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那些事 - 四季歌文学社区

虽然在长沙这座城市里生活和工作了几十年，其实我对它也并不是十分熟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地方却没去过，就是城里的地名也记得不多，市内的公交车线路大都弄不清楚，如果与某人相约在市区某个地方见面，经常是大费周章，在路上仿佛无头苍蝇一般。不过，有一处所在我却很了解，那就是书店，哪怕就是一个小书店，只要稍有点名气，即使地处城里的某个偏僻的角落也知道，而且多半是那里的常客之一。

五一路新华书店很早就存在了，当年它是全市最大的书店。那时我还是在外地上高中，一次，父亲带我来到这座城市，特意跑到那里买书。当时正值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全民学习气氛高涨，书籍特别紧俏。那次，我们在书店里转悠了一个小时候后，中途突然一辆平板车满载着一大堆书从仓库里推了出来。仿佛油锅里渗进了水，顾客们一下子沸腾了，疯狂地扑了上去。父亲见状也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前，大家争抢了好一阵子场面才平息下来，那次父亲为我抢到了几本高中辅导教材。出来后他才发现放在内衣口袋里的一百多元钱不见了，想必就是在这次争抢书籍时弄丢的，那个年代一百多元钱可是个不小的数目。

我后来在这座城市上大学并分配在这里工作，五一路新华书店成了我经常光顾之地，那时候是思想学术界的黄金时代，书店里的书籍也鲜明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印象中有两套丛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一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它那或红或蓝或绿或棕色书脊的漂亮书籍铺在硕大的书桌上和满满插架在书架里，看上去真是蔚为壮观，读者的向学之心瞬间被有效地激起，令人心潮澎湃。另一套就是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那银灰色的封面仿佛预示了其中高端大气的学术思想，在那个提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理所当然地也成为了畅销书。我在这里不但买了许多好书，也结识了一些同样喜欢读书的朋友。一次，因与一位学建筑的研究生谈论书店里的一本美学著作颇为投契，到了吃晚饭的时间，竟强拉着他去家里吃了一顿晚饭，俩人从此成为了好朋友。还有一次买了一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大厚册精装本，定价只五块多钱。当我兴冲冲地捧着这本书返回学校时，在学校大门口恰巧碰到一位酷爱红学的哥们。他看到这本书后就一把夺了过去，翻了几页，抬起头来，眼睛放射出贪婪的目光，然后兴奋地嚷道：“我就知道你是买了送给我的！”并对满头黑线的我一个熊抱，这事竟成了我多年的一个怨念。

后来在市中心建造的袁家岭新华书店其规模就更大了，书籍的种类也非常多，除了前三层的巨大店面外，四楼还专门设置了一个特价区。每到周六和周日，里面可谓是人山人海，就连书店旁的文具店也因此生意好得不得了。在这里我究竟买了多少书已记不清了，反正有很多年手头只要有一点闲钱就基本上花在这里。这里也是文化人扎堆的地方，一次我在一楼的文学柜买了十几本刚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正捧在手里打算去付款时，迎面走来一位中年人，他拦住我，递上了一张名片，介绍自己是本市一家晚报的副刊编辑，然后热情地向我约稿，他大概是被我当时那买书的架势吸引住了吧。

想起长沙市当年那家位于中山路水风井附近的古旧书店，老一辈的读书人都不免心头一热，它大概是那时吾辈囊中羞涩的读书人跑得最勤快的书店了。出现在书店里的顾客极少是穿戴得珠光宝气衣冠楚楚的，大多衣着朴素甚至老旧，他们在书店里往往显得特别的低调，或聚精会神地在书架上找书，神色变幻不定；或手捧一本书仔细地阅读，那模样看上去仿佛灵魂已出窍似的，极少有人在店里大声说话和喧哗，顾客之间也很少会彼此与陌生人攀谈。不过有一位顾客倒与众不同，他就是湖南省社科院的学者何光岳先生，何先生是这家书店的常客，身材魁梧，嗓门洪亮，每次来到这家书店就仿佛刮来一阵旋风，说笑声不绝，喜欢抓住身边的任何一位顾客侃侃而谈，不管他以前认不认识，而且说出的话也经常挺雷人，让人又诧异又好笑。他买书也是荤素不忌，什么乱七八糟的书都买回家，难免让人有些鄙夷，而且他与谭其骧先生的恩恩怨怨和他的学术观点也遭不少人非议。不过这位完全靠自学成才的何先生也有令人可敬的一面，他有次对我表白说：“我不想当官，也不想发财，就是想做学问，我觉得做学问最幸福！”他说这话时眼神热烈而清澈，我感到他在说这番话时确实是发自肺腑的。

这间书店不大，主要经营传统的中国古籍和相关学术著作，有不少收购来的二手书籍，价格比较便宜。我在这里淘到了不少二手的好书，印象深刻的买了十几套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二十五史，只花了两块钱买了一套品相良好阮元的《经籍篡诂》，以及只花了五块钱买了一套五卷本的《李商隐诗歌集解》。当然因为水平不高，也经常有看走眼的时候，比如一套品相良好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柳如是别传》，标价只三块钱，却错过了没买，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陈寅恪先生究竟是何许人也。有一次下班后我在书店恰好碰到书店刚收购来的一套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十卷本《史记》，品相很好，还未登记造册。我连忙问要多少钱一套，一位店员想了想，回答说只要十元钱。我顿时大喜过望，只是身上只带了五块钱，我求他替我留着，明天一早就来付钱取书，他也答应了下来。我回家后，设法弄到了十块钱，第二天清晨就跑到书店门口等书店开门。好不容易熬到书店开门营业，结果那个店员告诉我，那套《史记》被定价员标价为二十块钱了。我当时听了感觉如坠冰窟，愤恨不已，最后只得悻悻而去，为此气急败坏了好几天。

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也是旧书市场的黄金时代，原因是那时许多机关事业和厂矿单位的图书馆把不少的藏书作为废品处理掉了。那时城里的个体旧书店比较多，我在那里购买的许多书很多常盖有某某单位图书馆的藏书章。后来市场上旧书来源枯竭，价格也便宜不起来了，旧书市场不断萎缩，很多旧书店都关门了或转营新书。世纪之交很多民营书店开始专做特价书，原因是因为图书市场的低迷，出版社积压了大批的库存书，最后只得降价售出，这些特价书在民营书店里一般都五折以下出售，一时倒也生意红火。我曾在袁家岭一家个体书店以四折的价格买到了一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影印本《十三经注疏》，更以二折的便宜价格买下了一套十卷本的由台湾陈致平先生所著的那套叙述清晰、图表丰富的《中华通史》。我喜欢逛那些分散在城中一些角落里的个体小书店，在那里如果幸运的话，可碰上某种令人兴奋的情形，你或许会见到自己虽知道但多年在市面上已买不到的好书，当它那有些发黄的封面上的书名映入眼帘时，就仿佛被闪电击中一样，你屏住了呼吸，飞快地抢在手里，当急速的浏览证明准确无误后，一阵狂喜从丹田涌上心头，这时候你最难做的，是如何在精明的店主前极力掩饰你高兴的神情了。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还没有互联网，有些在长沙本地见不到的书籍就很难购得，所以每当有机会去外地出差和游玩，逛当地的书店就成了我最急切和最开心的活动。第一次去上海出差，在那里待了三天，除花一天时间逛了几家书店外，其它两天都待在旅馆里埋头看买来的书，哪里也没去玩。一次专程去杭州玩，结果大部分时间都去逛书店去了，因为在当地的书店买的书太多了，只得临时买了两个大皮箱来装书并办理火车托运。我这个人平素是个路盲，出门后常不辨东西南北，但在偌大的北京城里却很熟悉那里的书店。最喜欢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和王府井路，琉璃厂书店集中，中国书店和某些出版社的门市部都在此，在这里如果不计划好大半天的时间去逛就会很难过瘾。而王府井路上最吸引我的还不是那间很大的新华书店，而是相互比邻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门市部。这两家口碑极佳的出版社可谓中国学术书籍出版的重镇，在这两个门市部里能买到的各自出版社出版的书是最齐全的。

父母退休后去了广州居住，我每次回广州探亲时去的次数最多的就是北京路，倒不是因为那里有一家名气曾很大的新大新百货商店，而是直奔附近的几家书店而去。广州新华书店在当年是相当不错的，这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特别齐全，而来这里的顾客之多、人流之拥挤是今日的实体书店远远比不上的。坐落在不远处的广州古籍书店是当时我所见到过的最漂亮的古籍书店了，里面装饰得古色古香，走进去雅气扑面，书香馥郁，这里汇集的古籍之多在全国也是排在前列的，据说这家书店在东南亚一带华侨社群中非常有名，我每次来到这里心中都升起一种敬畏感，连举止和行动也变得小心翼翼的，而里面的工作人员的表情也似乎毫不掩饰其可爱的自豪感。

回顾自己的一生，为社会做过的颇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创办长沙市世界名著书店了。此前我完全没有开书店的经验，纯粹是心血来潮，想圆一个一直以来的开间自己书店的梦想。由于考虑不周，等租好门面，做好书架后，我就傻眼了：书源怎么办？当时的所谓二渠道的书源品种很有限，一些大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不给除新华书店系统外的书店发书。眼看书店开张在即，我一着急，干了两件“疯狂”的事。

我跑到北京，在商务印书馆的一间门市部几乎以书的售价买空了里面的书，运回长沙后却只以原价出售。虽然这批书卖一本要亏一本，但书店也因此建立了一些名声。庆幸的是，此举竟惊动了当时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并为此颇为感动，遂破天荒地同意给我书店发书了，这大概是商务印书馆第一次给新华书店系统以外的书店发书吧。为了得到中华书局等古籍出版社的书，我跑到当时全国最大的新华书店广州购书中心，找到其古籍部的经理，一位儒雅博学的长者。我向他倾诉了自己办书店的理想和困难，请求他给予支持。最后他竟然也被我感动了，为表示支持，允许我以八折的折扣去调书店古籍部里的任何书籍。结果事后他为此受到了广州购书中心的通报批评，当我满怀内疚地对他表示歉意时，他却表现得一点也不在乎，声称能帮上我的书店感到很高兴。记得书店开张的那天是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二日夜晚七点钟左右，没搞任何的开业仪式，连鞭炮也没放一挂，就这样静悄悄地营业了，我守在店里一边与一位朋友下围棋，一边耐心地等待着顾客上门。

以书会友往往是那些开书店的读书人所抱有的很大心愿，我的书店开张后确实有幸遇见了许多喜欢读书的朋友，其中不乏一些文化名流。在这里我结识了时为三湘都市报副刊部副主任的龚旭东先生，龚先生谦逊温和、儒雅博学，是一位令人钦佩的文化人，言谈之间让我受益颇多。他具有特别超前的思维，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极具真知灼见，后来的互联网的普及及对大众生活的影响就很好地证明了他的观点。而且他的艺术修养极深，非常喜爱古典音乐和书法美术，乃真名士也！我俩曾一拍即合，由我书店每年赞助一万元，每星期一次在三湘都市报上登载书评和书目，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我还有幸认识了时为《书屋》杂志社的主编周实先生和编辑王平先生，周实先生那种办起杂志来坚韧不拔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精力充沛，行走间快步如飞，虎虎生威，待人真诚坦率，热情洋溢。而王平先生则出语诙谐，头脑特别灵活，执行能力很强。由于与他俩趣味相投，我的书店也曾与《书屋》杂志合作，由书店每年赞助一万元，搞了一个读书奖。幸运的是著名的法国文学研究权威、作家柳鸣久先生也曾到访过书店，他的睿智和博学让人钦佩和仰望，他仔细参观我的书店后评价道：“你这个书店或许是长江以南最好的学术书店了。”他这番话虽是溢美之言，但对我仍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有天晚上，书店里来了一位现役军官，身边跟随了一位警卫战士。这位军官在书店里浏览了一番后，停在军事类的书架前仔细看了起来，末了指着一本军事训练手册对我说道：“这本书已经过时了，最近新出版了一本这样的手册。”说完，正准备离开书店时，他恰好看到办公室茶几上摆放了一副围棋，竟兴致大发，要求与我手谈一番。我俩在棋秤上鏖战到深夜三点，他才意犹未尽的离去，而那位警卫战士在整个过程中都一直双手捧着这位军官的帽子一动不动地挺身站着，我请他坐下来休息他也不坐。此后一个星期里那位军官每晚都独自跑来书店找我下棋，有时甚至干脆就睡在我书店里。后来他沮丧的对我说道：“我下不赢你，哪天叫我的老师来跟你下！”第二天他果然带来一位战士，声称是自己的围棋老师，我与这位战士连下三局，结果对方都输了，弄得这位军官因此而郁闷了好长时间。

长沙市窑岭有一地段曾经是旧书市场的集中地，我也曾在这里经营了一家书店。虽然我的生意并不好，但因为店里经营的书籍学术品位较高，却也经常能遇到一些真正的读书人，常围绕书的话题与他们聊起来，聊得多了往往就成了朋友，一杯茶，一支烟，口吐芬芳，其乐融融，这大概也是许多读书人为什么心中都存有一个开书店的念想的原因吧。后来的长沙著名的述古书店的老板黎锟先生当年就是我书店的常客，经常聊到吃饭的时间了就索性留在书店里一起用餐，我想这段经历或许与他后来决定下海开书店多少有点关系吧。那时有一位看上去大约五十来岁的长者经常来我书店淘书，他面相古拙，神情冷漠悲苦，沉默寡言，总是悄悄地来，悄悄地去，买书也从不讨价还价，我与他几乎没交谈过。不过有一天他也许是听到我在与别的顾客交流时知道了我姓叶，竟突然转身朝我走来，两眼精光四溢，口唇有些哆嗦地用地道的长沙话问道：“你跟叶德辉是什么关系？”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也作焕彬），号直山，一号郋园，湖南长沙湘潭人。他是前清御史，大儒，也是著名的藏书家及出版家。当我告诉他我与叶德辉没什么关系时，他的表情似乎挺失望，或许他以为可能有希望从我这里购得几本叶德辉的藏书吧。望着他离去时那有些萧索的背影，我心里竟莫名其妙地升起了几许愧疚感。

真正的读书人大多经济上比较拮据，他们最想买到既非常好又很便宜的书，这样的书其实一般只能在不大懂书的人开的书店里才能碰得到，俗称捡漏，淘书也就由此成为了一种乐趣。我捡到的一个最大的“漏”就是只花了65元钱从一家书店里买到了一套崭新的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二十几卷《波斯经典文库》，当时的心情可谓用狂喜来形容。但在我自己开的书店里却舍不得把那些好书以贱价给出售了，顾客基本上在我店里捡不了“漏”，所以书店的生意根本不可能“火爆”，甚至一些顾客可能还因此而“恨”得我牙痒呢，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