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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第七章—— 宋德利翻译思想的形成过程 [打印本页]

作者: 苗洪 时间: 2024-3-27 00:29
标题: 第七章—— 宋德利翻译思想的形成过程

谨以此文敬献给世界各地的中国南开大学校友,导师及宋德利先生！

★ 大型传记文学《宋德利——东方译魂》 ★——

                                                         苗洪著


                                 第七章——  宋德利翻译思想的形成过程

《一》翻译的前提在于阅读与阅历：关于宋德利翻译思想的形成与感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最近指出：“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都留下了无数不朽作品。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共同铸就了灿烂的中国文艺历史星河”。翻译不仅仅是不同国家语言，文字范畴内的转换工作，也是将传统文化及其古文翻译为现代白话文本的一个程序。包括中华民族56个兄弟民族在内的文字转换，我们都可以看成翻译的过程。在我们确定为宋德利创作这样一部传记之后，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确定我们这部传记的书名。经过多方面的权衡之后，最好确定的书名是《东方译魂》。如果我们不去做别的什么解释的话，那么就有可能给所有读者带来的直观印象是，这部传记的主题核心就是如何以报告文学的形式，介绍著名翻译家宋德利的翻译成果或者说翻译的工作历程。当然，这种主题思想的确是我们这部传记中不可或却的中心主题，但是，这绝对不是我们所要表达的唯一区间。如果我们要对宋德利的翻译生涯做一个全景式分析研究或者说全局性的解剖的话，那么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一个如何的动机包括在其中，起着指导宋德利翻译工作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阶段。

   而另一方面，宋德利本人也创作过理论总结比较集中的自传体系列《译心》。从这点来说，在宋德利自己看来，他把一生的主要工作点及事业点集中聚集在翻译领域。如果说，他的自传体系列《译心》所描绘的一切是一个体现宋德利积极投身于翻译事业的动机及心情是一个比较火热状态的话，那么，我们在这部传记中所执行的一个原则立场是从比较理性，冷静的态度从第三者的角度及其视野区间探测及分析研究宋德利从事翻译事业的总体经过。我不止一次的强调过，翻译事业既是颂德利人生中灵魂的主体，也是他感受翻译工作，体验翻译生活，提升翻译本身的理论升华的过程。实际上，从他翻译第一部作品到目前为止，其中有很多值得推广及其具有特别重要经验意义的理论元素。这是我们创作这部传记的核心思想。

   宋德利一生的翻译追求，既是一个感性追求，也是一个理性归纳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不是独立的，也不是一步到位的捷径。在他从事翻译工作的过程中，有许多良师益友一直陪伴的左右。如高老师，还有娄德平老师等。在这部传记的下一步，我们将划出一定的篇幅为他们的事迹做局部式的回顾及赞颂。另外，在我们传记的创作伊始，我们就有个关于宋德利翻译事业构建的动机说。对了，在这部传记中，我们还出现了许多与翻译有关的崭新概念：翻译主张，翻译主义，翻译美学等。我们统统都把这些新概念使用在这部传记里。这些很新鲜的词汇，让我们的传记充满着神奇的跳跃感与强烈而快捷的节奏感。另外，我们这部传记中使用了大量的理论方面的资料或引正，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感觉出这部传记的晦涩与难懂。很轻松的就读完了以上所有的内容。一些历史事件被我们有机的作为叙述的社会背景及其时代背景。很成功，因为很多读者和我们一起回忆了人生经历中的一些历史片段。

   从我们对于宋徳利个人的采访来看，他是一个事业心较强，然而人格却是属于多重性格的状态。既有热情的一面，也有异常冷静的一面。在理想主义与人格之间，是一个截然相反的情形。这种性格论实际上为我们在这部传记中完成一个关于理性的宋德利的塑造提供了很有开脱余地的基本依托及有力支撑。他必须以冷静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翻译事业及工作。如果大家认为我们只是在凭空推测宋德利的性格是多重的，这并不影响我们态度的坚持。多年来的出国访问出国学习出国援建的奔波经历，怎么能够不使宋德利经历一次又一次的亲情的别离。这种忧郁是长期远离故乡的必然结果。

   据国外著名神经科专家SH 可尔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表明，经过多年对忧郁者的跟踪调查结果发现，以往那种认为忧郁人格的患者只要多旅行就可以得到缓解或控制的结论是非常错误的观点。除了旅行给忧郁者本人所带来的情波动外，老式铁路干线沿途不断出现的紫蓝色的指示灯，候机室宽阔的候机环境实际上只能是忧郁更加加重。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那些以流浪流亡为生的艺术家，作家，诗人最终都没有逃脱精神分裂的结局。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一再不明白那些善于流浪及旅行的艺术家们最终忧郁一生。还好，对于宋德利来说，自从1997年到美国工作并定居后至今的20年其间，再也没有经历过这种远程的奔波。

尽管这其中没有或减少了这种流浪奔波的因素，可实际上忧郁的过程并没有完全结束。父亲的，母亲的葬礼，远在美国纽约的宋德利都没有能够回国尽孝，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这是宋德利最不愿触及的伤痛及伤疤。直到我们在传记中声明必须提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还在一直为此事伤痛为此事忧郁。一个一生致力于国学研究，严格遵守中华民族传统的游子对于此事的纠集非常合乎逻辑。因此，我们这部传记对于宋德利人格及其精神状况的分析及定义是严谨而认真的。

另外，我们之所以在传记中花费这么些篇幅去叙述宋德利人格及其精神分析的区间，一是从文化的角度，一个是从中华儿女传统观念的角度，一个是从实际的人生经历的角度。如果没有这些实际的分析，那么就无法解释一个旅居美国20年的中国学者的文化成分及心理成分。我们在分析研究宋德利文化思想成长的过程中其实引发了许多方面具有特别重要实际意义的理论思考。比如说，关于宗教信仰的问题。宋德利本身是无神论者，但是，却有极端推崇与热爱以玄学，神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因此，这些基于深层截面的探讨与分析，对于我们了解一个真实的宋德利文化思想体系的构建非常重要。我们在本段落当中实际上是对我们以往在传记中重复提到的问题进行一个比较详细的论而已。

宋德利先生一生的阅历非常广泛，而我们这部传记的篇幅根据国际惯例，只能限制在30万字到40万字之间，篇幅非常有限。特别是在前面完成的几个章节中显得有些仓促。甚至省略了许多前后左右因果的交代。尤其是宋德利出国访问及其出国学习的事件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前，对于这些经历既有必须刻意遗忘的方面，也有必须深化重申的方面。所以，在那些章节中，我们仅仅以那些铭刻在公众记忆中的历史事件客观的引入宋德利的生活经历当中。也就是说，我们是以某种被遗忘被记忆的中间寻找着一种折衷的协议来完成以前那些章节的创作任务。所以非常严谨。

另外，我们在许多关于中国学者，作家，诗人及其其他知识分子的传记中看见直接使用“文化大革命”一词进行人生的叙述那里感受到许多很不协调的气愤。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确本身是一个历史阶段的客观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但是，文化大革命对于文化尤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部环境的摧残其实是一个历史的文化浩劫。但是，这种浩劫本身只是批判否定了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因子，并没有提出另一种中华民族文化的概念，所以，这一文化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失败的结果。因此，今天我们再次重申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革命意义基本没有价值。但是，这一摧残人类历史文明的过程中，自由文化自由思想的发生过程并没有中止。

并且在这一时期，已经走上社会的宋德力无疑不会不接触过地下文学的印刷品或手抄本。在他们那一代人身上，《一双绣花鞋〉，《绿色尸体》等恐怖地下文学作品，既给他们带来了全新的心理冲击及其视觉冲击，也给他们带来了文化层面，文学层面视野的冲击与扩展。另外，在50年代中期，中国翻译家还翻译了一批前苏联的类似恐怖小说类型的反特小说。确切的是中篇小说。宋德利对于这苏联作品中的一个故事尤其记忆尤深。那是一个已经做了爷爷的反革命间谍，竟然因为怀疑孙女发现了自己的特务罪行而杀死了孙女。而当夜深人静之时，独自一人来到野外孙女的墓地忏悔。不慎，这一忏悔被苏联反间谍人员偷听，最终罪行暴露。当然，这些前苏联的文学作品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而遭全面封杀。直到现在，我们再也没有因为十年动乱结束重见这些非常“好看”的苏联作品。而另一方面，也就是说1972年期间，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延丰湖》《看不见的战线》《一个护士的故事》，《火车司机的儿子》，《为了新的一代》，《原型毕露》，《三妯娌》，《鲜花盛开的村庄》，《摘苹果的时候》等在全国各地的公映，其势利直逼八个样板戏之外，另外就是阿尔巴尼亚革命战争年代的影片几乎都是和八个样板戏同场放映的影片。所以，中国1972年的这种文化状况給时年28岁的宋德利影响颇深。这些带着历史辩证的文化环境，为宋德理创作四大名著万言诗歌积累了及其丰富的思考视野。所以，在我们看见四大名著万言诗歌文本的时候，只是以为他熟练阅读的产物，而实际上，真正的创作理论支撑是在那个文化环境极其混乱年代给宋德利所带来的客观的最终的是冷静而忧郁的思考。我们在就这一点采访宋德利的时候，宋德利回顾说：“几十年后，我们在重新观看这些影片时，竟然发现早在那些非常久远的历史时期，人类就创作了视觉艺术的高级阶段。尤其是阿尔巴尼亚影片中的男明星，其气质在今天看来，是现代演员无法攀比无法超越的高度。那是一种透露着淡淡忧郁的美学特质。”

所以，我们在创作宋德利传记中既然无法忽略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背景的客观存在，那就必须为宋德利文化思想的成长寻找另一种依据及依托。所以，我们这部传记十分重视宏观方面的拓展与运用。所以，在以前的那些章节中，长镜头的运用，全景镜头的运用在比例关系上就非常严格。我们对于那些许多被摧残的文化细节，以外国人对中国的感觉取而代之。比如说，物价的畸形便宜等。实际上这种物价畸形便宜的背后，折射的是中国市场体系的混乱，劳动力的廉价及其经济虚幻的乌托邦式的原始共产主义的批判及批评。所以，我们目前中国的许多资深作家及诗人都因为缺乏理性认识而忽略了创作视野延伸。他们只看见当时物价的低廉，但是没有看见这低廉背后所隐藏的是一个民族长期的整天落后与整体贫困。如果把握了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以及其客观的态度去审视中国的十年动乱。而我们今天仍然想不通的依然是这些简单的问题。因此，导致了许多概念混乱的文化概念。

另外就是，关于宋德利文化思想的定义还有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他本身在外贸部门长期工作，外汇券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容易得当的礼遇及优待。直到中国的九十年代初，这种外汇券还和粮票，布票等出现在等级森严的身份划分中。而在我们海口市，现在平常人家使用的普通高脚杯，在九十年代之初竟然还要到免税商店购买，当然，更少不了外汇券。因此，宋德利对于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认识与普通老百姓的感受又完全不同层次。而另一方面，关于他四大名著诗歌原著的蓝本，在那个时期基本是属于半禁备的状况。历史上真实的情况时，当时为了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才使广大的中国人民以批判的名义阅读了《水浒》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版本。而其他的三部名著，基本上没有《水浒》幸运。实际上，中国人民真正不理解的是，在后来被称为现代白骨精江青的鼎盛时期，天津人民出版社却大量发行了著名连环画家钱笑呆执笔的连环画册《三打白骨精》。所以，历史上很多方面都充满着一个又一个的矛盾状态。实际上，四大名著在1976年之前，个别级别的宣传部门都是偷偷摸摸的从资料库拿出来送给一些领导干部的亲属阅读与欣赏。

——注：钱笑呆(1912—1965)原名钱爱荃，祖籍江西，出生于江苏阜宁县。７岁时便和父亲一起替人画肖像（水墨画），后家乡逢灾年，１６岁便离开老家前往上海谋生。一个偶然的机会经人介绍画起连环画。他绘制的连环画偏重在文戏方面，以描绘古装仕女题材见长。他笔下的仕女，无论是小家碧玉，还是大家闺秀，巾帼英雄，都描绘得那样细腻精巧。有娇羞、有含情、有天真、有英姿，在画面中始终给人以美的感受。在当时，钱笑呆的连环画作品拥有较多的家庭妇女读者。曾任上海新华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创作员。代表作有《青楼泪》、《红楼梦》、《洛阳桥》、《孤女春秋》、《佳人殉节》、《梁氏三姊妹》、《清宫秘史》、《泣残花》、《珍珠姑娘》、《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被当时的连环画读者和出版者誉为"四大名旦"之一。１９６５年７月２１日因脑溢血突发病逝，年仅５３岁。——作者注。

所以，从我们对于当时历史文化背景的分析来看，他的这一文化环境非常特殊。在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外交部有位姓邢的外交官，其子在作者父亲的部队服役。在1980年的军事院校高考时以优异成绩考取军官学校。这就充分证明了文化及其对于文化的高层次的连续性的追求在民间并没有因为读书无用的高于而中止。而宋德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担任外籍学员翻译的经历证明着其外语水平的相当水平。期间，正好我父亲也在军政大学学习，他们是校友。也就是因为这一层原因，我对于宋德利思想的成长轨迹非常了解。

  实际上，对西方国家文学作品的阅读行为是首先促使宋德利形成翻译欲望及其翻译动机的主要因素。如果没有这一过程的存在，宋德力就不可能在意识中形成比较系统的关于西方国家文学艺术及其文学作品的理性认识。阅读是一个介乎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间的折衷行为。也就是说，是一个理性与感性交替存在的实践过程。

除了他所掌握的第三国语言及其文字之外，他必须有一个吸收国外文学作品经验的过程包括在其中。因为翻译不但只是简单扼要的不同文字之间的相互转换的过程，翻译实际上是一个再创造式的过程。这不仅仅是关于原著原文思想如何在译作中完整无缺表达的问题，还关系到对于原著原文的文化结构，意识形态结构，道德规范结构，价值观念结构包括文学艺术本身内所有结构的解构过程。这样说，可能是将简单扼要的翻译过程复杂化了。但是，实际上，宋德利的所有翻译工作的指导思想并不止这些不同层次文化之间的转换与解构的步骤。

与此同时，在宋德利看来，翻译西方国家的文学作品，最主要的是如何把握中西方价值观念的中心问题。在传统的哲学认识当中，西方国家的自由哲学与东方专制的文化方针是一个相互极端的两点论。但是，涉及到普通中西民众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及其文化观念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东西是并不实用的东西。一个西方国家的普通老百姓不可能通过这种哲学式的机制去认识东方文明及其东方文化。一个来自东方所谓专制主义之下的东方普通老百姓，他们只是对于西方国家那些比较先进的生活必需品感兴趣。所以，宋德力翻译思想的主要根基就是区分关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间与普通民众生活，文化需求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不是将那些充满正统西方学院派式的哲学自由与普通老百姓之间的通俗文化之间进行混淆的翻译原则。因此，我们在分析研究宋德利翻译工作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到这种翻译思想是如何形成的机制。

实际上，所有的中国翻译家在翻译国外作品的时候，都忠实的执行了这种原则立场的指导方针。如果没有这种指导方针的存在，我们就不可能在今天浩瀚的翻译作品中去了解西方国家普通民众的生活。我们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从《灰姑娘》的童话中感受到其中非常丰富的主题：等级制度的森严，爱情与政治，爱情与外交，爱情与和平，爱情与战争，爱情与虚伪——爱情在这里与所有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都发生了严重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平衡的关系。而实际上我国的昭君出塞等历史典故也是比较典型的爱情与外交，政治发生作用的产物。但是实际上，无论是东方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好，西方国家的普通老百姓也好，他们所真正关心的通话主题是灰姑娘与王子的爱情结局。所以，宋德利在他的翻译工作中必须考虑到这一层面不同基础之上的文学需求。而实际上，在八十年代初期，这部童话故事已经演变为对贵族阶层的严重斗争及批判。我们也可以说，戴安娜在英国皇室的那一段婚姻，其实就是灰姑娘故事的再现。因此，即便在西方国家之内，不同的历史阶段及历史时期背景之下的文学认知机制都是完全不同的方针或者说再注释的状态。因此，宋德利在后来翻译《达摩克利斯的暗室》即忠实的执行了这一原则立场。

《二》翻译的前提在于了解世界文学发展的进程：关于宋德利翻译思想的形成与理性

   宋德利是孤独而忧郁的翻译家。这不仅仅是属于诗人宋德利的人格特质，也是宋德利作为翻译家的精神特质。他继承了马尔克斯式的百年孤独，也继承了《十日谈》作者乔万尼·薄伽丘的人文孤独与人文精神；他继承了阿利盖利·但丁的心灵忧郁，也继承了弗朗西斯克·彼特拉克式的宗教沉思与忧郁；他继承了曼佐尼的浪漫与孤独，也继承了威尔第奥塞罗忧郁与分裂；他继承了拉斐尔·桑西式的线性孤独，也继承了杰弗雷·乔叟式的骑士忧郁——而这一切忧郁与孤独的集中展示，都是体现在达摩克利斯暗室式的忧郁与孤独中。

《达摩克利斯的暗室》是威廉·佛雷德里克·赫尔曼斯最著名的作品。气质阴柔的奥斯沃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邂逅性格阳刚的多贝克。两人相貌酷似，宛若孪生，命运从此改变，扑朔迷离的悬案接踵而至。威廉·佛雷德里克·赫尔曼斯作为欧洲重要作家，近来赢得了国际声誉，与克莱斯特、卡夫卡、塞利纳等人齐名。几十年来他在自己国内被看作是文学界的一位主要作家，他凭借尖锐深刻的杂文在社会辩论中占有权威地位。在小说中他创造了一个残酷的世界——一切必定以人类遭受厄运而告终。

威廉·佛雷德里克 ·赫尔曼斯作为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赫尔曼斯的毕生作品展示了巨大的文学力量和幽深忧郁的孤独感。——而正因为宋德利本身的文化经历及其非常复杂的人格裂变经历，最后促成宋德利在译本中完整无损的传达了威廉·佛雷德里克 ·赫尔曼斯式的孤独感与文学使命感。在他最著名的作品《达摩克利斯的暗室》一书中，赫尔曼斯讲述了一个女里女气的青年欧斯瓦奥特的故事，他在二战中遇见了自己富有男子气概的对应人多尔贝克。多尔贝克下达各种密令，让欧斯瓦奥特深信不疑他是抵抗运动的一员，但在战后他却被当作叛国者被关押起来。欧斯瓦奥特是否有罪？他是否遭受错觉的愚弄？真有多尔贝克其人吗？甚至在合上最后一页后，读者仍困于悬念之中。正是无法搞清英雄究竟是在“正确”还是“错误”的一边，使这部著作成为技艺精湛的作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二战的看法。从这点来看，欧斯瓦奥特与多尔贝克的人生经历实际上是中国十年动乱时期人格分裂的基本折射。我们在采访宋德利的翻译感想时，宋德利指出，实际上，我们可以把欧斯瓦奥特与多尔贝克看成是一个人格及精神分裂状态之下的同一个人。他们既可以是同一个肉体的矛盾人格的组合，也可以是不同肉体主体的同一律的人格形态。如果我们在阅读这部作品的原著时没有把握这一关键所在，那么就无法解释把欧斯瓦奥特与多尔贝克日常生活的空间距离。从欧斯瓦奥特到多尔贝，不仅仅是同一生命体的循环，也是一个思想及灵魂的循环过程。我们与此同时也可以把多尔贝克看作是灵魂及其思想成长后的欧斯瓦奥特。他们渴望成为同一体，但是按照中国宗教概念中的真我及他我的逻辑又不可能达到内心世界的统一。

　　
我们在分析研究宋德利所翻译的中文版《达摩克利斯的暗室》的过程中，首先的第一感觉就是他对这部作品原著的主题理解。这种理解的正确是决定宋德利翻译成功的主要根据。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宋德利在翻译过程中对《达摩克利斯的暗室》原著西方文学魔幻风格的忠实再现。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威廉·佛雷德里克·赫尔曼斯看成是与马尔克斯同一时代的作家。从他们的出生年月来看，他们只相差7岁。对于一个用世纪来衡量的历史阶段而言，这种相差并不悬殊。只不过是他们一个出生在欧洲的荷兰，一个在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共和国。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提到可以把威廉·佛雷德里克·赫尔曼斯看成是与马尔克斯同一时代的作家的这一话题，实际上是宋德利在分析研究拉丁美洲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进程的时候，发现我们对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家的定义出现了质疑。

   拉丁美洲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开始于19世纪末，结束于 20世纪初，先后持续30年左右，在拉丁美洲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拉丁美洲第一个具有民族独立性质的文学运动，也是本大陆对世界文学的第一个有独创性的贡献。这个运动不仅席卷中美、南美和加勒比海各国，而且影响波及西班牙以及欧洲的其他国家。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产生基于两种思想倾向：第一，在独立战争后，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拉丁美洲各国的政权仍操在大庄园主和帝国主义的手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因看不到出路而悲观、消沉，逃避现实。第二，由于民族主义的影响，在文学上急于摆脱西班牙殖民主义的传统束缚，创造自己的民族风格。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主要表现在诗歌方面。它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回避内容的社会意义；讲究形式美和节奏的音乐性；追求幻想的意境和感伤的情调；描写雅致的珍品和异国的风光。最早在作品中表现出现代主义风格的诗人是墨西哥的萨尔瓦多·迪亚斯·米龙。“现代主义”这个名称是由墨西哥浪漫主义诗人胡斯托·谢拉·门德斯为古铁雷斯·纳赫拉的诗集所作的序言中首次提出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发展分为3个时期：前期、鲁文·达里奥时期和后期。 1888年诗集《蓝》发表之前为前期。这一时期的主要诗人除上述的米龙和纳赫拉外，还有古巴的何塞·马蒂、胡利安·德尔·卡萨尔，哥伦比亚的何塞· 阿森西翁·西尔瓦和秘鲁的曼努埃尔·贡萨莱斯·普拉达。他们大多为国家的苦难而忧伤，为命运的乖蹇而哀叹，作品感伤气氛浓重。以幻想的景物追求逃避现实的效果，所以古希腊和印度、中国、日本等遥远的东方国家成为他们任意想象的素材。为了追求“纯粹的美”，天鹅、孔雀和百合花等是他们经常描绘的对象。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是现代主义诗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3部诗集：《蓝》、《亵渎的散文》和《生命与希望之歌》，标志着现代主义诗歌的成熟阶段。后期现代主义也称作“新世界主义”。不少诗人以美洲大陆作为题材，着重个人抒情，渲染生与死的神秘，否定天鹅、仙女和盛宴作为美的象征。 1910年墨西哥民主革命爆发后，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日趋高涨，一扫知识界的悲观消沉情绪，现代主义诗歌运动随之衰落。到1920年左右,基本宣告结束,但其艺术风格对今日拉丁美洲诗歌仍有影响。

1880年前后，西方主要国家进入迅猛的经济发展和国际扩张阶段，其中尤以英、法、德三国为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随之加快，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尤其改变了传统农业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19世纪以前田园牧歌式的乡村风光，被充斥着钢筋水泥的巨型城市所取代，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宗教信仰等受到激烈的冲击和挑战。欧美社会的个人出现了普遍的疏离感、陌生感和孤独感。现代主义文学最重要的“非人化”元素就由此而来。发生于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现代主义文学的重大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战争彻底打破了欧洲社会岌岌可危的旧秩序和旧宗法。战争给整个欧洲带来的巨大灾难，致使敏感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家和艺术家们，对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和伦理体系产生严重的怀疑，并滋生反叛情绪。

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还包括1917年爆发于俄国的十月革命。马克思的思想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遭遇质疑的时候，一跃成为一种重要思潮，许多现代主义文学家们都直接或间接的受其影响。另外，在整个19世纪，统治欧洲科学界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牛顿的力学体系。在其影响下，实证、理性等观念是引导文艺发展的主流观点。但在20世纪初期，现代物理学，尤其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诞生，极大动摇了古典物理学的物质宇宙观，科学世界变得微妙、复杂、难于把握。相继诞生的电子论、控制论和信息论进一步毁灭了传统的形而上学观点，甚至极大的改变了语言。科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学和艺术的发展。例如，作为现代主义文学重要流派之一的未来主义文学，就是在新科技发展的直接影响下诞生的。在哲学与文化领域，尼采“重估一切”的极端主张，对德语世界的表现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引导文学家深入开掘潜意识和无意识领域，直接影响了意识流小说。然而，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最大的，却是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他的直觉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整个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基调。此外，康德不可知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和克罗齐的直觉美学理论，也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单纯从欧洲文学史的角度看，现代主义文学可以看作是19世纪传统的浪漫主义文学向唯美主义文学转变、现实主义文学向自然主义文学转变，均形成危机而另谋出路的结果。以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主义文学，是浪漫主义文学随欧洲民族民主革命的低落而蜕变的产物，其继承了浪漫主义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却丧失了浪漫主义的批判与重建精神，遁入象牙塔，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大批现代主义作家，尤以法国象征主义作家为最。

而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则是19世纪在欧洲盛极一时的现实主义文学蜕变的产物。它强调对外界现实的模仿，侧重描绘遗传和环境对人的决定性影响、病态事物和繁琐细节。可以说，自然主义文学作为桥梁连接了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此外，20世纪欧洲艺术的发展几乎处处与现代主义文学同步前进。20世纪初，以塞尚、高更和梵·高为代表的现代艺术的第一批大师主张用宽阔的笔触、粗犷的线条、鲜明的色彩来表现“主观化了的客观”。由于艺术和文学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因此整个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都和现代艺术的发展相辅相成，有的时候甚至拧合成一个分支流派，比如超现实主义这一流派就同时包括了绘画、雕塑和文学。

因此，从宋德利关于对于世界文学历史尤其是对于欧美文学历史的严谨态度，是促使他能够从文学艺术的内部环境理解翻译的主要理论保证及其重要的技术性保障。从现代主义文学的存在时间来看，在威廉·佛雷德里克·赫尔曼斯与马尔克斯出生的时候，现代主义文学的高潮就已经过去并进入彻底的瓦解与分解阶段。因此，他在翻译《达摩克利斯的暗室》的工作过程中，特别注重作品主人公的精神分析及其佛雷德里克的创作风格。但是，从《达摩克利斯的暗室》的人物刻划特征来看，又不符合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方针。

一般说来，现实主义作品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细节的真实性。要有真实的细节描写，用历史的、具体的人生图画来反映社会生活。现实主义作品是以形象的现实性和具体性来感染人的，因此能使读者如入其境，如见其人。二是形象的典型性。通过典型的方法，对现实的生活素材进行选择、提炼、概括，从而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可以说，典型化是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区别于自然主义的标志。生活现象是纷纭复杂的，如实记录生活，不过是照相师的手艺；现实主义则要求作者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选取有意义的人物与事件，经过个性化和概括化的艺术加工，创造出典型的人物和典型的环境。正如恩格斯说的，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三是具体描写方式的客观性。作者通常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客观，具体的描写，从作品的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体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和爱憎感情，而不要作者自己或借人物之口特别地说出来。法国文学史家爱弥尔·法盖解释说："现实主义是明确地冷静地观察人间的事件，再明确地冷静地将它描写出来的艺术主张。要从几千几万的现实事件中，选择出最有意义韵事件，再将这些事件整理起来，使之产生强烈的印象"这同恩格斯所说的"除了细节上的真实之外，现实主义还要求如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定义基本一致。如果不把现实主义简单地理解为各种真正艺术所固有的现实性，而是理解为单独具有一整套性格描写的原则和艺术方法的话，那末，在西欧来说，现实主义的形成，一般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从文艺复兴的现实主义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批判现实主义，其中又有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现实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以描写人物生动的丰富的感情，欲望和感受而著称它表现出人类的崇高，人物性格的完整，纯洁。

因此，根据以上情况，宋德利作出了关于《达摩克利斯的暗室》的翻译原则是首先建立荒诞主义的基础之上。而事实上，学术界及其文学权威既没有把《达摩克利斯的暗室》定义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也没有定义为现代文学的范畴。尤其是在我国的传统定义中，《达摩克利斯的暗室》是融令人毛骨悚然的惊险小说和哲学性杰作为一体的作品。所以，我们在此基础上可以推论，宋德利不仅仅只是以感性的态度去从事与进行翻译的实际工作，理性原则也是一个极其主要的过程。在宋德利的翻译思想中，最主要的支撑基础是，由于翻译是一个以不同文字的外部环境介入另一种文字的内部环境进行解构作品主题的过程，因此，我们现在所看见的一切翻译作品其实都是一个被再塑了状态。忠实原著的主题思想并不等于忠实原著的文字环境，是宋德利翻译思想的构建基础。

《三》翻译的前提在于文学的比较：关于宋德利翻译思想的比较文学意识

   我们在这里首先要说的是，如果您对比较文学的文本还不怎么了解的话，那么我可以告诉您，我们这部关于宋德利先生的大型传记，就是典型的比较文学类型的传记文本。另外，我们同时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宋德利先生一生的文学创作及其翻译工作，综合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实践与展示比较文学的优秀典范。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通常是指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的文艺学分支。无论是我们在分析研究宋德利翻译思想及其他创作四大名著万言诗歌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明显看出他对比较文学理论概念的把握及其实践的痕迹。如果不在分析研究宋德利的工作中引入比较文学的理论体系，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宋德利在翻译工作中所涉及的翻译对象广泛性。而实际上，四大名著原著本身在学术界就被当作比较文学探讨的文学蓝本进行研究。

作为产生于19世纪的比较文学，是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即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学与文学，或者文学与其他的艺术形式、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新型边缘学科。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着眼，充分揭示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文学所持有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探索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乃至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比较文学的任务。比较文学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合编的《比较文学教程》（1816）中，但该著作未涉及它的方法与理论。使这一术语得以流行的，是法国文学批评家、巴黎大学教授维尔曼（1790～1870）。1827年他在讲授中世纪和18世纪法国文学课时，曾几次使用“比较文学”和“比较分析”等术语，两年以后他将题名为《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的讲稿出版。1865年后，“比较文学”作为专门术语而被普遍接受。不过在这里，我们特别通俗化的解释一下比较文学的概念内涵。比较文学并不是一种关于文学创作内部环境的比较意义，是一种理论体系的概念，主要是指不同文本不同时代之间的比较手段。
   由于各民族的文学之间，在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相互交往的联系，因此就出现了如下文学现象：日本的古典小说《源氏物语》中，就运用了不少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作；我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能七十二变，就吸收了印度佛经中神猴哈奴曼会三十六变的成分，孙悟空大闹天宫又发展了印度佛经《贤愚经》中顶生王闹天帝宫殿的故事；相传李白首先创作了《菩萨蛮》，但据考证，《菩萨蛮》是古代缅甸的乐调，经云南而传入中原；更早的《楚辞·离骚》，开头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维庚寅吾以降”。这难以理解的“摄提”、“孟陬”等词，有的专家研究认为，它们是从国外传入的星座译名，极可能是希腊文，也可能是撒马里亚语等。这类研究，由于主要是寻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交往联系，研究其渊源、媒介、流传、翻译、接受等等的影响事实，所以就叫它为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

   这一类研究，一百年前兴起并盛行于法国、德国，并一度还曾主宰了比较文学的全部领域，因此“影响研究”的成绩可谓硕果累累，有关“影响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较成熟完备。凡着重这方面的研究，因其主张研究各民族文学现象之间确实存在的影响事实联系，因此对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及其方法，大家习惯称之为“影响研究”学派。又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比较文学界的争论中，其争论的一方多是法国学者，故又被称为“法国学派”。这一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认定，可以梵·第根和基亚对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为代表。梵·第根在1931年的《比较文学论》一书中说：“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基亚于20年后出版的《比较文学》中说得更明白：“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在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

然而，无论在中外文学还是各国文学之间，也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还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或是文艺思潮、流派和运动之间，都还存在着众多的并无影响事实联系却又十分相似的情况。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过无声之美：“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无独有偶，英国诗人济慈在他的《希腊古瓮颂》中也写道：“听得见的声音固然美，听不见的声音则加倍幽美。”同为抒写对意中人的倾慕之爱，明代《乐府吴调》中有一曲写道：“变一只绣鞋儿，在你金莲上套；变一领汗衫儿，与你贴肉相交；变一个竹夫人，在你怀儿里抱；变一个主腰儿，拘束着你；变一管玉萧儿，在你指上调；再变上一块香茶，也不离你樱桃小。”而欧洲的诗歌、小说也常有这类描写，古希腊的诗人写过：“愿变为心上人的口边之笛。”西班牙十七世纪剧作家罗哈斯民剧中也写过：“愿变为意中人腰间之带。”甚至在德国文学中还写过：“愿变为心上人身边的跳蚤与虱子。”还有一些作品，不仅人物性格相似，连反映性格的细节也几乎一样。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家莫里哀的名作《悭吝人》中的阿尔巴贡，同中国古典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都同样爱钱“胜”命，悭吝而无情，如阿尔巴贡要掐掉两支蜡烛中的一支，才称心如意；而严监生要灭剩油灯芯中的一根，才咽气罢休。　　

后来，在白居易与济慈、明代《乐府吴调》与欧洲古代戏剧、《悭吝人》中的阿尔巴贡与《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之间的异同，并非彼此有过“影响联系”，而是作家们在各自民族的现实生活中观察、体验与加工塑造的结果。要说受到“影响”，倒是在东西方各自文化体系与文学传统中可追溯到各自的源头。如严监生之前的元杂剧《看钱奴》中的贾生，就同严监生临死前的吝啬劲十分相似，不同的是贾生要儿子舔尽沾了油渍的手指方肯咽气；更早的可追溯到北魏《笑林》中的“俭吝老人”，甚至战国时《商君书》中的“东郭敞”，都是以爱物胜过爱人的吝啬与贪欲而影响后世。同样，莫里哀塑造的阿尔巴贡，可上溯到古罗马剧作家普拉图斯的喜剧《一罐金子》中的守财奴，和更早的古希腊作家西俄夫拉斯培斯的论文《性格论》，因为论文里勾勒出了吝啬人的性格类型。崇尚古典主义并又热衷于从古希腊罗马文学中汲取创作题材的新古典主义作家莫里哀，受其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连他本人也直言不讳。因此，在研究这二者相似的问题上，就要撇开影响研究而从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等方面去探索其“文心相通”的规律。通过对阿尔巴贡与严监生这组中外文学形象的比较，可以更清楚地发现：贪欲与吝啬尽管古已有之，然而到了资本降世之时，由于金钱渐渐成为取代封建社会等级与特权的一尊“至圣”，于是在市民中最早出现的那批商人资产者身上，吝啬就是他们积累财富与货币的一种手段，又同他们拼命猎取剩余价值的贪婪与世俱存，从而构成了他们性格习惯与心理状态的一大特征：吝啬到将一钱一物都视为一本万利的万能之神的典型性格，才各自成为中外文学史上的不朽艺术形象。

按照学者们通常的看法，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是由法国学派所奠定的“影响研究”。法国学派是形成最早、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法国学派的先驱者，如基内、维尔曼和安培等人的讲座和课程，戴克斯特(J.Texte)的第一本专著《让-雅克＆#8226;卢梭和文学世界主义之起源》为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发展并成为大学体制性的课程作出了很好的铺垫。这一阶段是法国学派的形成初期，它以个体的、创造性的思考和写作为特点，学派、学科意识和学术方向并不是十分明确的。巴登斯贝格曾在《比较文学杂志》中撰写了著名发刊词“比较文学的名与实”。他批判性地总结了学界的观点并提倡系统采用严密考证的方法研究外国文学和法国文学的相互影响，并与阿扎尔一起推动了该学派的发展。梵＆#8226;第根的经典论著《比较文学论》全面阐述了法国学派观点，其中包括对比较文学的定义，即比较应摆脱美学的含义而取得科学的含义。他将研究对象确定为输出者、传递者和接受者。1954年法国成立“比较文学协会”，标志法国学派的正式成立。在法国学者看来，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而是文学史的分支。作为科学的比较文学可按照文学跨国界传播的环节∶放送、传递、接受分为渊源学、媒介学和流传学三个大的范畴。法国中心论是一种固执的民族主义情结，这决定当年的法国学派从民族文学突破出去，研究了一圈后，又回到民族主义的自我满足之中，致使法国学派作为比较文学的开创者却一度演变为比较文学进一步拓展的“障碍”。  　　

美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牧师沙克福德早在1871年在康奈尔大学就作过《总体文学还是比较文学》的学术报告，1899年在伍德贝里倡导下，哥仑比亚大学创办了第一个比较文学系；1903年《比较文学杂志》在美国问世。此后，巴尔登斯伯格和弗里德里契在1950年合编发表的《比较文学参考书目》为比较文学迅速发展铺平了道路。1952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的问世标志着美国学者开始在比较文学领域迈出了自己的步伐。美国学者继承了20世纪人文学科语言学转向的潮流，将形式主义的文本研究加以有效地本土化，以新批评为主导方式敞开了自己的文化立场。1958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更是比较文学领域的一次划时代的里程碑。韦勒克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发言，他认为比较文学研究脱离不了文学性，文学作品是差异性的有机体，有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的符号结构。

  与此同时，1960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标志着美国学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美国学派第一次认真对待了“比较”和“文学”。雷马克1962年发表的《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用》，全面阐述了美国学派的观点。他从比较文学的定义入手，指出“比较文学是超越某一具体国家的局限去研究文学，研究文学跟其他知识和信仰的领域(诸如艺术、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其他科学、宗教等)之间的关系。”1969年奥尔德里奇在《比较文学论文选集》中更是清晰地提出了“平行研究”的主张。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旨在打破法国学派的局限，将有实际接触和影响的两国或多国文学、文学与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或艺术门类加以比较研究。然而美国学派在自身理论的建设中不够严谨周密，对研究范围的划分模糊，受形式主义影响，且过分强调“美学价值”以至将难以用美学研究方式解决的东西加以简单排斥。  　　

在中国，鲁迅、茅盾、郭沫若等曾广泛比较研究过各国文学的发展，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茅盾的《俄国近代文学杂谈》等。20世纪30年代中国开始介绍外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理论。陈铨的《中德文化研究》、钱钟书的《谈艺录》、朱光潜的《诗论》等，在某个方面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奉献。7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在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成绩斐然。远在唐代，就有人对南朝时吴均在《续齐谐记》中所写的“许彦鹅笼”故事的来源作过研究。“许彦鹅笼”故事说的是，阳羡（即今江苏宜兴）地方一个名叫许彦的人，在途中遇到一位十七、八岁的书生，这位倒在路边的书生声称脚痛，要求坐进许彦的鹅笼里。许彦以为是说着玩的，谁知书生真的入笼与双鹅并坐，而许彦提起鹅笼竟不觉得重。等走到树下休息时，书生出了鹅笼，说要设宴答谢许彦，说完就从口中吐出美酒佳肴来款待许彦。过了一会，又从口中吐出一位芳龄十六的美女来陪伴宴饮。又过一会，书生酒醉睡着后，此女子竟从她口中也吐出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男子来作伴。许彦正同此男子寒暄之际，书生却象要醒的样子，美女忙又吐出丝绵屏风来遮住，并同书生一道睡了。可那男子却从他口中也吐出年约二十的女子一道饮酒嬉戏。过了许久之后，听到书生响动声时，此男子忙将二十岁的女子吞入口内；年方十六的美女醒后，也忙吞入那男子，并独对许彦而坐。书生起来后，就次第吞下美女与各种餐具，然后留下一个大铜盘给许彦留作纪念，并告别而去。　　

   晚唐时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的诗文家段成式，在他于九世纪中期写成的《酉阳杂俎》一书中，通过与印度佛经《譬喻经》中的“梵志吐壶”比较后就曾说过：“释氏《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子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拄丈而去。余以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后来，还有多人提及此事，直到鲁迅，才对这一“公案”作了透彻明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此类思想，盖非中国所故有，段成式已谓出于天竺（即古代印度）……当又为梵志吐壶相之渊源矣。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如晋人荀氏作《灵鬼志》，亦记道人入笼子中事，尚云来自外国，至吴均记，乃为中国之书生。”鲁迅说得极对，这一故事源自印度，随佛经传入中国后，开始还说这是外国道人，如晋代荀氏所作的《灵鬼志》中说：“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国来。”到了南朝吴均手里，就被吸收消化成了纯为中国的人、事与地点了。

当然，这种“蜕化为国有”的过程，一直绵延到现当代。1981年台北出版的台湾作家张晓风的小说《人环》，就进一步将许彦鹅笼的故事，演变为有心理活动、环境衬托与细腻描写的当代小说了。然而，其题材、基本故事情节与主要人物关系，依然如故。诸如鲁迅与段成式二人，对中印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作品进行的这种研究，比较其相似，追溯其渊源，探究其联系与原因，实际上就是一种比较文学的研究。

  与此同时，这种对各民族文学所作的比较研究，由于其研究的对象是彼此之间并无直接影响交流的各民族文学，恰如互不相交的平行线，因此，被称为比较文学中的另一大类——“平行研究”。又由于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学者首先提倡与实施的，故又被称为“美国学派”。

20世纪60年代，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雷马克教授，其给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最被学界称道：“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这一定义，除了强调对并无相互影响或联系的各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也是比较文学外，它还提出了比较文学还应包括对文学与其他学科或信仰等“表现领域”的关系研究，即被学界称之为“跨学科”研究，也属比较文学。如将心理学、生理学的“通感”说来研究文学创作中的修辞手法，就可视为一种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了。对事物的繁多，如何描写？无声的景物又如何描绘？夜空的星星够多也够亮晶晶的了，诗人们又作过什么出色的抒写？而一般的批评家又作何评说？宋代诗人宋祁写的《玉楼春》中有“绿阳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用一“闹”字形容无声杏子的茂盛。但明代的李渔却批评道：“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谓之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炒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而宋代的大诗人苏轼则更进一层，他在《夜行观星》中写无声的星星也说“小星闹若沸”。同样，清代的大学士、总纂了《四库全书》的纪晓岚也说此句不好，还批注为“似流星”。　　

   无独有偶的是，这种把无声的事物写成有声的佳句，在西方文学中也有：19世纪意大利诗人巴司古利（Pascoli，Giovanni，1855—1912），有句写星星的名句：“碧空里一簇星星啧啧喳喳象小鸡儿似的走动。”18世纪的圣·马丁（Saint Martin）也说：“听见发声的花朵，看见发光的音调。” 　　

期间，以李渔、纪晓岚之见，这些写法都违背了常识，因为无声的繁星怎么可能有声呢？是写错了。但是，心理学与生理学告诉我们，人的感觉会有“感觉挪移”的现象，叫“通感”。即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与味觉往往可以打通、相交。颜色似有形象，冷暖会有重量，气味变有锋芒。如：臭气刺鼻，高音区响亮，颜色有冷色热色之别等。这些不是比喻，比喻是同类特征的扩大与缩小，而且不发生“感觉挪移”。同样，星星太多，此闪彼闪，影闹如沸水；红杏盛开在枝头，你红我更红，似乎在争闹一样。从通感来说，这正是作家形象地反映了人类感知通感规律的记录，因此才成为千古流传并魅力不减的修辞佳句。无论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或是跨学科研究，它们都是不同于通常的文学史、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的一种文学研究。这种被称作为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新兴学科，有其自己的研究对象，即都是以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一种更注重打破地理空间与学科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这种研究不是为了比优劣、赛高低，而是以世界文学与总体知识的视野，来参照比较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学和他者的外国文学，以构建更为科学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体系。因此，比较文学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顺应当今全球化进程的认识新天地。

我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季羡林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曾在《人民日报》上著文，对什么是比较文学作过准确而又精当的回答：“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来加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在内。”而到了20世纪末，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博士，在她《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一书的开头也说：“对什么是比较文学的简明回答是，比较文学是关于跨越两个以上文化的文本的跨学科研究，也是对跨越了时空的两个以上文学相关模式的关系研究。”

而实际上，我们长期以来的研究工作仅仅只是停留在文学作品是差异性的有机体，有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的符号结构；并且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因此，世界范围内的比较文学的研究目的仅仅只是研究各种不同类型文学及其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打算通过这项工作去论证哪一种文学思想及其文学的内部机制更加合理。与此同时，由于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跨越国界和超越同一文化背景的文学思潮、流派、运动、作家、作品以及和文学发展有关的各种现象的学问。作为一门学科，它和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一样，都是文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另外，作为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学科（理论上认为歌德是比较文学的先驱）。世界上目前主要有法、美两派。前者注重研究一国文化对另一国文学的影响；后者注重研究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较，找出异同及缘由，以找出共同的规律。并且，在关于什么是比较文学的提问中，有人回答：“让我们先从发生在中国文学史上并持续达千年之久的一桩“公案”谈起，并循此步步走近并认识比较文学。”可是，却始终没有指出这一“公案”的本质及其过程具体所指。这应该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

后来，法国的学者却认为仅仅对国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是不够的，文学的研究应当跨越国族的界限。德国的大诗人歌德（J．W．Goethe）支持这种超国界的视野，晚年甚至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然而不管是法国学者的“比较文学”还是歌德的“世界文学”，着眼点都在欧洲，这是需要说明的。法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从事的是一种“影响的研究“，关心的是一个国族的文学怎样被另一个国族的文学家接受，模仿和创造性地转化，追溯和清理文学跨越国族疆界旅行的轨迹。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留学西洋归国的作家学者如梁宗岱、钱钟书、陈铨等人都曾努力推动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遗憾的是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研究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停滞，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重新有了拓展，幸亏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不曾因政治的负面影响而使研究有所中断。

二战以后，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提出了所谓“平行的研究”，即国别文学之间即使没有发生过关系，照样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所以莎氏比亚可以和汤显祖比较，《红楼梦》可以和《源氏物语》比较。比较文学研究甚至可以跨越学科，比如文学与音乐、与哲学、与宗教、与心理学甚至数学，都可以进行比较。中国的古诗中的一些名句中的美丽意象，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据说无非是在用文字图解几何学中的诸如“垂直”、“相切”的概念，而“骚人遥驻木兰舟”和“万户捣衣声”都可能在暗示性活动，所以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等等。近一、二十年来，比较文学研究又开始朝比较文化研究转向，比如所谓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性别批评等等。

与此同时不管是法国学派还是美国学派，由文化的异质和学者个体的局限性、狭隘的民族性，因此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始终脱离不了“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模式。然而世界是一个整体，较文学领域若离开东方学者的参与研究，若忽略了非英语文化区域的文化及文学资源的渗透，那么这种研究因没有达到比较文学旨在“跨越”和“打通”的目的，而并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的比较文学研究，它的学理意义就自然值得怀疑。而以跨文化研究为特点的中国学派。1983年，在天津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比较文学会议。会上，我国老一代学者季羡林、杨周翰、贾植芳、朱维之等人积极呼吁和极力主张建立比较文学中的“中国学派”。他们认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通过扎实的实践和不断的开拓，已经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研究道路。90年代，比较文学“中国学派”问题再度成为我国广大中青年比较文学学者们热议的焦点。“中国学派”的提出，“正是为了清除不仅在西方，也包括在东方都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重估与科学认识非欧洲国家，尤其是中国自身文学及其文化体系，以更客观地沟通中外文学与更正确地把握其规律”。中国大陆学者以跨文化对话作为新的研究范式，在探讨东西方文学异质性，即特色性、独立性和话语权等层面的探讨进行问题研究，取得了异同方法论的成熟；在倡导多元互补、互为参照、互为主观、互为语境等层面展开东西方文化及文学核心范畴的追溯和对比，取得了跨文化对话的入口。

另外，19世纪70年代后，比较文学在欧美各国有了很大发展，其中心在法国。1931年法国保罗·梵·第根的著作《比较文学论》，第一次全面总结了近百年来比较文学发展的理论和历史，主张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国别文学、比较文学、总体文学三大范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1952 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在美国创刊，按年总结比较文学发展的成绩与问题。　　

宋德利曾经指出，关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因此，通过以上几个方面关于比较文学属性的展示可以看出，作为作为产生于19世纪的比较文学运动及其理论，它关于不同民族之间文学文本的研究方针在今天全球文化一体化正在逐步推广与逐步实践的新格局之下，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关于比较文学，宋德利认为，翻译其实也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类。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的分类中，翻译专业并没有列入比较文学的研究日程。如果您再继续追问，我们为什么在这部传记中一定要将比较文学的相关讨论作为一个部分来阐述宋德利的翻译工作，那么我们现在就以一种比较直观的方式告诉您，所谓的翻译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关于不同文化不同关于文字相互比较的过程。

《四》翻译的前提在于准确了解原著作者的人生经历：关于宋德利翻译思想的实践过程

   在宋德利翻译思想及其方法论构建的过程当中，翻译的前提在于准确了解原著作者的人生经历是宋德利思想及其方法论形成的一个主要方针。当然，翻译的技巧及其外语的基础知识也非常重要。但是，这与深刻了解原著作者的身世，创作风格，所执行的文学主张，包括对于意识形态的，宗教的，价值观念的了解都十分必要。如果仅仅只是具有技巧的元素，那么任何一位掌握外语知识的人都可以从事翻译工作。这些当然是最基本的常识。宋德利在翻译工作的过程当中，提出了一个比较客观的观点就是，一个翻译工作者具备本国语言创作的能力是保证翻译工作的主要因素。另外，一个翻译工作者所从事的翻译对象也非常重要。有些翻译家主要是翻译本国语言及文字及外的科教书籍，百科书籍，工具书，词典之类的专业类书籍。这种翻译的基础宋德利个人认为，翻译者本身的业务素质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翻译这类书籍，他可以凭借自己的专业经验进行具有可行性的推测原著的行为。如果是涉及文学作品翻译的工作，那么对于翻译者来说，文学艺术的经验也相当重要。因为我们必须在翻译工作中不仅起着官方语言的转换过程，也要在同时起着转换非官方语言，甚至是方言，母语的转换过程。假如只是官方语言的转换倒非常简单。但是，假如把某一国外的文学作品纯粹转换成中国语言方针，符合中国阅读习惯及其思想习惯的文字结构，地方俚语之类的句子格式，那么本国的母语创作经验就显得非常重要与明显。在宋德利翻译的国外文学作品当中，有些作品已经经过英语的翻译。也就是说，假如在原著为非英文作品的情形之下，而翻译者所面对的是英文版本的翻译蓝本，这个时候的翻译工作宋德利称之为二次翻译。了解原著作者的一系列人生观，哲学观包括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背景，对于是否能够在翻译的版本中忠实的体现原著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思想内涵，其实是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如果我们不能够全面了解纳粹分子对欧洲的残酷镇压及其种族灭绝的历史背景，那么就无法以某种恐怖心理的体验去深入了解《达摩克利斯的暗室》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因此，在我们进行这部传记创作工作的过程，特别注意到宋德利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前期分析工作。

今年实际上是个很不平凡的年份。今年是加夫列尔·马尔克斯，也就是《百年孤独》的作者，诞辰九十周年。如果我们不借这部传记及时提出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再等上十年才能有机会在一个大数据的概念上说纪念加夫列尔·马尔克斯诞辰一百周年了。所以，我们在创作这部传记的时候恰恰赶上了这位文学巨人诞辰九十周年的整数纪念日。对了，再过几天，就是新年的一月了。明年一月是加夫列尔·马尔克斯宣布封笔十二周年的日子。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就是一个轮回过去了。可实际上，加夫列尔·马尔克斯本人并没有等到他的封笔纪念日来临。我们之所以在本文中一再提起加夫列尔·马尔克斯，是我们一直认为威廉·佛雷德里克·赫尔曼斯及其他《达摩克利斯的暗室》沿袭了加夫列尔·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风格。从《百年孤独》到《达摩克利斯的暗室》中间整整相差近二十年的时间，我们这种观点应该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观依据。但是我们并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加夫列尔·马尔克斯在民间并没有得到威廉·佛雷德里克·赫尔曼斯二十世纪最伟大作家的盛誉。《纽约时报》曾经这样平价《百年孤独》——创世记之后，首部值得全人类阅读的文学巨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小说作品创建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浓缩的宇宙，其中喧嚣纷乱却又生动可信的现实，折映了一片大陆及其人们的富足与贫困。巴尔加斯·略萨 ——《百年孤独》在马尔克斯构建的虚拟世界中达到了顶峰。这部小说整合并且超越了他以前的所有虚构，从而缔造了一个极其丰饶的双重世界。它穷尽了世界，同时自我穷尽。而对于威廉·佛雷德里克·赫尔曼斯来说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加夫列尔·马尔克斯，1982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两年前的4月17日因病去世。每当这个时候快要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深处都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升起对他怀念或纪念的情绪。尽管加夫列尔·马尔克斯不是个诗人，但是他作品圣经般的语言，史诗般的叙述风格，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人世间波澜壮阔的诗篇。加夫列尔·马尔克斯用生命，道德，法律，正义，伦理描述了一个家族长达一个世纪的波澜起伏。这种对孤独的深层解构，让全世界的诗人更趋向于热衷于用孤独注解诗歌，注解世界，注解人生，注解哲学。与其说加夫列尔·马尔克斯对东方中国的文学事业带来什么影响的时候，不如我们可以自豪的说，在某一方面，特别是中国诗人，尤其是宋德利这位旅居海外多年的诗人，在诗歌及文学创作的潜意识过程当中，竟如此默契的吻合着加夫列尔·马尔克斯的孤独思考。我们这种分析的流程是一个将加夫列尔·马尔克斯对世界文学的影响力，并从他对世界文学创作的影响再转移到对于某一国家某一地域某一民族某一个人不谋而合的分解过程。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加夫列尔·马尔克斯的文学成就是属于世界的，而对于文学本身的影响也是世界的。就对中国的文学创作影响来说，促成了莫言，麦家，柯云路，路遥，王蒙，半夏，铁凝，方方，毕淑敏等国际知名作家的诞生。实际上，加夫列尔·马尔克斯对中国文学领域的影响，但是除了小说等文体之外，给中国诗歌并没有带来直接的影响。尽管我们从翟永明，海男的诗歌中都能够看见加夫列尔·马尔克斯文学元素的痕迹。但这仅仅是属于某种程度的暗合或者说共时性的结果。因为实际上，加夫列尔·马尔克斯距离我们的今天并不遥远。除了在《百年孤独》所展示的社会思考之外，还体现出文学共同体的丰富思考。我们今天在这部传记中提到加夫列尔·马尔克斯，不仅是对于一个文学巨匠的缅怀，也是对文学永恒力量的追寻。我们并不畏惧全球性文化时代的来临，我们所需要的文学，实际上正是为了共建属于整个人类的文学家园。

   对于宋德利来说，从中国到美国，这种复杂的民族环境，地域环境，人文环境，宗教环境，民俗环境，信仰环境的大迁徙大变迁式的人生格局，注定着他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所体现的思想密集度高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诗人。他是一种被多样化多元化民族所包围所置换所消解在辩证统一的文学环境中诗歌模式。他注定被一种文化氛围所包围的同时，造就了宋德利孤独与被孤独的特殊孤独情绪。既有被封锁的绑架与困惑，也有被置换被相互作用的大逃亡。因此，当我们针对云南诗人诗歌创作中的特殊影响力的形成试图找到根据的时候，则就可以说，是一个环境造就了宋德利的犀利，造就了他必须保持孤独的文学思考。作为诗人，他们曾经长期被孤独所包围，似乎是从来也没有突破过这种孤独的封锁。或许是这种封锁既来自客观世界方面的，也来自诗人内心世界的修养与安静。而作为普遍意义的个人，他们又具有着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及其人生哲学。这些不同层次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他们不同的文学思想及其文学风格。

另外，还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我们创作这部传记的时候，正好有一个时间和戴尔·卡耐基的生日和逝世日相交而过。戴尔·卡耐基戴尔出生于1888年11月24日，逝世于1955年11月1日，享年67岁。他一生结过两次婚。他的第一任夫人，是法国的一位女伯爵， 1921年与他结婚，十年后离异。他的第二任夫人姚乐丝·卡耐基于1944年和他结婚，是他的门徒和事业的继承人，并给他生一女孩，取名Donna(唐娜)。我们之所以提到戴尔·卡耐基，是因为宋德利在三十年前就翻译了他的《神奇的人性（1987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戴尔·卡耐基诞生于密苏里州玛丽维尔附近的一个小市镇。父亲经营一个小小的农场。家里非常穷，吃不饱，穿不暖。由于营养不良，小卡耐基非常瘦小，却长着一对与头部不很相称的大耳朵。

卡耐基上的小学校名很浪漫，叫玫瑰园，却非常简陋，只有一间教室。他在学校可不是一个听话的家伙。因为调皮捣蛋，搞恶作剧，他几次差一点被学校开除。

他那双又宽又大的耳朵是同学们嘲弄的对象。有一次，班上一名叫山姆·怀特的大男孩与卡耐基发生了争吵，卡内基说了几句很刻薄的话，怀特被激怒了，便恐吓道：“总有一天，我要剪断你那双讨厌的大耳朵。”他吓坏了，几个晚上都不敢睡觉，害怕在自己进入梦乡以后被怀特剪掉了耳朵。

当卡耐基成名以后，仍然没有忘记山姆·怀特。他归纳出了一番人生哲理：“要想别人对你友善，要想与同事和睦地相处，处理好上下级关系，那就绝不能去触动别人心灵的伤疤。”卡耐基还发现，他具有与生俱来的忧郁性格。他曾向朋友倾诉：烦恼伴随着我的一生。我一直想弄明白自己的忧虑来自何处。有一天，我帮母亲摘取樱花的种子时，突然哭泣起来。母亲问：“你为什么哭?”我边哭边答：“我担心自己会不会像这种子一样，被活活埋在泥土里。”儿时的我，担惊受怕的事情真的不少：下雷雨时，担心会不会被雷打死;年景不好时担心以后有没有食物充饥;还担心死后会不会下地狱。稍大以后更加胡思乱想：想自己的衣着、举止会不会被女孩子取笑，担心没有女孩子愿意嫁给我。但后来我发现，曾经使我非常担心的那些事情，99%都没有发生。”戴尔·卡内基在道德、精神和行为方面影响了全世界成千上万人的生活，他的教学构想开创了成人教育的先河，经久不衰。他的教学方式和原则，被21世纪绝大部分成功培训机构所校仿。事实证明，卡内基教学模式是目前世界上改变一个人最富成效的方法。他以超人的智慧、严谨的思维，在道德、精神和行为准则上指导万千读者，给人安慰，给人鼓舞，使人从中汲取力量，从而改变生活，开创崭新的人生。

   卡内基的思想和观点影响着美国人，甚至改变着世界。当经济不景气、不平等、战争等恶魔正在磨灭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心灵时，卡内基的精神和思想，就成了人们走出迷茫和困顿的最有力的支撑。即使在现代社会，卡内基对人性的洞见，仍然指导着千百万人改变思想，完善行为，走上成功之路。

自从卡内基的著作问世以来，就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发明之王爱迪生、相对论鼻祖爱因斯坦、印度圣雄甘地、”米老鼠“的父亲华特·迪士尼、建筑业奇迹的创造者里维父子、旅馆业巨子希尔顿、白手起家的台湾塑料大王王永庆、麦当劳的创始人雷·克洛克等等，都深受卡内基思想和观点的激励和影响。

   他的实用性和指导性，以及对社会各类人群和各个时代的适应性，是卡内基思想的重要特点。当时代的战车匆匆驶过20世纪，进入新千年的时候，卡内基的思想和见解并没有被时代所抛弃，相反，在今天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他的思想和洞见更加深刻和实用，对于年轻人更具有指导意义。

   哈罗德·罗宾斯（Harold Robbins）可算美国文学出版界一个极不寻常的现象。他生于纽约，少年命运坎坷，没有受完高中教育，却以其在美国冒险奋斗多年、大起大落的丰富经历以及对政商两界的深入了解，写下21部精彩小说。他被誉为“世界五大畅销书作者之一”，作品在全世界一共销售了7.5亿余册。罗宾斯对金钱、情欲、权力着力下笔，评论家将他称为“这类小说的先锋”。也就是三十年前，宋德利翻译了他的两部作品《爱之荒漠》并出版发行。

   如果说弗吉尼亚伍尔芙将英语“朝着光明的方向推进了一小步”的话，那么宋德利就是将英语“朝着东方的方向推进了一小步”。弗吉尼亚伍尔芙1882年1月25日伍尔芙出生于英国伦敦。宋德利翻译并出版发行了她的著作《伦敦风景》。伍尔芙一生勤奋，著述丰富，除小说创作外，还有大量的散文、日记等，供后人研究的第一手材料收集得已经十分完全。伍尔芙认为写作要摒弃纷繁的物质表象，在对自然与生命本质的探求中定格人类“存在的”“有意味的”“瞬间”，通过人物的瞬间感悟揭开生活的面纱，触探生命的哲理。

   伍尔芙的文学创作注重人物的精神世界。她在《论现代小说》一文中指出“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琐屑的、奇异的、倏忽即逝的，用锋利的钢刀深深地铭刻在心头的印象”，而作家的任务就是将这些印象记录下来，从而描绘出“这种变化多端、不可名状、难以界定、解说的内在精神”，来揭示内心活动的本质。伍尔芙的这种创作理念也决定了海洋这一意象，在《到灯塔去》中正是人物在不同阶段对现实生活的内心感受和情感反映。

   她的意识流小说创作开始于小说《雅各的房间》。她比较推崇哈代、康拉德等作家，认为他们的作品更加接近于人的内心世界。哈代的作品是自然主义和宿命论的混合。她最推崇的作家当然是詹姆斯·乔伊斯。伍尔芙把乔伊斯的创作称为“精神主义”，事实上，伍尔芙的创作，就是在乔伊斯的影响下完成的。她在小说中尝试意识流的写作方法，试图去描绘在人们心底里的潜意识。有人在一篇评论里讲到她将英语“朝着光明的方向推进了一小步”。她在文学上的成就和创造性至今仍然产生很大的影响。伍尔芙在写作中逐步确立并完善了意识流小说创作技巧，使之成为意识流小说理论的集大成者，也使其本人成为当之无愧的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在散文方面，伍尔芙以其“谁也模仿不了的英国式的优美洒脱、学识渊博”，而被誉为“英国散文大家中的最后一人”、“英国传统散文的大师”以及“新散文的首创者。”

伍尔芙的创作也从诗歌、音乐、绘画中得到很多启示。诗歌和音乐的意象运用充满了她的创作，印象派绘画对她的影响表现在她致力于捕捉瞬间印象，也使她的感觉更加细腻灵敏。在《夜行》、《夜幕下的苏塞克斯》、《伦敦街头历险记》等文中，她更是色调鲜明地描绘了大自然留给她的印象与感受。在《伦敦街头历险记》中，作者的如椽之笔像一只硕大的摄像机镜头，无所不知、无孔不入地给人们展示了一幅幅行云流水般的画面：从伦敦街头一扇窗户里的一个沏茶女人到靴子店里买鞋的矮子，从顶楼的金箔匠转过街角碰到的犹太人，从小市民家里的小地毯到阳台上高谈阔论的首相，从旧书店到月光下奔跑的猫，直至最后飘落到一家小文具店遇到吵架的店主老夫妇。时间、地点、人物的变换如天马行空、鸟飞无痕。主题似乎越扯越远，直到最后仅有若有若无的文思把整篇文章贯穿在一起。看着那一幅幅由文字涂抹出来的明艳画面，不由人不想到称她为“印象派文学家”确是非常合乎实际的。

《五》翻译的前提在于原著细节的再现：关于宋德利翻译思想的技巧

   首先，关于翻译工作，尤其是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工程来说，理论界早有明确定义。文学翻译其实是“……对于另一种语言的艺术作品由内而外的重新创作” 。这一过程本身是极其复杂的，并且在翻译史中被分为若干阶段。翻译的第一阶段可以视为是一种纯粹技术转换的过程。这一类型的翻译与简单的解码过程极其相似，它只为了得到原文字面上的意义。许多原文是诗歌体裁的作品，经由这种翻译过程之后变成了散文。在这一翻译的过程中，原文作者的风格，也许还有构词，韵律等方面都被完全地忽视了。第一部传入德国的莎士比亚的诗歌作品就被爱什伯格翻译成了散文。
　　
翻译的第二阶段的所谓发展阶段是不仅重现原文单个词语的意义，并且试图将原文的风格和氛围也呈现出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人们必须要了解原语文章的大意，也就是说理解原文作者的创作意图，是为了达到何种效果，这样译者才能够在对于原语文章进行重新构建的时候，将个别修辞元素所具备的意图和作用正确的表达出来，并且能够发挥同样的效应。
　　
第三阶段对于翻译是十分重要的，这一阶段虽然不是特意形成的，却是在翻译历史中所无法避免的。它是基于翻译语言的进步而形成的。因为语言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大约200年之前前的翻译方法是与现代的翻译方法不相适应的。或者就像翻译学家克吕佩夫所说的那样：“翻译的发展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歌德对于这三种阶段作出了如下的总结：“第一阶段是散文翻译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一种尝试，试着将当时的外国文学用自己的语言来重现出来，第三个阶段也是翻译的最高以及最后的层次，即人们想要将翻译文本和原文文本达到最大的统一。”

   其次是关于文学作品的细节问题。细节描写的本质是在保证典型必须真实的前提下进行。所谓真实，是指细节描写能够精确而又惟妙惟肖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人事的特征。所谓典型，是指描写的细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通过个别的、细小的事物，反映一般与全貌，由现象揭示本质。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除了鲜明的作品主题之外，还必须有生动，具有动感，视觉冲突感比较强烈的细节性描写工作。我们从宋德利的《达摩克利斯的暗室》译本中很明显可以看出其兼顾细节的认真态度。这些充满生活元素的细节翻译，使我们在译本中一开始就感受到荷兰人民那种在纳粹统治之下精神压抑，精神分裂的整体环境。短短的细节中，展示了普通老百姓的宗教观念，生育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尤其是蒙太奇式的情景展示，让我们在一个仿佛是虚幻，迷离的场景中感受荷兰人民绝望到觉悟的成长经历。

  宋德利译本《达摩克利斯的暗室》片段鉴赏

“……他蜷缩在自己的救生筏上四处漂荡，数日之久，滴水未进。

他干渴至极，只因海水咸得难以下咽。他恨那些无法饮用的水。然而当他的救生筏被闪电击中起火时，他却用双手捧起可恨的海水，试图扑灭熊熊烈焰！”老师第一个笑起来，最后全班一起哄堂大笑。

继而铃声响起。孩子们从课桌前站起来。亨利·奥斯沃特比其他所有男孩都矮了半头。他们排成一条长龙，沿着走廊步履匆匆地向前走，到达出口时便撒腿就跑。

奥斯沃特一直在琢磨老师的话，一辆蓝色有轨电车的到来，把他和别人分开了。电车过去后，他也懒得去追赶他们。他把目光停留在每天走出校门后必定能看到的“禁止超车”的标示牌上。标示牌就竖立在通往狭窄商业街的入口。商业街极其狭窄，致使电车轨道宛如侧身相向，直至叠交成单一轨道。逆向而至的电车只能乖乖地等候，等着轮到自己通过福尔斯霍滕中心地段。

奥斯沃特老爸开的香烟店位于商业街的另一端，距离电车轨道重新岔开的地方不太远。他走到教会学校跟前，看到一群人聚集在他老爸的香烟店门口。邻居们推推搡搡，吵吵嚷嚷，伸长脖子往里面窥探，还有两名警察站在一旁。

药剂师特灵斯一眼看到奥斯沃特，立即离开人群，匆匆忙忙地朝他走来。

“快，抓着我的手，亨利！你必须跟我来。你现在不能回家！出事啦，一件可怕的事！”奥斯沃特没吱声，他抓着那只伸过来的手，任凭自己被拉着离开。

街道上人满为患。特灵斯拉着他往前走，脚步之快使他无法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不过他心中有数，那一定是在议论他。

“妈妈有事吗？” “可怜的孩子啊！可怕得没法说呀！以后你会听人说的。一件吓死人的事！”“爸爸死啦？”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啊？太可怕啦！太可怕啦！”特灵斯的药店离电车站很近，在奥斯沃特老爸开的香烟店的隔街斜对门。

奥斯沃特回头看，但他见到的只是人群和另一个“禁止超车”标示牌，与商业街远处一端那个毫无二致。

他们走进屋，药剂师领着他穿过药店后面的房间。药剂师的妻子身着一件实验室专用的白大褂，朝他跑过来。

  “唉，你这可怜的孩子！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啊！”她在他的头顶吻了一下，从药店里给他拿来一卷甘草止咳糖，让他坐在炉旁椅子上，而炉子里根本没有烧火。客厅内飘散着一股止咳糖和羚羊皮的气味。

  “多可怕啊！怎么会有人能做出那种事？可怜的孩子！好可怜，好可怜的孩子啊！”奥斯沃特从刚才她给的那卷糖里拿出一块。

“是妈妈做的吗？” “什么……他怎么知道？”那女人对丈夫说，“他怎么连哭都不哭啊？”特灵斯弯下腰告诉奥斯沃特：“过一会儿你舅舅来领你。他要把你带到阿姆斯特丹去。” 他说完回到药店里，打了个电话。
   “妈妈！大街上到处都是血！我亲眼看到了！”他们的儿子埃瓦特十二岁，和奥斯沃特同岁，但是他上了教会学校。

“你看到我妈妈了吗？” “喂，你们两个！埃瓦特，吃饭前先去洗洗手。”房间里开始散发出土豆和卷心菜的气味。

药剂师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坐在桌前，把奥斯沃特撇在炉旁。他已经不再发问，只是一块接一块地把止咳糖塞进嘴里。

药剂师夫妇用餐之前声音洪亮地做着感恩祷告，大家开始吃布丁时埃瓦特则读了一段《圣经》，最后全体感恩，调门依然很高。

打烊时间刚过，巴特舅舅就按响了门铃。药剂师的妻子把他让进屋。他一只手抓着自己的帽子，另一只手抓着一条白手绢。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舅舅？告诉我。我现在是一个大孩子啦，舅舅！”“你爸爸情况不妙，”巴特舅舅说，“他们已经把你妈妈送到疯人院去了，就像五年前那样，记得吗？”外面早已黑了。他们登上开往莱登的电车。奥斯沃特望着窗外，当他们经过他老爸的小店时，奥斯沃特看到所有的灯都灭了。他扯了扯巴特舅舅的衣袖。

“我不相信爸爸生病，他怎么能和妈妈同时生病呢？”“别说了，亨利。我不会有偏有向。等找个合适的时间，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妈妈时常说要用起货钩把爸爸打死。” “起货钩？”“就是藏在柜台下面的那根起货钩，舅舅。一头是起货钩，另一头是榔头。”“你在说什么啊？你妈妈身体不好。试着想点别的事。你要和我们在一起待一段时间。你可以在阿姆斯特丹上学。这你会喜欢的，是吧？”他们乘电车抵达莱登站，在那里赶火车前往阿姆斯特丹。

  “今天下午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奥斯沃特说，“是关于一艘失事船和一名救生筏上船员的事。他没有东西喝，他恨大海，因为海水是咸的。后来他的救生筏被闪电击中，他虽然恨大海，但他还是捧着水去扑火。”“他把火扑灭了吗？” “也许他扑灭了，但是他死了，是渴死的。我们都笑翻了天。” “你们老师经常给你们讲那样的故事吗？”“你好，费伊舅妈。” “你好，亨利！可怜的宝贝儿。” 她吻了他很长时间，但是她的气味可不太好。

“你好，丽娅！” “你好，亨利。”丽娅拥抱着他，和她母亲亲吻他的时间一样长，但她的气味却好得多。

巴特舅舅说：“他盼望在阿姆斯特丹上学。现在就和你一起去睡觉。亨利，丽娅会给你领路。”丽娅十九岁。她领着奥斯沃特上了两段狭窄的楼梯，继而走进一间小屋，里面有一张铺好的床。她领着他看了放衣服和洗漱的地方。

他脱下衣服洗了洗，但是他躺在床上说什么也睡不着。他听到舅舅和舅妈去睡觉了，接着门被推开一道缝儿，丽娅伸头朝里看。

  “怎么回事？灯还在开着？还没睡？” “我害怕。”她把门完全推开，指着她身后下方的楼梯平台。

“那是我的卧室，就在下边那儿，如果你愿意，如果你睡不着觉，可以去找我。”等他去找她的时候，她都上床了。

“这儿，钻到床罩底下，不然你会冷的。”他一上床和她躺在一起，她就把灯关掉了。

“我妈妈也总是让我和她一起睡觉。” 他开始抽泣。

   她悄悄地把胳膊伸到他的头下面。

  “我一直想有个小弟弟。今晚你可以和我在一起。没有人会注意到。不过，我老爸也不在乎。”“他不愿意告诉我出了什么事。你会告诉我吗？” “我想也不会的，亨利。你不应该想那种事！” “我就想知道。”“你不觉得我头发闻着很香吗？” “是呀，很香，可我害怕。” “加把油，睡点觉。” “我就是睡不着啊。” “你还只是个小孩子。”

“不，我不是。我是个大孩子。我只是个头小，可那也不是我的错啊。”“呃？你是个大孩子，是吗？你有把握吗？如果你是大孩子，那你为什么不亲我一下啊？”

亚当·斯密一生奉献了两部传世经典：《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前者为伦理学著作，它使斯密享誉学术界；后者奠定了他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的崇高地位和名望。相比《国富论》，《道德情操论》给西方世界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对促进人类福利这一更大的社会目的起到了更为基本的作用。在书中，斯密用同情的基本原理来阐释正义、仁慈、克己等一切道德情操产生的根源，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原则以及各种美德的特征，并对各种道德哲学学说进行了介绍和评价，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基础，以及人的行为应遵循的一般道德准则。

《道德情操论》是亚当·斯密的伦理学著作，他一生中共修订过六次。斯密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出发，讨论了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一系列概念，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秘密。《道德情操论》对于促进人类福利这一更大的社会目的起到了更为基本的作用，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不可或缺的“圣经”。宋德利于2011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由他翻译的《道德情操论》。——译林出版社成立于1988年，隶属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是国内最具品牌影响力的专业翻译出版社之一，多年来致力于外国文学、人文社科、英语教育等领域的图书出版，有丰富的选题开发经验和精干的作译者与编辑团队。我个人是学习伦理学出身的。对于道德情操方面的知识比较了解。

      宋德利译本《道德情操论》片段欣赏：

至于其他所有的情感，类似的情况也经常发生。一个神情痛苦的陌生人在大街上从我们身边经过，我们就立即做出判断，此人刚刚得知丧父的噩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不认可他的悲伤。然而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我们自己而言，并非缺乏仁爱之心，但无论如何也不能介入对方的巨大悲痛，我们居然很少会考虑在第一时间向对方表示关切。他和他的父亲也许都不认识我们，或者我们正好为它事所累，因此无暇想象另有一番悲情惨状落在他的头上。然而，我们从切身体验中完全可以明白，这种不幸自然会激发如此之深的悲情，我们深知，如果肯花时间，充分全面地考虑他的情况，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对他表现出诚挚的同情之心。

好了，现在大约是凌晨4点钟了。也就是说，现在是宋德利那边时间的下午。我们不知此时此刻的宋德利在做些什么。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一直在生活或工作中去发现去创造着属于他自己也是属于世界的奇迹。宋德利的每一部译作中都住着他的灵魂和理想。他的理想从来没有破灭过，因为他始终相信，相信自己就是相信上帝。我们这部传记的篇幅实在是太有限了。我们都已经创作二十万字的篇幅了，可是读起来仿佛是那么短小精悍。真的，一部已经将近写到尾声的大型传记，可是我们却发现，我们所展示的宋德利，只是他一生无数阅历中微不足道的部分。怎么才能让我们的读者阅读时产生这部传记很长很长的感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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