所导入的另外一个讨论的方向就是，既然诗人连自己的诗歌都不能理解，那么他又是如何创作出这种自己所不能理解的诗歌的呢？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对于这种超前语言的诞生，只能从意识或理解事物的理性行为中获得证明的渠道而绝对无法从固有的意像中去理解这一问题的实质。也就是说，无论这些诗人的诗歌语言如何超前，也不能将黄河，太阳，宇宙，大海等意像使用其他的名词或名称来替代。所以，在我们的传记进行到这里的时候又遭遇到一个非常麻烦的状况。因为诗人们学会了使用象征或比喻的手段来使这些概念具有了另外的甚至是合理化的替代。比如说，黄河可以是母亲，大海可以是母亲，大地可以是母亲。所以，在这些客观意像中寻求所谓的超前概念其实就是在简单扼要的注解修辞之类的概念。但是，这中间又有着一个极其重大的存在就是，除了将黄河比喻为母亲之外，我们也可以寻找母亲概念之外的比喻。因此，当我们的诗歌修辞中出现将黄河比喻为其他的概念时，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是一个首创。但是这种纯粹属于修辞之内的语言创造是否可以理解成语言的超前则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理论论证。但是，这中间出现的问题是，一个是这种首创的黄河比喻词是否属于违法正常逻辑思维的问题，一个是大众是否能够迅速理解这个新修辞的问题，另一个就是将来是否会被理论上确认的问题。我们可以在这里假设关于黄河新比喻的概念是“Y”，而黄河母亲的概念是“X”。而最终这个Y相对是X来说，意境是有所提高抑或是有所降低仍然是个需要论证的问题。所以，一切的论证除了是逻辑范畴的论证之外，还涉及一个原先认知上的否定或肯定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可能出现的现象就是，当这个“Y”被创造的伊始，其他读者尽管可能不知这个“Y”到底是赋予黄河如何的修辞方针，但起码知道他是黄河的另一种代称或比喻。但如果在这一过程中，诗人要把“黄河”的名字自作主张的变成“黑河”或“小麦”甚至是“巴比伦之流”也未尝不可。但实际的问题在于，无论他怎样演变黄河的名字与概念，“黑河”或“小麦”甚至是“巴比伦之流”其实都是人类语言中的经验而并非创造。

  另外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如果上帝是全能的，那么他就必定能够暂时去除自己全能的能力。那么他就可以先取消自己的搬很重的重物的能力，造一块自己都搬不动的石头，然后再恢复自己的全能，去搬这个石头。这种观点承认了上帝有创造一个他自己都搬不动的石头的能力，但是石头搬不动这件事情却是他自己限定的，因此只要他不去让自己搬不动任何石头，他就还是全能。那么根据这种特性我们也可以说，如果诗人是全能的，那么他就必定能够暂时去除自己全能的能力。那么他就可以先取消自己理解自己诗歌的能力，创作一首自己也不能理解的诗歌，然后再恢复自己的全能，去理解这首诗歌。因此，诗人在某种程度上有创作一首自己无法理解诗歌的能力，但是这种不理解只是他自己限定的，因此只要他不去理解这些无法理解的诗歌，他还是全能的。

在关于全能悖论的分析中还有这样一个假设，即上帝全能正是因为上帝有克服各种自身“不能”的能力。如果这样理解，那么上帝确实可以造出一块很重的石头，是他暂时不能搬动的。但是他将立即获得能够搬动这块石头的能力，因此上帝似乎仍是全能的。但是这种假设的问题在于，如果上帝是这种意义上的全能，那么他就必须不断地增强自己的能力，那么他就永远不是全能的，因为他一直都在趋近于全能。所以，从这种逻辑而言，诗人所创作的这首自己不能理解的诗歌，这种不理解只是暂时的。但是，随着语言的开拓创新，他将和全世界的读者最终走向理解的状态。

   因此，这个关于文学创作全能问题的论证，能准确帮助我们理解一部作品在当时不能被理解被接受，而当若干年之后却能够被理解被接受。可惜的是，我们把这种现象仅仅理解为经历了某种意义岁月的考验及论证才使作品的价值得以体现。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理解成是人类社会语言的进步才导致了该作品价值的出现呢？与此同时，在这一价值的发现过程中，除了人类自身对该作品语言上的理解进步状况被忽略外，还出现了一个十分荒谬的推论就是，只是在现代人们观念的改变才导致作品价值的被确认。也就是说，我们在对一些后来才彰现出价值的作品定义的结论是，因为该作品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的超前才导致了后来的被确认。

  那么现在我们是否可以重新设想一下，如果这些作品仅仅只是该作品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的不被理解或接受才导致了后来的价值发现——既然当时是不理解的东西，为什么又能经过种种考验而保存到今天？因此这中间环节所涉及的重要问题是，这些作品之所以能经过种种考验而保存到今天并不是因为他当时所宣扬的意识不能被接受，而是因为该作品使用了许多当时不能被理解的语言成份在内需要理解需要分析，而不是因为该作品讨论议论了什么。

  3，因为关于原子的分解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说，语言的创造也无法趋于绝对完美无缺的状态。因此，语言的发明与创作遭遇了和神同样的问题及困惑。语言的困惑即上帝是否全能的困惑。

全能悖论是一组关于神或者其他超自然事物是否能够真正“全能”的悖论。该悖论的内容是：如果一个神能够真正“全能”，那么他就一定有充分地限制自己对全能能力运用的能力，那么他就一定不是全能的。因此从这点来看，文字书写与语言表述目前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全能的状况。

而同理，一个神如果没有充分限制自己使用全能能力的能力，那么他势必不是全能的。不过，这论点刻意忽视掉有这能力不代表要去使用，世上大部份人都有自废手脚的能力，但大部份人都不会去使用。没有自废手脚不代表没有自废手脚的能力，也代表了没有使自己非全能不代表不是全能。那么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世上大部份人都有创作语言的能力和权力，但是这中间由于受到规范化的限制，因此所出现的情形是，任何文学家都有创作语言的能力，但是他们却放弃了。而正是因为这种放弃才使文学创作表现出并不全能的属性。

  全能悖论始见于中世纪，因在基督宗教的教义中，至高无上的神是“全能、全知、全善”的，因此亦称全能上帝悖论。全能悖论不是要否定全能者或证明上帝不存在，而是指出“全能”这观念隐含矛盾，不可能存在著全能上帝，即使上帝存在，亦不会是全能的。因为关于原子的分解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说，语言的创造也无法趋于绝对完美无缺的状态。因此，语言的发明与创作遭遇了和神同样的问题及困惑。

英国哲学家彼得·积奇将该悖论中的“全能”概念作出了分类：
  1、“Y完全全能”表示Y完全可以做任何事。在这种意义下，Y可以做任何可以用语言表述的事物，甚至自相矛盾的事物。也就是说，Y的能力不受人类有限的思想和知识限制。笛卡尔关于上帝的论述中支持的就是这个概念。从神学上看，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让上帝真正置于人类有限的知识和逻辑之上，坏处则是这种概念会使得上帝的诺言变得不可相信。在这种意义上，全能悖论确实是一个悖论，不过在这种意义上也等于承认了这样的悖论有可能存在。

2、“Y全能”表示只要X在逻辑上可能，Y就有能力做X这件事。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看法中持有的就是这种观点。这种意义上的全能，可以解决古典理论中关于全能的悖论，但是对于近代全能悖论是无能为力的。例如X是“制造一个连制造者都搬不动的东西”，正如哲学家麦罗德指出的，这在逻辑上是完全可能的：一个人完全可以有建造一艘他自己都搬不动的船的能力。很难想象为什么一个凡人可以很容易克服的逻辑壁垒，一个全能的神却做不到。由此看来，如果说某个神是这种意义上的全能，那么这个神就难以称其为神。

3、“Y全能”表示只要“Y可以做X”这个论述在逻辑上可能，Y就有能力做X这件事。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所谓的“逻辑上可能”是对Y而言的，与从其他事物的角度上看这种逻辑可能还是不可能无关。纵观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有的时候他持的似乎又是这个观点。在这种意义上，麦罗德指出全能悖论已经不存在，因为“上帝制造一块他自己都搬不动的石头”这个行为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不过，这种意义上的全能却引起道德上的麻烦。比如这类悖论：“上帝能撒谎吗？”或者“上帝能够知道他还没有发现那些事物吗？”

4、“Y全能”表示只要“Y可以做X”在逻辑上可能，那么Y就可以做X。这个意义同样可以使悖论失效，但是这种意义否定了可以改变历史的能力。此外，积奇也指出，这种意义同样使得上帝的诺言变得不可靠。

5、“Y大能”表示Y不仅比任何其他的事物更有能力，并且任何事物在能力上都是不可能赶超Y的。虽然这个意义也能消除全能悖论，但是这样上帝显然也就不是全能的了。从意大利哲学家安瑟伦的作品中看，他似乎在指出，正是因为上帝“大能”而非“全能”，才使得上帝看起来更加“全能”。

  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写到：“上帝全能意味着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这里奥古斯丁所说的全能指的是，如果Y想做X，那么Y就一定能并且会去做X。

此外还应当注意，“全能”还有偶发全能和本质全能的区别。本质全能指一个神或者其他超自然事物从根本上就是全能的，而偶发全能指神或者其他超自然事物只能在某个时候是全能的，此后又变回非全能的状态。对全能悖论中的“全能”到底是“偶发全能”和“本质全能”的不同理解，将引起讨论方式上的重大差异。

一些哲学家坚信上帝是完全全能的，例如笛卡尔在他的《第一哲学沉思录》中就强调了这个观点。同时，也有一些哲学家认为把神或者其他超自然事物看做要么全能，要么不全能这种想法根本就是不正确的，因为人类理解的全能本身就分为多个层次上的全能。近代对全能悖论的研究，还注意到了语言对于全能概念表述的内在限制。如果人类的语言不能正确的表达全能的概念，那么人类在哲学上甚至有可能不能理解全能这一概念。既然人类在哲学上甚至有可能不能理解全能这一概念，那么文学书写就不能完整描绘全能的概念。

  在文化全球化趋势的驱动下，必须引入哲学机制，以进行文学评论及其文学批评领域的价值评估。如果没有哲学概念的导入，我们对许多新格局之下的文学创作文学作品的价值或道德领域进行精确的论述。当想象的文学共同体概念被延伸到文学领域的时候，哲学主导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进程就已经全面铺开。但想象的文学共同体概念仅仅只是从论证民族主流文化及其分流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而并没有从哲学原理方面展开议论。构成文学创作书写内部环境的主要两大元素是文字及语言。因为从这两大要素中会涉及许多逻辑性的辩证关系，也在语言及其逻辑的内部存在着极其普遍的悖论问题。

悖论，亦称为吊诡或诡局，是指一种导致矛盾的命题。通常从逻辑上无法判断正确或错误称为悖论，似非而是称为佯谬；有时候违背直觉的正确论断也称为悖论。悖论的出现往往是因为人们对某些概念的理解认识不够深刻正确所致。悖论的成因极为复杂且深刻，对它们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数学、逻辑学、语义学等等理论学科的发展，因此具有重要意义。而当在文化全球化潮流蜂拥而来的时候，这种在文化全球化潮流中所呈现的悖论问题必然遭遇被无限制的扩大。同时，又因为每个民族的文化起源不同，文化背景及其后来的应用机制乃至后期发展所出现的曲线性差异，所以除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重新展开文学创作及其文学讨论之外，还必需从相关悖论及哲学的领域进行必要的论证。而很明显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民族思维的内部环境中看见某一方面合乎逻辑的思考，而在另一个民族的逻辑思维中却被认为是属于悖论的关系。尤其是某些国家在书写中现的自右而左的书写方向与东方书写自左向右的书写方式之间，你必须承认这中间所遭遇的关于逻辑方向的对立状况。

   因此，在我们进行悖论问题讨论的时候，必须引进全能悖论区间的讨论才能进行相关的论证。因为全能悖论是普世的概念。书写逻辑区间的东西实际上我们的原则立场是，一直把关注的焦点投射到书写本身是否合乎逻辑，合乎规范化的方面，也就是说，哪些是可以被书写的区间，哪些是不可以书写的区间。但是，我们目前所遭遇的实际情况是，关于逻辑的认识还仅局限于我们认为是合理与不合理之间。而随着人类自身潜能与认识世界能力的加强，有许多在现在看来并不能合乎逻辑的区间将来有可能会变成合乎逻辑的区间。所以，关于文学书写及其创作过程中所出现的逻辑困难必须重新认识并导入相关的全景式的逻辑认证体系。

   另外，在我们对宋德利四大名著万言诗歌的分析研究过程中，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如何看待《红楼梦》原著中的去宗教化问题。与此同时，关于《红楼梦》原著中的神秘主义元素，佛罗依德精神分析原理的再现，甚至还有现在被称为意识流的文学元素都非常明显。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没有任何一个红学组织从现代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研究关于《红楼梦》原著的语言问题。而我们在阅读宋德利诗歌版《红楼梦》的时候很明显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的处理痕迹。这是我们关于宋德利诗歌《红楼梦》价值的主要论证。我们必须承认这点的存在，在西方国家工作，生活近20年的宋德利不可能在他进行四大名著诗歌创作的时候完全脱离或摒弃那些略带有西方文学主义的创作元素。另外，我们在阅读诗歌《红楼梦》的时候很明显可以发现宋德利宗教回归的处理机制。

我们目前尚不能断定宋德利四大名著的诗歌文本将来在社会上的反响如何。但是，将来能够在我们的书架上看见这么一组诗歌文本的四大名著，实际上也是一种宝贵的收藏。或许将来它们只能流传于网络之中，这也就足以达到宋德力的目的。将来的文学活在网络中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及其必然结果。这份以上帝名义思考与创作的宝贵文字，定会流传人间——或许多少年之后，人们偶尔想起四大名著的时候，原来还有一组诗歌文本的四大名著与上帝同在，与历史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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