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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高天滚滚之毛泽东三界封神演义《第一部万类霜天（下）》 [打印本页]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1-21 08:11
标题: 高天滚滚之毛泽东三界封神演义《第一部万类霜天（下）》
第一部   万类霜天（下）
目录
第十三回     站世界之端   看风云变幻
第十四回     臆想的科学   苏俄式共产
第十五回     今日向何方   高路入云端
第十六回     山高人迹灭   烟雨锁雄关
第十七回     世上无难事   只怕苦思辨
第十八回     春风吹黄沙   满目皆怆然
第十九回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焉
第二十回     攀险觅伴侣   悬空识翔健
第二十一回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翻
第二十二回   新民思想生   俄式共产窆
第二十三回   朱毛大会师   蒋宋结良缘
第二十四回   民国终一统   三星耀湘赣
   
               
               第十三回    站世界之端    看风云变幻
                                   四十九
中国就要进入公元1921年，即华元的8313年。变化的中国将从这一年播下一颗种子，并经过7年的孕育开始发芽，逐步长出两片叶来。在这一前提下，禹王建议给众神补一补世界历史，也让大家知道什么是民主、共和、法西斯、三大宗教、文艺复兴、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以及世界各国的概况，这样既可以让众神知道，世界本来和中国有什么不同，后来的世界对中国都产生了什么影响，也可以让大家清楚，中国的革命是在什么环境中发生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圣人、兵宗和法宗身上，由圣人主讲历史和文化，兵宗主讲战争，法宗主讲社会制度和法律。当然，也不是严格的分工，看赶茬口了。话题首先从古代文明开始。
圣人道：世界的文明有5个大的中心，概括起来讲，就是7条河和一个海。黄河、长江孕育我华夏文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孕育以伊拉克为中心的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恒河孕育了印度的文明；尼罗河孕育了埃及文明；爱琴海孕育了古希腊文明。
韩非道：请圣人分别简述之。
圣人道：撇开我华夏文明不说，大约在6000年前，也就是我国三帝帝喾时期，苏美尔人是两河流域文明的先驱，创造了较发达的文化。约在500年后，他们建立了数十个城邦，创造了以楔形文字为代表的早期文化。到了4000年前的禹王时期，阿摩利人进入两河流域。建立了巴比伦王国，发展了200年后，国王汉莫拉比统一了整个两河流域。
韩非道：这个我知道，《汉莫拉比法典》就是这个时期制订的。
圣人道：又过了一千年，地跨西亚、北非的亚述帝国推翻了古巴比伦国，随后，迦勒底人攻灭亚述帝国，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新巴比伦在尼布甲尼撒二世在位期间，因国势较强，建造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空中花园，攻破和洗劫了犹太圣城耶路撒冷，大部分犹太居民被掠往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
韩非道：《圣经-创世纪》中关于亚当-夏娃与诺亚方舟的故事，就是源于此吧。犹太人的毁灭，不过是一个种族的问题，由于基督教的传播，好像是世界曾经毁灭过，又好像是亚当和夏娃拯救了世界。历史的真相是亚当和夏娃拯救了犹太人，当然，也可以说拯救了后来的欧洲人，但是，与我华夏无关，拯救中国人的祖先是炎黄，不是亚当和夏娃。年轻人可不要错认了祖宗，你对不起自己就算了，怎么能够对不起你的父母呢？
圣人道：法宗所言甚是，人家的祖先再好也是人家的，不是自己的。我们中国已经进行了好多的努力，宣传“英雄不问出身”，如果，你们出身的确不好，可以自己变为英雄吗，不要老是埋怨自己的祖宗，这是会遭到天谴的。闲话少叙，还是说尼罗河文明吧。古埃及文明的地域范围，一般指在尼罗河第一瀑布至三角洲地区，大体起于6000年前的塔萨文化到被波斯帝国征服之前。古埃及文明遗留的是胡夫金字塔、哈夫拉金字塔及附近的狮身人面像、木乃伊和传说中的埃及艳后。
韩非道：埃及金字塔也是闻名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埃及人说：人类害怕时间，而时间害怕金字塔。金字塔是埃及的骄傲，但也是一个民族和文明耻辱的标志，它看着自己的祖孙被消灭，却无能为力；而现在的埃及人却又守着人家的祖宗去自豪，我不知道他们的自豪感来自于哪里？对了，埃及人的法老为什么只会在地上逞威风，却上不了天堂，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坟墓太豪华，就像始皇帝一样，终年在自己造的天地中自得其乐，忘记了在天上保佑自己的子孙，所以才让自己断子绝孙？我看，坟墓还是造的简朴一些的好。
圣人道：坟墓就是要个土包即可，封的太紧，灵魂也飞升不出来。接着说印度，古代印度是指喜马拉雅山以南，以印度河与恒河流域为中心的南亚大陆，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西与两河流域文明接壤。大约在4500年前，生活在印度河流域的土著达罗毗荼人，创造了印度河早期的文明，尤其是进入了比较发达的哈拉巴时期，出现了上百个城市国家，其代表是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文化。约在4000年前，中亚及高加索一带的雅利安人部落进入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创造出了“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等远古印度文化。在随后的列国时期，摩揭陀国逐渐发展壮大，并在阿育王时期发展成为空前统一强盛的大帝国，创造了以佛教为代表的灿烂文化。另外，现在人类使用的0到9的阿拉伯数字，就是印度人创造的。因为经过阿拉伯人向外传播，故被欧洲人称为阿拉伯数字。
韩非道：佛教的释迦牟尼不是和圣人同一时代吗？
圣人道：对，关于佛教，等一会儿请达摩祖师专门给大家讲。关于希腊文明，它是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其地理范围包括巴尔干半岛南部、爱琴海诸岛及小亚细亚沿岸一带，约在5000年到4000年前出现了爱琴海文明，包括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约兵宗所处的3000年前，进入了荷马时代，《荷马史诗》就是在这个时期留下的，与文王的《周易》属于同一个时代。区别是，我们的文字已经很成熟，他们还只能口头记录。约在我国周朝的共和时期到西周末年，出现了许多奴隶制城邦国家。其中最为强大的是南希腊的斯巴达和中希腊的雅典，它们分别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
姜子牙插话道：因此，众神可以看出，除我中华外，其他的四大文明，以两河流域文明为中心，南是埃及文明，北是希腊文明，东是印度文明。它们之间相互衔接，地缘相近，所以可以相互吸取各自的文明成果，但是也可以相互攻击。这就是为什么，它们那里总是有不断的文明冲突，包括现在也是不断的，而这就造成了不同的思维模式。东、西方总是一心想消灭他人，总是想以自己为中心，而战场的中心就是现在的中东。为了团结自己的宗族同他人战斗，就在这里产生了宗教，就有了不同的思想。与此同时，帝王之间的战争，也就变成了宗教之间的战争，各大宗教之间的战争绵延不断，持续到今天。
韩非道：我们继续说雅典。约2600年前，雅典的梭伦是古希腊著名的政治家和诗人，在出任雅典首席执政官后，随即制订法律，实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首先，废除了农民的债务，并颁布“解负令”；其次，按财产（收入）的多寡将全体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不同等级的公民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第三，恢复了公民大会，并使它成为最高权利机关，决定城邦大事，选举行政官；第四，创设了管理国家的新机构“400人会议”和“陪审法庭”，作为国家最高行政和司法机构。400人会议由四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前三个等级的公民均可当选，每个公民都可以当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梭伦的政治改革，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对雅典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梭伦在古希腊享有“民主之父”的美誉。从这一点意义上讲，梭伦比圣人要高明多了，梭伦推行的“仁治”是靠“400人会议”，而圣人推行“仁治”，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君主身上。中国没有民主政治的历史，圣人是应该负责任的。当然，话分两头说，中国当时有70多个诸侯国，而雅典只有四个部落，还没有我们的一个诸侯国大，他们也就是五帝时期的几个部落。他们的制度早在我国的尧舜时就推行过。梭伦和圣人时代相同，但社会的发展历程却是不一样的。
姜子牙道：中国当时的情况，是春秋列国分立，社会的发展赋予各国的目标已经不是民主了，而是如何重新统一成一个国家。商鞅此时在中国应运而生，承担的就是这个使命。国家的分崩离析让人祖爷看到，只有国家和民族的统一才能保证华夏民族绵延不断的血脉。为什么埃及没有了原来的埃及人？两河流域和希腊的人种都不是原来的人种？印度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他们现在的民族也不是6000年前的民族？只有我们中华民族血脉延传8千余年而不断？就是保持一个家不断子绝孙理论，永远比子女的所谓自由和民主更重要。当然，在保证子孙绵延不断的前提下，我们也应该尽量给他们自由发展的空间。
韩非道：为什么民主的雅典不能长久？而中国长存呢？
姜子牙道：民主只能显示出公平和公正，却显示不出智慧，显示不出居安思危。超人的智慧永远只存在于个别人的脑子里，民主是选不出来的。大多数人的意见只能体现出平庸，体现不出智慧和高度。圣人之论体现的就是智慧和高度。
圣人道：兵宗在我脸上贴金了。我的确没有想出制约君主的有效办法来，才要求他们自己修身养性的。假如象梭伦那样建立个议会，可能就好多了。
姜子牙道：所以，在中国就是如何把中央集权和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问题，而不是用民主代替中央集权。大家知道了希腊传下的民主，是以自己灭亡为代价的就行了。希腊除了留下为人称道的民主，可还有谁知道也传下来了军国主义？
韩非道：似有耳闻，请兵宗相告之。
姜子牙道：与雅典同样强大的斯巴达，就是以罕见的尚武精神和训练有素的军队称雄古希腊的。据说，斯巴达实行严格的人种淘汰制度。初生的男婴必须接受长老的检查，还要用烈酒洗澡，不合格的就被扔到山谷，只有被认为强壮的婴儿，才能让父母抚养。儿童到了7岁就得进入国家组织的少年团，过集体的军事生活。他们对男孩实行残酷的鞭打制度，在神殿前接受定期的鞭笞，每次都被打得皮开肉绽。却不允许哭喊、呻吟、求饶。到18-20岁，开始进入军营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从20岁起成为正式的军人，开始军事生活，一直到60岁。对女孩子，他们认为只有刚强的母亲，才能生出刚强的战士。因此，未婚女子要接受如赛跑、格斗、投掷铁饼、标枪的训练。作为母亲，她们不会唠唠叨叨地去祝福，只会毅然地把作战的盾牌递到儿子手中，叮嘱说：“你要么把它带回来，要么它把你带回来。”这套制度使整个斯巴达国家变成了一座大军营，成为希腊实力最强、纪律最严的军队，保证了斯巴达一度成为希腊实力最强大的城邦国家。
韩非道：真是可恶，怎么能如此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孩子呢？
圣人道：他们保留着动物的野性，还没有完全进化到有情义的人类。从这一点来讲，我还是比较赞同雅典的文化。
姜子牙道：这是欧洲两种极端的生存表现模式，对欧洲社会的发展都有着很大的影响，这是后话。我们还是谈谈波斯帝国吧。大约在我统领800镇诸侯灭商的时候，在现在的伊朗崛起一个波斯帝国。它大约用了400年时间，统一了包括两河流域、埃及、印度北部、小亚细亚和爱琴海在内的欧洲北部，将除中华以外的四大文明中心联合成了一个国家，史称波斯大帝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免于被波斯帝国蹂躏的迦毗罗卫国出现了佛教。迦毗罗卫国在现在的尼泊尔境内，这一点是否请达摩祖师给众神友介绍一下？
达摩祖师闻言站起，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还是请圣人代劳吧。圣人可是与我祖佛陀同代，应比老衲知道的更多。
圣人道：祖师既然如是说，我就不客气了。佛陀是迦毗罗卫国国王净饭王的太子，在生下5天时，有名望的学者给他取名悉达多，意思为“吉祥”和“成就一切”，因姓乔达摩，所以叫乔达摩-悉达多。出生不久，一位仙人来到王宫，给他看相。仙人非常惊喜地说：“太子的相貌太好了！将来如果继承王位，一定是位‘转轮王’。但是据我观察，太子必定要出家学道，并得到最高成就，成为人天至尊的导师，拯救世人脱离苦海。”净饭王听了仙人的话，又喜又忧，他希望儿子继承王位，可不希望儿子去学道。故在他16岁时，就给他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妻子，为他安排了豪华、安逸和享乐的生活，让他在宫廷与世隔绝，以让他放弃出家的念头。
姜子牙接口道：可是，悉达多却渴望了解社会，一天，他出城游玩，虽然看到了河水波光粼粼、田里稻浪滚滚、山中花香扑鼻、蝴蝶在空中飞舞，自然清新的空气令他神往、陶醉；但他不久就发现了拄着拐杖乞讨的老人、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病人、一群乌鸦正在啄食一具尸体。第二天，他又出去看人间的真相，遇到了一位衣冠不整、手里捧着一个瓦钵、却是轻松自在的样子。他问随从：“这是什么人？”随从说：“这是出家修道的。”悉达多急忙下车向修行者行礼，并问他为什么这样快乐？修道者说：“世事无常，只有出家人可以解脱。”回宫后，悉达多考虑到人生皆苦，怎么能摆脱这些痛苦呢？他从道人那里受到了启示，决定出家修道。
韩非道：人们常说哪个仙人和道人，其实是一个人，就是西出函谷关以后杳如黄鹤的道德天尊。不知传言可真？
圣人道：这我可不知，汝可直接问道德天尊。
道德天尊闻言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韩非笑道：天尊又弄玄虚了，我还是问达摩祖师吧。
达摩祖师双手合十，诵了一声佛号：法宗，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世上一切皆空，何必求真呢？
韩非道：看你们就是道佛一家，净说些不得要领之言。
圣人道：俗家人何必管那道家的事？是法宗自寻烦恼了。却说悉达多29岁那年，他离家而去。他先是跟两位“仙人”学禅定，感到不满足，便转而修苦行，一修就是6年。后来他干脆绝食，身体瘦成一副骨头架子，但还是一无所获。他又觉得苦行也不是办法，便在尼连禅河水中沐浴，用河水洗净身上的积垢，又接受了牧女献给他的乳糜，使身体和精神得到了恢复。成语“醍醐灌顶”就是从此而来。
姜子牙又接口道：然后，悉达多来到尼连禅河畔的森林中，在一棵菩提树下打坐，发誓要从中寻找到解脱苦难的办法，经过整整49天的苦思冥想，终于大彻大悟，觉悟成佛。刚才圣人讲的“醍醐灌顶”要加上这一段，意思才明白。
圣人道：悉达多大悟后，随之创立了佛教的基本教义。因为他是释迦族人，牟尼是“圣人”的意思，就称悉达多为释迦牟尼，他的弟子则称他为佛陀，意思即为“觉悟者。”所以，“佛”的最直接意思就是觉悟。释迦牟尼在恒河流域宣讲佛法45年，他不分贵贱贫富，广收信徒。据说他的弟子有1000多人，著名的有“十大弟子”，释迦牟尼在传道途中圆寂，终年80岁。他的弟子将他火化，得到舍利子，将其分送各地。至于说什么有一石八斗、五光十色，则有些妄言了。祖师，可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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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筱欣奕奕    时间: 2015-1-21 10:00
问好常老师，很高兴看到您又开始更新，期待《第一部（下）》
多日不见，甚是感怀。我会继续跟着您爬格子，敬颂冬祺！{:soso_e160:}{:soso_e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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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欲晓ab    时间: 2015-1-21 10:27
学习！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1-21 22:59
达摩祖师道：圣人所言正是。我中华也得有舍利子，在陕西扶风县的法门寺保存着。
姜子牙道：这可是秘密，切勿泄露才好。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谛”，即“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佛陀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是痛苦，即苦谛；痛苦造成的原因是集谛，集由“业”和“惑”产生；如果断绝业和惑，痛苦就会自然随之断绝，就可以达到“寂灭为乐”的境界，此为灭谛；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就必须修道，即道谛。道就是涅槃之道，是在灭中复生之道、觉悟之道。
圣人接口道：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唯一不讲求反抗，不以救社会、只图自救的宗教。从产生的目的来说，是一种反社会的宗教。300年后，被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定为国教，约2100年前兴起了大乘佛教。这是一种崇拜偶像、主张自度和兼度他人的佛教，认为只要信仰虔诚、坚持苦修，人人皆可成佛，这就是寺院和和尚兴起的原因。而基本保持释迦牟尼的遗训，主张着重进行伦理教诲，不崇拜偶像，认为普通人通过修行也可以“涅槃”，但不能人人成佛。这就是民众信仰的佛教，被大乘佛教讥讽为小乘佛教。达摩祖师就是大乘佛教中国的宗主。
    姜子牙道：正因为佛教一开始主张避世，逃避社会现实，所以阿育王朝灭亡了，佛教在印度也就消亡了。不过，佛讲的消亡就是“涅槃”。佛来中华，在中华获得了重生。再生的佛教已经和中华的儒、道相融合，变得积极起来，不再光讲避世，该入世时也是当仁不让。这就是佛教在我中华不断兴旺的根本。达摩祖师，吾言可对？
达摩祖师双手合十道：兵宗所言不错，社会是人生存之根本，人是佛教兴盛之源，社会不稳，人如浮萍，佛教何以兴？故，兴教必须兴社会，与社会同命运方可。
韩非道：这就是佛教在中国最大的革命，达摩祖师可以说是在中华再造佛教，被尊为祖师，也是当之无愧。
达摩祖师口诵佛号：阿弥陀佛，老衲有何德能？不过是顺应中华发展的环境罢了。佛来中国，不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相结合，怎么能在中华落地生根呢？但愿外来者以我为鉴。
姜子牙道：祖师所言甚是。这波斯帝国靠武力征服建立起来后，在境内经济和社会不稳、未获得统一的基础上，就开始征服雅典，结果一败涂地。
圣人道：正是，大约在2500年前，大流士一世命波斯军队分水陆两路向希腊进军。结果海军在希腊半岛的阿托斯海角遭到飓风袭击，300艘战舰全部沉入海底，两万多名士兵也葬身鱼腹。第二年，大流士派使者到希腊各城邦，要各城邦献出“土”和“水”，但是，希腊的两个最大城邦——雅典和斯巴达坚决反抗。他们分别将前来要“土”和“水”的波斯使者扔下悬崖、推进井下。大流士以此为借口，派最有战争经验的老将达提斯统率大军，第二次远征希腊，并在雅典城北120里的马拉松附近登陆。
姜子牙道：当时，雅典以仅有的1万军队对阵波斯大军的10万人马。雅典统帅米太亚得诱敌深入，然后设伏打败波斯大军。马拉松大战，关系着雅典的生死存亡，为了把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送到雅典，米太亚得派以善跑出名的婓力庇第斯跑回雅典报信。婓力庇第斯一口气跑了90里，当他跑进雅典中央广场时，精疲力竭，只喊了一句“大家欢乐吧，我们胜利了！”就倒到地上死去。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便由此而来。
圣人道：雅典马拉松之战虽取得了胜利，但在其后的十几年内，还是被波斯攻占并遭到了破坏。直到2460年前，希腊的各个城邦团结起来，在塞浦路斯打败波斯，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双方签订《长里阿斯和约》，希腊和雅典才逐步安定下来，为各城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
韩非道：雅典在稳定下来后，进入了伯里克利时代。伯里克利连续15年当选为雅典首席将军，他在梭伦之后、克里斯汀尼实行改革进一步推动雅典民主的基础上，把雅典民主政治和社会文明发展到了最高峰，被称为希腊历史上的伯里克利时代。伯里克利剥夺和消减了贵族会议和执政官的权力，扩大和提高了公民大会的作用，使之成为雅典最高立法和监督机构；废除了当选官员的财产限制，使平民也有机会当选官员，他实行公职津贴制，除了将军外，政府为各类公职人员支付职务报酬；执政官一律由公民大会抽签选举产生，任期一年，且不得连任。另外，他还积极推进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为一般公民发放戏剧津贴等。经过伯里克利改革，雅典的民主政治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民主政治的发展，又带来了雅典经济的空前繁荣和科学文化与艺术的鼎盛。
姜子牙道：尽管如此，可是内部的民主保证不了外部的和平环境，更抵抗不了瘟疫。雅典发生了瘟疫，连伯里克利也染病而死。斯巴达在经过与雅典20年的战争后，终于等来了机会，斯巴达统帅来山德趁机攻陷雅典城。雅典被迫投降，舰船除保留12艘外，全部贡出，拆除雅典通往比里尤斯港的“长墙”，解散提洛同盟，放弃海外领属。希腊霸权转入斯巴达的手中，斯巴达随后与马其顿之间爆发战争，最后被马其顿王国灭亡。雅典的故事如果发生在中国，就可以解释为遭到了天谴，至于为什么？众神可以自己探讨。
韩非道：我抛砖引玉一下。天生的是独裁，比如一只狮子王带领一群狮子。民主是独裁的王赋予的，王授予民主有违天理，故受天谴。
圣人道：这也是一家之言，我们在此不作争论，只是阐述历史事实。2400年前，在巴尔干半岛中北部地区，兴起了马其顿王国，最初由上马其顿和下马其顿两部分组成。随后，亚历山大一世完成了马其顿王国的统一，在阿契拉国王在位时，国势开始发展。过了50年，腓力二世进行了军事改革、财政改革，建成了统一的马其顿国家，国势日益强盛，并开始对外扩张，占领色雷斯等地。接着趁希腊城邦纷争战乱之机，大举南下，进攻希腊，在喀罗尼亚一役打败希腊联军，随后召开柯林斯大会，确立了马其顿对希腊的领导权。
姜子牙道：在2348年前，年仅20岁的亚历山大继位马其顿国王。他曾拜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为师，自幼接受希腊文化教育，他酷爱希腊文化，梦想不仅要征服世界，而且要使世界希腊化。在继承王位后，他效仿希腊，实行政治、军事改革，创造了马其顿方阵。这种方阵的中间是重装步兵，两侧为轻装步兵，每个方阵还配备由贵族子弟组成的重装骑兵，作为方阵的前锋和护翼，从而使马其顿迅速成为军事强国。在2346年前，亚历山大率领3.5万人的大军和160艘战舰，向波斯进军，开始了远征东方的行动。他以凌厉的攻势轻易地征服了小亚细亚半岛，在伊苏大败波斯军队，打开了通往叙利亚、腓尼基的门户。
圣人道：又过两年，攻占叙利亚，进入埃及。埃及祭司宣布亚历山大是“阿蒙神之子”，他自己则自封为法老，并在尼马河口兴建亚历山大城，作为他伟大战绩的纪念。随后，在底格里斯河左岸的高格米拉平原与波斯军队主力决战，波斯惨败，亚历山大乘胜东取巴比伦。亚历山大征服了整个波斯，一个横跨欧、亚、非三个洲的亚历山大帝国建立起来了。他以巴比伦为首都，它的版图西起希腊、马其顿，东到印度河流域，南临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至锡尔河。亚历山大继续东进，经帕提亚、阿利亚、德兰古亚那，北上翻越兴都库什山脉，到达巴克特里亚和粟特，并侵入印度，占领印度河流域。
姜子牙道：就在这时，亚历山大突然死去，靠武力征服建立的庞大帝国也随之瓦解。但亚历山大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也就是希腊化时代，这是一种希腊文化与近东埃及文化、波斯文化融合而成的新文化。后来的罗马人，正是在全面吸收希腊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了罗马文明。
圣人道：古罗马文明兴起于意大利半岛的罗马城。在特洛伊战争中，希腊人用木马计攻陷城池，伊尼亚王子率一批难民逃难到意大利半岛海岸，建立了亚尔巴龙迦国。相传在2800年前，这里发生了一场政变，被推翻的努米托尔的女儿生了一对孪生子，被抛在荒郊野外。孩子命大，没有被狼吃掉，反而被母狼用奶水养活了他们。后来，牧羊人收养了兄弟俩，分别取名“罗慕路斯”和“罗姆尼”。兄弟俩长大后，重新夺回了王位，并在母狼喂养他们的台伯河边建了一座新城。为争做城主，兄弟二人又决斗，罗慕路斯杀死了弟弟罗姆尼，成为新城的最高统治者，就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新城为“罗马”。这件事发生在4月21日，于是这一天就成为罗马开国的纪念日。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1-21 23:00
姜子牙：在随后的200年里，共有7个王统治罗马。当时罗马的社会还是氏族社会，有300个氏族，30个胞族和3个部落，形成了罗马城市公社，公共权力机关包括军事首长或王、长老议事会（元老院）和库利亚大会，相当于我国在五帝时的执政形式。王政时代最后3个王时，铁器已广泛使用，土地私有制开始形成，氏族公社趋于瓦解，经第6王塞维乌斯-图里乌斯的改革，阶级社会形成，进入相当于我国的禹王时代，但比禹王约晚1400年。末王塔克文二世被逐，王时代结束，罗马共和国建立。共和制开始替代希腊雅典的民主制，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时期。由于共和制是在各部落融合期间自然形成的，不受天谴。
韩非道：欧洲的历史似乎是浓缩的中国发展史，罗马用20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我国从黄帝到周朝共和时期近4000年的历史。
圣人道：这就是大和小的差别，黄帝建我华族社会时，有上百个部落，是罗马城王国的30多倍，到周朝共和时期，国土面积已经相当于整个西欧。因此，制度的形成和稳定自然要漫长的多，花费的时间、精力自然也要比罗马多几十倍。
姜子牙道：正是这样，我国才和欧洲发展出两种不同的国家模式和治理观念。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一直把联合、稳定、求同存异、保大弃小、公而废私作为治国之道。这就是黄帝他老人家尊重各个氏族部落的意见，实行民主得出的结论。反而，这时的罗马是独裁，是按照自己的个性在发展。这里我要纠正法宗对圣人的抱怨，说圣人之道没有发展出中国的民主政治是不对的。雅典的民主是建立在个人之上，中国的民主则是建立在氏族之上的，因为，中国的氏族就比雅典的人口多。以氏族，也就是后来的家族、民族为基础的民主是顺应天道的；遭受天谴的只是强调的个人的民主。这一点众神必须明白。中国的共和体现在尧、舜时期，西周的共和相当于后来的英国的立宪政治，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是在历史发展中最高级的国家统治形式，适用于一切大国。美国就是在采取邦联制以后，国家政治陷入了停顿，转回头采取了我国中央集权制，实行了联邦制才迅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中央集权制是始皇帝建立起来的，需要剔除其中的独裁成分才行，这一点是我们必须向美国学习的地方。
圣人道：兵宗所言甚对。罗马王政时代之后出现的共和国，实际上是各个部落的贵族在达成联合协议后，你派几个人、我派几个人组成元老院，然后由元老院选出执政官管理国家。就像是一个合资公司在组成时，先成立董事会，再由董事会决定董事长和总经理一样。这样，这个共和国在一开始就是贵族共和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平民和贵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地位与权力，开始出现严重不平等。于是为解决土地问题、债务问题和政治权力问题，争做“全权公民”，罗马平民与贵族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场斗争历时200多年，直到出身平民的霍腾西阿当上独裁官。
韩非道：霍腾西阿设立了平民保民官，并把平民会议，作为罗马共和国的人民会议；还选出专门委员会，编纂成法典，把法典刻在12铜表上，史称“十二铜表法。”平民获得了担任高级官职、进入元老院，以及和贵族通婚的权利。所以，共和国由初期的贵族共和国变为“平民——贵族共和国”。可是这样做的后果是，上层的平民就和氏族贵族合流成为新贵族，新的等级逐步形成，共和国内部又开始争斗起来。
姜子牙道：在共和国的争斗中，2400年前高卢人入侵罗马城，罗马城被高卢人攻破，就剩下了城中的要塞——卡庇托林山岗。高卢人多次强攻不成，决定趁黑夜偷袭，他们马上就要爬上山顶了，突然，传来了“嘎！嘎——”的白鹅叫声，惊醒了昏睡的罗马人。罗马人奋起反击，把高卢人打下了山顶。卡庇托林山岗得救了，最后，罗马人依据山岗收复了罗马城，把高卢人赶出了领地。白鹅救了罗马城，罗马人就把它奉为“圣鹅”和“神灵”，每年都定期举行仪式进行纪念。
韩非道：这就叫置于死地而后生。不过山岗也是救命之源，这里有食物和水，所以，他们才能坚持下来。如果是一座孤城，也许高卢人不用攻击，罗马人就会被饿死。
姜子牙道：是的，这一次是罗马人的胜利。但是在2230年前，罗马人在与迦太基的著名军事统帅汉尼拔指挥的战争中，遭到了惨败，连罗马的执政官都死在阵地上。尤其是在坎尼之战中，7万罗马军队陷入汉尼拔精心设计的包围圈中，毫无抵抗之力，7000人被俘，其余几乎全部战死。这个仇一直等了70年以后，才得以报偿，罗马人终于包围了迦太基城。如法宗所言，城内发生饥荒，终于被攻陷，生存者沦为罗马人的奴隶，迦太基城被彻底毁灭。罗马人在废墟上建立了阿非利加省，并取得了西地中海的霸权。
圣人道：此后，罗马人又统治了70年，爆发了斯巴达克大起义。起义军人数12万人，横冲直撞，无人能敌，最后，在阿普里亚决战中，斯巴达克战死。
韩非道：为什么会出现斯巴达克起义呢？
姜子牙道：是因为在罗马共和国内，只有罗马城内的奴隶主和自由民有公民权；而在城外他们新占领的意大利各行省，和海外行省的自由民却享受不到公民权，但承担着比罗马城内的人更多的赋税和义务。这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圣人道：这个时候，罗马贵族出身的凯撒敏锐地发现了问题。他接近平民，在平民中进行反对元老贵族的活动，获得了大批平民的支持，他被选为执政官，并出任西班牙总督。在2072年前，凯撒、庞培和克拉苏秘密结成政治同盟，史称“前三头同盟”，并在同盟的支持下出任山南高卢总督。凯撒在对山北高卢地区进行的征战中，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仅仅三年时间，就征服了全部高卢地区，使之成为罗马的一个省。
姜子牙道：随后，凯撒率军渡过莱茵河，击退日耳曼人的入侵，把罗马的西北边界扩展到莱茵河西岸。不久，他又两次渡过英吉利海峡，攻入不列颠岛。在战争中，克拉苏不幸身亡，手握重兵的凯撒带领军队打回罗马，趁机夺取了罗马的最高权利。这时，庞培和他反目成仇，在希腊北部的法萨卢的战役中，他一举打败了庞培的军队。接着在三年的时间里，征服了小亚细亚，并平定了庞培之子在西班牙的叛乱。
韩非道：凯撒班师凯旋，被推举为终身独裁官、终身保民官，元老院授予他“大元帅”和“祖国之父”的称号。凯撒的独裁，代替了罗马的共和，在当政期间，针对罗马的社会状况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如改组元老院，把元老人数增加到900人，扩大罗马公民权；提高各行省和城市的地位；给予受压迫的犹太教以合法的地位；铸造金币和制订新历法等。但是，凯撒的独裁统治，引起了元老共和派的不满与仇视，他们突然对凯撒行刺，凯撒身中23刀，倒在他的旧敌庞培的雕像前。
圣人道：共和派复辟成功，19岁的盖约-屋大维，赶回罗马为凯撒报仇。屋大维是凯撒的外甥，还是凯撒的养子。他迫使元老院举行特别选举，自己当上了执政官，就与安东尼、雷必达结成新的三头同盟，史称“后三头同盟”。他们当政以后，在罗马实行了白色恐怖，在为“凯撒复仇”的口号下，对贵族派发布公敌宣言，实行了大屠杀政策，名单上除罗列了杀害凯撒的凶手外，还借机把他们三个人的仇敌、政敌、富豪等统统杀死。他们前后共杀死300多名元老、贵族和2000多名的骑士，并没收了财产。
姜子牙道：年轻人掌权是非常可怕的，他们不仅掌握了国家的行政大权，还把国家的财富集中到了自己的手中。雄心勃勃的屋大维，在7年后，设法剥夺了雷必达的军权，并同元老院重新修好。就在这时，安东尼在东罗马行省总督的任上，迷恋上了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并与她结婚，作为聘礼，安东尼把罗马在东方的领土赠送给埃及女王。消息传来，立即激起了罗马元老院和各阶层人士的普遍愤慨。屋大维趁机把元老院中支持安东尼的元老驱逐，宣布安东尼为“祖国之敌”，大举出兵埃及，讨伐安东尼。最后，安东尼在绝望中拔剑自刎，埃及女王也用毒蛇咬身而死，埃及被并入罗马版图。屋大维凯旋而归，元老院授予他“元首”的称号。元首意思是罗马的“第一公民”或“首席元老”。从此。罗马连名义上的共和国也不是了，变成了罗马帝国。屋大维统治罗马43年，是罗马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韩非道：现在我明白什么是“共和”了，就是由元老院，也就是以后的议会选举执政官，就像现在的总统，来治理国家，就是“共和”。不过，世界都是一样的，共和总是要走向独裁的。可是，后来的共和又是怎么一回事？
圣人一笑：法宗勿急，听我们慢慢道来。
作者: 筱欣奕奕    时间: 2015-1-21 23:08
精 ，期待下文！{:soso_e181:}
问好常老师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1-22 19:23
筱欣奕奕 发表于 2015-1-21 23:08
精 ，期待下文！
问好常老师

谢谢问候。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1-22 19:24
五十
姜子牙道：正是这个时候，在罗马所辖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居住区，少女玛利亚在昏睡中，受上帝耶和华圣灵的感动而怀孕，生下了一个儿子。这是上帝在故去3000多年后，又生下的一个儿子，起名叫耶稣。耶稣出生的这一年，被西方纪录下来了，所以就作为公元的元年。西历的12月25日，即耶稣的诞生日，被西方称作是圣诞节。耶稣诞生在耶路撒冷城，说实在的，耶路撒冷最原始是犹太人的圣城。关于基督教的创立，是否请中国教区宗主为诸神介绍一下？
基督教中国教区宗主站起来，在胸口画了一个十字，道：还是请兵宗代劳吧，您是无所不知的神首。谁都知道“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我已经是中国的神仙了，岂敢不退位？一句话惹得众神大笑起来。
姜子牙便也不再推辞，继续说道：大约耶稣30岁时，他在约旦河边遇到一个叫约翰的教士。约翰一边口诵经文，一边把耶稣浸入河水中，不经意间，对耶稣进行了一个“洗礼”。洗礼中，上帝的圣灵悄然降临在他的身上，耶稣纯挚而热诚地向上帝祈祷。接受洗礼之后，耶稣还被圣灵引导到旷野，接受了魔鬼几番试探，在这里囚禁了40个昼夜。从此，耶稣就如圣灵附体，大彻大悟，成为圣人，开始外出传教，向民众宣传神的福音，并开始广收门徒，循循劝导人们接受和信仰上帝，四处宣传上帝是“救世主”。
圣人道：由于“救世主”在古希腊文中称为“基督”，所以，追随耶稣的门徒就自称为“基督教”。耶稣热爱百姓，广泛行善，做了数不尽的好事，使越来越多的人信仰他、追随他、崇拜他。耶稣从信仰者中选招了12个信徒，其中一个信徒叫犹大。耶稣经常给他们讲授天国的道理，所谓天国的道理就是平等、博爱。耶稣的传教和善行，虽然得到了劳苦大众的欢迎和敬仰，却遭到了罗马统治者和犹太祭司的嫉恨。于是，他们用30快银币买通了犹太，结果，耶稣以“谋叛罗马”等罪行，被罗马驻犹太总督本丢-比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耶稣复活升天而去，据说耶稣复活后的这一天，恰逢春分日，而且是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因而，就将这一天命名为“复活节”。
姜子牙道：上帝耶和华，是犹太教的创始人，他的地位在犹太民族中犹如我国的盘古爷，是万能的造物主。犹太教的历史很久远，据说耶和华曾经和我国三帝帝喾经常在一起玩，后来因为帝喾接管中原帝位，两个人才不得不分开。耶和华也是心忧他的犹太教已经腐败不堪，才让耶稣转世救助穷人。就因为有了这个传统，等到又过了1500年，基督教也变得残暴、贪婪、黑暗起来，所以就又有神转世，创立了新教。中国教区的基督教，大都是新教教徒。教主，可对否？
基督教中国教区宗主手划十字道：兵宗说的不错。
韩非最是好奇，忙插话问道：兵宗，你说三帝和耶和华相交可是事实？
姜子牙道：这个事儿传的比较厉害，是否属实，得问三帝。传说耶和华本来和帝喾是兄弟，他们生活在我国甘肃一带。帝喾东去中原，耶和华心想，再在中华待下去，已经没有希望成为中华之主，不如自己带领属下另辟天地。于是西迁到地中海东岸，开始创立新的家园。他将自己的一些感悟和在中国的一些经历写下来，记录自己的历史，犹太人根据这个习惯续写下来，就有了被现在称作的《旧约全书》。如果法宗有兴趣可以看一下，看看能否从中找出一点中国的痕迹？另外，讲两河流域的文明，一直没有发现犹太人，犹太人就像是突然冒出来的一样。而且一出来就是非常的有文化，岂不是有点怪异？
韩非道：这个我知道，犹太教一开始并不是宗教，它的《旧约全书》就是记录他们民族历史的书，学习犹太人的历史就得看这本书。所以，犹太教并没有向本民族以外的人传播宗教，只是在耶稣成为圣人以后，才开始向罗马统治下的各个民族传播自己的理想，这样，久而久之也就成了宗教。
圣人道：正是这样，耶稣的理想是平等爱人，因此，也就受到了罗马贵族的迫害和镇压。从基督教产生到公元4世纪的300年间，遭受了罗马皇帝的12次大迫害。只是后来，随着奴隶主、贵族、富人和军官的加入，基督教徒的成分发生了变化；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一部人，逐渐认识到了基督教对争取民众和加强统治的重要性。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392年，狄奥多一世颁布法律，规定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唯一合法的宗教，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姜子牙道：公元135年，基督教从犹太教中分裂出来，成为独立的宗教；公元1054年，基督教正式分裂为罗马公教，也叫天主教，和希腊正教，也叫东正教。现在的希腊、俄罗斯、塞尔维亚等国信奉东正教；其他欧洲各国和美国等信奉的是天主教。16世纪中叶，欧洲人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从天主教中陆续分裂出一些新的教派，统称“新教”。新教是当今基督教的主体，中国教区的基督教信奉的都是新教。
圣人道：基督教强调人人平等、财富共享，它的经典是《圣经》，分为《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两部分。《旧约全书》原来是犹太教的经典，它包括法律书、先知书、历史书和杂集四部，共39卷，主要记录了天地起源、犹太人的来源和历史以及古代犹太人的文学作品；《新约全书》包括福音书四部，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历史书、教徒书信和启示录四类，共27卷，主要记述了耶稣及其门徒的言行。《启示录》还记录了基督教对末日审判的预言。
韩非道：基督教的教义就是博爱，即爱上帝和爱人如己，它是严格的一神教，只承认上帝耶和华是最高的神，反对多神崇拜和偶像崇拜，也反对宗教生活上的繁文缛节和哗众取宠。爱人如己是基督徒日常生活的基本准则，它的要求是：人应该自我完善，应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应该忍耐、宽恕，要爱仇敌，并从爱仇敌进而反对暴力反抗。只要做到上述要求，就能达到博爱的最高境界——爱人如己。平等、博爱，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因此，就是在日耳曼人西迁后，也逐渐接受了基督教的教义，并成为基督教改革的推动者。
姜子牙道：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把他们周边未开化的民族称为“野蛮人”或“蛮族”，日耳曼人就是其中的一族。日耳曼部落很早居住在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维斯瓦河和北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包括法兰克人、哥特人、萨克逊人、汪达尔人和伦巴第人等。他们一般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使用相近的语言。日耳曼人性情憨厚、质朴，身体强悍有力，作战非常勇敢，他们视死如归，很少有临阵脱逃者，连丢掉盾牌或是遗弃伤兵都被认为是奇耻大辱。他们的主要武器是一种又长又直的宽尖双开剑，多用于砍杀，而不是刺杀，青年人要经过正式仪式，才能获得佩剑权利。
圣人道：早在公元前1世纪，日耳曼人就开始向罗马帝国境内迁徙。到公元1世纪，日耳曼人已经占据了东起维斯瓦河、西至莱茵河、南达多瑙河、北抵波罗的海的广大地区，罗马人把这片广柔的大地称为日耳曼尼亚。公元4世纪后期，由于受到来自匈奴的攻击，日耳曼人开始像潮水般涌入罗马帝国，并先后建立王国。日耳曼人作战勇敢，逐步成为罗马军队的一支重要力量。这就像是我国清朝末期清军中有了大批的新军一样，成为瓦解罗马帝国统治的主力军。4世纪后期，西哥特人举行反罗马起义，屡败罗马官军。
姜子牙道：西哥特人是日耳曼人中的一支，公元378年，西哥特人同罗马帝国在阿德利亚堡决战，罗马被击败，并于395年分裂为东西罗马两部分。公元410年，西哥特人围攻罗马城。在奴隶策应下攻占罗马，并在洗劫一空后进入高卢、西班牙地区，建立了西哥特王国。日耳曼人的另一支汪达尔人则进入北非，建立了独立的汪达尔王国，结束了罗马帝国在北非的统治。日耳曼人的另一支伦巴第人则占领了北部意大利的波河平原，建立了伦巴第王国。
圣人道：日耳曼人中的盎格鲁人、萨克逊人、朱特人，则从原先居住的威西河、易北河流域出发，登上了不列颠岛，征服了原来的居民凯尔特人，建立了自己的文明。从此，盎格鲁-萨克逊人成为英格兰的主要居民。公元476年，日耳曼人出身的罗马雇佣军将领，奥多亚克在帕维亚举行兵变，正式废黜了年仅6岁的西罗马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至此，西罗马帝国灭亡。这标志着奴隶制在西欧的崩溃，西欧在中国建立封建制度1000年后，也开始进入封建社会。我这里说的封建社会的意思是，西欧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帝国，被分成了好几个日耳曼人的王国，就像我国春秋时期一样。
韩非道：兵宗，日耳曼人是受匈奴人的逼迫才向西迁的，和我们中国有什么关系吗？
姜子牙道：当然有联系。首先说匈奴人，他们到底从哪里来？历史书是一直讲匈奴，就是没有讲他们的出处。匈奴人的主要来源都是我华族人，最早可以追溯到蚩尤。蚩尤的百苗在被黄帝打败以后，向北撤退。在撤退的过程中分成两股：一股向东北，一股向西北。向东北的又分成了三股：一股就地居住下来，成为我国东北的原居民，一股向朝鲜半岛撤退，并在那里定居下来，成为朝鲜的原居民。一股继续前行来到白灵海峡，在白灵海峡又分成三股：一股向西进入现在的西伯利亚，成为那里的原居民；一股南下，成为日本及北方四岛的原居民；一股继续东进，进入美洲，成为美洲的原居民，他们就是印第安人。
韩非道：兵宗此话当真？你说印第安人是华族可有凭证？
姜子牙道：自然有凭证。清朝末年，华工在墨西哥遭受了非人待遇，清朝派使臣赴墨西哥为华工讨公道，维护华工的利益。这时，当地的印第安人找到清朝使臣，说他们也是中国人，是在黄帝和商朝末期移居美洲的，希望清朝使臣也能够保护他们的利益。使臣闻言，将此事电告清朝政府，清政府苦于口说无凭，又不想多事，就不了了之。
韩非道：历史上还有这么一出戏，众神有兴趣可以考证下去。兵宗，哪向西的一股呢？
姜子牙道：向西的也分成了两股：一股折头南下，顺现在的宁夏、甘肃、四川、到达云南、贵州，还有的继续前行到了越南、缅甸。一路南下，沿途皆有人停留居住，所以在中国周边的少数民族都是我华族分支。一股就留在现在的蒙古大草原，逐步演化成匈奴人。匈奴人也有新的血液注入，在周灭商时，商朝的遗民分南北两股逃窜，向北的一股就是沿原来百苗的路线逃散，有的到了匈奴、朝鲜、日本、西伯利亚，有的到了美洲。向南的一股，就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分散居住下来，有的还跑到了海上，到达台湾、琉球、吕宋、爪哇等岛，成为那里的原居民。
韩非道：这么说，整个东亚的原居民都是我华族子孙了。兵宗还是讲一下匈奴和日耳曼人西迁吧。
姜子牙一笑：跑题了，话头收回来。汉武帝时期以后，汉朝大破匈奴，匈奴被迫西迁。匈奴西迁就抢占了日耳曼人的地盘，逼迫日耳曼人西迁。匈奴后来经过分化，一部分向西到达现在的匈牙利；一部分在当地分散而居，成为俄罗斯的原居民。我说的是神话，各位信不信由你。
韩非道：只不过是图个乐儿，闲言少叙。单说西罗马灭亡以后，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在6世纪的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海上贸易发达，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东罗马帝国国势日益强盛。查士丁尼开始着手编纂《查士丁尼法典》，又称国家大法。他将法典的编纂工作，委托给了以著名法学家特利博尼安为首的委员会。公元529年，根据历代罗马皇帝颁布的发令，编成《法学汇集》50卷；另编成《法理概要》，又称为《法学阶梯》4卷，作为学习罗马法的教材；最后，他把534年以后查士丁尼颁布的法令汇集成册，称《新律》。上述4部书统称《查士丁尼法典》，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备的法典。法典中以罗马法的制定最是完备，影响也最大。
圣人道：罗马法分为公法和私法两部分。私法又叫民法，大家现在说的罗马法往往指民法，可见欧洲人也是只取对自己历史能够美化的东西去描述。当然，这也是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对罗马法断章取义。因为，罗马法的私法中维护私有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的形式。它对买卖、借贷、契约以及继承等，涉及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法律关系，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对简单商品生产，也就是资本主义萌芽时的商品关系，都规定有明确的法权关系。以后，西欧各国的立法，除了在海中的英国，大都受到了罗马法私法的深刻影响。19世纪初颁布的《拿破仑法典》，就是在罗马法私法的基础上制定的。《查士丁尼法典》成为罗马法的权威解释，它影响了中世纪以后的欧洲，成为法律学习、训练和论述的基础。讲到这里，我倒要埋怨法宗两句，我国的法律是世界上最为完善的，你的后人为什么不把它汇集成册，作为后人的学习依据？
姜子牙道：圣人不必睚眦必报，这也怨不得法宗，明成祖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制定《永乐大典》，可曾经想过修法典？还有康熙，搞了《康熙大字典》，乾隆更是花费巨大的精力去搞人民看不到的《四库全书》，为什么不修法典？说白了，还是受到了你老人家“立言”的误导，假如没有你的圣人之言，也许他们就会想到去修法典。当然，有得就有失，历史已经发展到今天，希望二位不要再相互挪揄了。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1-22 19:25
圣人笑道：兵宗之言在下领教了，我们继续往下说。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一批新的王国，其中法兰克王国存在时间最久，国势最强。查理大帝统治期间，法兰克王国吞并和控制了西欧大部分土地，并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形成了强大的查理曼帝国。查理大帝死后，帝国一分为三，奠定了后来法国、德国、意大利三国疆域的基础。查理曼帝国为什么会分成三份？是因为查理把帝国分给了他的三个儿子，分别是东、西、中三个法兰克。
韩非道：东法兰克王国在奥托一世时期，建立起了神圣罗马帝国。其后，西欧各国，在罗马遗产、基督教传统和日耳曼人社会模式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各国内部开始进入像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大批的功臣被封有土地，加上原来贵族拥有的土地，基本就把各自的王国给瓜分了，形成了拥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王权被削弱。
姜子牙道：西欧的这种情况造成了三种结果：一是，王权削弱，宗教势力得到了强化，就像我国南北朝时期，维系中华的就是佛教一样，基督教成了国家一体的象征，因此罗马教皇的地位变得超然起来，开始大于各国的王权：其二，王权削弱，使国会的权力得到了加强。各个诸侯在国会中的代理人腰杆都硬了起来；其三，西欧的大贵族形成，控制了所有的土地，那里的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虽然是自由民，不是奴隶，但大都是租种贵族的土地，更像是我国的雇农。记住这一点，农民在西欧没有说话的政治权利，不像是在中国，农民必须说话，否则，他们就要翻天。所以，在中国从始皇帝以后，开国帝王大都是农民，比如刘邦、刘备、赵匡胤、成吉思汗、朱元璋、努尔哈赤、孙中山等；而在西欧，开国的都是贵族。
圣人道：兵宗所言极是。法兰克人最早居住在莱茵河以南滨海一带，首领是墨洛维。公元481年，墨洛维的孙子克洛维继承父位，成为法兰克人的酋长。公元486年，克洛维在苏瓦松消灭了罗马在高卢的残余势力，正式建立了墨洛维王朝。王朝建立后，逐步消灭了法兰克其他酋长的势力，先后打败了阿里曼尼人和西哥特人，并迫使高卢东南部的勃艮第王国臣服，王朝势力扩展到高卢大部分地区和莱茵河东岸。公元511年，克洛维死，他的四个儿子分别以巴黎、奥尔良、苏瓦松和梅斯为中心，平分了法兰克王国的领土，并合力吞并了勃艮第王国。
姜子牙道：经过长期战争，克洛维的第四子克洛退尔继承王位，于6世纪中期实现了短期的统一，称克洛退尔一世。其后，他的儿子又将王国分成为奥斯坦拉西亚、纽思特里亚与勃艮第三部分。公元613年，克洛退尔再行统一，639年王国重陷分裂。在长期混战中，王权逐步削弱，实权落到了掌管宫廷事务和王室地产的宫相手中。就像落入我国的大太监手里，不过，西欧没有太监，所以他们叫宫相。公元687年奥斯坦拉西亚宫相里斯托尔的丕平统一了全国；公元751年，其孙子宫相矮子丕平，废除墨洛维王朝末王希尔德里克三世自立，开创了加洛林王朝。
韩非道：知道为什么欧洲形不成像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了吧？就是他们采取了诸王子分封制，形成了我国春秋战国的乱局。我国之所以形成中央集权制，而反对分封制，就是我们总结出了分封制的危害简直太大了。分封制就是体现的对儿子的民主，结果是什么？就是西欧现在这个样子，他们尽管个个是只狼，但他们永远成不了虎。相信他们会后悔的，转而去实现什么一体化，而这样也不过是群狼，他们还是不敢攻击老虎。
圣人道：欧洲说的够多了，该说说阿拉伯了。这时，在阿拉伯半岛产生了一个圣人，他的名字叫默罕默德，我想众神都听说过他。公元570年，默罕默德出生，创办了伊斯兰教。对此，是否请中国教区宗主给众神谈一下？
伊斯兰中国教区宗主站起来笑道：一事不烦二主，还是请兵宗代劳吧。
姜子牙笑道：那我就不客气了。默罕默德的意思为“受到高度赞扬”。他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早年曾跟随伯父经商，到过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等地，接触了基督教和犹太教知识。成年后，默罕默德在麦加的希拉山着手研究创立新宗教。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他将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有关教义，与阿拉伯原始宗教结合起来，在他40岁时，终于觉悟，创立了伊斯兰教。公元610年他开始下山传教，他宣称自己得到真主的启示，成为真主的使者。他以“安拉是唯一的真神”为口号，提出“禁止高利贷、施舍济贫、和平安宁”等主张。
圣人道：伊斯兰在阿拉伯语中是“顺从”的意思。伊斯兰教徒称为“穆斯林”，意思是信仰真主“安拉”、服从先知的人。默罕默德是“先知”，是安拉的使者，奉安拉之命向人类传播伊斯兰教。由于与传统的古莱西部落的多神教不相容，同时，教义中的一些主张，也损害了麦加贵族和富商的利益。因此，遭到了麦加富商和贵族的激烈反对，默罕默德及其信徒屡遭迫害。公元622年，默罕默德被迫出走麦地那，并依靠这里的信徒建立了伊斯兰教神权国家。不久，麦加贵族向麦地那发动进攻，企图消灭伊斯兰教势力。默罕默德毅然组织穆斯林武装自卫，同麦加贵族进行了多次的“圣战”，不断打败麦加贵族。
姜子牙道：公元630年，默罕默德终于结束了内线作战，开始转入反攻。默罕默德亲率伊斯兰大军进攻麦加城，兵临城下，麦加贵族被迫接受了伊斯兰教，承认了默罕默德的权威和最高地位。随后，阿拉伯半岛上的各个部落，纷纷向麦加派遣使节，皈依伊斯兰教，承认默罕默德的宗教领袖地位。默罕默德回到麦加后，将克尔白古庙改为清真寺，作为伊斯兰教徒朝圣之地；将公元622年作为伊斯兰教历的纪元之始。公元632年默罕默德去世，他的岳父阿布-伯克尔被推为哈里发。哈里发在阿拉伯语中为“继承者”、“代理者”，中世纪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和奥斯曼帝国的国家元首也称为哈里发。
圣人道：伊斯兰教的主要基本信条有五个：第一是信安拉，相信安拉是宇宙万物的制造者和唯一的主宰，是全知全能、大仁大慈、独一无二的，反对信仰多神，崇拜偶像；第二是信天使，相信天使是安拉创造的一种妙体，人眼无法看见。天使只接受安拉的命令，他们各司其职，但没有神性，只可承认他们的存在，不能膜拜；第三是信经典，相信《古兰经》是安拉的“圣言”，是穆斯林的经典和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第四是信先知，相信默罕默德是最伟大的先知；第五是信后世，相信人都要经历今生和后世，终有一天，世界一切生命都会停止，进行总清算，即世界末日来临。届时，所有的人都要复活，接受安拉的裁判，行善者进天堂，作恶者下地狱。
韩非道：除此之外，伊斯兰教还有五功，即五项功课，是穆斯林都应遵守的最基本的宗教义务，亦称五大天命：一为念功，就是念诵真言，这是穆斯林对自己信仰的表白；二为礼功，即做礼拜，这是接近真主的门路和阶梯；三为斋功；四为课功，又称天课制度，穆斯林个人财产达到一定数量，就应该缴纳一种名为天课的宗教税。教义认为，穷人是真主的眷属，把资材施舍给穷人，就等于纳入真主之库，故名为天课；五为朝功，就是到麦加朝觐天房——清真寺。
姜子牙道：伊斯兰教也分为两大流派：一是逊尼派，全称叫逊奈和大众派，是伊斯兰教的正统派，是默罕默德传下来的，人数约占全世界穆斯林的90%；二是什叶派。“什叶”的意思是“党人”、“派别”。该派以拥护默罕默德的堂弟、女婿阿里及其后裔担任的穆斯林的的首领——伊玛为主要特征。伊斯兰教教义甚好，但其后人却有些不肖。教派内部争执很正常，但是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须知：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悔。哪有像现在的伊斯兰世界四分五裂的？惜哉，悲哉！
圣人道：的确让人叹息，不过，我们还是继续往下说吧。阿布-伯克尔为第一任哈里发后，在平息内部叛乱，初步统一阿拉伯半岛的情况下，开始对外大举扩张，其目标就是与东罗马帝国争夺叙利亚等小亚细亚地区。公元633年，阿拉伯军队向北方的叙利亚发起进攻，与东罗马军队展开了殊死的争斗。634年3月，哈里发调兵遣将，命令素有“安拉之剑”美称的阿拉伯著名将领，哈立德将军率领军队增援叙利亚。哈立德率领800名骑兵，经十几天艰苦行军，穿越人迹罕见的西亚大沙漠，如同神兵从天而降，突然进入叙利亚，出现在大马士革城下，接着后续大队人马赶到，将东罗马军队占据的大马士革城团团包围。635年9月，大马士革大主教下令打开城门，让阿拉伯骑兵浩浩汤汤开进城内。
姜子牙道：罗马人不甘心失败，在公元636年春天，发动5万大军要与哈立德一决雌雄。哈立德采取我中华三国时，东吴大都督陆逊之计，拖至8月中旬盛夏与东罗马军队决战，以2万人将东罗马5万大军打得四散奔逃、溃不成军，连皇帝的弟弟也被打死。之后，阿拉伯人乘胜进军，迅速征服了整个小亚细亚地区。到8世纪中期，建立起版图包括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中亚、亚美尼亚、埃及、北非和西班牙等地，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在倭马亚王朝时期，首都为大马士革；阿巴斯王朝时期，首都为巴格达。1055年塞尔柱突厥人占领巴格达，哈里发失去了行政权，仅作为伊斯兰教主而存在；1258年，蒙古军队侵入，废黜哈里发，阿拉伯帝国灭亡。
韩非道：阿拉伯先讲到这里。圣人，我们还是回到法兰克王国吧。
圣人道：好，宫相最初是法兰克王国的管家、国王的仆人，相当于在我国皇宫里的太监总管。在墨洛维王朝最后的十几个国王，要不是幼童登基、就是愚昧无能，被戏称为“小懒王”。皇宫内的大小事务，都由宫相处理，宫相便逐渐成为王国的实际统治者。公元687年，丕平二世在三个分裂的王国中争夺宫相获胜，成为三个王国的唯一宫相。儿子查理-马特接任后，实行采邑制改革，加强了中央的权力，向中央集权制过渡。
姜子牙道：矮子丕平接任宫相后，国家的实力进一步发展，于是，他就想代替墨洛维的子孙当国王。公元751年，他派使臣到罗马借鉴教皇，问教皇：国家是由徒有虚名的人做国王好，还是让真正有实权的人做国王好？教皇回答，当然是让有实权的人当国王更好些，谁掌握实权，谁就应该为王！有了教皇的话，矮子丕平就篡位称王，建立起加洛林王朝。为了报答教皇，754和756年，应罗马教皇之邀，丕平两次出兵意大利，打败并征服侵扰罗马的伦巴第人。丕平还把从伦巴第人手中夺得的土地——拉温纳到罗马之间的“五城区”正式划归、赠送给教皇。这件事就是基督教会史上被称颂了千年的“丕平献土”，教皇有了土地，自己就在意大利中部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教皇国。
圣人道：公元768年，矮子丕平去世，他的两个儿子把他的王国平分了：查理统治王国的北部，卡罗曼统治王国的南部。771年，卡罗曼去世，查理又把南北统一，成为新的全法兰克之王，后因为征服了广大的地区，被称为查理曼。774年，查理曼应邀出征意大利，大败伦巴第国王巴伟亚，伦巴第王国灭亡。查理曼将意大利北部并入法兰克王国，自称“法兰克人与伦巴第人”的王；778年查理曼越过比利牛斯山，攻打阿拉伯人，夺得埃博拉河以北的土地；772--804年，查理曼征服萨克森人，夺取易北河流域的广大土地；787年查理曼征服巴伐利亚；796年，查理曼征服多瑙河中游的潘诺尼亚，占据德意志西部和南部、及奥地利等地。到9世纪初，帝国的版图西临大西洋，东至易北河及波西米亚，北濒北海，南抵埃博拉河及意大利中部，占据了西欧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公元800年圣诞节，罗马教皇利奥三世在圣彼得大教堂为查理加冕，号为“罗马人的皇帝，”法兰克王国遂成为查理曼帝国。这是中央集权制的形成时期。
韩非道：可惜在公元806年，查理曼留下遗嘱：在他死后，帝国按日耳曼人的传统，由他的三个儿子丕平、路易和查理平分。没有过多长时间，丕平和查理就相继死去，查理曼对帝国三分的计划没有实现。公元814年，统治帝国46年的查理曼大帝去世，就由路易继位。等到817年，路易又将帝国疆土分给了自己的三个儿子：罗退尔、丕平和路易，这次帝国终于三分了，中央集权制在欧洲犹如昙花一现。这就接上了我们前面所讲的话头。
姜子牙道：没过多长时间，帝国便陷入三个兄弟的内战中。经过多年的内战，三方相持不下，公元843年，三个人在现在法国的凡尔登召开“分家”会议。经过协商，三方正式签订《凡尔登条约》：将帝国的东部分给路易，即日耳曼人路易，称东法兰克王国；将帝国的西部分给秃头查理，称西法兰克王国；两者之间加上意大利中、北部地区留给了罗退尔，称中法兰克王国。由罗退尔承袭皇帝称号，从此，法兰克西、德意志和意大利疆域的基础奠定。
圣人道：罗退尔死后，他的三个儿子又瓜分了他的领土，长子统治意大利，次子统治格林，小儿子得到普罗旺斯。公元870年小儿子去世，日耳曼路易和法兰克西查理在摩尔森签订条约，将其侄子的领土瓜分。此后，法兰克帝国再也没有统一过，帝国的各个不同的部分发展出了不同的习俗、民风、语言，成为独立的国家。
韩非道：100年后，法兰克也在东部、中部消失了，只有西部的“法兰克西”继续沿用这个名字。东部的法兰克王国先改称为德意志王国，后又演变为神圣罗马帝国，继续维持着罗马皇帝的传统。
作者: 李听圃    时间: 2015-1-23 09:11
这个作品集历史与文学，社会思想史与人文进步，社会变革与朝代兴替于一身，结构宏大、视野宽广。作者试图解释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原因，可以看作是一种用中国传统文化理论和当代新的史实相结合的假说来看。至于解说的合理与否，则是见仁见智了。对于作者的这种努力，我们还是很赞赏。
作者: 筱欣奕奕    时间: 2015-1-23 10:07
长知识啊，感谢常老师，问好{:soso_e160:}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1-23 17:11
筱欣奕奕 发表于 2015-1-23 10:07
长知识啊，感谢常老师，问好

谢谢，很好。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1-23 17:13
   五十一
圣人道：公元936年，德意志国王“捕鸟者”亨利去世，其儿子奥托-马提尔达继位，历史称奥托一世。951年，奥托一世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一举占领伦巴第，并接受了伦巴第国王的称号，控制了北部意大利。955年，约翰十二世登上罗马教皇宝座，罗马贵族反对新教皇约翰，并联合起来发动了大规模叛乱。新教皇约翰的地位岌岌可危，无奈之下，他恳请奥托一世迅速提兵“救援”。961年，奥托一世第二次进军意大利，率领大军再次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了罗马，立即平息了贵族的叛乱，巩固了约翰的教皇地位。
姜子牙道：公元962年2月，为报答奥托的“救驾”之恩，约翰十二世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举行隆重仪式，为奥托加冕，称奥托为“罗马人皇帝”。奥托一世就把德意志王国改称神圣罗马帝国。为了控制教皇，963年，奥托一世废黜了不听话的约翰十二世，另立礼奥八世为新教皇。965年，新教皇也不被他利用，奥托一世又废黜了他，推举约翰十三世为教皇。奥托一世为控制罗马教廷，屡次废黜教皇，遭到了罗马人的激烈反对。于是，奥托一世第三次进军意大利，攻占罗马，平定了反对势力。随后，又率军攻打到意大利南部，向占据在那里的拜占庭帝国发起了挑战。
韩非道：我插话说一下这个拜占庭帝国。实际上它就是东罗马帝国，因为，首都君士坦丁堡是古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庭的旧址，所以又称它为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中心在巴尔干半岛，领土范围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利比亚以及外高加索的一部分，仍然是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在查士丁尼的统治时期，他内编法典，外进行武力征服，占领了北非、意大利南部等地，使拜占庭帝国盛极一时。好了，圣人继续讲神圣罗马帝国吧。
圣人道：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域鼎盛时，除德意志本土外，还曾经包括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捷克、勃艮第、波德兰、瑞士及奥地利等，由独立合法的7个大选侯、10个大诸侯、200个中小诸侯组成。从11世纪开始进入西欧的鼎盛期，农业生产逐步发展，人口逐渐增长，城市和商业开始兴起。这些城市有些是在原来的商业贸易繁荣之地兴起的，比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米兰、佛罗伦萨等；但大部分是随着经济发展，在城堡、教堂、交通便捷的路口、水陆码头等地出现的集市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姜子牙道：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成熟，城市内的手工业者为保护自己的利益，按照行业结成联盟，即行会。行会有严格的行规，对内规定了生产经营者规模、劳动力的数量、劳动时间等；对外保持本行业在城市中的垄断地位，严格限制或禁止外来人员入会，以及外来产品的销售。总之，西欧城市的兴起，加快了西欧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孕育出了更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力量，也为日后欧洲的工业化时代奠定了基础。
韩非道：圣人，为什么城市的兴起就可以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呢？
圣人道：这很简单，城市的兴起意味着更多的人脱离了土地，成了纯食品的消费者，这些人的吃饭、穿衣以及生活用品都需要购买，而不像自耕农那样自给自足。这样就促进了社会的分工和交换，当然也为工业的社会化生产奠定了基础。
韩非道：兵宗，为什么我中华没有大规模的城市化呢？
姜子牙道：说到底，还是和中国的人口多、耕地少、农民都有自己的土地有关系。在欧洲不存在这三点：首先，欧洲人的粮食生产，不会经常面临紧缺的状态，他们的人均耕地比我们多的多。其次，欧洲农民没有土地的拖累，他们说走就走，不需要考虑土地由谁来管。最后，西欧三面临海，历来重视经商，尤其是在地中海沿岸，更是以经商图生存。这样，人口的自由流动在西欧就非常厉害。反观我国，自秦朝以来就建立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人口流动和离开土地是很困难的。中国在汉朝已经有人口5千万，到北宋已经突破1亿人口，现在更是突破了4亿多人口。我国的国土面积是印度的近3倍，可耕地面积才只有他们的一半。这样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禁止农民离开土地；再说，土地是农民自己的，也舍不得离开土地，除非真的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他们才会背井离乡去城市里谋生。所以，在中国几乎没有纯粹的经济性城市，大都是以行政中心形成的城市，比如：都城、省城、府城、县城、乡镇等。除此外，就很少有以经济为中心的城市了。
圣人道：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人口和土地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比如战争基本上都是因为没有饭吃引起的。而欧洲的战争则大多是因为民族、宗教、霸权引起的。所以，中国人是为了吃饭去打仗，西欧人则是吃饱了没事干去打仗。
韩非道：有什么办法呢？西欧三面都是大海，就是不种地，捞鱼也饿不死他们。比如英国，更是四面都是海，海鲜都吃不完。
圣人道：说起英国，我们差点把它给忘了。自从日耳曼人的盎格鲁人、萨克森人，进入不列颠群岛后，经过400年才形成了英格兰国家。1066年初，英王爱德华去世，没有子嗣，英国贤人会议推选哥得温家族的威慑克斯伯爵哈罗德继任英王，没成想惹恼了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因为，关于英王王位的继承问题，威廉与当时在位的国王曾经有约定。那是公元1051年，威廉访问英国，英王爱德华许诺在自己死后将王位传给他。如今英国贤人会议拥戴哈罗德为王，恼羞成怒的威廉决心用武力夺取王位。
姜子牙道：经过军事上和外交上的充分准备，在罗马教皇、诺曼贵族和来自法国各地骑士的策支持下，公元1066年9月底，威廉率军出征英国。在挪威军队的策应下，威廉渡过英吉利海峡，从英国南部的伯文西登陆，然后移往哈斯丁斯。10月中旬，双方在哈斯丁斯展开激战，结果，威廉大败英军，随后趁势攻占伦敦。圣诞节，威廉在伦敦自立为英王，称威廉一世，历史上叫他“征服者”。从此，开始了英国历史上的诺曼王朝，之后，威廉又先后镇压了多次当地贵族和农民起义，到公元1072年，征服了英国的全境。
韩非道：就在威廉在英国称王时，神圣罗马帝国与罗马教廷之间的矛盾再次爆发。100年前，奥托一世为了体现自己的皇权高于教权，剥夺了罗马教廷任命本国大主教的权力，亲自任命境内的大主教，授予伯爵称号和土地，并交给新任主教象征权力和地位的权杖和指环，史称“奥托特权”。公元1075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7世颁布《教皇敕令》，宣布：将主教任命权收归教廷，世俗君主不得干预神职人员选举；教皇有权废黜君主，开除其教籍等。不甘心放弃特权的德皇亨利四世，迎接教皇的挑战，没想到在德国内部造成了分裂。拥护教皇派和拥护皇权派打完口水战，开始动起手来，结果，拥护皇权派被打败。
圣人道：陷于困境的亨利四世，在公元1077年只得屈尊到卡诺莎城堡向教皇“请罪”。教皇原谅了亨利四世。亨利四世回国后，卧薪尝胆3年，在1080年大举出兵意大利，攻陷罗马，教皇格力高7世只得落荒而逃。
姜子牙道：在亨利四世死后，教皇和德皇的关系仍然势同水火，直到公元1122年，教皇卡里克斯特二世才与德皇和解，签订了《沃姆斯宗教协定》。协定规定：册封权分为两部分，象征教会土地权力的标志，由德皇授予；象征教会宗教权力的指环和权杖，由教皇授予。至此，教权与皇权的斗争才暂告一个段落。
圣人道：中世纪城市兴起后，西欧各国封建主和罗马教皇贪图享受的欲望，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急剧膨胀，到东方扩张领土和掠夺财富的企图日益增长。正在这时，控制着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同拜占庭帝国发生了战争，为它们向东方扩张提供了借口。
韩非道：公元1071年，由东而来的塞尔柱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的半壁江山，几乎全部落入伊斯兰教的“异教徒”手中。于是，拜占庭帝国向罗马教皇及西欧各国求救。1095年11月，西欧的宗教会议在法国克勒芒召开，教皇乌尔班二世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动员，号召各国领主、骑士和普通人前往东方，夺回圣地耶路撒冷。于是，历时200年的“十字军东征”开始了。
姜子牙道：西欧的东征队伍因为都佩戴红十字标记，所以叫“十字军东征”。东征从公元1096年春开始，到1291年结束，先后进行了8次大规模的行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第一次和第四次。十字军屡次侵入西亚和巴勒斯坦地区，攻陷耶路撒冷，残酷地屠杀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当地居民。他们曾经建立起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耶路撒冷王国，还收复了东罗马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等地。但是，由于遭到了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1291年，十字军在东方的最后据点阿克失守，十字军东征彻底失败。
圣人道：十字军东征不仅给地中海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西欧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两派教徒，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在他们的心中埋下了仇视的种子，这种仇视一直到今天还在延续着。十字军的8次东征，最大的受益者是威尼斯和热那亚等航海商业城市。由于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实力同时削弱，它们在地中海地区的商业优势就此确定下来。但是，东征也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掠夺者从东方带回大量的黄金、丝绸、珠宝和瓷器，让西欧人认为东方都是富得流油的地方，是基督教里说的天堂。于是，也在他们的心中埋下了到东方冒险的种子。
韩非道：西欧在进入中世纪后，社会文化教育开始衰落，天主教开始主导文化教育。因为，在这个时候，天主教不仅是西欧最大的封建主，而且还垄断着意识形态。天主教会拥有各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拥有独立的行政系统、税收和法律制度，有自己的军队和监狱，俨然国中之国。它们敌视一切外来文化，为了消灭异教徒，教会不允许社会上有任何学校，除了教会编写的《教义问答》，不准看任何别的书籍。
姜子牙道：天主教统治下的西欧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学校都是教会学校。在教会学校里，学习的内容以“七艺”为主。“七艺”即文法、修辞、逻辑、几何、数学、天文和音乐；《圣经》是学校唯一的教科书。学生在教会学校上学，骑士们则在宫廷和贵族家里接受军事战术和礼法教育。骑士们学的是“骑士七技”，目的是让他们能够成为维护封建主利益的强悍军人。
圣人道：教会在办学的过程中，还发展出经院哲学，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官方哲学。经院哲学所进行的一切论证，都以《圣经》的词句作为出发点和终极真理，根本无视经验和实践的存在，并对科学研究采取敌对态度。
韩非笑道：这就像是清朝的八股文，随便从圣人的《论语》中取出一句话，就开始让人议论。不过，儒教是被清政府推上神坛的，自己并没有权力。但是，基督教就不一样了。公元1230年，基督教会成立了宗教裁判所，对各种新思想的传播都以“异端”的罪名进行残酷镇压，它把整个封建的西欧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同闹分裂的希腊东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国家相对抗。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叫盛极而衰。
姜子牙道：是的，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商业的发展，教会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商人有了钱就开始办行会学校、商人子弟学校。这类学校注重本族语言和计算的教学，着重于学习生产和业务知识，为本行业培养人才。后来，这类学校合并成立城市学校：公元1150年法国巴黎大学建立；1170年英国牛津大学建立；1209年英国剑桥大学成立。这说明，在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城市学校的兴起，为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奠定了基础。
圣人道：公元1300年，奥斯曼宣布成立独立的伊斯兰教国家埃米尔国。它们天生好找拜占庭帝国的麻烦，1326年，奥斯曼夺取拜占庭在小亚细亚的重镇布鲁萨，控制了马尔马拉海峡，开始称为奥斯曼帝国。1359年，奥斯曼帝国占领了整个色雷斯东部，1362年，攻陷亚堡里亚堡，切断了君士坦丁堡与巴尔干半岛其他地区的联系。1421年，在苏拉得二世的领导下，奥斯曼帝国继续扩张，1453年4月攻下君士坦丁堡，并在此建都，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1461年又征服了拜占庭帝国的全部领土，然后继续向西扩张。
韩非道：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征服了摩利亚和雅典王国，在爱琴海地区，攻占了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占有的岛屿。公元1459年，又征服了塞尔维亚全境，1463-1465年征服了波斯尼亚和黑塞戈维纳，1479年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克里米亚，1521年攻占了当时属于匈牙利的贝尔格莱德，1526年在莫哈赤战役中击溃了匈牙利国王的军队，攻陷布达。然后，又大举东进和南攻，占据了两河流域和非洲的大片土地。到16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已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版图囊括了以前存在的阿拉伯和拜占庭两个帝国的大部分领土，地跨欧、亚、非三个大洲，称雄一时。1571年，奥斯曼帝国在勒班多战役中，被西班牙和威尼斯联合舰队打败，失去了对地中海的控制，从此开始走下坡路。
姜子牙道：与此同时，在西欧西部爆发了英法的百年战争。战争自始至终在法国的领土上进行，严重破坏了法国的经济发展，给法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它也促进了法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如圣女贞德在被英军押到法国鲁昂广场时大义凛然地说：“你们烧死我一个人，会有更多的法兰西人站起来，胜利属于法兰西。”从而为法兰西民族的形成和法国政治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1-23 17:14
圣人道：战争也加剧了英国的社会矛盾，统治集团内部因为税收问题发生了战争。英国政府实行税务改革，将土地税改为人口税。埃塞克斯和肯特郡农民抗缴人口税，在瓦特-泰勒领导下举行起义，一度占领伦敦，从而加速了英国封建制度的解体。
韩非道：正当英法大战时，公元1348年，一场大瘟疫开始肆虐整个欧洲。这场欧洲的大瘟疫就是一种鼠疫，又被称为黑死病。在这场大瘟疫中有2500万欧洲人丧生，死者占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它的直接后果是使欧洲人产生了活着就要赶紧享乐的思想。因此，各种寻欢作乐的生活方式，在欧洲蔓延开来，连基督教的主教、传教士和僧侣也都卷入这一狂潮。这里还有一个后果是，救世主的宗教和教会，在灾难面前同样毫无作为，神的美好形象就在人们心中破灭了。宗教不能再统治一切，欧洲人的思想开始解放。
姜子牙道：这是欧洲人的悲剧。中国人从没有被宗教黑暗地统治过，统治中国人的总是暴残的政府，因此，人民在忍无可忍时就可以起来推翻它。而欧洲人民在宗教的黑暗的统治下，毫无还手之力，根本没有重见天日的希望。这样，上帝就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让欧洲人看到宗教其实应该是救人，而不是统治人，更不是要从人民那里攫取财富。
圣人道：文艺复兴是一场新的文化运动，因为它是从复兴希腊、罗马文化开始的，因而被称为“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在以下四个方面的作用下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文化教育的大力发展和奥斯曼帝国西侵，这三个方面都只是削弱了基督教的统治权；刚才法宗说的黑死病，则彻底推翻了压在了欧洲人民头上这座基督教大山。
韩非道：文艺复兴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从1321年开始，文艺复兴局限在意大利的境内。首先从佛罗伦萨起步，逐步扩大到罗马、米兰、威尼斯及那不勒斯等地，出现了以但丁为代表的文学三杰，并从文学复兴扩及到史学界。在文史领域，人文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开始相结合。中期是从15世纪到16世纪中期。这个时候，新航路的开辟，刺激了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商人到处流动，把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带到了西欧广大地区，文艺复兴的范围也开始向纵深扩大。其特点是，文学艺术高度繁荣，史学和政治学名著大批涌现，意大利又产生了新的、更著名的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佩尔。
姜子牙道：这个时期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开始出现了政论作品，这在我们中国是没有过的，杰出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就是其中的代表。《君主论》主张强权政治，要求国家实现像我国的中央集权制模式。还有：在英国，出现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在法国，出现了拉伯雷的《巨人传》；在西班牙，出现了塞万提斯的《堂-吉坷德》。文艺复兴的晚期，是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除了文学艺术持续发展、繁荣外，自然科学开始放出了亮丽的光 。
圣人道：公元1543年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拉开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开端。哥白尼提出了“太阳中心学说”，否定了长期以来的“地球中心说”。英国的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德意志学者开普勒和意大利学者分别发明了望远镜，弗朗西斯-培根更是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不朽名言。
韩非道：与中世纪相比，文艺复兴在意识形态领域最突出的变化是，关于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文艺复兴发现了人的伟大，肯定了人的价值和创造力，提出了：人要获得解放，个性就应该自由；重视人的价值，要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及创造潜能；反对消极的人生态度，提倡冒险精神；要求发展个性，反对禁锢人性，提倡乐观的人生态度。在这种不可抑制的求知欲和追根究底的探索精神下，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推动了欧洲科学、技术、生物和工业革命，更直接激励出一批航海的探险家来。
姜子牙道：自从《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流行以来，欧洲人一直把东方，特别是中国看成是遍地黄金的人间天堂，所以希望到东方实现黄金梦的人比比皆是。当时，由西方通往东方的重要商路有三条：一条在北部，途经小亚细亚、黑海、里海至中亚细亚，再到东亚；一条在中部，从地中海东岸经两河流域到波斯湾，再从海路到东方；还有一条在南部，经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到红海，再从海路到东方。北部的一条路被土耳其人占据着，另外的两条被阿拉伯商人控制着。长期以来，欧洲与土耳其人、阿拉伯人都是死敌，这三条路对欧洲人来说是行不通的。于是，欧洲的贵族和商人都迫切希望，开辟一条绕过地中海东岸，直接到达中国和印度的新航路。
圣人道：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只能冒险。公元1487年，葡萄牙人迪亚士组织船队，沿着非洲西海岸向南航行，到达非洲最南部的好望角；接着达伽马组织了更大的船队，经好望角沿着非洲东海岸向北航行，并于1498年3月到达莫桑比克。葡萄牙人的成功，刺激了西班牙人。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在西班牙的支持下，率领船队从西班牙一直向西航行，来到一个岛屿，哥伦布以为到了印度，所以把当地人称为印第安人。哥伦布继续南行，又到了古巴和海地，此后，哥伦布多次到达那里，至死都认为自己到达了印度。后来，意大利有个冒险家叫亚美利加，他通过多次的图上比较发现，哥伦布去的不是印度，而是欧洲人从来没有去过的新大陆。这个大陆在欧洲那里没有名字，就以亚美利加命名，称作亚美尼加洲，这就是美洲。
韩非道：真正通过探险证实地球是圆的，是做环球世界航行的麦哲伦。公元1519年9月20日，葡萄牙人麦哲伦在西班牙的资助下，率领探险船队出航，先是沿着哥伦布的航线，一直沿美洲大陆东海岸南行，到了美洲南部的海峡向西转入太平洋，后来人们把这里称麦哲伦海峡。横渡太平洋后，1521年3月，到达菲律宾群岛，他被当地的土著人杀死。船队到了这里，再往西行，已经有我们中国人开辟的航路了，他们沿着这个航路进入了印度洋。到了印度洋，再沿着葡萄牙人发现的航路，于1522年9月返回西班牙圣卢卡尔港，生还者只剩下了18人。地圆说由此得到证明。
姜子牙道：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是引发了商业革命，欧洲同非洲、亚洲之间的贸易扩大；同美洲开始有了联系，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法国人开始向北美大陆移民。各地的商品逐渐在欧洲市场上出现，使欧洲成为世界市场。冒险和商业的发展，其核心推动力是贪婪和私欲，在进行正当贸易的同时，总是伴随着人类的兽性发作。尤其是欧洲人，他们就是披着人皮的畜生，每当我看到这一段历史时，都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他们总是满口的仁义道德，在人的面前衣冠楚楚，可是他们的心灵却是肮脏的、黑暗的、残忍的。所以，每当他们道貌岸然地说什么自由、民主、人权时，我就在想？狗嘴里怎么能够吐出象牙来？他们是不是就在卖他们的鸦片？只不过是在鸦片的外面裹上了糖衣而已。
圣人笑道：兵宗总是最理性的，为什么如此的义愤填膺呢？
韩非道：兵宗肯定是看到了欧洲人在贩卖黑人当奴隶的事。同样是人，我国的郑成功到了非洲，把非洲人民当作和我们一样的人，而欧洲人则把他们当作赚钱的商品卖来卖去，怎么能够不让是人的人感到气愤呢？
圣人道：原来如此，参与黑人买卖的除了欧洲人，还有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他们都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对于这些人，我们不能光听他们在说什么，而且必须看他们曾经做过什么？他们是不是有资格当别人的老师？我们中国人常说：听其言，观其行。狗走千里，也改不了吃屎。兵宗，我们就不说这一段了，下面您接着说。
姜子牙冷静了下来，缓缓说道：每当资本主义国家在宣传自己的美好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他们是包藏着祸心的，是有着狼子野心的。好了，不说主观了。从客观上说，新航路的开辟，把商路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意大利的商业地位逐渐被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所代替。新航路的开辟，在欧洲还引起了价格革命。由于大量的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金银的价格下降，物价快速上涨，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获取了暴利，封建贵族逐渐衰落。价格革命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韩非道：西欧的经济实力增长以后，开始在全世界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掠夺活动。非洲、亚洲和美洲许多国家和地区，逐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仅被掠夺走了大量的矿产资源，而且还成为它的消费市场。
圣人道：在西欧经济快速的发展中，英国脱颖而出。不仅英国的商人赚了大批贩卖黑奴的钱，而且英国政府也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英国有钱了，开始加强军力。公元1587年，英国在德雷克干架迪斯袭击了西班牙舰队；1588年又在英吉利海峡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开始建立海上霸权，构建日不落帝国。
姜子牙道：这时，在英国国内引发了“羊吃人”运动。15世纪以前，英国的生产还主要以农业为主，纺织业在人们的生活中还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行业。到15世纪末，处在欧洲大陆西北角的伟德兰地区，毛纺织业突然繁荣起来，也将附近的英国给带动起来。毛纺织业的迅速发展，使得羊毛的需求量急剧增长，市场上的羊毛价格开始猛涨。英国本来是一个传统的养羊大国，这时，除了满足国内的需求外，还要满足国外的羊毛需求，因此，养羊就成为十分有利可图的产业。
韩非道：规模养羊需要大量的土地做牧场，在巨大利润的引诱下，英国贵族们开始圈占土地。他们用木栅栏、篱笆、围墙、沟渠等将森林、草地、沼泽、荒地等公用土地和农民租种自己的各类耕地圈起来，改为养羊的牧场，雇用少量工资低微的工人放牧羊群。圈地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大批农民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无以为生，沦为流浪者，也就是马克思说的无产者。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将这种现象比喻为“羊吃人”。
圣人道：到16世纪中叶，由于宗教改革使大量修道院地产还俗，圈地运动得到了新的发展。但是，由于圈地造成大批农民破产，不仅影响了政府的税收和兵源，而且是造成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在都铎王朝时期曾一再颁布法令，如《反圈地条令》，试图禁止圈地，但是收效不大。与此同时，为保证社会稳定，都铎王朝还颁布一系列针对破产农民的血腥立法，残酷迫害流浪者，导致了1549年的罗伯特-凯特起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国会通过了大量准许圈地的法案，从而使圈地运动合法化。因此，到18世纪中叶，农民作为一个单独的阶级在英国已经不存在了。圈地运动从英格兰扩展到苏格兰和爱尔兰，这是一场关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土地关系变革运动，是英国等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大大加速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一叶障目，以为世界都是英国，或者认为英国就是世界，他得出错误的结论就在所难免。
姜子牙道：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对下压榨农民、对上冲破教会的制约，并获得自己自由、解放的一个过程。16世纪初，教会在欧洲已经成了黑暗和贪婪的代名词。它们采取各种手段搜刮钱财，如征收什一税、特赦税，还出售赎罪劵等，为了捞钱真是挖尽心思；而资产阶级为了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则把目光盯向了天主教会拥有的大批财产和土地，因此，它们要求建立起一个“廉洁教会”。于是，推动宗教改革运动，就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一个特殊阶段。
韩非道：16世纪初，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拉开了西欧反对天主教神权统治的政治斗争。罗马教皇派人到德意志兜售赎罪劵，马丁-路德坚决反对，在魏登宝万圣教堂大门上贴出了《关于赎罪劵效能的辩论》，即著名的95条论纲，公开要求辩论赎罪劵问题。“论纲”一贴出就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在他的支持中有一个叫托马斯-闵 尔的领导了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沉重的打击了天主教教会的势力。在宗教改革运动的推动下，16世纪50年代，德意志确立了“教随国定”的原则。
圣人道：宗教改革由德意志迅速波及到西欧各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公元1536年，加尔文发表文章表示赞同马丁-路德的“信仰得救”理论，提出了“先定论”，说上帝的旨意决定世界上每一个人的成就，上帝创世纪时，就已将人分为“选民”和“弃民”。从而大大鼓舞了在商战中发财的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加尔文还设计了一个民主共和的教会组织形式，根据他的改革方案，日内瓦建立了一个政教联合的政权。加尔文是新教派中的激进派，影响遍及欧洲。16世纪40年代，加尔文开始在法国传播，经过30年的南北战争，支持新教的南方波旁家族胡格诺派获胜，被加冕为法国国王。1598年，亨利四世颁布赦令，宣布天主教为法国国教，胡格诺教徒享受宗教信仰自由。
姜子牙道：从15世纪开始，英国王室的王权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支持下大大加强，开始对教会的特权发起挑战。当时，罗马天主教会在英国拥有大量的土地，英国每年要向罗马贡献大量的财富。新国王亨利8世为打击天主教会的势力，开始自上而下推动改革。公元1529-1536年，英国议会通过一系列法案，规定国王为英国最高首脑，掌握任命教职和决定教义的权力，禁止英国教会向罗马教廷缴纳岁贡。
韩非道：亨利8世还在1536-1539年，封了600多所修道院，没收其全部财产。改革后的英国民族教会称英国国教会，成为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16世纪末17世纪初，不满专制君主制的英国资产阶级要求清除教中的天主教残余，清除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主张改革教会的组织、教义和教仪，这就是所谓的请教运动。1640年，资产阶级终于在清教徒的旗帜下，掀起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建立了君主立宪政治。
作者: 筱欣奕奕    时间: 2015-1-23 19:40
感谢常老师分享，拜读学习，静待下文！{:soso_e181:}
作者: 李听圃    时间: 2015-1-24 10:05
继续关注。{:soso_e163:}{:soso_e163:}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1-24 19:27
五十二
姜子牙道：宗教改革是西欧反对封建斗争的重要形式，在这个过程中，西欧和北欧的许多国家先后建立了独立的民族教会，并且掀起了波澜壮阔的资产阶级革命，彻底摧毁了封建制度。在西欧，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锋是尼德兰革命。尼德兰是荷兰文“低地”一词的直译，其范围相当于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地。16世纪初，这里是西班牙的领地，是西欧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但是，西班牙的封建制度和宗教迫害，严重阻碍了尼德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公元1566年，尼德兰爆发了反对西班牙的人民起义，历史上称作是尼德兰革命。革命爆发，西班牙国王调兵遣将进行镇压，尼德兰人民展开了游击战，并最终在波德兰本土建立起城市政权，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圣人道：到公元1573年底，北方各省大部分摆脱西班牙的控制，宣布独立；在南方，尼德兰人民组成游击队，不断地袭击小股西班牙军。1576年9月，布鲁塞尔爆发起义，起义者占领总督府，西班牙在尼德兰的统治机关被推翻，从此，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南方。11月，在根特城召开了17省代表参加的三级会议，签订了“根特协议”，宣布废除西班牙统治者颁布的一切法令，重申各城市原有的权利，南北联合抗击西班牙。1609年西班牙国王和荷兰共和国签订为期12年的休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共和国的独立。1648年，荷兰为欧洲各国正式承认。尼德兰革命是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不过这是历史书上说的；我的看法不如说是一次反对殖民压迫、民族独立的革命，它对促使西欧各民族意识的觉醒，为自己民族的独立展现出一抹灿烂的曙光。
韩非道：17世纪，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在国会中形成了与专制王权对立的反对派。国会通过了限制王权的“权力请愿书”，重申未经国会批准不得任意征税，没有法律依据和法院判决，不得逮捕任何人。国王查理一世为得到国会拨款，勉强批准了“权利请愿书”。当查理一世得到钱后，转眼就开始随意征税。国会对他的行为进行了抗议，恼羞成怒的查理一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在公元1629年解散了国会。
姜子牙道：查理一世是一个用着人靠前、用不着人靠后的家伙。公元1640年，为了筹措军费，查理一世不得不重新召开国会。国会的议员们憋火憋了11年，终于等到了机会，于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1641年，英国国会向国王提出“大抗议书”，1642年，查理一世下令逮捕国会反对派，并于8月在诺丁昂宣布讨伐国会，英国内战开始。记住下面的历史事实：国会会员克伦威尔在自耕农中组织新军。这里有两点意思必须说明白：一是，克伦威尔是国会议员，二是他的兵是自耕农，就相当于我国的农民。1644年，克伦威尔统率新军在马斯顿荒原之战中取得大捷。1645年，议会下院通过《新模范军法案》，克伦威尔以国会议员身份兼任新模范军副总司令，在纳西比战役中，又大败王军。1646年5月，查理一世秘密离开牛津，投奔苏格兰人，内战结束。
圣人道：革命胜利后，就要夺取胜利果实。英国这时出现了三个利益集团：一个是打仗的士兵；一个是现存的议会；一个是克伦威尔。士兵和军外的下层民众，换句话说就是农民的代表，组成“平等派”，要求解散长期议会，实行普选。因为革命胜利是农民们冒着生命取得的，农民要求获得说话的权利。议会的贵族看到农民要翻天，就和查理一世勾结，在英国各地重新升起王旗，纷纷爆发王党叛乱，二次内战爆发。克伦威尔这次站在了平等派一边一举击溃苏格兰军队，平灭了各地叛乱。公元1648年8月，二次内战结束，国王查理被抓获。1649年1月，议会上院判处查理一世死刑，随即将其斩首示众。
韩非道：但是，英国议会争权夺利的斗争却越演越烈，上院宣布自己是英国最高权力代表，下院则宣布自己是国家的最高政权。最后上下院妥协宣布英国为共和国，就是不要国王了，上院当总统，下院当总理。拼死拼活换取来的革命果实，没有农民什么事儿了，农民们自然不愿意。这个时候，克伦威尔看出便宜来了，他先同议会合作平灭了农民们的反对浪潮，再远征苏格兰消灭了盘踞在那里的王党势力，最后，在公元1653年解散议会，自任护国主，实行军事独裁。
姜子牙道：这就是当时英国的现状，可是它们为什么最后走上了君主立宪了呢？这还得从克伦威尔说起。克伦威尔一死，他的儿子继位，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不说，关键是英国王室看到机会来了。公元1660年保王党进军伦敦，这个时候，没有人愿意为他们卖命了，不论是议会，还是小克伦威尔，都成了孤家寡人。2月份，保王党的军队占领伦敦后，从法国接回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斯图亚特当国王，号称查理二世。5月，查理二世发表《布雷达宣言》，声称他复位后将保障革命时期确定的土地、财产关系，允许信仰自由，保证赦免反对王朝的人。
圣人道：然而，当国会宣布查理二世为国王后，他随即进行了反攻倒算，不仅把参加过审判查理一世的人，都以“弑君者”的罪名判处重刑或死罪；连死去的克伦威尔的尸体也被从坟墓中挖了出来，吊在绞刑架上，还把他的头颅挂在审判查理一世的威斯敏斯特大厅里示众。为了感谢法国，查理二世还不顾英国人民的反对，把克伦威尔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得的敦刻尔克卖给法国。
韩非道：公元1685年，查理二世去世，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继位。詹姆斯二世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一心一意想恢复天主教在英国的统治，1687年他颁布第一次《信仰自由宣言》，企图恢复天主教。1688年，反抗詹姆斯二世的运动在英国兴起，1688年10月30日，英国议会向詹姆斯的女婿荷兰国王威廉发出邀请书，请他来英国保护他们的利益。
姜子牙道：这就是英国的悲哀，人民不再愿意参与国内的政治斗争，权力在他们看来都是国王、议会、贵族和有钱人的，他们只求有人施舍给他们一点自由。公元1688年11月5日，威廉率600艘军舰和1.5万名士兵，在英国西南部的图尔海登陆，旋即进入伦敦。詹姆斯二世自知无法挽回败局，就趁乱逃亡法国。1689年2月13日，威廉和王妃玛丽举行了隆重的加冕典礼，威廉为英国国王，玛丽为英国女王，两个人以平等的权力作为联合君主共同统治英国，历史上称“光荣革命”。
圣人道：随后，英国议会又通过了《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以明确的条文，限制国王的权力，约束国王的行为。威廉是荷兰的国王，在英国只是挂名，所以也不和议会去争权，这样，议会的权力就逐步超过国王的权力，国王开始处于“统而不治”地位。威廉觉得当英国的国王就是鸡肋，于是把治理英国的实际权力交给了自己的妻子玛丽，从此英国就有了女王当政。
韩非道：公元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的《权利法案》中规定：今后英国国王必须是新教徒；取消国王中止法律的权力；未经国会同意，国王无权征税；和平时期未经国会同意，国王无权招募和维持常备军；国会选举必须自由；议员在议会中的言论，在会外不受到任何权力机关的弹劾；国王必须经常召开议会会议等。1701年议会又通过的《王位继承法》，规定国王个人无权决定王位继承问题，对王位继承做出了一系列限制。这一系列立法，保证了英国资产阶级的统治，让英国的政治过渡到了君主立宪的道路上来。
姜子牙道：自奥托一世建立神圣罗马帝国以来，哈布斯堡王朝虽然一直控制着这个帝国，但也是徒有虚名，在它的内部诸侯林立、分裂割据不断。宗教改革以后，国内又出现了天主教和新教的尖锐对立，周边国家又纷纷崛起，严重冲击了帝国的统治。帝国日益衰落，结果导致一些诸侯不受约束，不服从皇帝政令，以武力吞并周围弱小的邻邦，就像我国春秋早期一样。但这些战争都不值得一提，值得我们说一说的是30年战争。
圣人道：公元162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依靠德意志天主教同盟军入侵波西尼亚，西班牙出兵救援波西尼亚被打败；丹麦得到英法的资助，于1625年在北德意志新诸侯支持下，攻入德意志帝国境内，但是在1625年也被德意志皇帝打败，德意志帝国的势力延伸到波罗的海。接着，瑞典与法国结成同盟，瑞典负责头阵，被打败，法国不得不立即出兵与瑞典联手对哈布斯堡王朝皇帝。1645年3月，瑞典军在捷克重创皇帝军；同年8月，法军又在那林根会战中击败皇帝军，斐迪南三世丢失了德意志大部分的领土。
韩非道：公元1648年，法国、瑞典联军在楚斯马斯豪森会战中，彻底击败皇帝军，斐迪南三世被迫求和，参战各方签订了《威斯特法利亚合约》。30年战争结束，法国取得了欧洲霸权，瑞典确立了波罗的海的霸权，荷兰和瑞士彻底独立，德意志遭到了严重破坏，神圣罗马帝国名存实亡；西班牙进一步衰落，葡萄牙获得独立，基本上奠定了近代欧洲各国的国界。
姜子牙道：17-18世纪的欧洲。处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随着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批先进的思想家勇敢地高举理性的旗帜，掀起了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最早开始于法国，但很快就波及欧洲大多数国家，并影响到全世界。18世纪，法国正处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黑暗统治下，启蒙运动的先驱培尔以全面怀疑的态度批判封建宗教，无情地驳斥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伏尔泰则猛烈抨击天主教，提倡“君主和哲学家的联盟”拥护开明专制制度，主张建立自由、平等、幸福的王国；孟德斯鸠猛烈抨击专制制度，认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法国是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社会，他指出罗马共和国的盛衰取决于统治者的贤明或者昏庸，矛头直指路易15统治下的法国。他的著作《论法的精神》，被伏尔泰誉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学说，认为最理想的政治制度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经济学家杜葛尔指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理性进步的历史；哲学家孔多塞主张人类要不断前进，消灭阶级之间和种族之间的不平等。
圣人道：法国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还有以百科全书派为中心的一批唯物主义思想家，拉梅特里发挥了唯物论和无神论的精神。公元1746年，狄德罗发表《哲学思想录》，谴责暴君，对基督教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法国启蒙运动中尤为杰出的代表人物是卢梭，他出身低微年轻时给贵族当仆人，他指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是私有制，主张天赋人权，主权在民、自由平等，在政治上他拥护共和国。他的政治思想对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还影响到美洲，对1775-1783年的北美独立战争起到了推动作用。
韩非道：启蒙运动首先促进的是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英国的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以后，在英国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大机器生产开始取代工场手工业，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业革命首先出现在工场手工业最为发达的棉纺织业，公元1733年，机械师凯伊发明织布飞梭；1765年，织工哈格里天斯发明了手摇纺纱机——珍妮机；1779年，工人克隆普顿发明了骡机。1781年由茶壶盖引发的最伟大的发明是瓦特的蒸汽机，在不断改进后，逐渐取代蓄力、水力和风力，开始进入“蒸汽时代。”
姜子牙道：随着工业生产中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新兴的生产组织形式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公元1840年前后，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18世纪末，工业革命逐渐从英国向欧洲大陆和北美传播，后来又扩展到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工业革命既是生产技术的巨大革命，又是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使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建立在机器大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不仅最终战胜了本国的封建制度，而且也打破了原有亚欧大陆农耕世界发展水平的大体平衡，使世界广大地区被卷入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体系之中，从而在国与国之间形成了剥削被剥削、压迫被压迫的关系。
圣人道：在英国进行工业革命的同时，北美大陆爆发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革命运动。北美大陆本来是土著居民印第安人世代生息繁衍之地，后来被英法等欧洲移民给占领了，首先来到这里的是英国移民。公元1607年，伦敦公司依据国王的“特许状”，在北美大西洋沿岸的詹姆斯河口建立詹姆斯城，从而揭开了英国在北美建立殖民地序幕。1620年9月16日，被英王室迫害的清教徒架趁“五月花”号捕鱼船，经过60多天与风暴、饥饿、疾病、绝望的搏斗之后，终于从英国来到美洲大陆。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1-24 19:29
韩非道：在下船前，还活着的人们签订了“五月花公约”，誓言共生死、同富贵。本来他们要去的目的地是哈德逊河口地区，但由于海上风浪险恶，他们错过了目标，达到了一个新地方——普利茅斯港。不论怎么说吧，他们上了岸，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100年后，英国人在这里建立了13块殖民地，发展起来费城、波士顿和纽约等2-3万人的城市，不仅形成了北美的统一市场，而且也形成了北美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随着各殖民地之间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日益频繁，英语成为来自各地移民的共同语言，到18世纪中叶，在北美英属殖民地是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美利坚民族。
姜子牙道：随着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北美自觉意识也日益觉醒。北美人勇于创新、富于进取，相信进步，憧憬未来，这种使他们感到自己是与旧大陆不同的“新人类”。这种民族自豪感就是民族自觉意识的鲜明体现。什么是民族自觉意识？就是我要独立，我的民族不能够被别人统治着。伴随着民族意识觉醒的是欧洲的启蒙思想。启蒙思想漂洋过海来到北美殖民地以后，北美殖民地比较宽松的社会气氛，给启蒙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外部条件，殖民地人民渴望自由、进取的精神则是启蒙思想传播的内在动力。
圣人道：公元1774年9-10月，12个殖民地的代表在费城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决定联合抗英。会后，各殖民地开始进行起义准备，训练民兵并储藏军火。1775年4月19日，驻波士顿的英军去康克德查抄殖民地民兵的军火，途中，在列克星敦附近遭到了大陆民兵伏击，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5月10日，北美各殖民地代表在费城召开了第二届大陆会议，决定建立大陆军，并任命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杰婓逊等人起草的《独立宣言》。英属北美殖民地正式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
韩非道：美国军民为了争取国家独立，在华盛顿的带领下，不畏强敌，顽强抗战，公元1777年10月，在萨拉托加取得大捷，英国将军柏高投降。这时，与英国有矛盾的法国等国，公开帮助美国对英国作战，1781年10月，陷入美、法军队包围中的北美英军主力在约克镇投降，美国独立战争胜利结束。1783年，美国与英国签订了《巴黎和约》，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
姜子牙道：美国独立后，大陆会议制订并通过了《邦联条约》。邦联下的美国，“主权”在各州，邦联政府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由于邦联政府软弱无力，各州政府各自为政，造成了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和社会混乱。公元1786年9月，亚历山大-汉密斯顿提出了认真讨论“全国政府体制问题”的报告；1787年2月21日，邦联国会做出决议，召开修宪会议，以“建立一坚强之全国政府。”1787年5月14日，修宪会议在费城召开，经过4个月的争论与讨论，于9月17日通过了被称为联邦宪法的《合众国宪法》；又经过一年的反复工作，各州分别批准宪法，并于1789年生效。1789年，美国中央政府成立，华盛顿被选为第一任总统。总统掌握行政大权，任期四年，有权任命各部部长、外交使节、最高法院法官，还有权批准或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从此开启了美国政府的中央集权制时代。
圣人道：同中国始皇帝开启的中央集权制不同的是，美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国会，总统是大选出来的。这种不同不是人民选择的，是美国的13个州经过共同的讨论决定的。华盛顿之所以无法独裁，也是因为他的一切职务都是大陆会议授予的，不是靠他自己的实力和智慧自己组建起来的。这就是华盛顿和中国皇帝的不同之处。如果给他找一个与中国相类似的人物，他在军事上可能像大明朝的徐达，在行政上更像中国后来的周恩来。不过，这个议论有点超前了。
韩非道：议论不分早晚，只看是不是在合适的时候，圣人之慨自然是适宜的。我们继续往下说，同样在公元1789年，法国国王路易16由于财政危机，召开了三级会议，企图对以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平民组成的第三等级增税，遭到了他们的抵制和反对。路易16在恼怒之下关闭了国民议会，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宣布成立自己的国民会议，7月9日改称制宪会议，要求制订宪法，限制王权。路易16意识到这会危机自己的统治，调集军队企图解散第三等级成立的国会。巴黎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举行了武装起义，并在7月14日攻克了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
姜子牙道：全国城乡的革命，使制宪会议实际成为革命领导机关和新的国家的立法机关，君主立宪派在其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8月4-11日，制宪会议宣布废除封建制度，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26日又通过《人权与公民宣言》。10月，巴黎人民进军凡尔赛，1791年6约20日，路易16乔装出逃被抓回巴黎，广大群众要求废除王政，但君主立宪派主张维持君主制度，但必须实行立宪。雅各宾派则主张废除君主制，7月16日，君主立宪派从雅各宾派中分裂出来，掌握了政府的实权。并于第二天下令枪杀雅各宾派组织集会的人民群众，同时又迫使路易16批准制宪会议的宪法。
圣人道：法国的政局刚刚稳定下来，国外的武装势力以奥地利为首开始干涉法国的革命，公元1792年4月立宪派鼓动路易16对奥地利开战。可是吉伦特派反对这场战争，8月10日，他们发动巴黎人民举行了第二次武装起义，推翻了波旁王朝，结束了立宪派的统治，吉伦特派开始执政。路易16在革命中逃跑被捕，人民迫切要求处死他。1793年1月21日，国民会议以密谋叛国罪判处路易16死刑，随后，路易16和他的妻子被送上了断头台。
韩非道：吉伦特派开始执政后，颁布法令，强迫贵族退还非法占有的公有土地，将没收的教会土地分小块出租或出售给农民，并严厉打击拒绝对宪法宣誓的教士和逃亡贵族。这个时候雅各宾派又和吉伦特派闹起了分裂，吉伦特派维护商人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而雅各宾派则要求打击投机商人和限制物价。就在两派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公元1793年2-3月，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组成反法联盟，加强了对法国的武装干涉；与此同时，法国内部也发生了大规模的王党叛乱。
姜子牙道：5月31日至6月2日，雅各宾派又组织巴黎人民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起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专政。法国人民在新政府的领导下抗击反法联盟，《马赛曲》就是在法国人民慷慨激昂地奔赴战场时，从心底里发出的呼喊。公元1794年初外国干涉势力被赶出法国领土，国内的叛乱也被平息。从1973年6月24日起，新政府公布法国第一部共和制的民主宪法，7月改组并加强救国委员会。罗伯斯庇尔是一个手段毒辣的人，9月他开始在法国实行“恐怖”政策，从而在全国为自己制造出了很多的敌人。
圣人道：公元1794年7月27日，反对罗伯斯庇尔的势力联合起来，发动“热月政变”，处死了罗伯斯庇尔，组成了热月党人督政府。1796年，督政府任命拿破仑-波拿巴为远征意大利方面军司令，取胜回国的拿破仑，在1799年11月9日发动“雾月政变”，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1802年5月8日，元老院宣布拿破仑连任10年第一执政，8月2日元老院又宣布拿破仑为终身第一执政，8月4日，共和10年宪法颁布。
韩非道：拿破仑还公布了著名的《法国民法典》，又称《拿破仑法典》。法典确立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立法规范：明确肯定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保障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固定了小土地所有制；规定了贸易自由和契约自由。法典还根据法律上人人平等的原则，确定了一切法国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权力。法律颁布以后，公元1804年5月18日，元老院正式宣布法国为帝国，拿破仑为皇帝，称拿破仑一世。其后，拿破仑经过10年的与反法国同盟作战，树立起自己在法国内的绝对权威，激发法国的民族自豪感。可是，野心勃勃的拿破仑进攻俄国战败，陷入穷途末路，终于在第二次复出的滑铁卢战役中遭到了再次惨败，被流放到圣赫勒力岛上，终死到老。
姜子牙道：历史总是有着相同的轨迹，法国和英国一样在共和后走上了独裁。独裁之后的路也和英国一样被推翻，被推翻之后又复辟。法国在拿破仑死后陷入几十年的帝制与共和的反复争夺的中。直到公元1848年2月，巴黎的市民和工人再次举行起义，推翻了七月王朝，路易-菲利普逃亡英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摘取了胜利果实，成立了临时政府，宣布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可是巴黎的市民和工人不服从他们的管理，逼得他们不得不于12月份举行全民选举。这一次，一直抱着肩膀在一边看戏的农民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了。他们既不满意资产阶级，更不满意巴黎的市民和什么工人阶级，好像国家是他们的，和农民没有关系一样。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回国参加总统选举，农民们像迎接英雄一样把他迎接到巴黎，并把他推上了共和国总统的宝座。
圣人道：公元1851年1月，路易波拿巴开始控制了军队，消停了不到一年，12月2日就发动政变，3日以武力解散国民会议。又过了一年，在1852年的12月2日，他改法兰西共和国为法兰西帝国，自任皇帝，称拿破仑三世，法兰西第二帝国正式开始。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拿破仑三世开始扩充军队，并像他的伯父一样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其中包括对阿尔及利亚、越南和叙利亚的入侵。1857年，拿破仑三世还伙同英国组成英法联军，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1870年的普鲁士与法国的战争中，他亲临前线，9月2日，在色当战役中被普鲁士的毛奇元帅击败，只得乖乖地当了俘虏。1871年5月10日，普鲁士和法国签订了《法兰克福条约》，拿破仑三世被释放，于1873年1月9日死于英国。
韩非道：法国的民主共和革命，经过近百年的反复才逐步确定下来。为什么英国的共和革命和美国的独立战争比法国轻松得多呢？这是因为他们的独立性比法国强，法国的农民也比他们两个国家多。法国地处西欧大陆，与周围各国都有千丝万缕的的联系，革命牵一发而动全身，再者，法国的农民袖手旁观，不参与资产阶级和工人的革命，所以，就使法国国内的革命斗争形势比较复杂。而英国孤岛自立，革命基本上是岛内的独立斗争；美国更是有东西大海阻隔，南北也无往来，美国的独立战争除和英国有关外，和加拿大、墨西哥都没有关系。但他们的革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请兵宗说一说吧。
姜子牙道：众神可能已经注意到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三个国家的革命都是在议会的领导下进行的，不论是克伦威尔、华盛顿，还是拿破仑都是得到了议会的授权才统率军队的。所以，克伦威尔、拿破仑搞独裁是不得好死的。华盛顿很明智，他当了两届总统就不当了，就是他吸取了克伦威尔的教训。还有，就是这三个国家所实行的所谓的党派竞争，都是开国的元勋建立的。比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来源于托马斯-杰婓逊创立的民主共和党，杰斐逊是谁？我们应该知道，他就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是美国的第三任总统。记住，在任何国家，都是只有对国家的成立作出贡献和牺牲的人，才有资格在这个国家执政。
圣人道：兵宗其实说明白了两个意思：一个是为什么英国、美国、法国都是议会民主制；二是什么政党有资格执政国家。为什么说这些？就是要说明孙中山从美国引进的民主共和为什么不适应我们中国。中国说的好听一点，是英雄在创造历史，说的直白一点是独裁创造的历史。一个人能不能成为英雄和创造历史，不在于他事先选择什么制度，而在于他能不能和中国的人民相结合；只要他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他就一定成功。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但是还有不同于这两种模式的，那就是德国和意大利的发展模式。
韩非道：圣人，我们在讲德国和意大利之前，还是先讲一讲达尔文吧，他可是对世界和中国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啊。
圣人道：言之有理。公元1831年，年轻的达尔文，经汉斯罗教授的推荐，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参加了“贝格尔号”巡洋舰历时5年的环境考察。就是在这5年，决定了他一生的整个事业。在这5年中，他跋山涉水，进入深密林，大自然的奇花异草、珍禽异兽、千奇百怪的变异，把他整个身心都吸引进去了。通过对采集到的各种动物标本，和化石进行比较和分析，他认识到物种是可变的。最后，他终于以“物种是逐渐变化”的大胆设想，摒弃了物种不变的神创论。
韩非道：达尔文回国后，开始对物种起源问题进行了综合而全面的研究；他整理航行的收获，收集大量科学事实；研究前人的著作，参加社会生产实践；总结本国和别国人民培育新品种的经验。为了避免偏见和替自己的理论找到更多的根据，当时他专心得连自己的婚事都忘了。他不仅整理了在大自然中可以收集到的各种变异事实，还广泛收集了动物在家养条件下的各种变异事实，并查阅了大量书籍和资料。经过22年如一日、坚持不懈的专心思考，综合研究，达尔文终于在公元1859年11月24日，出版了《物种起源》这部巨著，创立了进化论。
姜子牙道：达尔文认为生物界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渐变化的，他提出的以生存竞争为精髓的进化论，对整个人类的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找到了生物发展的规律，证明了所有物种都有共同的祖先。这一重大发现，不仅对生物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科学上完成了一场伟大的革命。说实在的，他是唯一看到了远古时代的科学家。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1-25 18:06
  五十三
圣人道：公元1843年南美各国的独立战争风起云涌，乌拉圭刚刚宣布独立，首府蒙德魏德亚就被阿根廷军队紧紧围困。眼看首都就要被阿根廷军队攻陷，这时从城里杀出一支身穿红衫、打着黑旗的欧洲侨民的军队。只见黑旗上绣着意大利威苏威火山，显示出他们来自被当时异族控制的意大利，率领队伍冲在最前面的就是30多岁的硬汉加里波第。加里波第因在意大利被列为“头号暴徒”，被迫流亡南美。在蒙德魏德亚被围时，他组织那些跟自己因同样原因流亡南美的意大利人创建了这支武装。因为时间仓促，找不到合适的布料，就把自己的工装作为统一的标志。他们都是在屠宰场当工人的，这里有的是红布，不成想就成了“红衫军”的标志。他们的人虽少，但是作战勇猛，所向披靡，将阿根廷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从而保证了乌拉圭的独立。
韩非道：加里波第一战成名，威震南美。当他第二次回到意大利探亲时，看到意大利在撒丁王国的领导下，国家统一的势头已经势不可挡。19世纪上半叶，意大利仍然处于分裂状态，大多数地区还被外国势力控制着。撒丁王国是意大利力量最强、经济最发达的邦国，承担了意大利统一的重任。嘉福尔出任撒丁王国的首相后，推行富国强兵政策，联合法国收复了意大利的北部地区。
姜子牙道：公元1860年4月，意大利最顽固的封建堡垒——两西西里王国爆发起义，王国政府派出大批军队进行镇压。在北部休假的加里波第听到这个消息，立即组织志愿军远征两西西里，所向披靡，很快就占领了两西西里王国首府那不勒斯。加里波第在夺取两西西里王国的政权后，将其移交给了撒丁王国的国王。1861年，意大利统一的王国成立，撒丁国王为意大利国王，嘉福尔任王国首相。后来，意大利乘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之机，把奥地利和法国势力赶出了意大利，意大利最终完成了统一。意大利王国首都由佛罗伦萨迁到罗马。
圣人道：公元1862年俾斯麦出任普鲁士的首相，推行“铁血政策”，大力发展普鲁士的经济、军事势力，并开展灵活的外交活动，分化、孤立敌国，各个击破，逐步推进德意志的统一。1864年，德意志与丹麦在石勒苏益格-赫尔斯泰发生了领土纠纷，俾斯麦联合奥地利发动了对丹麦的战争，丹麦战败。双方签订协定，石勒苏益格划为普鲁士，赫尔斯泰划给奥地利。奥地利虽是普鲁士的盟国，这时却成为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最大阻力。1866年6月，普鲁士挑起了普奥战争，意大利为了收复威尼斯也对奥作战，普鲁士军队很快占领德意志北部和中部各邦。7月3日，普军在捷克的萨多瓦村附近重创奥军，奥地利从此被挤出了德意志。
韩非道：8月，普奥签订合约，规定：旧德意志邦联解散，奥国承认普鲁士成立德意志联邦，威尼斯归还意大利。公元1867年，普鲁士成立了北德意志联邦，普鲁士国王为联邦元首。奥地利皇帝为了增强国势，于1867年兼任匈牙利国王，组成了奥匈帝国。普鲁士统一了德国的整个北部和中部地区，但南部紧邻法国的4个小邦国仍旧保持着独立。俾斯麦知道，不打败强大的法国，德国的统一将不能实现，所以，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
姜子牙道：这个时候，法国的皇帝就是拿破仑三世，普鲁士的总参谋长就是毛奇元帅。毛奇元帅为普鲁士制订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在9月2日的色当战役中一举击败法军，拿破仑三世和39名将军当了俘虏，普军大获全胜，法国投降。普军深入法国境内，兵临巴黎，法国被迫同普鲁士签订了屈辱的《法兰克福和约》，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并向普鲁士赔偿50亿法郎。普鲁士成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帝国，公元1871年1月，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巴黎的凡尔赛宫举行加冕典礼，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俾斯麦为首相，德国终于完成了统一。
圣人道：革命和统一的领导问题，决定政治体制的模式。意大利和德国的独立与统一是没有议会的事儿的，所以这两个国家也不可能实行议会制。这不是反动不反动的问题，也不是落后和进步的问题，是资格的问题，是民众心中的认可度问题。公元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为什么会败给路易-波拿巴？因为在法国农民的心中，法国的民族自豪感来自于拿破仑，“拿破仑”这个名字就是一个纲领。因此，他们高呼着“取消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的口号，把票投给了路易-波拿巴，不仅让他当总统，还让他当皇帝。因为，农民是种地的，他们和土地一样，你给他们什么种子，他们就生长什么庄家，他们不像商人那样会投机，不像工人那样会加工、修饰，更不像富人那样会打扮自己。不仅法国的农民是这样，中国的农民是这样，美国的农民也是这样。
韩非道：公元1859年10月16日，约翰-布朗在弗吉尼亚的哈波斯渡口发动了震惊美国的解放黑奴的武装起义。1860年当选总统的林肯认识到，北方的雇用劳动制和南方的种植奴隶制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废除农奴制，发展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时，南部蓄奴州罗来纳首先脱离联邦，接着乔治亚、亚拉巴马、佛罗里达、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德克萨斯相继宣布脱离联邦，并于1861年2月成立“美利坚诸州同盟”政府，选举戴维斯为总统，定都里士满。4月12日，南方叛军公然挑起国内战争，抢占萨门特炮台。4月15日，林肯被迫宣布南方为叛乱者，征召7.5万名志愿军，为恢复联邦统一而战。1861年7月，联邦军被人数较少的南方军在第一次会战中击败，华盛顿几乎失守。广大的农民们举行了示威游行，要求解放奴隶，把土地分给农民，挽救危局。
姜子牙道：公元1862年5月，林肯政府颁布了《宅地法》，规定一切忠于联邦的成年人，只要交付10美元的登记费，就可以在西部领取160英亩土地，在土地耕种5年后，就可以成为这块土地的所有者。9月，又发表了预备性的《解放黑奴宣言》：假如在1863年1月1日以前，南方叛乱者不放下武器，叛乱诸州的奴隶将从那一天起自动获得自由。消息传到南方后，成千上万的奴隶逃到北方，参加北方的军队。1863年，美国政府开始以征兵制代替募兵制，从而增强了北方的军力。这时，林肯又任命格兰特为大将，统率整个北方军队。1864年5月，谢尔曼统率联邦10军队向南方挺进；1865年4月，格兰特攻占南部同盟首府里士满。9月，南方联军统帅罗伯特-李投降，战争结束，美国恢复统一。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障碍，使美国一跃而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圣人道：但有一点，众神必须明白，林肯是以解放奴隶和给农民土地获得支持的。发展经济必须以安定农民为前提，在一个农民的国度，不解决农民的问题，是什么事情也解决不了的。美国地多人少，可以采取这样的措施。这个措施，让每一个美国的农民都成为了农场主，在农场里干活的都是来自亚洲、非洲的农民，不仅促进了美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让美国成为产粮大国；更重要的是增加了美国的人口。美国人由几百万迅速增加到1千万，到19世纪末，美国的人口已经有3千万人口了。可是同中国相比，还不到1/10，因此，在大致相同的国土面积上，中国的吃饭问题比美国要大15倍。当中国的领导人也比在美国当领导人困难上15倍。
韩非道：林肯的政策还有一个结果是，美国林肯时的农民都成了农业资本家，美国本土也没有农民了。这种现象就像是华西村，这个村的农民都成为了股东、老板，谁是农民和工人？是来自全国的打工仔。如果想了解美国，就看看中国江苏的华西村吧。
姜子牙道：法宗智慧，这个比喻太形象了。但这不是世界共同发展富裕的道路，我看这种发展模式，倒是像美国人发明的传销结构，是以多数人打工来之撑少数人的富裕，无法解决大多数人都富裕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必须提醒润之注意。
圣人道：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西方国家老是要搞乱其他国家的目的了。因为只有其他国家出产穷人，他们才有劳动力，才能维持他们国家的富裕；假如每一个国家都发展起来了，没有人到美国去打工，一切都得美国人自己干，那么，美国的繁荣就会永远不再了。他们无法靠支付高工资维持自己的生产和消费系统，他们就还得去侵略，而这样就会自寻死路。
韩非道：我们还是接着说法国吧。公元1870年，法国在普鲁士的战争中遭到了惨败，9月4日，法国人民举行了革命，推翻了第二帝国，梯也尔组建了“国防政府”。国防政府对普鲁士割地求和，引起了巴黎人民的极大愤慨，接着又爆发了旨在推翻叛国政府的第二次起义，但是起义失败了。不甘心失败的巴黎工人，决定成立了国民自卫军，在不到三个的礼拜内，就组成了194个工人营队，在巴黎市民积极募捐支持下，铸造了417门大炮，成立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1871年1月28日，国防政府在与普鲁士签订割地赔款的停战和约后，没有了后顾之忧，就开始千方百计地解除工人武装、镇压工人运动。
姜子牙道：3月15日，梯也尔政府向巴黎增调了大批政府军，准备夺取国民自卫军的的大炮，逮捕中央委员会成员。3月18日凌晨，梯也尔的一队政府军潜入蒙马特而高地，企图夺取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被国民自卫军发现，国民自卫军紧急集合起来，包围了拖运大炮的政府军。梯也尔的行为激怒了巴黎人民，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决定以武力还击。梯也尔的政府军不堪一击，梯也尔匆忙逃往巴黎城郊的凡尔赛宫。晚上10点钟，国民自卫军进入巴黎市政厅，中央委员会掌握了巴黎全城，成立了巴黎公社。
圣人道：3月28日，巴黎公社进行了普选，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政权犹如昙花一般怒放。这个政权就是无根之萍，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没有独立的生存能力。他们生长在城市里，以为城市就是一切，不知道城市是根植于农村之上的。因此，他们没有意识到危险，他们忘乎所以，他们没有想到城里没有吃的怎么办？结果可想而知，仅仅两个月，它就被消灭了，至今在巴黎的一面墙上还留着他们的鲜血。这本来是一个不值得一提的起义，只是因为马克思把它讴歌了一番，才把无数的中国人引入了歧途。
韩非道：既然提到了，我们就说透。巴黎公社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但是它的教训是深刻而长久的，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城市里的人深思的。城市不必农村，没有长期的食物供应，没有大批的矿产资源可供开采，只要切断一切供应，食物会被吃完，炮弹会被打光，剩下的就只能饿死。为什么别的什么人占领巴黎可以生存？而这些被马克思成为“主人”的工人占领巴黎却生存不下去呢？就是因为他们信仰马克思的理论，他们要消灭货币，要消灭商品交换。当时，梯也尔政府在银行存有几个亿的法郎，如果他们知道怎么用这笔钱，他们就可以生存下去。因为他们可以收买农民，获得农民的支持，可以收买商人给他们运吃的、运枪炮。可是他们蠢得要命，宁可被打死、饿死，也不知道如何花钱。世界上再没有比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更笨的理论了。
姜子牙道：法宗还是少些感慨，关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我们专门阐述，现在还是说一说第二次工业革命吧。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1-25 18:07
圣人道：我来抛砖引玉。这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是电力的广泛运用。早在公元1819年，丹麦科学家奥斯特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现象；1820年，法国科学家安培根据奥斯特的报告，对磁场与电流之间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整理和研究；1831年，英国科学家发拉提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提出了发动机的理论基础，成为近代电磁学的奠基人。1866年，德国工程师西门子制成了发电机；1870年，比利时人格拉姆发明了电动机，于是电力作为一种新能源开始用来带动机器生产。此后，以电力为能源的产品迅速被发明出来，如电灯、电车、电报、电影放映机以及电焊技术的发明，使人类开始进入电气化时代。
韩非道：加一句，公元1867年诺贝尔发明了炸药，这是至今仍对人们日常生活有着深刻影响的发明。接着，我们还说有关电器方面的发明。1873年，德国电气技师发明炭精棒灼热灯：1876年，美国人贝尔发明了电话。随后，意大利人马可尼成功发明无线电报，为世界信息传送提供了方便。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1883年德国工程师本茨和戴姆勒研制成功汽油内燃机汽车；1885年，德国赫尔兹发现无线电和光电。19世纪90年代，柴油机创制成功，远洋轮船、飞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爱迪生更是建成了第一座火力发电站，将输电线路结成网络，使制造发电、输电和配电设备的电力工业纷纷建立和发展起来。
姜子牙道：人类的发明和创造是非常伟大的，它使人类开始超越神的力量，成为伟大的造物主。不过汽车和火车的发明则是两种社会模式发展思想的结果。汽车虽然体现了个性、自由、隐私、豪华和身份，但却是自私和蛮横的体现。它在土地上体现的是大量的土地被道路占用；在街道上体现的是横冲直撞和拥挤不堪。它非常能够表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经济的发展过程，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性最生动的体现。因此，汽车在西方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动力。而火车则是公开、公共集体和命运相联的象征，它的运行有轨道，按时、有序和有计划，它不允许自由行使，最能体现我们一直提倡的公开、公正和公平的社会生产模式，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和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的生活方式最生动的体现。火车是社会化的交通工具，天生是大国和穷人的代表，所以，它无法在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迅速的发展。也许需要等到我们中国人发展起来以后，才能让火车获得新生。
圣人道：人类的发展的确是巨大的，在20世纪初出现了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叫爱因斯坦。他创造了狭义的和广义的相对论，运用四维时空的弯曲几何结构表现重力场，让牛顿的重力理论从此功成身退。他的学生还将创造出能毁灭地球的核武器，让人类的力量开始大大的超越神的力量。但是也使人类更加丧心病狂，试图独霸世界，从而埋下了世界毁灭的种子。不过这都是后话，20世纪初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有必要把这个事情交代清楚。
韩非道：正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按照列宁的说法，是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帝国主义的阶段。这里说的帝国主义，不是说资本主义国家在本国内实行了帝制，而是说他们要在世界其他国家面前当皇帝，要称霸世界，要奴役和殖民其他国家，把掠夺他国的财富作为发展本国经济的根本。可是世界就是那么多的国家，先发展起来的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美国等都占领的差不多了，而后发展起来的德国则还没有捞到一点油水，于是就对英国、法国横眉立眼起来。法国、英国自然不肯把自己的殖民地分给德国，双方就开始吵架，吵着吵着，就打了起来。
姜子牙道：导致这场狗咬狗、抢骨头战争爆发的导火线是“萨拉热窝事件”。公元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皇储费兰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检阅军事演习时，被“青年波斯尼亚”成员枪杀，从而酿成震惊世界的“萨拉热窝事件”。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7月30日，塞尔维亚的盟友俄国出兵援助。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随后又向法国宣战。8月4日，德国入侵保持中立的比利 ，英国向德国宣战。8月6日，奥匈帝国向俄国宣战。8月12日，英国向奥匈帝国宣战。这样，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和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正式开战。在很短的时间内，欧洲各国纷纷卷入，连在亚洲的日本和在美洲的美国也逐步加入进来。1917年，段祺瑞也宣布中华民国对德宣战。
圣人道：公元1914年8月底，德军在取得法国北部边境作战胜利后，决定实施“施里芬计划”。施里芬是前任的德军总参谋长，早在1905年就拟定好一整套作战计划。德军试图按计划越过比利时边境，夺取列日要塞。不想，列日要塞的比利时军队，凭借钢筋混凝土修造的坚固炮台，与德军展开了激战。德军采取炮击、空袭，甚至步兵分割包围等办法都未能奏效，最后只得调来了一门巨型榴弹炮，才最终攻占列日。德军从比利时、卢森堡切入法国，法军全线溃退，政府也由巴黎迁到波尔多。
韩非道：就在这个时候，时任德军总参谋长的毛奇元帅得意忘形，以为“施里芬计划”成功，于是就从西线抽调了两个军到东线去对付俄国。谁知道，法军虽然表面上溃不成军，但其核心实力并未削弱，再加上法军总司令霞飞的左翼力量协同，很快就使少于法军的德军陷入了两面夹击，并迫使德军在马恩河进行了一场遭遇战。马恩河大战从9月5日一直打到10日，在长达400公里的战线上，双方总投入兵力达到150万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阵地战、拉锯战，结果，德军支持不住，向北败退，从此，双方形成对峙的局面。
姜子牙道：接着，德法双方展开了“奔向大海”的战斗。德军企图抢占敦刻尔克等法国沿海地区，切断英、法两国的联系，并迫使法国投降。英国和法国军队则针锋相对，经过13个多月的激战，德军虽然扩大了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占领区，但直接迫使法国投降的战略目的却没有达到。双方此时由运动战转入以壕堑掩体相对峙为主的阵地战，整个西线战局陷入僵持状态，德军“施里芬计划”中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宣告破产。早在马恩河战役结束之际，毛奇就告诉德皇：“陛下，我们输掉了战争！”德皇威廉二世不甘心失败，将毛奇撤职，改由法尔根汉接任。
圣人道：公元1916年初，为了扭转西线战局，德军调重兵全力突击，并试图夺取法军右翼的战略要地“凡尔登突出部”，以诱使法国投入全部主力，然后集中全力加以歼灭。2月21日，德军出动6个步兵师，在上千门大炮的配合下，向凡尔登发动猛攻，试图在马斯河右岸，突破两个法军师驻守的宽达15公里的地区。经过4天的激战，德军攻占了凡尔登附近重要的都蒙高地，将法军阵地切成几段，尤其致命的是，德军切断了法军与后方的主要交通线，法军面临弹尽援绝的危局。这时，贝当接任凡尔登地区司令官，他在充分考察的基础上，决定对一条6米宽的公路加宽修通，以保证兵源和武器弹药的补给。
韩非道：法军的道路抢修队立即组织起来，凡尔登附近数十里内的农民也赶来援助，于是，在凡尔登正面阵地德、法两军殊死搏杀的同时，在法军阵地后面，法国军民也在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夜以继日地进行着抢修道路的战斗。很快，一条凡尔登战役补给线抢修了出来，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就有19万援军和2.5万吨军用物资运到了凡尔登，平均每昼夜有6千辆次汽车到达这里，公路上不到一分钟就有一辆汽车驶过，从而保证了凡尔登要塞阵地补给。为最终拖垮、战胜德军创造了重要条件。凡尔登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为惨烈的一战，历时10个月，双方投入119个师，总伤亡人数超过70万。因此，这场战役被称为“凡尔登绞肉机”。德军在凡尔登战役的失败，使同盟军最终失去了在两线作战的主动权。
姜子牙道：一战当中，还值得一提的是英、德之间的一场海战。双方不谋而合，都设想诱敌深入，一举歼灭对方的舰队。公元1916年1月，新上任的德国公海舰队司令冯-舍尔上将，决心采取主动攻击，打一场海上会战，打破英国的海上封锁。5月31日凌晨，英国的诱敌舰队在贝蒂将军的指挥下，驶出英格兰罗塞斯港，下午2时30分左右，贝蒂带领的舰队与西佩尔率领的德国舰队遭遇，双方军舰开始炮击。在近一个小时的互射中，英国战列巡洋舰“不屈”号首先中弹起火，1070名官兵葬身大海，另一艘战列巡洋舰“玛丽皇后”号也被击中弹药库引爆沉没，舰上1200多名官兵几乎全部遇难。贝蒂的旗舰“狮号”也遭重创，幸亏在后面的4艘战列舰赶到，才免遭更大的损失。
圣人道：下午4时许，英、德双方主力舰队相遇，展开了更为激烈的对攻战。英国舰队司令杰里科见德国主力舰队的为线形纵列，便决定采取“T”字头战术，命令英军24艘无畏级战列舰一线排开，其余舰只列为6个纵队，迅速逼向德舰，给德国舰队以猛烈的打击。遭遇重创的德国主力舰队只得调转船头，且战且退。在这次海战中，英国出动各种舰船151艘，德国出动101艘，堪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海战中，德国海军被击中大小战舰11艘，死亡2500余人；英国海军则损失14艘，死亡6000余人。但是，德国海军没有能够打破英国的海上封锁，舰队只能被困在港内，德国试图靠海军改变战局的美梦被彻底打破了。
韩非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先后加入同盟国，日本、意大利、罗马利亚、希腊、美国、中国等相继加入协约国作战。经过4年多的作战，同盟国逐渐不支，公元1918年秋，保加利亚、土耳其和奥匈帝国渐次退出战争。独木难支的德国，也于11月11日与协约国签订了《康边停战协定》，宣告投降，大战结束。在这场战争中，首次使用了飞机和坦克，也开始使用了电报，使战争的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场战争的参与国达到33个，波及人口15亿以上，共有1000余万人战死，2000余万人伤残。战争真的是悲惨，尤其是这种没有任何道义的战争，就是对人类犯下的最大的罪恶。
姜子牙道：公元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讨论缔结对德和约和处置战后问题。会议有27个国家参与，代表有1000多人，其中全权代表70人，由英、法、美等三国首脑所主宰和控制，实际上就是欧美列强重新划分世界的分赃会议。会议经过5个多月的激烈和彼此妥协，6月28日，在凡尔赛宫镜厅签订了《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领土减少1/8，人口减少1/10，失去所有海外殖民地和领地，军事力量被大大限制。随后，协约国又相继与战败国奥地利、保加利亚、匈牙利、土耳其等分别签订条约，对他们实行惩罚性掠夺和压迫。这些与《凡尔赛和约》一起，共同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帝国主义新的国际秩序——凡尔赛体系。
圣人道：公元1920年1月20日，《凡尔赛和约》生效，国际联盟在日内瓦正式成立。当时的会员国有44个，战败国和苏俄被排除在外，后来逐渐发展到63个。国际盟约共26条，主要包括国际组织机构和职能，建立国联的目的，达到目的的手段以及管理殖民地的委任统治制度。国联的主要机构是会员国全体代表大会、行政院和常设秘书处。国联盟约宣称：国联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的和平与安全。为此，盟约提出了会员国为实现这一条宗旨应尽的义务和职责是：第一，裁减军备；第二，会员国有相互尊重并保持领土完整和行政独立，以及防御外来侵略的义务；第三，会员国要维护各国间基于正义与荣誉之公开邦交，凡是各国之间订立的与国联盟约不符合的条约，均应废止；第四，盟约规定了“委任统治制度”。国际联盟是世界上第一个政治性的国际组织，它反映了20世纪的世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的现实。但是，在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存在的情况下，它实际成为英法操纵，并被美国所支持的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外交工具。
韩非道：公元1921年11月，在美国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又叫“太平洋会议”，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对战后远东和太平洋的殖民地及势力范围，进行再分割而召开的会议。1921年11月12日到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参加者有美、英、法、意、日、葡、比、荷、中9国。会议讨论了限制海军军备和远东太平洋问题。在华盛顿会议上，获得最大利益的是美国，弥补了美国在巴黎和会上未争取到实际利益的不足，它的海军实力得以提高到与英国相同的比例，并为美国在远东、太平洋进一步扩张准备了条件。华盛顿会议实质上是巴黎会议的继续，确立了帝国主义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新秩序，史称“华盛顿体系”。会议结束时，美、英、法、意、日5国签订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与会9国签订了《九国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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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王道：世界历史就先讲到这里，我看该讲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也都讲了，以后需要国际角度和视野时，再在各回中穿插。下一回讲俄国、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我建议你们变换一种讲述方式，请三位商量一下。
根据禹王建议，圣人、姜子牙和韩非进行了商议，决定：圣人讲俄国的历史；姜子牙讲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韩非讲述列宁和苏联成立之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然后，三神共同就苏俄与中国当时的关系进行阐述。禹王听后赞同了他们的建议。
众神便又提起了精神，希望听一听他们如何讲马克思、如何说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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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1-26 17:22
  第十四回    臆想的科学    苏俄式共产

                                 五十四
根据分工，圣人开讲。圣人道：在中华南宋的末期，北方的蒙古民族在铁木真的统一下强大起来，铁木真称成吉思汗，开始横扫欧亚大陆。这时的俄罗斯民族还处在氏族社会。氏族我们知道都是自成体系的，你一片我一片，各建各的城，各占各的地，于是在俄罗斯欧洲的土地上，就建立了很多的大公国。其中弗拉基米尔大公国尤利，在莫斯科河畔的一块高地上建立了莫斯科城堡，改称莫斯科大公国。
公元1237年，蒙古帖木儿的军队攻占了罗斯地区，先后占领了弗拉基米尔、苏祠达尔、特维尔和莫斯科等，并在伏尔加河流域建立了铁察汗国，也称“金帖汗国”。当地的罗斯贵族成为他们的藩属，处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金帖汗国通常以大公的封号作为诱饵，挑起各王公之间的矛盾，使他们之间相互倾轧和争斗。金帖汗则从中铲除不忠顺者，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大家记住，俄罗斯的大公国都是蒙古人给封的。
13、14世纪之交，一个独立的莫斯科公国在割据混乱中诞生。它凭借地处商道交叉点，周围又遍布森林、沼泽，距离金帖汗国统治中心较远等条件，逐渐兴盛起来，并取得王公的头衔。公元1325年，伊凡-达尼洛维奇登上了莫斯科公国王公的宝座，称作伊凡一世。由于伊凡一世特别热衷以各种手段聚敛钱财为自己开路，因而获得了“卡里达”的绰号。卡里达是俄语，中文的意思是钱袋子。
伊凡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在罗斯，他是最早发现了钱的妙用。大家知道，在氏族社会是没有钱的概念的，大多数王国看重的是土地、是羊群。钱，对他们来说是舶来品。在大家都不看重金钱时，伊凡重视金钱，因此，也就使他的金钱特别多。有了钱的伊凡，开始充分发挥“钱袋”的动能。他总是不断地向金帖汗及其妻妾、近臣进献财物和礼品，从而赢得了金帖汗的信任与欢心。不久，金帖汗任命他为全罗斯的征税人，这就让伊凡有了英雄用武之地。他先是充分利用手中的财税大权，大肆搜刮、聚敛财富、中饱私囊；然后又把所得的财富作为特殊手段，向上贿赂蒙古汗王，以邀宠信，对下收买人心，以削弱其他王公的力量，获取更大的权势。
公元1327年，金帖汗国的特使在特维尔横征暴敛，激起了特维尔人的反抗。伊凡得知消息，兴奋异常，觉得这是一箭双雕、千载难逢的良机：一方面可以借助金帖汗国的势力消除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协助平叛，获得金帖汗的更大信任。于是，他连夜赶到萨莱晋见金帖汗，请缨统兵前往镇压特维尔人的起义。金帖汗正在为此事犯愁，听说伊凡愿意效力，不禁大喜过望，由衷说道：“难得你一片忠诚啊！十万火急，你速速率军前往讨伐，事成之后，本汗封你为全罗斯的大公”。
伊凡要的就是这个头衔，他有了这个头衔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统一全罗斯了。因此，他非常高兴，迅速率领一支蒙古骑兵出击特维尔公国。伊凡残酷地镇压了特维尔人的起义，所到之处，如飓风刮过，墙倒屋塌、一片狼藉。同年，诺夫哥罗德发生了同特维尔类似的反对金帖汗的骚乱，伊凡又是主动请缨，派遣自己手下的总督前往平定。这一次他连蒙古骑兵都不用了，这一招同样是一箭双雕，既向金帖汗表明自己誓死效忠，又可以公开地锻炼自己的军队、建设自己的军队。平叛不仅迅速，而且伊凡还强迫诺夫哥罗德人向金帖汗进献了2000银币和大量礼品为自己赎罪，给足了金帖汗面子。
伊凡在一年内两立军功，着实让金帖汗欢喜不已，第二年就册封伊凡为“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此后，这个称呼为伊凡及其子孙所垄断，并使之受益无穷，罗斯的各个公国都先后匍匐在他的和他的家族的脚下，根本无法与之争锋。可能有神认为，伊凡这样做不符合本民族的道义。其实，这时的俄罗斯民族并没有形成，每个公国就是一个氏族公社，伊凡和他们没有血缘关系。如果不是蒙古人在这里统治着，也许他们之间早已打得不可开交了。相反，伊凡仅凭两次平叛就使各个公国统一在他的旗帜下，从而为逐步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创造了条件，不能不说也是奇功一件。
更重要的是，伊凡利用金帖汗的势力来统一俄罗斯的各个公国，大大地缩短了统一的时间。通常需要几百年的统一过程，伊凡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想想俄罗斯民族形成的最晚，可是一点都不落后欧洲的其他民族，其原因是什么？可能就和伊凡遗传下的借力打力的基因有关系。我们往下看看，这种借力打力发展自己的例子，在俄罗斯的发展中就是一种主线。伊凡就是把蒙古的金帖汗国当作了统一俄罗斯的工具。
为了一举三得，伊凡决定发挥自己钱袋子的作用。他为罗斯地区的东正教大主教彼得，在莫斯科建了一个高大、豪华的大教堂，然后又送给彼得大量的财富，动员他把自己的驻节地由弗拉基米尔迁到莫斯科，并把莫斯科作为俄罗斯历代大主教不变的永久的驻地。大主教也是人，有天堂自然不愿住在地狱里，于是，彼得就来到了莫斯科享受神仙的生活。
这一举三得是什么？一是，利用宗教加速了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和统一进程；二是，巩固了自己在全罗斯各个公国中超然的地位；三是，可以借用大主教拥有的任命和审判各地、各城市主教的权力，既将各个公国至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又可以把各个公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从而实现了如下两个客观目的：一，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二，团结就是力量，有了力量就可以谋求民族的独立了。
莫斯科已经具备了全罗斯政治和宗教两个中心的条件，大大地提高了莫斯科在各个公国和欧洲的影响力。伊凡利用不断上升的实力，充分发挥了他贪婪的本性，他用尽了一切办法扩充国家的领土，这是他遗留给俄罗斯的第二个基因。伊凡在位期间，先后把隶属于其他大公名下的弗拉基米尔、佩雷亚斯拉夫里、科斯特罗马、尼什哥罗德、戈罗杰茨等地纳入莫斯科公国的版图，又以兼并、购买等各种方式取得马格里奇、加里奇和白湖等地。就连他自己世袭的领地也极为可观，在他的遗嘱中，曾经把541个村庄分赐给他的儿女们。
伊凡一世为莫斯科大公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公元1380，在库里克战役中，莫斯科大公米特里率军击败蒙古人。1462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继位，先后吞并了位于莫斯科和波兰、立陶宛之间所有独立的罗斯人公国。特别是在1480年，击退金帖汗国对莫斯科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至此，结束了金帖汗国对罗斯人为期200年的统治。1472年，伊凡三世与拜占庭末代君主君士坦丁11世之女索菲亚结婚，自称“沙皇”。随后，伊凡三世又通过两次立陶宛的战争，夺取、统一全部东北罗斯，从而形成了俄罗斯统一集权国家的核心。到16世纪初，俄罗斯已成为欧洲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1533-1584年，是莫斯科和全俄罗斯大公伊凡四世（雷帝）统治时期，他于1547年加冕为沙皇。沙皇是俄罗斯帝王的称号，由古罗马政治家凯撒的名字转音而来。
17世纪中期，处于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下的俄罗斯，农奴制盛行，公元1649年，沙皇颁布《会典》，在法律上确认农奴制。其特点是：农民固定在地主庄园上，向领主服劳役或缴纳地租，取得一份土地，世代耕种；农民必须依附农奴主，没有人身自由，可以被买卖或转赠，沦为农奴；农民必须服徭役和缴纳贡税，没有政治权力。农奴分为地主农奴、国家农奴、宫廷农奴，此外，在手工业场也大量使用农奴。农奴制成为沙皇俄国进行专制统治的基础，严重阻碍了俄国经济的发展。
此时的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俄罗斯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的发展和变革。由于俄罗斯历史发展时间更短，他们基本上就是农奴制直接开始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样就使俄罗斯的社会发展模式独具一格，俄罗斯没有独立的封建社会，俄罗斯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它的特点是上层建筑走从农奴制到封建制的道路；而经济发展则直接由农奴制和资本主义经济对接。因此，在俄罗斯没有过我们说的具有独立人格的农民，他们不是农奴主的附庸，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他们从来没有独立过。根本没有想过独立登上国家历史的舞台，所以，俄罗斯的一切政治变革都和他们所谓的农民没有关系。
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俄罗斯的兴起，农奴制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桎梏。公元1689年，彼得一世开始掌握俄国的统治权。1697到1698年，彼得率领庞大使团赴西欧考察，他本人甚至化名深入荷兰的造船厂当学徒。西欧之行，使彼得大开眼界，坚定了他实施改革的决心。不久，彼得就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推进了改革。在政治方面，废除贵族杜马，设置枢密院，下设若干个委员会，分管各类军政事务，大大削弱贵族和教会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在军事上，改组陆军，建立海军，实行征兵制，向西欧学习，引进西欧先进技术；在经济上鼓励商人投资工矿业，鼓励发展工场手工业，为了给工场主提供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允许工场主购买整个村庄的农奴到工场做工；在科学文化上，创立科学院，发展学校教育，派遣留学生，开设医院、剧场，提倡西欧的生活方式等。
彼得一世的改革，改变了近代以来俄国长期落后的状况，促进了经济、科技与文化的发展，加强了军事力量和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彼得一世在位时，为破除陋习进行了强有力的改革，剪除了俄国人都爱留的大胡子，开始推进服装改革。公元1700年1月，彼得一世发布关于着装的赦令：“特权贵族、朝廷命官、莫斯科及其他城市的官吏，必须身着匈牙利式服装。”同年4月的赦令又规定：“凡男子，除神职人员、马车夫和种地的农民外，一律要穿匈牙利和德国式服装。”不久，又作了补充规定：“男子要穿短上衣、长腿裤、长靴、皮鞋和戴法国式帽，穿法国式或萨克森式上衣。女人要穿裙子、欧式皮鞋、戴高装帽”。这样，简捷、方便、美观的服装，逐渐取代了俄罗斯传统的长袍大袖。
彼得一世在俄罗斯称彼得大帝，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君主，他为俄罗斯留下来第三个遗传基因，这就是：学习和改革。彼得大帝继续了公元1686年开始的对土耳其的战争，于1695-1696年举行亚速远征，巩固了俄国在亚速海岸的地位。为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他发动了对瑞典的战争。1714年8月，他亲率俄国舰队在汉科角海战中击败了瑞典舰队，取得了海军建立以来的首次胜利。9月，与瑞典签订《尼斯塔特和约》，夺取了大片土地，并取得波罗的海的出海口，10月，俄罗斯改国号为俄罗斯帝国。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1-26 17:23
在公元1700-1721年的北方战争中，俄国获得全胜，取得了通往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从而得以与西方建立直接联系，俄国开始跻身于欧洲列强之行列。彼得大帝在改革开始之初，还与中国的康熙大帝在尼布楚打过一仗，由于他那时还鞭长莫及，所以，同康熙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彼得大帝的重心在欧洲，他也不愿意在东方招惹是非，1713年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了圣彼得堡，从此一心面向西方。
公元1725年彼得大帝逝去，禁卫军拥立他的继室继位，称叶卡特琳娜一世，从此俄罗斯也有了女皇。1762年又一位叶卡特琳娜当了皇后，不久，她推翻丈夫彼得三世，自己当上了女皇，称叶卡特琳娜二世。18世纪后半期，欧洲大陆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所发展，封建制度日趋衰落，各国封建君主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决定采取法国启蒙学者的建议，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当一个伏尔泰希望的一个开明君主。
在东欧，由于资产阶级力量比较薄弱，“开明专制”得到了显著的发展。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登基后，自称“国家第一个公仆”，愿为人民造福，在财政、司法、军事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从而为普鲁士统一德国奠定了基础。同时，奥地利的玛利亚-特雷西亚女皇和约琵夫二世，也推行了“开明专制”政策，进行了各种改革，如改革教会、兴办教育事业、编纂法典等。由此可以知道，奥地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长盛不衰是有原因的。
叶卡特琳娜二世和上述两个皇帝的关系很好，她也要搞“开明专制”。在她的统治之下，叶卡特琳娜常常表现出开明果敢、向往文明、崇尚科学的精神，无论做什么事她都蔑视守旧，力图开风气之先，她要做的就是一鸣惊人。在俄罗斯“天花”病流行，这种病重的要命，轻的就是满脸的麻子。女皇得知这个事情后，非常着急，如果这样下去，活着的俄罗斯人都是麻子怎么办？这时，她听说英国伦敦的一个医生发明了牛痘可以治天花，就要把人家请过来。人家说还没有经过临床试验，不知道种在人的身上，会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现在没有人敢试种。叶卡特琳娜的胆子大，她要自己试重，俄罗斯人一听简直象翻了天。但是，臣民的反对无效，她亲自经过试种后，不仅为俄罗斯人民获得了战胜天花传染病的妙方，而且也让俄罗斯人民啧啧称赞女皇的勇敢过人，就是连她的敌对势力也不得不佩服她的勇气。叶卡特琳娜为俄罗斯人民遗传了第四个基因：勇敢和敢为天下先。
农奴制在俄国推行200年后，其恶果终于显现出来了。公元1855年10月，俄罗斯的尼古拉一世对土耳其宣战，英法舰队进入海峡，克里米亚战争开始。1853-1856年，在巴尔干半岛、克里米亚半岛和高加索地区，沙皇俄国与英、法、土耳其、萨丁联军进行了近代以来一场影响深远的——克里米亚战争。俄国人在战争开始气势汹汹、志在必得，当时俄国军队被成为“欧洲宪兵”，他们是以欧洲的主人、甚至是世界主人自居的身份去打仗的。结果他们以惨败而告终，何以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呢？其实，这完全是俄国落后的农奴制制度所带来的恶果。
19世纪中叶，沙皇俄国仍然是一个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君主国家。但是，从19世纪中叶起，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在俄国的内部缓慢地发展，并且逐步破坏着农奴制的基础。于是，农奴制的危机在不断地加深，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激化，阶级斗争日益尖锐。据不完全统计，在1826-1854的18年间，共发生了709次起义，平均每年达到24次以上。沙皇政府的警察局长在给沙皇的报告中惊恐地说：“农奴制度是国家脚下的火药库。”为了摆脱困境，挽救农奴制危机，并慑服土耳其、控制黑海海峡，进一步扩展在欧洲的霸权，沙俄政府于公元1853年10月下令同土耳其开战。结果，貌似强大、自我感觉良好的俄国军队，被英法联军打得大败，气得尼古拉一世自杀，亚历山大二世继位。1856年3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迫同意议和，与英法等国签订《巴黎和约》。这场战争，俄国损失52.5为余人，耗资达8亿卢布，并丧失了在土耳其、黑海等地的利益。为什么会遭到如此彻底的失败呢？亚历山大痛定思痛，对俄国战败的根本原因作了分析：
从军队素养上看，英法已具备现代军队的雏形，而俄军还是以农奴为主的苦力兵，文化素质低下，将领腐败，军事指挥无能；从军队的武器装备来看，英法使用的是来复枪（线膛枪）、远程大炮和最先进的蒸汽船，而俄军使用的还是“燧石枪和帆船”；从交通运输条件来看，英法用的是蒸汽船和修建铁路运输军需，并用电报进行通讯联络，而俄军用的是两轮或四轮马车来运送，军队的调动要士兵千里迢迢地从远方步行而来；从后勤给养保障方面来看，英法发达的工业为战争提供了大量军用物资，粮食、辎重供应颇为充足，俄国经济落后，尤其工业严重落后，弹药缺乏、粮草不足，缺乏必须的医疗器械和药品，甚至没有作战地图。
由于农奴制度下的俄罗斯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均不占优势，军事技能方面又处处落后，俄国的战败就是情理之中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俄国不是被英法打败的，而是被西欧的资本主义制度打败的，或者说是被自己的农奴制度打败的。因此，亚历山大说：“与其等待农奴自下而上地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解放农民”。公元1861年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签署法令，实行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法令由《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一般法令》、《赎地法令》等17个文件组成。
法令规定：农奴在法律上有人身自由，地方再不能买卖农奴和干涉他们的生活；农奴有份地，但须以高价赎买；设置由地主、贵族控制的村庄和乡组织，并建立监督农民的连环保制度等。改革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所需要的自由劳动力、资金和国内市场，使俄国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但改革也保留了浓厚的农奴制度残余，既维护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又加强了沙皇的专制制度，从而为俄国的革命奠定了基础。亚历山大为俄国人遗留下了第五个基因：勇于承认失败，敢于痛定思痛。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人与中国人发生了两个一直扯不清的事件：一个是铁路问题，一个是外蒙古问题。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在《马关条约》中把辽东半岛割给了日本，破坏了沙皇俄国吞并中国东北、称霸远东的计划。因此，沙俄迫不及待地联络法、德等国干涉《马关条约》的全面实施。迫于沙俄政府的压力，日本政府于1895年11月与清政府补签了《辽南条约》，凭此条约，中国出3000万两白银赎回了辽东半岛。那么，俄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原来，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俄国开始修筑横贯欧亚两大洲，西起莫斯科、东到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公元1894年，西伯利亚铁路修到贝加尔地区时，关于铁路的下一步的走向问题，引发了争议，如果都在俄罗斯境内建设就得绕远。所以，俄国的财政大臣维特提出了横贯中国东北的方案，经过大家讨论一致认为这样可行。因为，这不仅可以缩短路程、节省经费，加快进度，而且还便于对中国和远东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扩张，沙皇很快批准了这个方案。因此，沙俄“逼日还辽”不过是挟所谓的“还辽”之功，攫取对中东铁路的筑路权。而当时的清政府，在反日仇日的情绪下，也有“联俄制日”的呼声。于是，1896年4月底，李鸿章赴俄以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登基为名，实行联俄战略。沙俄早已精心为李鸿章设计好了圈套，经过与李鸿章近一个月的谈判，中俄双方签订了《御敌互助援助条约》，即史称的《中俄密约》
中东铁路的建设问题就在《中俄密约》中。它始建于公元1898年，完成于1903年，在实际运作中，中俄两国又相继签订了《入股伙开银行合同》、《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程》、《东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等条约。通过这些条约的签订，沙俄获得了在中国的如下“合法”权益：
1，设立道胜银行，并拥有货币发行权。中国出银500万两，俄国出银1000万两入股，银行经营的一切权力实际操作在俄国人之手。根据中俄道胜银行条例规定，该银行不仅可以在中国开办一般银行业务，还负责代收中国各种税收、经营与地方及国库有关的企业，铸造中国政府许可的货币，代还中国政府募集公债的利息，铺设中国境内的铁路和电线。
2、中东铁路的人事权。在《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第五款中规定：“凡该铁路及铁路所用之人皆由中国政府设法保护。至于经理铁路等事需用华、洋人役皆准该公司因便雇觅”。凭此，赋予了中东铁路人事任用权。
3、中东铁路附属地的建立。在《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第六款规定：“凡该公司建造、经理防护铁路所必须之地，又于铁路附近开采砂石、石块、石灰等所需之地，若系官地，由中国政府给予，不纳地价；若系民地，按照时价，或一次缴清、或按年向地主纳租，由该公司自行筹款付给。凡该公司之地段，一概不纳地税，由该公司一手经理。”
4、中东铁路的治安维护权。在《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程》里规定：“为防铁路界内秩序起见，由公司派警察人员出负警卫之职任，并由公司特定警察章程，通过全路遵章办理。”按此项，沙俄政府派出的军警实际侵占了东三省境内的主要铁路线。
5、中东铁路沿线的对俄开放权。在《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程》第一款中规定：“中国政府准许公司开采煤矿，无论与铁路合办或单独办理，并准在中国组织一切工商之实业。凡此类特别组合之营业公司，应于铁路营业之外另立簿册，以核对其出入之账目。”
在公元1896年9月8日，清政府和沙俄签订的《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第一款中规定：“中俄道胜银行建造、经理此铁路，另立一公司，名为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公司总办由中国选派”。第五款规定：“凡该铁路及铁路所用之人皆由中国设法保护，所有铁路地段命、盗诉讼等事，由地方官办理。”据此，铁路定名为“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公司的决策机构为董事局。”董事局总长由中国政府派员兼任，董事局的驻地为北京和彼得堡。
公元1903年中东铁路通车后，原工程局改为管理局，局长是沙皇亲自任命的皇亲中将霍尔瓦特，赋予他类似俄国内各部总督的大权，使中东铁路内部俨然如地方政府。在12个分支机构中，竟然设立有法律处、军务处、警务处、地方处、商务处、对中国政府联络部等。中东铁路管理局使用一切办法，把它所管辖的铁路及其附属地变成了俄国的租界。1917年相继爆发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和克伦斯基政府，原沙俄军、外国使馆人员和流亡分子，就把中国的满洲地区视作为反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
关于外蒙古，俄国早就对蒙古怀有一种复仇及报复的野心。俄罗斯是个睚眦必报的民族，他们的祖先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是宽容、感恩的基因。在他们的骨子和血液里都侵入了把蒙古人踩在脚下的决心，以雪500年前被蒙古人蹂躏的耻辱。前期苦于满清的强盛没有机会，随着清王朝的败落，他们曾扬言：一旦清王朝崩溃，就把蒙古从中国肢解下来，让他们匍匐在自己的脚下。
公元1911年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俄国就唆使外蒙古的乌里雅台行政区的封建主组织临时政府，并于1911年底宣告独立。1912年，沙俄军队攻占胪滨府，2月15日，沙俄支持外蒙古的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当时的都府仓伦成立“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活佛自封为“大蒙古皇帝”，并建国号“共戴”。一个月之后，即3月24日，便正式向外宣告：外蒙古独立。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立即命令外交总长陆征祥向俄国政府声明：外蒙古之事非经中国承认，一概无效。
对于中国的声明和反对，沙俄视若无睹，于公元1912年11月3日，胁迫哲布尊丹巴与其签订《俄蒙协约》，并于11月8日将《俄蒙协约》通告中国政府，声称：如果中国予以拒绝，俄国将在外蒙古采取单独行动。俄政府无理至极，刚上任不久的中国外交总长梁如洁不甘示弱，当即向俄国政府提出照会：“蒙古为中国领土，现虽地方不清，乃无与各国订立条约之资格。兹特正式声明，无论贵国订有何种条款，中国政府概不承认。”并于11月12日，亲赴俄驻华使馆，要求俄公使库朋斯基电告本国政府，速即取消《俄蒙协约》。俄国对中国软硬兼施了两年，都没有办法让中国政府妥协，只得在1915年7月7日，与中国、蒙古两方坐下来，签订了《关于外蒙自治之三国协定》。该协定规定：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中、俄两国同意外蒙古自治。
“十月革命”后，随着沙俄政府的垮台，北洋政府否认了《俄蒙协定》和《关于外蒙古自治之三国协定》。公元1919年10月，北洋政府派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将军率领军队开到“大蒙古国”首府所在地库伦，也就是现在的乌兰巴托，命令已实施君主立宪制的封建主，立即签署自愿无保留地拒绝“自治”、归顺中国的“协议书”。几天后，即1919年11月22日，由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向全世界公开宣布：“外蒙古已完全废除‘自治’协定，再次归入中国版图。”按规定，外蒙古按时向中央政府纳贡；同时，在北洋政府的倡议下，中国银行在库伦开办了库伦分号。哪里知道，苏联一成立就比沙皇更“沙皇”了。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1-27 19:04
五十五
姜子牙道：圣人简述了俄国的发展历史，我现在讲一讲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社会主义及其演变，还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大大提高，生产的计划性与市场发展的无序性之间的矛盾开始越来越突出。市场的分裂、市场容量的不确定性，以及市场开发计划的混乱，使唯生产力论的资本主义生产导致了产品过剩。自公元1825年英国开始引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每隔10年就要爆发一次，使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广大工人的生活状况越来越差，也就使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成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马克思是个天才，不知道他怎么想出来的，既想出来了一个生产社会化，还想出来一个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并把它们列为一对矛盾。
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几千年来都是，为什么过去没有经济危机？生产社会化对应的应该是消费市场的社会化，如果消费市场仍然是四分五裂的，像我国一直以自产自足为主这样，生产的社会化才会出现问题。因此，生产社会化的主要矛盾面，并不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而是小农经济和自给自足。马克思把不是矛盾面的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一开始就弄错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矛盾对象，因此，他把小农经济和农民给忘了，却紧紧地盯着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矛盾，把它片面的扩大了。
马克思根据他的矛盾，想当然地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并断言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挖墓人，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以及与此相关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然而这一切不过都是臆想，我们分别来说说。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是在德意志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研究基础上提出来的，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掺合到一块，捏造出了一个辩证唯物主义。黑格尔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创造了辩证法，是一个辩证唯心主义者。谈到哲学，用西方人的术语真是很别扭，没有我们中国人表述的形象、生动、简单和容易理解。我们中国人讲天、地，西方人说的是心、物。我们中国人讲究人心似天，像天一样无私、公正；胸怀似地，像大地一样宽广、厚重，能容万物。所以，中国人的哲学观是三才观，没有厚此薄彼。而西方就有了唯心和唯物之分，黑格尔为了使二者能够调和，创造了辩证法。那么，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如何理解呢？按照大家所熟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方法，就是意识决定物质，物质对意识有反作用。
老实说，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并不比黑格尔高明到哪里。黑格尔讲的是我决定它，马克思讲的是它决定我。二者都是对的，但也都是错的。这就像是一家人，我只能决定我的下一代，我则由我的上一代决定。这个世界就是他决定我，我决定他，他决定他的一个无限循环，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是静止的看问题，各自取了其中的一截。物质和心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个园圈，就像是鸡和蛋的关系一样。黑格尔是看到了鸡生蛋，马克思是看到了蛋生鸡，只有把两者合起来才是正确的。至于纯粹的唯物论和唯心论则是只看到了蛋和鸡，唯物论看到的是没有受精的蛋，唯心论看到的是公鸡。但是这个世界上也的确有这些东西，因此他们也是对的，但是如果用自己看到的来表述成全世界则都是不对的。为什么说中国的三才观是正确的？因为，天地就是父母，人就是我，世界就是如此。
道理我们已经讲清楚了，那么现实生活是什么呢？是物质、意识、辩证唯物和辩证唯心共同存在，相互关联、相互转化的，因此他们哪一个分开来讲都是错误的。就唯物论来说先说它是不对的，比如月亮是物质，它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就没有知识，更没有哲学；但是它也是对的，比如生物链的问题，就是一物降一物，不可能反过来，这就是唯物质的。辩证唯物论有正确的一面，比如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就是辩证唯物论，把人看作意识的话，人由物质世界生成，但是人在发展的过程中，对物质世界的发展有反作用，所以，人类社会也得到了发展；辩证唯物论不正确的一面是无法解释社会的发展过程，社会的发展是物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在决定物质？如果分析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的确是物质决定意识，资本主义经济要发展，就要求推翻封建体制，资本家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钱，钱决定着他们的一切行动，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一切理论和管理方面的书籍，其中心就是为了赚钱，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是非常及时的，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哲学；但是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却不能说明这一点，中国社会的发展却完全是一个辩证唯心主义决定历史进程的标准体现。从三才观、五行论、周易到儒教、道教、佛教，再到我们要讲的毛泽东思想，都是标准的唯心主义统率唯物主义，不过是辩证的。
黑格尔之所以能够发现辩证唯心主义，相信他也是观看到了欧洲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来之前的历史，才得出的结论。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以唯心试图统率物质世界的人，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去批评任何所谓的唯心主义或者唯物主义。马克思最大的危害，就是带来了在意识领域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把意识上的分歧的严重性，夸大到高于父子这种纯粹的物质关系之上，为了他的主义可以把自己的亲爹杀死，简直就是伤天害理。最后我们看看纯粹的唯心论，我们说他不正确，是你无论如何意识都不可能让石头生出人类；可是只要你敢想象，就有人让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尽管这是神话，但是说明想象可以创造出新的物质来。思想家、哲学家、发明家、歌唱家、设计创意大师、文学大师、魔术师等等，都是纯粹唯心论的代表。当然，最早的唯心论代表是猎人和渔民，你说一个人怎么能够可以捕鱼和抓住老虎？但是，人类都做到了。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领袖，必须有自己的哲学观，必须精通这四种西方的思想，知道什么时候该使用什么样的哲学观点，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实干家是唯物论统率行动，思想家是唯心论统率行动，那么作为领袖呢？就是思想和实干相统一，什么时间二者结合得天衣无缝，什么时间就可以当领袖了。
马克思的哲学观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有着它的历史局限性，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公元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了，这部曾被社会主义国家称为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巨著，在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价值、价格、劳动、资本和利润之后，揭示出资本家剥削工人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秘密”——就是占有剩余价值，而这就是工人阶级之所以极其贫困的原因。伯劳恩在他的著作《卡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中认为，《资本论》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也有很大的文学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上，展现出了他极高的文学修养，以及诗人般的浪漫来。也许正是他的这一气质让他的思想开了偏窗。
老实讲，《资本论》的研究和创作，凝聚了马克思的艰辛劳动和辛勤汗水。公元1850年，马克思领到了一张大英博物馆的阅览证，从此，阅览室成了他的工作室和半个家。他每天从上午9点，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左右，回到家还要加班整理白天的阅读笔记，一般都是凌晨2、3点钟才休息。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埋头钻研经济材料长达12年，在此期间，他阅读过的书籍有1500余种，所摘录的内容和整理的笔记有100多本。除去历史学、法律学等社会科学之外，与经济学有关的学科，如农艺学、农业化学、实用经济学、科技史等，马克思都进行了认真研究。甚至连英国议会专门印发给议员的报告材料“蓝皮书”，他也一本本地阅读，并随手摘录重要资料，从中具体了解英国每年、每阶段的经济状况及经济政策。
马克思1856年10月迁居到伦敦西北的肯蒂士镇，这里距离大英博物馆很远，但这并未对他产生多大影响，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他都依旧坚持按时来博物馆，继续他的研究工作。饿了啃一口面包；渴了喝一杯白开水；疲倦了，就站起来跳两下，然后继续工作。马克思的科研与创作得到了恩格斯无私的援助，在很长时间内，恩格斯不断地把一张张汇票寄给马克思，从经济上给予扶持。恩格斯靠什么赚钱？靠在曼彻斯特经商。马克思就是在恩格斯这种切实的资本主义经营活动支持下，完成了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鸿篇巨著《资本论》。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在研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在继承劳动创造财富思想的基础上，批判了他们关于资本家和工人共同创造财富的观点后，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从而确定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是既勤奋、又艰苦的，实在不忍心批评他。他没有从事过生产中的任何一个环节的工作和劳动，他自称自己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可他对经济学的研究，从来没有和社会现实进行过接触，而是在一堆唯心的、主观的书本上，和英国议会议员们的唯我思想中去研究经济学，不走火入魔才怪呢。他的经济学理论简直不值得一驳，只有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膏粱子弟，才会认为剩余价值学说是正确的。
咱们先说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创造财富的理论。为了说明白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先明白马克思说的劳动是什么。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所以动物是不劳动的。根据这个概念，为了生存的野人采摘、捕猎都不是劳动，只有使用了工具以后的劳动是劳动。那么，这个问题就好说了。人类，为什么要使用工具？按照资本主义的世界观，自然是为了过比吃饱更好的日子。因此，劳动一出生就是为了创造财富。什么是财富？一切吃饱以外的东西都是财富。那么，什么是价值？劳动创造了财富就有价值，劳动没有创造财富，就没有价值。劳动的价值是根据创造出来的多少决定的。有了这个前提，我们下面说说劳动在不同社会里的角色。
这里我们先说说劳动者的劳动，在奴隶社会，奴隶的劳动归奴隶主，创造的财富归奴隶主；在封建社会，农民的劳动归自己，创造的财富归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是商品，是用来交换财富的。劳动的这种变化有什么意义吗？当然有，就是劳动为自己赚的钱越来越多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农民都愿意离开土地去打工可以得出结论。社会的进步就是让劳动者的劳动越来越有价值，但是，为什么还有穷有富？这就牵扯到了劳动的价值问题了。影响劳动价值的问题，有自己本身的原因，比如，好逸恶劳，比如技不如人等，但是，大多数人穷，就是社会制度的问题了，让大多数人的劳动不值钱，这就是我们要改地换天的原因。其二，我们说富人的劳动，人类进入社会以后，社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创造财富，而创造财富的手段有五个方面：一个是智力，一个是地位，一个是资本，一个是生产手段，最后一个是劳动。要成为富人，这五个方面，没有劳动可以，但没有其他四个方面不行。所以，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在分配时必须按照这五个方面进行分配。这才是富人为什么越来越富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他们的剥削。
那么，为什么说剩余价值学说不值得一驳呢？因为，劳动本身就是为了创造除了让人活着以外的财富，本身就是为了创造剩余价值，创造除了吃以外的全部剩余价值。抛开社会制度所带来的各种因素来说，劳动本身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赚钱靠的不是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是靠它所创造出来的社会化的生产。社会化的生产可以让同样的劳动，创造出高于手工生产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值，资本家按理就是应该得到工人手工劳动所得的价值以外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社会化的生产带来的。所以，社会化的生产没有错误，资本家按常理赚钱也没有错误。错误来自于资本家的“人心不足蛇吞象”，来自于恃强凌弱，来自于为了钱不要道德良心。而这一切来自于社会制度和法律不完善两个方面，来自于对不法商人的制约不力，和对工人的保护不力。社会化的生产依靠的就是资本和工人，它们虽然有矛盾，但是一体的，而不是可以相互消灭的，也是消灭不了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在资本主义社会，什么是财富之母？一切投资者都是。没有财富之母，劳动也就什么钱都不值，工人只能拿着脑袋去撞墙。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改变工人的生活，依靠的是完善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而不是革命。
关于科技进步、产品开发和市场的竞争问题，是马克思没有充分考虑的。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已经概括地阐述了生物界的发展靠的是竞争和适者生存。很难想象在一个没有竞争的社会里，人们会有创造力和想象力；更难想象人们会有足够的动力去创造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物质决定意识，试图用什么共产主义思想来统领科技的发展，不过是天方夜谭，因为这是用意识来决定物质，是马克思在反对马克思自己。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最精华的部分，是他关于资本、资金流动的论述，以及货币也将变为商品，从而导致金融紊乱的理论。现在一切的金融衍生品都是是货币变为商品的实证，经济危机不再是商品卖不出去，而货币体系出现问题，金融衍生品构筑起来的虚无缥缈的美好幻影，像肥皂泡一样随时都可能破灭，从而引发像美国那样的金融上的次贷危机。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他的哲学理论一样，都是一半正确，一半错误。辩证唯物论用在人类历史发展上是正确的，用在社会发展上则是不正确的；他的经济学说，用在现实经济上是错误的，用在一切靠想象出来的幻象经济分析上，比如股市、金融衍生品等方面则是正确的。那么，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呢？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在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于16世纪，是在封建社会的土壤上，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时生长出来的一支诓花。这是欧洲的唯物和唯心两种哲学观发挥作用的结果：唯物论发展出资本主义；唯心论发展出空想社会主义。在16、17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的理想社会制度还是一种纯文学描述，主要代表有莫尔和闵 尔，他们提出了公有制和按需分配。到18世纪，以摩莱利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开始进入理论探索和论证阶段，并用“法典”的形式作出明确的规定，对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有了阶级观点，其特点是平均主义和斯巴达的共产主义。斯巴达大家还记得吧，就是进行人种选择、把斯巴达全国当作军营的城邦。从此可以看出，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强制的基础之上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这种思想带来了两个后果：一个是马克思的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一个是希特勒的纳粹社会主义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1-27 19:10
进入19世纪，法国的圣西门、傅里叶和英国的欧文，开始把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资本主义制度，从理论上提出了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私有制产生阶级和阶级剥削等观点，在设计未来社会蓝图时以大工厂为原型，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为此，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用20万美元，买下了一块3万英亩的土地，决心建立一个理想中的“新和谐公社”。可是，他只坚持了4年，“新和谐公社”破产了，空想社会主义走进了死胡同。
马克思在经过对上述空想社会主义进行研究之后，高兴地向全世界宣布“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了。在这个社会主义社会里，是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第一阶段是按劳分配，第二阶段是按需分配；经济形式是公有制，指导经济的手段是计划。而要实现这样的社会，就要等到资本主义统治全世界之后，再由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通过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为了保住社会的阶级不再恢复，就必须消灭民族和国家；而要消灭民族和国家，就必须消灭家庭，因为家庭是私有制产生的基础。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把空想社会主义这支诓花变成了一支雄花，飘到了哪里，哪里的雌花就会结出变异的花果。比如欧洲的资本主义就是接受了这支雄花受的粉，进行了自我完善和改造，从此消灭了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自己结出果实，如果它能结出果实，就是说公鸡可以下蛋，男人可以生孩子了。
为什么？因为马克思简直就是个疯子，他的理论是反天、反地、反人类的。第一，无产阶级是一个臆想的概念，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无产阶级，如果有，那就是丐帮。如果无产阶级指的是工人阶级，那么工人阶级不是无产者，它们没有起来进行暴力革命的冲动。工人的中心思想是靠自己的劳动获得应有的报酬，他们没有能力管理工厂，如果有就不是工人了。如果说历史上工人曾经同资本家斗争过，那么也仅此而已。
第二，资本主义不可能统一世界。世界的主要矛盾不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殖民者与殖民地、侵略与反侵略、宗教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与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资本家最大的敌人在本国是农民，在世界上就是国家和民族，工人根本不在他们的眼里，闹得欢时，给他们涨一点工资就可以了。资本主义做梦想的问题就是消灭国家、民族和宗教，好让自己统一世界市场，把全世界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它们因为遇到了抵抗，因此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帝国主义，试图用大炮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开路先锋。结果，300年的历史证明它们失败了，因为国家、民族和宗教永远比资本主义重要。资本主义也不能使世界统一成一个国家，那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就是痴人说梦。
第三，阶级斗争可能曾经是一个国家内的主要矛盾，但不是世界上的主要矛盾。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全世界可以联合起来的不是无产者，谁听说过要饭的在全世界定期开会的？可以联合起来的是资本家，他们天天在飞机上坐着，说到哪里就到哪里，说在哪里开会就在那里开会。就全世界来说，强大的不是无产者，而是资本家，一个大的资本家可以颠覆一个国家的主权。说实在的，资本家属于世界，而无产者不过是局限在一个国家内部。所以，阶级斗争可以存在一时，但不会存在一世，尤其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矛盾，更不可能永远存在。
第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处于这个世界上的金字塔尖上，它的进步和发展可不是依靠掠夺本国的工人、农民和要饭花子，他们不是地主，他们的目光总是盯着他国的财富。而在掠夺他国财富的思想上，无产者和资本家的思想是一致的，因为资本家发了财就可以多给他们发工资，就可以让他们变成中产阶级。所以，资本主义国家越是发达，就越没有无产者，就越没有人反对资本主义。一个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怎么会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呢？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掘墓人的论断显然是不正确的。
第五，马克思、恩格斯把战争、军事工业的生产作为非消费性生产，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黑洞，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他不知道，军事工业也是资本家在经营，武器也是商品；他更不知道，一个国家的军事经费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是有一定的比例的，是不会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在他在天上可能看到了，美国人为什么愿意天天打仗了。因为打仗了，美国的武器制造商就可以赚大钱了，美国政府花出去的钱可以分摊到他的兄弟那里，然后，再让他们根据出力的大小在伊拉克、阿富汗攫取自己的经济利益。打仗是一个赚钱的买卖，怎么会导致灭亡呢？如果把资本主义国家发动战争的失败，作为这个国家会导致工人阶级革命的假定是存在的，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后的德国和日本都没有发生革命？因为在这些国家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本来就是紧紧地捆在一起的，战争绝对不只是对一个阶级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叫嚣战争的有的时候并不是资本家，而是工人阶级，是那些国家的中下层人士。为什么？因为战争可能给资本家带来经营上的风险，却可能改变一个工人家庭的命运，他们可以到其他国家去耀武扬威，有机会当军官，可以让他们扬眉吐气。
第六，关于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是一种空想，在商品社会里，“劳动”是一种商品，作为商品就有一个价值问题，就有好坏问题。所以，分配只能按价值、劳动的价值，或者说是劳动的能力进行分配。由于“劳动”的质量千差万别，所以，强调按劳分配，就是强调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就是强调干好干坏一个样，就是在养南郭先生。还有按需分配，更是荒唐透顶。难道社会的发展是人口发展和财富增长成反比吗？是人口越来越少了，财富越来越多吗？可以多到人人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想到月球上看看就到月球上看看？关于这个问题，后面我们详细再说。
第七，关于消灭家庭和人类社会化生产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是什么？一个是像现在自由的发展，其结果肯定是毁灭。因为，人类社会的一切进步和文明发展，都是因为有了家庭。为什么我们说女娲娘娘造人？就是因为她制嫁娶，规定了人类结合的制度，同姓不能结合组成家庭。有了家庭以及组织家庭的制度，人类才彻底和动物划开了界限。乱伦和兄妹通婚才彻底被人唾弃，人类才有了羞耻和追求进步的心理，才有了野心和私心，才有了私有制。人类社会的自由发展将导致家庭的解体，将使性获得自由，而人类的一切原始的疾病都是来自于性关系的紊乱。家庭解体就意味着一切原始的、曾经被消灭的疾病卷土重来。如果这些性病重新出现，就是比艾滋病厉害十倍的疾病，就是人类无法治愈的疾病，除非重新建立起严肃的家庭关系，否则人类将向动物过渡。马克思是主张消灭家庭的，不过他为人类的生产设计出另外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就是社会化生产。就是挑选出一批优良的青年男女，专门负责生孩子，生下的孩子交给国家抚养，然后像斯巴达那样训练孩子，当然，说得好听一点叫做培养孩子。可是怎么防止由于性自由带来的胡乱生育呢？我想破了头，都没有想出办法来。除非社会化生产出来的孩子都是骡子，如果是这样，那么马克思的按需分配就可以解释得通了。您想啊，生出来的孩子是骡子，那就是没有欲望、不知道消费和享受，只会干活的苦力。剩下的是有欲望的人，这一部分人是手握着人类生育大权的人。这些人可能算是真正的人，在整个社会中连1/100都不到，他们的确可以按需分配，可以任意地挥霍。可以玩尽天下的美色，吃遍天下的美食，游遍世界上一切能去的地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我们将来托生就可能托生成骡子，那还活着干什么？做人还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说这是天下最反动的理论，它不仅反天、反地、反人类、反社会，还反掉了马克思主义自己。人类是在自由中走向毁灭？还是变成骡子？还是在保持家庭健康永存的前提下，去自由的发展？每一个人都必须去思考。
第八，关于平等。马克思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平等的理解是绝对的，社会平等为什么好？是因为社会不平等；那么，假如社会平等了，什么最好？那一定是不平等。平等和不平等的关系一对矛盾，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是处于动态中的。资本家在制造不不平等，这是竞争的天性造成的，是保持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保证平等是国家的责任，国家反对垄断、保证竞争在合法和讲良心的前提下进行，给人民话语权和信仰自由，保证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保证每个人的政治权利平等和发展机会平等，保证人民的生命权。但是，不能保证物质生活的平等，普鲁东说得对，平等“仅仅在于地位的平等，就是说在于机会的平等，而不是在于生活的平等”。只保证生活的最低水准，不保证生活的平等，就是保证竞争，就是保证社会进步原动力。当然，绝对的平等理念在革命时期则是真理，它保证了革命诉求的合理性，并决定了革命者之间同志式的平等关系，它说明革命是自愿的，不是强拉硬拽来的，更不是宗主式的。但在经济发展上就要鼓励先进。
第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个国家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被消灭了，无产阶级专谁的政？只能是专自己的政，专自己自私自利之心的政。而这种结果是什么？是思想的统一，是行动的统一，是语言的统一；而这又是什么？是人的自由和独立的消灭、创造性的消灭，是独裁的产生，是专制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倒退，而这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进行的。所以，马克思是不主张民主和自由的，也是不主张共和的。
第十，关于社会进步。假如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100年前实现了，社会该由谁去推动呢？社会还会发展出电视机、计算机、原子弹、卫星上天、移动电话和网络世界吗？也许有人会说，可以。但是，我要问，凭什么可以？人都平等了，没有了个人的私欲，没有民族的利益，不用考虑个人和国家的发展，谁会去思考这些没有用的东西？除非有一天地球上来了外星人，要把我们赶入大海去生活；或者猴子变成了另外一群人和我们争天下。也许不是玩笑，如果人类社会真的停止发展后，猴子说不定真的会变成了人，人反而变成了猴子。
但是，不管怎么说，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还是产生了。不过，马克思不论在第一国际，还是在第二国际，他都不是工人运动的中心和领导者。他的理论被巴枯宁称作是“唯心主义者，形而上学者、实证主义者，拥护科学支配生活的人，学理主义的革命者”，是一个“始终不渝、不可救药的幻想家。”在马克思进行的工人运动中，唯一不懈支持他的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把马克思的《资本论》整理出版。恩格斯在临死以前发展了几个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德国的伯恩斯坦和考茨基。英国是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发源地，为什么在英国没有一个传人？因为英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者拒绝马克思的暴力学说，根据马克思学说成立的英国共产党，不能代表英国的工人阶级的主流思想。代表英国工人阶级主流思想的是英国的工党，他们拒绝英国共产党参加他们的组织，马克思主义在英国沦为末流。马克思主义不仅在英国被工人抛弃，在西欧的其它国家也正在被抛弃。
19世纪90年代初，德国的一些的经济学家，根据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中期的新变化和新发展，开始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坚持的马克思经济理论提出质疑，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是错误的，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并没有加剧无产阶级贫困化，也没有激化资本和雇用劳动者之间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因此，作为恩格斯指定的遗嘱执行者，伯恩斯坦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进行了修正。伯恩斯坦认为，在“设想很片面的阶级斗争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假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飞跃”的观点是“另一种空想主义”。因为，“即使是最科学的理论，如果对它的结论作出教条主义的解释，也会导致空想主义”。而且“世界并不是静止不动的------本应是灾变以后才发生的问题，将不可避免地提到日程上来。关于这点，谈论社会的长入社会主义，并不是错误的。”
因此，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主义从经济继承下来的，并根据阶级斗争学说进一步加以发展的政治受经济支配的学说------成了一种教条的公式。”“纯粹的或绝对的唯物主义跟纯粹的或绝对的唯心主义是同样唯心的东西。”伯恩斯坦修正了马克思主义，把议会道路、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作为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当然，这一根本前提是西欧各国并没有将搞工人运动的政党，当作反对派给予镇压和非法的地位，他们在西欧的活动是公开而合法的。这样，在西欧坚持马克思正统理论的就剩下了考茨基，不想，考茨基却被东欧俄国的列宁给批了个臭烂。
作者: 筱欣奕奕    时间: 2015-1-27 21:09
信息量好大的，慢慢消化中。
问好常老师{:soso_e160:}
作者: 洪言讷    时间: 2015-1-28 14:37
      此书已看了个大概。才开始认为，用神话、演义的方式写近当代史，尤其是像毛泽东这样的重量级历史人物并不合适。看了几回后，逐步理解了作者的良苦用心。作者是想用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的革命史作为主线，放眼世界，尽可能多地介绍历史、文化、政治等，起到一个普及读物的作用。
      从目前所写的内容看，充满了正能量。比如，对袁世凯的评价就比较中肯。但作者给本书所起名字及序我以为是败笔，按照序的说法，本书有可能被”和谐“。
      作者应当阐明：
      1、本书借用神话，是想借古人之口，介绍和评价历史、文化。小说不同于史书，不能用“太史公曰”之类的口吻，所以用神话的方式，让古人直接来进行介绍评价，更有说服力，而非宣扬神话。
      2、本书是宣传中国革命史，推介中国古典文化，推介中国的哲学，不是想建立宗教。
      3、本书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尽可能做到客观，挖掘人性真、善、美的一面，以此起到教育青年、传播正能量的作用。
      4、本书以演义的形式出现，是尽可能增多趣味性，让读者群更容易接受，起到普及和宣传近现代史的作用。小说的写法，东西方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演义和神话的形式是东方古典小说通常的写法，这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发扬和光大。
      以上是本人对本书的立意不成熟的想法，供作者参考。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1-28 17:17
洪言讷 发表于 2015-1-28 14:37
此书已看了个大概。才开始认为，用神话、演义的方式写近当代史，尤其是像毛泽东这样的重量级历史人物 ...

您的理解非常的好，而且很正确，如果由您说出来，比我自己说会有更大的说服力。我会把您的理解一并传播到其他的网站上去的。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1-28 17:19
五十六
韩非道：坚持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还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俄国的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1883年，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等人创造了劳动解放社，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885年，普列汉诺夫的追随者，在圣彼得堡成立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并开始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报》，以列宁为代表的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加入了进来。列宁他们更贴近俄国的社会现实，在列宁的努力下，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了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诞生。这一年，列宁28岁。列宁开始和普列汉诺夫决裂，开始批判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和考茨基的教条主义，宣传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将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导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列宁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他根据俄国的实际，修正了马克思的有关理论。同样是修正者，为什么列宁批判伯恩斯坦是修正主义者，而宣称自己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因为他坚持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而伯恩斯坦主张和平过渡，主张在议会里去争取大多数的选票。那么，列宁这个修正主义者为什么又振振有词地攻击考茨基呢？因为，考茨基紧紧抓住马克思的教条不放，批判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俄国的革命实践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太有了。
一方面，俄国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决定了俄国的工人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要比西欧的工人少得多，也就决定了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水平要大大低于西欧，这就使得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不可能建立在西欧式的强大的工会运动的支持基础之上。而且，俄国还有大量的令共产党人头疼的农民，这些农民落后的不得了，没有办法成为工人的同盟军。另一方面，沙皇政府对社会主义运动，从来就是采取极端敌视和残酷镇压的态度，不像是在西欧。因此，俄国的社会党长期处于非法状态，缺乏开展西欧社会党那种合法斗争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列宁显示出与西欧的社会主义者不同的思维方式，他也就与另外的一批原始马克思主义者和持有资产阶级革命观点的人产生了分歧。列宁把党内的多数支持他的人组成了一派，称布尔什维克，也就是多数派。另一派则称为孟什维克。列宁的理论主要观点有：
他发展了最早由考茨基提出的“灌输”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意识不会从工人运动中自发产生，必须由我们从外面将其灌输进去。为了灌输这种理论，普列汉诺夫说过：我们的人很少，我们必须大声地宣传社会主义理论，让人们以为我们的人很多，结果人就真的多起来了。列宁把考茨基的“灌输”理论和普列汉诺夫的大声宣传理论结合在一起，就培养出了在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中的形象。革命的宣传家、鼓动家和雄辩家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产生的，他风靡了世界，让大家看到了演讲和宣传的力量，从而培养出来一代代的英才，比如德国的希特勒，中国的汪精卫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其次，列宁建立起一种高度集中、分工细密、步调一致的革命政党组织，在组织内部实行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党的中央机关是权力的核心部门，并以中央机关为中心，建立起具有铁的纪律和坚定信念的地方组织，以坚定不移的态度执行党中央的战略和策略。
第三，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应该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因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链条中的两个环节，是俄国革命发展的完整过程。这两种革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完成了民主革命之后，无产阶级应该立即转向社会主义革命。
第四，列宁将马克思主张的一个世界整体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演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从而彻底改变了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先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统一世界的基础之上，而后是以消灭国家和民族为前提的。列宁这样一修正，就把马克思设计的两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全部修正掉了，向世界宣布：资本主义不可能统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是消灭国家和民族；相反，他使无产阶级革命变成了国家的和民族的，赋予给各个国家根据自己实践的情况，自由决定符合本国革命道路的指导思想和革命手段的权力。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是非常伟大的，他不仅解放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式思维，更重要的是他让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生存了下来。否则，马克思主义就是昙花一现。
第五，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后，外部的帝国主义势力肯定会通过内部的反动派，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对外必须派出大量的人员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的周边国家迅速组建共产党组织，以保卫苏维埃政权。这些外国的党组织能够获得本国政权更好，如果获得不了，也要把本国内部搞乱，以让它们没有精力对付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对于国内的反动派，就是要实行红色恐怖，建立契卡制度。契卡的全称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是全俄肃清委员会。契卡是俄文的缩写音译。
第六，农民是俄国的大多数，对农民实行既联合、又无产阶级专政是必须的。
第七，列宁主张无产阶级革命不能等到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到发达程度，而应该充分发挥共产党人的主观能动性，利用统治阶级的危机造成的革命形势来发动革命。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内外部矛盾逐步激化，正是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好时机。如果战争发生了则是更好的时机。
第八，列宁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概念给拆开了。马克思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概念等同，在他那里顺手使用，没有分别。列宁根据马克思的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将共产主义分成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称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称共产主义，实行按需分配。列宁这样一分，使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清晰了，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就更加符合社会现实和科学了。中国的革命者接受的就是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离马克思比较远。当然，如果他们真的接受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那一定会认为中国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间还有一万年。
列宁同伯恩斯坦一样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可是伯恩斯坦却被我们批判了100年，而列宁被我们歌颂了100年，为什么？因为列宁的理论在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变成了现实，十月革命胜利了。尽管如此，列宁的理论在当时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阵营里，是被指责为异端邪说的，是受到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广泛批判的。考茨基作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立即认为自己有义务反对它，他认为：“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在考茨基的认识里，俄国的十月革命后所建立起来的政权是没有民主的。考茨基将俄国的十月革命比喻成，一个怀孕的妇女，因为无法忍受怀孕期间的痛苦，就疯狂万分地上蹿下跳而引起的早产儿，指出：这样生下来的孩子是活不成的。“俄国革命的真正遗产将导致农民和产业工人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而不是社会主义”。考茨基一开始还真说对了。
不管怎么说，俄国的二月革命爆发了。不过这次革命不是列宁领导的，而是资产阶级社会党人克伦斯基等人领导、由广大的工人和士兵参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社会矛盾急剧尖锐，革命形势逐渐成熟。记住，这时的革命时机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而是反对沙皇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机。1917年3月12日，这一天是俄国历的2月27日，俄国社会党领导工人和革命士兵在彼得格勒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沙皇政府，统治俄国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垮台了，这次革命称“二月革命”。对了这个社会党就是孟什维克。
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一个是社会党人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它掌握着各级政府的权力机构；另一个是由工人和士兵代表组成的苏维埃，它虽是一个辅助性政权，但却握着彼得格勒军队的实权，并得到了工人的支持。克伦斯基出任俄国的临时政府总理后，不顾及广大工人和士兵的呼声，继续坚持参加世界大战，遭到了苏维埃的反对，两个政权由合作开始变得对立起来。这种形势就给布尔什维克带来了机会，1917年4月，长期流亡在外的列宁回到了彼得格勒。他在党的会议上作了被称作《四月提纲》的报告，列宁指出：俄国革命必须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必须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列宁还号召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准备新的革命。《四月提纲》为俄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吹响了十月革命的号角。
1917年7月，俄罗斯军队在前线的进攻中遭到了惨败。消息传到彼得格勒以后，工人和士兵满腔怒火，他们走上街头，举行示威，要求把全部的权力收归苏维埃。游行遭到了临时政府的血腥镇压，史称“七月革命”。临时政府收缴了苏维埃的权力，两个政府并存的局面不复存在。临时政府在掌握全部权力后，开始大肆搜捕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人群众。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转入地下。8月，布尔什维克党召开代表大会，确定了武装起义的方针。
9月，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克伦斯基政府命令俄军最高司令科尔尼洛夫派军队进驻彼得格勒，企图以武力镇压革命力量，建立军事独裁政权。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广大的士兵和工人粉碎了科尔尼洛夫进军彼得格勒的企图，瓦解了俄罗斯的军队，从而改变了彼得格勒城内的阶级力量对比，布尔什维克党夺得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布尔什维克党于10月25日成立了武装起义的领导机关——军事革命委员会。并特别命令“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沿涅瓦河畔开近冬宫，以便有效支持彼得格勒的武装起义。
当“阿芙乐尔”号接受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以后，舰长却以冬宫附近水域过浅、无法停靠为由，拒绝执行命令。舰上布尔什维克党水兵经测量河水之后，果断逮捕了舰长，而后按照要求及时将巡洋舰开到了指定地点。正当起义按计划加紧准备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将起义计划泄露给了临时政府。克伦斯基立即调军队和士官对彼得格勒各战略要点进行了警戒，并企图来个黑虎掏心，占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列宁决定提前举行起义。11月6日，“阿芙乐尔”号接到急电：“用你们指挥的一切力量恢复尼古拉耶夫大桥的交通。”接到急电后，“阿芙乐尔”巡洋舰开到尼古拉耶夫大桥，迅速打退了士官生，守住了彼得格勒城市交通的要冲。军事革命委员会还通过“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无线电台，向彼得格勒和其他地方继续发布若干紧急命令。
1917年11月6月深夜，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开始，到次日凌晨，起义者迅速占领和控制了彼得格勒的主要战略要点，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仓皇逃跑。11月7日上午，列宁发表了自己起草的《告俄国公民书》，宣告临时政府已被推翻，政权已经转归苏维埃。“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电台迅速抄收并播发了这份历史性的文献。然而，临时政府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拼凑了2000多名军官和士官生，龟缩在冬宫里，负隅顽抗。于是，攻克冬宫的围歼战打响了。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1-28 17:19
1917年11月7日晚9时45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一门6英寸口径的大炮打出了一发空弹，这是向冬宫发起总攻的信号。刹那间，赤卫队和革命士兵潮涌般地冲进冬宫，与临时政府的残余势力展开激战。到8日凌晨2时许，冬宫的楼顶上升起了红旗，象征着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堡垒终于被摧毁了，临时政府的内阁成员遭到了逮捕。
当晚，召开了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通过了《告工人、士兵、农民书》，宣告临时政府被推翻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同时通过的还有《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大会批准了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政府骨干包括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内务人民委员李可夫、外交人民委员托洛斯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代表大会最后选举出自己的领导机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谴责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罪行，建议各交战国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
在彼得格勒起义的影响下，到1918年3月，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苏维埃的首都也从彼得格勒迁到了莫斯科。就在这时，协约国对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实施了大规模的武装干涉，苏俄国内反革命势力趁机举行叛乱，国内战争爆发。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猖狂进攻，苏俄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胜敌人”的口号，把各项工作都转入战时轨道。为了把所有人力物力都集中起来用于战争，苏俄陆续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规定实行余粮收集制，要求农民按照国家规定的数量上交粮食和其他农产品；除大工业外，中等工业也收归国有，对小工业则实行国家监督；取消自由贸易，实行粮食和日用品的配给制，全国成人实行劳动义务制等。这一系列措施被统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这些政策是在国内战争和经济被破坏的环境下被迫采取的，虽然为捍卫苏维埃政权，赢得国内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却给俄罗斯的农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广大的农民生活困苦，到处是因为饥饿而逃荒要饭的人，一群群饥饿不堪的老人、幼童倒卧在路旁，呻吟转侧。更为悲惨的是，没有活路的农民举家自焚，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农民们实在忍无可忍，从1919年春天开始举行反对苏维埃的起义，到1921年春两年的时间里，已经多达上百次。农民们在俄国一直没有起义过，到了苏维埃时代却起义了，说明农民实在是难以生活下去了。农民们反对余粮收集制的暴动，开始波及到城市，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出现了紧缺，从1921年春天起，工人们开始纷纷罢工。农民、工人们起义的起义、罢工的罢工，他们的士兵儿子们也坐不住了，1921年2月28日，喀琅施得的水兵发动了起义。本来苏俄的水兵一向是布尔什维克所倚重的武装力量，曾被誉为“俄国革命的骄傲和光荣。”现在，连他们居然都举行了反布尔什维克的起义，可见形势恶化到了什么程度。水兵们提出“取消共产党的特殊地位”、“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等口号，而且他们是以捍卫十月革命原则的名义、不受共产党人的破坏为理由，要求实行自由选举、自由贸易，“为劳动人民的真正权力而斗争。”
面对着俄罗斯的紧张气氛，特别是喀琅施塔得这场所谓的“穿着军装的农民暴动”，考茨基的批判和指责正在变成现实。列宁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是什么将苏维埃的支持者推向了反面？为了找准问题的症结，列宁走下去、请上来，深入普通的农户中间，征求意见，倾听呼声。1921年的春天，莫斯科的大街小巷仍然被漫天的风雪席卷着，克里姆林宫内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列宁正在接见全国各地来访的农民。
一位农民说：“土地属于我们，面包却属于你们；水属于我们，鱼却属于你们；森林属于我们，木材却属于你们”。还有人说：“在实行余粮收集中，懒汉和勤劳的人都同样摊派，这太不公平了”；“余粮收得太多！请给我们定个标准，要不，我们会把春播的种子都吃掉。”“要使农民看到好处，怎样才能使人们看到好处呢？很简单，按百分比收集余粮。”
听了农民代表的广泛发言之后，列宁以凝重的语调说道：“我知道当农民的一切被拿走，而给他们的东西又是那么少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是何等艰难！我了解农民的生活，我热爱他们，尊敬他们。我请求大家再稍微忍耐一下。”在深入调查、研究、思考的基础上，列宁反思了近年来苏俄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直言不讳地坦承自己的错误。
“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他说：“余粮收集制已经不能继续实行下去了。这种政策早就应当改变了。在这方面我们目前也许正处在建设的最困难时期。如果用党的工作同高等学校的四年级课程相比较，那么，我们正在参加从三年级到四年级的升级考试。”“我们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是学习。我们应该用农民们所熟悉的方式治理经济，恢复自由市场，我们要准备好进一步、退两步。”
1921年3月，俄共（布）召开第10次代表大会，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决议废除余粮收集制，实行粮食税。列宁选集中的《论粮食税》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政策，被称为“新经济政策”。苏俄开始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在农村恢复了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从而有效地缓解了国家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然而，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推行的集体农庄则一再打击农民的生产的积极性，尤其是他所推行的“剪刀差”政策，使苏联的农业生产水平，几十年来停止不前，使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成了对农民的专政。
斯大林在执政期间，就他的经济政策有一段著名的理论，他说：要搞工业化，就必须进行原始积累，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始积累对内靠的是压榨人民，对外是掠夺他国的财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既不能压榨国内人民，又不能抢劫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向资本主义国家借钱，他们又不借给我们，怎么办？只有不发展工业。可是不发展工业，尤其是不发展重工业，就没有办法保护国家，确保苏维埃政权的安全。为此，他设计了两个方面的理论，一个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理论；一个是利用“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套取钱来进行资金积累的理论。
学过政治经济学的都知道，里面有一个列宁设计的计算公式，这是一个计算错误的公式，这个错误的公式显示的国民经济发展的先后次序是重、轻、农；而正确计算的结果是农、轻、重。斯大林就是利用列宁的这个错误的计算结果，作为他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理论依据，有一点数学常识的人都可以纠正这个错误的计算，可是斯大林却指鹿为马了60年。
什么是“剪刀差”？就是将城市里生产的工业品高价卖给农民，将农民的粮食和农作物低价收购上来，这样，中间就就有一块很大的利润。国家把这块利润积累起来用于搞建设。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搞公有制吗？就是怕这一块资金落入私人的手里；知道为什么要反对私人做买卖吗？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谁做生意都会赚钱；知道为什么一定要严厉打击贪污、浪费吗？因为这样可以节约下来国家财政的每一分钱；知道为什么实行平均主义吗？因为只有这样，大家才没有怨言，才不会反对政府，反正大家一样穷吗。
斯大林的这个经济理论，是在经济学上一直无法占得住脚的霸王经济理论，我们现在批评起来好像非常理直气壮，可是大家知道吗？正是这种看似是强盗般的经济理论，挽救了苏联的命运。记住，国家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为了国家，民众有的时候就得勒紧自己的裤腰。因为，斯大林的经济政策虽然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但在20年时间里为苏联发展出来一批重要重工业项目。当希特勒侵入苏联边界时，斯大林已经在工业上做好了迎战他的准备。因此，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斯大林的经济政策远比任何一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都伟大。
1919年2月3-10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在瑞士伯尔尼召开，史称伯尔尼国际。大会在民主与专政的问题上对布尔什维克党大加报复。1920年7月31日至8月5日，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再度在日内瓦召开，大会经过讨论决定，正式恢复大战爆发后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的第二国际。在大会上，各国党在战争罪责、民主与专政、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问题上统一了认识，形成了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对立的社会民主主义，从而在“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制度和第二国际的民主制度之间划分了界限”，为国际在组织上的彻底分裂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列宁为了扩大自己党的影响，和向外输出自己的革命，也与1919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它以布尔什维克主义为指导，以俄国道路为榜样，并以在世界范围内推行世界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己任。会后，他们向世界的主要大国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发动成立各国的共产主义小组。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共产党代表来到了中国，他先找到了李大钊，李大钊把他又介绍给了陈独秀。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它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俄国各地区的被压迫民族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从1917年到1921年，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宣布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外国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严峻形势下，它们建立了密切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方面的联系，签订了相互合作条约。1922年8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专门委员会，由斯大林主持工作，负责讨论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问题。9月，委员会通过了斯大林提出的《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同各独立苏维埃共和国的相互关系的决议草案》。这个“自治化”方案严重削弱了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独立自主权，各苏维埃共和国在讨论这个决议草案时产生了严重分歧，少数赞成，多数反对。
列宁严重批评了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他认为各苏维埃共和国必须保持平等的地位，联合成为新的民主联盟建立平等的、民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家。他坚持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联邦（包括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必须按照自愿和平的原则加入新的联邦制国家，建立新的全联盟中央机构。根据列宁的建议，委员会重新制定了联合决议草案，确认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联邦共和国，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必须缔结关于组成新的联邦制国家的条约，选举新的全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统一联邦制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批准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宣言》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条约》，宣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1924年1月，苏联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把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形式固定下来。
1923年5月21-25日，伯尔尼国际和第二国际及其所属的40多个党派代表在汉堡召开合并大会，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共产国际及其成员党的的所属组织被排除在外。大会通过了批评和反对俄国的决议，宣布自己推行的是与“专制的社会主义”相对立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以这次合并大会为标志，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形成了两个中心，国际工人运动的分裂进一步加深。在这个情况下，共产国际左派将它视为敌手，而不是合作的对象。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三次扩大全会通过的《汉堡代表大会决议》中：“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对者，他们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各自代表着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间相互矛盾的利益。------这是共产国际在工人运动中最后一个敌手。”这种错误的观点，在1924年6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更是以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会议认为，欧洲国家的社会党普遍“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左翼”，成了资产阶级的第三党，甚至还成为“法西斯主义的一翼”。此外，斯大林对国际形势的错误认识，更加导致共产国际在“左倾”道路上越走越远，并且错误地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共产党内进行“布尔什维克化”运动，这就彻底地破坏了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
国际上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与共产国际的对立，国内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的对立，对当时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产生了消极影响。特别是对20年代初即以出现的法西斯主义，不管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还是共产国际都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认识，并且低估了法西斯的势力，从而妨碍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什么是法西斯？就是国家民族主义；什么是纳粹？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和纳粹的崛起，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和共产国际都以为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种新的形式出现了，自然是欢呼的，怎么会反对呢？
1939年8月24日，苏德签订了为期10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共产国际遵苏联之命，完全抛弃了“七大”路线，绝口不提反法西斯主义问题，反而要求各国共产党同英法进行斗争。《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共产国际政策的急剧变化，给整个国际工人运动造成了严重后果，使本来就对苏联和共产国际联合反法西斯持犹豫态度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做出了强烈反应。1939年8月28日，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委会向各国社会民主党发出号召，要求它们立即“终止同共产党的任何关系。”随着德意志法西斯在欧洲的胜利，社会民主运动遭受了极大挫折，一些社会党被取缔或被迫转入地下，特别是1940年5月，希特勒法西斯侵占比利时之后，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被迫停止活动。共产国际已经声名狼藉，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后，也于1943年6月宣布解散。这样，两大国际工人组织都因为法西斯的猖狂进攻而完全停止了活动。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1-29 16:08
五十七
韩非道：兵宗，世界上有共产主义者吗？
姜子牙道：法宗这句话问得有意思，就我考察还是有的。比如黄帝，他就是一个，他为人民创造了无数的财富，可是没有给自己留下一点点。
韩非道：我是说的马克思所定义的共产主义者。
姜子牙道：这要看这个人所处的角色和位置了。如果一个人不分种族、国家，投入到世界上穷人反抗压迫的斗争中，或者是民族解放的斗争中，那就是共产主义者，比如白求恩。其实南丁格尔也是，她为了救助病人，尤其是穷病人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韩非道：我是想问你，列宁是吗？斯大林是吗？
姜子牙道：他们理论上是，但实际行动中都不是，他们要求别人是，而自己不是。
韩非道：兵宗怎么这样说呢？
姜子牙道：当列宁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一国或几国内首先取得胜利的那一刻，他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马克思为什么主张在全世界范围内一起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共产主义是没有民族和国界的。而当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去奋斗时，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因为，这种革命是有国家和民族界限的，在革命的过程中，一定会为了维护本国民族利益，而去伤害和削弱另一个他认为会威胁他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国家和民族的。
韩非道：列宁可是组建了共产国际的，那不也是为了支持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吗？
姜子牙道：名义上是如此，但实质不是。苏俄革命仅此一家，在国际上是孤立无援的，帮助别国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指导别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一是为了建立联盟，万一有哪一个国家也建立了相应的政权，岂不打破了国际上的封锁？二是在世界上建立国际纵队，即使不能给苏俄以政治经济援助，也可以搅乱国内局势，让他们的国家内部忙于内战，无暇顾及攻击苏俄。共产国际是苏俄圈养的，它在国际上做的越来越过分，没有一点威信了，只得自己摘了牌子。
圣人道：兵宗此话说的甚是。共产国际在世界上没有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苏联大兵扶持起来的。中国的革命如果没有毛泽东，也早就失败了。共产国际的所作所为，只能反证斯大林的民族主义。
姜子牙：对，就是这样，列宁是一个革命者不假，是一个主张工农坐天下的革命者也不假，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这不是在损他，而是在赞扬他。他在获得了政权之后，就更明白了国家和民族利益是高于一切的，他的继任者斯大林尤是如此。因此，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好理解苏俄与我国即将发生的一切关系。
圣人道：是的。苏俄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看也许没有什么错误，但对中国的伤害可就大了。
姜子牙道：苏俄在建立后，对中国采取了远交近攻的政策。就是远交孙中山和冯玉祥，近攻张作霖。
韩非道：张作霖在中国的历史书上可不是一个正面角色，攻击张作霖有什么不对吗？
姜子牙道：张作霖反俄反共，有60%的责任是苏俄造成的，张作霖的责任最多占40%。我们知道，张作霖是东北王，十月革命爆发后，哈尔滨的俄工农兵苏维埃组成临时革命委员会，并与布尔什维克党组成了“城防委员会”。11月2日，布尔什维克哈尔滨支部发表《告满洲全体公民书》，号召东北地区的民众支援俄国十月革命。并于12月12日，同哈尔滨俄工农苏维埃发表《告公民书》称：“自本日起，哈尔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即为国家主权正式代表，所有国家及公共机关均受本委员会管辖，凡本委员会发布的政见即为正式命令。”12月14日，哈尔滨工农兵苏维埃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撤销由沙俄任命的中东铁路局局长霍尔瓦特在中东铁路管理局的一切职务，任命布尔什维克党工人斯拉夫为“主持中东铁路管理局政治与外交事务委员。”随后，哈尔滨俄工农兵苏维埃又派普拉诺夫为驻哈尔滨领事，而沙俄任命的驻哈副领事波波夫在遭到布尔什维克驱逐之后逃入了东北内地。
韩非道：这是什么事儿？这可是在中国，布尔什维克怎么能在哈尔滨自行其是呢？这不是没有把张作霖放在眼里吗？这不是不尊重中国的主权吗？
圣人道：这就是俄国沙皇主义留在这些布尔什维克者骨子里的东西，他们根本没有考虑中国国民政府和张作霖的感受。或者说，根本没有把张作霖放在眼里。
姜子牙道：是的。他们草率而鲁莽的行为，成为英、美、法、日等国借以攻击苏俄的借口，他们以保护自己的侨民及利益为借口，纷纷要求中国政府限制俄工兵苏维埃的活动，英国驻华公使则直接要求中华民国政府出兵维持哈尔滨秩序。为了防止在东北有兵的日本人介入，1917年12月1日，中华民国外交部会商东北巡阅使张作霖电告吉林督军选派军队，开赴哈尔滨震慑俄“激党作乱。”12月20日，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陆征祥照会苏俄公使，宣布中方决定“以实力赞助霍尔瓦特，维持北满秩序。”12月28日，哈尔滨俄士兵苏维埃主席流基及其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军队4000余人，被缴枪后遣送出镜。随后中东铁路沿线富拉尔基、博客图、碾子山、孔兰屯军地，倾向于布尔什维克党的军队亦相继被奉军解除武装递解出镜。霍尔瓦特等恢复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职务后，便把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作为反苏俄的基地和大本营。苏俄政府表面没有做出什么反映，暗地里却派出无数“契卡”人员进入哈尔滨，使哈尔滨一片混乱，成为东北局势动乱的策源地。张作霖便以维护该地区的秩序为由，收回了中东铁路权，并在日籍顾问的鼓励下，强化了对东三省及相邻的苏俄地区边境管理。他甚至以整个中俄远东地区监管人的身份，把收回中东铁路权及强化边境沿治安的告示，电告给与中国东北相邻的6个俄属地方政府，即贝加尔、后贝加尔、阿穆尔、萨哈林、滨疆区及勘察加，而这些地方行政当局，竟没有一个表示抗议和回绝的。在这个问题上，张作霖做的有些过分了。
韩非道：这是半斤八两，各有50%的错误。但是也和列宁有关。早在1900年12月，列宁曾经在《火星报》上撰文，强烈谴责沙俄政府抢修中东铁路，并利用该路出兵中国东北。十月革命前也曾声明：我们俄国工人和农民决不赞成强制保留任何一块非大俄罗斯的地区和殖民地。1917年12月，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沙俄和一切国家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外国的一切特权。在中东铁路问题上，采取的是坚持中俄合办并允诺中国可以“赎回”的政策。1919年7月25日，苏俄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汗发表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北、南政府宣言》，称：“俄国莫斯科苏农政府副外交委员加拉汗遣员送致通牒于中国，请正式恢复邦交。声明将从前俄罗斯帝国时代，在中国满洲及其他各处以侵略手段取得之土地一律放弃；并将中东铁路矿产、林业权利，及其他由俄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霍尔瓦特、谢米诺夫、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取得之各种特权，及俄商在中国内所设立的一切工厂，与俄国官吏、牧师、委员等不受中国法庭审判之特权，皆一律放弃，返还中国，不受任何报酬。并放弃庚子赔款，勿以此款供前帝俄驻北京公使及各地领事”。这说明苏俄明明放弃了中东铁路的全力。甚至俄国沙皇侵占东北和西北的土地都可以收回来。
姜子牙道：法宗有些天真了。这只不过是苏俄采取的一项策略，为的是缓和同中国东北的紧张局势，不至于在欧洲反俄联盟进攻时，受到东方中国从背后的进攻。但是，当局势稳定以后，苏俄在对中国的外交中，民族利益和帝国心里便开始主导一切。1920年9月27日，在加拉汗签署的第二次对中华民国的宣言中已经没有了上述内容，并且开始插手中国外蒙古事宜。在徐树铮将军将外蒙古收回后，苏俄就开始动外蒙古的脑筋，它们先是发表声明试探，然后指示共产国际的“共产国际蒙藏部”，派人深入外蒙古组建共产党小组。
圣人道：1920年11月17日，联共（布）会同共产国际，开展有关帮助外蒙古推行革命的统一战线，反对中国军阀统治的探讨。在苏俄政府及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下，外蒙古境内产生了一个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蒙古人民党。1921年1月1日，蒙古人民党在恰恰图市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口号是：在苏联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领导与支持下，团结各界民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并为争取民族统一和社会解放而努力奋斗。会议还决定联合境内所有的游击力量组成统一的革命武装组织，即蒙古人民革命军。同年3月13日，在恰恰图市举行了由外蒙古地区各旗的劳动代表、各游击队组织代表及各革命党派代表参加的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在苏俄政府倡议下，大会决定成立蒙古临时人民政府。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有，对中国来说，蒙古人民党就是一个分裂组织，蒙古人民临时政府就是一个分裂的政府，它为苏俄入侵我外蒙古奠定了基础。
韩非道：就在外蒙古成立蒙古临时人民政府时，1921年4月中旬，北洋政府在天津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其主要内容和议题就是外蒙古的局势问题。与会者认为，当前外蒙古的危机不但威胁到了张家口，而且还威胁了北京。为此，会议决定任命张作霖为“蒙古经略使”，政府拨款300万美元，命其统领10万军队，迅速开赴外蒙古，收复失地，并歼灭翁格恩的白俄“亚洲师”，防止苏俄红军进入外蒙古。然而，当张作霖统兵到达张家口时，势单力薄的翁格恩就知道自己不是张作霖的对手，便在日本人的周旋下，向张作霖表示：“本人一直崇拜张大帅，如有可能，我愿与张大帅结盟，并听从您的调遣。”张作霖本来就是一个土匪，没有国家利益的大局观，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不仅接受翁格恩的投降，而且还让他继续在外蒙古为所欲为，从而为苏俄出兵外蒙古越境打击翁格恩匪军，提供了借口。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1-29 16:09
姜子牙道：1921年6月16日，苏俄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就单方面做出了向“蒙古发兵”的决定。在进军的前一天，才向中华民国外交部来电，声称苏俄红军是应“蒙古临时人民政府的请求进军蒙古”的，“苏俄部队进入蒙古的目的是帮助中国剿匪，保证尊重中国主权。”许诺“一俟大功告成，俄军即退出蒙境”。6月15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切切林致电中国外交部称：
中国北京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鉴：
俄劳农政府自成立以来，屡次表示愿与中国联络，敦笃两国邦交。现惟一主义，在尊敬中俄两国主权，以去公敌，此公敌即白俄领袖翁格恩是也。现白军聚集蒙古中央，以抵御俄军及华军，军事日形扩大，致使俄军不得不经过蒙古边境以与彼战。
查俄军与翁格恩作战，实于中国有利而无害，俄共和国为协助中国起见，去除徒匪，而保存中国主权，此为俄军与翁格恩作战惟一之原因。一俟大功告成，俄军即退出蒙境。俄国政府以为翁格恩亦为中国之敌。此次与彼作战，实是增中俄两国之睦宜，而益臻亲善也。俄劳农政府外交人民委员切切林叩。六月十五日。
苏俄是嘴上说一套，实际上干的是又一套，它们出兵的真是目的实际上就是想挑动外蒙古独立。对此，张作霖及当时的中国政府很清楚，所以，坚决反对苏俄出兵外蒙古，并一再重申对外蒙古的主权。然而，苏俄一方面与中国打文字官司，另一方面则让苏俄红军势如破竹般地进入蒙古腹地。经过近20天的激烈战斗，苏俄远征军击溃了翁格恩的“亚洲师”，并于1921年7月6日占领了翁格恩的大本营库施。两天后，即7月8日，蒙古临时人民政府由恰恰图迁往库伦，与该政府同时抵达的还有被苏俄远征军护驾的蒙古八世活佛哲布尊丹巴。苏俄未经中国同意就大举出兵外蒙古，让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国的“蒙古经略使”张作霖无比愤怒。他们通过外交渠道向苏俄抗议道：这是苏维埃政府背信弃义的行为，是对加拉汗对华宣言的否定，是对中国领土的蓄意侵犯。而苏俄政府的“红军进驻蒙古是应蒙古临时人民政府之邀请剿灭匪徒”之解释全是自欺欺人之说，中国一概不予接受。
圣人道：为了应对张作霖和中国政府的不满，苏俄又玩起了两面派手法。1921年7月21日，切切林在给刚从中国回国的苏俄远东共和国外长依-尤利的电函里说：“看来与中国及军阀张作霖的敌对关系正在日益加剧。请您再返北京，本着确保外蒙自治，又承认中国对外蒙宗主权的基本原则，再次与其展开谈判。要与他们讲清楚：我们在外蒙古的军事行动完全是为了打击翁格恩匪帮。要让他们知道：翁格恩也是他们的敌人。我们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只要我们肃清了那里的匪帮，就立即从那里撤军。”口头说的如此好听，实际上在剿灭翁格恩匪帮后，苏俄不仅没有从外蒙撤军，而且还于1921年11月5日，在莫斯科与蒙古代表签署了《苏蒙协议》，使苏俄驻军变为合法化。这一有损中国主权的《苏蒙协议》，更加激化了苏俄与中国政府及张作霖势力之间的深刻矛盾。
姜子牙道：张作霖是个典型的土匪，他对付苏俄的办法不是通过政府的外交渠道与苏俄交涉、或者出兵对仗，而是使用损招。他把流亡在东北的俄罗斯的沙俄军队统统召集起来，组织了一个专门对付苏俄的沙俄军队，由大白匪谢苗诺夫统领，天天骚扰苏俄的边境。苏俄在外蒙古与张作霖的较量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可是在东北却失去了中东铁路经营权和边境的安定。因此就对张作霖怀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后快。苏俄多次致电中国政府外交部，指责：中国东三省最高军事长官对白匪军在中俄边境袭击苏俄军民“漫不关心”，批评中方所说的“卸降白匪武装，也只为形式上处置，实际上颇为优遇，于白党首领以完全举动自由。”张作霖早已让中国外交部想好了对付苏俄的外交辞令。由于中俄当时没有复交，苏俄对张作霖实在是无计可施了，就决定实行远交近攻。斯大林向中国南方政府派出了外交部大员找孙中山，表示愿意支持孙中山北伐；同时指示共产国际抓紧在中国组建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由陈独秀率领在南方与孙中山合作，支持孙中山北伐；一部分由李大钊率领，在北京成立北方局，专事与张作霖作对的活动，比如策动冯玉祥和郭松龄反对张作霖。李大钊此后充当了苏联人倒张的急先锋，为苏联人谋取在外蒙古和东三省的利益出力，所以，他的死也就在所难免了，而且他的死就是自己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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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王道：目前就到这里吧。大家知道了上述的历史事实后，就会知道一切从苏联回国，并奉共产国际指示行事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论是谁都不过是苏联人的走狗。是毛泽东把他们挽救成为了民族英雄，否则，他们都可能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耻辱的记录。所以，在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时，一定要抱着这样一个观点来看。只有这样，大家才会知道毛泽东到底有多么的伟大了；同时，通过上述历史事实的讲述，大家应该知道，中国共产党是经过毛泽东再造的，所以，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真正的祖宗。不过，欲知详情，还是交给你们三位去讲吧。
圣人、姜子牙、韩非皆躬身道：领旨遵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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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筱欣奕奕    时间: 2015-1-30 05:53
跟着读文，学历史。
拜读学习，关注下文，问好常老师{:soso_e160:}
作者: 筱欣奕奕    时间: 2015-1-30 05:57
洪言讷 发表于 2015-1-28 14:37
此书已看了个大概。才开始认为，用神话、演义的方式写近当代史，尤其是像毛泽东这样的重量级历史人物 ...

问好洪老师，欢迎来社区交流。您的建议非常中肯！
求多批评指教，奉茶问好:handshake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1-30 16:49
  第十五回    今日向何方    高路入云端

                                      五十八
1921年1月1日，长沙城大雪纷飞。常言道：瑞雪兆丰年。苍天似乎在告诉人们，新的一年，长沙将有一个新的收获和发展。
在毛泽东所办的文化书社里，新民学会会员正在召开会议。为什么要召开这个新年会议呢？因为，在1920年7月5日至10日，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巴黎附近的莱达尔尼举行了会议，会议上，蔡和森提出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但是，用什么办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呢？他们发生了意见的分歧。蔡和森等会员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另一部分，以萧子升为首，主张“温和的革命”，用教育作工具。会后两派分别给毛泽东写信，请他发表意见。
在毛泽东接到他们的来信后，进行了仔细的思考。其实，他并不赞同共产主义，当陈独秀让他组建共产主义小组时，他就只同意组建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回到了长沙后，1920年的11月份，就和何叔衡、易礼容组建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他认为社会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切合中国的实际。但是，列宁的共产主义已经在俄国取得了胜利，因此，把列宁主义当作一个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武器来用，也是未尝不可的。主意思定，毛泽东在12月1日，分别给蔡和森和萧子升去信，表示不同意萧子升的意见，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为了统一新民学会会员的思想，把列宁主义当作新民学会改造社会的武器，毛泽东召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举行了新年大会。
毛泽东说：“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致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和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至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毛泽东的发言是针对会员中，有人提出用“改造东亚”，来代替“改造中国和世界”而发表的自己的看法。这次会议，共开了3天，第一天，就是确定新民学会今后的目标，经过充分的讨论，最后确立“改造中国和世界”是新民学会的方针。自此，“改造中国与世界”也就变成了毛泽东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第二天，与会的会员们就各种主义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毛泽东最后作了总结性发言：
“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社会政策(注：这是19世纪70年代德国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社会改良主义，后来流行于欧美以及日本，20世纪初传人中国。社会政策提倡主张阶级协调，由国家或其他社会力量制定劳动法规，实行社会保险，成立工人组织，兴办福利，救济失业等等，来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
2，社会民主主义（前面我们介绍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主张的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说白了就是主张议会民主制，通过合法的斗争取得政权，也就是社会改良主义。）；
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主义。罗素，英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早年加入费边社和英国工党，又信仰过吉尔特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曾到俄国考察。1920年至1921年来中国讲学，先后在北京、长沙等地讲学、演说。在这些演说中，他表示相信‘共产主义是一种好学说，’但主张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来实行’，和实行‘平民专制’，认为中国首要的事情是兴办教育和实业。罗素的主张在当时中国学术思想界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对长沙的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萧子升就是接受了罗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5，无政府主义（这是19世纪中叶出现于欧洲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它否认任何国家和政权，否认任何权力和权威，鼓吹绝对自由、极端民主，主张建立一个‘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这种思潮在‘五四’运动前后，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曾经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当时长沙的工会组织就信奉无政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1月3号，与会的18人，在讨论之后进行表决，赞成列宁主义方法的有毛泽东、何叔衡等12人，赞成温和方法1人，赞成资产阶级民主方法的有2人，未表态的有3人。此时，毛泽东确定了自己的理想是“改造中国和世界”，方法是动员民众，直接目标是让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农当家做主，使用的武器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一种激烈的方法，选择这种方法，就意味着从此远离了安宁和平静，就意味着要冒生命的危险。毛泽东已经没有了父母，他的家人就是杨开慧了，他如实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她。
杨开慧是一个非凡的女性，她无条件支持毛泽东的决定。杨开慧写道：“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有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共一个命运！”
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写了一封信，告诉他陈独秀已在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并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毛泽东这时已经确定唯物史观用来分析历史的发展过程是正确的，因此，他开始用唯物史观来梳理和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现实。至于对辩证唯物主义，他还没有完全弄通它是否完全正确，所以，他没有表态。
在长沙开完新年年会，他领着新婚妻子和毛泽覃回到了韶山过春节。刚回到家，屁股还没有坐热，15岁的菊妹子就哭着跑了回来。毛泽东忙问出了什么事？毛泽民告诉他：菊妹子的亲姑妈要把她嫁到肖家，给她选择的女婿还不到9岁，菊妹子不同意，哭着闹着要退婚。菊妹子是怎么一回事？菊妹子父母死的早，在9岁时过继给毛顺生做女儿，她现在就是毛泽东的妹妹。见菊妹子要退婚，毛泽东一口答应下来，他告诉毛泽民：“收了人家的 礼，要如数退还给人家。让菊妹子跟我去长沙，同泽覃一起去上学。”
毛泽民说：“家里起了一次火，把屋给烧了，修屋花了不少钱。安葬两位老人也花了不少的钱。屋漏偏遇连阴雨，前些时候，又遭到了败兵勒索和土匪抢劫。现在家里没有多少剩余的钱了。”
毛泽东想了想对毛泽民说：“国难当头，民不聊生，我和开慧决心投身革命事业。泽覃、菊妹子都跟着我去长沙。我看你们也别留在韶山了，恐怕我革命会连累着你们？”
毛泽民感到很为难，说道：“我们也想去长沙，可就是这大片的家业------。”
毛泽东说：“这有什么难嘛？家里的房子可以借给劳苦的族人去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卖了稻谷和猪，全部还清；别人欠我们的，能收回的就带去长沙用，收不回的就算了。那几头牛，还是让别人牵去喂，要春耕了，人家用得着，剩下的谷子分给手下屋场的人吃。”
就这样，毛泽东处理了自己的家产，把全家人都带上了革命的道路，可谓是举家为国。过了春节，一切安排妥当，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毛泽覃和菊妹子回到了长沙。随后，毛泽民在家先退了菊妹子的婚事儿，然后按照哥哥的吩咐，处理了家里的财产，和妻子一同来到了长沙。在长沙，毛泽民在第一师范附小担任庶务；毛泽覃还在一师附小读书；菊妹子进了建本女子职业学校，毛泽东为她取了一个学名叫毛泽健。
毛泽东有睡前看书的毛病，杨开慧已经睡下多时了，毛泽东还在看书。这一晚他随手拿了一本中国历史故事书翻看，又在无意中看到了后羿射日。毛泽东很喜欢神话故事，因为，神话故事可以带来灵感和想象的空间，让他可以展开思想的翅膀，信马由缰地在无限的空间和时间里自由驰骋。他看着熟睡的妻子，把她想象成了月宫中的嫦娥，而把自己想象成可以射落太阳的后羿。现在天下纷争，大小军阀割据，不正是十日乱天吗？想着想着他睡着了。梦中，自己正在准备和太阳作战，忽然来了一个高大的神人出现在他的眼前。只听这个神人对他说：“你不是后羿，后羿是我。你不要抢我的天下。”毛泽东感到很奇怪，就问他：“你是后羿，那我是谁？”只听后羿说：“你现在是我的内弟，我是你的族亲姐夫。我们是一家人，记着，可不要同我争天下。否则，就别怪我六亲不认。”说完，就转身而去。毛泽东是个不信邪的人，是个你让他向西、他就偏向东的人。毛泽东梦中向着后羿的背影大声说：“天下是人人之天下，岂能让你独霸？何况是有德者方可居之？你后羿有德吗？”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1-30 16:50
后羿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在干什么呢？蒋介石在奉化过完了1921年的新年，劝驾的函电像旋风一样向他刮来。但是，蒋介石的感觉并不好，党的领袖、故旧朋友如此函电交驰，劝他赶赴沙场，是真的高看自己吗？并不是。他想到了廖仲恺信中的不逊之词，戴季陶造访时的声色俱历，尤其是党中的大佬对他的讥讽言犹在耳。这些人怎么可能觉得他蒋介石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呢？无非是将自己视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马前卒而已。所以，蒋介石不想就这样轻易答应赴粤，可是对此又不能置之不理。于是，他在1月4日分别给胡汉民、廖仲恺回信：
“------弟对党对友，不敢存一分偷安之心，亦不敢作出丝毫矜张之气，而于爱我诸公，更不愿有些敷衍客气之意，以自暴弃。------兄等爱我，谅能曲宥愚拙，不即以此见外乎。弟对粤事，终抱怀疑不安之态，孙先生督师，更不放心。------今日竞存（陈炯明的字）对先生，如当二人看待，则将来毫无结果，可以断言也。”
第二天，蒋介石又给戴季陶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对二人争吵之事：“事后思之，自愧更是又自笑。为人不自爱惜，暴弃傲慢，一至于此，有何面目以对良师益友耶。兹引曾涤生（曾国藩）诫其弟------家书一节，以为我二人取照宝鉴，则往后之交谊，益加深挚，未始非因此而玉成也。”
1月10日，蒋介石接到张静江1月7日所写信函，告诉蒋介石两件事：一是孙先生来电，促他赴粤；二是为他代认恒泰股份，同时还劝他和戴季陶主动和解。其他人的敦请，蒋介石可以拒绝，但是孙先生亲自电促，他再置之不理，就于心不安了。或许是怕伤了与孙中山之间的感情，1月10日，他埋头一天，起草了一份《军事意见书》，提出了对时局、对于军事准备、对于北方出兵准备等9个方面的意见，邮呈孙中山。同时，又给粤中老资格的党人古应芬5日的来函写了回信，告诉他自己拟于两个星期之内启程赴粤，并请他将此函转请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一阅。
随后他又接到了孙中山、邵元冲、杨庶堪、胡汉民、陈炯明等人的通电，并接到了戴季陶的来信。戴季陶在信中对蒋介石提出了批评：“------兄之自我之强，有不可挡者，然而杯酒失意，辄任性使气，不稍自忍，以此出世，深虞招祸；即不能，亦不足碍事业之成功。------至于遇事忍耐而沉静，以中正和平自持一层，即兄居家亦宜如是，对于家人、雇仆、同乡、戚友，更不宜动辄任性使气，有不如意，则骂詈随之。------静江与弟皆认为忠厚和平为先生惟一优点，------甚愿与兄共勉学之耳。------”
蒋介石看完了戴季陶的信，回信说：“------吾谓先生待友，其善处在简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静江待友，其善处在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而兄之待友，限格太严，锋芒太露，度量不甚宽在，此其所以逊于孙先生与静江也。------粤中自成风气，熟有孙先生之以诚待人者，而其内容复杂，尤非吾兄所尽悉。如此对我个人言之，召之即来，此等何事，而谓吾能忍受之耶！气度太偏狭，则或有之，然吾人妄自尊大固不可，轻自菲薄，亦何可为耶？趋炎附势，夤缘于权豪之门；贪位恋栈，乞怜于无情之友，是岂吾辈自重党员人格之道乎？”
给戴季陶回信的第二天，蒋介石又给陈炯明复电，并上书陈述战略，他答应陈炯明，不日赴粤。1月27日，蒋介石离开奉化，前往上海。见到张静江道：“先生及诸位同志函电叠催，不去于心不安。”然后向张静江报告了各人函电概要，并袒露心迹：“然则，说是出兵讨桂，孙先生至今尚未发布动员令，讨桂到底能不能付诸行动，尙属未知中，弟此去，实在为时过早。”
张静江说：“去，还是要去。介石此去，足慰众望。”
蒋介石说：“二哥，弟思维再三，今后决心对于自己的地位，始终以个人名义赞助孙先生及竞存兄，如无军械自练军队，凡有职责，一概不受，以为藏拙养精之地。此时若盗虚名而无实际，一朝失败，则前途绝望矣！”
蒋介石虽然对孙中山有满肚子的意见，却并没有闲着，他一直在思考孙中山的道路和方法问题，思考国民党的出路和新生问题。经过分析，他已经看到了孙中山的弱点在哪里，只是因为孙中山是领袖，他才不便于明言。其实他已经找到了国民党的新生和自主之路，那就是自练一支被党所管、忠诚于党的新军队。寄人篱下、借鸡下蛋的结果，往往不是被人驱赶出门，就是鸡飞蛋打。孩子还是自己养的亲，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吗。在上海盘桓了数日，蒋介石于2月6日抵达广州。
一到广州，第二天蒋介石竭见了孙中山，客气完后，就开始向孙中山进建言：“先生，中正以为，粤军唯一的方针，乃在从速讨桂，向外发展，如此，则内部之团结可以巩固，广东根据地亦可以巩固。粤军今日处于苟安保守地位，如不积极进行以谋发展，则两三个月后，大势一变，则悔之晚矣！如果能迅速出发，虽掷十万金之饷弹亦不足惜！万不可不计其大而务其细，不谋其远而图其近。”
孙中山并没有重视蒋介石的话，只是说：“介石能来，甚好。平桂计划种种，正待参定各事之筹备，也需周察始免缺憾。你要多为竞存筹策。”
蒋介石因是刚见到孙中山，因此，也不便争辩。退出来后，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遍访陈炯明、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邓铿，研究讨桂战略。2月11日上午，从陈炯明那里出来，蒋介石在4天里第三次竭见孙中山。
蒋介石对孙中山说：“先生，此来粤中，得悉竞存要建设广东模范省，正全力推进兴办实业，筑建公路，实行免费教育，革除陋俗，禁绝烟赌逐项政策，甚获人心。不过------”蒋介石甚是阴晦道：“竞存之举，固然惠及全粤父老，然则，有句话，中正敢布腹心，向先生言之。先生之于竞存，只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越范围，若望其见危受命，尊堂攘政，则非其人，请先生善诱之。”
孙中山似乎并没有明白蒋介石的意思，只是敷衍道：“宗旨相同，即当信托之。”最后又特别强调说：“还是同心同德。”
蒋介石知道孙中山对他的话不以为然，也就不便再言。从孙中山那里出来，天刚半午，蒋介石又去拜访胡汉民。胡汉民说：“竞存要邀请陈独秀来粤组党，还要他担任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说是要为广东引入新思潮。”
蒋介石道：“陈独秀我是知道的，他办的《新青年》我是经常看的。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他的思想激进，和戴季陶关系不错，还听说他们正在等俄国人，组建中国共产党。展堂兄，竞存说起的联省自治，到底是怎么回事？”
胡汉民说：“联省自治是一帮学究，有鉴于国内局势，提出的和平解决办法。概而言之，民主当自下而上实行之，由县而省，实行自治，制定省宪，省长民选。自治各省联合，组成联邦共和国。”
蒋介石道：“如此说来，联合自治就是在不破坏各军阀所辖区域范围的情况下，实行和平改良的办法。我看不仅孙先生不会赞同，就是北洋政府也是不可能赞同的。”
胡汉民说：“联省自治，在学者或许是出于理想，但对于地方实力派来讲，则是为了搞军阀割据的借口。就是他们自己也是不会真的实行自治，在湖南，谭延闿去年就推动‘湘人治湘’，一个叫毛泽东的就主张‘湘人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国，他发动长沙市民3万人向谭延闿请愿，逼得谭延闿只得辞职。结果，赵恒惕一上台就强行停止了这场闹剧。你想想，这些军阀们的省长职务会让出来给民众选举吗？”
蒋介石闻听胡汉民之言，似乎是有些自言自语：“毛泽东怎么听起来有些耳熟？似曾在梦中见过他。他怎么有那么大的能量。能动员起3万市民？如果孙先生能够得到此人相助，再加上我蒋中正胸中的韬略，岂不是天下大定？”
胡汉民看蒋介石有些魂不守舍，忙问：“介石，你在想什么？为何不语？”
胡蒋介石似是从梦中醒来：“哦，我是在想竞存是不会真心服从孙先生的，而我提醒孙先生，孙先生却对我的话不以为然。弟所以不得不屡屡辞职，实在是竞存对弟一味猜忌，弟难以在粤军立足。”
胡汉民说：“介石，你知道竞存名字的来历吗？他曾经告诉我说，他少年时做过一个怪梦，梦中左手揽月、右手挽日，故名炯明。在他写的诗中有‘日月梦持负少年’之句。可见他念念不忘的是要做扭转乾坤的人物。我早就看透，这个人野心很大，把粤军看成是他成就霸业的资本。所以，我多次向孙先生建言，削弱他的权力。”
蒋介石怀疑地说：“可是，孙先生一味地信任他，你建言有什么用呢？”
胡汉民微笑道：“那可未必。你知道粤军共有两个军，竞存是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汝为为第二军军长。孙先生采纳我的建议，将粤军分为三个军，汝为的第二军改为国防第一军，另外组建第二军，委任黄大炜为军长，均不受陈炯明节制，而直属省长节制，委任孙先生的公子孙科为市政厅长。”
蒋介石似有所悟：“难怪竞存对展堂兄多有不满。”
胡汉民叹气道：“可惜呀，许汝为和孙先生的公子哲生（孙科的字），实在不争气，倘若他们有介石的见识和能力就好了。所以，我多次和孙先生说，一定要你留在粤军，以为牵制。这也是你每次辞职后，我都不厌其烦敦请你回来的原因之所在。”
胡汉民如此地信任自己，让蒋介石很是感动。胡汉民接着说：“无论如何，眼下是要平定广西，一旦两广底定，挥师北伐，或许有些矛盾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走，我们一起去访你的盟兄许汝为，研究讨桂计划。”
在许崇智的家里，三个人研究了讨桂计划。胡汉民吃过午饭告辞，就剩下了蒋介石和许崇智盟兄弟二人。许崇智问蒋介石：“介石，有一件事，孙先生有没有和你说起？”
蒋介石不解地看着许崇智道：“何事”？
许崇智道：“就是做总统之事》。”
蒋介石一听，大吃一惊道：“孙先生要做总统？”
许崇智说：“对。那天孙先生找我垂询，说因对抗北京政府和外交上的考虑，他想取消军政府，成立正式政府，他来做大总统。”
蒋介石大惑不解地说：“为什么非要做总统呢？”
许崇智说：“孙先生说。革命需要两件东西，一件是权，一件是力。他一定要做总统，做了总统就有权力了。”
蒋介石问道：“盟兄是何意？”
许崇智回答道：“让我说，服从党，个人无异议。”
蒋介石说：“我是问你自己内心的想法到底是怎么想的？”
许崇智迟疑了一下说：“既然是孙先生的主张，吾人只有服从。不过我的私见，以事实上之利害关系言，平桂后先举大元帅，再选总统，较为妥当。”
蒋介石问道：“陈总司令呢？他是何主张？”
许崇智说：“竞存对孙先生一味以武力解决国内政治，始终不以为然，眼下竞存热衷于联省自治，正命人起草广东自治条例、民选县长施行办法，想通过联省自治找到解决国内局势的办法。倘若孙先生选总统，势必激化与北京政府的矛盾，继续武力对抗的道路，他怎么会赞成？”
蒋介石有些失落。如此重大的问题，孙先生竟然对自己一字不提，显然是感到自己的意见无足轻重。许崇智看见蒋介石沉默不语，问道：“介石，你以为此事当办吗？”
蒋介石想了一下道：“当年组建护法军政府，名义上还有西南6省。现在呢？西南各省都宣布自治，惟有广东一省勉强承认军政府。桂逆未平，西南也未能统一，南下的国会议员也不足法定人数，如何选举总统呢？即使勉强选总统，不也是广东一省的总统吗？外交上能够增加砝码吗？身为广东省长的竞存，会乐观其成吗？眼下关键是讨平桂系，巩固两广为根据地，北伐以谋江浙，推翻北京政府，那时再选国会、举总统，岂不名正言顺？”
许崇智无奈地说：“孙先生意已决，恐难以改变。”
蒋介石也忧心忡忡地说道：“倘若孙先生执意竞选总统，弟料党见随以歧异，内部因之不一，西南亦将为之涣散，必重蹈民国7年大元帅之覆辙。总之，若孙先生做总统，不益反损！”
蒋介石告别了许崇智，一路上都在思考此事，不知不觉中便又来到了孙中山楼下，就决定再次竭见孙中山，想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先生，道路传闻，先生有选总统之意------”
谁知，不待蒋介石把话说完，孙中山打断了他的话，说道：“介石，现在要紧的是军事，而本党的军事人才实在匮乏，你还是专心军事，不必过问政治。”
蒋介石不便再说下去了，告别了孙中山。他的心情极其烦闷，只好按照孙中山的要求专心于军事。可是研究计划时，又是意见纷纷，尤其是陈炯明，总是说计划不周，问他哪里不周时，他又说不上来，让蒋介石甚感奇怪。待到散会后，蒋介石问胡汉民：“展堂兄，何以讨桂的计划，陈总司令总是不满意呢？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胡汉民道：“竞存永远都不会满意的。”
蒋介石诧异道：“这是为什么呢？”
胡汉民说：“因为他根本就不想讨桂。孙先生要他率军讨桂，他担心自己走后，广东会落入他人之手，自然不热心；如果将粤军交给孙先生指挥，可他既担心粤军会被孙先生带走，又要广东负担军费。所以，讨桂计划他永远不会满意。这是他不想讨桂又说不出口，只好以讨桂计划不周作为拖延的借口罢了。”
明白了这一点，蒋介石大失所望：“讨价还价，权术奸诈，皆非我所能也。见几不作，必招怨尤，途伤岁月，而无益事实，我何为者耶？”
蒋介石自问不得其解，一气之下，在广州仅仅停留了7天，就以侍母病为由，返回奉化。蒋介石的母亲的确病了，有医生告诉他说：太夫人可能活不过今年了。蒋介石忧心如焚，匆忙地回到了家里。可是自从他做了一个梦之后，就对发妻毛福梅厌恶之极。这个梦就是，毛泽东对着他的背影说，有德者据之。姓毛的是我的天生对头，蒋介石心里想着，就不愿和毛福梅再见面，便和纬国母子住在县城里，只是偶尔回溪口探望。
这一天，蒋介石接到陈果夫从上海的来信，向他报告说：交易所执照即可发下，股价开始上涨。此前，由于张謇的阻挠，北京政府农商部迟迟没有为上海交易所颁发执照，营业实际上是非法的。此番获得转机，股价应声而涨，对心情烦闷的蒋介石来说，实在是一个大喜讯。于是，蒋介石回到了溪口和母亲商量到普陀山施舍千僧粥，以祈福祛病。
从普陀山回来，蒋介石又得到消息，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鉴于即获执照，决定扩大恒泰号经营范围，增加代客买卖金银业务。生意初见曙光，蒋介石感到欣喜，便由奉化赶赴上海，与张、戴、陈等，不是“商量生涯解急办法，”就是“商量营业事，”非常用心。为什么强调这些？一是说明，蒋介石在上海不是瞎胡混；二是说明蒋介石是进行过正儿八经的资本经营的。不体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对这个世界是没有发言权的。这个时候，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在进行着经商工作，记住，人的正确性不是天生的，是从实践中来的。但是，每个人由于对自己的实践产生了不同的感悟和结论，所以就产生了不同的思想和选择了各自不同的道路。股价在上涨中，蒋介石的心情舒畅，有了闲情逸致，于是就找戴季陶闲聊。
蒋介石说道：“季陶，报章上说，广东在紧锣密鼓地选总统。我在3月5日给孙先生发去一函，力劝缓选总统，看来，孙先生无意采纳。”
戴季陶说：“北方选出新国会，又选文人徐世昌做总统。直皖战争后，段祺瑞隐退，直系二号人物吴佩孚又极力阻止曹锟取徐自代，列强以为中国政局向好，外交上有利于北方，所以孙先生想以成立政府来对抗徐世昌，同时争取外交。”
蒋介石说：“可是，孙先生充其量是广东的总统，怎么和徐世昌对抗？至于外交，更说不上。孙先生当年为了拉日反袁，什么条件都答应。可是日本不还是支持了袁世凯吗？我看孙先生应该学学俄国的列宁，列强极力封杀俄国劳农政府，人家就是不为所动。”
谈到了俄国的劳农政府，蒋介石突然想起来一件事，便问戴季陶：“你不是在和陈独秀筹划成立中国共产党吗？把你知道的情况给我说说。”
戴季陶见蒋介石对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颇感兴趣，便尽他所知讲了起来。
作者: 憬悟    时间: 2015-1-30 19:07
常昶昶 发表于 2015-1-30 16:50
后羿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在干什么呢？蒋介石在奉化过完了1921年的新年，劝驾的函电像旋风一样向他刮来。但是 ...

辛苦常老师了，一部不可多得的好历史小说，把整个近代史梳理了一遍，只是苦于时间忙不过来，留待慢慢阅读。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1-31 17:46
  五十九
1920年初，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秘密来到中国，其任务：一是寻找在华境内开展苏维埃运动的可能性，并伺机帮助中国的激进人士成立共产主义组织；二是实地考察建立在北京建立苏维埃特工站的可能性，并帮助未来的“国外工作处”成员，在北京及东北地区有效地开展以反白俄匪军与张作霖相互勾结的秘密斗争。
1920年4月，维经斯基受命从远东入境来到中国。维经斯基带着老婆先来到北京，经过在华俄国学者的介绍，找到了热情讴歌俄国革命的李大钊。李大钊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看到有俄国人主动找到他，真是喜出望外。他与维经斯基的谈话十分投机，把中国的现状、军阀统治、北京及东北地区情况的特殊形势，都毫无保留地告诉给苏俄的这个特工头子，开始充当俄国人谋取中国利益的间谍。当然，他的这一切都是无意的，但客观上就是这样。
维经斯基通过与李大钊等北方马克思主义人士的交谈，和自己的亲身走访，完成了他的第二项工作，即在中国建立“秘密国防联络处”的基础工作。大事完成，他就开始试探李大钊，看看能不能在中国成立共产主义组织。李大钊一听简直是欣喜若狂，他告诉对方，此事正是他所愿，他还主动把陈独秀介绍给维经斯基，并让维经斯基去上海找陈独秀。记得李大钊为什么让毛泽东急着去上海吗？就是给陈独秀说说，俄国人要找他。毛泽东在山东先认祖，再南下，就把这个事给耽误了，维经斯基自己找到了陈独秀。
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进行了深刻的交谈，陈独秀赞同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组织，同维经斯基达成了协议：由苏联人提供经费，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但是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要求苏俄支持和援助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军阀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斗争。陈独秀和李大钊不一样，他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在同苏联人的合作上，保持自立。可是，陈独秀不是一个领袖人才，他走到最后，却走向了另一方面。他的骨子里和汪精卫有些相似，好在他没有走到汪精卫的地步，他最终还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为改变中国奋斗了一生的人。
不过，戴季陶并不知道，这时的毛泽东也到了上海。戴季陶继续道：“陈独秀是《新青年》的领袖，我对他心仪已久。通过一起办《星期评论》的李汉俊，我结识了陈独秀。我们两个人可谓惺惺相惜，相见恨晚。我还把自己租住的楼房让出来给陈独秀一家住，这里也就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我经常参加由陈独秀主持，在《新青年》杂志社举行的座谈会，讨论有关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也经常参加。他们先成立了一个叫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团址就设在我的家里，对外挂的是外国语学校的牌子。后来，在维经斯基的建议下，要仿照俄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建党总要有个党纲，于是，大家就交给我负责起草。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熬了几个通宵起草好了，交给他们修改定稿。当我细读修改后的稿中，发现了有一条：‘共产党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我总算明白了，共产党和我心目中设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去年8月份，陈独秀和李汉俊等人在陈独秀家里开会，商量名正言顺地挂出共产党的旗帜。我有事去晚了一步，当我推门进去，这些人已经将组织共产党的事儿研究完了。他们以为我一定会同意他们的意见，没有想到，我却说：兄弟不能参加共产党，只要孙先生在世一天，我就决不可能参加其他的政党。大家本来以为谁不参加都有可能，惟有我不可能不参加。见到我如是说，当时的气氛顿时凝结了。还是李汉俊打破了这种尴尬的气氛，问我为什么说好参加，现在又不参加了？我告诉他们说：第一，我是国民党员，共产党不允许加入别的政治团体，让我放弃国民党而加入共产党，我做不到；第二个，我是资产阶级，我在和张静江等资本家大佬合作，让我反对资产阶级，不是反对我自己吗？这我也做不到。我的话也许还是起到了作用，因为我看到邵力子等人都是点头赞同的。”
蒋介石说：“共产事业，吾国似无此条件。去岁，我家里做一个书橱，包工欺伪百出，令人嫌恶。此虽小事，然从中可以窥见，中国的资本家果然令人厌恶，可工人之无道德、无教育也是事实。对于共产事，我实抱悲观。非从根本上待其心理完全改革，教育普及之后，断乎谈不到此。”
戴季陶说：“是啊，我也有此认识。你想，我等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智慧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昂扬向上，过上最美好的日子。我怎么能回过头来，自掉身价和那些泥腿子为伍呢？陈独秀等是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但是，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也是不愿意和那帮工人为伍的。他们只会在知识分子中去发展党员，为了过着资本家的生活反对资本家，他们会从苏俄那里领取佣金，从而丧失做一个中国人的道德。这是我真正不愿加入他们的原因，你想想，作为中国人，拿着外国人的钱来反对中国人，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汉奸吗？我辈岂能做这样的事？现在，我已决定不仅不加入，而且还要反对它，反对他们拿着俄国人的钱，为俄国人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
蒋介石说：“拿谁的钱并不是主要的问题，孙先生没有钱时，不也是向日本借款？为了借到款，不是什么条件都答应吗？拿钱只是手段，关键的是他们如何革命，看他们的革命是否有利于本党，有利于中国人民。前提是有利于本党，不能让它损害本党的利益。因此，有利于本党，我们就应该支持它的发展，反之，就应该坚决打击之。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反对军阀、反对北洋政府，我相信他们的目标和我们是一样的。”
戴季陶说：“说到本党，我认为，此时选总统确非适宜；但是，既然孙先生力主，我辈复夫何言？介石兄，既然孙先生不主张年过问政治，眼下你还是专心军事为好。现在孙先生身边的军事人物，一个是陈炯明，你认为他不可靠，对孙先生已存二心；一个是许崇智，你认为他重内轻外，办事无续；邓铿也非帅才，我看孙先生和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诸同志，已然把你当做孙先生的军事助手看待。介石兄，你不能妄自菲薄，现在只是孙先生用人之际，你下一步作何打算？”
蒋介石说：“胡展堂等诸同志叠电催促，孙先生于本月4日、8日已连发两电，要我即速赴粤。季陶，孙先生真的信用我吗？与其说是信用我，不如说是笼络更恰当些。至于陈炯明，也是利用我，他们整天把粤人治粤、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挂在嘴上，倘若我不甘心死心塌地为他卖命，那就是打击、排斥不遗余力，我的处境你可想而知了。所以，我思维再三，还是不能去广东。”
戴季陶终于理解了蒋介石的苦衷，便劝解说：“有仗打，就有你施展才能的机会，你还是不能错过。否则，让孙先生何以信用你呢？弓可以拉一拉，但是，不要拉断了。”
蒋介石说：“陈炯明不想讨桂，只是和孙先生周旋而已。至于孙先生，正忙于选总统，我去做什么？所以，我给孙先生回电：‘动员无期，来亦何益，且反阻碍，暂为缓行。’其实，还有一事，不便向外人言之，就是家事。季陶，现在想来，家庭之于人生，实为一大魔障！”
戴季陶问：“还是和大嫂？”
蒋介石诉苦说：“季陶，毛氏平日，她的人影和脚步声，都足以刺激我的神经。4月3日，我在文昌阁看《资治通鉴》时，看到毛氏和经国，没有和我打招呼，擅自从奉化城里的家里回来，就怒不可遏，与她大闹一场。那毛氏竟然当着经国的面和我对打起来，真是不成体统。我也知道，我们两人殴打之后，自伤元气，也实在犯不着。可是，当时真是忍无可忍。我已经决计离婚。”蒋介石最后断然地说：“4日，我写了一封长信给我的妻兄毛懋卿，缕诉与毛氏决裂情形及主张离婚的理由。”
戴季陶说：“介石兄，你的脾气太暴躁了。不过，倘若两个人能早日有个了断，解除后顾之忧，以便全力辅助孙先生，也是好的。”
但是，蒋介石也知道想和毛氏了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毛氏好处理，可是母亲的这一关就过不了。就在和毛氏打架那一天，蒋介石一怒之下，把毛氏母子、连姚氏母子一起逐出了门外。不料，第二天，母亲就把毛氏母子、姚氏母子都接回了家里。蒋介石气不打一处来，在家里又是大骂一通，竟然连自己的母亲都骂上了。虽然他在事后也曾经自责，在日记中写道，咒骂自己的母亲“罪戾上通于天矣！何以为子，何以为人！”可是他从上海回到奉化县城后，得知母亲仍然让毛福梅住在家里陪伴她，还是忍不住骂自己的母亲：“母亲老悖，一至于此，不仅害我一生痛苦，而且阻我一生事业，徒以爱子之心，强欲破镜重圆，适足激我决绝而已。今日发最后离婚书。”
由此可见，蒋介石不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且是不论谁影响了他的决心，哪怕是自己的母亲，他都是要恨上的。由此，只能用曹操的“宁愿我负天下人，决不能让天下人负我”来形容，是最为合适不过的。这种性格和资本主义的核心内涵非常相符合，而且还是资本主义核心中最不道德的内涵。所以，当他和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时，就在中国创造出来，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四大家族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来。这种经济体制极大地伤害了农村经济，从而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大陆的灭亡基础。此虽是后话，但我们之所以写蒋介石写的这么清楚，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为什么他会走到后来那个样子。一切都是有前因后果的，性格决定思想，思想决定道路，道路决定成败。
与戴季陶谈话后半个月，孙中山、胡汉民、陈炯明、许崇智等依然是函电叠催不断。张静江也来了一封信，告诉蒋介石：上海股价大涨，生意大有盈利，计划加大投入。蒋介石给张静江回信，一切由他自专。此时，蒋介石在奉化老家已经是焦头烂额，母亲已经患病，全身浮肿、咳嗽不止，热度甚高。可他就是不愿意看到毛福梅，而不在母亲身边尽孝，因为母亲非要毛福梅为她熬药伺候。蒋介石一个人在奉化城里，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他不反省自己，反而感慨：“门庭多故，使我有母而不能养，有子而不能教，皆毛氏一人所害。此夙世冤孽，非离婚无以回天伦之乐。”可见蒋介石是一个耿耿于怀的人，是个不会妥协的人，是一个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的人。他的离婚书早已写好，母亲不同意离婚，现在又卧病在床，所以只得把离婚书暂且压着。5月10日，母亲的病少见好转，他就离开了溪口再次南下广州。
广州，5月24夜，正在睡梦中的蒋介石突然惊醒，浑身打着寒颤。原来他做了一个梦，梦见雪满山野，一白无际。“一定是母亲的病出现了凶兆！”蒋介石急忙起床，“不行，得马上回去。”于是，蒋介石又请假回乡。
蒋介石回到家里，母亲已经病危，终于6月14日故去。蒋介石在《民国日报》发了一文讣告，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戴季陶、陈炯明、许崇智等纷纷致电吊唁。陈果夫还受孙中山之托，到溪口致祭，陈果夫顺便给蒋介石报告了生意上的事。说张静江、戴季陶又创办了利源号，其中张静江、戴季陶各占1股，蒋介石占3股，由戴季陶替蒋介石签的字。
蒋介石沉浸在悲痛中，为亡母选择墓地，拟定各项丧仪，接送迎往前来吊唁的宾客，忙得不亦乐乎。6月23日，距王太夫人去世仅仅9天，孙中山催促蒋介石赴粤的电报就到了。随之，胡汉民、汪精卫、陈炯明、许崇智、邵元冲等也纷纷发来函电，敦请蒋介石赴粤。张静江也写信来说：“公私待商者甚多，”要蒋介石尽快赴沪面商。蒋介石尚未葬母，就起身来到了上海。
在上海，蒋介石和张静江谈论了生意上的事之后，张静江说：“我听说，前年年末，介石曾经向珍妮-陈表白过自己的想法，何以又偃旗息鼓了呢？”
蒋介石解释说：“弟确实曾向珍妮-陈表达过自己的想法。不过，她的年纪尚小，其父不允，弟也就不便再勉强。”
告别了张静江，蒋介石乘船南下，刚到香港，就收到张静江的一封电报。蒋介石展读，乃是珍妮-陈父亲去世的讣闻。真是天赐良机，蒋介石急忙给珍妮-陈写信慰问。他巴不得马上回上海，但孙先生和诸同志千呼万唤把自己请来，怎好人未露面就打道回府呢？所以，蒋介石还是捏着鼻子来到了广州。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1-31 17:47
1921年6月29日，就在蒋介石起身从上海南下广州的时候，毛泽东和何叔衡正从长沙经武汉坐船前往上海，他们是应陈独秀的邀请，去上海参加讨论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一起同行的还有萧子升，毛泽东力劝他接受自己的观点，可是萧子升坚持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毛泽东对萧子升说：你的无政府主义没有前途，前途在我们这里，如果我们戮力以赴，30年就可以统治中国。不过毛泽东还是主张建立与新民学会比较相近的社会主义民主党。
主张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1919年6月，陈独秀因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3个月后取保释放。1920年2月初，陈去武汉讲学又被湖北当局驱逐，被迫回京。2月上旬，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去天津途中，两个人交换了建立政党的意见，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进行。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邀集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开会研究筹建共产党的问题；8月，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先后参加这个小组的人，有陈独秀、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李达、周佛海、沈雁冰等。不久，部分成员分别去了法国、日本和广州、武汉等地，并且都成为各地的共产党小组的发起人。上海小组担负发起、筹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由陈独秀等分别与各地共产主义者联系，推动各地的建党活动。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陆续参加的有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朱务善、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等。1920年秋，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支部。同年冬，在山东济南成立了以王尽美、邓恩铭为主要成员的济南共产党小组。1921年春，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广州共产党小组成立，成员有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1923年3、4月间，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中也建立了旅欧共产党巴黎小组，主要成员有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和周恩来。施存统、周佛海在上海参加发起组后，赴日本留学，在东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总共加起来也只有50多人。
就是这50人中，真正坚持革命理想终始不渝的也不过三分之一，而能够活到新中国成立的更是不到五分之一。我们将这些人列出来，不是为了说明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中共的建党史上有什么特殊的贡献，而是想说明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贡献。因为，在这些党员中大多数是抱着学术思想加入的，它与其说是一个政党，不如说是一个学术研究会。因此，这里真正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人不多，真正想进行革命的人在湖南，在毛泽东的新民学会里。后来成为中共著名的领导人中间，如蔡和森、李维汉、李立三、罗章龙、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他们最终跟着毛泽东成为了新生的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源头不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而是1918年4月14日成立的新民学会。
1920年11月，陈独秀等人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1921年2月，陈独秀又从广州将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寄往上海，提供给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讨论。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到达上海，提出了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达分别同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讨后，决定在上海召开党的成立大会，随即与李汉俊分别通知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各选派两名代表前来出席会议。毛泽东就是在接到李达的通知，和易礼容、何叔衡商量以后，由他和何叔衡二人代表湖南的小组，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起在上海举行。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为什么他们没有参加？因为这并不是什么大事儿，现在说起来是开天辟地，其实那个时候也不过就是个研讨会。没有那么神圣，陈独秀在广州帮助陈炯明搞广东自治，可比参加这个会重要多了，所以，他派包惠僧作为他的代表参加。李大钊可能也是觉得自己没有参加的必要，不过是一次学术研讨会而已，自己的观点很明白，不需要再去强调什么了，于是就委派张国焘和刘仁静为代表。武汉的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济南来的代表是王尽美和邓恩铭，广州的代表是陈公博，日本的代表周佛海乘万里波涛而来，加上上海的代表李达、李汉俊，属于中国的代表一共13人，平均年龄28岁。与会的还有两名外国人，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个是马林，一个是尼克尔斯基。会议在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家里召开，地址是贝勒路树德里3号。
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是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进行的。毛泽东和张国焘是老熟人了，两个人见面很是亲热。会议一开始推选主持人，张国焘作为北京李大钊的代表当选，张国焘就让毛泽东做书记员，也就是做会议记录。让毛泽东做会议记录，有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就是毛泽东的字很漂亮，这是中国人的脸面。大会开始后，首先由各个小组对自己的情况进行了介绍。毛泽东在会议上的唯一一次发言就是介绍自己小组的情况，此后，他一直保持着沉默，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惜字如金。毛泽东为什么不多说话？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湖南话实在是难听；二是参加这些会议的人，都只会夸夸其谈，他们在比看谁知道的马克思、列宁的原话条文多，这可不是毛泽东擅长的，如果谈中国历史，那是毛泽东的长项；三是毛泽东不想和俄国人有什么语言的交流。当然，更重要的是，看到中国人在研究自己国家的事情，还有外国人当督军团，他的心里是极不舒服的。
会议接着就大会的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其实也没有什么讨论，议题俄国人早就拟好了。这些议题是：制订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希望就这个党的名称进行讨论，可是大家已经先入为主，把它定为中国共产党，所以，毛泽东没有再说什么，也就接受了这个名字。俄国人把自己的建议说完以后，会议进入自由发言阶段。代表们兴高采烈、充满着激情，讨论得积极而热烈，在谈起如何改造中国时，个个都是恨天无把儿、痛地无环，如果给天按个把儿，他们能把天拉下来，给地上个环，能把地给翻起来。
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在他们的高谈阔论中浪费了过去，什么也没有谈出个所以然来。俄国人不耐烦了，拿出来早已准备好的党章和工作计划让大家讨论。然而，刚进入正题开始讨论时，在7月30日的晚上，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打断了会议的日程。与会人员担心出事，立即撤离了会场。10分钟后，一个法国巡捕带着两个中国侦探、两个法国侦探、一个法国兵和三个翻译来到会场，进行了大肆搜查。好在这些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高谈阔论，也没有形成什么文字记录。当然，主要还是毛泽东认为他们的议论和主体无关，所以也就惜墨如金，记录本还是空白。因此，搜查一无所获。
根据李汉俊夫人的建议，为安全起见，他们决定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去开没有开完的会。广州的代表陈公博是带着新婚的妻子来参加代表大会的，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度蜜月，所以，他没有去浙江嘉兴，而是进行自己的蜜月去了。在南湖租赁的一只游船上，大家再没有敢浪费时间了，因为，浪费一天俄国人就得多掏一天的租船钱。很快大家就将所要讨论的问题讨论完毕，在中午就通过了会议决议。
这次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纲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党的纪律以及领导制度、组织机构、吸收党员的条件和手续等内容。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了党成立以后的中心工作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规定要在各地组织各种产业工会，大力开办工人学校，“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规定共产党“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央政治局，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
毛泽东最关心的农民问题不在他们的讨论之列，更没有在党的决议中体现。从党的决议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时的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个只代表300万工人阶级的芝麻小党，而且还孤芳自赏，和谁也不发生关系。中国4亿的农民没有人愿意代表他们，由此可知这些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人的世界观是多么的狭隘，一个自称要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人，所代表的阶级的人数，还没有军阀们的兵多，怎么能有所作为呢？毛泽东孤掌难鸣，他只能服从党的决议。他相信自己不仅做农民运动比他们强，做工人运动也比他们做得好，尤其是比陈独秀和李大钊做得好，毛泽东决定让他们看看。
在会后的第10天，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即中国工会办事处）在上海成立。由张国焘任主任，张国焘回到北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迁到了北京，改由邓中夏担任主任。随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设立分部。8月中旬，毛泽东和何叔衡带着任务回到了长沙，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共产党的湖南支部。
党的一大开完以后，各地党组织真正行动起来的就是湖南的毛泽东。一回到长沙，毛泽东就和何叔衡商议，要发展党的组织就要有一个加强理论学习和宣传的公开场所，于是决定利用船山学社开办一个自修大学。在赵恒惕当政时期，每月拨给船山学社400元经费。经何叔衡出面交涉，取得了社长的同意，毛泽东就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在1921年8月16日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并请熊瑾玎帮助他主持教务工作。自修大学在创立时，毛泽东亲笔书写了创立宣言，明确提出自修大学的任务就是“改造和革新社会。”可见毛泽东的思想在共产党成立以后，也是一脉相承的，并不是为无产阶级奋斗终生。
自修大学招过很多是学生，比较有名的是夏明翰和陈赓，他们都是毛泽东真正的学生。1922年11月，毛泽东邀请李达到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的校长。李达这个时候和陈独秀闹了意见，和陈独秀闹意见的还有邵力子等人，他们都反对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实在难以忍受他的一言堂，于是和他一拍两散。1923年春，毛泽东和李达商量，以自修大学的名义，创办《新时代》月刊，由李达任主编。发刊词由毛泽东书写，毛泽东写道：“------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目的借此引起许多志同道合的人们，从事这种社会的事业和研究。”在《新时代》创刊号上，毛泽东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提出了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写道：
“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藕初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是激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系、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的敌人和国民党合作，作为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时期，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
毛泽东是个预言家，不过那时国共已经在协商，因此，这个预言是不算数的，但是，他主张建立统一战线则是最早的。1923年11月，赵恒惕以“自修大学所学说不正，有关治安”的罪名，下令取缔自修大学。毛泽东随机应便，将其改变为一所普通高中——湘江学校。
毛泽东回到长沙后，除了兴办自修大学之外，开始着手组建湖南地方党组织。毛泽东和何叔衡一开始发展的党员，主要是新民学会会员、同学和亲人，甚至还有老师。这些人有：徐特立、毛泽民、杨开慧、夏曦、郭亮、陈昌、夏明翰、蒋先云、黄静源、易礼容等。10月10日，湖南省的共产党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支部在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租了一处平房，作为秘密活动机关，随后，毛泽东和杨开慧也搬到清水塘居住。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1 17:03
六十
1921年9月11日，蒋介石面见许崇智。说完了家事，许崇智向蒋介石通报了南方的局势：“介石，这几个月局势变化很大，粤军讨桂，进展很顺利。”
蒋介石问：“汝为兄，竞存内心未必愿意讨桂，何必突然改变了态度呢？”
许崇智说：“是啊，3月13日竞存还通电保证‘两广一家，不生兵戎’。19日又有‘各守边防、毋相侵犯’之电。可是，广西贫瘠之地，养不起那么多兵，桂军内部起了分化。一派主张夺回广东，还从北京政府那里申请军械，后来这批军火在上海被皖派扣留，并通报给了孙先生，竞存这才不得不先发制人，出兵讨桂。6月26日，桂将刘震寰迎粤军入梧州，7月15日，粤军即攻占了南宁，陈荣廷率残部退守龙州。竞存坐镇南宁，指挥追击，底定全桂，也是指日可待。”
此前，蒋介石一直抱怨陈炯明对讨桂消极，自己每每以发布讨桂动员令作为出山的前提，没有想到，此番再来，讨桂战争已然大功告成。他真不知道这个消息对他来说是喜是忧，于是便问：“两广底定，以此为根据地，出师北伐，乃是本党革命方略所定，北伐之议，能否有头绪？”
许崇智说：“孙先生知道竞存反对北伐，有一次很生气地说，我限陈炯明一个月内筹足北伐军费200万，如果办不到，我就拿对付莫荣新的手段对付他！别人骂我孙大炮，我就是大炮！。”
蒋介石大吃一惊：“对付莫荣新的手段？那不是要炮击省政府吗？”
许崇智说：“孙先生说的是气话。不过，有了这句话，竞存也不敢公开反对北伐了。事先说定，今日在总统府会商北伐之议，孙先生和胡汉民、汪精卫都在总统府，我们现在就过去。”
见到蒋介石，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向他慰问了一番，遂转入正题，研究北伐之事。几个人都发表了意见，取道湖南还是江西，分几路进军等等，也都进行了讨论。孙中山说：“此事，尚需与竞存商量。介石即刻赴南宁，和他商议北伐计划。”
蒋介石衔命赶赴南宁，见到陈炯明，客套完毕。陈炯明突然问：“介石，听说你曾有缓选总统的上书？”
蒋介石说：“确有其事。”
陈炯明说：“看来，你我是一致的。可是，孙先生一向是一意孤行，不纳忠言。选总统，真是有百弊而无一利，而且本身所有程序皆不合法。所以，孙先生5月5日就职，徐世昌5月20日便以大总统名义发布讨伐令。现在，广州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实在尴尬。”
蒋介石不想和陈炯明谈论这个话题，忙问道：“总座，北伐之事-----。”
陈炯明则不想和蒋介石谈北伐之事，他继续说：“介石，给你讲一件事。有一天，孙先生来到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的办公室，顺手打开一个公事箱，发现里面有好几份自己签发的手令，竟然被胡汉民锁在了箱子里。不禁满面怒容。斥责说：‘你竟然敢擅自扣发我的手令！’胡汉民神态自若，问：‘先生还有其他的话要说吗？’孙先生说：‘没有了！’只见胡汉民将那个公事箱反了个底朝天，将扣下的孙先生的手令倒了一桌，逐封评论说：‘这是人事不当的任命，那是时机不合的调遣。’胡汉民最后面红耳赤地争辩道：‘即使是专制时代，也有大臣封驳诏书，请皇帝收回成命的事。先生还记得你在起草中华革命党的誓词中，也有慎使命令一条吗？’孙先生为之语塞，只好说：‘说来说去还是你对，我说不过你。’胡汉民仍不罢休，说：‘先生应说一句你是对的才合理。’办公室的气氛越发紧张，此时墙上的挂钟响了起来。参议李宗黄走过来圆场：‘下班了。一起到天平馆吃肥鸽，由我请客。’孙先生高兴道：‘好啊，一齐去，不过该由我去做东，因为今天是我的错。’介石，怎么样？”
陈炯明一笑，又说：“孙先生曾对我说过：‘余与汉民论事，往往多所争持，然余从汉民者十之八九，汉民必须从者十之一二。’胡展堂足以左右孙先生，透此可见一斑。‘迹其平生之大力量，大才干，不独立可胜都督之任，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这也是孙先生对胡展堂的评价。”
蒋介石说：“党中不是流传过这样一句话吗？‘胡汪无先生不醒，先生无胡汪不盛。’孙先生信用展堂兄，是人所共知的。”接着蒋介石话锋一转说：“至于北伐，是诸同志一致的主张，非展堂兄一个人之事。”
陈炯明收敛笑容，说：“民国二年国家刚上轨道，又搞‘二次革命’，胡汉民力主广东出师讨袁，假如那时不听胡汉民的话，广东由我主持到现在，局面会是什么样子？胡汉民实在害了我，也害了广东！”
蒋介石说：“总座，两广底定，孙先生意已决，不日出师北伐，总座似可早日回粤，指挥此役。”
陈炯明说：“介石，你说，改良社会、改良政治，就只有暴力一途吗？粤省战火连绵，民不聊生，靠什么去支撑战争？我辈不能只知革命，把革命当目的，建设才是国家最需要的。”
蒋介石说：“不扫清军阀，如何入手建设国家呢？”
陈炯明正色道：“扫除军阀？或许不是没完没了的革命。也未必就有军阀割据的局面呢。再说，孙先生的北伐，不也是联合段祺瑞、张作霖吗？现在所谓的‘反直三角同盟’，就是孙先生和段祺瑞、张作霖联合对付吴佩孚。三家约好了，将来由孙先生做总统，段祺瑞做副总统。张作霖这样的人，会比吴佩孚好吗？况且，北伐，不是凭空说说的，你觉得有胜算吗？会不会像当年‘二次革命’，不问青红皂白，惟以能不能起兵为目的，根本不计后果？一味沉迷革命，迷信暴力，我认为是不可取的。我看联省自治，不失为改变国家政治的捷径，不妨一试。致力于建设，通过地方自治，县长、省长民选，组建联邦制国家，实行宪政，军阀也就没有兴风作浪的条件了。恰恰是连绵的战争，才会给军阀们提供机会。”
蒋介石虽然早已不耐烦了，但是仍耐着性子说：“孙先生是本党的领袖，我们要信服孙先生，执行孙先生的命令。”
陈炯明一听蒋介石如是说，冷笑道：“介石，既然我辈认为总统是不对的，那么何以甘心与这样的所谓总统共事呢？”
话已说到这份上，蒋介石知道，再劝也是无益，便说：“总座，我头痛不已，告辞了。”
蒋介石告别陈炯明，即搭船回广州。回到广州，蒋介石面见孙中山，向他报告陈炯明的言论后，说道：“先生，竞存有异志矣。”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话不以为然，说道：“对竞存，还是应该信任。即使他不热心北伐，至少，他可以留守坐镇两广。”
胡汉民、汪精卫等也说，北伐的事宜还是要和竞存商议。蒋介石看大家的态度均是如此，心想：凭我之才，以我之能，远胜陈炯明10倍。众人皆是有眼无珠，看来我在他们眼中仍不过是个军事参谋而已。想到此，很是闷闷不乐，觉得自己再留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何况，亡母悬棺待葬，心仪的少女也有了可能接触的机会，何必非在这里如坐愁城呢？于是，蒋介石在广州仅停留了不到10天，便以葬母为由，又匆匆北返了。
回到了上海，蒋介石立即前往珍妮-陈家中吊唁慰问，张静江的夫人朱逸民和女儿泰丽莎不失时机地将蒋介石请进屋内，和珍妮-陈的母亲见面。心情沉重的蒋介石，博得了珍妮-陈母女的好感。从上海回到了溪口已经是10月8日了。蒋介石一边忙着监督改造屋舍，修筑墓茔，筹备葬礼，一边思考着处理家事的办法。11月23日，是王太夫人下葬的日子，戴季陶、居正、陈果夫等不少人，皆来会葬。陈果夫代表孙中山宣读了祭文。孙中山还为王太夫人墓题石：“蒋母之墓。”胡汉民、汪精卫作了墓志铭。
安葬王太夫人仅仅3天，即11月26日，蒋介石就着手和亲友“谈离异毛氏事。”因为他已经从张静江那里得到了好消息：珍妮-陈的母亲答应女儿和蒋介石的交往。蒋介石与毛氏离婚，遭到了亲友们的反对和阻止，但是他找到了最好的理由。他说：“其实，我也是为家里着想的。吾母已安葬，大事已毕，以后我就要以身许国，追随孙先生革命，不久就会和北军打仗，我担心会连累家庭。所以，要和毛氏、姚氏脱离家庭关系。”
蒋介石说的冠冕堂皇，亲人们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当晚，蒋介石把两个儿子叫到跟前：“经儿、纬儿，你们过来，我有话说。尔祖母已经安葬，大事已毕，此生无所顾虑，更可致力革命，为国牺牲。为父已与你们生母毛氏、姚氏宣告脱离家庭关系，家产也为你们析定。”说着，蒋介石拿出一张文稿说：“这是为父留给你们的条示。”
说着便展开读到：“余养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不致因我而再有波累。余18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惟每念老母在堂，总不使以余不肖之罪戾，牵连家中之老少，故每于革命临难决死之前，必托好友代致留母遗稟，以冀余死后，聊解秦心于万一。今后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以报尔祖母再生抚育之深恩，亦即所以代余慰藉慈亲在天之灵也。余此去何日与尔等重叙天伦，实不可知。余所望尔等者，惟此而已。特此条示经、纬儿，谨记毋忘，并留为永久性纪念。”
12岁的蒋经国和刚满6岁的纬国，含泪恭听，室内气氛颇是悲壮。半个月后，蒋介石把家事料理妥当，于12月13日早上抵达上海。投宿大东旅社后，立即约珍妮-陈见面。此后的一个礼拜内，他们逛公园、下馆子、听戏、看电影，不亦乐乎。蒋介石对只有16岁的珍妮-陈说：“现在，我要告诉你我心里的话，请你仔细听清：只要你答应嫁给我，按照民国的法律，你就是我惟一合法的妻子。”
珍妮-陈被蒋介石的甜言蜜语所打动，虚荣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蒋介石面前甚是乖顺，让蒋介石春风又度、花开烂漫。然而，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一再催促，只得恋恋不舍地告别自己的小可人儿，于12月22日到达广东。一路上他虽然忘不了与珍妮-陈的情意绵绵，但也在思考着北伐的计划。在广州，蒋介石在制订作战方案中迎来了1922年。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1 17:04
湖南的党支部成立后，毛泽东和何叔衡即决定落实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工人运动。他和何叔衡搞了个分工，由何叔衡负责湖南自修大学的工作，自己亲自实践开展工人运动的工作。可是，工人运动该如何开展呢？经过思考，他决定和湖南劳工会的负责人黄爱和庞人铨交朋友。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牵牛鼻子的办法，如果能把黄、庞二人争取过来，对湖南劳工会进行改组，那么建立总工会、行业工会，和在工人中间开展活动，不就是轻而易举了。
黄爱、庞人铨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他们很佩服陈独秀和李大钊，认为他们就凭一张口就可以说得石头开花，他们参加过毛泽东组织过的五四运动，更是对这个小兄弟由衷的服气，认为毛泽东是湖南人的骄傲。只是大家仅仅一面之缘，没有深交。这一天二人正在劳工会里坐着，毛泽民给他们送来了毛泽东的请柬，请二位礼拜天中午到清水塘家中小聚。一看是毛泽东的请柬，二人简直是受宠若惊，连忙向毛泽民表示一定应约，毛泽民则表示恭候大驾。
清水塘毛泽东家里，毛泽东让杨开慧准备了几道菜，毛泽民去买了一坛子酒。黄爱、庞人铨应约而来，毛泽东和他们寒暄一阵儿，就让到了酒桌上。毛泽东举起了自己手中的酒杯，说道：“工农学商兵，兄弟我出身农家，家父这世时，既务农又经商，从小耳濡目染，至16岁来到省城，上过学、也当过兵。中国人讲究五行，我现在是农学商兵四行具备，就差做工一行未曾实践过。尽管我也曾经办过工人夜学，你们劳工会中也有我的学生，可只是和工人有过接触，并没有在工厂实践过。今天，请二位到得寒舍，就是想和二位交个朋友，以了我多年的夙愿。小弟先喝一杯，一表心诚，二表敬意。”说完，一饮而尽。
黄、庞及毛泽民也随之喝了。黄爱说：“毛先生名动长沙，我兄弟心仪已久。毛先生几年来，办夜学教我工友，降乱兵佑我省城，五四中呼风唤雨，赴北京送湖南子弟留学，驱张运动东奔西走，搞自治唤万民游行。我等也曾为之效力一二，对毛先生实在是佩服之至，早已有心结交，苦于没有机会。不想先生至诚，请我兄弟二人赴宴，怎能不让我等感动？来来来，我敬先生一杯。”庞人铨也连连称是。
在毛泽东和毛泽民的热情招呼之下，四个人推杯换盏，只喝得畅快淋漓。带着几分酒意，庞人铨说：“毛先生对于经商之道，可有心得？”
毛泽东说：“我的经商分为两段时间，一个是16岁前在家里，帮助父亲贩猪卖粮，那时，仅仅是奉命从事，并无心得。倒是泽民自小跟随先父走街串巷、贩猪卖粮，尤其是近十年来独挑大梁、自沐风雨，久经商场世故，做生意颇有心得。待会儿，让他给你们讲讲。自从我开了这间书社以后，倒是有些心得，给你们说说看。经商本为赚钱，但是如何赚钱？通过提供什么样的商品来赚钱，应该赚多少的钱，全在自心，在于我们抱着什么样的道德和什么样的目的。我的书社卖的都是进步书刊，我卖书就是为了让青年人开卷有益；假如只是为了赚钱，所进书刊不分良莠，岂不是害了年轻人？可是，我卖的是进步书刊，别人却信奉以钱为中心，什么赚钱卖什么书。所以我就在想，经商不能放任自留，不能单凭良心，事实上，凡是经商的都是不讲良心的，都是以赚钱为中心的。为此，既要利用这种自私心理发展经济，又要制定相应的社会的规则，制约危害社会、危害青年人的经商活动。”
毛泽民笑道：“我哥哪里会有什么经商的心得？他经商的心得不是如何赚钱，而是去理解经商的本质，是去如何管理商业。跟他学经商只会赔钱，不如听听我的经商之得。我自小跟父亲学得经商的技巧，但是，我哥在11岁时所做的一桩买卖，却让我颇有所悟。从此总结出做生意的三个心得：其一是做生意要心诚，诚以待人，才能广交朋友；其二是做生意要讲信用，只有守信讲用，不计较当下的得失，才能有广泛的货源供应；其三就是要讲求互惠互利，争取两赢或多赢，才能有稳固的购货客商。”
黄、庞二人点头称道，然后问毛泽民，毛泽东在11岁时做过一桩什么样的生意。毛泽民把毛泽东将猪退还给老婆婆的事说了一遍。黄、庞二人甚是感到惊奇，庞人铨说：“毛先生真是信人。常言道：经商如做人。看毛先生如何经商，就知道毛先生的人品、道德皆是一流。交朋友就如做买卖，我兄弟和毛先生相交，看来是只赚不赔的。大哥，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德高。我愿与毛先生舍命相交。”
黄爱也点头称善。听到此话，毛泽东也甚是感动，敬酒越加殷勤。每个人半斤酒下肚，挂在脸上的生分之色也没有了，生人也变成了熟人，话也就多了起来，四个人谈天论地，无话不谈，非常投机，直把一坛子酒喝个精光。黄、庞二人已是半醉，起身告辞，临别，他们诚邀毛泽东兄弟二人下个礼拜天上午，到劳工会做客，不见不散，毛泽东点头应下。
礼拜天中午，毛泽东兄弟二人按时来到湖南省劳工总会，只见黄、庞等6个人在大门口迎接。毛泽东身穿竹布长衫，脚蹬千层底布鞋，趋步向前，握住二人的手说：“二兄客气，怎么招呼这么多的兄弟相陪？”
庞人铨说：“毛先生，我们可不是客气，实在是要麻烦您呢？”
毛泽东说：“小弟何能？怎得能帮兄弟们的忙？”
黄爱说：“上次从毛先生处归来，兄弟们听说是与毛先生相聚，大家都赞道：毛先生虽然是文人，却有大丈夫气概，是孔圣人挎腰刀，文武双全。大家都想交你这个朋友，还想您再组织个夜学，也好教工人兄弟们识字、算数，更重要的是明白些道理，省得再做睁眼瞎。”
毛泽东一听，这是分内之事，忙说：“好啊、好啊！工人们只有识了字，才能有见识、懂道理，才能团结起来，才能不受欺负。此忙我愿意帮。”
庞人铨一听高兴起来，忙说：“毛先生最是懂得我们工人的。来来来，毛先生，我给您介绍一下。”说着将四人分别作了介绍，他们是纺织、铁路、泥木和矿山行业工会的负责人。
毛泽东热情地和每个人都握了手，在一张八仙桌旁，8个人分宾主落了座，毛泽东兄弟二人被让在上首。这些人都是听过毛泽东演讲的，知道毛泽东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中外形势，上菜还得一会儿工夫，大家就让毛泽东讲讲中国的现状和世界大事。毛泽东也不推辞，端起茶杯喝了口茶，便讲起了中国的南北二位总统、张作霖、吴佩孚和段祺瑞，只听得大家聚精会神、连口气都不敢喘，生怕漏掉一字。中间，毛泽东还给大家讲了9国将在华盛顿召开“太平洋会议”，中国也在应邀之列，不知道将会出现什么结果，请大家关注。最后，毛泽东又讲了湖南的赵恒惕和程潜，在广州护法军政府的策动下赶走谭延闿，赵恒惕接着又把程潜挤出了湖南、自己独霸湖南的事。
毛泽东意犹未尽：“从长沙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南北政府都不是我们工人自己的政府，仍然是军阀把持的政府，他们是为有钱人、为资本家服务的。去年，我也曾经想过改良，把这种政府改变为人民的政府、为穷人服务的政府，结果还是失败了。问题在哪里呢？就在于我们没有组织，没有力量，是一盘散沙。当然，再坐的各位是沙子中的石头。”毛泽东开玩笑说：“我也是石头，是茅坑中又臭又硬的石头。不过有一点好处，施在地里可以壮苗，垒在墙上可以盖房。”
一句话把大家都都逗乐了。毛泽东接着说：“沙子、石头是可以任人搬来搬去的。怎么能不让他们搬来搬去呢？泥木工会的兄弟应该知道，只要将沙石中掺进水和石灰，砌城墙、砌成像长城一样，他们不仅搬不动，而且还可以抵挡千军万马，抵挡机枪大炮呢。”
庞人铨说：“毛先生说得形象，千万个工人是沙子，我们工会干部就是石头，那么，什么是水？什么是石灰？谁又来和泥呢？
毛泽东说：“谁来和泥这个好说，就是黄、庞二兄了。关键是水和石灰是什么，是需要大家统一意见的。”
其中一个工会负责人说：“还用考虑吗？水就是我们劳工会这个组织，石灰就是我们劳工会所领导的7000名会员的工资和利益。”
毛泽东说：“此话能否说得明白些？”
黄爱说：“此话很好理解。您想呀，弟兄们出来务工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过上好日子？这工人不像是农民，农民掏力种地收获的是粮食，我们掏力干活收获的是工资。粮食打多少，靠天、靠地；工资拿多少，靠资本家的良心、靠政府的制度，都不是哪一个人力可以决定的。我们劳工会有7000名会员，大家为什么会加入？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人多力量大吗，资本家是不敢轻易招惹我们的。因此，把工人们的工资和共同利益比做粘合大家在一起的石灰是比较恰当的。水代表劳工会这个组织也是比较恰当的，只是无法衡量石灰的质量是否合格，水的分量是否够用。”
毛泽东说：“这个好办，只要代表工人的利益，水就够用。石灰是否合格，调查工人们的生活状况吗。我看工人的生活状况，石灰是不合格的。”
正在这时，酒菜上了桌，大家的气氛热烈起来。黄爱说：“咱们先说完正事儿，再开怀畅饮如何？”
毛泽东笑道：“所谓正事儿不就是办夜学吗？我想，工人兄弟那么多，单靠我和我的同事们无疑杯水车薪。我想在我的自修大学内办个强化学习班，你们各行业工会选派一些有文化基础的工人来，由我们进行培训，然后再回去给你们开课办班。如是既解决了师资不足，又避免让大多数工人在路上劳碌之苦，一举两得。如果一年内有三、五十个班办起来，扫除工人不识字是有可能的。”
庞人铨说：“此意太好了。各位兄弟就照此办理，每个行业工会各选出10名，下个礼拜找毛先生报到。”众人点头称是。
黄爱说：“正事儿办妥，惟剩一事儿，就是喝酒，各位放开畅饮，一醉方休。”
毛泽东说：“自当如此，不过，小弟事先声明，我不胜酒力，各位畅饮，我随意如何？”
有人反对，毛泽民说：“我兄久在学校，少有饮酒，不像我等久在社会上游历，常常以酒为伴。如果各位有异议，不妨我们四方分为四班，我和哥哥一班，与大家较之高下。不过，一班中酒谁喝下都行。”
众人听到毛泽民之言，皆道“好”。他们哪里知道，毛泽民自幼跟随父亲在酒场上久经战阵，不仅练就一身酒量，而且猜拳行令、无所不通。6个工友和他猜拳总是输媒，酒桌上，不服气的大有人在，结果，被毛泽民给灌得人仰马翻。毛泽东不善此道，只是微笑地看着他们大战，一边想着如何开展下一步的工作，一边尽量喝着弟弟挣下的酒。
喝酒归来，毛泽东稍事休息，就约来何叔衡、易礼容，商量办工人夜学培训班的事，并嘱托何叔衡一定要安排好，以尽快取得劳工会的信任；接着大家又研究了如何开展工人运动的策略。何叔衡、易礼容两个人去做好自己的工作不提，单说毛泽东自从和黄、庞熟络以来，便不断地到纺织厂、泥工厂、铁煤矿进行调查研究，并和工人们交朋友。
毛泽东曾经两次到过安源煤矿，还亲自下到矿井里，了解工人的工作条件。毛泽东在昏暗、窄小的煤井里，看到工人们的安全毫无保障，工人们靠手工挖煤、运煤，赤裸着伤痕累累的身子，让他触目惊心。在矿井的地面上，他关切地问其中一个工人：“这身上的伤是怎么一回事？”
工人回答：“工头嫌干活慢，打的。”
毛泽东听到后非常气愤：“那你们为什么不反抗，难道任由他们欺负吗？”
工人苦笑道：“我们哪里斗得过他们？他们有钱有势力，我们却一无所有。”
面对这些没有斗争自觉性和团结意识的工人们，毛泽东想了一下，用脚踢开了一块小石头，然后说道：“大家看，路上的这块小石头，大老板一脚就能够踢开，可只要把很多的小石头、沙子、石灰和成团，别说轻易地踢开，就是想抱都抱不起来。”
毛泽东边说边做演示，工人们一想到老板狼狈不堪的样子，不由得笑了起来。毛泽东继续说：“所以，我们只要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不再受他们的欺负，要知道，集体的力量是巨大的。”
毛泽东从安源煤矿考察回来，认为在安源开展工人运动是有可能的。正在这时，留学法国的李立三，因为在法国热衷于工人运动，被遣送了回来。他向毛泽东讲述了自己在法国做工和开展工人运动的情况，毛泽东非常高兴，就让李立三专门负责安源煤矿的工人运动开展工作。
毛泽东自己则又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争取黄、庞二人的工作上，他对何叔衡、易礼容说：“我们是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可以成为老朋友。只要我们把他们委托的事情办好，就可以获得他们的信任，就可以让他们对我们产生出依赖感。这样，我们就可以乘机改组劳工会，获得对7000工人的领导权。这项工作是伟大的，是我们的人生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是我们党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我们做革命工作新的起点。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工作，需要边做边总结经验，自己走出一条路来。我们要为全国培养做工人运动的领袖，就需要探索。鲁迅先生说过：地上本来没有路，人走得多了也就成了路。”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1 17:05
黄爱、庞人铨同毛泽东成了好朋友，他们对毛泽东无话不说。在闲聊中，毛泽东知道他们很是崇拜陈独秀和李大钊，便说道：“我和陈独秀、李大钊二位都是朋友，他们是共产主义者，推崇俄国革命。可是两位怎么信奉无政府主义呢？”
黄爱说：“我们认识萧子升，是受到了他的影响，才接受‘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制裁’这种四无思想的。”
毛泽东说：“二位经过这几年的观感，还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可以实行的吗？萧子升和我是多年的同学和朋友，我们共同创建了新民学会。我不赞同无政府主义，我认为无政府主义是一个民族的优势阶层，对底层民众的痛苦熟视无睹的最可耻的遁词。你们见过有几个穷人高喊无政府主义的？像我们这个国家，穷人没有任何的力量。政府虽然很坏，但毕竟还像一个稻草人那样在稻田里扎着。你们想想，如果连这样一个政府都没有了，富人、资本家、军阀们岂不是更加为所欲为，强盗不就可以明火执仗了，穷人们还怎么活？工人们还怎么保护自己的工资？如果真的实行了无政府主义，工人们都得变成资本家的奴隶。奴隶，你们是知道的，那种生活是连猪狗都不如的。再说，劳工会是什么？难道不是工人们心目中自己的家和政府吗？无政府主义是不是连劳工会也不要了？希望两位三思。”
又过了一个礼拜，黄、庞二人找到了毛泽东说：“毛先生，我们仔细想了您的话，还把您的话给弟兄们说了。大家都认为您说的是对的。可是，我们不信无政府主义，信什么呢？您曾经说过：团结工人需要‘石灰’。我们也想了，只有思想和主义才是石灰，工资不过是工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我们也需要政治权利，需要思想来指导。也只有这样，我们劳工会的存在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说：“都说工人的思想是先进的果然如此。两位不是赞同李大钊、陈独秀二位先生吗？大家可以把他们的学说当作主义信仰吗。”
黄、庞二人笑道：“我们是有此想法，可远水解不了近渴。我们商量还是请毛先生来指导我们，您把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赶跑了，就得把您毛先生的主义讲给我们听。”
毛泽东笑着推辞说：“不行、不行，我毛泽东有什么主义吗？”
黄、庞二人说：“毛先生休要推辞，长沙的市民和工人早就在传说您是神仙下凡哩？”毛泽东一听哈哈大笑：“我算得哪门子的神仙吗，我只不过喜欢到群众中多走、多听、多看、多想，办些群众满意的事而已。”
黄、庞二人说：“工人们不识字，最尊重识字的先生了。您不计较身份、名利，肯屈尊降贵到工人中间去，怎么算不得神仙下凡呢？”
毛泽东听到这里，正色说：“不能这么说。这样不是把我看得比工人们高贵吗？这不利于我和他们打成一片，不利于了解到工人弟兄的真实情况和想法，这会妨碍我做出正确的判断。”然后，他又开玩笑说：“我也是喜欢当神仙的，万一给你们吹晕了，我失去了法力，回不到天上去不说，不能为工人解除痛苦可就麻烦了。”
黄、庞二人也跟着笑了起来，非得拉毛泽东一起去喝上两杯不可，毛泽东万般推辞，被二人一左一右架着，由不得他不去。毛泽东无奈说道：“两位什么时间成为梁山泊的李逵了。”
这次变得二人哈哈大笑：“我们不过是想沾点神气儿而已。”
毛泽东在对劳工总会的基层组织进行调查的基础上，给黄、庞二人提出建议，然后对湖南省劳工会进行了改组，使之更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确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资本家压迫的“三反”宗旨。1921年11月，“太平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确定了中国“门户开放”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机会均等”的侵略，使中国又回到被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支配”，也为了检验改组后湖南劳工会的战斗力，12月25日，劳工总会组织工人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黄爱、庞人铨担任总指挥，毛泽东号召全体党员动员学生与市民给予大力支持和配合。这一天共有1万多名的工人、学生和市民参加，初步显示出湖南劳工总会的活力，让毛泽东看到在湖南开展工人运动的广阔前景。但是没有想到，毛泽东在新的一年一开始就迎来了当头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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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道：“从本回开始，我们把蒋介石和国民党、与润之和共产党同时讲，而且讲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篇幅还要稍长一点。”
韩非道：“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
姜子牙道：“很多的神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这一段的历史并不是太清楚，不知道国共两党在大革命时期的真实关系和状况；不了解这个大革命其实是苏联人主导的；更不知道蒋介石的政治魄力和军事素养其实比孙中山要高明得多，以及孙中山这个神是怎么造起来的。只有讲清楚这些，才能讲清楚蒋介石为什么反共、反苏，为什么蒋介石可以用四年的时间，扫平军阀、实现国家的统一。”
圣人道：“1924年以前的国民党还是一盘散沙，蒋介石还被认为是一个只懂军事的高级参谋而已，但是从1921年以后他开始崛起。蒋介石崛起的过程是国民党获得了新生的过程，是国民党军发展的过程，是他使国民党的统治由口号变成了现实。”
韩非道：“其实，在过去一甲子的历史中，人们把蒋介石过度丑化了，尤其是这一段历史，人们并没有好好地研究。从1921年到1928年，人们不明白蒋介石为什么会反共，更不明白蒋介石如何成为四大家族的代表人物的。其实，蒋介石的崛起过程，也是四大家族形成的过程。”
姜子牙道：“蒋介石崛起的过程是和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崛起同步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就是蒋介石。因此，蒋介石在崛起后是强大的，一直在20年内都没有对手。这样一个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对手不讲清楚，怎么知道润之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是有多么的恶劣呢？怎么知道战胜蒋介石是多么的困难？怎么知道中国共产党人除了润之，人人都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呢？”
圣人道：“是啊，看共产党人写的历史，好像蒋介石的智慧远远低于润之，好像共产党人谁都能打败他一样。殊不知，他们二人的对决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对决，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历史上，蒋介石和润之都是出类拔萃的。日本人、苏联人、美国人都不在他们的眼里，蒋介石是黄洋界，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韩非道：“其实，这个时期的历史本来就是蒋介石主导的历史，主讲蒋介石和国民党也是应该的。”
姜子牙道：“共产党在一开始组织的时候，是有问题的。问题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空想的比实干的人多；二是仅仅局限在工人阶级这个范围，发展的对象又限于知识分子，脱离了中国的绝大多数人；三是苏联人豢养的，它所推行的革命，比如工人运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这种思想影响共产党15年。”
圣人道：“所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不能代表共产党的源头，因为，共产党现在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而李大钊和陈独秀主导的共产党的思想和文化则是苏联人的，如果将他们当作正宗，岂不是说，我们中国遭受了苏联人90年的文化侵略，我们中国岂不是一直是一个文化的殖民地？润之是中国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继承着、发展着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我与道德天尊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源头就是新民学会，这也是经过润之同意的。”
韩非道：“圣人怎么能糊弄各位神友呢？你什么时间见过润之？”
姜子牙道：“圣人不过是开个玩笑。但在24年以后，你将明白，这里我们先卖个关子。润之不只是一个知识分子，关键是他把自己当做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他的知识不再代表社会的上层，而是代表社会的下层，他把知识的地位调换了个儿。”
圣人道：“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是脱离劳动人民，从而形成了一个人上人的阶层。一个人能成为知识分子，一定是很聪明的，可是这些聪明人，一旦成为知识分子就开始脱离群众。现在的共产党人也是这样，这个局面什么时候解决，什么时候，共产党人也就成熟了。”
韩非道：“润之不出来领导他们，他们就一直是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这种局面什么时间解决，就等着润之出山吧。”
姜子牙道：“润之出山领导还早，所以，注定共产党的命途多舛。欲知详情，我们还是继续往下观看吧。”
众神哄然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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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筱欣奕奕    时间: 2015-2-1 18:27
精 ，继续关注下文
问好常老师，周末愉快{:soso_e160:}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2 16:42
    第十六回      山高人迹灭    烟雨锁雄关

                                           六十一
黄爱、庞人铨迅速转变为革命者，让毛泽东非常的高兴，也充满了一种成就感，自然也就对自己从事工人运动的能力和前途抱着很大的信心。因此，在1922年新年来临之际，免不了召集湖南的共产党支部成员开会，确定了全年的工作重点是开展工人运动，总结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试图开辟出一条“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道路来。毛泽东充满着信心地对大家说道：“现在，长沙的纺织工人正在酝酿罢工，这是我们领导的第一次罢工运动，一定要组织好、宣传好，确保罢工胜利。”
会后，毛泽东和黄爱、庞人铨碰了个头，再次了解了纺织厂罢工的准备情况，并告诉他们：湖南学生联合会将声援和配合他们的罢工行动，让他们充满胜利的信心。黄、庞二人向毛泽东介绍说，工人们情绪高涨，对取得罢工的胜利信心满满。毛泽东又嘱咐他们千万要搞好组织工作，注意罢工后工人家里的生活安排问题；特别提醒他们，罢工是一柄双刃剑，罢工胜利，工人得利，否则，损失的就是工人自己了。黄、庞让毛泽东放心，他们一定会取得胜利的。
1月10日，纺织厂开始罢工，工人们向资本家提出了提高工资、改善生产条件、缩短劳动时间的要求。谁知资本家不同意工人的条件，他们态度强硬不说，还联合起来断绝了工人的生活来源。与此同时，他们向湖南省省长兼督军赵恒惕请兵镇压工人罢工，甚至威胁赵恒惕，如果任由工人胡闹，他们将拒绝向政府交税。赵恒惕的政府和军队都是靠资本家养活的，如今资本家有难，他怎能不管？于是，限令工人24小时内复工，否则，对罢工负责人严整不殆。黄、庞二人也是坚定，据不服从赵恒惕的命令。赵恒惕恼怒之下，在16日将二人逮捕；第二天未经任何审讯，赵恒惕就下令将他们枪决。黄、庞二人也是好汉，英勇不屈，尤其是黄爱在被刽子手连砍三刀后，仍用力高喊：“大牺牲，大成功！”
刽子手太残忍了，黄、庞二人也太壮烈了。毛泽东闻讯除了愤怒无比，就是心痛不已。多么优秀的工人领袖啊？和自己相交不过4、5个月，就这样为共产党的罢工运动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真的是让他懊悔万分。他立即联合长沙各界在船山自修大学，两次召开追悼大会，并发行纪念特刊。随后，愤怒不已的毛泽东再次赴上海，联络上海共产党支部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一时间，全国各地共产党组织纷纷响应，掀起了追悼黄、庞二位烈士，抗议赵恒惕摧残工人运动罪行的浪潮。
赵恒惕会杀害罢工领袖，是毛泽东从来没有想到的，也是没有人告诉过他的。这次血的教训，让毛泽东发热的脑袋清醒了不少，让他那激昂的声音平静、低沉了不少。革命是要死人的，作为革命的组织者，一定要考虑到死人这件事，不计代价、不计后果的革命就是拿着人生命开玩笑，就是一个冷血动物。工人就是为了多拿点工资，他们犯得着去拼命吗？因此，毛泽东经过自责和冷静的思考之后，认为开展工人运动不能蛮干，必须利用合法手段，开展有理、有节、有利的罢工，不能为了造影响，而不顾工人、尤其是工人领袖的生命。像黄爱、庞人铨这样的领袖多少年才能培养出来呀？
因此，当他面对义愤填膺的党内同志，和无比愤怒的工人群众时，他显示了出奇的冷静。他要大家收集国民政府、省政府、长沙市政府关于保护工人的有关法规，要求党员和工会干部认真查找资本家违法的事实。为了确保再次罢工的胜利，他决定亲自参加组织和领导工作，以防止蛮干。而他此时最担心的就是安源的罢工组织工作，2月份，他带领李立三再次来到安源，详细了解安源煤矿的情况。为了加强对安源罢工的领导，专门成立了中共安源支部，由李立三任书记，把罢工活动的各项准备工作，至于自己的绝对领导之下，不允许他们擅自组织罢工活动。毛泽东向李立三强调：一定要在合法的情况下、在绝大多数工人支持的情况下，开展罢工运动；罢工时提出的要求一定要合理，不能让资本家承担不起；罢工时一定要有秩序，不要破坏煤矿的财产，防止工人做出违法的行为。这个要求太高了，所以安源煤矿的罢工还需要好好地进行宣传和组织。
毛泽东安排好安源的事情，回到长沙，他和何叔衡等人商量，罢工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是不行的。而要加强党对罢工运动的领导，就得加强党组织的建设，在工人中发展党员。于是长沙的共产党支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了第一轮的发展党员的高潮。杨开慧、毛泽民都是在这个时候入党的。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何叔衡还在湖南党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同时兼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湘区团组织建设工作。就在这个时候，刘少奇从俄国留学归来，被分派回湖南接受毛泽东的领导。
刘少奇1898年11月24日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1919年22岁的刘少奇在长沙私立育才学校上学，参加了毛泽东组织的长沙五四运动。1919年6月来到北京，拜访了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的著名发起人李石曾、范静生，因为他也想去法国留学。在他们二人的推荐下，刘少奇进入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高等工艺预科班第三班学习。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李大钊一些激进思想，学习了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了解到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及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情况，于是，留法的想法变成了对苏俄的向往。1920年6月，刘少奇从保定德育学校毕业后，回到北京筹措勤工俭学经费未果，于8月份回到了长沙。
在长沙，他经过玉潭学校的老师梅怡成介绍认识了何叔衡，何叔衡将他介绍给俄罗斯研究会，并在贺民范的介绍下，在10月份加入毛泽东组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俄罗斯研究会组织会员到俄国留学，刘少奇就和任弼时、萧劲光等人来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1921年4月初，刘少奇和同学们经过在上海半年的学习，赴俄国留学。经过一路波折，7月，刘少奇一行抵达莫斯科。这时，适逢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刘少奇他们被分配到代表们住的一个旅馆里，作为东方民族的代表轮流参加会议，旁听这次大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他们在偏远的会议大厅的角落里，看到了坐在主席台上的列宁。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彭述之等40多人，被分配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在这里，他们结识了瞿秋白。瞿秋白是到苏俄采访的，因为刘少奇他们的俄语水平太低，和俄国教师交流困难，就请瞿秋白到该学校任教。因此，瞿秋白是他们真正的老师。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同年冬，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开始建立党的组织。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萧劲光等由中国社会主青年团团员直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2年1月，莫斯科举行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最为庞大，人数有44人，占到全部代表148人的1/3。中国代表团的代表来自各个方面，有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张国焘、张太雷，中国国民党的代表张秋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俞秀松，以及一些无党派的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城市中产阶级的代表等，总团长是张国焘。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除出席大会外，还担负着大会的一些文书工作。大会的开幕式是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举行的，列宁、斯大林、季诺维耶夫、托洛斯基被推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大会共举行了12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和远东形势》的报告。号召远东地区各国被压迫民族，在苏俄和西方无产阶级的援助下，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1922年春，刘少奇在参加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会议后，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提前结束在东方大学的学习，回国到上海党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不久，根据陈独秀的指示回到湖南，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区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被任命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看到刘少奇非常高兴，问了他在苏俄学习的情况，征求刘少奇的工作意愿。刘少奇表示要做工人运动，这也是陈独秀交给他的任务，毛泽东同意他和李立三一起去安源，领导安源罢工。毛泽东向刘少奇介绍了安源罢工的准备工作情况，说道：在5月1日，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任主任，现在在那里的党员还有蒋先云，你去了以后，要加强在工人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刘少奇领命不提。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2 16:43
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6000多人，为了反抗资本家的剥削，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负责人苏兆民、林伟民的领导下，举行罢工。港英当局封闭海员工会，激起了工人更大的愤慨，到3月底，斗争发展为香港工人总同盟罢工，参加者多达10万人。这次罢工使香港的航运停顿、交通中断、工厂停工、市场萧条，香港变成了“臭港”。为了争取斗争的胜利，罢工总办事处决定封锁香港，断绝粮食和日用品供应，动员罢工工人离开香港回广州。3月4日，当大批工人从九龙步行到沙田时，英国军警开枪镇压，打死6人，伤数百人，是为“沙田惨案”。
香港工人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军政府和全国各地工人的声援下，坚持斗争56天。3月8日，港英当局被迫取消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送还工会牌匾，抚恤死难工人家属，释放被捕工人，并答应增加工资15-30%，香港海员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斗志，以这次罢工为起点，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展开。长江航员、上海邮务工人、上海日华纺织厂工人、汉阳铁路厂工人，以及京汉、粤汉、京奉、京绥、正太铁路的工人相继举行罢工。
1922年5月，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代表177人，代表12个城市，110多个工会的34万会员。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及其他派别的工会组织。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通过了“8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和“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等10项决议，确定按行业组织工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之前，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当年7、8月间，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劳动法大纲19条，成为中国历史上保护工人阶级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立法活动的开端。

广西桂林，这里是孙中山为筹划北伐设立的大本营。1922年3月26日，大本营里的气氛，显得紧张而压抑，孙中山正在此召开紧急会议。
蒋介石是应孙中山所召，于1月3日从广州出发赴桂林的。一路上，他不忘记观看风景，走走停停，用了两个礼拜，到16日才到达阳朔。在这里见到了吴忠信，吴忠信告诉他孙中山的北伐，仍然处于筹划阶段。蒋介石一听，感觉自己还是来得太早了。在阳朔停了两天。18日才来到桂林北伐军的大本营，孙中山任命他担任第二军总参谋长，住进了原清朝藩台衙门的八桂厅。闲暇时，游遍了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各处名胜古迹：象鼻山、七星岩、灵隐洞、铁佛寺、孔明台、叠翠山。转眼两个多月过去，蒋介石纵观桂粤形势，已有了一套成熟的战略方案。会议上，见孙中山仍然力主出兵北伐，蒋介石说：“鉴于目前形势，我主张先回师广东，解决陈炯明问题，待粤省巩固，方可再图北伐。”
孙中山则信心满满地说：“去岁末，苏俄专使马林来桂，转达其政府有助我之意，北伐可得俄之助；段祺瑞亦派他的心腹徐树铮来见；奉系张作霖的代表很快也会来桂接洽。直奉两系大战在即，正是北伐之良机。仲恺也来函，力主按原计划行动为好。他言一旦回粤，则内忧将无已时，吾人不欲观之。”
蒋介石闻言有些激动，大声说道：“我比任何人都希望看到早日出师北伐！此行南下，我于旅途舟车客店中不得休息，足足耗我半个月的心血，才拟定出‘北伐作战计划书’。可是，大家都清楚，身兼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长、内务部长的陈炯明，明确表示反对北伐。先生，对陈炯明，不能再一味退让了。”
孙中山自嘲地说：“竞存说我是广东的总统，那竞存就是广东的皇帝。我已告诉竞存，北伐胜利了，我自然不会回广东；不幸失败了，也无颜回广东，无论胜利还是失败，广东都会交由竞存来主持。他不愿率军北伐，我就命他在后方接济粮饷。”
蒋介石不以为然：“他反对北伐，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广东叠遭战祸，不可再搜刮民脂民膏用于战争，要与民生息，他怎么可能会接济粮饷呢？”
孙中山说：“不要过于猜疑。我的话，竞存还是会听的。”
蒋介石很失望，他真想拂袖而去，但还是忍住了。这天，蒋介石正在看书，胡汉民突然出现在蒋介石面前，沉痛而又愤怒地说：“介石，噩耗！仲元在广州火车站被暗杀了。”
仲元是邓铿的字。蒋介石闻言跳了起来，大惊。他知道，邓铿是孙中山派回广东向陈炯明催办粮饷的：“仲元被杀，说明陈炯明的反意已露，逆迹已彰。”
胡汉民说：“再也不能回避和竞存之间的矛盾了。我们都要尽快向孙先生陈言。”
第二天，孙中山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蒋介石说：“应尽快悄悄率军回粤，先解决了陈竞存，再改道赣南北伐。湖南赵恒惕与陈炯明相互勾结，狼狈为奸。”
孙中山似乎仍在犹豫，难以决断。这次，蒋介石决定坚持己见，便高声争辩说：“现在的形势是内忧回避不了，早晚都要解决。不解决，无以言北伐！况且，北伐还有赵恒惕在湖南相机接应陈炯明？”
孙中山仍对陈炯明抱有幻想：“竞存断不敢背叛于我，只要彼不公开叛变，我不能讨之。不过，可以潜师回粤，改道江西出师北伐。”
会议一结束，蒋介石与许崇智奉命率部迂回粤北，进驻肇庆、三水，从西边迫近广州，给于压力。蒋介石复向孙中山建议：“先请内患，再图中原。”但是。孙中山仍然对于陈炯明的忠诚寄予些许期待，便派蒋介石先期去广州和陈炯明会晤；又派汪精卫、廖仲恺居中调和；同时委派参军吴忠信为军事全权代表，择日北上，联络皖系、奉系两派首领，商讨“三角联盟”共同对付直系的军事事宜。
陈炯明很快知道了孙中山的安排，便来电质问北伐军回粤的目的何在？为向孙中山施加压力，声明来了个总辞职。可能会有人问，他把职务都辞了，没有权力怎么向孙中山施加压力？这就是陈炯明高明的地方，他想和孙中山翻脸，可自己又不想出面，就让自己的部下去胡闹。孙中山指责时，他就说他辞职了，约束不了部队。孙中山自以为是总统，陈炯明的辞职，他一律照准，免去了军内的一切实职，只保留了一个陆军总长职务，从而为孙中山蒙难海上埋下了伏笔。陈炯明知道孙中山派蒋介石前来会他，他对蒋介石深为忌惮，就来了个敬而远之，在蒋介石到达广州的前一天，便离开广州避往老家惠州去了。
蒋介石找不到陈炯明，怒气冲冲，找到已经和陈炯明接触的汪精卫、廖仲恺，质问道：“你们不是负责与陈竞存沟通吗？明知道我要来，为什么还要他对我故意避而不见？”
廖仲恺是一个毫无己见的人，从来就是以孙中山的意见为意见，他也认为蒋介石是一个麻烦制造者。所以很理直气壮地说：“介石，你何必动怒？竞存此去，不过是不想激化矛盾，避免和你发生冲突。我看人家也是为了留有余地吗！”
蒋介石一听明白了，原来他们都将自己看作是造成与陈炯明产生矛盾的问题人物。孙先生让他来广州，也不过是想支开自己，不想让自己留在他的身边烦他。说不定，陈炯明去惠州孙中山也知道。想到这里，蒋介石不由叹道：“看来，我蒋某人是该离开了。去掉我这个绊脚石，我看你们能否和陈炯明把矛盾调和好了。”
说走就走，蒋介石立即来到了火车站。可是转眼一想，明天孙中山就会来到广州，还是见他一面，再劝告一番，以尽己责，于是就在火车站住了一夜。第二天，见了孙中山，蒋介石说：“先生，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竞存不可能回心转意了。”
孙中山仍然不相信蒋介石的话，说道：“竞存会如此恶劣？料他也不至于背叛我吧？现在，韶关已建大本营，由汉民代理大元帅，我就坐镇省垣，仲恺负责接济粮饷，北伐仍可以如计划进行。既然在广州竞存不见你，你还是到汝为的第二军，履行你的参谋长职务吧。”
蒋介石终于知道了自己在孙中山心中的位置，仅仅就是一个军参谋长而已，是很难与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相提并论的。因此，自己的真知灼见，以及远大的战略计划才不被孙中山重视。可悲可叹，不想10年过去，自己仍然是“谋”“位”不一，不由得心灰意冷，决定立即回避，另择时机。蒋介石辞别孙中山，就离开广州打道回府，这是蒋介石在广州最长的一次，前后有4个多月。
蒋介石一走，陈炯明的胆子马上壮了起来。老实说，孙中山他们在他的眼里，不过是一堆酒囊饭袋，他唯一惧怕的也就是蒋介石一个人。他与蒋介石共事多年，知道蒋介石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干，而且很有政治战略眼光。他早就想结交蒋介石，可是蒋介石的眼中只有孙中山，并没有将他放在眼里；况且自己的部下也容不得蒋介石这个外省人居他们之上，所以，只能忍痛割舍。蒋介石在孙中山的身边，终是一患，陈炯明就使出各种计谋来离间他们的关系，让蒋介石不能为孙中山出谋划策。陈炯明对蒋介石了如指掌，知道蒋介石虽志存高远，但是脾气暴躁、易怒、不冷静，更不善藏拙，不会曲意迎合，只要激怒他，他就必定负气回家。果然不出所料，蒋介石被气走了。陈炯明立即命令心腹叶举率兵进入广州，提出“清君侧、除宵小”的口号。叶举兵进广州后，通电要求：恢复陈炯明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的职务；免去胡汉民的一切职务。
这时，直奉第一次战争爆发，孙中山和段祺瑞、张作霖三家联手，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吴佩孚进攻。战争从4月28日爆发，于5月5日结束，也就是打了一个星期。三家就被吴佩孚打得大败，只得各自撤回到了自己的老巢。孙中山北伐失败，正是陈炯明叛乱的好时机。为了配合陈炯明叛乱，广西桂系的一些残兵败将也死灰复燃，李宗仁等桂系后辈纷纷崛起，抢占被孙中山占领的广西地盘。
孙中山此时就仅剩广东北部一些地盘，可以说是困据韶关，内忧外患。汪精卫建议孙中山恢复陈炯明的实权，无奈之下，孙中山只好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听其节制调遣。陈炯明并不买孙中山的帐，他和孙中山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一方面给孙中山回电，声称以人格和生命担保，要叶举退出广州，并严令叶举不准对孙中山发生越轨行为；一方面密令叶举的60营兵，以孙中山欠饷为由，在广州大肆向士农工商派捐筹饷，闹得广州市面秩序大乱、人心惶惶，以引诱孙中山从韶山回广州平息军乱。
这是陈炯明的请君入瓮之计，孙中山果然上当。他不顾胡汉民的百般劝阻，于6月1日只身回到了广州，召叶举会商军饷问题。谁知叶举避而不见，孙中山气愤之下，非要海防司令陈策炮轰叶举的司令部。陈策不敢领命，找到汪精卫，汪精卫和陈策力劝，孙中山才收回成命。孙中山的气没有出来，武的不行，就来文的。6月12日，孙中山召集广州各报记者，公开指责陈炯明：
“我北伐的目的，在于打破北方武人的专制，不料广东军人武武相护，反对北伐。陈竞存本人是秀才出身，他反对北伐可能是由于政见不同，他的部下反对军阀却是为了拥护武力。我出兵8个月没有获得进展，问题就在于武人专制，在后方掣我的肘。”他还信誓旦旦地说：“我如果没有把握，绝不会自己投入到60营军队的大包围中。这种无纪律的军队必须裁汰。我为了保证全广州秩序，今天特请舆论界前来讲清道理，希望你们在10天内，将陈家军在广州的种种不法行为尽量揭露，然后告诫他们全部移往广州城外30里，听候宽大处理。否则，我一定要顺从民意，加以驱逐。你们叫我孙大炮，我就是大炮！我以前炮打过莫荣新，今天可以用同样的手段对付陈家将。”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2 16:43
南方局势已经不可收拾，孙中山坐在了火药桶上。与此同时，北方的局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大总统徐世昌被迫辞职，皖系主导的国会被解散，原大总统黎元洪复职，宣布恢复旧国会，恢复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在历史上被称为“法统重光。”北京政府和各界呼吁停止一切国内战争，一切听候法律解决。北方政局的这一变故，就抽掉了孙中山作为南方大总统哪怕是他强词夺理讲出来的一切理由，孙中山的大总统是违法的。
陈炯明开始对孙中山下手了，打先锋的还是叶举。6月15日，就在黎元洪通电就职的这一天，廖仲恺在赴惠州会见陈炯明途中，被叶举扣押，囚禁于石井兵工厂。接着叶举联合粤军其他将领发出通电：呼吁孙中山实现自己曾经的诺言，辞去南方政府总统职务。孙中山没有回应，叶举立即派兵包围了孙中山在广州的住地观音山粤秀楼。孙中山此时仍然执迷不悟，此时连汪精卫都看出了陈炯明的反心。可他就是不相信陈炯明会对他不利，他对身边的人员说：“竞存恶劣，当不至于此。”
孙中山执迷不悟，叶举可等不及了，6月16日，他下令炮轰总统府；同时，在广州的街道上贴满了叶举署名的四字公告：“国会恢复，护法告终，粤军将士，一致赞同，请孙下野，以示大众，诸色人等，安居勿恐。”秘书林直勉，力劝孙中山离开总统府，亏得走得及时，否则，孙中山就成了叶举的炮下之鬼。孙中山避往设在海珠的海军司令部，与海军司令温树德一同登上了楚豫军舰，然后转上永丰舰。此时的孙中山成了孤家寡人，他在这个时候想起了蒋介石，想到了蒋介石对他一次又一次的警示。悔恨难当之际，孙中山给蒋介石发出了救急电报。
蒋介石自4月23日离开的广东，来到上海，见到张静江。张静江告诉他生意上出现了问题，他简单了解了情况，感觉到自己也无能为力，就没有在上海停留，也没有与珍妮-陈幽会，就回到了溪口、宁坡居住。中间尽管一再接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催促他返粤的函电，可蒋介石皆是一意：先解决陈炯明，再图北伐，不然必有噬脐莫及、不可挽救之一日。如不接他的意见，他就不为所动，一心只读书弄儿。然而，6月18日，汪精卫的来电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汪精卫来电告他粤变，犹幸总理无恙。接着就接到了孙中山的一副电报：“宁波江北岸引仙桥10号，蒋纬国先生，事紧急，盼速来。孙文，巧。”
蒋介石整了整心魂，神情凝重地对纬国母子说：“这回，我务必要去赴党难了。此去，不知能否活着回来。”
此去广东，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的确是生死难料。以粤中那些人以往对他的态度，如果去广东就是主动把自己送入虎口。所以，蒋介石虽然心急火燎，但还得把自己的身后事安排好。21日，他到了上海，找到张静江，把自己家里的生活托付给他，希望他在自己死后，安排好两个孩子的教育工作。张静江一力担承，让蒋介石放心。
这时，汪精卫也来到上海找到了蒋介石，汪精卫一见蒋介石，连连说：“介石，你有先见之明，先见之明啊。”
随之，将发生的一切告诉给蒋介石。汪精卫的口才极佳，讲起来惊心动魄，让蒋介石听得气血上涌，愤怒地骂道：“叶举灭天理，无人道，深堪发指。天眷我党，幸而孙先生不死，中国尚有一丝生机，然而，局势危矣！中正若不于死中求生，何以对友？何以报国？何以激励人心耶？”
汪精卫说：“我已订好回程船票，马上就得启程赴香港。现在广东的局面非常不好，我刚刚得到消息，19日，广东省议会和广东各团体举行了联席会议，议决赞成大总统黎元洪的国家统一令，欢迎孙先生下野，迎接陈炯明回省复职；就在今天，海军总长汤廷光、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和叶举三人联合发布了安民布告，要求孙先生下野。可恨叶举，竟然悬赏20万元捉拿孙先生。现在孙先生在广州危在旦夕，孤立无援，无兵、无钱，此难当如何解决？全赖介石。”
蒋介石说：“弟已经托付后事，写好遗书，拟即奔赴广东，一为牺牲！不过，倒是需要想办法筹些款项为宜。无钱，怎安军心，何以度难？”
汪精卫说：“正是，介石在上海人面熟，筹款之事，还要劳你费心。我就先行一步，在香港等你。”
蒋介石只得应承下来。可是，到哪里筹款呢？张静江生意失败，自己已经负债累累，焦急中的蒋介石想到了虞洽卿。虞洽卿曾经和蒋介石他们一起做过经纪人投资，不想失败了，让虞洽卿损失了一笔钱。因此，蒋介石知道虞洽卿对自己没有好感，可为了救孙中山难，只得麻着头皮，向虞洽卿求助。来到虞洽卿府上，蒋介石落座，就开始恭维虞洽卿：“阿德哥，都说你是宁波帮的领袖，当年阿德哥支持革命，腾出房子供同盟会秘密活动，派人保护英士兄的安全；孙先生在南京主持临时政府，因无经费，极难运转，又是阿德哥解囊相助。袁政府和日本签订21条，阿德哥在上海组织救国储金团，扩充中国实业势力，借此打击日货。足见阿德哥虽在商场，却一直支持民党革命，尤对孙先生倾力支持从不遗余力。现今，孙先生在广东造困，请您再施援手。”
虞洽卿知道蒋介石来就是为了借钱，所以也不开脸，很不客气地对他说：“我已经没有钱了。你所求我爱莫能助。”
蒋介石说道：“阿德哥是交易所的理事长，又有好几家的公司，受死的骆驼比马大，只要您帮忙，总是可以筹些钱的。”
虞洽卿一听怒道：“你还好意思说交易所！就是你搞垮了交易所，还要来借钱？你走吧，我一分钱也无法给你。”
蒋介石陪着笑脸，解释说：“阿德哥说我蒋某人搞垮交易所，不知从何谈起？我只是经纪人公司中的挂名股东而已，从未参与其间。至于几个经纪人公司失败，乃是张静江兄套利所致，我也是损失殆尽啊。”
虞洽卿仍不开脸：“谁听你说这些？我不管是你们谁搞的，反正现在我没有钱给你。”
蒋介石见虞洽卿仍不开脸，看来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也就收起笑脸，正色道：“阿德哥，您可别忘了，当年创办交易所，最早是孙先生提议、发起的。而之所以创办交易所，目的就是为民党筹集经费。我也知道，今年春天里，交易所因买方违约，出现风潮，停止营业。但是，后来阿德哥引入外国资本，和全球货币物劵交易所共同营业，这在3月底的《申报》上都登出来的。4月份，交易所就全面开市，现在孙先生蒙难，难道你真的见死不救吗？”
虞洽卿为之语塞，斟酌良久，方缓缓说道：“钱，我可以给你些，但是，现在不能给你，你何时启程赴粤，何时来拿钱。”
蒋介石问：“能给多少？您看10万元怎么样？”
虞洽卿说：“不行，只能勉强筹够5万元。”
蒋介石讨价还价：“那就8万元吧。”
虞洽卿的口气坚决：“最多就是6万元，再多一分也没有了。”
蒋介石本来就是想借5万元，有此足可以应付危局，既然虞洽卿答应给6万元，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但脸上还是带着遗憾告别了虞洽卿。
6月22日晚上，蒋介石和珍妮-陈在旅社里缠绵了一夜，第二天又带她游览了一天，晚上又接着在黄浦江坐船游览了上海的夜景。在船上，蒋介石将孙中山在广州遇困的情况告诉珍妮-陈。然后悲壮地说：“此次去广东，九死一生，或许再也不能见到你了。我明天就要动身，真的舍不得离开你！但是，党事与家事，二者不能兼顾，当次关头，我意已决，誓将舍我亲爱之家族，以殉身党难！”
6月25日，蒋介石毅然决然地告别了上海，抱着必死的决心，一身豪气乘船南下，奔赴党难。
作者: 筱欣奕奕    时间: 2015-2-2 18:50
这段历史有很多搞不明白的地方，感谢常老师的佳作，学习拜读！{:soso_e160:}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3 17:30
六十二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159名党员。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和议题是讨论并制定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会议的分析和结论写入了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宣言指出：
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重申党的最高纲领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最低纲领规定了党在当前的奋斗目标和最近的任务，即：“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规定了党在现阶段革命斗争中的策略原则及实施步骤，强调无产阶级联合民主派绝不是投降附属于民主派，必须保证自己的独立性，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大会通过《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议决案》，明确规定“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的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之急先锋。”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共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它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比较完整地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议决案》，并决定出版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
大会选举了中共新的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和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邓中夏、向警予、张太雷为候补委员，陈独秀为委员长。这次大会虽然分析了中国革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国情，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纲领是反帝、反封建；但是它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缺乏明确认识，还是没有提出政权要求和发动农民运动，革命的中心仍然是工人运动。这也难怪，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是城里人的代表，没有一个是农民的代表。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代表湖南党组织参加会议的代表是蔡和森和向警予夫妻二人。蔡和森和向警予都进入党中央领导层这一件事说明，湖南的党组织，在过去一年有了很大的发展。会后，大会代表各回本省传达贯彻党的中心工作任务，蔡和森夫妇留在上海协助陈独秀工作。陈独秀留他们的理由是，湖南有毛泽东在领导，不需要他们回去。

1922年6月28日下午，香港，由上海驶来的客轮缓缓靠岸。蒋介石一下船，就急忙雇车赶往大东方旅社，与在这里等待的汪精卫、古应芬等人会面。蒋介石一见二人，急切询问孙中山的情况。汪精卫说：“孙先生已经转登停在黄埔的永丰舰。事情无任何转机，海军已经动摇，局面还会恶化下去。”
蒋介石见二人六神无主，便安慰他们说：“有我在就有办法，尽管展堂、汝为他们的军队回粤，未见如此迅速。然则，我相信，逆氛终究会消灭。”
汪精卫说：“但愿介石能扭转乾坤。倘若局面不能很快扭转，孙先生将会很危险，我看，孙先生还是早日离开为好。”
蒋介石说：“孙先生离不离开广东，关乎人心士气，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言离开。我在虞洽卿处借来6万元作接济费用，由古兄专职采购供应船上；兆铭兄负责打探各路消息，及时送到船上，以供应孙先生和我参阅，也好临机决断。”
汪精卫、古应芬点头应允。第二天，蒋介石转赴黄埔，雇小船斩波涛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相顾愕然，迅谈前昨事及各方情况，至夜分乃已。”孙中山见到蒋介石后悲喜交加，终认为：他有先见之明，而自己缺乏知之之鉴；介石不怨我早纳忠言，反而依然赴难，足见忠勇。遂授予他海上指挥全权。
和孙中山感到欣慰正好相反，陈炯明闻听蒋介石到来，则大为恐慌。当时，汪精卫送来的消息中提到：“陈闻兄来，面色发青，说：‘有他在先生身边，必定出许多鬼主意’。”陈炯明得知海军未见动摇，加上陆军北伐军回师平乱，乃两度派人向孙中山请求和解。他仍然以被迫辞去了粤军总司令为借口，表示因此驾驭不了叛军，颇感苦恼，希望孙中山让胡汉民、许崇智率领的北伐军不要回师南下。孙中山此时腰杆硬了起来，断然拒绝，指责陈炯明说人话不办人事。
陈炯明果然是口是心非，一面求和，一面图谋收买支持孙中山的海军。被陈炯明收买的对象是海圻、海琛、肇和三艘3-4千吨的主力巡洋舰。如果孙中山失去这三艘战舰，那就只剩下千吨级的小舰艇船了，孙中山闻讯忧虑不已。蒋介石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放弃“以静制动”的方策，下令永丰舰率领各舰船离开海面冒险转移到新造村。正在这时，听说长洲要塞丢失，无险可恃，蒋介石又传令改移到省河。省河就是珠江流经广州市区的部分。可是驶向省河，必须经过车歪炮台，叛军在炮台布有大炮。怎么冲过这一关？要知道，河道面窄，有炮台封锁河面，军舰行使面临威胁。蒋介石决定硬闯。
早晨5点，雾色苍茫，蒋介石下令各舰驶往三山口，并命令试射炮台。他想通过炮台的还击，看看炮台都是些什么大炮，其射程有多远。蒋介石是军校炮兵科毕业的，熟悉各种大炮。“轰隆、轰隆”！从车歪炮台传来还击的炮声。蒋介石站在永丰舰上，细细观察、仔细倾听炮声，看到炮弹射程不远，弹力甚弱，他判断这是野炮，便放下心来，命令各舰一边还击，一边开足马力驶向炮台，试图强行通过炮台。炮台的大炮，远距离射不到，而近距离就可以打到军舰上了。
在“轰隆、轰隆”的炮声中，永丰舰一马当先快速驶近车歪炮台。突然，炮弹像雷雨一般向永丰舰倾斜而来，“轰隆”，一发炮弹在舰身爆炸。蒋介石命令士兵将孙中山扶到舰舱暂避，自己站在炮塔上镇定自若、岿然不动，坚守舵楼。永丰舰身中6弹，舰身震动、摇晃，士兵都大惊失色。蒋介石毫无畏惧，指挥永丰舰在来自两岸的交叉炮火中穿越前进。在舰舱里的孙中山心急如焚，两眼盯着时钟的秒针“滴答、滴答”走过，简直就是度秒如年。过了20分钟，永丰舰终于脱离险境，炮声远去，孙中山的心才放了下来。舰队直接驶入省河的白鹅潭，可以和陆地联系，局面稳定了下来。原来主意不定的永翔、同安两舰，看孙中山脱离了险境，也赶来与永丰舰汇合，于是，舰队的力量不降反而增强了。
孙中山喜色有加，蒋介石也长出了一口气，对孙中山说：“大总统在舰，竟如此冒险，虽然平安通过，实属侥幸，中正自知负罪矣！”
孙中山连忙安慰，方使蒋介石心安。这时在广州、香港的同志都来和孙中山相会，对孙中山倍加慰问，对蒋介石额首称颂。永丰舰停留在珠江沙面，也不是长久之计，长久之计是许崇智回师广州，赶走叶举。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各方消息混茫不清，蒋介石开始焦躁不安、度日如年起来。感叹：如此，真不如身临前敌，出入枪林弹雨之中为快！这时，汪精卫又传来不利的消息，说他联络的各方实力人物，不是附逆，就是观望。海军见久无援军，也开始摇摆起来，刚刚归附的永翔舰又偷跑而去。永丰舰上弥漫着一种绝望的情绪，蒋介石无奈，只好给自己暗暗加油打气：“事将成功时，其困难更甚！成败利钝，当恪守谋划在我，听之于天之语。”
出现了什么情况？原来，许崇智在南下途中，7月29日与陈炯明在韶关打了一仗，被陈炯明打的大败，率军退往南雄。许崇智哪里是陈炯明的对手？许崇智一败，孙中山的其他北伐军更是不堪一击，在广东全面溃退。粤军第二军和李福林部退入福建；李烈钧的赣军、朱培德的滇军、陈嘉佑和程潜的湘军退往广西。知道为什么蒋介石后来居上吗？如果按每个人的神力来说，此时，所有的领兵将领的法力，都无法与陈炯明的法力对抗。陈炯明是南方各军将领中法力最大的一个人，但是，陈炯明就是惧怕蒋介石。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3 17:32
斩草除根，陈炯明没有了外患，决定先搞垮海军舰队，再向孙中山和蒋介石开刀。8月9日，有人向蒋介石密报了陈炯明偷袭永丰舰的计划：陈炯明一方面贿买永丰舰上的官兵不加抵抗；一方面收买其他的军舰，让这些军舰炮轰广州沙基的外国人居留地，籍以引起外国干涉，让外国人把孙中山的舰队赶离白鹅潭。这时，北伐军失败的消息也传到了永丰舰上，孙中山彻底绝望了，立即召集各军舰舰长开会。会上称自己再坚守在这里已经没有了意义，决定离舰回上海，各军舰舰长长出一口气，大家终于解放了。
随即，孙中山向各国领事致函，称自己决定离开广州回上海，英国领事主动提出派英国的炮舰“摩汉”号送孙中山前往香港。在孙中山临走前，给舰队的官兵发了一个月的恩饷，以奖励大家的忠勤功绩。9日下午3时45分，孙中山、蒋介石换乘英国“摩汉”号炮舰，驶离白鹅潭来到香港。在香港，迎接孙中山和蒋介石的除了汪精卫、古应芬等男人外，还有两个女人，一个是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一个是蒋介石的情人珍妮-陈，这让孙中山和蒋介石欣喜不已。8月10日清晨，孙中山夫妇、蒋介石和珍妮-陈、汪精卫、陈策、陈群、黄龙等人，转乘俄国“皇后”号邮轮归沪。经过5天的波涛，孙中山在14日上午抵达上海。岸上，有数千人在欢迎他，其中一个是他的宿敌谭延闿，他和谭延闿相见后都说了些什么？后来，蒋介石和谭延闿为什么成了知交，欲知详情，请注意下文。

1921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西拜见孙中山后，于1922年初向陈独秀、李大钊提出“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采取共产党参加国民党的方式同国民党合作的建议。我们知道，陈独秀是反对合作的，在中共一大的决议中，就明确提出不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因此4月初，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说明了中共不同意马林建议的理由。不久，出席远东各民族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回国，传达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问题的理论，陈独秀在统一战线的问题上的态度才有了明显的变化。
6月，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时局的第一次主张》，正式提出了同国民党等革命团体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中共二大重申了这一立场，作出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会后，陈独秀、李大钊、林伯渠等都开始同孙中山联系，商讨国共合作问题。但是，在与国民党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问题上，意见不一，多数人主张采取“党外合作”的方式。7月，共产国际批准了马林向中共中央的建议，派他再次来华。
8月间，陈独秀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在杭州西湖召开了特别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问题。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和马林。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各自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可是最后谁的意见都没有被接受，多数人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说穿了就是马林的意见：决定在国民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改组的前提下，采取“党内合作”方式同国民党合作；在实行的步骤上，先由少数党的负责人加入，再劝说全体党员加入。会后，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蔡和森、张国焘先后参加国民党，以实际行动支持孙中山。
从1918年秋季开始，孙中山即与列宁和苏俄政府函电往来，商讨中国革命与中俄合作问题。1920年秋，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和陈独秀会晤时，拜会了孙中山，孙中山提出同苏俄建立电台联系并要求苏俄提供军事援助的建议。1921年底，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南下桂林拜会孙中山，建议孙中山建立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政党，建立军官学校培养军队人才。孙中山也进一步表示了“与苏俄公开建立联盟”的愿望。1922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又与共产国际代表达林会晤。孙中山在8月中旬避居上海后，正是共产党做工作的有利时机，李大钊、林伯渠等人多次拜访孙中山，说明中共的主张，商讨国共合作事宜。
为什么苏俄急于推动中共与孙中山的合作呢？说起来，起因就是张作霖。1920年10月，苏俄红军军事情报局在中国的北满地区建立了“北满特工站”，任务是向张作霖集团与白俄势力施压，发动中东铁路罢工，培训布尔什维克骨干分子。执行这一任务的是斯托亚诺维奇，尽管他竭力掩盖自己的真是身份，但是他频繁的活动，尤其是在幕后操纵工人大罢工的行动，还是引起了奉系军警对他的注意，张作霖很快加紧了对北京及东北地区的控制。莫斯科虽然尽力在东北加强特工力量，可是，与苏俄政府花出的巨额资金相比，特工的回报总是有限的。这种策略不仅没有动摇张作霖在东三省的统治，反而增加了张作霖对苏俄的仇视。苏俄军事情报局的工作走进了死胡同，它们急需想出新的撼动张作霖的办法。
最初，它们支持在中国组建共产党，希望共产党能够迅速发展起来，帮助它们打击张作霖。哪里知道，共产党发展速度太慢，成立一年只发展了100多个人，像这种发展速度，要想有一定的势力，得50年以后。等待不及的斯大林指示共产国际做孙中山的工作，一方面推动共产党与孙中山合作，借助孙中山的力量北伐；另一方面，直接与孙中山接触，答应给他支持，但是要求孙中山按照苏俄的要求改组国民党。为什么要改组国民党？一是国民党确实需要改组，一盘散沙不行；二是要获得对国民党的控制权，在国民党中培养亲苏力量。因为在国民党中培养亲苏力量需要时间，因此希望共产党能够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让这些亲苏人士直接加入国民党，并控制国民党的权力机关。这就是苏俄希望国共合作的初衷，苏联人居心叵测，是谁一举粉碎了它们的梦想？留下来慢慢说。
开完西湖会议，确定了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指导思想后，马林，于8月25日来到上海，拜会孙中山，交给孙中山一封苏俄外交人民委员越飞写给孙中山的信。越飞在信中谈了苏俄对张作霖的憎恨，并将其称为与日本帝国主义一样的“凶恶敌人”。读罢这封檄文式的密函，孙中山顿感事态严重，此时他和张作霖已经不是敌人，而是反对北京政府的盟友。所以，经过缜密思考后，于8月27日给越飞回信，规劝苏方“不要将张作霖赶向日本”，以免迫使张作霖铤而走险。孙中山的复文如下：
亲爱的越飞先生：
您于本月22日的一封令人感兴趣的来函，已经收到，贵国政府派阁下这样一位享有盛誉的政治家来我国，我表示非常高兴。
我要同您讨论来函中所谈的各问题，在对您提问的几个专门问题作答复前，先谈几点意见：
首先，我必须告诉您，北京政府完全没有骨气，十分软弱无力，因此，说现在的政府是某些列强的代理人，也并不过分。特别是就它同苏维埃俄国的关系和交往来看，情况更是如此。
众所周知，某些列强不愿在它们自己能够将经济投降条件强加在莫斯科身上之前，让中国同俄国达成协议；同时，它们也不欢迎在我们之间出现任何达成协议的前景。因为，这种前景显然会使中国摆脱它们的政治经济控制。只有把中国的重要利益置于各个列强利益之上的中国政府，才能使这两个国家相互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劝您等待，直到我重新建立北京政府。鉴于目前形势可能出现的各种发展情况，这一点，在不久就可能实现。
至于蒙古，我完全相信贵国政府的诚意。我接受莫斯科无意割裂中华民国政治制度、领土的保证。我同意，在重建的能同贵国政府进行谈判的政府在北京出现之前，苏俄军队仍应驻扎在那里。立即撤走你们的军队，只会对这些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有利。
我现在来答复您在您的心中提出的各种特殊问题：
一、张作霖是一个中国人，很难设想会出现见到外国列强来奴役他的国家，并为此而进行活动。我不认为他是日本人的代理人。从社会阶级的意义上来说，张作霖似乎不是依靠任何阶级，而全然依靠他的军队。据我所知，在北京还没有可以支持他的人物，但是，北京正像我指出的那样，现在真的是完全是无足轻重的。
二、我在去冬已同张作霖达成谅解，主要是因为他派遣了他的代表来广州见我——更确切地说，是来桂林，我当时正在那里集中我的军队准备北伐——建议进行合作以实现我的重新统一政策，并且表示在一定条件下，如果有必要，他将反对日本。我可以在同样的条件下，遵守我在前年同段祺瑞所建立的合作。接受同张作霖合作的另一种抉择，就是既于他作战、又与吴佩孚作战。当张作霖建议同我合作时，他可能有诚意，也可能没有诚意。我作为一个讲究实际的人，无权假定他没有诚意，如果以后表明他并没有诚意，那时我再来对付他，但不是在那以前。我把重新统一中国看成是头等大事，我当时准备，现在也准备同接受我的条件的任何领袖实行合作。这也说明了现在事态发展对吴佩孚所采取的方针。
    关于您对张作霖的态度，我想提一点意见，那就是别将他赶向日本，而要使他能更多地接受我的影响。由于美国据说要支持吴佩孚，看来张作霖现在积极地以英美两国为敌。再加上你们对他采取的敌视态度，这可能迫使他从日本寻找外交上的支持，因为任何人都不想完全受到孤立。请牢记这一点。
三、在这个问题上，我附寄一份我上周签发的声明。这份声明是广州政府向列强发的。陈炯明是一个坏人，人们能够理解一个在基本政策问题上脱离其政治领袖的政治追随者。但是，当这样一种脱离者采取谋杀领袖的形式时，它就打击了全部的政治生活的根基。
四、由于我已经通知国民党的所有议员去北京，这个问题现在已经用事实回答了。我曾指出，国会本来就有权召开会议。但这种会议迄今未能在北京召开，是由于遭受到了北方军阀的反对。这种反对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国会在北京重新召开不是承认黎元洪政府的合法性，而是抓住了消除反对派的机会，在北京重新召开国会而已。
五、您推论我现在在与中国外交部保持接触，这是您的误解，对于这个问题的其他答复，我请您参考第一页上我的第一点意见。
现在，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对我说，贵国政府已经授命您同日本举行谈判。我想知道，为了同日本政府取得谅解或达成协议，贵国政府是否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让我具体地来说，据说日本想要在北满取代俄国，正如想在日俄战争以后在南满取代你们一样。贵国政府是否会赞成这一点。比方说，将中东铁路上的俄国利益转让给日本。我几乎不需要告诉您，我向来把苏维埃俄国看成是阻挡日本侵犯北满的国家。
我欢迎您为了准备建立我们之间更密切的联系所提出的建议。
谨致
最高的敬意！
                                              您的诚挚的朋友   孙逸仙
                                       1922年8月27日上海莫里哀路29号寓邸
接到了孙中山的信后，苏俄政府非常重视，于1923年1月，派越飞为苏俄政府特使来到上海与孙中山会晤，并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公开了孙中山的联俄政策。这是后话，且说孙中山在9月至12月间，在上海先后召集有陈独秀在内的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会，负责审查改组方案和党纲党章。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3 17:32
在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区委员会领导下，湖南是工人运动开展得很好的地区。到1922年秋，全省已建立工会2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4万余人。9月毛泽东、刘少奇相继来到了安源。此时，安源罢工的时机成熟了，路矿当局开始拖欠工人的工资，经过与当局协商未果。同时路矿当局还企图勾结军阀封闭工人俱乐部，9月14日，李立三果断的下达了罢工的命令。在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的领导下，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的江西铁路共17000工人举行了大罢工。罢工总指挥是李立三，俱乐部的全权代表是刘少奇。
罢工当天早晨，俱乐部监察大队持白旗密布街市及工厂附近。张贴“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各归住房，不得扰乱”等告示，并发布罢工宣言。路矿当局竭力破坏罢工，先是设法收买工人不成，又遣密探刺杀李立三，并悬赏500元。二计均未成功，就请军阀出动数百军警，每天每人发2元赏钱，将安源划归特别戒严区，设立戒严司令部，在重要地段架上机关枪。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示发动工人向军警诉苦，争取军警同情。此招果然见效，军警并不对工人使用武力。路矿当局无奈只得接受谈判，俱乐部的全权代表刘少奇经过与路矿当局的口舌交锋，在9月18日达成协议。路矿当局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权利，保证改善工人的生活和给工人增加工资等13款条约。条约签订后，俱乐部召开万余人的罢工胜利庆祝大会，通过复工宣言，随后上街游行。
安源罢工的胜利，重新鼓舞了毛泽东领导罢工的信心，也让他在正反的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来领导罢工的诀窍。这种诀窍在与李立三、刘少奇分享后，使二人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工人领袖。接着，毛泽东又加紧了同粤汉铁路、水日山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的联系，同他们商议进行罢工的事宜，以把湖南的工人运动推向深入。
安源路矿罢工是共产党领导的各种罢工活动，在无数失败中唯一既获得胜利、也没有死伤人的成功案例。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安源路矿发展了大量的党员，不仅使这些党员成为后来共产党武装革命的领导人，而且还把安源路矿发展成为毛泽东稳固的革命根据地，6年后，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时，安源的路矿工人组成了一个团参加。就这一点大家想想，其他共产党人发动的所有工人罢工活动，除了死人以外，有什么意义？他们的思维和领导能力怎么能和毛泽东相比？
就说在同期由邓中夏、罗章龙和邓培等人领导的开滦煤矿大罢工吧，这个大罢工在中国历史书上，地位比安源大罢工高多了，其结果是什么？5万人的大罢工，坚持25天，工人伤亡50余人，最后还是失败了。要知道，邓中夏、罗章龙可是和张国焘一起，被称为“北京的三杰”，是李大钊最得意的弟子。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都还是书生，离领导工人运动胜利还差那么一点。开滦罢工失败后，毛泽东就以此为例，再次教育湖南的党员，一定要引以为戒，吸取血的教训；尤其是提醒李立三和刘少奇仔细分析开滦罢工失败的原因，力戒在今后领导罢工运动时出现同样的错误。李立三、刘少奇正是在毛泽东的手把手的指导下，才在全国共产党人中脱颖而出。
作者: 筱欣奕奕    时间: 2015-2-4 12:41
问好常老师，立春快乐{:soso_e181:}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4 18:40
   六十三
蒋介石在跟孙中山8月14日回到上海后，只在孙中山的寓所帮助办事7天，然后就到普陀山海岛静养身体去了。蒋介石在普陀山上住了6天，到南天门去探过胜景，去般陀庵观鱼之后，所有的时间就是“泥塑”般地坐着读书。读书也不得安静，廖仲恺、汪精卫又来信催他回上海帮助孙中山策划军事方面的事情。蒋介石在8月29号给他们回了信。从他的回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经过在普陀山坐禅，其境界又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不仅对南方军阀的状况了如指掌，而且也对国民党在今后的发展作了设想。兹将这篇约2000字的长文，节录如下，以窥全貌。
------闽边、湘边与广西各处军队，弟意急需派相当专员，分往慰劳，并授以后进行方略俾有所依据也，对于军事之意见，约分三项：甲，先谋桂湘闽赣四省中之一省或二省为根据地，然后进攻广东。乙，待各军联络确实后，约三个月内分向各路前进，准备合击广东，先定广东为根据，然后统一西南。丙，各军如不能一致，平闽之计亦难实行时，则许军只有联络某军，强袭汀、永为根据地，第一步为先取潮梅之计，第二步为平粤之计，唯对湘桂各友军，皆指定其任务。------对于作战准备事件，陈述大略如下：一、湘、滇各军，皆退入湘边，即可令其联络广西之滇军，共计湘桂两方友军联合，约有1万余人，以后攻粤，当以在湘桂各军为主力，而以闽边各军为助攻。二、指挥全权，委诸协和，并责成其积极筹备。三、以三个月为期，即以本年11月间，为战斗开始之期。四，饷项以2万人计算，发动时，至少须发饷一月，当筹备30万以上之款，方可如期应付。五，子弹缺乏，无法接济，亦须与各军言明。六，滇军以朱培德部为主体，请孙先生手书慰问。------盖陈逆诸将，视广西为畏途，我军平桂，彼必不能派大队来援，一也；陆林在桂地盘未稳，如刘、关、张合力，较易平定，二也；我军平桂，滇唐无力能为其后援，亦无牵涉，较之平湘平赣，容易多矣，三也。有此三者，则吾军如果不能先平粤，当先平桂以为平粤之基。亦非下策也。且湘边之湘、滇军移至桂境，亦较便利，平桂则粤不足平亦。如果先平桂后平粤；则延长时日，在所不计，未知孙先生与兄等之意以为如何。致函于前敌将领时，可作三案：一先合力攻粤；二先合我在湘、桂各军之力，为桂人平定广西，然后东下平粤；三在湘部队，以全力助谭平湘，在闽部队。以全力助闽人平闽，或助王驱李，然后合而攻粤。------总之，现时武力，不得不注意浙卢，当养成其东南势力，使其怀德感惠，其他为吾党所用。至于政治主张------，对人问题，尚请孙先生注意及之。党约不改，党务终难整顿，乘此时机，改正誓书，收容一般有为青年，则党势必能增大。国闻通讯社每月500元之数，似难中止，商报如能维持，则言论多一机关，即多势力，以现在武力既穷，如舆论再不注重，更是难为力矣。
此书上过，蒋介石又回到宁波呆了半个月，心想，孙中山等已阅读毕，当给自己以重视，遂应廖仲恺、汪精卫之邀到了上海。哪知他一联络二人，得知他们都在孙中山的寓所开会，便恼怒异常，心想：他们还是不以我蒋介石之策为要，竟读不出我在政治、军事上的雄才大略，仍把我视作一个军事参谋；每逢大事便把自己撇在一边，独自商议出一些以偏概全的计谋来；等到实施时，如破桶盛水四面喷漏，这时才想到我，将我当作一面膏药四处乱帖。此为何故？是他们忌我之才？还是无识人之能？我看二者皆有之，孙中山是无识人之能，不知道培养年轻有为俊才，使他的身边充斥一些无能而又卖老之辈；廖仲恺、汪精卫等则是忌我军政之全才，担心一旦重用我，会后来置上，无他们立足之地。此事不可再作小视，当思一进、退、动、静之万全之策，寻找缝隙逆势而上。不过此时心中之气不出来，实在难平，于是找到了张静江。一见面，蒋介石就愤愤不平地时：“二哥，他们如此对我，实在过分！”
张静江刚刚回沪，闻听蒋介石之言，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急忙问道：“介石，你毅然赴难，孙先生对你已视为心腹股肱，何出此言？”
蒋介石说：“弟从广东回来，孙先生分派精卫、汉民到各处联络，弟无事可做，便回甬闲居，其间精卫给我写信，要我尽快回沪。我给精卫、仲恺写了一封长信，谈了联络各方，反攻广东的军事计划，此外，也谈了我对政治、党务乃至一些人事的看法。我认为党约，党务终难整改。不如乘此时机改正誓书，收容一般有为青年，则党势必能增大。我还建议，经费困难，也应维持国闻通讯社和商报这两个宣传机关，现武力已穷，若舆论再不注重，我党今后如何为力？”
张静江问：“是不是你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蒋介石怒气未退：“岂止如此！他们一次次催促我到上海来，似乎很重视我蒋某人，可是我来了，他们根本不理会我，闭门开会，研究改组本党之事。我算什么？在他们心目中，好像我无资格涉足党务、政治，至多算一个军事幕僚而已！现在我是谁都不想见了，明天就回宁波去。”
张静江给蒋介石端了一杯茶，劝他稍安勿躁，以静制动，最后给他出主意说：“你在永丰舰与孙先生共患难的经历，不妨写出来，也好使自己能静下心来。你写好后，请孙先生写序，我助你此版。这样可以在国内、党内为你造势，树立你英雄的形象。”
蒋介石对此深表赞同，接着，两个人又谈生意上的事。张静江叹道：“介石，交易所的债务纠纷，很是烦人。现在卖方只赔了一些代用品，下一步还要继续谈判，如谈判不成，还要诉诸法庭。眼下不少的人在逼债，我在上海呆两天，还得躲出去。你在上海可一定要谨慎。”
告别了张静江，蒋介石又与珍妮-陈约会，在约会中他向珍妮-陈倾诉了自己心中的不平。认为上海一天都不能住，人们骂北京是铸造恶人之烘炉，则上海更是一个大烘炉，铸造恶人的范围比北京更广泛。上海对于蒋介石，应该说是他的“发祥地”，为何今天有“斯地不可一日居”的恶感？原因既是他和张静江所经营的交易所暂时遇到了困难，那些追讨债务之人令人可恶；也是因为孙中山正在召开有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的首次会议，却没有让他这个股肱心腹参加，岂不令人懊恼？
蒋介石于9月9日到的上海，只停留了一夜，就又直接回到了宁波天堂山，“纳凉”于玉佛殿前，踱步于寺庙外幽静的小径上，思索着今后的人生之路。9月12日，孙中山开完会，分派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分别去日本、奉天、天津等处活动，寓所就剩下了他一个人。闲静下来的孙中山感到了孤独，这时方想起蒋介石来，便给蒋介石发了一道手谕：“请兄来居旬日，得以详筹种种为荷。”
9月14日，廖仲恺也给蒋介石来了一封信，信中说：“兄到沪之翌日，弟偕许志澄至大访之，而兄与启民皆不在------。弟则以为兄在此间，待商待决之事正多，若避去乡居，则事无从谋人人如此，则先生左右无一人矣。------故恳兄无论如何，仍再命驾来沪。家事恺当嘱启民为兄料理妥当，------望兄垂听。”
看到这两封来信，皆以孙中山身边无人照料为由请蒋介石到沪，让蒋介石对孙中山、廖仲恺越发失望。只是廖仲恺在信中提到启民，让蒋介石心中一动。启民曾经向他提过毛泽东。说毛泽东是人中龙凤，非诸葛、庞士元可比，足可以与他蒋介石并肩，如果孙中山能得此人与介石，就不会再是三分天下，而是一统中华，不愁中国不成为世界强国。这个毛泽东何许人也？一定要见识、见识。然而又一想，这也无非是捕风捉影之事，不再思它，还是想想自己的眼前吧。
眼前还是听从静江之言，静下心来书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至于其他之事，一概不应。蒋介石埋头20天，终将书稿完成，于10月4日，由宁波来到上海，再由上海乘火车来到无锡的太湖。他住在太湖的“万顷堂”。一来是游览太湖，二来是为此书写“跋”，三来再对书稿进行一次修订，好付诸印刷。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广泛传播自己这段最光荣的历史，以在青年中塑造自己果敢、智谋、胆大、心细、智慧的光辉形象。既然孙中山不以青年人为重，那我就将青年人纳入自己的麾下。有了青年人的支持和追随，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这些借孙中山而生的青藤，怎能和我蒋介石这课大树争荫？这的确是一招妙棋，静江兄真是高人。古人云：功大莫过救驾。有此功劳，天下无人可与我争锋之人了。
想到这里。蒋介石的心绪好了许多，便于10月7日回到上海来见孙中山。见到孙中山，蒋介石叙说自己一直在埋头著书，故未能来陪伴学生，现在书写好了，请先生为《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作序。孙中山翻了翻蒋介石的手稿，慨然应允，于10月10日为该书写了序。序文对蒋介石上永丰舰的行为予以称赞，并批评自己“乏知人之鉴”，没有能够预先制止叛乱。此序更加重了蒋介石的先见之明，让蒋介石欣喜不已。
孙中山为书作完序后，对蒋介石说：“你给仲恺、精卫的信，我已细研之，并派人按计落实，现在情况大好。我们和奉张、皖段已联络就绪；西南军阀的政治领袖岑春煊也和我捐弃前嫌，答应策动桂、滇将领共同讨伐陈炯明。更令人高兴的是，苏俄已答应援助，一旦消灭陈炯明，取得广东根据地即可出师北伐，届时，奉皖响应，推翻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已无难事。”
蒋介石双喜临门，如沐春风，遂向孙中山进言，远交近攻，并于8日给许崇智写了一封信，规筹定闽、粤的计划。信中说：“闽局不定，则本军回粤为难，李在闽境，闽必不定，------弟意如克泉州，则以兴、永、泉为根据地，对赣主和，使其退兵，对海军仍主联络，王、臧二方，以其何人能与我诚意联合为断。如臧果能与我联合------，唯乃须其担任一路，以为牵扯。如臧无诚意，则不如联王，要求其分兵若干，助我回粤。------我与陈逆两军比较，其兵力过我，后方接济与前方军实，皆优于我，唯其军心不固，纸币低折、内部离散，是其精神则不如我军之优。------弟即日回闽，在沪观察情势，或较到闽后为正确，故特预告，以资参考。”
许崇智依蒋介石之策与北洋军王永泉取得联络，进军福建，10月12日，攻克福州。孙中山大喜过望，乃将之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总司令，蒋介石为总参谋长，准备讨伐陈炯明。蒋介石志不在一个东路讨贼军有名无实的总参谋长，可孙中山不解其意，命他赴闽，并带其慰劳讨贼军各将领。不得已，蒋介石终于10月22日来到福州见许崇智。两人相见，寒暄过后，蒋介石对许崇智说：“总座，弟此来不受任何职务，只以朋友身份，从旁协助。”
许崇智说：“那不好吧，孙先生任命你为参谋长，还是就职为好。”
蒋介石坚持不受，许崇智无奈，只得听之任之。蒋介石代大总统慰劳各军将领，出了一把风头，终于体会出人上人是什么感觉，从此后，他就更不安于只作个参谋长了。蒋介石在余兴中，与许崇智拟定了作战计划，同许崇智一起观察地形、慰劳伤员，干得颇有声色。谁知，过了几天，汪精卫也来到了福州，把蒋介石的余兴一扫而光。
汪精卫见到蒋介石说：“介石，你何以不就职呢？眼下，本党和孙先生所恃，惟汝为一部，先生对汝为和你寄予厚望，特意派弟前来慰劳，说重任就托付你和汝为两个人了。”
蒋介石心中对汪精卫的到来本来已经不满，心想，孙中山既然已经委托我来代劳，为什么还要派个汪精卫来？难道汪精卫也是想来捞个军功吗？等听到汪精卫的话，更是满腔的热情如遭冰霜，汪精卫要把自己打回参谋长的原形，如此，汪精卫就成了钦差大臣，我蒋介石就又沦为一个二流角色了。满腹的委怨无法诉说，只能感慨到：“季新兄有所不知，中国人不明大义，只争私利，民国之一无进步，自有其大因。民党尚且如此，其他更作何论呢？”
蒋介石是在说汪精卫不知大义，不该受命前来，不知汪精卫是否听得明白。我想以汪精卫之精明，怎么会听不出蒋介石的话外音？汪精卫此来已经想好了对付蒋介石之策，于是说道：“无论如何，介石都要就职才好。我已经代你拟定好电文呈报孙先生。”
汪精卫是马不喝水强按头，蒋介石无奈，只好勉强就职。本来已经心理受伤的蒋介石，过了几天，又被汪精卫在上面撒了一把盐。这天，汪精卫向蒋介石辞行，对蒋介石说：“改组本党，联络各方事务繁杂，孙先生要我尽快回沪。”
蒋介石闻言，心中更加不快，顺口说道：“弟似也不该留在这里。”
汪精卫撒了盐，又在上面按了按：“介石，你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住，万不可轻言去留。本党大目的能否进行，全赖闽粤军事有无进展，倘若本党无一根据地，俄国援助也无从谈起；倘若福建、广东能够成为本党凭藉，俄国援助就源源而来，局面就会有大改观。倘若没有凭藉，中国也成立了共产党，其宗旨与俄国相同，俄国何必舍共产党而援助本党呢？孙先生念兹在兹，请介石谨记。”
蒋介石无话可说，他何尝不知道孙中山现在的一切都是以获得俄国援助为第一要务？汪精卫把话说的明白，如果你蒋介石不能在这里做出成绩，让俄国援助落实不下来，那罪过可就是你的了。汪精卫给蒋介石的头上又带了一个紧箍咒，就让蒋介石不能不咬紧牙关坚持下来。在以后的日子里，蒋介石“凝思审虑，状如痴呆”；检阅部队，讲话到“嗓音变哑”；履职两周，“夙夜兢兢，不敢稍懈”。然而，部队中的派系斗争，又令蒋介石苦恼烦乱，遂产生“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想法。
蒋介石有记日记的好习惯，对所见所悟皆书写之，在他1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以闽粤交通阻梗，后方接济极感困难，慨然曰：“军事以计划、运输、指挥三要素结合而成，汉高祖之倚重萧何、张良，而以韩信为次也，宜也。”蒋介石总结出军事上的“三要素”，可谓至理名言，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已是一名优秀的军事家了。他由萧何、张良、韩信之序，也得出了粮草、智谋、指挥三者之间的关系，奠定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基础。可惜，蒋介石并未超越古代政治家的智慧，所以，当遇到把智谋、指挥、粮草三者关系调整过来的毛泽东时，他就束手无策了。
蒋介石是下决心要在福州待下去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讨逆杀贼，复仇雪耻之责，吾当以一身任之。招疑任怨，以求达平日目的而已。”然而，没有想到，才事隔三日，蒋介石就忍耐不住了，他给在上海与孙中山研究国民党改组工作的胡汉民、汪精卫去信说：“在这个部队中也存在有派系斗争的苦恼。”“十日内如毫无进步，则无可如何。”其实，蒋介石是不想被孙中山他们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他终于找到了借口回上海。孙中山见到蒋介石的信后非常着急，急回电请他无论如何不要离开，并告诉他已经派廖仲恺去福州帮助他解决困难。蒋介石心想，廖仲恺能办什么事？不过是添乱而已。他没有改变自己说的10天后的计划，在等了12天之后，于11月24日在马尾登上了回沪的轮船。
而就在同一天，廖仲恺来到了福州，当听说蒋介石已经登上船时，廖仲恺紧赶慢赶，赶在船开动之前，把孙中山写给蒋介石的一封长信交给他。孙中山在信中说：自己不能亲自到福建，所以才把讨伐陈炯明的重任托付给你，“故望兄为我而留，万勿以无进步而去。”孙中山还提到了在永丰舰上那么困难都坚持了，如今无论如何困难，都应该留在军中。另外，孙中山在信中告诉蒋介石，他正在上海与苏俄代表进行联系，并且“现已大得其要领，”这样就可以实现蒋介石想到苏俄去考察的愿望。但是革命必须要有根据地，所以希望蒋介石一定要留在军中奋斗，夺回广州，“庶不负先烈之牺牲，国人之期望也。”
蒋介石看了孙中山的信，并不为动，心想：如果说我来福建是代表的你孙中山，体现何在？你可授我全权？为何先是派汪精卫来，这又派廖仲恺来？如果我有全权又何须汪精卫、廖仲恺来？为什么我能在永丰舰上坚持，而不能在这里坚持，你孙中山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我看孙中山的意思就是要把我支开，怕我在上海扰乱他们。我是非回去不可的，我还担心你孙先生被俄国人给骗了呢，到时候，人家把你卖了，你还帮助人家查钱呢。同时，也不能让汪精卫、胡汉民专美于孙中山之前。但是廖仲恺既然来了，就不能不给他一点面子。于是，他跟廖仲恺下了船，回到了军中。
二人分宾主坐下，蒋介石问道：“仲恺兄，精卫前日有信来，说北京政局转变甚剧，孙先生信中也说，外间日日进步，皆等你来后详说，情形究竟如何？”
廖仲恺说：“操纵北京政府的直系，现在内部意见纷纭。吴佩孚主张法统重光后，维护黎元洪和旧国会，等制订宪法后，再选总统；曹锟则亟不可待要当总统，直系内部两派明争暗斗，搞得黎元洪、国会、内阁手足无措，动辄得咎，进退维谷。奉张、皖段，皆赞成联手倒直。只是张作霖希望直系内部分化，热衷于挑拨曹、吴矛盾。”
蒋介石又问：“孙先生所说进步，到底何所指？”
廖仲恺说：“最大的进步，就是联络苏俄有了头绪，苏俄答应援助本党革命。此外，西南各省中的滇军、桂军和粤军中的许多将领，都表示拥护孙先生，愿出兵讨伐陈炯明。”
蒋介石继续问道：“苏俄为什么要援助本党呢？”
廖仲恺说：“苏俄乃劳农主义，本党扶助农工之宗旨，与之接近。况苏俄主张世界革命，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支持本党革命，自是其宗旨。”
蒋介石摇了摇头说：“恐非如此简单吧？弟听到传闻说，苏俄有吞并外蒙之心，并结怨于张作霖，也想到了实行远交近攻的策略。他们先是联络吴佩孚，但吴佩孚以其条件太苛刻而拒之，苏俄才转而联络孙先生。弟认为，还是要到苏俄考察以后，了解其真实意图再说。仲凯兄是知道的，弟早有赴俄考察之愿，想请孙先生允准。”
蒋介石的头脑是清醒的，他怀疑苏俄别有用心。廖仲恺说：“介石，孙先生得知你有退意，既惊愕又焦急。孙先生发电劝阻，又派我专程到来。还有那封长信，想必介石看出来了，孙先生对你寄予厚望，无论如何是不愿你离开福州的。”
蒋介石心里说，什么寄予厚望？孙中山重视自己的才能，虽然凡有重大军事决策和行动，都要他参与策划、执行；但是，孙中山不过是把自己当作一个高级参谋而已。为什么？难道他真的是有眼无珠？不是，是他认亲不认贤，把党政军大权都交给了广东的本土人。广东的这几个本土人，如胡汉民、许崇智、汪精卫等人，包括你廖仲恺在内，有什么真才实学？孙中山还不自省，现在还有几个外省人跟在你身边？不就剩下了我蒋介石一个人？蒋介石有苦说不出，只有发牢骚：“可是，我留在这里有什么用呢？我不过是个幕僚而已，人家愿意听我的就听，不愿听我的就不听。弟刚愎浮躁，善谋不足而败事有余，再不知耻藏拙，必重累孙先生。”
廖仲恺并不了解蒋介石的真是想法，听他如是说，忙道：“介石，到底有何难处，说出来，我不能解决的，报告孙先生替你解决。孙先生信中也说了这层意思。”
蒋介石说：“怕是不好解决吧。现在黄大伟因为改编的事，和许总司令发生了冲突，二人之间已经难以共事。如不请黄大伟脱离军队，诸事无以推进。我已决定劝黄大伟暂避上海，并陪同他一起回上海。”
蒋介石心意已决，只隔了一天，便偕第一军军长黄大伟一同乘船回上海。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4 18:40

安源大罢工的胜利，已经开始证明毛泽东有迅速而准确的行动力。在实践中，他着手发展组织，培养骨干，注重策略，利用矛盾，争取舆论，以合法斗争做掩护，搞得有声有色，“大引起社会之注目”。接着他顺势发动了粤汉铁路、水日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等十多次的大罢工，而且次次获得了胜利，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的高潮。尤其是在泥木工人大罢工时，毛泽东亲临现场指挥斗争，他吹一声口哨，工人们喊一声口号，连吹连喊，工人们情绪越发高涨。罢工斗争20天，最终取得了完全胜利。
毛泽东后来的罢工为什么都成功了？就是他吸取了别人斗争失败的教训。他在组织罢工前，总是要把罢工运动的领导组织建设好，发展工人领袖入党，给工人讲要求和纪律，成立工人俱乐部，组建工会。在泥木工人罢工前，他组织成立工会时，和别人不同，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把长沙市新闻单位的记者都请来参加。第二天，报纸上不仅有工会成立的消息，还有工会领袖的讲话，宣传自己要解放自己，等于是事先给统治者打了个招呼，工人对自己的压迫地位和生活水平是不满意的，要抓紧改善，否则可别怪我们罢工。罢工时还要找到合适的借口，罢工中还要保证一些重点事项不受延误，请愿要一级一级来，先到县里，县里不解决再到市里，市里不解决再到省里。泥木工人罢工就是走了这么一个程序。在请愿中拿着《省宪法》，表明罢工运动是依法而行，还让报社参与报道。泥木工人罢工胜利就是毛泽东与省长公署政务厅谈判的结果。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的工人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22年10月，全省已正式成立了14个工会。在罢工斗争过程中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发展了很多的优秀党员，如郭亮、任树德、张树藩等。1922年11月1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了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会后工人代表提出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建议，各工会代表赞同这个意见，于是又召开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代表会议，毛泽东被推举为会议主席。毛泽东向来对党内的教条主义和鹦鹉学舌不满意，全省工团联合会就是他的第一次对党的路线的修正。
按当时中央的指示，工会被称为劳动组合书记部，怎么会有一个这样奇怪的名字？原来，“劳动组合”是一个日本名词，“书记部”是一个俄国的名词。张国焘把二者结合起来，就创造出一个劳动组合书记部，这对当时的工人来讲，叫起来非常别扭。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将其改为工团联合会，简单上口，一下子就被工人记住了。工团联合会虽然已大张旗鼓地进行活动，但仍处于非法状态，没有到省政府立案。毛泽东认为，必须力争主动，有正面向赵恒惕政府及赵本人作一次说理斗争的必要。于是，毛泽东率领各工会的代表23人，在12月11日会见了长沙县知事和警察厅长，12日见了政务厅长，13日见了赵恒惕。
毛泽东为这次斗争制订的策略是：第一，不提过高的要求，不使当局过于难看下不来台；第二抓住赵恒惕的省宪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据说12月15日，长沙各报刊载工团联合会发稿的《各工团代表与赵省长、吴政务厅长、石警察厅长、周长沙知事交涉的实在情形》一文，工团联合会共提出10项交涉事项，前三项颇引人注意，后七项是理发、人力车业等具体问题。接着，就前三项问题进行了对话：第一项，请政府表明对工界的态度；第二项，集会结社问题；第三项表明工界的态度。这次对话迫使赵恒惕承认了工团联合会的合法地位。赵恒惕在接见毛泽东后对亲信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
毛泽东在1922年已经是自己的而立之年，这一年的11月份，他的大儿子毛岸英出世了。这个小家伙的出生为毛泽东带来了当父亲的无限惊喜和烦恼。小孩子在满月之前，母亲是应该一直在床上，是不能干活的。毛泽东除了教书、领导罢工外，还多了一项工作，就是做饭、洗尿布，照料杨开慧母子。尽管这些工作平时大都是毛泽民夫妇做的，但是偶尔为之，也让他忙得不亦乐乎，开始深深体会的当父亲的不易。为此，他常常想起自己已经故去的父母，正是子欲孝而父母不在，让毛泽东多少有些感伤。感伤中的毛泽东，抱着岸英，又常常思绪万千，不知岸英能否有自己那样幸福的童年。革命者无以为家，自己的妻儿能多照顾一下，还是要多尽一点力，不要将来后悔。
这一天，毛泽东又是很晚才回到家，当他看到已经睡熟的杨开慧母子，不由得心中一动，坐在床上对将近一年的工作进行了深深地反思。一年里，自己和同志们领导工人罢工已经10多次了，虽然罢工大都取得了胜利，也为工人争取到切实的权益，可天下不依旧是赵恒惕的天下？资本家不是依旧在剥削，工人依旧在受压迫吗？常言道：怀胎十月，一朝分娩。夫妻共同生活一年，家庭中已经结出一个小硕果来，可是党的工作呢？何时怀胎、何时分娩呢？记得两年前，在新民学会的年会上，我们确立了自己的目标是“改造中国和世界”。工人罢工是改造中国和世界之路吗？看来未必。欧洲人进行罢工几十年了，世界不还是如此吗？看来我们共产党人陷入了一个误区，这个误区在哪里呢？
毛泽东开始思考未来的行动指导思想。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的区别就在于他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其他共产党人，包括陈独秀、李大钊在内，都是只听俄国人的那一套，它们说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从不问问为什么要这样干？我们中国能和俄国一样吗？那么俄国人为什么不让我们自己根据中国的实际来开展工作？难道它们不知道什么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对，列宁不就是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修正了马克思的理论了吗？那么，它们明明知道各国的革命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去进行，为什么还要如此地控制我们的行动呢？难道它们把我们当作了它们手中一根棍子，目的就是为了把中国的水搅浑？想到这里，毛泽东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了，他要好好地思考一下明年湖南党的工作，不能再听陈独秀他们瞎指挥了。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5 17:18
六十四
蒋介石于11月27日回到了上海，即面见孙中山，向孙中山通报了福建的情况，把黄大伟交给了孙中山去处理。孙中山也没有再说什么，他先让蒋介石议一个运输手枪的方案出来。因为美国运械船运了一批手枪在沪停留，必须思考一个安全之策把这批手枪运往福州。谈完了正事儿，孙中山看到蒋介石的心平和下来，就对他进行了耐心的开导，勉励他要“坚韧耐烦、劳怨不避，”最后还是想让他回福建。
蒋介石果断地说：“------离闽回沪，面请任何工作，都不敢违命，唯望我不再回闽------”
孙中山知道蒋介石不愿回闽，是因为自己没有授给他实权。在孙中山看来，蒋介石在军中缺乏人望，他主观好胜，脾气暴戾，动辄与人争吵，上下的关系搞得很糟。所以，他认为蒋介石最合适的工作就是做参谋。其实，这是孙中山的误判，蒋介石之所以与人争执，正是因为他没有实权，无法动用权力去实施自己的方案，所以才容易发怒。这说明什么？说明蒋介石不是一个做参谋的人选，他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是天生具有统帅气质的人，哪一个统帅是一个面团？当军师的只能当军师，比如张良，如果要他当统帅，就缺乏蒋介石这样的火性。更何况当时的军中皆是以老乡、同学为派系，蒋介石孤身一人，如果没有实权，哪一个会听他的命令？所以，在自己的计划无法实施时，就只有愤怒。
包围孙中山的都是粤人，自然在他面前说蒋介石坏话的人多。正是孙中山对蒋介石的看法存在误区，所以他至死都没有重用蒋介石，所以他至死都没有看到中国统一，也没有能够当上真正的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孙中山走到今天这一步，被逼得又是联奉、联皖，又是联俄、联共，全在他没有发现蒋介石的真正才能。假如把许崇智的帅位一开始就给蒋介石，蒋介石把自己的同学招来，就不会有现在的陈炯明，可以肯定已经拥有广东、广西、江西、福建四省的根据地，等到孙中山1925年去世时，说不定真的可以看到中国的统一。
天意难违，蒋介石这时还不该出山，如果他这时出山，就没有共产党什么事了，中国就是中华民国的天下。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对决就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议会中，在谁是孙中山的继承人问题上。何况毛泽东即使战胜蒋介石，登上中华民国的总统之位，他也没有办法改天换地。所以，苍天就是要孙中山一直压着蒋介石，使蒋介石有才难展。蒋介石在孙中山面前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权力，任凭孙中山磨破嘴皮，他一句话也不说，就在11月28日回宁波老家去了。
在家里呆了两天，想想自己对孙中山不是太尊重，为了打破尴尬，12月1日就带着纬国来到了上海，去莫里哀路拜访孙中山。纬国见到孙中山，几句的爷爷一叫，两个人之间的尴尬也就消失了。蒋介石郑重向孙中山报告了福建的军事情况和讨贼军改编事宜。然后说：“汝为重内轻外，办理无序，而黄大伟又首鼠两端，所以，闽中军事很难开展。此次中正偕黄大伟来沪，并力劝他不要急回军中，也是为改编事和下一步行动扫除障碍。”
孙中山说：“让子荫回避没有问题。不过，你还是要尽快去福州，理由我在信中都说了，也不必再重复了。现在吴佩孚已命孙传芳率军自湖北入赣图闽，形势危急。你快回福州协助汝为谋划军机为宜。”
蒋介石仍然是不想去，但他没有再说不去，但也没有表示立即去，就借孙中山客多事繁起身告辞，转身来拜会胡汉民。见了胡汉民，蒋介石道：“展堂兄，弟以为，南方军事，福建、浙江、广东乃至广西，应作为一体考虑，因敌友犬牙交错，诸将领又多首鼠两端，讨贼军应否守闽及能否攻粤，其关系在敌而不在我，惟对于福建李厚基，不能不从速驱赶，即使李厚基能够知难而退，则对于其在闽之残部，亦不能从速肃清。弟之所忧，在于驱李，而不在争于攻粤，否则，乃是因噎废食之举。然则，无论固闽、抑或攻粤，这一切，非在闽之有力部队，团结一致，作共同作战始终不渝计，则闽局无乐观之一日。可是，军中纷扰，团结一致甚难。孙先生对许汝为寄予厚望，实为期望过高。”
胡汉民说：“许汝为，实难堪大任。”
过去，二人对陈炯明的看法甚是接近，现在又对许崇智的看法一致。蒋介石似是遇到了知音，很高兴地说：“惟展堂兄知弟难处！尽管孙先生极力劝阻，弟不得不违命回沪。现在孙先生还是敦促弟尽快回去，可是弟极不愿再回闽。因去亦无益！”蒋介石接着又感慨道：“如同当年，诸同志屡屡敦促弟赴粤，弟每每却之，引起不少误解。直到陈逆叛迹昭彰，才明白弟之苦心。今日之情形虽与彼时不同，但是弟之不去军中，自觉依然是明智之举。可惜，诸同志皆不能体谅。”
胡汉民说：“局势如此，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
蒋介石意犹未尽，继续说：“展堂兄，眼下本党慨以灭陈逆图粤为急务，倘若仅寄望于在闽之汝为部，以弟在军中之观感，实在可忧！桂军残部，以刘震寰、沈鸿英实力最强，惟论沈鸿英首鼠两端，北京政府任命其为桂林镇守使，吴佩孚固然在利用之；然则，沈鸿英志在图粤，此与我灭陈宗旨相合，我何不利用之，以东西呼应，夹击陈逆之效。其他如在桂之滇、桂各军将领刘震寰、杨希闵、范石生，在梧州、肇庆之粤军陈济棠、莫雄等将领，皆可为我所用，不妨发之以密令。”
胡汉民说：“介石，我会将你的意见转报于先生。”
蒋介石说：“在马尾船中，仲恺兄转交于弟的先生长函中有‘不必待兄等恢复广州，我计划已达最后之成功，亦未可知’之语，未知孙先生有何计划。展堂兄知之否？”
胡汉民说：“大概是指联络苏俄之事。孙先生有一计划，组织调动一支万人部队，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控制位于西北的进攻路线，建立新的革命基地，在苏俄的援助下进攻北京。”
蒋介石说：“弟曾经向孙先生建言，能不能在西北开辟新的军事基地，可以直捣北京，比起了西南要便捷些。不知进展如何？”
胡汉民向蒋介石透漏：“正在联络中。介石，关于闽局之见，你是否可做一书面意见，由我转交孙先生？”
蒋介石应诺，告别了胡汉民即回到了宁波，一是把纬国带回家，二是把自己对闽局的书面意见写出来。8日，蒋介石把写好的意见书寄给胡汉民。10日，接到孙中山的来电，告诉他：“美运械船，因讼事停沪过久，不能再呆下去，马上要驶往香港，已经电告其将货转运福州，大约本星期六可到，届时要秘密设法接收。盼兄速来商议，并即返闽”。11日蒋介石又应廖仲恺所请，给黄大伟去信，劝他暂时退让，以维持上下的感情。尔后，盟兄黄郛来信，告诉他自己已经加入北京政府，成为内阁阁员，出任中华民国的教育总长。得知盟兄有此际遇，蒋介石是既高兴、又失落。
12月17日，在孙中山的一再催促下，蒋介石又一次来到上海去见孙中山。蒋介石本来是一脸的苦相，精神糜萎不振，可是一踏进孙中山的寓所大门，就闻到一股刺鼻的香水味，不觉精神一振。等他来到客厅，不由得眼前一亮，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脑子中早就想好的不去福建的托词都跑到爪哇国去了。他把自己的身体挺了个倍儿直，脸上换了一副笑容，步履也变得轻快起来。为什么？因为他在客厅里看到了一个气质高雅、洋气十足的妙龄少女。蒋介石也是花中圣手，阅尽天下春色，可是一见到这个女子，他的眼睛就直了，心想，天下还有这等女子，禁不住的热血沸腾，自己的心跳也迅速加急起来。
孙中山看到蒋介石进来，忙向蒋介石介绍道：“介石，这是夫人的小妹，宋美龄。”然后又对宋美龄说：“这位是蒋介石将军。”
宋美龄的身上具有着独特的气质，富贵、高雅、靓丽，举止得体大方，但礼貌中却表现出高傲来，就像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蒋介石就是喜欢这样的一种气质，在他的春心荡漾中，孙中山对他说的一切，他就是一个字“好”、“好”，犹如中了魔一般，鬼使神差地就踏上了开往福州的船上。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5 17:19
在船上，蒋介石凭栏眺望孙中山寓所的方向，回味着和宋美龄见面的情景。忽然一阵海风吹来，一下子他清醒了许多，让他后悔不迭，直骂自己见色起意。不过回过头来一想，自己有可能给宋美龄留下了一个良好印象，因为自己的表现就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作风，说话和办事都是干脆、果断。如果我能与这样一个美人缔结良缘，就一定戒酒、戒色。蒋介石仰头向天，暗暗发誓，如违此约，天打雷劈。刚想就是说说，不一定-----，忽然天空阴云密布，一个炸雷在头顶响起，让他不敢再胡思乱想。接着，铜钱大的雨点从天上落了下来，蒋介石赶紧回到了船舱。
蒋介石再来福州，抱定了一个主意，那就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孙中山根据蒋介石的策略，联络了住在广西的滇军杨希闵和桂军的刘震寰两支军队，组成了西路讨贼军配合在福建的许崇智东路讨贼军，准备夹攻广东陈炯明的叛军。为实现本计划，孙中山派杨西岩前来福建和蒋介石相见，并带给他一封孙中山写给他的十万火急的信：
“介石兄鉴：今日吴佩孚在北京政治失败，四面楚歌，其欲为自救计，乃纠合其长江党羽4-5万人，以孙传芳为司令，向福建发展。其初苏齐、赣蔡皆有怀疑反对，近已疏通，一致协力图闽矣。此吾人生死危机之秋，不可不速为逃生也。逃生之道，只有效法南雄退兵之事，假道闽南直冲潮汕，潮汕一得到手，则陈内部必立即瓦解无疑，时机紧急，不可终日，稍迟则无路可逃矣。盖臧、陈联合，已发其端，虽未成熟，但他日孙传芳一入闽界，臧必软化而求陈为之对吴佩孚求恕，而陈必乐利用其军队以制我也。吴之图闽以自救，乃与陈有密切之结合，我速击陈，不独可以逃生，且必可破彼之合纵而转危为安。得失之机，间不容发，务望各同志当机立断，不可半刻迟疑，以解决生死之关头也。福州之地盘可让与张贞或臧至平，以为借路之代价，至出发及入粤善后费，杨西岩有法筹之，兹着他到来面详一切。现泊汕头之肇和、楚豫两舰，必可响应不误也。”
蒋介石看完信，对孙中山的判断和决策深不以为然，但他也无法明说，只对杨西岩说：“此等用兵方略，当由许总司令决断。”
杨西岩比蒋介石大20岁，本是富商出身，从同盟会时代就捐款、筹款支持孙中山，深受孙中山的信任，他说道：“我告诉你，滇军杨希闵、范石生、朱培德和桂军刘震寰、沈鸿英等将领已在白马庙开会，纷起讨陈，总理已命杨希闵为滇军总司令，刘震寰为桂军总司令；从梧州沿江而下，进攻广东，广州指日可下；东路讨贼军是本党的基本部队，必须服从总理，出闽攻粤。”
蒋介石以患目疾不能视事为由，请杨西岩与许崇智商议。孙中山于12月28日下令东路讨贼军假道闽南进攻广东潮汕地区。蒋介石则来到福州北面的鼓山，借宿在涌泉寺，独身一人在静思中度过了1922年的最后一天。在这里他思考了政治和主义等问题，使自己对未来国民党的发展有了一个清晰的思路，确定了今后自己所要走的路。Q

岸英满月，也解放了毛泽东，眼看1922年只剩下10余天了，他把要在12月31日要召开湖南党的迎新年大会的通知发出去以后，便坐下来将要思考的几个问题罗列出来。它们分别是：一、党的发展如何突破发展瓶颈问题；二、工人阶级的同盟军问题；三、工人运动的形式和结果，也就是目的是什么？难道说仅仅是罢工一种形式吗？四、共产党革命的重点就是在城里吗？五、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从哪里来？现在不同于新民学会时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又有很多人留过洋，学识渊博，见解非凡，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有一定的认识，还熟悉苏俄的革命道路和成功经验。因此，要求自己的准备一定要充分、言之有据，在不能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情况下，与同志们进行讨论。毛泽东想到了岳父对自己的谆谆教导，告诉自己一定要谨慎使用语言，以免遭到那些洋学生的反对和攻击。
12月31日眨眼就到了，蔡和森和向警予也回到了长沙过年，于是中国共产党中历史上一半的精英在长沙聚首。他们是：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刘少奇、何叔衡、易礼容、郭亮、夏曦、夏明翰、蒋先云、陈昌、黄静源、毛泽民、杨开慧等，如果加上还没有回来的李维汉、罗章龙、任弼时在内，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中有60%都是来自于新民学会。因此，这次还能党组织的年会，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内一次巅峰大会，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过了年，大家就要各奔东西，转赴全国各个战场了。
这次蔡和森回来就是带着陈独秀的命令，要毛泽东把自己培养的党的干部给让出来，到中央接受党的工作安排，毛泽东是有战略眼光的，他早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培养的这些人个个都是一本历史书，可以说是工农学商兵的领导人都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领导人俱全。比如这里最年轻的蒋先云，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自己培养出的军事干部，他是徐向前的老连长，和陈诚具有相同的资历，是蒋介石最信任的贴身秘书，这个人我们后面还会提到。大会由毛泽东主持，蔡和森负责向大家传达党的“二大”和西湖会议精神。
蔡和森说：“由于一直在上海进行孙中山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未能及时回来向大家详细介绍党的‘二大’和西湖会议精神，今天趁这个机会向大家重新有重点地介绍一下。按照我的归纳总结，有这样8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大家有一个明晰的了解和统一的思想认识：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对现在中国社会的认识，党的决议认为，现在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军阀的社会；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实事求是地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第三个问题，是指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第四个问题是，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记住不包括我国资本家和官僚资产阶级；
第五个问题，是提出党的最近奋斗目标：一消灭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三统一包括东三省在内的中国本部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第六个问题，是制订了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遵守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我们党在成立后首次表明，我们党不再是知识分子的理论俱乐部，而应该是一个具有高度觉悟、严格纪律的政党，应该保持党员在组织、纪律和思想上的统一；
第七个问题，是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议决案》，并决定出版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这标志着我们的党不再是孤立无援的，也不是可以自行其事的，它归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指导；当然，也说明了我们的党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中国共产党了，它是世界共产党的组织部分，从而使中国革命也成了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就把我们在新民学会提出的‘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道路问题解决了；
第八个问题，本来是有争议的，就是同国民党合作，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我们的党还很弱小，全国的党员也只有200多人，与中国大革命的形势相比是不相适应的。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党应该加入国民党，推动国民党联俄、联共，向我们主张的目标、宗旨靠近。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同志本来是反对的，主张党与党之间的合作。经过争论，当然主要还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主张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现在已决定由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张国焘和我先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并紧密同国民党中的左派合作，加速国民党的改组，以有利于我们更多的共产党人加入。”
最后，蔡和森说：“在1923年我们的重点工作将分为两个部分，党的领导层将以推进与国民党的合作为中心，各基层的同志还是要以工人运动为中心开展工作，这一点在‘二大’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中已有了指示。希望大家坚决执行党的决议。至于有什么不到的地方，请向警予同志补充。”
向警予表示蔡和森讲的已经很全面了，希望大家认真讨论。同志们听完了蔡和森传达的党的会议精神，皆情绪激昂，深表赞同，只有毛泽东沉默不语，像是在思考着什么。蔡和森见状，问道：“润之，你在想什么，怎么不发言？”
毛泽东抬起头来，微微一笑，说道：“我是在想，这8条是有问题的，如果处理不好， 会后患无穷的。”
向警予对毛泽东一向尊重，听到毛泽东的话，急忙问道：“真的吗？快说出来听听，也好让大家讨论讨论，如果真的有问题，我和和森回上海见到陈独秀，也好向他反映，尽快予以纠正。”
毛泽东说：“也好，现在我就提出来，不过也是个人的一窥之见，大家可以讨论并给予批评指正。关于第一个问题，虽然指出了我们中国社会的性质，但我们中国的社会特点是什么？它与俄国有什么不同？与美国有什么不同？这是需要我们好好研究的。因为它决定着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分析，将导致大家对中国革命道路认识上的迥异，从而为中国革命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蔡和森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以目前我们党的领导者来讲，对此还没有一个深刻而清晰的认识。我看这个问题就由润之你来专门研究吧，”
大家也议论纷纷，并对蔡和森的意见深表赞成。毛泽东接着说：“关于第二个问题，中国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似乎并无问题。问题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是谁？是我们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刘少奇说：“根据列宁同志的理论和实践，应该是我们共产党人来领导，列宁同志在十月革命前的《四月提纲》中已明确提出来了。”
大家都纷纷点头赞同。毛泽东说：“既然如此，那么在第八个问题中，同国民党的合作，应该是我们来领导呢？还是由孙中山来领导呢？”
对此，大家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主张由我们来领导，孙中山会答应吗？孙中山不答应，怎么实现共产国际的指示呢？主张国民党来领导，那我们还成立共产党干什么？还不如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集体加入国民党算了。看到大家意见纷纷、莫衷一是，蔡和森也失去了主张，他看着毛泽东说：“润之，你是如何想的？”
毛泽东说：“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必须分三步走：第一步，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保持我们党的独立性，争取主导国民党的决议，采取或接近我们的共产党的方针；第二步利用我们身份的合法性充分发展国民党的党员，记住是由我们发展国民党员。为什么要由我们来发展呢？因为这样可以使这些国民党员做到具有共产党的心，从而支持我们在国民党中央的工作。当这些国民党员在国民党中占大多数时，我们就可以实施第三步了，即获得在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然后再次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使我们发展的国民党员转化为共产党员，从而变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领导。”
毛泽东的建议引起了争论，蔡和森说：“为什么不大力发展我们的共产党员呢？这样不是一个捷径吗？”
毛泽东说：“有两个问题存在，不宜过分地发展我们的党员：一个是苏俄的支持，我们是在苏俄的支持下发展同国民党合作的，过分地发展我们是党员，就会显得咄咄逼人，就会引起国民党人的猜疑；其二，在近几年，军队还在国民党人手里，我们在没有获得军队的领导权之前，如果出现第一种态势，就会面临生存的危险。”
向警予说：“能有什么危险呢？”
毛泽东说：“国民党中的右派会分党，即把我们从国民党中分离出来，然后把我们赶尽杀绝。”
李立三说：“润之兄耸人听闻了，我看我们就是要利用国共合作，在苏俄的支持下，迅速地发展我们的党员。只要有共产国际的支持，国民党人恐怕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吧？”
又是一阵莫衷一是的争论，蔡和森说：“大家不要争论了，润之本来就说的是一窥之见吗，在这个问题上，最终还是要听中央的，现在请润之继续说。”
“关于第三个问题，只提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不全面的，那农村的地主谁来打倒呢？还有官僚资产阶级呢？难道要靠资产阶级吗？”毛泽东说。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又争论起来了，按照西欧历史的发展轨迹来看，封建地主当然是资产阶级打倒的。可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工人一样薄弱，等到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展起来，可能是100年以后的事了。没有办法，蔡和森只好又让毛泽东自己来思考这个问题。毛泽东继续说：“关于第四个问题，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那我们针对他们发动的罢工运动算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把革命的对象给搞错了？”
毛泽东提出了问题，没有再给大家讨论的机会，接着说道：“第五、第六个问题，我还没有进行仔细的研究，故先保留意见。关于第七个问题，我们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如何来处理呢？是我们提出问题，经他们批准后，我们执行；还是由他们直接下达命令我们执行呢？我们同国民党的合作有个独立性的问题，在这里同样存在一个独立性的问题。”
毛泽东的话一下子点燃了火药桶，大家“轰”的一下从凳子上跳了起来，情绪有点激动，纷纷指责毛泽东不该向共产国际提什么独立性问题。蔡和森赶忙让大家坐下来，冷静思考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并提出毛泽东和陈独秀是有约定的，他就应该有独立思考问题的权力。
天色已晚，夜幕降临，大家吃完晚饭，散步归来，重新落座。蔡和森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先对湖南党组织一年里的工作做了总结。在提出明年的工作计划时，毛泽东说：“我思考了5个问题，请大家讨论，讨论的结果就是我们明年的工作计划。我现在开始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突破我们党发展的瓶颈问题。党成立以来一年多来，全国才发展200多名党员，我们湖南只有60多名。我想在明年湖南要发展200名党员。可这些党员从哪里来呢？我认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有问题的，将党员的发展只盯住知识分子就是问题。我们能代表工人阶级吗？显然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只能是工人自己。因此，明年我们党员的发展对象要盯在工人身上，在工人运动中发展工人党员。”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5 17:20
大家对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都给予了肯定，尤其是李立三、刘少奇等搞工人运动的同志更是大力支持。李立三说：“润之兄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在工人中发展党员，我们已经在安源煤矿获得了实践，我们可以把这方面的经验总结出来，供同志们参考，甚至可以让蔡和森同志介绍到全国去。”
毛泽东在大家获得一致意见后，又谈了第二点，“就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问题，既然党中央已经把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一起视为革命的动力，同盟军自然就不成问题了。问题是在他们之间如何定位，如何开展工作呢？这是一个新问题，请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进行实践。”
大家对这个问题没有疑义，毛泽东接着说第三点：“工人运动的形式问题。既然工人运动是我们的工作重心，那么，工人运动都应该有什么形式？难道就是罢工一种吗？希望大家在实践中总结。”
对于这个问题，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结束，毛泽东说：“工人运动，就全国范围来讲，是党的中心工作，尤其是罢工还是一个主要的形式。而罢工是一把双刃剑，伤到的不仅是资本家，弄不好就会伤到我们工人。因此，我们党要加强对罢工运动的领导。老实讲，我对中夏、章龙二人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是不放心的，他们不懂斗争的艺术，不知道珍惜工人的生命。因此，建议党中央把李立三、刘少奇同志调到中国总工会工作，由他们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
蔡和森一听笑道：“陈独秀同志就是要我向你要人呢，既然你如此的大方，那事情就好办了，就省得我多费口舌了。”
毛泽东也笑道：“你们一回来，我就知道，你是来要人的，所以干脆不等你要，还是我自己提出来的好。”
李立三、刘少奇则认为毛泽东去全国总工会更合适。毛泽东说：“老实讲，我还是喜欢做农民运动。既然农民阶级已经是我们的同盟军了，那么在未来我们党的主要工作领域将是农民。在我们这样一个有3亿农民的国度，不好好地考虑农民问题，是没有出路的。我们的工人队伍还太弱小，只有300万人口，只占农民的1%。工人运动成功了也不过是多了300万的贵族，对改变我们中国的现状是没有多大的帮助的。”
蔡和森说：“润之总是比我们考虑的深远。这样也好，在我们集中力量搞工人运动、扩大党的影响的同时，由润之探索农民运动的发展道路，也是必须的。我们的党是要建立劳农政府，不是单纯的工人政府。对了，劳农政府是润之创造的，这里我要向大家说一下。早在1917年润之写《心之力》这篇文章时，就提出了‘劳农政府’的概念。我们在翻译苏俄政府时，为了表明这个政府和别的国家的政府不同，就使用了‘劳农政府’这个词。闲话少说，请润之继续说下去。”
毛泽东说：“我思考的第四个问题是，我们党革命的重点就在城里吗？我看未必，至于理由刚才我已经讲过。”
李立三说：“当然是在城里，这是俄国革命实践证明了的。”
刘少奇支持李立三的意见，也认为城市道路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大网，城市就是网上的那个结，也就是纲，纲举目张吗。农村就是网上的窟窿眼，是可以漏掉的。毛泽东则认为这种理论，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我国的军阀早就知道，现在大家看到的军阀不都是占领的城市吗？孙中山也从来没有看重过农村，所以他一直想占领城市，比如广州。可是结果是什么？是被人家给撵得到处乱窜，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自己租住在外国的租界里。连军阀都知道的理论，我们是难以取得胜利的，因为我们没有军阀坏。军阀占据城市，可以从资本家那里收钱养活军队，我们从哪里收钱？我们可是要打倒资本家的，难道我们让工人给我们拿钱养活军队？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必须重新考虑道路。一提到道路，就又引起了一轮新的反对意见。道路问题是个大问题，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正确的，是不容置疑的。毛泽东又沦落为少数派，支持他的就是何叔衡和毛泽民这两个农村土包子。刘少奇尽管也是农村人，可他是留过苏俄的，自然也支持苏俄的道路。还是蔡和森出来打圆场，让毛泽东把最后一个问题说完。蔡和森一直是无条件支持毛泽东的，不管自己是否理解，这一点直到他壮烈牺牲。
毛泽东说道：“我的第五个问题是，我们党的军队从哪里来？”
这个问题一提出来，有人就说，根据辛亥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我们的军队当然是要从旧军队来。所以，我们现在根本不需要考虑自己拿钱去养军队，只要我们在旧军队中做好工作，到时候一起义，天下就是我们的，怎么会愁没有钱养活军队？一直沉默的蒋先云开了口：“大家说的是有道理。可是，我们也得有懂得军事的人才才行，难道我们的革命军队要反革命来当将军吗？所以，我准备学习军事，如果有合适的军校，就去上学。”
蔡和森说：“这个想法非常好。如果不说军事问题，我还真忘了。周恩来同志，也是我们的新民学会会员，是1921年春天我在法国发展的。他现在是旅欧共产党的组织部长，最近他来信，为两个军队的将军申请入党。其中一个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蔡锷将军手下的少将旅长朱德。周恩来把他形容为我们党未来的姜子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元帅。”
毛泽东高兴地说：“太好了，我们就是缺姜子牙。这个朱德我是知道的，他和现在滇军的首领，比如杨如轩、朱培德、范石生等都是同学，有了他，我们就有了三个师的军队做朋友了。发展军队可以先在旧军队中发展中下层军官做党员，培养我党军队的骨干吗。”
蔡和森说道：“我们讨论军队问题，讨论的这么热烈，可是陈独秀同志是不主张建立军队的。朱德同志最早找到的就是他，他把朱德同志给拒之了门外。”
毛泽东说：“这是个大问题，我们必须扭转陈独秀同志的文人造反思想。常言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支持先云去学习军事，不过一定要选一个好的军校才是。”
向警予这时插话说：“我听陈独秀同志说，孙中山先生想让苏俄帮助他建立一个军校。如果真是这样就太好了，我们可以选定大批的青年去学习军事。”
大家又议论一阵，三星已经偏西，第一遍鸡叫了，时间已经进入1923年。蔡和森说道：“同志们，我们已经告别了1922年，进入了1923年。陈独秀同志想调润之去中央工作，他说：‘党在成立之后，只有湖南的同志工作做得好。’他还想让润之也加入国民党，因为孙中山先生给他要人了。”
大家不知道是什么缘故，纷纷问是怎么回事。杨开慧知道前因后果，就说道：“是不是章士钊伯伯向中山先生推举了你们两个？肯定是孙先生见到你之后，问到润之，你就把他给出卖了。”
一句话把蔡和森和毛泽东、向警予说得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说：“你是知道的，我不喜欢务虚，中央就不去了。至于加入国民党之事，让我考虑考虑再说。”
蔡和森说：“你没有办法考虑，陈独秀同志已经答应了孙先生。现在赵恒惕坐镇湖南，和陈炯明相互勾结，需要你在湖南反对赵恒惕。而陈独秀同志又不想你用我们的党员去和赵恒惕硬碰硬，所以，就让你当国民党在湖南的负责人，为孙先生在湖南发展国民党员，然后用国民党员同赵恒惕斗。据说，谭延闿也在孙先生面前竭力推荐你，他说：只要润之在湖南登高一呼，肯定应者如云，用他赶走赵恒惕，比派一个军都好使。也好，这样可以把赵恒惕的目光转移到国民党身上，不对我们多加防范。”
毛泽东说：“谭延闿太高看我了，我怎么有那么大的能力？不过从打倒陈炯明，为孙先生在广东创建一个革命根据地的角度来说，在湖南轰轰烈烈地开展反赵恒惕的运动是有必要的。不过事先声明，我可是要在发展国民党员的工作中，尝试在农村进行革命的道路的。”
蔡和森说：“这是你的权力，你代表的是国民党，我们共产党是管不了你的。不过，这不正是你需要的独立自主吗？正好也可以为我党今后在农民运动上探索出一些经验来。不过，你还是要和我们一起去上海，有什么时亲自同陈独秀同志说。”
毛泽东应允了下来。就这样湖南的党员被分成了三块：李立三、刘少奇去了全国总工会；毛泽东先去中央工作一段时间；何叔衡等继续负责在长沙开展工人运动和在工人中发展党员。蔡和森、向警予与毛泽东一起先后到了上海，毛泽民和杨开慧两个人，承担起在农村开展农民运动的先期调查和实验工作，以为毛泽东回到湖南开展农民运动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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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道：“兵宗，为什么说是老天要孙中山压着蒋介石，以让他和润之对决？这好像是说，如果蒋介石早点发家，润之就不是他的对手了。”
姜子牙道：“法宗误会了。蒋介石过早发家，就不会有后来的成就。你想，如果蒋介石早就是统率，专心从事军事，孙中山是可以统一天下的。但是有两个结果是难以预料的：一是他象韩信那样的结果；二是，孙中山如果真的实行美国的民主制，以蒋介石的个性，你说他能够成为民选总统吗？”
圣人道：“很难，蒋介石天生是军中翘楚，性格暴躁，过早掌军，会助长他的脾气，说不定就像是美国的巴顿将军，只能当将军，当不了政治家，离开战争，也就失去了生命。只有经过不断的磨难才能使蒋介石静下心来，研究政务、党务，从而使他获得全面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磨砺他的性格，使他的行为受心来控制，而不是让性格驱使。”
韩非道：“我明白了，在蒋介石的前面还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如果过早统一中国，蒋介石最多就是一个韩信。而在他的排序中，是把韩信排在第三位的，这还是大臣中的第三位，那是根本没有希望和前面三个人竞争的。如果蒋介石过早统一中国，共产党和润之会是什么样子？”
姜子牙道：“共产党能不能发展就很难说了，但可以肯定润之绝对比他后来走的路要顺畅的多。因为他是一个天生的政治活动家，他有广大的人民支持，如果是靠竞选当总统，那么就是轻而易举。知道为什么有两个校长都说他是平民皇帝吗？就是他们看到润之有发动群众的极大能力。所以，在民国这种政治体制下，毛泽东登上总统的大位，其实更容易。”
圣人道：“是啊。可是历史无法假设，社会的发展总不是天随人愿的。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不安于逆来顺受的人，奋发图强，从而迸发出他们大于天的智慧和昂扬的斗争精神，从而改天换地。”
韩非道：“这就是天，天的使命就是要人发挥出自己巨大的潜能来，把命运掌握在人类自己的手中，而不是掌握在天的手中。这就是天道。”
姜子牙道：“法宗说的很深刻。在过去的一年里，润之和蒋介石都有自己的奋斗历程，也都遇到了更上一层楼的障碍。蒋介石的障碍来自于孙中山，孙中山一死，他就可以脱颖而出；润之的障碍来自于他的党内，以及站在这个党身后的苏俄和共产国际。润之现在是三山压顶、五茧缠身，必须一座山一座山地搬开，一层茧一层茧地脱离，他才能化蛹成蝶、浴火重生。因此，润之的磨难远远大于蒋介石的磨难，而这些磨难不是蒋介石加给他的，是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们加给他的。”
圣人道：“润之所受的磨难，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这都是阶级斗争带来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造成的。是那些留苏归来的人，从苏俄带回来的副产品。”
韩非道：“这种副产品是令人憎恶的，提起来就让人不寒而栗。”
姜子牙道：“算了，我们还是继续往下看吧。对这种违反人性行为的指责，我们有的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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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6 16:53
  第十七回   世上无难事   只怕苦思辨

                                 六十五
毛泽东头上有三座大山，为什么只有毛泽东的头上有，而别人没有？因为他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承人，不是一个崇洋媚外者。当他决定加入陈独秀的共产党组织时，这三座大山就已经罩在他的头上了。因为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纯西方的组织，而不是中国的组织。它们信仰的是外国的上帝，不是中国的炎黄二帝。尤其是马克思所倡导，被斯大林极度夸张的阶级斗争、残酷打击，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模式。
中国人主张与人为善和治病救人；而共产党主张一棍子打死，讲究非白即黑，是典型的两元论思考。中国主张明君忠臣，当皇帝也要听从不同的意见，就如唐太宗的纳谏一样；可是共产党主张一言堂，有不同的意见不是以是非为标准，而是以权力为标准，以是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标准。中国人主张穷寇莫追，与人一条生路和改过自新的机会；共产党则主张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一切都注定在思想和文化上与毛泽东产生冲突，所以，当“左”、右两派领导人掌权后，对于一直主张本土化的毛泽东是非打击不可的。
尤其是在毛泽东没有掌权之前，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可能有不是“左倾”或右倾的人。“左”和右是两座大山，加上后来的蒋介石，就是三座大山。如果不是在毛泽东身上有娥皇、女英护体，早已被砸得粉身碎骨，成为一堆肉酱。不过，三座大山就是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历时15年的烈火煅烧，就将他炼成了金刚不坏之身和火眼金睛。毛泽东接受了如佛陀般的浴火重生、耶稣的魔鬼诱惑、默罕默德的教敌对他围剿追击之后，就具有了三大宗教教主综合起来的法力，没有什么人为的力量可以再让他俯首称臣了。
毛泽东头上除了有三座大山，身上还有五茧缠身，这五茧直把个风流倜傥、思维敏捷、个性率真、行动有力、才华横溢的毛泽东的四肢和腰身困得紧紧的，只留下一颗火热的心和善于思辨的头脑。毛泽东是一个扬鞭催马的赶车人或者骑手，可是，现在他还只能是当一匹拉车的马；即使是拉车的马，也不是驾辕的马，是一个拉套的马。现在扬鞭催马的是什么人？如果单单是陈独秀，那自己就可能是驾辕的马，如果陈独秀挥鞭不对，他是可以向他尥蹄子的。而现在赶车的是共产国际，是苏俄人，陈独秀变成了驾辕的，自己向他尥蹄子还有什么意义呢？
缠住毛泽东的第一层茧衣是共产党在中国的定位问题。这个问题从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到现在，似乎都没有人考虑过，可是当时的毛泽东不可能不考虑。当时的共产党只是一张皮儿，它既没有紧密地和工人、农民相结合，更没有真切地去代表人民的利益。可以说，共产党在毛泽东主政之前，就是一具没有思想灵魂的皮囊，它只是供苏俄和共产国际驱使的一具僵尸。不过，正是苏俄要求的国共合作，为毛泽东带来了一个思想转换的空间，既给了他提供了一个实验统一战线的机会，又给了他独立思考的空间，还让他对国共两党有了进行全面考察和比较的机会。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基本是站在共产党之外以一个旁观者，思考清楚了共产党在中国的定位。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书上，对毛泽东在1924-1927年的描述是很简单的，为什么？因为毛泽东在这一段时间基本上是在为国民党工作，他的几篇文章都是为国民革命军写的，不是为共产党人写的。那时，共产党不能代表中国的主要人民，也就是农民，倒是国民革命军代表了农民，毛泽东是谁代表农民就和谁是同盟军的。说清了这一点，我们在下面的描述中，大家就不会困惑了。

新年来临，孙中山在1923年元旦发表国民党宣言，表明了自己的决心：“护法与非法之争，唯有前进不已，以求最后成功。”在西路讨贼军进攻之下，陈炯明的粤军内部发生了变化，响应者颇为不少。讨贼军9日克肇庆，10日下三水，连续进击，势如破竹。15日，陈炯明的大将洪兆麟见大势已去，便脱离陈炯明宣布独立。陈炯明16日放弃广州，逃往他的老巢惠州。16日晚上，西路讨贼军入城。在福建的东路讨贼军闻讯，随即向广东开进。西路讨贼军入城后，立即向在上海的孙中山发电报，邀请他回粤主持大局。
蒋介石此时还在福州的鼓山游历。这一天，他路过一面石壁，只见上面新镌刻有“天地正气”四个大字，就在石壁的前面站立良久，心中思考着想凑成一个联对。也是蒋介石用心专注，下了小雨竟不知道，结果还正让他思考出一个足以传万世的绝联来。这个绝对大家都知道，就是：“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由此可知，蒋介石的文化层次是圣人档次的。蒋介石继续前行，在涌泉寺，僧人“与至濡毫”，他挥笔写下了“其介如石”四个大字，并让人将其刻在更衣亭西面的山石上，以留纪念。1月16日这一天，蒋介石从鼓山上下来，离开福州回上海。
1月20日，蒋介石按照自己的计划，拜谒孙中山，让孙中山为他思悟出的几条联句书写成对联。这几个联句是：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从容乎疆场之上，沉潜于仁义之中；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蒋介石是想让孙中山通过这几条联句，看出自己的心理和思想变化。孙中山在为蒋介石写毕，又为他写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8个字，以示蒋介石。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6 16:54
送别蒋介石，孙中山的心情甚好，他为蒋介石的精进而高兴，遂在兴奋之余，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省长，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并饬胡汉民立刻上任。孙中山仍是任人唯亲，这就招致桂军和滇军的反对。在胡汉民来到广州的第二天，桂军的沈鸿英、刘震寰和滇军的杨如轩、杨希闵以开江防会议为借口，为胡汉民设了一个鸿门宴。陪胡汉民参加会议的还有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在会议上，沈鸿英故意对魏邦平的一切发言予以反对，引起二人发生争执。沈鸿英的部属就借此拔枪向魏邦平、胡汉民二人射击威吓。胡汉民吓得慌忙逃脱，魏邦平趴在地上躲避子弹，被沈鸿英扣押。这就是历史上的江防会议事件。
1月24日，古应芬、李济深、陈可钰、邓演达从香港给蒋介石来电：“江防会议徒生变故，第一师驻江门，虽转危为安，而整理进诸承教。现粤局仍未稳固，公不即来，则总理策划军事有谁顾问，而芬等素所望之党军，亦无由实现，望即命驾，无任企感，并盼示复。”
蒋介石这时已经有了自己的主义，他决定乘机发布出来，于是，在26日，精心写了一份复廖仲恺书，泛论粤局与政治及主义之关系，作为对一切人的回答，书中说：
“------以弟推测，粤局之将来，可得解数如下：一曰粤局早已确定，不能转移；二曰此次行动不过徒达驱逐陈逆之目的，而不能歼灭陈逆之势力，将来难保其不死灰复燃；三曰今日决非根本解决之时期，不过多此一举而已；四曰粤局以后变化，三月一小变，半年一中变，一年一大变，其或不能延长至半年或一年之久也。惟此变化，不可徒作悲观。------孙先生此行，欲求一治本方法，实无善策，不得已只有治标之法，亟图维持现状，不便内部纷扰，------到粤后，第一要即对于各军当一视同仁，万不能有一毫轩轻之分。------孙先生如对各军以大公无私之态度一体相，不唯各部皆斥为我所用，而且互相牵扯，易于驾驭也。其次则为用人一端。弟意欲求达政治目的，不能不略讲政治方法。且不能不用新式政治家，以求达政治目的也。对于------西南之政治不能轻弃唐、李，------正唯其消极抵制而致政府于败，正唯其不忠于党，所以政府屡遭颠蹶。
------盖其人非与孙先生绝对不相容者，有时且乐为我孙先生用，是其所畏者，孙先生之主张太坚，不能容纳其言也。------盖党义与政治二者，此时尚未溶为一炉。今日吾党政策，约言之，只有二道，一曰先求政权，而后实行主义，一曰先行主义，而后求得政权。然此时，欲急求得政权，而又欲在先行主义上着手，则十年二十年后之事，非今日中国之所能也。弟意以为，只求实行主义而不问政权之得失，则日久时长，固有见效之一日，但此时不应急求政权也。倘欲实行主义兼欲求得政权，则进步调当先求政权而后推行主义，较为简易也。若果如此，则吾党干部决定方针，5年内不加入政府，专注重党务之推行，只做实行主义之事，而政治方面，则当另招一班中国式的政治人才，如唐、李者，来求政权，则政府与党当暂分而为二，其进行之效，或较迅速也。
弟意以为政府与党之手续之范围不明，不唯政府混杂不清，易致纷扰，即主义亦因政治关系而不能贯彻也。如果组织政府以旧日党员办理党务，而以少川、伯兰、祖安等，皆予其阁员一席，则政务或较有起色，而政权目的亦不难求得也。盖历年以来，益觉党员与政客性质不同，才能亦各有所长，如专恃党员而办政治，不唯范围太狭，外人望而却步，且结果必启外界恶感、社会反对，难得完美之成效也。此节弟自以为有一得之见，兄等如以为然，则展堂兄任省长，以兄与精卫二人介于政府与政党之间，则主义不致偏废，而政权亦不致旁落。
盖弟发此议，其一乃在欲速得政权，先以政治方法统一中国，而求实行主义；其二则以党与政府明定范围，组织政府不妨先用中国式政治家，如谭、唐、李、孙，专为统一中国之预备。不然，以今日中国局势仍固执从前之主张，则政府决无统一中国之望，吾党政府之所以屡屡失败者，其最大原因未始不在乎此。唯恐其弊端于偏重政权，而放弃主义，故二兄不能不在孙先生左右，以防此偏重之弊耳。------此函以为可，请呈孙先生一阅。”
从此书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在福州的鼓山没有白过，如果他不是最早想出这党务与政府分开之策，他的境界怎么会有那么高的提升，怎么能够思得出“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蒋介石已经由一个军事家向政治思想家过渡，他可以承担起重造国民党和再造民国的重任了。从2月1日到12日，蒋介石又分别回执来电、来书数封。2月13日，再致胡汉民、汪精卫、杨庶堪电，商请孙中山缓行。电文称：
“季、沧二兄想已抵港，孙先生行期当俟江门各部移至三水新街，滇军布置稳妥，能完全负责护卫之电到沪后，始能决定，否则不怕沈逆捣乱，唯恐滇军不能负责，则一蚁溃堤之患，可不预防乎？默察粤局，缓行数日决不误事，滇军态度虽佳，其真相如何，务乞细探详复。弟不从行于心不安，准如遵命来粤效劳，唯约待孙先生在粤安定无患时，听我假归为荷。”
可是，孙中山并不听从他人的劝阻，立即启程赴广州，于2月18日到达香港，并给蒋介石发来急电，电文称：已经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催促他“万请速来勿误。”27日，孙中山又给蒋介石发来急电，说现在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要继续进行，军事方面没有人负责不行，然后又向蒋介石介绍了广州的情况。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6 16:54
这次帮助孙中山把陈炯明赶出广州的各路军队，都是西南各省军阀的旧部，他们不过是利用孙中山被陈炯明赶出去作为借口，为自己扩大地盘，根本不是为了孙中山的什么革命。比如桂系军阀沈鸿英部，就是想把广州据为己有。现在沈鸿英不仅反对胡汉民主政广东，而且也反对孙中山回广州。孙中山不听蒋介石的劝阻，来到了广州，刺痛了沈鸿英，他正准备伺机谋叛。孙中山的嫡系粤军许崇智，则还在潮州、汕头一带徘徊，与广州之间还隔着陈炯明的旧部。逃到惠州的陈炯明，其军队实力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他也在时刻伺机反扑广州。因此，孙中山在广州的处境非常不安全，唯一值得信赖的是滇军朱培德部，此时被沈鸿英拒之广州城外，广州没有可以保护孙中山的军队。
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的两封电报后，并没有立即动身去广州。他先给廖仲恺、汪精卫、许崇智写去三封信，对广东的局势加以分析，提出军事作战方面的意见。3月5日，蒋介石先给孙中山上书，请求先平定潮、梅地区，让许崇智的粤军在广东东部获得立足之地；然后又给杨庶堪、古应芬去信，请暂弃广州，先以全力肃清潮患。3月15日，胡汉民、汪精卫、邹鲁、林亚明、林直勉、胡毅生，专程跑到宁波规劝蒋介石启驾去广州。蒋介石是热情迎接，盛情招待，还陪同这6位国民党的大员，游览了宁波的七塔三寺和天童山诸胜景。一直玩了三天，第四天才一同回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只有蒋介石与胡汉民二人时，蒋介石对胡汉民说：“弟不能赴粤，实有苦衷。许汝为多次电催，要我到福建去，我回复说弟刚愎浮躁，善谋不足而败事有余。且屡出自试，愚拙益甚，以致无言不失，无事不乖，故踌躇再三不敢应命。倘若我赴粤，许汝为必以为我弃他；故我曾致电孙先生，请他去电向许汝为解释，待汝为回复后，弟方可赴粤。可是，直到今日，才接到孙先生和诸同志叠电相催，弟不能从命，其因在此。”
胡汉民说：“既然汝为已经敦促你赴粤，不致发生误会，还是快动身赴粤为宜。”
蒋介石说：“即使这样，弟也不能现在就去。因为去也无益。”
胡汉民问：“那又为何？”
蒋介石说：“赴粤无非是为孙先生出谋划策，弟在此地同样可以向孙先生进言。我已两次进言，建议孙先生对沈鸿英暂时置之不理，放弃省城，专以对付陈炯明。孙先生未必纳之。”
胡汉民继续劝道：“遥断毕竟不如亲临，介石还是在孙先生身边，随时参赞为宜。”
蒋介石此时已经有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决定不再隐忍自己的观点，而是要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弟意，是不是赴粤，要看能不能发挥作用，有助于进展。眼下去，弟实在看不到对达成目的有什么助益。除非------”
胡汉民问：“除非什么？你有什么条件吗？”
蒋介石说：“对，除非答应我两个条件，其一，军事无财政支持，无以推进，现在广州的财政厅长是杨西岩，此人无能无策，当由仲恺接任，整饬财政；其二，粤局危殆，弟以为陈炯明之患小，沈鸿英之患大，广州无本党之基本军事力量，而粤局非俟粤军安抵省城，殊乏处置之道。故当待许汝为回省到穗，弟再去不迟。”
胡汉民答应代为转承，也请蒋介石直接给孙中山去电。3月21日，蒋介石真的直接打电报给孙中山，提出现在管财政的人无能，要求并归廖仲恺一人全面负责财政。孙中山此时也正为经费奇缺头疼不已，还好宋子文来了。
宋子文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成回国，先在汉冶萍公司工作，深受盛宣怀的信任。工作期间和盛宣怀的女儿盛七小姐发生恋情，盛七小姐的母亲认为宋家门第太低，和盛家门不当户不对，横加干涉。宋子文在气愤之下南下广州，投奔了自己的姐夫孙中山。宋子文是学经济的，他为孙中山出了三策：
一是设立对橡胶、甲醇和制造化肥的硫酸氨征特别进口税，仅此大概每年可以征收500万元；二是由革命政府发文，要求广州的每个商人都必须借给政府5至500元，帮助政府渡过难关。这一项至少可以筹到30万元；三是规定向饭馆就餐者征收10%的附加税，征收清凉饮料税，对专卖药品、化妆品、婚礼、葬礼、宗教仪式、人力车都要征税。宋子文的这些征税政策开了中国历史上征税的先河，逐步稳定了财政不支的局面，也为以后的中国政府增加财政收入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蒋介石在上海盘桓了6天，有5天是和珍妮-陈约会。这一天，两个人又去逛街购物，一路上，蒋介石是既和气又体贴有礼，让珍妮-陈感到很温馨。在南京路巧克力店喝冷饮时，蒋介石对珍妮-陈说：“你的名字‘阿凤’是乳名，只有你母亲才能叫。你的朋友叫你的乳名是不合适的。我来替你起一个名字——洁如，怎么样？”蒋介石解释说：“洁如的意思就是纯洁脱俗。在我的眼中，你正是纯洁脱俗的，你喜欢吗？”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写上“洁如”这个名字作为“纪念”。从此，珍妮-陈就叫陈洁如了。
蒋介石回到了宁波，一边课7岁的纬国学业，一边关注着广东方面的动向。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杨庶堪来电，转达了孙中山对蒋介石建议更换财政厅长的明确答复：杨西岩确实不适宜继续担任财政厅长，待廖仲恺自日本回粤，即发表财政厅长之任，并要蒋介石迅速到粤，勿再延迟。
3月30日，蒋介石打电报给许崇智，是以“请令本军”如何的口吻提出作战主张，开始对许崇智不再客气。电文称：“本军可否由龙门、从化改道前进，先谋集中省城，否则须设法由龙川或河源经长宁移向北江，控制省城，万不可专图便捷轻进惠州，沿途总以避战为妥。粤军非俟本军安抵省城，殊乏处置之道。”
4月7日，蒋介石再次给许崇智去电，直接提出作战主张，不再闪烁其词。电曰：“观察粤局，林部虽退寻邬，而潮、惠洪杨终难就范，兄部在梅以势论，仍在其包围中也。如臧能于半月内出兵共定潮汕，固为上策，否则延宕日久，倘赣敌合林部进占北江，沈逆在省城响应，惠杨阻我进路，潮洪捣我后方，似非必无之事。此时当注重省城根本，而潮汕次之。如臧不能以最速期内出兵，则本军当乘此林部退赣，敌我不能联络时机，从速通过梅属，直抵省城，或以一部集中北江，先平沈逆，巩固省城之根本，则潮惠各部不解自决，即用亦较易为功。总之本军一日不抵省城，则根本一日不安。以后粤局潮惠之陈部为患尚小，而省中沈部通同北军实为腹心之患。
北庭之所藉以乱粤者，亦重在沈部，而不在陈部，沈部和平，则粤局自可奠定。以弟观察，臧部出兵恐不能如此之速，本军不如暂弃潮患，以最速时期集中北江或省城为妥。一月内，如本军不能抵省平沈，则二月后赣敌攻粤，省城必危。若欲先平潮惠，最短时期亦须二月，窃恐潮惠未平之前，而沈逆引赣敌与林部攻粤，以时间而论粤患之缓急，则本军非先破沈不可。盖沈逆虽凶，至迎北军入粤则非其本愿，故其为患较浅也。我军以主力分驻北江，或较之全部集中省城为佳，以后平沈、平陈，皆赖本军自身，不能全恃客军，主客之嫌，尤宜预防以消内患。兄意如何。弟待奉复电后，当以个人名义赴粤一行。”
4月8日，蒋介石又给杨庶堪写信，提出在他回广州之前，需要任命廖仲恺主管财政，许崇智部调回省城两道命令，否则他回广州后无法开展工作。蒋介石不再在孙中山面前曲意求全，而是直抒胸中意见，这是他的谋定而后动。因为，他已感到孙中山既无主见，也不明智，如再藏拙就是徒费生命。所以又给孙中山去了一封电报：
“弟定元日启程，敬将以后进行意见略述之。军事当促许军克期抵省，会合在省各友军先谋集中，然后再定一共同方案，以为攻守剿抚进行之程序，使其任务分明，精神团结，不致有参差不一、主客异形之嫌。政治当以整理财政为先，厅长不速易人，延误大局必非浅鲜。弟对此成败关键竭忠进言，决非有何作用与其间也。财政如无把握，军事难定计划，廖任厅长，许速回省，二令可否在弟启程前发布，俾弟到省后即可着手进行，而鼓来者之气也。”
蒋介石从宁波来到上海等候孙中山的回电，陈洁如差不多每天都要与他相会。在上海等了一个星期，蒋介石也只是接到了孙中山准许他辞去东路讨贼军参谋长之职的电报，对自己所请二事孙中山只字未提。虽然，蒋介石心中不悦，但是孙中山一再催促，无奈只得于4月15日乘船前去广州。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6 16:55
1923年4月，中央派来了李维汉来，接替毛泽东的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李维汉是毛泽东的同学，也是老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见到他自然是非常高兴。他将在湖南的老新民学会会员何叔衡、易礼容等共产党员请到一起，既为李维汉接风，一叙离别之情；又向他详细介绍了湖南党的情况，叮嘱李维汉以发展党员为第一要务，轻易不要举行罢工运动，要总结并吸取“二七大罢工”的经验和教训。
还是在中共一大后，在中共北京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的领导和组织下，京汉铁路的16个车站先后都建立了工会，会员有2万多人，在全国工人运动高潮中，全部工人迫切要求成立统一的总工会，加强对工人斗争的领导。经过筹备和酝酿，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当数百名工人代表到达郑州后，吴佩孚强令禁止开会。2月1日，代表们冲破军警的阻挠封锁，拥入会场，宣告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为了反抗军阀的武力压迫，当晚，总工会决定4日全路总罢工，并将总工会移往汉口江岸办公。
2月4日，罢工令下达后，所有客货车一律停驶。不到3小时，全路2万多名工人在“争自由”、“争人权”的口号下突然总罢工，1200公路的线路陷于瘫痪，在政治上、经济上严重打击了吴佩孚的统治。7日，吴佩孚调集军警，在汉口、郑州、长辛店等主要站段，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屠杀，制造了“二七”惨案。惨案中，52人惨遭杀害，300多工人受伤，40余人被捕，千余人被开除或被迫逃亡。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拒绝下达复工命令，被“枭首示众”。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被捕后，宁死不屈，英勇就义。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开展了广泛的抗议声援活动，与此同时，各地工会大部分被捣毁封闭，许多工人领袖被捕杀，工人运动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暂时转入低潮。
毛泽东对李维汉及同志们说：“二七惨案的发生，以及带来的连锁反应，几乎使我们两年来的工人运动成果损失殆尽，说明我们的党还是幼稚的。这种试图依靠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来进行的革命是一厢情愿，也表明工人阶级独自的斗争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工人阶级必须广泛联系各种革命力量，采取适当的斗争策略去共同奋斗。因此，你们要多注意开展农民运动，争取湖南的农民运动能在全国带个头，为我党的革命运动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来。”
李维汉等同志表示不辜负毛泽东的期望，一定要努力工作。第二天，他们一行又将毛泽东送上了去武汉的船，毛泽东此行是去上海的中央工作的。到了上海，毛泽东见到了陈独秀，两个人已经两年多不见面了，见了面自然是亲热万分。
陈独秀说：“润之，我多次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做得很好。这都是你这个实干家领导的好啊。”
毛泽东说：“为党工作，就应该不遗余力吗。”
陈独秀说：“事实证明光有为党工作的热情是不够的，还得有思路，有实干精神。我们党内有热情的人不少，可大多都是理论革命家，眼高手低，好事也会办砸。像二七大罢工，真的是惨痛啊。我们不能不吸取这方面的教训了。”
毛泽东问道：“您准备吸取哪些方面的教训呢？”
陈独秀说：“二七大罢工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人阶级是薄弱的，我们的党是幼稚的，还没有成熟的革命活动家和政治家。因此，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利用国民党已经形成的政治、军事、经济力量来推动中国革命。”
毛泽东说：“中国的工人阶级本就是弱小的，中国革命的中心，本来就不在城市，而在农村；中国革命的主要运动，本来就不是工人运动，而是农民运动。为什么我们要放弃农民，转而与国民党合作呢？”
陈独秀说：“你以为我愿意同国民党合作吗？是共产国际要我们这样做的。1月份，共产国际正式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指出鉴于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中国革命当前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中共同国民党合作是有必要的，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你看看，他们嫌弃我们的力量弱小，想利用现成的国民党的力量，然后通过整顿和改组为苏俄所用。还有李大钊、张太雷等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极大，他们都帮助共产国际说话。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党员都是知识分子，都有谁愿意像你一样去农村受苦？像谭平山等更是急于与国民党合作，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当官了。我们口里喊的是共产主义，可我们的党员有几个是共产主义者？绝大多数人是苏俄主义者。苏俄没有搞过农民运动，他们有苏俄人的支持，是不会让你去搞农民运动的。”
毛泽东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关心的是农民运动，怎么你还让我到中央来呢？”
陈独秀说：“让你来有三个目的：一是孙中山先生想要你加入国民党，做湖南国民党党部的负责人，为他在湖南发展国民党员。我想，你不能以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应该以我们党的领导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这样既可以加重你的分量，也可以加重我们党的分量。老实讲，我们在国民党中并没有特别有重量的代表。李大钊依靠的是共产国际，我们几个都是因为是党的负责人，只有你是孙中山先生点名要的，可见你的分量很重啊。其二，我们中央缺乏实干家，所有的人都是口头理论家，需要你把在湖南工作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去。其三我计划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我想你帮助起草有关党的文件，准备工作报告。因为孙中山已经去了广州，因此党的三大准备在广州召开，过两天，你我一起去广州。”
毛泽东说：“既来之则安之，一切听从你的安排。不过，开完三大，我还是要回湖南的。”
陈独秀说：“你肯定得回去，孙中山先生还等着你给他在湖南发展国民党员呢。怎么样？肚子是不是闹革命了？我们吃饭去。”
毛泽东笑道：“这个安排我是最愿意接受的，如果有二两酒，就更好了。不过，是你请客，还是我请客？”
陈独秀也笑道：“自然由我请客，我花的是卢布，你花钱就得花你的工资。不过，好馆子我请不起，我们吃地摊如何？”
毛泽东说：“只要我们革命真情在，地摊胜过大上海。”
陈独秀说：“好，好，有气魄，我们共产党人就应该以苦为乐吗。”
说完，二人携手从夜色苍茫中向着那一片华灯走去。
作者: 鹿城飞侠    时间: 2015-2-6 18:55
增长了不少历史知识，很有特色，继续关注，期待更多精 ！{:soso_e179:}
作者: 筱欣奕奕    时间: 2015-2-6 20:43
党章学习班开始了，问好常老师，好好关注下文{:soso_e113:}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7 19:18
  六十六

4月16日，沈鸿英在广州叛变，孙中山的身边既无嫡系部队，又没有蒋介石随身参赞，只好自己亲自出马督战，率领杨希闵的滇军和刘震寰的桂军，合力在4有19日将沈鸿英部赶出了广州。4月20日，蒋介石到达广州，以大元帅府参谋长的身份入大元帅府办公，随孙中山四处劳军。蒋介石自从来到大本营，按他自己说是：“陈猷决策，草檄批牍，筹战守，馈饷糈，出随车驾，入掌枢机，日不暇给，责任丛集一身矣。”
5月9日，陈炯明从东江再次叛乱，大规模向广州反扑。被赶出的沈鸿英部，又勾结北洋军阀吴佩孚，从广州北部猖狂反攻，孙中山在广州两面受敌，处境十分险恶。蒋介石身为参谋长负责制定军事计划，彻夜告筹抵御之策。常言道：屋漏偏遇连阴雨。正在这时，粤军原第一军军长黄大伟叛变，降服于陈炯明，并在香港运动第一军叛乱。蒋介石建议孙中山立刻通缉黄大伟，以减轻黄大伟运动军队的影响力。5月10日，孙中山发布大元帅令，公开通缉黄大伟。
当晚，孙中山宴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蒋介石作陪。在等候客人的时间，孙中山和蒋介石聊天。蒋介石说：“去岁，中正偕黄大伟脱离军队，自福州去沪，当时诸同志多不理解，谓中正不遵先生之命，执意回沪。现在看，倘若当时不使黄大伟脱离军队，许部将被其瓦解！”
孙中山说：“介石的判断总是对的，这是因为什么呢？”
蒋介石说：“见微知著。中正与他们朝夕相处，自是了解的多些。”
孙中山说：“是啊，我以后是应该多听听你的意见。你以后有什么都可以给我直说，不要老使性子，回家不归。”
蒋介石说：“先生教训的是，中正当力戒之。先生，您为什么要宴请马林呢？”
孙中山说：“去岁末，我给列宁写信，告诉他我准备派全权代表于近期往莫斯科，与他磋商合作事宜，以裨俄中两国的合法利益。同时，又写信给越飞，询问他俄国政府能否通过库伦支援我。年初在上海我与越飞会谈，希望俄国给我200万金卢布的援助。5月1日，我收到了越飞的电报，俄国政府已答应提供200万金卢布，并同意帮助我在西北建立作战单位，开办军校。”
正说着马林等人来到，孙中山即请马林入席。孙中山说：“感谢俄国对本党的慷慨援助，我已决定，近期派代表团赴莫斯科，磋商联俄事宜。”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宴席结束后，蒋介石还惦记着孙中山的话，问孙中山：“先生，中正早有游俄之愿，可否允我赴俄？”
孙中山说：“此行责任重大，我想亲自去一趟，这样可以直接和他们的领袖列宁面对面磋商。这里的军事紧张，还要介石多谋划。”
蒋介石也不便再说什么，但在他的心里已经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都要争取去俄国的机会。过了几天，即到5月20日，讨贼军对陈炯明的根据地惠州发动攻击，但陈部叛军出奇兵迂回作战，攻陷了讨贼军背后的博罗城，讨贼军形势为之不稳。蒋介石乃请孙中山亲赴前线督战，并随同一起出发。在即将到达石龙时，他们遇到了一群溃兵，在张皇失措地谣传着以讹传讹的信息。为此，蒋介石想出来一个计策，他对溃兵说：“我率领200人的卫队已经把叛军击溃。现在孙中山先生也来到了这里，说明此地是安全的。希望士兵们跟随着他一起向前冲锋。”
士兵们见状，果然来了精神，气势大增，皆跟随蒋介石向前攻击。经过两个昼夜的激战，收复博罗城。孙中山见到蒋介石的确是智勇双全，对他连连称赞。随即，孙中山和蒋介石议决作战计划，命令许崇智固守潮汕，以扩大战果。蒋介石此时虽然是大元帅府的参谋长，但他的手中却没有一兵一卒，要实施自己的军事计划，必须就商于各军司令部，仰人鼻息，困难重重。不但桂、滇这些客军不听从指挥，就是许崇智也不接受他的作战计划，以致潮汕失守。经过近一个月的作战，敌我双方各有胜负，形成了拉锯战。
孙中山所依靠的滇桂联军也都是打着革命旗帜，为自己争权夺利的野心家军阀，根本不热心为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权作战。广州政府仍然处在四面受敌的危险之中。蒋介石在这个时期，一直跟随孙中山亲赴前线督师，为捍卫广州革命政府竭尽全力。在他的6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
“晨，陟葫芦山，了览博罗形胜，谓一天然防地。午正，随大元帅赴惠州，至白沙对岸，舍船步行。到红泥坑，视察北门阵地，至深坑附近，始易舆。次花围水（在飞鹅岭下）慰问刘总司令创痍，即登虎头岭，俯瞩惠城形势。回至白沙已深宵二时矣。
6月16日，扈驾巡视北江战线，至英德之巫村，杨总司令等皆来谒见，即与商议战事。夜半，回至省垣。谓：‘自鬶江至英继，岭峨径窄，地形便于防守，乃知敌军之不易越进，盖亦有救业。’”
这一天，孙中山重新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蒋介石巡视战线、商议战事更加经心。他跟随孙中山督师调兵，视察谋划。同时，以大本营的名义命令许崇智率军反攻，收复失地，劝阻其勿要返回省城。21日，随往白沙堆，与刘震寰及东江各将领议决以许部3旅专任攻御惠州，悉调滇军赴援北江。许崇智一直反对蒋介石的攻打陈炯明老巢惠州的计划，他在潮汕打了败仗，就迁怒于蒋介石。对此，蒋介石好不难受，然而更让他难受的是孙中山对他的提防和滇军将领对他的侮辱。
这一天，蒋介石手拿文牍，急忙忙找到大本营秘书长兼监印官萧莹：“萧莹兄，我要发一道急令，你快快给盖小印。”
按照孙中山的要求，大元帅除有大印外，尚刻有一枚大元帅的小印，由萧莹掌管，凡军事、政治上一切命令，除大元帅手令外，一律需加盖小印方有效。萧莹一看，蒋介石的命令乃是饬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准抽调配合作战的粤军3旅，回归粤军第一师代理师长李济深指挥。他沉吟良久，说：“参谋长。此令一发，恐滇军不服，所失必巨，假如滇军拒不奉令，就更难解决。”
蒋介石焦急而又生气地说：“我是行营参谋长，掌管军令是我的职责，你只管盖印，至于其他事，不是你的责任。”
萧莹则坚持说：“大元帅有令，小印之加盖与否，由本人负责，本人有权从长计议定夺。况且，大元帅有鉴于我们私交不薄，另有嘱托。”
原来，任命蒋介石为行营参谋长后，孙中山特地对萧莹说：“介石虽是我所信赖，但他生性急率，恐有时思考不周，处事失当。而萧莹你处事精审，且与介石私交甚厚，望对他所拟军令，其其重要者，必须是你认为可行，方可盖此小印发布。否则应与介石细商。介石必乐于接受。”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7 19:19
萧莹把前因后果一说，气得蒋介石“嚓、嚓、嚓”撕毁了命令，“忽”地向地上一甩，纵步而去。最后他是以参谋长的名义给杨希闵去了命令，让粤军3旅回归李济深指挥。
入粤以来，蒋介石日夜繁忙，制订各种军事计划，的确尽职尽责。可是不仅多是无用之功，反而常常受到羞辱。这天，蒋介石参加滇军的军事会议，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主持会议。会议开始后，蒋介石起身说：“请允许中正谈谈对作战的看法------。”
范石生有意轻辱蒋介石，便傲慢地打断他的话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想讲什么？”
蒋介石强忍住屈辱，说道：“本人，大本营参谋长蒋中正，想谈一谈对主攻方向的看法。”
范石生似乎恍然大悟：“哟，原来是蒋参谋长，那就说说吧。”
蒋介石刚继续说到：“本军应集中全力，先攻北江------。”就被范石生不耐烦地打断了：“嘘，------算了吧，你说的轻巧，跟吃灯草灰似的。”
吃灯草灰，放轻巧屁，谁都知道。范石生如是说，惹得会场一阵哄笑，让蒋介石尴尬万端，一时下不来台。
大本营里，每天接收到的，都是不好的消息，勉强拼凑的讨贼军两次攻惠州而不下，而孙中山倚为长城的许崇智东路讨贼军则伤亡溃散过半；原来追随孙中山的海军也转而投靠了北京政府，不再承认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粤局不仅未有转机，反而在不断恶化。6月23日这天，蒋介石与孙中山谈论时局，不禁感慨说：
“先生，粤局堪忧。中正几个月来奔波于各军的司令部，实际上是寄人篱下，仰人鼻息，苦不堪言。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有一支忠诚于党、服从先生的军队。许汝为部，也未必能当此任啊。”
孙中山也不由叹道：“是啊，此次讨贼军，我本对许汝为寄予厚望，然汉民向我报告说：粤军攻占河源后，汝为把指挥权委于参谋长张国桢，自己却擅回广州。中下级军官也纷纷效尤，回广州寻欢作乐。遂导致纪律涣散，士气低落，失去了战斗力，不仅坐失克服惠州之良机，且导致粤军损失过半！汉民多次建议，要我对许汝为务必严整。可是，相比于滇桂各军，也只有许汝为是忠诚同志，党中同志已对他多不谅解，我不能再责备他，只好言慰之而已。眼下，汝为对介石颇有怨言，你还是要和汝为多沟通，求得他的谅解。”
蒋介石无可奈何地说：“汝为不听中正之言，方有今日之败，不反躬自省，反而怪罪中正，实在令人心寒。”
孙中山说：“介石，当下，相比于民国元年前抑或二次革命时期，革命越来越艰困，实在是同志越来越少，人才越来越缺乏，令人唏嘘。还是要和汝为搞好关系。”
蒋介石闻言，话中有话说：“中正以为，政治要进步，执政者必明是非，论功过，行赏罚。”
7月6日，蒋介石“晨，早醒，默念苦恃军事，怨忌交集，引退为安。”蒋介石现在对军阀已经深恶痛绝，他深知，如果不是同一地区出身，没有掌握可以自成派系的私兵，就算是跻身于业已阵容一新的讨贼军中，也是属于劣势。面对现实，为期军中人事关系圆融，实以个人引退为宜，但是为了报答孙中山的知遇之恩，这时还不忍心离他而去。蒋介石在苦恼中，上午从英德出发去韶关。这是蒋介石第一次走这条路，一路上绮丽的风景吸引了他，使他暂时忘却了烦恼。一到韶关，他就连夜与滇军各将领开会，合议进击南雄之敌，筹划统一财政的办法。夜里12点开完会，没有休息，又连夜往回赶。
蒋介石为支撑危局，可以说是呕心沥血。然而，在7月11日，许崇智却气冲冲地找来了，一见到孙中山，就愤愤不平地说：“大元帅，本军自福州回师，乃是遵照大元帅的命令。蒋参谋长也三番五次来信，遥控行军作战。今因伤亡溃散过半，各方皆归罪于崇智，不特指责之声不绝于耳，更是连粮饷也不接济！崇智敢情大元帅主持公道。”
孙中山还没有开口，蒋介石一听就怒火中烧，说道：“许总司令，中正尚在沪上，即致函总司令，请率部避战，谋集中省城。可是总司令未纳中正之言，在潮汕误入陈炯明圈套，致有今日。总司令部虽不明真相，对中正指责抱怨不绝如缕，中正尚可忍耐，何以总司令也有此论呢？”
两个人各执一词，许崇智仗恃孙中山宠他，没有丝毫的退让；蒋介石则仗恃自己的谋划正确，更是得理不让人。孙中山只是一味的调和，让蒋介石气愤难耐。桂、滇客军不听指挥也就罢了，那毕竟不是孙中山的嫡系，也和他蒋介石没有渊源；可是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是孙中山的嫡系，许崇智又是自己的结义兄长，他为什么还如此不容于我？明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许崇智为自己的失败寻找替罪羊。而孙中山竟然连有功赏、失职罚都做不到，让蒋介石彻底对参谋长之位深恶痛绝，“参佐军务，不为人谅，反遭啮龁。”于是决定立即辞职，回避香港。在他复上孙中山的函呈中，向孙中山说道：“倾轧之祸，甚于壅敝，娼嫉之患，烈于党争，此岂愚如中正者所能忍受哉------。”
蒋介石在7月12日离开广州避往香港，让他错过了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不过，这时他已经知道孙中山接受了苏联的邀请，决定派出代表团到苏联考察。于是，在7月13日从香港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写信，表达了他对孙中山的要求：“为今之计，舍允许我赴欧洲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蒋介石是一心想去俄国考察，为达目的，甚至连威吓的话都说了出来。其实他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个差事没有人和他争。此时，许崇智在为保自己的总司令之职忙碌，廖仲恺已经出任广东省省长。孙中山自己更是不敢离开广州半步，唯恐自己一离开，就树倒猢狲散。在瞬息万变的广州，没有一个人想放弃自己手中的实权，去俄国是有名无实的。何况，很多人也不想蒋介石在孙中山身边，因此，派蒋介石去俄国最是符合大家的心意的。一举两得，孙中山也就乐得顺水推舟了。
8月5日，孙中山写信给蒋介石，让他去上海与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商谈赴俄考察事宜。在上海等待蒋介石的，除了马林，还有汪精卫、张继、林业明等人。经过协商，最后决定由国民党人蒋介石、王登云、沈定一和共产党人张太雷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由蒋介石担任团长，代替孙中山前往苏联，目的是考察苏联的政治、军事和党务。蒋介石特别关心的是苏联红军的长处和短处。由于苏联正和北洋政府洽谈恢复外交关系的问题，所以，蒋介石他们只能以私人的身份，而不是以南方政府的身份访俄。不过，苏联答应在接待的规格上，将会参照政府代表团的惯例。
8月16日，由蒋介石率领的访俄代表团，乘坐日本的“神田丸”号轮船，由上海启程，于19日到达大连。这是蒋介石在1914年之后，隔了9年再度踏上东北的国土。在这9年中，中日之间发生了“21条”、“郑家屯事件”、“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出兵西伯利亚”等军事事件。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伸展情况，已经和9年前大不相同。日本的租借地大连市，已不像是中国的地方，变成了同为港口的日本城市横滨的缩影。蒋介石再次来到大连，犹如来到了日本，使人感到大连就是日本的领土。
在大连居住的中国人大约有7万人，诉讼裁判权完全由日本人掌握，连会审的公堂都没有设置。在所谓的“关东州”地区，虽然是中国的领土，却不能派一个中国的官吏，甚至不能如在外国那样，设置一个领事，更没有一个教育中国人子弟的学校，说起来实在是让人可悲。蒋介石一行，由大连坐火车来到长春，沿途从车窗口的所见，给他的印象这里就是日本的势力范围，一切都是日本人在进行管理。
火车在经过哈尔滨之后，于8月25日越过满洲里国境，开始在苏联的西伯利亚大地上奔驰。蒋介石一路观察景物，感慨万千！上午，火车来到了乌金斯克。蒋介石纵观形势，但见山河错列，南眄蒙古，不尽感觑。下午二时，还未到姆伊叔滑耶时，已经可以望见贝加尔湖。湖面风涛如海，茫无涯畔，蔚为巨观。。火车过了阿勒斯克站后，道路两旁的房舍较为整齐，颇有西欧的气象，比西伯利亚进步的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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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将经过的车站及到站时间，都一一记录下来，连莫斯科与中国的时差也不放过。8月31日，晨，过淡梦痕车站。午后一时，来到了爱可退凌波陆吾，这是亚洲到欧洲境内的第一大站，地处乌拉尔山的东面。蒋介石真不愧是军事上的干才，一路观察铁路沿线的景物和标志。当然，他不是对苏联有什么企图，不过是多年养成的习惯罢了。蒋介石一行人历时18天，终于在9月2日下午1时达到莫斯科。

6月初，毛泽东和陈独秀等人来到广州。6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有30余人，代表党员420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攻开了9天，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会议指出：通过党内合作方式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不仅是中国近代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是国共两党的共同需要。
在这次大会上，讨论最激烈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张国焘认为，共产党还是以个人自愿加入为好，不能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强行加入。对此，陈独秀、马林等人却认为，共产党人是一体的，党的决议全体共产党都要执行，怎么能有的执行，有的不执行呢？
张国焘和毛泽东是老熟人了，他对陈独秀家长式的作风和语气甚是不满，就鼓动毛泽东发言，想获得毛泽东的支持。因为在参加三大会议的代表中，毛泽东可谓举足轻重，这里有上届的蔡和森、向警予，有北京的罗章龙、湖南的代表李维汉，有总工会的代表李立三，这些人都是重量级的，重要的都是新民学会会员。获得毛泽东的支持就可以获得几乎半数人的支持，张国焘和陈独秀都在拉拢毛泽东。
可是毛泽东没有办法明确支持张国焘，因为在来上海的路上，陈独秀就专门请求毛泽东与他保持一直意见，以维护他作为党的领导人的威信。所以，毛泽东微微一笑：“国焘，你别急吗，听我慢慢说。”然后，他又大声地说道：
“我是主张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为什么呢？这并不是因为俄国人的建议，而是因为我们的党还很弱小，我们开展革命工作，需要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作掩护。国民党虽然不是很强大，但它已经成为一块石头，风是轻易刮不跑的；而我们呢？就如一棵刚刚出土的幼苗，它怎么能够在狂风暴雨中生存下来呢？它必须生在一个石头旁，靠石头为他遮风挡雨，然后，让自己的根向下扎，把自己的身杆长粗壮一些。大家见到平坦的大地上有大树吗？没有，为什么凡是大树旁都有石头呢？因为这些石头是它们在幼年时的依靠。二七大罢工是一个最惨痛的血的教训，为什么吴佩孚敢于向我们共产党人和工人开枪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人太少。我们的工人不过就是几百万人，共产党员也才有400多人，二七手中还没有枪杆子支持，光靠我们和工人阶级，就是全部拉上去，也不够吴佩孚杀掉的。假如我们国民党人的名义来进行罢工运动，我们的牺牲会不会小一点呢？吴佩孚在下达开枪的命令时，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呢？我看是肯定会的。”
毛泽东的发言，引起了蔡和森的赞同，自然罗章龙、李立三、李维汉和向警予也都是大力支持。陈独秀更是笑得合不拢嘴，接口说：“对、对，就是这个道理。还是毛泽东同志把问题说得透彻，我早就说过吗，我们党的工作只有湖南的同志做得很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好吗！”
毛泽东得到了党内怎么多的大碗的支持，那么，其他代表也就自然支持全体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了。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并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难就难在第二个问题上。这就是同陈独秀和马林的斗争。当同志们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如何开展自己的工作时，毫无准备的陈独秀和马林就随口说出：当然是一切听国民党的了。对此，张国焘产生了强烈的反对，他不敢攻击马林，但敢攻击陈独秀，指责陈独秀的一个投降主义者。他看着毛泽东说道：“润之，你不会也是投降主义者吧？”
毛泽东看着张国焘挑战的神态，他点燃了一根香烟，抽了一口，微笑道：“国焘同志，我肯定是反对投降主义的。可陈独秀同志并不是投降主义者，他只是没有把要说的话表白清楚。我们既然加入了国民党，归国民党的领导，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不仅没有问题，而且还要把国民党分配给我们的工作做好，充分显示出我们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为什么呢？为的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成为国民党中央的决策人员，以影响国民党的决策，使国民党的纲领接近或者按照我们共产党人宗旨，从而实现我们的目标。我要说的意思是，我们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不是丢掉我们的宗旨，不是忘掉我们共产党人的身份，更不是不要我们的脑袋，而是要保持我们独立的思考。我们的工作首先要对我们的党负责，然后再对国民党负责，而不是抛开我们的党，只对国民党负责。而这就要求我们讲究工作的艺术，以及在合作上的灵活性和工作上的主动性，不能被动地等待国民党人为我们分配工作，否则我们就会处于两难的境地。
我们主动地工作，首先就可以体现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思想意志来，我们现阶段从总的方向和目标上，同国民党是没有矛盾的，我们主动地按照我党的宗旨开展工作，国民党也是没有什么理由反对的。但是在具体的工作对象和工作方式上，我们和国民党人还是有矛盾的。如果我们等着国民党人分配给我们工作，假如他要你去和地主、资本家交朋友，去代表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怎么办呢？因此，只有我们主动地去选择做工人运动的工作、农民运动的工作，人人都忙得不可开交，那么国民党人就不会让我们去做一些违背我党宗旨的事情了。”
毛泽东的话获得了与会代表的掌声支持，既让陈独秀非常满意，也让张国焘无话可说。毛泽东接着说：“在我们现在整体上还处于劣势时，只有充分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才能体现出我们的作用来。在座的各位，都是各地的精英，有谁不认识几个国民党的头面人物呢？我们可以和他们交朋友嘛。我们能不能在国民党内发挥作用，就是看我们能不能对这些国民党人起作用。我们要让他们接受我们的主张，做出有利于我们开展工作的决议。尤其是陈独秀同志，从1915年就开始同孙中山先生一起进行二次革命，和孙中山先生是老朋友了，完全可以以朋友的身份影响他吗。”
陈独秀频频点头：“对、对，就是这样。我说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就是这个意思。润之不愧为我党的理论家，更重要的还是实干家。否则，是没有这么高的工作水平的。”
毛泽东又是微微一笑，抽了口烟说：“陈独秀同志不要给我戴高帽子嘛，我也是就事论事。还有，孙中山先生要联俄，俄国也给他派有顾问。我的意思是，如果不能同他直接交流时，也可以通过俄国人来说嘛。总之，在合作的初期，我们要对外保持是国民党的领导，对内保持我们党的独立性。”
蔡和森和李立三他们是知道毛泽东的思想的，他们又加以补充和发挥，使毛泽东的观点更加明确和完整。这时，连张国焘也开始赞同毛泽东的观点：“好、好，润之考虑的的确周全。我也应该努力工作之，争取进入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也好为我们党的工作多做贡献。”
毛泽东继续说：“我不担心同国民党的合作，我担心的是和国民党合作中，如何处理合作关系的问题。我们有两个问题，我必须说明：第一我们的大多同志是书生，说话、办事缺乏艺术性，有一些书生意气，与人交往的经验不足；第二，我们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与国民党合作的，以为有后台给我们撑腰，所以就说话理直气壮、下车伊始，一副钦差大臣的模样。这些就是我们在与国民党合作中存在的最大危险，搞不好我们的合作就会出现波折，而且还会为我们带来毁灭的危险。我们现在就是一篮子鸡蛋，都在这里，如果被人家一手给扒拉到地上，那我们就可能全被摔破。因此，我们在合作中间，不能不做第二手的准备。那就是要利用自己国民党的身份，积极探索农民运动的道路，建立同农民的联盟。”
很多代表不理解毛泽东的话是什么意思，毛泽东耐心解释说：“在我们中国，农民是绝对的大多数，中国农民不起来跟我们一起闹革命，我们的革命就不会成功。这是其一，其二是农村和农民是我们的退路，是我们的根据地，是我们的保障。在二七大罢工中被开除的工人去哪里了？我们共产党人没有养活他们，他们是回到了老家农村。工人的老家是农村，我们是工人的先锋队，怎么不认自己的老家呢？假如，哪一天我们同国民党合作不下去了，全国的军阀都在捉拿我们，我们到哪里去？国民党人被通缉时，都是跑到了日本。我们呢？难道我们也往国外跑？我们是无产阶级，哪里来的钱去国外？不过你们有钱没钱，我不知道，我知道我是没有钱，想来想去只有将来跑到农村最安全。”
陈独秀听了不高兴了，说道：“润之。怎么说着说着，就说逃跑的事，这不是对我们的合作缺乏信心吗？”
毛泽东看了陈独秀一眼，缓缓说道：“我是在提醒同志们，未虑胜先虑败，这样我们到时候才不会惊慌失措。农村人合伙做生意，都还要考虑万一做赔了怎么办？何况我们这么大的一个两党合作呢？”
蔡和森出来和稀泥：“关于农民运动问题，不是我们这次会议的议题。我们的当务之急还是如何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既然大家的基本意见已经统一了，下面我们就本届代表大会的执行委员进行选举吧，以尽快产生我们新的中央局。”
陈独秀说：“对、对，农民问题不是一句话可以说完的，以后有的是时间讨论。现在我们开始选举。”
接着，蔡和森宣布了选举的原则和方法，陈独秀是共产国际指定的中共领导人，不参加选举，除了陈独秀之外，再选举出四人组成新的中央政治局。大会经过选举，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和谭平山当选为新的政治局委员，陈独秀为政治局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排在第二位。谭平山当选是因为他是东道主，罗章龙代替张国焘在中央代表北方局，蔡和森则是共产党留学生的代表，只有毛泽东是因为大家的信任被选上去的地方代表，而且在选举中排名第一。这一次大会，表明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真正实力，可以说是毛泽东的新民学会的胜利。因为，在5个中央局成员中，有三个新民会员经过选举进入中央局，占60%的比重，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党的三大闭幕半个月以后，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给中共三大发出的13点指示，在指示中明确指出要把土地革命和农民问题放在首位。共产党应力求实现工农联盟，并在联盟中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为了贯彻这一指示，纠正在实际工作中的偏差，11月下旬，中共三界一中全会，确定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要占在中心地位；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一切政治性言论和行动，必须受党的指挥；全体党团员都要积极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会后，又发出了《第十三号通告》，向各地党组织部署了进行改组工作的具体步骤。终于，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中国共产党人变得咄咄逼人起来，使党的工作出现了急促和冒进，从而把我们的党领向了悬崖。
9月，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办公，毛泽东没有跟陈独秀回上海，他去拜访了孙中山，孙中山让他负责在湖南筹备国民党，毛泽东就带着三大会议精神和孙中山交给他的任务回到了湖南。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8 16:33
六十七
9月份，中国北京，曹锟开始贿选总统，以5000元一票的价格收买国会议员，演出了一出贿选总统的丑剧。此举，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反对，责骂曹锟为“贿选总统”，国会是“猪仔国会”，受贿议员是“猪仔议员。”9月30日，蔡和森首先在《向导》第42期上发表文章指出：
“今年双十节第一桩应注意的事，毋用说是曹锟的登台。无论他是用贿选的形式或拥戴的形式而登台，其在中国政治上他影响不仅是加强发动而黑暗的军阀统治，而且一定要加强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权力。------所以，双十节这一日不仅应有反对曹锟登台的表示，并有激烈的革命性质的大示威。”
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更是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通告各国使团，否认曹锟为总统。在全国人民反对贿选运动高潮中，反直系的各派军阀趁机通电声讨，否认曹锟的总统资格。浙江军阀卢永祥、奉系军阀张作霖相继发出不承认的通电。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似乎看到了一个最佳时机，派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加拉汗，作为苏联的特别全权代表来到中国，他想通过与北洋政府谈判，就指导两国关系总原则与中国达成协议。当时，加拉汗鉴于苏联国内外形势趋于好转，中国朝野，尤其是孙中山的广州政府要求与苏复交的情绪高涨，在谈判中他便提出要先解决恢复正式外交关系，后会商具体悬案的先决条件。
苏方的这一要求，遭到了北洋政府当时的外交总长顾维钧的拒绝。他提出应先开始协商，而后恢复外交。原因是苏方在外蒙活动频繁，采取了一系列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措施，致使外蒙古这块领土实际上从中国分离出去。1000多名中国商人和工人被赶出外蒙，而且连中国政府特派员及其卫队也被驱逐出境。由于存在上述问题，妨碍了中苏双方谈判的进行。顾维钧提出，只要苏方一个正式声明，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主权，放弃在外蒙古所采取的有损中华民国主权的措施，那么，在外蒙古问题上的僵局就可以打破，但苏方并没有接受，致使谈判被延误。1923年10月，曹锟就任总统后，开始着手准备谈判，任命中俄原交涉事宜分督署办王正廷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而蒋介石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访俄的。
蒋介石一行抵达莫斯科，受到了苏联外交部人员的热烈欢迎，当他们前往宾馆的途中，正遇到群众集会，约有20多万人，旌旗飞舞，观者塞道，让他们坐在车上耸瞻。初到其地，而恰逢此纪念大会，让蒋介石无比忭跃。第二天，听说列宁有病不能见面，甚感遗憾，便开始在莫斯科观光游览。
直至9月7日上午，苏方安排蒋介石与苏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罗素达见面，罗向他们介绍俄共的革命历史，历约两个小时的时间。蒋介石总结其革命成功点有三：一、工人和革命之必要；二，农人要求共产；准俄国150民族自治组成联邦制。而其缺点亦有三：一、工厂充公无人管理；二、小工厂尽归国有，集中主义过甚；三、利益分配困难。又说现在的建设情形：一、儿童教育严密；二，工人皆受军队教育；三，小工厂租给私人。下午，蒋介石又见了远东局长胡定斯基；晚上，他们又到前皇家戏园看戏。这个皇家戏园建筑伟大，约容6000人，正厅坐位的票价每人需要5块金园，蒋介石感叹莫斯科的生活费用之高，实在是令人咋舌。
考察红军及军队中的共产党组织，是此行的重要任务。9日，在与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伦斯基、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会谈中，蒋介石通报了中国的军事形势，向苏联提出了要求：苏联军事委员会向中国南方多派人，按照红军的模式训练中国革命军队，共同讨论中国的作战计划；按照红军的模式，在库伦以南临近边境地区建立一支革命的新军队。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蒋介石按照苏联方面以书面阐述要求的意见，带着代表团成员，集中精力起草了《中国革命的新前景》和《致苏俄负责人意见书》，核心内容是：“在靠近友邦边境的中国西北地区找一个适当的地方，作为我们实行革命计划，与中国军阀和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战斗的军事基地。”
11日，蒋介石往访军队的教练总督彼得禄夫斯科，彼得向他介绍了俄国军队组织的内容，让蒋介石感兴趣的是每一团部由共产党派一个政治委员常驻部队中。政治委员不仅要参与军中主要任务，而且还具有非经其署名，则命令不能生效的权力。再加上党员之为军官或士兵者，皆组有党团，在部队中从事政治活动，并为骨干。蒋介石非常赞成苏联红军的党代表制度，认为可供借鉴。16日下午，蒋介石一行又参加了军校毕业生的游行纪念活动。活动开始前，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在军校毕业生游行纪念会上发表了演说，此举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启发很大。后来，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职务时，每有纪念便进行演说，形成了惯例，对培养军事人才、鼓舞士气大有好处。
17日，蒋介石受邀参观苏军步兵第144团，得以实地观察到其军队内部党和军队的实际关系——团长专任军事指挥；行政事务及政治教育则全由党代表担任，权责划分得非常明显。这个制度，在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方面产生了很大的保证。这些观感对于后来建立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都有很大的参考之处。参观完，在有400名红军官兵出席的大会上，蒋介石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在演说中激发出了强烈而诚挚的感情，他几乎是在吼叫，双手都在颤抖。他的演说也激发了全场的热情，红军战士把蒋介石抬起来，一直送到代表团乘坐的汽车前。
9月19日，参观步兵第二学校，对蒋介石来说是学习的一个极好机会，后来在创建黄埔军校时，好多办法都取自于这次参观所获取的经验。接着参观军用化学学校，研究毒气之使用及防御办法，并往应中国共产党青年团的欢迎会；22日，往高级射击学校参观。自15世纪以来各式枪械约数百种，皆储藏于此，最新式之福德来夫骑兵用机关手枪，每次可连发35响，且轻便异常。蒋介石叹道：“苏联对武器的热心和进步情形，实在不逊于欧美各国。”接着，蒋介石乘飞艇在空中望月，他又感慨道：“乘旅行飞机，翱翔天际，如在陆地也。”26日，蒋介石在彼得格勒参观冬宫，先入博物馆，这里陈设灿烂，让他觉得“皆不过镀饰其外表，无足珍贵者，”唯独新设的历史馆，所见“皆足沭目惊魂，殊令人兴感也。”
27日，蒋介石等参观了海军大学及海军学校、海军机器学校，28日又参观了海军博物馆及海军印刷局。这天还乘船至海口，所见海港，雄伟壮观，感欢不已。29日上午9时后，由彼得格勒乘船，12时来到克伦斯太笃军港，参观莫拉塔战舰。此舰重量24000吨，有12吋口径的大炮12门，人员1300名。中餐后，观练习舰与鱼雷艇，最后乃观第二号潜水艇，其长百余尺，重600吨。30日上午，参观大影剧团，这里光发电机就有10余架，让蒋介石叹为观止。下午观依日西科大教堂，它始建于1818年，规制宏壮，实在全世界都罕见，其屋顶高达102米，是圣彼得堡最高的建筑物。教堂可同时容纳14000名信徒，曾与梵蒂冈、伦敦和佛罗伦萨大教堂并称世界四大教堂。
10月1日，从亚历山大至尼古拉西以前各皇故宫的穷奢极丽，到皇宫内的装饰及陈列之规模宏大，证实旧帝国“农奴制”的盛行，以民脂民膏换取帝王的富有，故引发了后来的革命。此次访里彼得格勒，虽红军的陆军“组织严密，军容整齐”，而海军“却是精神颓唐，士气消沉。”两年前，克里斯大军港曾以海军军士为中心发生革命，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专制独裁和战时共产主义的残暴措施，不久即归失败。从当地军民的精神上，还是能看出其受到创痛的痕迹。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8 16:33
3日，蒋介石会晤了流亡在莫斯科的越南爱国志士胡志明。6日上午，将在9月13日拟的“代表团意见书”的成稿递交苏联外交部、军务部各一份。孙中山与原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越飞曾经达成默契，苏共将按照共产主义路线改组国民党，根据协议，这一任务由苏联政治局委派鲍里廷去中国进行实施。8日，蒋介石与一同回到苏联的马林商议完党事，晚上又一起去大戏院观看芭蕾舞表演。
10日上午，越飞过生日，蒋介石和其他代表团成员一起前往庆贺。越飞，1922年来到中国，在与北京政府谈判试图恢复外交关系的努力受挫后 ，前往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会谈。两个人在1923年1月26日，发表了《孙越公报》，双方表示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实现共产主义或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地位和独立。公报再一次宣布苏联放弃在中国的任何特权(但仍保留中东铁路）。
10日是中国的双十节，晚上，留学莫斯科的中国学生全体来到蒋介石所住的宾馆聚会庆祝。蒋介石向留学生们讲述了中华革命党的历史，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孙中山的崇拜。讲完话，蒋介石和几个留学生聊天交谈，有人问：“蒋团长，你何不加入共产党呢？”
蒋介石说：“在我像你们这么大时，我只知道孙先生的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 ，还不知道有共产党。现在，我为中国国民党党员，行动一切皆须请命于本党的领袖。”
几个留学生开始摇头，有一个人低声说：“个人忠臣。”
蒋介石听到后，很不高兴，反问道：“什么是个人忠臣？这是参加一个组织所必须具有的道德品质和组织纪律，难道共产党允许它的党员自由转党吗？年轻人，要学会尊重别人，尤其是尊重一个比你年龄都大的党派的领袖。这是最基本的做人准则。”
几个留学生被蒋介石说得面红耳赤，讪讪地离开了。会后，蒋介石仍愤愤不平，对王登云说起了这件事。王登云说：“这些留学生都受马克思学说之影响，无父无母。据说，在俄国还有专门论述领袖与群众关系的书，自有其一套说辞。所以，对你演说中突出宣扬孙先生，便有个人崇拜之弊这类的批评。”
蒋介石冷笑说：“我讲的题目是中国国民党的历史，讲本党的历史，怎么可能不突出宣扬孙先生？尤其是在他人的国土上，更要宣传本国的英雄人物。中国人本有自大之心，可还有人宁愿为别人支配而不愿尊重国内英雄，真是可笑！这就是青年人之所以能言难行而无结果的原因所在！”蒋介石对这一批留苏的年轻共产党人的评判，真是一语中的，从此就对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由轻视、蔑视到敌视。
有一件事需要说明的是，蒋介石在闲暇逛街时，在书店中卖了一本中译本的《资本论》。晚上没事时就看《资本论》，他对《资本论》评价是：“颇欲厌去，至下半部，则生玄悟而不忍释卷矣。”蒋介石可能比中国的共产党人还早就接触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是他没有从中看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而是产生了对资本世界的“玄悟”。大概一个人的立场和心境，是可以决定自己能看出什么东西的。的确，我看《资本论》时，也只是看到了马克思对商品社会的分析，并没有看出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革命的必要来。
蒋介石此行得到了苏联领导人对他的好感：一方面是由于他向苏联学习虚心、态度谦恭、参观时用心、细致。因为他具备高度的军事素养，因此对苏联在一些军事方面的创新领悟很快，在提问或发言时常常有真知灼见，让苏联人对他刮目相看；另一方面则是他不辞辛苦，先后与苏联党政领导人会谈。在会谈的领导人中，有托洛斯基、切切林、加里宁和胡定斯基等，并参观了莫斯科与彼得格勒两地的工厂、农村、军队、学校和博物馆等，这一切，都给苏联党政军领导人留下了极其良好的印象。另外，孙中山也从国内连续给苏联领导人来了三封信，在信中把蒋介石称作是“我的参谋长和密使”，蒋介石与贵国政府和军事专家一起讨论的问题，都是由我孙中山提出的建议，我授以他全权行事。在与加拉汗的会谈中，孙中山还向他“透漏”蒋介石是他的亲信。
加拉汗本来在北京和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顾维钧谈判，谈了一个月，顾维钧什么步都没有让，使感到气馁的加拉汗跑到了广州，来寻求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利用加拉汗当信使，向莫斯科传递的都是有利于加强蒋介石地位的信息。蒋介石在一个多月来受到了苏联人的热情接待，让他感到苏联领导人“和蔼可亲”，“俄国人民无论上下大小，比我国人民诚实恳切。”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正是在这种双方都互有的好感中，开始了实质问题的谈判。
21日下午，谈判的时刻来临了。苏方的谈判代表是苏联外长切切林，中方的是蒋介石和中国的代表团成员，谈判的主题是军事问题。蒋介石一直怀疑苏联人在外蒙古怀有野心，并不像是在《孙越公报》中说的那样，要放弃在中国的任何特权。因此，他很智慧地向苏联人提出了要在库伦建立一个军事基地，库伦就是现在的乌兰巴托。蒋介石是希望以此来试探苏联对外蒙古的态度，而切切林也想知道蒋介石、抑或是孙中山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态度。因此，切切林很直接地说：“蒙古人怕中国人。蒙古人希望脱离中国人的支配，你们想在那里建军事基地，是不现实的。”
蒋介石对切切林的直接了当很吃惊，也很不满，他反驳道：“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现在的中国北京军阀政府，决不是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况且，即使笼统说怕中国人，如果苏联有诚意，就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
切切林没有想到，蒋介石在苏联的一个月还没有被他们感化，更没有一点被赤化的迹象，很快就结束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谈判。而蒋介石也明白了苏联人最终是要侵吞外蒙古的，因此，他可不想善罢甘休。于是就组织一行人，字斟句酌，写成了几份函件，分别致送苏联外长切切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伦斯基，阐明自己的立场，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函称：
“星期天的晤谈，虽然没有讨论到什么具体问题，我们很感谢你抽象的给我们的教益。昨日，孙先生来电说：‘谁是我们的良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胸中都十二分明了，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的良友能够谅解我们。’孙先生来电又称：‘友邦政府及政党，派代表鲍罗廷到粤援助之热心与诚意（并言中俄两党志同道合，厉害相共，如能办到之事，确信其不我卸）。’又嘱‘吾等与友邦诸同志从长计议’等语。那天你说‘蒙古人怕中国人’这句话。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在中国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蒙古人唯其有怕的心理，所以急急要求离开怕的环境。这种动作，在国民党正想把他能够从自治的途径上，达到相互亲爱协作的目的。如果苏联有诚意，即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须知国民党所主张的民族主义，不是说各个民族分立，乃是主张在民主精神上做到相互间亲爱的协作。所以西北问题还是包括国民党要做工作的真意，使他们在实际解除历史上所遗传笼统的怕。我们尽量把我们的意旨对我们的良友倾谈。你那天叫我们访问党部的首领谈话，我很希望你先把我们这一段意思，介绍到党部。”
蒋介石在外蒙古问题态度上的不容置疑，让苏联人设计好的谈判策略落了空，他们一时不知道如何对待蒋介石，于是就对他的函采取了冷处理。可是又不能让蒋介石闲着，就安排他一次又一次的参观。而自此以后，蒋介石参观的心情也不再那么明亮了。30日，蒋介石在苏方的安排下，参观了村苏维埃，他得出的结论是：“村苏维埃，如吾之乡自治会，而制度不同，”“乡苏维埃，规模较大，立法、司法、行政之权皆由此滥觞，乡警察隶属于此。”后来，他又说道：“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国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
11月4日下午，代表团的另一个成员邵元冲，从西欧赶来，让蒋介石心中畅慰了不少。邵元冲，浙江绍乡人，1906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任《民国新闻》主编》。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1915年12月在上海参与肇和舰反袁起义。1917年任孙中山大元帅机要秘书，代行秘书长职务。1919年后，赴美国学习并奉命视察海外的国民党党务，1923年11月4日率领赴俄考察团抵达莫斯科。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8 16:34
此时，蒋介石正在和代表团内的其他成员闹别扭，他认为“诸代表意见龌龊”，“在我们访俄代表团4人之中，3人都是国民党员，只有张太雷1人是共产分子。访问团一到俄国，他就施展其分化工作，把沈定一诱到他一边，与我们对立起来。于是，代表团各种计划、考察工作、对俄交涉以及一切意见和主张，都不能一致。”事实上，在访苏期间，苏联共产党人曾经多次劝说蒋介石加入国际共产党，但是，蒋介石则以必须俟向孙中山请示为理由予以拒绝。蒋介石认为劝诱加入共产党就是分化国民党的一种手段，而且代表团内部已经被共产党人所渗透，自此开始对共产党的观感产生厌恶情绪。
1921年6月，张太雷与杨厚德一起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在苏联筹备和召集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1923年初，张太雷奉中共中央召调回到了中国。此时，正是提倡国共合作之时，中共中央决定，张太雷也要作为代表参加国民党执委会。加入国民党这一行动本身，同时也要求中共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组织。因此，张太雷不仅在工人中做组织发展工作，而且遵照党的路线做国民党的工作。但是，张太雷缺乏相应的工作艺术，同时在他的思想里，主义高于民族利益，在代表团中实际就是苏联人的间谍，这就使蒋介石对他非常厌恶。可以说就是因为张太雷明目张胆做国民党的分化工作，使蒋介石对共产党人产生了极大的戒备，所以，在国共合作的一开始就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在人生的道路上，往往就是一个人、一件事改变了这个人的人生方向；蒋介石就是在访俄的过程中遇到了张太雷这个人、苏联人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态度，使他时刻提防着苏联人和中国共产党人。
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蒋介石参加了苏维埃共和国的6周年纪念大会，在红场观看了苏军的阅兵式，参加阅兵的军人大约有两万人。这时广州正在经历一场浩劫，广州被叛军攻陷，孙中山的广州政府随时都可能垮台。鲍罗廷在11月2号给加拉汗写了报告信，说明了中国广州正在发生的情况。苏联人认为正是对蒋介石落井下石的好时机，11日，斯克伦斯基等人会见代表团。见到蒋介石后，斯克伦斯基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蒋介石所提出的军事计划。
斯克伦斯基说道：“孙逸仙和国民党应该集中全力做好政治工作。因为不然的话，在现在条件下，一切军事行动都将注定要失败。”
蒋介石听明白了，苏联人要求国民党当前主要做好宣传工作，去办报纸、杂志，去搞选举运动等等都是借口，是乘人之危地拒绝了原来孙中山有势时，一直不好直接拒绝他的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的请求。蒋介石忍住愤懑，争辩说：“孙逸仙与越飞会谈以后，国民党加强了自己的政治活动，但党认为同时也有必要开展军事行动。在俄国，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而在中国，地球上的所有国家的帝国主义都反对中国的革命者，所以，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是必要的。”
斯克伦斯基不仅没有让步，而且索性批评说：“军事行动的时机只有内部条件很有利时才可能出现，发起了你们方案所说的军事行动，就是要冒事先注定要失败的风险。”
斯克伦斯基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蒋介石无可争辩，因为他也不知道现在的孙中山是生是死。在回旅社的路上，张太雷犯了自由主义，他对陪同他们回去的苏联人卢国夫斯基说：“在学习了苏联的经验以后，本代表团应该同意斯克伦斯基的意见。”
蒋介石当着苏联人的面没有说话，他很失望，对苏联人失望；他很愤怒，对张太雷愤怒。当晚，他把自己的愤怒写在了日记里：“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益。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想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
蒋介石这一夜都没有睡好，苏联人的观点，引发了他对国内、党内现状的思考。他痛苦地认识到，党内的同志，或死节、或远离，现在所见者，趋炎附势、争权夺利、吹牛拍马、以公济私、卑鄙恶劣、互相利用挑唆之徒，还有的则贪似狼、猛以狗、蠢似猪，实在可叹！还有张太雷、沈定一实在可恶，没有一点中国人的风骨，凡是苏联方面的说法，他们根本不考虑民族利益，都认为无不正确，自己每欲与苏联方面据理力辩时，沈定一、张太雷首先就和自己争论起来。好在邵元冲赶过来支持了他，这共产党人如果都张太雷之辈，中国革命怎么会成功？
17日，蒋介石接到了广东来电，闻后不禁大惊失色。他对邵元冲说：“粤局危殆，石龙失守，孙先生下落不明！中正自去国。独于孙先生之起居，耿耿于寸心；今闻孙先生竟然下落不明，不啻晴天霹雳；真后悔不该负气远游，万一先生不幸罹难，我不能始终扈从，尽心卫主，岂能逃其罪？为不负使命，再做最后的努力，一俟与苏联军事领袖托洛斯基会谈后，即启程回国！。”
蒋介石对赵世炎和张太雷有不同的观感，赵世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8日上午，他与赵世炎进行了愉快的交谈。下午，他在宴会上继续与赵世炎讨论莫斯科国民党进行工作的办法，并应赵世炎所请，对中国留学生演述了中国国民党的主张，及代表团来俄的使命，至此方对共产党人获得一般谅解。
19日，蒋介石给托洛斯基去信，大意为：此次负国民党使命，代表孙中山先生来此，要求贵政府于本党所主张西北计划，力予赞助。本人怀疑俄国侵略蒙古一点，务望注意避免，并即辞行。晚上，蒋介石列席莫斯科苏维埃大会，旁听一年来苏维埃的政治报告。报告中说：莫斯科的工业已经恢复至战前水平的60%，赁金比去年增加一倍，建成的工人宿舍，可以让1万余人住宿。3万失业工人，政府每月给银8元作为失业救助金。
21日，蒋介石拜会了苏联教育总长鲁那赫斯基。鲁那赫斯基向蒋介石他们介绍了苏联的教育方针：一，统一教育制度；二，应该办专门学校；三，教学要接近实际生活；四，注意劳工学校；五，废除宗教；六，男女同学；七，学生管理校务。常年的教育经费，中央与地方合计为14%，（作者注：不知道是占什么的14%），统计为14000万元，尚不足预算的三分之一。
蒋介石在苏联会见的人物，以人性来衡量，给他留下特别记忆的，是当时任军事人民委员的“红军之父”托洛斯基。23日，蒋介石拜见了托洛斯基，按蒋介石的描述，托洛斯基“慷爽活泼。”在蒋介石的日记中说：“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斯基相谈最多，而且我认为托洛斯基的言行亦最为爽直。我在离开莫斯科以前，最后与托氏告别的一次谈话时，他与我讨论亚洲各国革命问题，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和土耳其。------最后，再谈到援助我们中国国民党的问题。托洛斯基托我回国要口头报告我们的国父的一点，就是他们苏俄自1920年对波兰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对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在道义与物质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复使用其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民族有关的问题。所以他又郑重地说：‘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当二人分别时，托洛斯基对蒋介石说：“革命的之要素，忍耐与活动二者，不可缺一。以此为临别赠言。”蒋介石因此受益匪浅，可惜，第二年，托氏即丧失其地位，被放逐国外，从而让蒋介石对苏俄唯一的好感顿失。
25日，蒋介石要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他让邵元冲为自己的演讲出谋划策。邵元冲给他罗列了四点：一，国民党坚持三民主义；二、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军阀，而且是“唯一”的；三、中国革命可以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四；委婉地批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不切合中国实际。
准备充分的蒋介石，11月25日晚上，在共产国际会议上，被邀请致答谢辞。他说：“贵党现在的任务，应予特别注意的就是促进东方的革命。我们国民党专以三民主义作革命的旗帜，使大多数人民站在被压迫者一条线上。对帝国主义操纵的军阀，是我们唯一的敌人，则目标自是显明，势力更为张大，预料在两三年以内，必定有一部分革命成功。我这次来到此地，对于我们中国革命得到许多教训，是于前途有很大的利益，不过，我们对诸同志谈话的机会很少，或者各位对于中国革命的现在情形及实地工作，有隔膜的地方。所以，我很希望国际共产干部，多到中国去观察中国革命的现实。研究东方无产阶级的问题。”
蒋介石的这个答词，口气很温和，不过也说出来了苏联共产党现在对中国所持态度的一种危惧。这种危惧就是苏联共产党诚然在表面上希望和中国国民党合作，但其本心究竟是不是果真在期待中国完成国民革命，建立独立自主的三民主义国家。实深疑问，这并非蒋介石的顾虑太过。因为，在这一段时间以来，蒋介石在和苏联党政负责人的谈话中，不时听得出他们对于侵略外蒙古的关心。
26日，托洛斯基终于以政府的名义同代表团会晤，会晤中，托洛斯基完全是苏联官方的立场和口气。他说：“我们党认为，国民党和孙逸仙应该尽快放弃军事冒险，只要孙逸仙只从事军事行动，他在中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眼里，就会同北方的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别无二致。国民党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应该放在宣传工作上。”
蒋介石试图再作一下努力，让苏联人同意建立中国西北的军事基地。托洛斯基断然拒绝：“我们认为国民党可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蒙古发起军事行动。”
蒋介石已经从托洛斯基的口中，听出了画外音：苏联政府已经认为外蒙古不属于中国政府。这不仅让蒋介石感到绝望，而且让他对苏联政府感到无比愤怒。在与托洛斯基分手后，蒋介石对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说：“很显然，苏俄并不视蒙古为中国领土，他们言而无信！远的不说，就说最近，今年初越飞和孙先生会谈时，曾经信誓旦旦保证说，苏俄绝无使蒙古脱离中国的目的；就在我们代表团在莫斯科期间，苏俄与北京政府谈判中，还曾经向报界公开声明，蒙古为中国之一部，俄国决无任何侵并计划。言犹在耳，可是实际上这是在欺骗我们。”
然而，沈定一大声反驳蒋介石，替苏俄辩护：“你不能这样看！苏俄真心帮助我们，怎么能欺骗我们？”
蒋介石愤愤地说：“苏俄之所以反对我们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就是因为这样做影响了他们实施操纵蒙古独立的政策。蒙古如果想独立，需要我们承认，我们给予他独立！”
沈定一也不示弱，继续和蒋介石辩论，争吵在升级，两个人差一点动起手来。第二天，共产国际发表了《关于中国民族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蒋介石读后很是失望，对邵元冲说：“此决议普浮不实，其自居于世界革命之中心，骄傲虚浮。”
当晚，蒋介石又到了车站送邵元冲去德国，他感慨说：“良友何去之速！此番择友不良，沈定一者流，甘心为外人支配，一味替外人讲话，见之心烦。此行劳而无功，实在烦闷。”
邵元冲对蒋介石劝慰一番辞别而去，张太雷留在莫斯科，代表团就只剩下蒋介石、沈定一和王登云三个人。蒋介石一行11月29日启程回国，在火车上，蒋介石不由想到：“俄其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国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蒋介石见解精辟，已俨然政治大家矣。
作者: 筱欣奕奕    时间: 2015-2-8 19:51
常昶昶 发表于 2015-2-8 16:34
此时，蒋介石正在和代表团内的其他成员闹别扭，他认为“诸代表意见龌龊”，“在我们访俄代表团4人之中，3人 ...

常老师的视角不一般，学习，继续关注下文。问好:handshake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10 10:10
六十八
毛泽东回到湖南，回到了清水塘，一进院就高声喊道：“开慧，我回来了。”他满以为杨开慧会出来迎接他，谁知道杨开慧在屋里教儿子毛岸英学走路，连理都没有理他。毛泽东甚是纳闷，不解地问道：“开慧怎么啦？为回来怎么连理也不理我？”
杨开慧头都没有抬：“你是谁呀？怎么到我的家里来了？”
毛泽东笑道：“我是你的丈夫呀，这也是我的家吗。”
杨开慧怒气冲冲：“你还知道有家呀？你4月份走时，跟谁打招呼了？你心里有我、有岸英，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吗？”
毛泽东知道自己确实错了，光顾工作，怎么当时连个招呼都没有给自己的妻子打呢？一个柔软的女人，带着刚过半岁的儿子，还怀着身孕，她的日子怎么过来的？一定是艰难辛苦。正在自疚而不知如何开口之时，毛泽民夫妇来了。一见毛泽东，毛泽民说：“哥，你做的可是不对，把嫂子一个人和孩子扔在家里，出门也不打个招呼，如果不是我和你弟妹，嫂子的日子怎么过吗？”
毛泽东说：“泽民，你是知道的，党分配的工作------。”
毛泽民向他递了一个眼色，说：“你就知道党的、党的，再忙也不能不要婆姨和孩子吗？快，傻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给嫂子道歉去。”
毛泽东急忙说：“对、对，是我不对。我心中光想着工作了，忘记了婆姨和孩子。让你们娘俩受苦了，我这里给你们赔罪。”说着躬身一礼。接着说：“请夫人不要再生气了，今后我一定改正，出门办事，一定先给夫人请假打报告。”
毛泽民的妻子也劝杨开慧，说道：“嫂子，大哥已经认错了，你就原谅他吧，他也是一心为国啊。”
杨开慧说：“他为党工作，我怎么会怪他？你们不知道，他在广州给我来信说，和一个女的怎么怎么的。他、他变心了。”
毛泽民一听吃惊地说：“嫂子，有这么一回事吗？唉，哥，我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快，把话说清楚。”
毛泽东一听，先是一愣，接着哈哈大笑起来。边笑边说：“你说的是萧楚女吧？”
杨开慧一听，连忙说道：“对，就是这个女的。”
毛泽东说：“开慧，你误会了，他是我们的同志，虽然叫楚女，可他却是个男同志，不信，你问泽民。”
毛泽民连忙道：“对、对。不错，我知道他，何叔衡、李维汉他们都知道他。不信，嫂子您去问问。”
杨开慧半信半疑：“他是个男的，怎么叫楚女呢？你们可不许骗我。否则，毛润之，我跟你没完。”
毛泽东连忙赔笑说：“好、好，有机会我带他来看看你，你不就清楚了？”
杨开慧这才露出了笑容。一片乌云过去，毛泽民说：“大哥去了5个月才回来，可把泽覃、泽健想坏了。今天我请客，等他俩放学回来，我们一齐去吃馆子。”
众人齐声说：“好啊！”
第二天，毛泽东召开了在长沙的党员大会，向同志们传达了党的三大会议精神，重点布置了加入国民党，和以国民党名义开展工作的任务，要求大家分头宣传发动人们加入国民党，并特别注意将其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共产党内。李维汉和何叔衡分别向毛泽东汇报了5个月来湖南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开展情况。毛泽东要求大家利用国民党的身份公开开展工人和农民运动，配合孙中山北伐，把赵恒惕赶出湖南或者消灭。大家接受了新的任务，充满信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毛泽东的名字就是号召力，毛泽东是湖南省国民党部的负责人，毛泽东要招国民党员。这个消息如长了翅膀飞进了长沙的大街小巷，传遍了湖南的乡间地头。短短的3个月，毛泽东发展的国民党员人数，已经在全国各省中居首位，比已发展10年的广东省的国民党员都多。孙中山闻之精神大振，他对汪精卫说：“毛泽东真的是一个领袖人才，其宣传力、号召力巨大，前途不可限量。你是我党的宣传部长，一定要好好地利用他为我党发展壮大力量。”
汪精卫正为自己的宣传力量薄弱头疼，忽然，毛泽东冒了出来，给他的脸上增光不少。因此，也是非常高兴：“先生，您看我就当个挂名的宣传部长，让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如何？这样他权责合一，发展我党岂不是如虎添翼？”
汪精卫想不劳而获，他知道毛泽东是个共产党人，夺不了他的位子，重用毛泽东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孙中山当然没有意见，于是就与陈独秀商量把毛泽东转让给国民党。陈独秀对孙中山说：“润之现在不已经是国民党了，还怎么转？”
孙中山无言以对，就说：“我想让润之当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兆铭挂个名。我的意思是，你们共产党内是不是不要给他安排什么工作？”
陈独秀说：“可以，不过，如果我党需要，我是要随时召回的。”
孙中山也同意了陈独秀的意见。孙中山对汪精卫说：“你如果能够把毛泽东拉到我们国民党内，我就后顾无忧了。”
汪精卫说：“先生何处此言？”
孙中山说：“五十而知天命，我的一生大运一定。我的革命要用五个词来形容：三民主义、其介如石、精卫填海、振兴经济、日出东方。三民主义是我，其介如石是介石，精卫填海是你，振兴经济要靠子文，日出东方就是毛泽东了。”
汪精卫说：“这么说我们就只是缺一个毛泽东了？可是我有些不明白，子文您已经开始重用，先任命他为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又令他筹备中央银行。可是，为什么对介石迟迟不予重用呢？”
孙中山说：“韩信是何时拜帅的？汉高祖在没有得到张良时，敢拜韩信为帅吗？韩信英雄盖世，能制约他的只有张良。”
汪精卫说：“我明白了。介石是韩信，毛泽东是张良。”
孙中山笑了笑，不置可否。可惜的是，蒋介石不是韩信，毛泽东也不是张良，所以，孙中山也当不成汉高祖。
11月份，毛泽东又当爹了，毛岸青出世了。可他无法在家侍候杨开慧的月子了，他接到了中央的通知，要他去参加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过，陈独秀要求他先到上海，再和他一起去广州。毛泽东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只好提前告别还在床上的妻子。临行，毛泽东拉着泪水涟涟的妻子，看着杨开慧几次欲言又止、舍不得他离开的样子，真是肝肠寸断，也让毛泽东不仅热泪长流。妻子、孩子在毛泽东的脑子里挥之不去，来到广州的毛泽东，夜不能寐。他辗转反侧，一首表达自己心情的词从朦胧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于是，披衣坐到桌前，挥毫写下了：《贺新郎-赠杨开慧》
他写了第一句：“挥手从玆去。”他首先想到的是就和自己的妻子挥手告别时的情景。
“要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往。”更让毛泽东难受的是，夫妻二人面对面时，杨开慧对他留露出凄凉的脸色，把自己心中的酸苦反复地向自己倾诉。毛泽东看到杨开慧眉目表情都好像饱含着愁恨，眼泪要掉下来又忍住了。
“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毛泽东说，上次，我写给你的信中的事，知道你是误会了。但是，这种误会就像是过眼的云和雾，已经云开雾散见晴天了。掂量起来，人间知己者只有你和我。我得病了，老天知道吗？只有你知道和照顾我。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10 10:10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凄如许。”毛泽东说，那天清晨，霜结得很厚，你不顾天气的寒冷，把我送到城东小吴门的路上。我看到在清水塘的上空，有斜挂着的弦月，发着清谈的光，照在池塘中。情景是如此的凄凉，越是到了分手的时候，心情就越紧张、越激动，就越发不愿意分开了。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毛泽东对杨开慧说，汽笛一声长鸣，火车开动了，这时的我肝肠寸断，从此又要远离亲人，独自在天涯。
“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似台风扫环宇。重比翼，和云翥。”毛泽东最后劝慰杨开慧，请把我们个人之间的感情和牵挂暂时割断吧。我们一定要以昆仑崩绝壁、台风扫环宇一样的气魄，投身到变革社会的伟大斗争中去。我们一定会重新相会，比翼高翔，与 云齐飞的。
这首词让我们看到了毛泽东最儿女情长的一面，当然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对杨开慧的一往情深。我不知道中国的哪一首诗词写得最好，但是在写给自己的老婆的诗词中，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不论是用情、意境、思想、气魄都是无人可以比拟的。它将毛泽东爱妻思子的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充分表现出了杨开慧对他的依依不舍、爱恋与对革命事业二者中千难的决定。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女性，在柔情似海中的坚强和忍耐力，因此，也就可以理解后来她，为什么能够在刑场上笑对死亡了。

蒋介石临回国前，与前来送行的赵世炎作了一次长谈，他向赵世炎介绍了访俄的全过程，谈了自己的心得和感受。蒋介石是一个政治家，他一开始并不反共，他知道孙中山当前的政策是联俄联共，他也想搞好与共产党的关系。他知道赵世炎是陈独秀的学生，在共产党内的地位举足轻重。在赵世炎面前，蒋介石没有掩饰，他发泄了对苏俄的不满，也对张太雷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并告诫赵世炎切勿为外人支配，希望他能将自己的想法如实向陈独秀汇报。赵世炎把蒋介石说的话和对蒋介石的观感，都如实向陈独秀作了汇报。我不知道陈独秀听了以后是何感想，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当黄埔军校成立后，苏联人想让张太雷去当政治部主任，陈独秀没有同意，最后换成了周恩来，据说周恩来就是赵世炎推荐给陈独秀的。
苏联的冬天非常的寒冷，整个世界都是冰天雪地。蒋介石的心情和苏联的冬天一样，沉浸在“不尽感怆”之中，没有好的心情，哪里有心去看车窗外的好景致？蒋介石只觉得是“阴暗无光，风凌有色”而已。又历经10天，蒋介石跨过了中苏边境，回到了国内。等到了大连，坐上了回上海的轮船，他的心境才开始好转起来。在船上，蒋介石闲暇无事，就开始阅读留俄学生写给孙中山的信函。当看到其中有一封信函中写的“中国革命忠臣多而同志少”这句话后，让他联想到自己在苏联时和那些留学生对话的情景，勾起了他对这一批留苏学生的无限厌恶。
平心而论，蒋介石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是那个时代中的佼佼者，留俄的学生中间，实践证明是没有一个可以和蒋介石并肩的。俄国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是由于他们的自大和以自我为中心造成的，他们没有把蒋介石，甚至是孙中山放在一个同等地位去考量。他们没有研究过蒋介石的履历，把蒋介石当作一个像是张太雷那样的学生。蒋介石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需要别人的尊重。俄国人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态度让蒋介石恼火；他们让孙中山专心政治，认为中国国民党不适合搞军事运动，更是让蒋介石怒不可遏。
要知道，在俄国人一事无成时，孙中山就已经建立了中华民国，当蒋介石在中国东奔西走进行军事斗争时，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加米涅夫等还没有见过军队是什么样子。就军事资历来讲，不论是苏联的红军之父、还是红军总司令，都只配给蒋介石当学生。因此，苏联人对蒋介石的态度，怎么能不让他有“不尽感怆”之心境。蒋介石经过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近距离观察，他已经对它们看得很透彻。所以，他采取了自己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和国民党不受苏联人的支配，更免除了遭到无情打击的可能。而毛泽东则避免不了要遭到无情打击，因为他不得不与苏联培训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合作共事。但是有一点，二人是相同的，那就是反俄、反共产国际。
蒋介石于12月15日上午抵达上海，立即去拜访自己的盟兄张静江。张静江见到蒋介石，二人寒暄一番后，蒋介石首先向张静江介绍了自己访俄的情况，接着，张静江向蒋介石介绍国内的情况。张静江说：“介石，最近本党政治上有很大的动作。孙先生根据苏俄顾问的意见，已于12月13日启动本党工作，任命廖仲恺、谭平山、陈述人、孙科、杨庶堪等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负责改组工作，并进行党员重新登记。本党要仿照苏俄共产党召开代表大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代表和总理指定的代表，都已经完竣，不日即在广东开会。为兄我还为代表，介石你不在国内，孙先生也就没有指定你为代表。我看这不是孙先生考虑不周，而可能是俄国人不同意你作代表。”
蒋介石一听，心里有了数，就谈谈地说道：“我不做代表就算了，为何汉民、兆铭都没有任临时中央执委呢？”
张静江说：“孙先生认为他们对改组、对联俄容共政策不热心，所以，未予任用。倒是不少共产党人为本党代表大会代表。据说，将提交大会选举之中央执委，不少是共产党方面的人，或者是本党热心于联俄容共分子。”
蒋介石说：“共产党人作代表倒是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大惊小怪的。奇怪的是他们有什么特殊的成就，可以被选为中央执委？”
张静江说：“能有什么成就？不就是靠共产国际和俄国人的支持？倒是有一个湖南的毛泽东凭的是自己的本事。他竟然凭自己一己之力，在湖南为我党发展数千党员，被我们党内的元老称为奇迹，尤其是谭延闿到处称颂毛泽东是湖南人的俊才，本领大的没边。”
蒋介石吃惊道：“毛泽东？毛泽东终于冒出来了，我闻得此人久矣。”
张静江也有点吃惊，问道：“你怎么知道毛泽东？”
蒋介石说：“说起来奇怪，在我的梦中总是影影绰绰有这么一个人。前年在广东也听展堂兄说过，在谭延闿主政湖南时，他曾经发动了3万人向谭延闿上书，可见其能量之大；后来启民也多次提到他，说我们两个是一时瑜亮。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得识此人。”
张静江说：“看来你和毛泽东之间有一段奇缘，不知是福是祸。唉，还是不提毛泽东了。吾弟既奉命访俄，孙先生能听一听吾弟的意见就好了。不过，现在孙先生对苏俄顾问言听计从，连我们这些人，包括一直追随左右的汉民、精卫也都把排斥在外了，只有仲恺从来都是以孙先生的意见为意见，全身心致力于联俄容共，从而得以继续重用。”
蒋介石说：“仲恺有头无脑，非政治家才干，他会因此吃大亏的，作为朋友，对他也只能是当劝就劝。不过，孙先生难道会置旧日系统于不顾吗？在回国的船上，弟读到一些留俄青年给孙先生的信，其中竟有本党内‘忠臣多而同志少’之语，不禁痛心，青年见解谬误如此，共信已失，党谊不敦，祸变将作矣！弟誓将做忠臣，不做洋奴！但是，即然弟对党务、政治无置喙余地，那也就不必急急地去粤了。”
张静江一向沉默寡言，知道蒋介石的心中已生不快，也不好再说什么。沉默片刻，蒋介石又道：“不过，仲恺出任省长的建议乃是出自弟的建议，今仲恺已经辞任，弟还是向先生建言，任用杨庶堪为省长。”
张静江似乎明白了蒋介石的用意，赞赏地点了点头。蒋介石对孙中山把自己置于党代会之外是不满的，但他又不能表示出什么，遂决定故技重演，以退为进，作为暂时不回粤的借口。面对党政纷争的局势，他需要静下心来，冷静地思考，而这就需要时间。因此，他决定先回宁波休养几天，顺便为亡母做60冥寿。
下午3时，蒋介石登上了回宁波的船。在上海的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闻知，都急急忙忙地赶到船上，劝蒋介石赶紧回来处理党务。因为蒋介石刚刚赴俄考察回国，他又是代表团的团长，理应立即向孙中山与全党报告赴俄情况。蒋介石说：“游俄报告书，弟在大连来沪的船上业已写好，回乡后再作修改后即可寄呈先生，故也就不必急急赴粤。”
胡汉民说：“不去广州，也要留在沪上为好。本党改组之际，介石当留沪协助改组。”
蒋介石说：“弟也不便留沪，家母60冥寿在即，弟要回乡为亡母办冥寿。”
汪精卫说：“既然如此，吾弟快去快回。粤沪诸事，待吾弟商榷众多。”
蒋介石说：“此次游俄，弟身心俱疲，也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弟请仲恺兄向孙先生转达弟之建言，请先生任命杨庶堪为省长。”
廖仲恺说：“一定转达。介石，你不是一直有志于创办军校吗？你在访俄时，也就此事和苏俄商妥，苏俄鲍罗廷为孙先生顾问。鲍罗廷10月抵沪后，即提议尽快开办军校，现军校筹办在即，介石还是尽速赴粤为宜。”
不提苏俄和办军校还好，一提此事，尤让蒋介石心中不快。但他不便于多说什么，谁知廖仲恺打开了话头，竟引起了众人纷纷关注他访俄的观感，让蒋介石不能不做一简单介绍。最后蒋介石说道：“苏联有给予援助的真诚愿望，问题在于我们党人是否充分理解自己的任务。”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10 10:11
开船的时间到了，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只得下船，怀着满腹疑虑，挥手与蒋介石告别。第二天早上7时，蒋介石回到了在宁波的寓所，见到了跳笑嬉歌、活波自在的纬国，心头的郁闷一扫而光，脸上露出了笑容。因为当日即为他母亲的60冥寿，在宁波接上纬国母子，即兼程赶往溪口，随即前往母亲王太夫人墓地。按照蒋介石亲手设计的墓地屋宇已经建成，蒋介石为它起名为“慈庵”。当晚，蒋介石即留宿庵中。
连日来，除了修改《旅俄报告书》，并将完稿寄给孙中山外，蒋介石白天忙于参拜亲属墓地。白天他“排案焚香，绕茔抚树”；入夜，徘徊于山门之外，在松间明月下，独受岭上寒风，思考自己的主张。
蒋介石息影慈庵，急坏了广州和上海的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张静江、杨庶堪等人，他们日盼蒋介石不到，便连发函电，催促他早日命驾到粤。12月30日，孙中山的电报到了，他似乎对蒋介石流连乡间的原因有所洞察。故电称：“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台意对时局、政局有所主张，皆非来粤面谈不可，并希约静江、季陶两兄同来，因有要务与商酌也。”
蒋介石并没有“随即命驾”，只是给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写了回信，继续婉拒他们的敦请，告诉他们：自己最早也要到阴历正月初始能去沪。蒋介石是不想在国民党一大会议期间去广州坐冷板凳，张静江深解蒋介石息影林泉的内因，但是他认为应适可而止了。于是，便给蒋介石写了信函，劝他说：“昨唔果夫，云吾弟之行期尚未定，奈何。以足下私意，似不宜再缓------。”
蒋介石听了张静江的话，决定立即出山。临行前的夜晚，他思绪万千，就特意找出来诸葛亮的《出师表》拜读三遍。不想，竟深有所悟，便拿出日记写下了下来：“深感‘忠孝’同源，其性足可照耀千古！自喜素所为文，多与此旨相符。”他把自己的此次出山，当作了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惜他的性格不是诸葛亮的性格，所以很难学成诸葛亮，但也正因为如此，他超越了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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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道：“蒋介石此次出山，似乎是成竹在胸，还专门拜读了诸葛亮的《出师表》。”
圣人道：“是啊，他息影在母亲身边，王太夫人的在天之灵给了他灵感，让他在三民主义和苏俄的共产主义之外，又找到了一种御人之策。”
姜子牙道：“一个人要成为政治家是必须有自己的思想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可是孙中山至死都不知道如何推行三民主义。蒋介石在经过对苏联的共产主义考察之后，发现苏联推行共产主义靠的是灌输和强制，而在他没有取得绝对权力之前，这种办法显然是不可取的。那么用什么办法呢？蒋介石在看了《出师表》之后，悟出来的‘忠孝’二字，正是可以推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好办法。正是这种办法让三民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韩非道：“蒋介石把‘忠孝’拿走了，他就拥有了传统文化的力量。那润之靠什么呢？”
圣人道：“润之靠的是理想和目标，靠的是志同道合。他的理想不是理论上的，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他的理想必须让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听得懂、看得见，从而一心一意地跟他走。”
姜子牙道：“对，就是这样。‘忠孝’二字的力量是无穷的，可是被我们的不肖子孙给用坏了。蒋介石重拾‘忠孝’是对的，也的确为后来树立起孙中山中华民国的国父地位有所助益。但他不该在后来为了一个女子改弦更张，从而使他的‘忠孝’变成了表面文章。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好好的‘忠孝’总是被人骂的原因。”
韩非道：“润之的第一道茧衣是弄清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那么缠在他身上的第二道茧衣是什么呢？”
圣人道：“缚在润之身上的第二道茧衣，就是革命的道路问题了。这时共产党人的水平还没有军阀的层次高，军阀抢占城市，凭的是枪杆子，他们却试图凭借工人运动。真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姜子牙道：“是啊，共产党人真的是非常愚蠢，在城市能够干什么？就像后来的周恩来那样，在城市内打黑枪、套白狼吗？”
韩非道：“这还是和他们的出身有关系，他们出生在城市，离开了这里，就不知道如何生活。所以城市人和知识分子的思维是有很大问题的，是受到极大的限制的。”
圣人笑道：“我们不要去做未卜先知的事了，还是继续往下看吧。”
姜子牙也笑了：“是啊，如果我们什么都说了，还写什么书呀？”
韩非道：“欲知下情，请听我慢慢道来。”
众神看到韩非滑稽的样子，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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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筱欣奕奕    时间: 2015-2-10 10:47
国军和共军的故事都开始精 了，继续关注下文，问好常老师{:soso_e181:}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12 17:47
第十八回   春风吹黄沙   满目皆怆然

                                      六十九
毛泽东在对杨开慧及两个儿子的思念中，在广州度过了1924年的新年。此时的毛泽东是孤独寂寞的，身在异乡为异客，他没有受到广州共产党人的人文关怀。广州的谭平山等人都在忙着国民党一大的筹备工作，毛泽东孤影行单。于是，他决定去拜访湖南在广州的乡党领袖谭延闿。
谭延闿自被赵恒惕和程潜联手赶出湖南后，客居上海。孙中山在广州蒙难回到上海时，他亲自去到码头迎接。孙中山见到谭延闿，看他落魄的样子，不由想到了自己的处境，于是说道：“你要在湖南搞自治，结果怎么样？却被自己人赶下了台。前两次你下台，是因为北洋军。这次你要自治，要湖南人不受战争之苦，可是人家不让你这么做。”
谭延闿说：“你怎么样？还不是被自己人赶出了广东？现在我们俩扯平了。当年家父做两广总督的时候，曾经奉朝廷之命通缉过你这个革命党。这次你的人策动赵、程把我赶到了上海。你是龙游浅滩，我是虎落平阳。怎么样，我以后就跟你干了，咱们合力重打鼓\另开张如何？”
孙中山在落难之时，得到了谭延闿的支持，一扫胸中的郁闷，精神大振。广州恢复，孙中山重新就任军政府大元帅，便任命谭延闿为大元帅府大本营的内政部长、建设部长、全湘讨贼军总司令。从此，谭延闿也就忠心耿耿地追随孙中山，一直做到国民政府主席的高位，成为一时的国家元首。
谭延闿一个人正在家中闷坐，忽然听到了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是毛泽东，先是一愣，接着热情地说道：“是润之呀，真是稀客，让我难以置信。欢迎之至、欢迎之至。”
毛泽东说：“您老是乡党领袖，润之来穗，合该拜访。”
谭延闿比毛泽东大14岁，故毛泽东才有此称呼。二人落座，谭延闿将茶水倒上，问道：“润之来穗是参加本党的代表大会吗？”
毛泽东说：“正是，晚辈末学后进，正要请教。”
谭延闿说：“润之你太客气了。人家不知道你，难道我不知道你吗？你是我湖南的才俊，又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为本党发展那么多的党员，说起来，我的脸上都有光。此次大会上，我正准备联合一些代表提名你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呢。”
毛泽东说：“晚辈经您的提携，才有今日之成就，容我当面谢过。”
谭延闿说：“不用谢我。要谢就谢你自己。你龙行带雨、虎跳生风，不荐你，是我有眼无珠。我也是为本党着想，为孙先生解忧。”
毛泽东说：“您是居功而不自傲，为人宽厚，不喜欢与人敌对，大人大量，颇有中和之风，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君子也。”
谭延闿笑道：“润之过誉了，我只是喜欢恬静而已。”
毛泽东说：“观您老的房舍，清静冷苦，难道您还是一个人过吗？”
闻听此言，谭延闿叹道：“倒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庆龄女士，有意与我做媒，将她的妹妹美龄许配于我。可我怎么再忍心再去耽误一个年轻女孩的青春？”
谭延闿门庭显赫，湖南茶陵人，其父谭钟麟曾为两广总督。谭延闿是晚清光绪重臣翁同龢的学生，其母是谭仲麟的丫环，平常就是为全家人在饭桌旁为家人夹菜添饭。民国5年，其母去世，灵柩需要经过族祠出门。但是根据族规，妾的灵柩不能走族祠的正门，只能从族祠的侧门抬出。谭延闿则非要为母亲正名，一气之下，他仰卧在母亲灵柩的棺盖上，大喝道：“我谭延闿已死，抬我出殡！”族人见状，面面相觑，只好让杠夫将他母亲的灵柩从族祠大门出殡。自此，谭延闿发誓永不纳妾。所以，等到他的夫人去世多年，也未再须娶新弦。
毛泽东慨然道：“您老对太夫人是孝心感天，对夫人则是忠诚不二。实乃我辈楷模。”
谭延闿还想说什么，忽然又有人敲门，急忙开门一看，畅快无比：“大诗人，你来的正是时候，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个咱们湖南的才俊。”
说着，迎进一个瘦干的中年人。但见他长须飘胸，精神矍铄，高声叫道：“在哪里呢？让我看看？”
毛泽东闻声也站立起来，笑盈盈的看着这个可爱的、比自己矮一头的中年人。谭延闿笑道：“润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湖南的骄傲，闻名全国的大诗人柳亚子先生。”
毛泽东闻听忙躬身一力：“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真颜，真是三生有幸。”
柳亚子也连忙抱拳当胸：“岂敢、岂敢，这位是？”
谭延闿说：“这位就是我给你多次提到过的毛泽东、毛润之，我们的湖南才俊。”
柳亚子说：“毛润之？我闻名久矣。今晨起床，鸟叫窗前，待我推窗，鸟儿振翅高飞。我抬头一看竟是朝你家的方向。我屈指一算，在潭府必有龙凤，是故赶来。得见润之，才知道我所算不差。润之是咱们湖南的光荣，来来来，让我看看。嗯，果然是一表人才，人中龙凤，男生女像，面如佛祖。常言道：面由心生，长此面者，一定是悲天悯人、宅心仁厚、胸怀广大，既藏经国济民之志，又怀文韬武略全才。”
毛泽东笑道：“先生谬赞，泽东书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哪里来的文韬武略。”
柳亚子说：“我一生精研《周易》，有望人之能。我是不会看错的。”
谭延闿说：“你怎么一见面就给人算命？来来来，快请坐。说说，近日可有大作问世？”
毛泽东也附和说：“先生是当今文坛领袖，中国诗圣，可有诗词教我？”
柳亚子说：“润之也喜欢诗词吗？”
毛泽东说：“泽东年少时，曾经追随毛麓钟老先生学得一二，略知皮毛，未知致理”。
柳亚子说：“毛麓钟先生？湖南的诗词大家。我知道他，清末知府辞职，闲赋在家，终日以诗书自乐，可谓诗书双绝。他尤喜欢词，字写得也好。既然你是他的门下，书诗都一定有所造诣。常言道：遇高人不可失之交臂。延闿兄，借你书案一用。”
柳亚子有意考一考毛泽东的才学，谭延闿一笑，便也允准。谭延闿乃是书法大家，早知道毛泽东的水平足以堪称一流，所以也想让毛泽东展示一下他的才华。毛泽东则谦虚说：“在鲁班面前，怎可弄斧？谭老书法功力颇深，造诣极高。当年，我创办文化书社，还是向谭老请的字，我怎么敢在这里献丑？”
柳亚子说：“他是他，你是你，字如其人，今天我是非要见到你的字不可。”
谭延闿说：“润之，这个柳疯子最是烦人，见人不是索诗，就是要字。他不知道从我这里拿走多少副字了。你也不要客气，写上几个好字，也让他知道什么是山外有山。”
毛泽东不再推辞，来到书案前，铺好宣纸、润好笔，说道：“请柳老赐联。”
柳亚子在屋里踱了几步，一字一句说：“国共合作，天地之合开新春，千年铁树绽金花。”
毛泽东挥毫写就，吹干了墨迹。柳亚子拿在手里仔细观看：“真正是笔走龙蛇，气势磅礴。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如泰山耸立，似黄河逶迤。宣纸如地，笔墨如画，祖国的山川河流尽现。看来，润之是将大地的巍峨壮丽作为临摹书法的字帖了。”
谭延闿一见也由衷赞道：“润之的字，自成一体，不拘泥于王、颜等章法旧体，把自己的思想和豪迈尽彰显在字中。真不负‘字如其人’四字。”
毛泽东则客气道：“献丑了，柳老您的下联呢？”
柳亚子哈哈大笑说：“我只管出上联，下联自由你来对。”
毛泽东也笑着说：“没有想到柳老还会耍赖。好吧，那得请您润笔了。”
柳亚子说：“那是自然，请接下联。”说着接过笔来。
毛泽东思吟片刻，说道：“中俄联盟，世界相连化寒冬，万世雪山融长河。”
谭延闿说：“好联，好字，堪称绝配。我当装裱起来，挂在客厅里， 观摩。今日尽兴，当浮大白。我请客。”
二人皆道好。吃过午饭，毛泽东起身告辞后，柳亚子说：“你我老了，当思进退之策。”
谭延闿诧异道：“你真疯了？何出此言。”
柳亚子说：“毛泽东头顶青云，脚踏莲花，乃上仙转世，真龙天子也。”
谭延闿说：“你喝多了，怎么胡言乱语起来？前些时间，你见到蒋介石，说他是上仙转世，5年内必为天下共主，怎么今天你见到毛泽东，又是此语。”
柳亚子说：“毛泽东是25年后的得道明君，蒋公只有20年的天下。”
谭延闿说：“果真如此吗？那我们当何处之？”
柳亚子说：“记住，拥蒋不反毛，是你我的长久之道。”
谭延闿说：“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再活25年了。我是不管今后，只活在当下吧。”
柳亚子说：“你为子孙也要明哲保身。此是天机，万勿泄露。”
谭延闿点了点头，陷入了沉思，沉思中他想到了蒋介石。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12 17:48
直到1月16日，蒋介石才姗姗来到广州，面见孙中山。孙中山在蒋介石去苏联后，遇到了麻烦，为他解除麻烦的是鲍罗廷。鲍罗廷受苏联党中央政治局的委派，来到了广州。他一到广州就起草了以列宁主义路线组织国民党的新党章，但是国民党中的商人和权贵并不喜欢他的“布尔什维克化。为此，孙中山让廖仲恺把自己的手信转交给鲍罗廷。廖仲恺在转达了孙中山的担心和犹豫之后，表明自己支持鲍罗廷的观点。知道廖仲恺为什么后来居于胡汉民、汪精卫之上吗？就是鲍罗廷在广州遇到冷遇时，廖仲恺给了他支持和信心。
军阀总是在改变着中国的思想和信仰，当孙中山对联俄的态度仍旧犹豫不决时，陈炯明的叛军攻陷了广州，孙中山仓皇出逃。这时那些足以左右孙中山的商人和权贵，都在袖手旁观，是鲍罗廷挺身而出，组织了一支志愿军，并带领他们打败了陈炯明，让孙中山重回广州，转危为安。鲍罗廷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个勇敢的军人，这让孙中山由对他的疑虑，变成了信任、甚至是依赖。而那些只会动口不会动手的唯己主义权贵们，此时也不能不闭上嘴巴，于是，孙中山就准备召开国民党的一大了。
孙中山见到蒋介石，虽对蒋介石的迟迟不来有些不满，但他“宰相肚里好撑船”，还是耐着性子请蒋介石坐下来，认真听取他的旅俄考察汇报，蒋介石陈述了他对苏联不安的情绪。他只赞成利用俄的援助，和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办军校，反对联俄的政策。孙中山对蒋介石作了耐心的解释，最后说道：
“介石，你对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现在革命现实的环境。我们早有办军校之议，苏俄顾问鲍罗廷到任后，即提议尽快创办军官学校。此事关系重大，介石乃是我心目中军校校长的不二人选，你可以集中精力筹办军校，专事军事，不必过问党务政治。”
蒋介石沉默了良久，说：“先生对中正过蒙垂顾，知遇之隆，并世稀有，中正亦敢以随见陈于先生。眼下，粤局未有丝毫转机，依然危机四伏，军事上依靠滇、桂各军，他们未必乐见其成；财政上，不是财团垄断，就是各军把持，无钱、无枪，创办军校形同无米之炊；人事上，粤中军政要员，对中正嫉妒排斥由来已久，他们也未必乐意由中正办军校。总之，不作全盘的统筹，对军政、财政、民政、人事进行调整、改革，创办军校，实在举步维艰。”
孙中山说：“财政上，我已于本年初成立财政委员会，派叶恭绰、廖仲恺等13人为委员；人事上，会按你的意见，用杨庶堪为省长。代表大会在即，待本党改组完成，一切即可着手进行。”此时，孙中山有了鲍罗廷这个政治、军事全才，蒋介石的作用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他对蒋介石说话的口气也变得果断了。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到会代表165人，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张国焘、毛泽东、李立三、林伯渠、王尽美等出席了大会。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身份主持大会，并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特和李大钊组成大会主席团。孙中山在会议期间作了《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等多次重要讲话，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关于民族主义，一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一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关于民权主义，一是给反帝反封建的人民以自由权，一是剥夺“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的政治权利，实行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专政；关于民生主义，一是“平均地权”，一是“节制资本”。
大会坚持联共方针，决定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和努力在工农中发展党员，并根据这一精神，整顿各级组织，从而把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使之成为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国民党人是反对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的，如茅祖权、何世桢、方瑞麟等，就提出“如果共产党员们接受我们的纲领，他们就应当离开自己的党”。在大会上，李大钊以北京代表的身份声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目的，在于团结和领导全民族的革命力量，造成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以担负起革命重任；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廖仲恺等人则旗帜鲜明地坚持孙中山的联共方针，支持李大钊的声明。大会虽以压倒多数否决了右派的提议，同意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是某些国民党员对共产党人的猜疑，预伏着一种将要发展出来的危机。
大会在24日通过了创办军官学校的建议。旋即，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以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为委员。筹委会下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5部，推王柏龄、李济深（李济深未到让，由他的参谋长邓演达代理）、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为临时主任，分部办事。
1924年1月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共选出执行委员24人，他们分别是：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闿、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大钊、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怆、于树德。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邵元冲、邓家彦、沈定一、林伯渠、茅祖汉、韩麟符、李宗黄、白云梯、张知本、彭素民、毛泽东、张国焘、傅汝霖、于方舟、张苇村、瞿秋白、张秋白。
中央监察委员5人：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谢特；候补中央监察委员5人：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
大会一开完，戴季陶就把选举出来的名单拿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到名单后，心中很是不平，就对戴季陶说：“你看，这个沈定一，去岁随我赴苏俄考察，一味替外人张目，他是个什么东西，居然位列中央？”
戴季陶虽然位列中委，可是他的气比蒋介石大的多了。蒋介石的气是在孙中山本人身上，是在孙中山的提名不公上；戴季陶的气则是在孙中山为外人操控上：“介石，你没有参加代表大会，也好！会议简直不成样子，大会无异于就是苏俄操控！就连本党的党章、党纲，都是俄国顾问鲍罗廷起草的啊！”
说到这些，勾起了蒋介石的伤心事：“孙先生特别派我赴俄考察，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谓不郑重其事，我亲笔写了报告，也曾经和孙先生当面说过。可是孙先生听不进去，反而责我不适应环境。我的见闻报告似乎毫无省察之价值，那我蒋某人的信用人格，岂不扫地了吗？”
戴季陶说：“共产党人，好几个都进入本党的中央了。”
蒋介石则更加感伤：“孙先生似乎对旧系统失去了信任，难道滇、桂军人，比我辈忠诚可靠？杨希闵、刘震寰都名列期间。”
戴季陶说：“我也奇怪，中委里面，除了胡展堂、廖仲恺几位，像你这样追随孙先生出生入死者，并不多见。可是，孙先生却要你专心办学，不要因为党务、政治而影响了办学，是否孙先生对你的脾气性格有看法？”
蒋介石搪塞说：“大概是他对我反对联俄有看法吧。”蒋介石其实知道孙中山对他的偏见在哪里，他对联俄的看法是他来到广州才提出来的，为什么在没有提出以前，孙中山不提名他做大会代表呢？更别说让他当中委了。当然这里面肯定有苏联人的意见，沈定一和蒋介石同时回到的国内，沈定一是个亲俄派，所以他就被孙中山提名为大会代表。
1月28日，孙中山指定黄埔旧有的广东陆军学校与广东海军学校为陆军军官学校的校舍。黄埔在广州的东面，沿珠江顺流而下大约10公里多一点距离的地方，是一个江心洲。它靠近长洲要塞，不啻是沿江进入广州的咽喉要冲之地，也是训练军事干部的适当场所。因为它靠近广州这个大都会，便于接受新思潮；它背对内陆面对大海，视野开阔，有利于培养军人的情怀。所以，这里既是广州的咽喉要冲，又可以时刻呼唤军人的警觉。
2月10日，分配各省区招收的学生名额拟定了出来，共324名。计划在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共招50名；在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各省，每省计划招12名，共168名；在湘军、粤军、滇军、豫军、桂军这5军中各招15名，共75名；在国民党先烈的家属内招20名。这样尚有11名的余额，因为这个余额较少，又增加30-50名的备招名额，作为机动使用。因为各省多为军阀所割据，不能公开招生，所以，就委托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省代表，秘密在本地介绍革命青年前来应试。谁知，各地代表热情高涨，纷纷介绍学生前来应试，一统计，报名的学生竟然接近3000人，让蒋介石有喜有忧。
喜的是，3000人可以让他组织一个师的兵力。尽管不能人人上学，但是，上不了学的，可以组成一个警卫团驻扎在黄埔。这样，既可以保卫黄埔学校的安宁，也可以训练成一支自己的嫡系部队；忧的是经费和装备都很缺乏。成立之初的军官学校，在任何一方面都是荆棘载途，步履维艰。在外面，有陈炯明、洪兆麟、邓本殷等叛军环视着军校的一举一动；在革命军内部，又有杨希闵、刘震寰等军阀滥用权力，强横支配广东财政，为所欲为。这些内外敌人都因为极端恐惧军官学校训练成功，而一致对此关心，他们或在公开、或在暗地扼制着军官学校的经费来源。
在诸多困难中，最为困难的还是枪械的供应。当时，广州有石井兵工厂制造枪械，该厂的实权被滇、桂军阀控制，所生产的兵器，都落到了他们的掌握之中。军官学校在新生于5月初入学之际，所得到的枪械，只有230支光杆枪，没有子弹，简直就是徒手状态。黄埔军校要开设而无军械，这怎么能行？于是，蒋介石带着邓演达去石井兵工厂想办法。兵工厂的厂长马超俊是国民党员，他肯大力帮忙，不久就秘密给军校运来步枪500支，做到了黄埔军校一期生人手一支。枪的问题解决了，最缺的还是经费，为此，蒋介石常亲自出面向外借钱，甚至连汪精卫夫人陈碧君的私蓄都借了出来。
蒋介石不仅向国民党的要员借钱，他也向各个军阀借钱。这天，他来到了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的指挥部，向他借款。范石生不但是滇军的实力派，而且还是新成立的政府财政委员会的委员，有整顿税收统一财政的权责，在驻粤的滇、桂各军中，范石生尙属最接近孙中山的人。虽然曾经受过他的羞辱，但是走投无路的蒋介石还是硬着头皮向他借款，以解燃眉之急。
范石生抽着大烟，听完蒋介石的请求，冷笑道：“就你？还要在黄埔办什么鸟军校，就你那几只吹火筒，我派一个营就全给你收拾了！要钱，没有！”
蒋介石气得脸色煞白，一语未发，转身而去，从此，这二人的仇就算是结下了。蒋介石心情烦闷，决定到肇庆走一趟，参观西江讲武堂。西江讲武堂是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创办的。来到讲武堂，李济深请蒋介石对学生发表演说，他很痛快地答应了。蒋介石在苏联参观时，学到了这种形式，因此他一扫心中的郁闷，兴致勃勃地开讲：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12 17:48
“今天来到肇庆，得以参观讲武堂，与诸位同志相见，觉得十分慰快。------我此次由省城到肇庆，一路看见交通阻滞、民生凋残、一片凄凉的景观，触目惊心，想来真是十分难过。凡此种种，皆是我们革命军人应任其咎的，与我们革命的本愿实在是大相刺谬。------我以为诸位同志将来毕业以后，有两种责任，一种是改良军队的责任，一种是实行三民主义的责任。------我们革命数十年，到现在仍未达到最后的目的。------捣乱中国，使中国内争延长，至今不能组织一良好政府的人，不是中国北洋军阀，实在说起来是一个帝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列强。------中国不是独立国家，是什么呢？实在说起来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凡我热血男儿，爱国同志，提及此事，没有人不怒发冲冠、恨入骨髓的。所以本党革命，首先要破坏在北洋军阀背后发纵指示以捣乱我国家的列强势力，然后中国民族乃是独立的希望。民国元年，本党推翻满清帝政，建立共和国，一般人都说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可算做到了，其实不然。因为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是不同的，辛亥革命推翻满洲种族，只可算是民族主义成功，亦只算帝制推翻，决不可算是民权主义成功。这种地方，应该要解释明白才好。------诸位既然明白了以上的理由，还要彻底明白了本党的主义，这个主义不是各个人所能实行的，所以我们要组织这个中国国民党。凡是革命的人，应该统统加入这个党，团结大多数的力量，来对抗敌人。果能如此，我们的三民主义没有不能实行的道理------。”
蒋介石革命的头绪越理越清，使他对自己的觉悟兴奋不已。然而，一回到广州，筹款的事情还是躲不过去。全国最早独立于县治外的城市，就是广州市。现在，广州市的市政厅长是孙中山的独生公子孙科。蒋介石找到了孙科的办公室，和他商议为军校筹款的事。孙科闻听叫苦不迭：
“介石兄，广州乃滇、桂各军分据把守，强行征收抽饷，回过头来又向政府索饷，无奈之下，各军的军饷，便分配给有收入的机关分摊，各机关直接支付各军。像公安局有房捐警费的收入，就得负担滇军范石生部的部分军饷。过去，海外的华侨捐款是一大笔收入，现在海外华侨受到了陈炯明的蛊惑，不愿意捐款给我们了。我是一分钱也拿不出来的。”
蒋介石说：“哲生，你说的固然都是事实，然则，毕竟政府还是有税收的，关键是都为财团把持。”
孙科辩解说：“财团？姑且承认有财团，但是也不能说财团把持。税、捐多如牛毛，士商不胜其烦，政府收不上来，只有承包给财团，没有财团承包，政府是束手无策的。”
蒋介石好话说尽，也没有从孙科处借到一分钱，无奈只得去找杨西岩。杨西岩长期掌管广东的财政，去年，蒋介石曾经公开要求免去杨西岩的财政厅长职务，由廖仲恺取代作为到粤就职的条件。如今，杨西岩虽然不再担任财政厅长，可是他是筹饷局局长，向军校拨款的权力就掌握在他的手里。孙中山指示筹饷局每月拨付给军校筹备处5000元的款项，却迟迟不见他拨付。无可奈何之际，蒋介石只得登门去向杨西岩求情。
杨西岩对蒋介石怀恨在心，见到他就嘲讽说：“要钱？没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老朽不是巧妇，而是拙妇。这不是老朽自谦，是你封的！你公开要求免去老朽的职，你不会忘记吧？”
蒋介石闻言，怒发冲冠，气冲冲地说：“你拒绝拨款，不就是让我走开吗？你以为我会求你？我走好了。”
杨西岩冷笑道：“你吓唬谁？你走也不是第一次了。不要以为离开张屠户会吃带毛猪。去年，你辞去了参谋长，不照样有人代理吗？”
杨西岩把话说到这里，蒋介石也就剩下了一条路，回家。说真的，为了筹建黄埔，蒋介石费了不少的力，吃了不少的话头，遭到了不少的白眼。可是大家都在冷眼旁观，连孙中山都不全力支持他，其具体的表现就是体现在他的公子孙科和好友杨西岩对蒋介石的态度上。除此之外，还有廖仲恺也让他生气。苏联人设置的教学课程是18个月，而蒋介石则认为军队急需军官，尤其是经过三民主义教育的军官，因此。他主张把学期压缩为6个月，这样就可以多培养出军事人才。苏联人提出的18个月是经验之谈，没有可以指责的，关键的是连廖仲恺也不理解他、支持他，只知道跟在苏联人的屁股后面瞎嚷嚷。这一切都让蒋介石“终日不安，如坐针毡。”因此，他决定辞职，以便向孙中山和廖仲恺直抒胸臆。
常言道：道不同，不相为谋。孙中山、廖仲恺不接受蒋介石的意见，他就不能发挥出他的才能。于是，蒋介石分别给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就了辞呈：“前盟总理要办办陆军军官学校，自维愚陋，不克胜任，请另选贤能接替。所有该校筹备处，已交廖仲恺同志代为交卸，以免误党。”写好辞呈，没有等到孙中山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批准，蒋介石便满怀怨怒，回奉化老家去了。这一天是2月21日。

作者: 筱欣奕奕    时间: 2015-2-12 21:10
这段历史的细节不太了解的，学习了。感谢常老师。
敬茶问好{:soso_e160:}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14 16:41
  七十
毛泽东在大会结束后，再次拜访了孙中山。这次，孙中山的心情良好，与毛泽东进行了坦率而真诚的谈话。毛泽东在这以后对孙中山身上的优缺点进行了总结。
孙中山的优点是：他有执着的革命理想和不屈的奋斗精神，已经58岁的他，热情、奔放，具有一颗年轻的心。孙中山的语言极富感染力，是一个天才的演讲家；他为人胸怀坦荡，不藏心机，说话办事光明磊落；他曾经热情地拥抱美国、英国和日本，现在又是全身心地拥抱俄国人；他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了自己的三民主义，从理论上来讲，三民主义已经是当今世界最完美的主义了。尽管他屡屡失败，可是其志不改，雄心不悔，可以说是屡败屡战，从不言弃。但是，孙中山缺乏相应的领导能力、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不知道自己主义实现的途径。形象地说，就是他有了一个撬动世界的支点，却总是建立不起来自己撬动世界的那个杠杆。为什么？因为，他身上有着明显的缺点。
这些缺点是：他不能唯才是举，只知道任人唯亲，常以地域、而不是革命党性来使用身边的人；他没有找到自己发展革命的经济基础，常常依靠华侨捐款和国内的商人，在他的身边集聚着的都是商人和社会的权贵阶层，因此，他的行动常常受到周围人的唯利主义左右，从而使自己的行动和主义常常处于相悖的地位；他不知道革命的力量在民众中间，常常为了利用军阀而放弃自己的原则；他不能客观判断环境，是一个主观的理想主义者，因此，常常舍身冒险，遇险后又常常手足无措，只得溜之大吉；他口无遮拦，随心所欲地向外界发表谈话，被大家称为“孙大炮”。
毛泽东想到了岳父对孙中山的评价：他是一个捕鱼式的革命家，哪里有鱼，他的船就往哪里开。可惜，孙中山开的是一条破船，总是赶到鱼群的后面；即使赶上了，捞多少鱼，就从船上漏掉多少鱼；漏掉了鱼不说，关键是跑掉的鱼又引来了大鲨鱼。在为孙中山的感叹中，毛泽东也感悟到了他的伟大。一个人为着一个伟大的目标，革命不懈30年，历数十次的失败而不悔，可以说他的革命理想其介如石，革命行动是精卫填海。仅仅就凭他的精神追求和坚定的意志，他都是应该划归伟人之列的。
孙中山很希望毛泽东留在他的身边工作，毛泽东也很理解孙中山。但是陈独秀非要毛泽东去上海工作不可，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没有不去上海工作的理由了。过去，毛泽东是因为不想拿俄国人的钱，所以不愿在上海当职业革命家。这一点陈独秀是知道的，因此，他也不勉强毛泽东。现在，毛泽东是国民党的候补中央执委了，工资很高，走到哪里，哪里的国民党党部就得负责给他发工资。毛泽东向孙中山表达了自己的为难之处，孙中山因为和陈独秀之间有协议，所以也没有办法勉强毛泽东。于是，孙中山要求毛泽东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宣传自己的三民主义，他说：“通过我们的谈话，我认为你对三民主义的理解比我更全面、更深刻，对民众更具有说服力和吸引力。因此，如果有机会希望你来国民党中央当宣传部长。”
毛泽东向孙中山表示了感谢，也答应了孙中山的安排。因为他觉得这个时候在中国宣传三民主义，比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更切合中国的实际，更何况既然由自己来宣传，那当然是自己心目中的三民主义，而不是国民党大员们认为的三民主义。在与孙中山分别时，毛泽东动了感情，他忍不住地对孙中山说道：“先生，无论我为不为国民党工作，不论中国革命的将来走向何方，您永远是我心目中一个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您的三民主义一定会实现的，我向您保证。”
孙中山听了毛泽东的话，也突然激动起来：“有你的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说真的，我总有一种感觉，我们这次的谈话就是最后的一次谈话，所以，我有两件事托付于你。”
毛泽东也感觉到孙中山说的话是真的，所以，他没有犹豫，请孙中山直说。孙中山接着说：“我在百年之后，只有两样遗产，一样是三民主义，一样是我的夫人宋庆龄。三民主义问题你已经讲了，我放心。我不放心的是庆龄，她和你同岁，身后没有子女，哲生也不会好好地待他。所以请你务必替我照顾好她。”
毛泽东说：“请先生放心，关于庆龄先生，我一定会照顾好她，有我吃的，就有她喝的。这一点请您转告庆龄先生。”
孙中山说：“我会的，同时我也会叮嘱她，要时刻地、无条件地支持你的革命。”说到这里，孙中山话锋一转说：“润之，假如将来你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你将如何评价我呢？”
毛泽东郑重地向孙中山表示：“先生，您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已经写在了中国的历史上，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国民党改变不了，共产党也改变不了。”
毛泽东和孙中山告别，在2月初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一起离开了广州赴上海。尽管是老同学、好兄弟、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一路上，大家谈笑风生。但是，在毛泽东的脑子里，却都是孙中山挥之不去的身影。他感觉到孙中山虽然重新开辟了新时代，但是也可能标志着孙中山的时代就要结束了。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14 16:42
蒋介石刚刚回到奉化，屁股还没有坐稳，邓演达就到了他的家里请他回粤。26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也以公文形式给蒋介石发电报，通知他的辞职孙中山没有照准。29日，孙中山又亲自打电话给蒋介石：“现在筹备即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怫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
3月2，准备充分的蒋介石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信，尽抒心中之不快，现择重点录之：“中正驽骀下乘，过蒙垂顾，知遇之隆，并世稀有。------不料到粤月余，终日不安，如坐针毡，居则忽忽若忘，出则不知所往，诚不知其何为而然也。------中正自维愚劣，岂不愿深藏鸠拙，以为养晦葆真之计，而乃诸同志群相督策，函电纷驰，所以终不得自外门墙，遁迹绝世也。虽然今日岂复有知中正者乎？如吾党同志果能深知中正，专任不疑，使其冥心独运，布展菲材，则虽不能料知如神、决胜千里，然而进战退守、应变致方，自以为有一日之长，断不致临时纷乱，以陷危境；必能维持现状，恢复侵地，从无不能成军之时，更不知有元首罹险不知下落之奇闻。------
吾党自去岁以来，不可谓非新旧过渡之时期，然无论将来新势力扩张至如何地步，皆不能抹杀此旧日之系统。何况新势力尚未扩张，且其成败犹在不可知之数，岂能置旧日系统不顾乎。如果党无系统则何贵乎有党，且不成其为党也。试问今日吾党系统安在，其果有中坚之力量为之始终护持乎？------观于陈逆变乱、石龙失败之际，纷然各谋生路，始终景从之人数，寥若晨星，可以见矣。------今先生来示督责中正，而欲强之回粤办学，窃恐先生亦未深思其所以然也。中正不回粤，尚不能置身党外，如果回粤，焉能专心办学而不过问军事政治。------中正任事，固无他长足取，唯此一念至诚，不为私而为公；不为权利乏争，而为道义之行，乃可表见于吾党也。是以处世接物，一以道义为依归，而合则留、不合则去，为中正唯一之箴语。
------尝念吾党同志，其有以学识胆优而兼有道德者，因不够得，乃只有求其谙熟本党之历史付各方，维持内部，如展堂者，果有其人。何先生亦不令追随左右，以资辅翼之助，先生果以为书生而无用乎。------中正于此，实有鉴于广东现状不在外患而在内忧也。矫其弊而正之，是在中央诸同志应付有方，处置适当而已。今日为政府计，姑不必就全国着想，而当为粤局急筹补救之方，如徒使汝为一人总揽全权，恐有所未妥。------中正以为吾党同志知先生与汝为者，当推展堂，如以汝为督粤，而以展堂长者，不唯汝为有其赖其补助，粤局可望稳固，即先生与汝为之间，皆有无穷之妙用。------
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之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如吾党果能确方略，则精神团结，内部坚强，用人处事皆有主宰。吾敢断言今后之局势，必能有进而无退，有成而无败，使以是而复致失败，则中正敢负其责，虽肝脑涂地不恤也。不然内部乖离，精神涣散，军事政治棼如乱丝，用人任事毫无统系，即能维持现状如今日者，虽成必败，虽得犹失，是则中正虽遵命回粤，难图寸效，而于国计民生、公义私交，岂特无补，且有损耳。------”
蒋介石把这封长信发出之后，在家里静待广东方面的消息。负责促驾的邓演达看到自己难以完成使命，便向廖仲恺、汪精卫发电，转陈蒋介石提出的条件。过了几天，廖仲恺来信，告诉蒋介石说：到粤投考军校者200余人，已等候一个月，旅费用尽，纷纷向校方提出质疑，所以请他尽快回粤，以免损害党的声誉。至于蒋介石在信中和邓演达在电中所提要求，廖仲恺只含糊说了一句“各事如兄意进行。”
中间，胡汉民、汪精卫等也来电促行。廖仲恺见蒋介石仍然没有动身，便又致电给他，这一次他对蒋介石不客气啦，他认为蒋介石应该速定归粤计，不能久久消极。看到廖仲恺的电文，早已对他有话要说的蒋介石，给廖仲恺写了一封长信。现摘录之：
“------弟此次回沪原因盖非发于一时，亦非为一人一事而下此决心者也。吾党自陷于绝境，而偏曰人之陷我，自不设法，而徒叹无法补救。凡事不自整理，而反责人之不为我振作，不为我整理。以弟观察粤局，不唯毫无危险困难之可言，而且大有作为。今日财政虽支拙万分，然亦办理无方之所致也。孙先生回粤已阅15月，为时不可不久，而对民政、财政、军政，未闻有一实在方案、内定，如期施行。政府中人皆抱一头疼救头得过且过之想，不于根本着想，大处落墨，唯恐粤局不乱，政府不倒，自杀不速，以了一场心事者。------何以办理半年有余，而仍无成效若此，岂非财政机关为军队把持，或为财团垄断之所致欤。------天下事未有方针无条理而能治事者，亦无有不公开不整理而能理财者也。------今日粤中财政已为财团所把持，财团不去，则财政无人可办，而财团贪钱恶劣，人人共见，如欲其办理财政，未有不假公济私，以败坏政府名誉，丧失本党信用者也。------
弟意现在粤局，自宜于用人行政，确立方针，理财整军、妥定办法，不能不作深远高奇之施政企图，只可守因陋就简按部就班确能实践之挽救方案，以资进行，则半年内统一广东，一年内整理广东，年半以内可以准备周到，年半以后乃可向外发展矣。盖现在粤局，不患在外敌之强，而患在内部之杂，即此时吾党不患在对外之难，而患在内之艰，且治内必须有条有理，分时期、定次序，而非一朝一夕所能见效，亦非空口白话所可成事者也------。夫为政之道，对人唯有在邪正赏罚上用功，对事唯有在条理次序上着手，吾于孙先生决策力行，凡宏纲毕举，所见者大而且远，实无间然。吾辈得此尊师，实为吾辈之本，独于此时人对事之要点，若有未悉合乎中道者。古今来未有赏罚不明，邪正倒置而能成功者，亦未有不讲条理不定次序而能立业者。------
尚有言欲直告吾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唯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这个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国人程度卑贱，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汝神明，天下宁有是理耶。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国总是倒霉，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不于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吾宁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洋奴光荣之衔，窃冀与兄共免之。------”
蒋介石是清醒的，而且对当时的局势看的非常清楚。他反对军阀、反对财团，反对国际共产党人，自是有根有据的。他说他半年可统一广东，整理一年，到一年半后向外发展，也没有说什么大话，后来的事实都证明了。要正确理解蒋介石，这封信是必须读明白的。只有明白了这封信中他说的话，才能明白他后来的行为。蒋介石和毛泽东一样，都是一个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见的人，从来不人云亦云。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14 16:43
该说的话，都直言不讳地向廖仲恺说了出来，蒋介石心中的闷气也算是出来了。于是，他开始着手编制学生所读的书目，计有：五经、四子书、孔子家语、左传、战国策、六韬、孙子、吴子、管子、庄子、韩非子、离骚、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清史辑览、西洋史、普法战史、拿氏战史、欧战史、各种军事学、战时正义、巴尔克战术、中国地理、亚洲地理、世界地理、古文辞类纂、古文观止、诸葛武侯集、岳武穆集、文山全集、戚武逸丛书、曾国藩全集、胡林翼全集、骆秉章全集、李鸿章全集、樊山批牍、中国哲学史讲话、心理学、统计学、社会学、经济学。
在上海的胡汉民，接到孙中山和广东方面的的数封电报，有“一切事已照介石意思办”等语，要他继续促驾。于是，他就给蒋介石写来一封信，说：“虽然你所提的根本改之要求未见承诺，但既然他们不惜免去杨西岩的职务，也请我回粤任职，还是尊重你的意思的。由此推断，根本改革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不妨就此回粤。”廖仲恺在接到蒋介石的长信后，也向蒋介石坦承信中所抉党政病根，他本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他又解释在联俄的问题上，不自他廖仲恺始，亦未尝因他而加甚。但赞成蒋介石所说在和苏俄打交道时“独立自决”的主张。最后，他告诉蒋介石说，你所提条件，皆已照办，军政财政问题也已解决，其他改革请蒋介石到后一同策进。戴季陶也致电蒋介石说：“仲恺数来电，诸事照行，盼速来。”
蒋介石此次回乡，实有一石五鸟之策在胸。他知道孙中山对他还是依靠的，因此，他想借此给孙中山一记棒喝，促孙中山猛省，使他能够向前猛进一步；此其一，其二是借此试探诸同志之能，可有排挤他者，与他争位者？其三，借此向把持财政的财团和军阀开战，而让孙中山打头阵；其四，他反对联俄，他想知道苏俄和共产党人对孙中山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看是否足以影响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其五，全面抛出自己在政治、财政、军事、主义之见解，让世人知道他蒋介石的雄才大略，并非如韩信一武夫也。蒋介石诸目的已经达到，就像卖艺的打锣开场，锣打了，场开了，剩下就是看他蒋介石的拳脚功夫和十八般武艺了。
1921年4月21日，蒋介石回到了广州。4月26日，蒋介石作了入住黄埔军校的第一次讲话：“今天是诸君到本校的第一天------，想来必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这个感觉是什么呢？我敢代表诸君说一句，无非因为这个军校是我们党办的学校，诸君皆愿为党尽力。原来这个学校就是本党要培植干部人才，预备将来做本党健全的干部，扩张本党势力，实行本党三民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民族。”他要求同学们犹如家中的兄弟手足一样，为本党而牺牲一切。
第二天，蒋介石又给同学们分别讲话，特别强调这个学校是国民党办的，国民党最重要的是纪律，党员要绝对的遵守、绝对的服从。除严守党的纪律外，还要严守军纪。怎么严守军纪呢？在28日的演讲中，他说：“凡做一个人，对于本人的职务、责任、地位三件事，要彻底的明白。各位要晓得各人有各人所处的地位，各人照自己的地位做去，总有成功的一日。我们学校要训练基本人才，首要明白上述三件事。不但教导别人如此，自己并要再三审慎，随时训练自己才好。下级对上级长官行礼要有精神，这是个人心诚的表现。你不尊重你的上级官，你的下级重你的榜样，也就不尊重你了。------我们要各人事业成功，先要结合团体，所谓众志成城，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党员个人自私自利，单想个人成功，不管党的成效，亦不管同志的成效，党的事业必被他个人破坏了，中国也没有幸存的道理。我们既然没有国，那还有家吗？还有个人吗？所以，我们入党之后，只有同本党共生死同存亡了。”
蒋介石讲话上了瘾，多少年了，他终于找到了听众。4月30日，他又对同学们讲到：“我最所盼望于诸同志的，就是大家相亲相爱，和衷共济，如同手足一般。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团体生活的必要性，就是感情融洽。第二，因为大家差不多都是本党党员，即有少数不是党员的，入校后即刻要加入本党的，所以本校人员彼此间互助的关系，是两重的。一为同校关系，一为同志关系。”据黄埔的学生顾祝同后来讲，当时蒋介石连日训话，热情洋溢，话长的时候达两个小时以上。直到过去多少年，在顾祝同的脑海里还有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就是在天色还朦胧未明的早晨，他一个人便站在校亭中，凝神沉思，好像是在构思训话的内容。
训话成了蒋介石的必做工作，不过从他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军事素养和思想情操。他给同学们说：“军人的精神，什么地方都要表现出来，最可注意的地方，就是立正举枪等动作，因为这种地方更容易看出来”。“我们军人的职分只有一个死字，军人的目的也只有一个死字。”“现在本校长得了两句人生观的断语，就是‘生活的目的，是增进我们全体人类的生活；生命的意义，是创造我们将来继续的生命。’”“同志的意义，就是志同道合之谓，不是一时权力的苟合，乃是以主义的中心，大家向这中心的目标去做，生死与共，安危相同，也就是万众一命，不成不休，不死不休之义。”“各位要晓得，如果我们要革命，第一就要与敌人对眼的对打，------只要我们支持下去，等到最后五分钟，他就要心里慌张，阵脚动用。”
5月3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任粤军总参谋长。9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为驻黄埔陆军学校中国国民党党代表。校长和党代表之下，分设政治、教练、教授三个部，和军需、管理、军医三个处。教练部主任李济深，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军事总教官何应钦，学生总队长邓演达。5月11日，新上任的党代表廖仲恺对学生进行了讲话。随后，蒋介石向学生讲话，说明了本校的教育方针。他讲道：
“今天，廖代表所讲的话，大家已经听明白了，其中最要紧的话，就是统一的精神、统一的意志与统一的组织。------以前，我们国民党办不好，革命不能成功的缘故，就是党员没有训练。你们要晓得军队的生活，是人生的真正生活，因为军队的生活什么东西都要独立的。凡是他人不屑做的事，我们军队里都要自己来做完全，要脱了依赖的恶根性，比如你们现在在寝室扫地，总算是学生自己做的一件工作，但是，我们在校里的生活，不单是扫地一样。凡是烧饭、煎茶、挑水、洗衣、揩地板、出粪缸，这种事将来都要自己来做，因为人家所做的事，我亦能做的；我不屑做的事，人家亦不屑做的。如果说我不屑做的事，让别人来做，那么别人不屑做的事，让把何人做呢。------我们的教育方针，也要使学生接近实际生活，你们不要听几句话，学一些操，就算完事。------在学校里面，只有服从命令，不准别有第二句话的。------你们还要晓得在军队之中，第一是要‘静肃整齐。’至于一切动作，只要‘平直敏捷’四个字。这‘静肃整齐’与‘平直敏捷’八个字，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拿破仑说：‘难之一字，唯庸人字典中有之。’”
请记住蒋介石给学生讲的这八个字，将来讲到毛泽东给学生写的八个字，大家比较一下就看可以看出两个人对学生要求的异同之处。蒋介石这次讲话，所强调的是军队生活的出发点，在不依赖他人，而加强独立生存的力量。就这一点来看，军队生活和人生过程中真实生活的正确意义在基本上是并无二致的。学生要过周末了，蒋介石吩咐由官长带领他们在长洲全岛周览，出发前，他给同学们讲在周览时应注意些什么：“第一是爱护百姓；第二是爱惜物质。这种良好习惯养成以后，就可以做模范的军人了。”
蒋介石非常关心学生的日常生活，经常对学校进行检查。他讲道：“在学校里为什么要检查呢？检查的性质及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第一，要注意卫生，使得全体学生的体育发达，没有疾病。第二，要保存物品，使得学生整理一切事情，珍惜物质。”他还给学生们讲了自己在日本留学时，日本教官是如何检查卫生的；他不允许学生们吃闲食与饮汽水，因为吃下去不卫生，就要泻痢生疮。学校里的食物，统统都要经军医检查过，而且实行军医负责制。他要求清洁校舍，先要从厕所做起，清洁检查，要从厕所查起。要求不可将粪纸丢在外面，吐痰应该吐在痰盂中间，不可吐在痰盂口上；痰盂中的水每天都要换一次，并将盂口洗净。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14 16:44
蒋介石对各种生活细节都有规定，比如：痰盂中的水分量要一定；痰盂和纸篓放的地方要固定；痰盂只准吐痰，不准丢字纸；字纸篓则只准丢字纸，不准吐痰和放别的东西。其余由此可以类推。他要求学生在学校不但要有公德心，而且要有自制力，因为学校里有一个人无公德心与自制力，其余的人都会被他给牵累了。他说：“譬如，有一个人自己不能注意卫生，生起传染病来，其余的人被他传染了。所以，以后你们要互相劝勉，养好自制力。还要各位天天自己检查自己，不必等待官长来检查才好，果能如此，在校里就是好学生，在党里就是好党员，将来就可以在军队里做一个好官长，在社会里做一个好国民。”
5月20日，胡汉民来到学校视察，在他给学生讲完话后，蒋介石接着讲话。他说：“我们学校里的要素是什么？第一是组织，第二是训练。组织就是编制，凡是要从有条理有秩序做起；训练就是教育，不单是动作要划一，步伐要整齐，而且要使各个人的心都归一。就是从前所说的思想、精神、志趣都要统一起来。革命军人无论如何劳苦，总要练成一个打不倒的钢汉才好，一块铁要他成钢，不在红炉里烧过，冷水里沉过，是不行的。------本校的教育方针，本来定的是有二个，第一个是发展个性，第二个是锻炼学问。------你们要晓得我们学校教育方针是如此的，更加要守纪律来团结才好。”
5月21日，在给学生讲述禁罚与给养时，蒋介石说：“一个人不晓得团体生活的必需，不能与社会分工合作，做社会团体的生活，是决不能生存的。我们革命党做大事的人，应该光明磊落，知过必改，比如犯了规则，就要自请受罚，只要以后革新更新，不再犯过，就不愧为本校学生。革命党的性质，是要慷慨悲歌，切勿可效妇人小子哭泣的卑鄙行为。”接着他又给学生讲卫生的重要性：“你们要晓得军队组织的要素，是三种，第一种是统御，第二是经理，第三就是卫生了。统御即是带兵的事，如命令、编制、教育、升降、迁调、赏罚等类，凡军队中由上而下的人事，统统叫统御。经理就是会计、金柜、被服、粮秣、器械、营缮等类，凡是军队中关于军需的一切收支事务，统统叫经理。至于卫生，不但医院吃药而已，凡是关于伙食起居、动作、气候、清洁等类，统统包括在内。由此看来，卫生是占军队组织要素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不讲究卫生，就不能成为军队了。所以在军队当中，卫生是很注重的事。”
蒋介石这一次的讲话，对于洗涤碗筷、吃东西要过细咀嚼，乃至于下痢病人要用隔离厕所，都一一举例做了很详细的指示。黄埔一期生黄杰曾说过：“我们受到蒋校长‘不能忍受困难就不能战胜敌人’的严格锻炼。学生们很淳朴，穿的都是草鞋，学校里没有自来水，都是使用井水，洗澡也是用水冲凉。饭碗每人一只，吃饭时只许各添一次饭，目的就是在训练我们要能安于这样的生活。”
发枪了，蒋介石给学生们讲枪的来路、用处、构造；拿枪的目的和效用，要他们明白军人与普通人民的区别，明白学员和军人的区别就在于军人有枪。他说：“有了枪，就是一个正式军人，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照军纪来做，如果犯了一些事，就要拿军纪来处理。枪是政府发的，但归根结底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因此，枪的目的，是保护百姓与国家的，不是杀害百姓败坏国家的。枪的用处，是在维护人道，保障正义的。我们本党的三民主义就是人道，就是正义，拿了枪就是要来实行三民主义。”讲完枪，他又讲饷：“饷款直接是从政府和党部发给我们的，但间接还是从百姓身上拿的钱。军人是只会分利不会生利的一种人，亦可说是世界人类中最没有道理的一种动物。但人民为什么会拿钱来养活我们？就是要我们扶持正义，来改革我们国家和社会，来保护我们的人民。我们做军人的，是为大多数人的解放，造大多数人的幸福而革命的，有时不能不牺牲少数人的生命财产，连我们自己也要牺牲在内的。所以，我们革命军人，到不能伸张我们主义的时候，唯有以死报党，这就是‘生辱不如死荣’的一句话。我们革命军人能抱定这志趣来吃饷，就不会负疚，亦不愧为人类了。”
蒋介石作为军校的校长不仅合格，而且非常尽职尽责。他不仅训练军人的军纪，更在军人中树立政治理想，把党的纪律和军队的纪律并重，把三民主义作为最高的政治诉求，要求官兵平等，爱护百姓，维护社会正义，把军阀和帝国主义作为自己的敌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黄埔军校中开始获得重生，蒋介石也成为青年中的偶像。在军校的管理中，蒋介石把忠和孝发挥到了极致，用党纪和军纪推行“忠”，用三民主义推行“孝”，可以说在军队初期的发展中起到了立竿见影的特效。经过蒋介石的不懈努力，黄埔军校正在成长为由蒋介石可以自由挥动的铁锤，成为他砸烂一切号称强大的军阀和财团的有力武器。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了开学典礼。6月16日，是孙中山遭到叶举炮轰的两周年的纪念日。之所以在这一天举行典礼，就是意欲告知世人，国民党一旦拥有了自己的军队，这类事情就绝不可能再发生。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胡汉民、汪精卫、林森、张继、任朝枢、程潜、许崇智、谭延闿、杨希闵、刘震寰、孙科、吴铁城等南方政权的党政要员、苏俄顾问、各界代表500余人前来观礼，济济一堂，共襄盛典。
孙中山致训词时，宋庆龄身穿黑色长裙和印花上衣站在他的左侧，右侧为身着戎装、齐膝长筒靴、戴着白色手套的蒋介石。孙中山在两个小时的致辞中说：“今天，开这个学校的希望，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创造，要这学校的学生来做基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
致辞毕，孙中山郑重地把陆军军官学校的校印交给校长蒋介石。开学典礼从上午9时，一直进行到下午5时。来宾在大操场观看了阅兵后，方一一离去。自此，黄埔军校算是正式成立。蒋介石为军校制订了校歌、国民革命歌，并请孙中山写了训词。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歌：
莘莘学子，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典型；
革命军队，奋斗牺牲，再接再厉，继续先烈精神；
同学同道，以学以教，始终生死，毋忘今日本校；
纪律神圣，重于生命，服从遵守，革命军人本性；
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国民革命歌：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总理训词：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先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作者: 筱欣奕奕    时间: 2015-2-14 20:44
黄埔军校里的故事，以前很少有关注，学习了。
问好常老师{:soso_e181:}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16 17:56
  七十一
曹锟任命王正廷与加拉汗谈判，双方反复交涉，前后经过5个月之久，屡屡陷入僵局，几经停顿，最后王正廷未经北洋政府同意，擅自与苏方妥协，于1924年3月14日双方初步达成协议，草签了中苏协定大纲草案。该协议草案中有若干条款，如涉及外蒙古的一些条约问题，苏方从外蒙古撤军的问题，以及关于在中国的俄国东正教教会的房地产权等问题，均有损于中国利益。
顾维钧外长将此协议，以及他认为不利于中国利益的条款必须进行修改的意见，呈交内阁讨论，并指出王正廷的所作所为与授予他的权限不符，这是严重的失职，因此，王正廷已不宜继续担任此项职务。当内阁将讨论的结果送呈总统府时，曹锟同意了内阁的意见，并于3月20日下令停止王正廷督办中俄交涉，由外交部接任。
曹锟的这一命令，使加拉汗十分恼火，他立即致函外交部，要求中国政府在48小时内必须接受这一协议，理由是这一协议是中国政府全权代表正式签署的。加拉汗还威胁说，如果中国在限期时间内不给予圆满答复，中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加拉汗很牛，他以为自己说的狠话可以吓倒曹锟。哪知道曹锟根本就不理苏方代表的威胁，至此中苏双方的谈判被迫中断。
加拉汗面对曹锟的不搭理无计可施，他就想到了李大钊。由于中苏复交谈判的情况，外界多不了解，所以，他就让李大钊和共产党北方局的一些共产党人四处制造舆论，说北京政府敌视苏联，故意给中苏之间的谈判制造障碍，致使国内舆论鼎沸。于是各社会团体纷纷发表声明，要求无条件承认苏俄。北京学生联合会甚至投函外交总长顾维钧，警告顾维钧倘若仍执迷不悟，“赵家楼故案可为殷鉴”。赵家楼是五四运动中火烧曹汝霖府邸的事，他们还想火烧顾维钧的家。这个时候的北京学生联合会已经不是什么革命的进步团体，而是成了苏联人的帮凶，而始作俑者就是李大钊。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以及学生们的威胁，顾维钧主动报告曹锟。向曹锟阐述了外蒙古问题是中国主权和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不容随意侵犯；王正廷无权将过去俄国与中国或任何其他方面签署的有关外蒙古的条约排除在外，而不置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列，从而默认外蒙古不再是中国领土的部分。曹锟虽然对外交政策及外交问题一窍不通，但是他完全理解内阁的立场没有错，于是立即表示百分之百地赞同内阁和外交部的观点。如果说曹锟在军阀混战中是一个罪人的话，但他在中国主权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情操，远比李大钊要高尚的多。我们讲述这一段历史，并不是为曹锟立传，而是要告诉大家，在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中，没有人可以和毛泽东的情操相比。
中苏谈判改由外交部接办后，总长顾维钧奉命与加拉汗继续谈判。由于曹锟对顾维钧的绝对支持，和顾维钧在外蒙古问题上坚定不移的立场，最后加拉汗终于改变了策略，转而采取和解的谈判方针。经过前后两个多月的交涉与秘密谈判，双方终于在1924年5月31日达成协议，顾维钧与加拉汗正式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方再次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并在一定的时间内从外蒙古撤军。摆在中苏两国之间的问题解决了，中苏两国根据协定互派使节，并在同日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16 17:57
毛泽东到上海工作后，与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朝夕相处，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6月份，他将杨开慧母子和岳母接到了上海，在英租界找了个小房子租住下来。这个时候，毛泽东担任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部部长，陈独秀主要是想利用他出色的组织能力来壮大党的组织。谁知道，毛泽东卓越的工作能力，不仅引来了国民党右派的攻击，而且也引来了共产党左派们的责难。
在国民党的中执委中，毛泽东是唯一凭自己的实力被选上的。他发展的国民党党员是与国民党的右派们格格不入的。国民党的右派是传统的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利益的代表，既有钱，又有社会地位，他们加入国民党目的就是维护自己这个阶级的利益；而毛泽东为国民党发展的党员，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利益的代表，维护的是中下层人民的根本利益。知道为什么在大革命时期，湖南的农民运动那么的汹涌澎湃吗？就是这些国民党的党员给发动起来的。记住，不是共产党人发动起来的，那个时候，湖南只有几百个共产党员，他们哪里来的那么大的能量？国民党党员内部的斗争，首先就反映在国民党的右派与毛泽东的斗争上。这个时候，毛泽东拿的是上海大资本家提供的工资。拿着人家的钱，来反对人家，毛泽东自然成了右派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国民党右派们开始攻击毛泽东拿着他们的工资，却给共产党办事，和他们不是一条线上的人。面对攻击，毛泽东自然要反击，他说：他的一切活动都是经过孙中山先生允许的，何况现在本来就是国共一家。毛泽东的反击迅猛而凌厉，让右派们无话可说。于是他们就想到了釜底抽薪之计，掐断了毛泽东的粮袋子。毛泽东在上海要顾及一家人的吃喝，还要交房租，每个月需要花不少的钱。国民党上海党部停发了毛泽东的工资，这让毛泽东非常生气。毛泽东直接给孙中山写信告状，可是孙中山已经离开广州，正在大海上向天津进发。状告不成，没有了钱，只能靠向老同学、好兄弟蔡和森、罗章龙借钱度日。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蔡和森和罗章龙有钱？因为他们乐意当职业革命家，愿意拿卢布，而毛泽东是不拿俄国人的钱的。
毛泽东陷入了经济危机，共产党的左派们，则攻击他不和共产国际保持一致，连苏联人的钱都不花。攻击他尤为激烈的是张国焘，张国焘本来是组织部长，现在被毛泽东给代替了，心中早已不满，终于找到了攻击毛泽东的借口。说白了，现在的国民党右派和共产党左派的心思一样，就是想把毛泽东赶离上海。毛泽东岂不明白？所以他也就只好准备撤离上海了。老实说，毛泽东在上海大约10个月的时间，前5个月是身心愉快的，后5个月简直就是度日如年，在上海可没有在湖南自在。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16 17:57
蒋介石和陈洁如住在黄埔主楼的一楼，居室是一套由一间客厅、餐厅和卧室组成的公寓。蒋经国已经16岁了，完成在北京的学习后，也来到了广州。他已经获得了由莫斯科提供的一笔奖学金，去苏联留学，现在的问题就是经过蒋介石的批准了。蒋介石此时对苏联已经没有了好感，可是他不能拒绝儿子去莫斯科，因为这样就会被苏联人和共产党人视作敌视苏联。他现在还不能和苏联人、共产党人翻脸。因此，他恋恋不舍地送经国踏上了去苏联的路。
一天，邓演达向蒋介石报告说：“查得第一队队长吕梦熊，私自召集会议，同盟罢职，要挟加薪。”
蒋介石闻报大怒，“啪”地用力一拍桌子：“岂有此理！军法从事！来人，传本校长的命令：吕梦熊开除党籍，免职！”
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正好进来，闻听说：“此等小事，无非是加薪，何必如此动怒？”
蒋介石怒气未消：“何谓小事？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小事不整，大事难成，我党多就败在这些小事上了。你来何事？”
戴季陶说：“苏俄和北京已建立外交关系，首任大使加拉汗赴任，鲍罗廷亦是苏俄的外交人员。”
蒋介石说：“这些我已经知道，有什么不妥吗？”
戴季陶说：“倘若站在国际关系的立场，他们支持自己承认国家政府的反对团体，说得过去吗？我看他们是唯恐天下不乱，好火中取栗！军校开学典礼的第三天，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特和邓泽如三位已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我早就和仲恺说过，我们这些本党的政治教官，倒被共产党的教官所排挤，几无立足之地矣！军校是本党的军校，还是苏俄的军校？外面好多军校出身的将领都和我说，你们这样办军校，一定办不好！现在客军也好、粤军也罢，对军校戒心很重。省城的商人也说，黄埔军校培养的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军队，所以对军校无不惧恨交加，甚至提出趁军校尚未成气候，赶快从布尔什维克手中拯救广州！这样下去，如何是好？还有，其实共产党对你也不放心，说是成立党部、实行党化教育，就是防止军校培养出私人的军队！”
蒋介石何尝不知道戴季陶所说？然而蒋介石是政治家，当他决定接任黄埔军校校长之职时，就确定了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朋友。敌人是明确的，而朋友则是随时可能会转化的，本来政治上的朋友就是这样。这需要有一个衡量的标准：一、这种合作必须是向上的；二、这种合作保持着平等和尊重；三、这种合作的确有利用的价值；四、自己的力量还不足够强大时；五、自己所能接受和容纳的程度。张继、谢特和邓泽如等人不过是政客而已，毫无容人之量，成不了什么气候，将来共产党人不喜欢他，国民党也容纳不了他们。戴季陶也是毫无政治家的气魄，他连政客都不是，就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眼睛盯得似乎是大事，可这些大事有哪一件是你需要考虑的？想到此，蒋介石冷冷地说：“你说的不是北京政府要操心的事，就是孙先生要操心的事，你不能把本校的政治工作抓好吗？比如让军人讲奉献，少讲薪金待遇？”
没有想到蒋介石会是如此的态度对他，让戴季陶来了个烧鸡大窝脖，怏怏不乐而去。过了两天，苏俄政治顾问鲍罗廷到军校做精神讲话，党代表廖仲恺也讲了话，最后是蒋介石讲话。他说：
“各位同志、学生：
刚才苏俄同志及我们党代表所讲的话，讲得很彻底，想必你们听明白了。我听了他们的讲话，有很大的印象，好多的感想，而且觉得无穷的惭愧。------我们中国呢？不但没有真正的革命军，而且革命党员借着军队来在争权夺利，所以，中国革命至今不能成功。比方党里委托他练一个团的兵，他就争权夺利，耀武扬威，到了后来，什么叛党卖国的事都做得出来。如此的革命怎么能成功呢？
我们中国军人还有一种最大的毛病，就是只知道盲从官长，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主义是什么。真正的革命军人，是要以信仰主义，服从纪律为职责------。你们要晓得你们是党的学生，是国家的学生，是主义的学生，你们将来出去做事，也不是为哪一个人做事，是为党做事，为国家做事，为主义做事------。对个人盲从的习惯，是要竭力打破的，------十三年来，中国的军队被袁世凯辈弄坏了，他们专用钱来收买军人，军人变成他们个人的利器，专供他们做家狗。如此久而久之，相习成风，就变成今日这个亡国的现象。我希望你们以后痛除从前这种腐败的恶习，扫除你自己卑劣的思想，不要盲从官长。
我们是为求民族自由、民权平等、民生福利而来做军人的，我们是为求国家独立、社会进步而来革命的，决不是跟到一个人或认识一个人来革命的。如其跟到一个人，或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那就不能叫做革命，那就是叫做盲从，那就叫做私党，那就叫做他人的奴才走狗了。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到如今仍旧是几千年前皇帝奴隶的恶劣思想，------革命总是要以主义做中心，国家做前提，切不可盲从，更不可自私自利，专为个人衣食利禄，这样方才可以叫做革命，方才可以叫做革命党员。”
蒋介石的讲话受到了鲍罗廷的赞扬。其后在6月28日、29日他连续发表演讲。他告诉同学们：“‘古人云：“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这两句话是千古不能磨灭的定理。你们要想得到高尚的有趣味的军事学识，总要由卑而高、由近而远的，决不是可以躐等的。”
“在我们中国一般军官，大多数只晓得升官发财，哪里还有工夫去研究典范令呢？至于外国军官，不但是尉官、校官，就是做到将军，也都拿典范令随时带在衣袋里做宝贝，天天拿来研究，好像从前我们中国的读书人，把四书五经做生命一样。”
“不但如此，你要晓得他们研究的东西，最初是拿什么做根据的，是拿历代的战史做根据的，这几千年来的战史，你晓得其中死伤了多少生命，消费了多少心血，才成立的呢？由此一想，凡是学问中称为原则的，并成为一种有系统的，决非一朝一夕所能，这是很重要很烦难的一样东西，切不可轻易看过。”
“为什么要操正步？为什么步行一分钟一百十四步，跑步一百七十步，为什么一连一百二十六人？为什么骑兵有三连制和四连制？这是要费很多的研究工夫方能定下来的。所以，你们以后不要以为典范令是干燥无味的学问，不去注意它。”
“今天我们学校里开党员大会，自然大家都可以发言，党员是一律平等的，谁都不能干涉谁的。不过，我们要晓得自由平等是有范围的，不是无限制的。如果自由平等没有限制，便乱作乱为，那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中国革命至今不能成功，就是因为大家误会了自由平等的意义，乱作乱为，毫无秩序，像这样弄法，就再革命数十年，也不能成功的。”
在蒋介石的讲话中，他公开要求同学们向苏俄学习，以它山之石磨砺黄埔军校这块玉。他对同学们说：“俄国的共产党员在1917年革命时，党员只有民众的万分之一，我们国民党员现在党员人数占国民人数的千分之一。论理，我们做革命运动要比俄国容易，为什么事实上适得其反呢？就是俄国共产党的党员，什么艰苦的工作都愿意去做，而我们国民党党员不能如此。俄共党员只愿为国家为群众谋幸福，却不单为自己谋幸福，权利让给人家，义务却拿归自己。
大凡革命事业，都是非常的事业，所以革命党人应该要有非常的人格。革命党党员的任务，不仅是自己好了就算，还要感化他人，俄国共产党人就是能够这样。他们少数党员加入到一个团体里头，不到几天，那个团体里面的性质和心理，以及一切秘密信息，统统都探得明明白白，不多时候，完全接受他们的运动，受到他们的感化。所以，他们红军有许多地方用不着打仗，而使得敌人心悦诚服来投降，因为他们一举一动，都以主义为前提，都以精诚来团结。
我们的总理孙先生，学问、道德、思想都和列宁一样，本来早该成功，无奈我们一般做党员的人，不能像俄国党员的奋斗牺牲，来资助总理革命，所以，至今还不能成功。现在我们学校内有五六百人，如果我们党员以后都能努力于革命工作，还怕不能建设一个良好的中国吗？希望大家从今日起，都提起精神，来担任中国建设的责任。”
7月1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成立了革命军事研究会，凡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都必须是会员。“革命军事研究会”设中央于校本部，地方分会设于各处有黄埔学生的地方。规定：会员5人以上的地方要建立组织，每月开会一次。开会的会纲也作了详细的规定，共8项：一是情报，二是时事，三是编制，四是调查，五是教育，六是兵器，七是培材，八是建设。开会研究的事项规定的就更加清楚，共有13个目：1、每周之国内军事变化；2、北京伪政府军事、政治、经济、命令之记录；3、世界各国每周政局之变化及革命消息；4、北方军队移动消息；5、南方作战部队之编制研究；6、预定将来作战道路线之调查；7、学生毕业后召集干部教育之日数、人数之研究决定；8、南方军队之弊端及对比改良之方法，并注意重点之研究；9、各方派遣兵要地理调查员之计划（道路、地形、经济状态、风俗、民情、交通、给养力、宿营力、户口居民数）；10、旧时之兵器研究利用；11、革命军成立之计划（人数、期限、器械、饷项）；12、革命军之编制研究；13、广东军事、财政、农工状况之研究。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16 17:58
7月6日，蒋介石又在黄埔军校成立了国民党党部。在成立的大会上，蒋介石就党与校的异点及教育方针向学生们作了报告：“第一，先讲党与学校的关系。校是由党产生的，有党方有校，党与学校的关系是不可分离的，但党与学校的职务是彼此不相同的。所以，同志们在学校里，不能把党与学校混合来看，手续上与性质上都要辨别明白，方才不会发生误解。学生不能用党员资格干涉教育，官长亦不能用上级资格干涉党务。”
关于党与学校的关系，蒋介石只要有机会就会讲。他说：“要使学生都明白党员的责任，担负同志的义务，将来出外任事，对于党要晓得怎样去活动，怎样去工作，作一个正正当当的革命党员。所以，我们学校的党部成立以后，如果办得不好，不唯本校堕落，没有希望，本党也再不能实行向来改良军队的主张。如此，本党的主义就被我们军官学校弄坏了，中国的军队永远无法改良了，你们要晓得以后中国的军队如果不能受党的指挥，不能以党的主义为中心，那是无论什么军队，不能利国福民，只能祸国殃民的，这样下去，中国的革命永远不能成功，所以，我们军官学校成立党部，以后如果学校不好，不唯了你们各位本身，对你们自己不住，并且害了本党，做本党的罪人，又害了国家，做国家的罪人。本校长自问是不愿负这样大的罪名，并且也决不能允许我们各位负这种罪名。------”
戴季陶就是一个书生，是一个只会说，而不会去干一件实事的人。蒋介石让他管好自己的政治教育工作，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于是辞职回到了上海。回到上海的戴季陶为了显示自己的观察力是多么的敏锐，思想是多么的深邃，又给蒋介石写信说：“国事当时代转换之秋，旧秩序已破裂，新秩序未建成，人自为意，必不可免，盖社会心理在革命期中之必然态状，无足忧亦无足惧。吾人但有正确之见解与宁静之态度以对之，斯得矣。若正确见解不能得，则宁静之态度更和从是，先生所谓行之非艰知维艰是也。”戴季陶是属于那种不干实事儿，只知道琢磨别人的人。蒋介石早已经洞察世事，他属于看透的人，所以根本不需要说。因此他不再愿意回应戴季陶的信，只是劝他打起精神，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要忍耐坚持。关于他自己，只表示矢志为党牺牲，其他的什么也不说。至于戴季陶所说的政治、教育上的纷争，自己现在还不想介入，也没有精力介入。
蒋介石现在的确很忙，他不仅是校长、粤军参谋长、国民党中央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还被任命为长洲要塞司令、各军事训练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整天忙得席不暇暖。但让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无政府主义之风刮进了黄埔军校，严重影响了学生的正常训练，使有的学生不再相信三民主义，而改信无政府主义。这种状况怎么会发生？想来想去还是政治思想教育没有跟上去造成的，这个戴季陶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无奈，他只好和已经兼任广东省长的党代表廖仲恺一场一场地给学生们讲话、作报告。
“无政府主义，说得好听些，是一种很高尚的理想，说得不好听些，就是浪漫主义、退化主义。------就是我自己也经过这一个思想的阶段，后来和同志们详细讨论，经过种种研究和经验所得的，再按着中国的情势以及现在的潮流，下实际体察的功夫，才知无政府主义不犹不能救中国，实在是祸害中国、灭亡民族的主义，才知道想救中国，非本党总理的三民主义不可。我们并不是妄自菲薄，我们的聪明实在是及不上总理，总理的理想实在比我们高出一筹。现在我们中国，处在这种极危险的环境里，国内只有种种坏人、官僚军阀，勾结外国帝国主义来谋害中国，试问有谁能想出一个主义来救中国？除了本党总理的三民主义之外，还有第二个主义可救中国吗？若是没有这个三民主义，我们中国的危险究竟怎样解除，我们的国家究竟怎样建设，我们就是拼命地去革命，究竟从哪里下手，这样想来，几乎要发神经病。像我这样的人，或者因为发了神经病早已死掉，亦未可知，如果到了这种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中国不是更加危险了吗？现在有这个三民主义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略，我们革命党，还可以慰藉我们自己革命的心理，马上搂着去实行。------本校是为实行三民主义而创办的，除了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去实行外，没有别的事，也不许有别的主义侵犯到这个学校来。以后我们党员对于三民主义绝对要服从，不准有一毫怀疑，而且不许有批评三民主义的态度，如果有怀疑三民主义或变更三民主义的人，就是叛党，那就是我们的敌人------”
蒋介石现在是只要有机会，就要树立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神圣的形象，他要让孙中山和三民主义成为偶像，有了偶像，自然就可以使用“忠”和“孝”了。闲话少说，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是人民革命事业的最凶恶的敌人，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最主要的对象。随着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帝国主义也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破坏。首先出面干涉孙中山联俄革命的，是英国这个当时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
英国人本来就敌视苏联，看不得孙中山向苏联一边倒，他们就利用香港这个据点，勾结陈炯明，试图反攻广州。为了一举拿下广州，他们指使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的经理、买办陈廉伯，以商民自卫的名义，组织了4000人的广州商团，作为反对孙中山革命政府的别动队。陈廉伯为进行武装叛乱，向香港南利洋行定购了长短枪9840支，子弹337.42万发，由悬挂挪威国旗的丹麦商船“哈佛”号偷运到广州。
8月9号，在广州还是炎热的夏日。就在这天早晨，划归蒋介石这个长洲要塞司令管辖的江固号和永丰号军舰，正在珠江沙角白鹅潭一带游弋。忽然，一艘挂着挪威国旗的商船进入江固号与永丰号的视线，两舰遂将商船拦下。江固号上的人喊话说：“长洲要塞司令蒋中正，奉大元帅令巡查缉私，停船检查。”
长洲要塞位于珠江中流，为广州东南屏障，也是广州政府的海军驻地，黄埔占长洲岛一隅，为军校校址，故要塞司令一职由蒋介石兼任。要塞司令部副官向蒋介石报告了查获商船偷运枪支的情况，蒋介石马上意识到了将有大事发生，他没有莽撞，而是先向孙中山作了汇报。孙中山指示他将“哈佛”号货轮带往黄埔军校门口扣押。一向军事敏感的蒋介石，立即招来总教官何应钦、学生总队长邓演达，商议决定进行革命募练计划，以防备将有可能发生的战争。会议上，他们起草了致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函。
函称：时局至此，革命募练计划万不能缓，兹预定练干部三营，以为整顿现有各军及以后新练各军干部之用，此外预备步兵三团，炮兵、工兵各一营。步兵团每团步枪约计2304至2340杆。，机关枪6杆；其余人数合官兵佚役与输率，共计全团3569名；开办费合枪械、服装、用具、驮马、招募费等，共计43.6万元，总计步兵三团，炮、工各一营成立费272万元，而12门之炮价尚不在此数内。------骤听之未免骇然，以为过巨。然分划时期，按计划进行，如以一年为成立之期，则每月支出，平均不过22万余元，政府果有决心，视此次为治本第一之道，期其必成，则筹备此款似不过难。------唯此事筹备成立为期最短一年，从速进行商虑不及，岂容再缓？------如能照计进行，3个月之内可成三营之干部，6个月之内可成步兵一团，9个月之内可成步兵二团，而至明年7月，步兵三团、炮工各一营均可如期成立。以中正之意，如果三营干部能于3个月之内成立，则广州根据地可以策安全而无虑。适至革命军三团成立以后，不特广东全局可以肃清，即底定中原，亦易着手。此非中正妄自夸大之词也，以中正观察，广东现在局势实无军事计划可言，必待三营干部成立，则训练革命军之根基乃成，而广州于以稳固。如果革命军能成立二团，则广东全局可以平定，而军事计划始有可言者。倘三团完全成立，则北伐大计并可实行，不然则今日局势，战略既无可施，政治又属空谈，唯有坐以待毙而已。势已急矣，时不我待，及今为之，或未为晚。是否可行，尚祈于本月以内决定，俾可克日进行，以免迁延贻误，则大局幸甚，吾党幸甚。以上政治委员会。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16 17:58
蒋介石信心满满，有一团兵力就可以底定广州，这在很多人看来是绝对的吹牛，然而蒋介石却有十足的把握。在给政治委员会上书以后，他就更加严格要求学生们了。他要求学生们要肯负责、敢于负责，就是办错了，上面也能原谅大家。他手把手教学生们如何办事，如何提高办事能力和办事效率。因为这是致胜敌人的第一法宝，即反应迅速、以快制敌，故人虽少也如虎入羊群。
蓄意谋叛的广州商团，在枪械被蒋介石扣了10天以后的8月19日，以广州革命政府控枪为借口，出动了两千多名团丁，包围了孙中山的大元帅府，蛮横地索取枪弹，完全没有把孙中山放在眼里。陈廉伯一方面与国民党右派、驻广州的军阀暗通音信，准备武装暴动；一方面扩大事端，煽动并胁迫商民罢市。他们诋毁孙中山的广州政府“赤化”了，要实行“共产共妻主义。”
在这之前的8月13日，广州街头已经暗流涌动。廖仲恺以黄埔军校党代表的名义，电请蒋介石派两队学生军前往市内维持治安，向民众宣讲扣械真相，驳斥敌人谣言。而军校枪械苛缺，学生有要求动用所扣商团枪械的呼声。在学生军出动前，蒋介石针对这一问题向学生们讲道：
“现在政府把商团私运的军械拿到学校里来，决不能算是本校的军械，乃是本党的军械。------如果我们仍同从前假革命军一样，不听政府命令，不受本党指挥，军械拿到手就算是私产，这就是假革命军了。------所以，我们学校对于这军械如何处置的问题，决没有容喙的余地。如果党里说这个军械我们可以取用，我们就取用，如果党里说我们始终保管，那就要保管，要完全做一个革命军的模范人物给人家看。”
19日，就在大元帅府被围这一天，孙中山派代表携其亲笔信到商团总部，揭发陈廉伯企图利用商团颠覆政府的阴谋，劝告商团不要附和叛逆，以免铸成大错。20日，省长廖仲恺下令通缉陈廉伯。23日，商团对政府公开提出三个条件：一、扣留之枪械，无条件发还；二、准商团成立联防总部；三、取消对陈廉伯的通缉。孙中山对商团的要求未予答复，商团便在25日强迫广州和广东省内一百多个城镇总罢市。为了配合商团的行动，英国也派出9艘军舰集中在广州市的白鹅潭水域，公开进行恫吓；并让驻广州领事照会孙中山，倘若对商团诉诸武力，英舰将炮轰大元帅府，现在的局势，可谓是危如累卵、千钧一发。
孙中山在这种局势下，失去了对策，他以北伐为名让黄埔学生第一队护送他到韶关，一同被护送到韶关的还有宋庆龄、和鲍罗廷的妻子，鲍罗廷坚守在广州。在这一队学生中，有一个学生叫徐向前，他的任务是放哨和警卫。送走了孙中山一行，蒋介石和廖仲恺进行了商议：立即成立了工兵队；派何应钦专责筹备教导团，派第一总队总队长邓演达为教练部代理主任，以教官严重兼第一总队长；调整已入学的第二期学生的教学计划，先进行野外训练，做好应变的准备。一切安排完毕，蒋介石突然问廖仲恺：“叶剑英在干什么？”
叶剑英1897年4月28日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下虎形村一个小商人家庭。1917年考入云南讲武堂，是朱德的同校师弟，毕业后在粤军第二师张民达部任职。他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是黄埔军校的教授部副主任，7月份被廖仲恺调回二师，协助师长张民达反击林虎的进犯。廖仲恺说：“二师建平大捷后，回师广州。叶剑英奉我的命令创办粤军第二师独立营，目的是配合黄埔军校培训军士，他在香洲创办了个‘小黄埔’。现在一个黄埔式的独立营已经建立起来了，全营有8个连队，900余士兵。营连长和教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优秀革命军官，阵营很是整齐。”
蒋介石听到这里，一拍大腿，兴奋地说：“太好了，让叶剑英抓紧训练部队，随时听我的命令。真是天助我也，商团不反便罢，如敢反一天灭之。”
廖仲恺惊诧地说：“介石，你怎么有如此信心？”
蒋介石说：“仲恺兄，叶剑英可成为我的一支奇兵，配合我黄埔军行动，二军成剪刀形、夹击之势，岂不是天灭商团。”
廖仲恺问蒋介石：“英舰威胁炮轰大元帅府，如何处之？”
蒋介石说：“总理已北上韶关，正是英舰无可要挟之时。我们只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灭了商团，英舰就没有时间做出反应。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一是练兵，二是备足枪械。仲恺兄，俄国援助的枪械何时能到？”
廖仲恺说：“大概也就在这20天内了。”
蒋介石说：“好，我不惧矣！”
作者: 筱欣奕奕    时间: 2015-2-17 12:17
国共的故事，好好学习中。。。
感谢常老师的分享，新春快乐！{:soso_e181:}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17 23:17
祝各位朋友春节快乐！
作者: 筱欣奕奕    时间: 2015-2-18 09:26
祝福常老师——
羊年，身体得意羊羊，心情春日暖羊，诗文羊羊洒洒，阖家喜气羊羊。
作者: 憬悟    时间: 2015-2-20 11:50
常昶昶 发表于 2015-2-16 17:58
蒋介石信心满满，有一团兵力就可以底定广州，这在很多人看来是绝对的吹牛，然而蒋介石却有十足的把握。在给 ...

新年问好！祝常老师羊年吉祥、作品多多！！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23 17:43
七十二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损兵16万，退回关外。经过两年的休整，不甘心失败的张作霖，决定再次争霸中原。他一方面与段祺瑞、卢永祥联系，一面派人来到广东与孙中山接洽，他希望孙中山从南方出兵北伐，牵制长江以南的吴佩孚军队。为了联络孙中山，张作霖特派姜登选、韩麟春等人来广州晋见孙中山，商议合力倒曹事宜。鉴于张作霖频频遣使来访，孙中山从1923年秋也不断派张继、宁武、汪精卫等人到沈阳回访张作霖，并进一步商讨倒曹大计。孙中山的南方革命军不但兵力少，而且武器装备也差。张作霖在把孙中山纳入反曹联盟后，又担心他难以完成在南方牵制曹锟、吴佩孚军队的重任，于是，决定对孙中山予以援助，以增加他的战斗力。
汪精卫回访张作霖时，张作霖一次就让他给孙中山带回去50万元，以后又陆续给了孙中山80万元。张作霖还从海路给孙中山送来枪支3万条，子弹30万发，银洋20万元。1924年春，孙中山又派任朝枢抵沈阳与张作霖协商讨曹计划，最后商定由张作霖的全权代表张学良、孙中山的全权代表孙科、段祺瑞和卢永祥的全权代表卢小嘉，在沈阳举行“三公子会议，”正式成立了以倒曹为宗旨的张、孙、段反直三角联盟。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正式爆发，直系的齐變元和担任淞沪联军总司令的皖系卢永祥“文雅”开战。所谓“文雅”开战，就是双方在开炮时，你打几炮，我也打几炮；你什么时候开炮，我就什么时候还炮。双方军队除了有炮击，地面部队并没有什么冲突，就这样过了半个月。9月17日，直系的孙传芳率军越过仙霞岭向江山市推进，浙军第二师发生政变，由浙江衢州退守福建的仙游。孙传芳抄了卢永祥的后路，由南向北进攻占领了杭州，又直奔上海而来。卢永祥受到了左右的夹击，被迫于10月13日通电下野，东渡日本。
江浙战争一爆发，张作霖就通电响应卢永祥，对直系宣战，孙中山也在韶关宣布北伐，以示响应。张作霖对直系宣战后，就将奉军兵分6路，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入关讨直。”吴佩孚在四照堂点兵，分四路抗击张作霖。任命西线的冯玉祥为西路总指挥，他自己则率领东线兵马坐镇山海关，与张作霖正面对阵。吴佩孚的算盘是自己在东线吸引住张作霖的主力，让冯玉祥率西线直军自西向东侧击张作霖，如此则可以一举击败奉军，从而获得第二次直奉大战的胜利。
吴佩孚哪里知道，这时的冯玉祥已经产生了异志。他表面上服从吴佩孚的命令，率军从北京的西北东进，但他同时密令鹿钟麟，抢占北京城。鹿钟麟偃旗息鼓一天一夜行程140里，于10月23日午夜来到北京城外，在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的亲自接应下，悄悄入城，接受了北京全城的防务，囚禁了大总统曹锟。10月24日，当时的内阁总理颜惠庆，遵照冯玉祥的意思，通过报纸发表了四道命令：
1、停战；2、撤销讨逆军总司令名义；3、解除吴佩孚的直鲁豫巡阅使及第三师师长等职务；4、任命吴佩孚为青海垦务督办。
随后，冯玉祥、孙岳、胡景翼三人，以总统曹锟的名义准许颜惠庆辞职，正式任命黄郛为总理，组织摄政内阁。黄郛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蒋介石的盟兄。冯玉祥入住北京，就以主人的身份致电奉系的张作霖、皖系的段祺瑞和广东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邀请他们一起到北京共商国事。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23 17:43
1924年，在国共合作下，以广东为根据地的国内革命运动发展很快，急需大批干部。陈独秀根据这个情况，指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选送干部回国。周恩来按照他们议定的日程，把准备送回国的干部先送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周恩来没有去莫斯科，而是直接带着旅欧党、团组织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中央写的一份报告，于1924年7月下旬，从法国启程回国。他先乘船来到香港，然后在9月初，又从香港乘船到达广州。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委的阮啸山、彭湃两个人到长堤迎接周恩来，他们先把周恩来接到彭湃在思贤街的住处居住。在这里，周恩来拿出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写给团中央的报告。阮啸山、彭湃打开一看，原来写的是对周恩来的评语：
周恩来——浙江人，年26岁，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周恩来到广州后，在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主办的平民教育委员会找到一间房子临时办公。经过与当地共产党组织的接触，他很快发现广州的共产党工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谭平山现在是国民党中央的组织部部长，在广州的20多名党员大都跟随谭平山，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因此广东区委在被取消后，只保留一个广州地委，力量薄弱而涣散，党的组织实际上已经处于空巢状态。周恩来把情况汇报给中央组织部，组织部部长毛泽东决定重新建立广东区委。10月份，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命周恩来担任新的广东区委的委员长兼宣传部长，并派陈延年等同志协助周恩来开展工作。新的广东区委的工作范围，除广东外，还负责领导广西、厦门和香港等地党的工作，所以，通常称作“两广区委”。
戴季陶去职，政治部主任之职遗缺，军校又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商团叛乱在即，更加需要加强军校的政治思想工作。蒋介石有感于国民党人中缺乏真正的政治人才，就让廖仲恺和共产党协商请共产党人担任政治部主任一职。陈独秀经过权衡，决定让周恩来到黄埔军校担任此职，广东区委的工作由陈延年主持。周恩来到了黄埔军校先担任政治教官，经过蒋介石、廖仲恺的考察，认为他是一个可以合作共事的人。在11月份，也就是商团叛乱被平息后，让周恩来接任了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23 17:44
孙中山北上韶关，临行之前，派人送给蒋介石一封信，蒋介石拆阅：
“广州一地现陷于可致吾人于死亡之因有三：第一，即英国之压迫。此次罢市风潮再多延一日，必有冲突发生，而英舰所注意，必为大本营、永丰、黄埔三处，数十分钟便可粉碎，吾人对彼决无抵抗之力。此次虽幸免，而此后随时可以再发生，此不得不避死就生之一也。其二，即东江敌人之反攻，跃跃欲动，如再有石碑之事发生，则鹿死谁手。殊难逆料。其三，则客军贪横，造出种种罪孽，现在已亦必死之因。有此三死因，则此地不能片刻再居，所以舍去一切，另谋生路。”孙中山在最后写道：“现在之路，即以北伐为最善，------以战场为学校，必有好果也。吾党之士切勿犹豫，大局幸甚。”
蒋介石看完孙中山的信，感叹道：“看来孙先生对粤局，是绝望了。”
孙中山要逃跑，廖仲恺是坚决反对的，他也主张对商团进行镇压。可是，他给孙中山建言多次，孙中山就是不听，廖仲恺一气就辞去了广东省长的职务，回到黄埔，专心协助蒋介石经营黄埔军校。蒋介石找来廖仲恺，让廖仲恺看了孙中山写给他的信。然后问廖仲恺是什么看法。
廖仲恺说：“形势固然危机，有苏俄的支持，依靠工农的力量，或许还有转机。”他口风一转，对蒋介石说：“有一个好消息，鲍顾问告诉我，我们向俄国订购的山炮、野炮、轻重机关枪和长短枪、各种弹药，不日即可运到。只是英舰虎视眈眈，在何处卸货，我们必须想个万全之策。”
果然，几天后，孙中山发来手令，指示在黄埔起卸俄械。随后，又给蒋介石发来手谕：“对于货之计划，兄有成竹在胸否？鲍顾问意见如何？皆无一定之用途，便可将货运韶关，由我想法可也。”
蒋介石对廖仲恺说：“俄国枪械，弟意用于编练新兵，万不可星分各军。仲恺兄何意？”
现在的廖仲恺等于是鲍罗廷的影子，只要廖仲恺同意他的意见，就等于鲍罗廷同意他的意见。廖仲恺说：“鲍顾问的意见，枪械要用来武装工人团、农民自卫军和本校。”
两个人正在议事，教导团团长何应钦进来报告：“报告校长、党代表，据报，商团正在煽动，要总罢市。”
蒋介石说：“长洲要宣布戒严，并速请孙先生回省垣才好。”
廖仲恺赞成蒋介石的意见：“我和鲍顾问商议，发动工、农。”
蒋介石提醒廖仲恺：“不要忘记通知叶剑英。”
随急忙给孙中山写信，报告广州千钧一发的危险局面。一时间，在广州到韶关之间，车马狂奔，信使穿梭不息。10月9日，一大早，蒋介石分布戒严令，长洲全岛戒严。
军校第一总队长严重向蒋介石报告：“校长，广州陷入恐慌，局势一片混乱！不少人纷纷逃难。校内也是谣言四起，局势甚危！”
此时，孙中山派人送来两封信函：第一封命蒋介石尽将黄埔军械速速运往韶关。如无罢市则先将俄械运去，商团枪械按照所议条件办理；第二封命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应对商团事件。随即，政治总顾问鲍罗廷亲自来到黄埔，和蒋介石、廖仲恺商议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人选。
鲍罗廷说：“以孙总理为会长，除贵校长外，廖仲恺、许崇智、谭平山为委员，陈友仁也当加入，以应付外交方面。”
蒋介石吃惊地问：“胡汉民、汪精卫不加入？”
鲍罗廷说：“革命委员会，主张妥协者一旦加入，徒增分歧。”
“可是，胡、汪不加入，恐麻烦更多。”蒋介石争辩说。
鲍罗廷坚持说：“他们反对镇压反对派，倘若加入，委员会议而不决，如何应对瞬息万变之局势？”
蒋介石无奈，匆匆致电孙中山，要求把胡汉民、汪精卫也列入委员会中，至少汪精卫要参加，否则，不如暂缓成立。不一会儿，秘书张家瑞神色匆匆前来报告：“校长，韶关密电！”
蒋介石接过来一看，乃是要他速速弃黄埔的密令：“------我来韶关之始，便有弃广州为破釜沉舟之北伐，今兄已觉得广州有如此危险，望即舍去黄埔一孤岛，将所有枪弹并学生一齐速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此事电到及行，切勿留恋，盖我必不回救广州也。当机立断，万勿迟疑。”
蒋介石急招何应钦、王柏龄过来商议：“敬之、茂如，你们看，该怎么办？”
何应钦说：“校长，胡代帅还在和商团紧急谈判中，只要不致决裂，事仍可为。”
王柏龄分析说：“即使和商团决裂，现在北方直奉战争打得正酣，英酋未必会在这个时候对广州下手。只要英酋不炮舰干涉，商团事不难解决。”
蒋介石说：“不是我放弃黄埔逃生，而是要请孙先生回来！今日蒋某人誓做民国之文天祥、陆秀夫，绝不放弃黄埔！”
蒋介石说完，提笔给孙中山写信：“------叛军和奸商联成一气势益凶，埔校危在旦夕。中正决死守孤岛，以待先生早日回师来援，必不愿放弃根据重地，致吾党永无立足之地也。如果坚韧到底，日内叛奸或不敢来犯，再过数日，则吾军准备完妥，乃可转守为攻，果能渡过此难关，则以后当入坦途。------故此时中正绝不离此一步，务望先生早日回省，是为今日最大之关键也------。”
信发出了，蒋介石一边等待孙中山的指令，一边忙着部署应变。傍晚，孙中山又发来一电，令将商团枪械交由民国统率处督办李福林发还商团。蒋介石知道，这是胡汉民、许崇智和商团谈判的结果：商团捐助政府20万元，政府先发还枪械4000支。于是，他命令何应钦、严重道：“快与李福林接洽，今夜即将枪械移交彼处。”
深夜，蒋介石正在指挥学生军向李福林部移交枪械，孙中山又派人送来一函：“革命委员会要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仰，当然不能加入，------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吾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且此二人性质皆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现在不生不死局面，有此二人，当易于维持，若另开新局，非彼之长------。”
蒋介石明白了，其实孙中山不要胡汉民加入革命委员会，是为自己留下退路。第二天是10月10日“双十节”，黄埔军校举行阅兵式。蒋介石正在讲话，突然间狂风暴雨袭来。面对此场面，他站在讲台上没有动，对同学们说：“遇着这种狂风暴雨，正所谓风雨飘摇之中，这也正好像我们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市的光景一样。我们在这危急存亡的时候，大家要更加奋发才行------。”
阅兵式刚结束，秘书张家瑞即将孙中山“十分火急”的电报交给蒋介石。蒋介石展开一看：“商人罢市与敌反攻同时并举，叛迹显露，万难再事姑息。”蒋介石一看，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心想：孙先生改变了原来的立场，不知道是自己的决心起了作用，还是俄国人起了作用。但不管怎么说，总算是做出了正确的指示。
这时，探报说：今天商团以召开全省商团成立大会为名，急召各地商团的团丁向广州集结，商团正在永汉路双门底搭架 棚。廖仲恺看到孙中山的指示后，急忙给胡汉民打电话：“孙先生已明示对商团不再姑息，当命令各地商团不得到省城集结，同时命令公安局拆除 棚。”接着，他又对蒋介石说：“下午要组织各界举行盛大巡游，以显示工农力量！我即与共产党方面接洽，出动工团军，本校的学生也参加巡游。”
蒋介石同意廖仲恺的意见，二人简单作了分工：由廖仲恺组织工人、农民、学生游行；蒋介石负责在黄埔整军以待。下午三时，广州各界庆祝“双十节”大游行开始，在队伍前排游行队伍举着一个巨幅横额，上书“双十节改为警告节！”
大约四点多钟，正在焦急等待城内消息的蒋介石接到报告：商团武装以保护接领的枪械为名，在长堤西濠口一带放出警戒线，实行戒严。当游行队伍途径西濠口时，商团怀疑他们要抢劫枪械，遂向游行群众开枪，射杀数人，造成了流血冲突。蒋介石闻报，急忙给胡汉民打电话，谁知大本营留守府正忙着逃跑搬家。蒋介石几经周折，才在省政府找到他。蒋介石说：“胡代帅，事已决裂，不能不当机立断！”
胡汉民无奈地说：“我已命公安局弹压，可新任局长李朗汝担心糜烂商界，犹豫不决，这如何是好？”
蒋介石果断地说：“展堂兄，这不是商人的问题，是帝国主义要控制我们。我们不能不反击！把吴铁城火速从韶关调回，让他复任公安局长！”
当天晚上，蒋介石在军校举行动员。11日，孙中山电告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名单是：廖仲恺、汪精卫、蒋中正、陈友仁、谭平山。蒋介石又马上给孙中山回电称：“十万火急。韶州。孙大元帅钧鉴：中密。本日省城尚未开市，------各军非先准备南下，击灭逆敌，断难北伐。中正当死守长洲，尽我职务，尚请先生临机立断，勿再以北伐可能，而致犹豫延误。------为今之计，惟有集中韶关兵力，南下平乱一途也。”
孙中山回电说：“北伐必能成功，无款亦出，绝不回广州，望兄速舍长洲来韶，因某军欲劫械，并于杀兄，故暂且避之，以待卫队练成再讲话。陈贼来攻，我可放去由争食之军自相残杀可也。乱无可平，只有避耳------”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23 17:44
孙中山仍然对平叛没有信心，而且还给蒋介石带来一个信息：有军阀要谋杀蒋介石并趁机劫取枪械。因此，他要求蒋介石把苏俄运来的枪械，连同扣押商团还余下的枪械，和学生一并速离开黄埔去韶关。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听孙中山的，只是令一队学生押送部分枪械前往韶关。
13日这天，陈炯明部占领石龙，向石滩进攻；省城内，商团的罢市仍在持续中，谈判也已中断。在蒋介石和胡汉民的一再请求下，孙中山看到不平叛，自己就会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了，遂连发命令：命大元帅府所辖各军，一律改称建国军；命桂系唐继尧为副元帅兼滇、川、黔军总司令；命桂军刘震寰部截击陈炯明；命吴铁城率警卫军自韶关急速回省，另将湘军3000人也开拔回来。
14日，孙中山又下达手令：“兹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未平定期内，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警卫军统归蒋中正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谭平山副之。”又令胡汉民代理革命军事委员会会长职务，应付事变。
当天，胡汉民以省长身份发布命令：“解散商团，广州全市戒严；任命滇军总司令杨希闵为戒严司令；滇军开赴长堤、沙基、黄沙扼守御敌。”蒋介石下令：“军校顾问切列盘诺夫负责日常校务；教导团第一营服从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指挥，第四连开赴沙角；教导团连长何芸生带赣军新兵100名到校防守；第二、第三队开赴市区进行夜间‘演习’。”
晚上7时，天上阴云密布，远处雷鸣电闪。全副武装的黄埔军校第二、第三队400余人，在军校大操场列队待命。校长蒋介石训话说：“今日到省城进行夜间演习，本校已通告市民毋须惊慌，你们务必严守军纪，一切听从官长命令，不得扰乱百姓。出发！”
数百人的队伍匆匆走出校门，登上早已备好的船只。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行使，来到东堤军校办事的专用码头。船正在奉命靠岸，“轰”的一声炸雷，大雨倾盆而下。“登陆”！总队长严重一声令下，400多名学生冒雨下船，列队前行。进入广州市区，同学们隐隐约约看到，在街道墙面上贴有的“驱逐孙文”、“建立商人政府”的标语。队伍行进到省政府门前，严重让大家入内休息待命。
省政府现在是大本营留守府的所在地，蒋介石已经先期抵达这里，正与胡汉民、廖仲恺、谭平山等人聚集在一起商议事情。蒋介石神情严肃，略带紧张。因为他明白，这不是演习，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战斗。他正等待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伟大历史时刻，只要坚持住，“蒋介石”三个字，明天将名震广州。
凌晨，探报来报：商团大批武装从大市街出动，向西关行进！蒋介石精神一振，发布命令：“学生队、湘军、警卫军分向西关、西瓜园、太平门、普济桥迎击！”
这时，在广州城里的除了黄埔军校的学生队外，还有吴铁城的警卫军和湘军的3000人。严重接到命令，立即对正在休息的学生军下达了命令：“演习开始！”他告诉同学们：“此番并非演习，而是要围剿商团武装，你们要迅速勇猛，果断穿插，把蒋校长教给你们的战术，在实际行动中得到应用。听清了吗”？同学们精神振奋，响亮回答：“听清了。”严重大手一挥，说道：“出发”！
15日晨4时，各军同时向商团发起了攻击。在工农队伍和广大市民的积极支持下，恰如秋风扫落叶，仅仅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就把商团的叛乱全部镇压了。大雨停了，天光大亮，太阳也从东方露出了红彤彤的笑脸。广州市的大街小巷又恢复了昔日的繁华，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说实在的，蒋介石并没有把商团武装放在心上，他关心的是停靠在白鹅潭那里的英国军舰会有什么反应？探报来报：英舰始终没有动静。蒋介石绷紧的神经终于舒展开来，果然不出所料，只要迅速解决商团，英舰没有地面上的接应，它们是不敢轻举妄动的。这是蒋介石有生以来，做出的一次最重大的决策，这个决策让他彻底改变了在一切人心目中的形象。一颗现在大家认为的军事新星正在冉冉升起，中国国民党的命运，中国的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苏联、日本、美国在中国的命运，就此重新改写。
商团的武装被消灭，陈廉伯出逃到了香港。16日晚上，商团的副会长陈受恭找到蒋介石，请求说：“蒋司令，本人代表商团赎罪求和。”
蒋介石问：“陈廉伯何以不来？”
陈受恭只好如实相告：“会长已逃往沙面租界，由英国人护送潜往香港。”
蒋介石说：“那好，本司令允你所请，但是，商团必须全部缴械！罢市须立即停止，马上开市！”
陈受恭连连称是，胡汉民、廖仲恺赞成蒋介石的意见。接着，蒋介石又开列出9个人的名单，公开通缉，商团事变遂平。商团叛乱被镇压，解除了广州革命政府的“心腹之患”，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右派的势力，使广州这块革命策源地得到了巩固。在这次平叛中，蒋介石显示谋划和指挥的杰出才干，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可，蒋介石随之声誉日隆。
商团叛乱被平定之后，广州的革命形势日趋高涨，孙中山没有了后顾之忧，积极进行出师北伐的部署，现在已经有北伐军进入江西和湖南两省。8月14日，黄埔军校已经招收了第二期学生，现在黄埔军校的学生两期加在一起，已达1200名，连教职员算上共计达到1560余名。10月19日，第一期学生开始下部队做见习军官。临行前，蒋介石对实习生训话，要求见习的学生到部队以后，要教育士兵：
“我们打仗是为自己的主义来打仗的，是为全人类的生活来拼命的，是为救国救民来痛苦流血的。这样，就是他们死了也甘愿的，也不会叫冤屈的。我们训练军队，切不可把士兵教成机械一样，如外面一般军官，把士兵看做一只狗一样，平时兵士的生活全不关心，兵士有没有饭吃，有没有衣穿，他们全不过问，只到打仗的时候，就下个命令叫他们去打。”
冯玉祥占领北京以后，给孙中山发来了邀请。为了迅速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同时也为了“拿革命主义去宣传”，孙中山毅然接受了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决定到北京去“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10月30日，孙中山从韶关回到广州，命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驻守韶关；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孙中山的大元帅职务。
11月3日，孙中山特意来到黄埔军校向全体师生辞别，向大家讲述了北京政变的事情经过，以及自己北上的目的。11月10日，孙中山在广州发表了《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主张“莫能动摇”，并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统一和建设。”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汪精卫等人，乘坐永丰舰离开广州北上。永丰舰在经过黄埔时，孙中山又特意下船到校内巡视。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23 17:45
黄埔军校大门外码头，校长蒋介石率领全校师生，列队迎接孙中山。不一会儿，孙中山手持文明杖，步出船舱，在宋庆龄、汪精卫、和顾问鲍罗廷等数十名随从人员的簇拥下缓步登岸，蒋介石趋步向前迎接。孙中山也就是礼节性地环校看了一圈，在巡视中，汪精卫对蒋介石说：“介石，你和黄郛有金兰之谊，不妨劝说他输诚孙先生，到北京也好有所凭藉。”
蒋介石点头答应。孙中山在蒋介石的陪同下，检阅了正在鱼祝圩演习的第一期学生。在返回的图中，孙中山对蒋介石说：“我现在进京，将来能否回来尚未可知。然而，我进京是去奋斗的，就是死了，也可以安心的。”
蒋介石大惊，连忙说：“先生何出此言？”
孙中山说：“我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将来能希望实行的，就在你这个黄埔军官的学生了。凡人总是要死的，不过要得其所，我今天能可见黄埔的官长、学生、士兵们这样奋勇的精神，可以继续我的生命，所以我死也可以安心了！”
一番话，说得众人不胜凄歔。太阳就要落山了，孙中山参加了校内为他准备的送别宴会。傍晚时分，孙中山带领宋庆龄、汪精卫、鲍罗廷等随行人员登船上路，挥手与蒋介石、廖仲恺等人告别。

毛泽东在上海是孤独的，这里既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环境和用武之地，而且也没有一个人可以理解他真正的内心渴望。他和他们：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罗章龙等总是融合不到一块儿。尽管毛泽东身上穿的是长衫，把自己打扮得和城里人一样，可是他总也改变不了站在农民的角度进行思考和看中国与世界的思维定势。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他们出生于城市，与城市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因此，也与其他城市出身的共产党人有着天然的融合能力。而毛泽东往往要转换角度去适应他们，他们则从来没有转换角度，站在毛泽东的立场来考虑问题。
毛泽东的目光始终是盯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他是站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来思考中国革命问题的，他不像蔡和森那样去过欧洲，也没有张国焘想去苏联留洋的冲动，因此，他总是独立于世界各国之外在思考问题。现在的蔡和森、罗章龙已经不是新民学会时的蔡和森和罗章龙了，他们根据自己的出身经历，接受了俄国人的思想，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要成功，单靠中国的工人阶级不行，必须要借助俄国人的力量。而这种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里面，是占绝对优势的，否则，他们为什么甘心听从共产国际和苏联人的调遣？
毛泽东的思想在新民学会时已经形成，他之所以支持蔡和森选择用列宁主义的方法，是把列宁主义作为他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武器。这就像是一个剑客，他需要有一件得心应手的武器来打败敌人；但是，他不需要被这件武器所牵制，更不需要这件武器来指挥他去如何战斗。可是，在这三年中，毛泽东感觉到自己不仅不能灵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而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束缚了手脚。尤其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他看到了四周都是框框，自己就好像进入一个牢笼一样，现在他想从牢笼中挣脱出来。
毛泽东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可以做到无话不谈，他把自己在上海这一段工作中的体会和思考向他们毫无保留地谈了。正在革命狂热中的三个人，在听了毛泽东的话以后，就像是被一瓢冷水浇头，顿时也冷静了下来。经过仔细的分析和认真的研究，他们支持毛泽东独自去开辟中国革命的道路，解除中国共产党已经遭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束缚，而他们则在中央负责支持和保护毛泽东。至于如何才能走出这第一步呢？他们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说：“现在中国革命的中心在广州，而不是在上海，因此，我想离开中央，先回湖南老家修养一段身体，等到机会合适就去广州。”
向警予说：“你为什么不回长沙去？”
毛泽东说：“有三个原因：其一，长沙的工作现在由李维汉主持，我回去有夺权的嫌疑；其二，我想在韶山实验一下在农村建立我党支部的经验。我听说国民党在广州成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由彭湃同志负责。我想在农村总结了农民运动的经验以后，去彭湃同志的讲习所任职；其三，我需要回韶山筹备一些钱作经费，你们知道，我现在只能靠回家收一点地租、房租过生活。”
蔡和森说：“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你不准备参加了吗？”
毛泽东说：“这样的会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一切都是共产国际的人说了算。我还是不参加的好，免得受气。”
罗章龙说：“那你以什么理由离开呢？再说大家会同意你离开吗？”
毛泽东说：“理由很简单，我现在身体有病，老实说，这一段时间把我憋坏了，身体也出现了问题。至于会不会同意，我看是会同意的，这里有你们三个同意，我再找张国焘说一说，就获得了绝大多数。到时候，陈独秀不同意也得同意。”
向警予说：“党的代表大会你不参加也好，以你现在的情绪，也不适合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讲些什么，还是等到有所发现再说吧。”
毛泽东说：“警予说得对。不过，你们在参加代表大会时，我提醒要注意三件事：其一是要注意防‘左’。这一段时间，我们的一些共产党人有些狂妄自大了，自己没有什么革命的经历，却要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这会给我党造成非常不利的局面。要告诉大家不要急功近利，不要把自己放在被攻击的地位上。不要以为有苏联人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就可以高枕无忧，其实我们现在什么也没有；其二则是要注意防右。我看谭平山、陈公博等人是一头扎进国民党的怀抱里去了。这是我们中央的责任，没有能从组织上制约他们；其三是一定要选择有实际工作经验和领导能力的同志到中央来，不能老被一些口头革命家占据着我们党的领导位置。”
蔡和森说：“润之说得对，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三个问题。对了，陈独秀同志想让周恩来同志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说：“这样就好了，让他注意和蒋先云联系。对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不是戴季陶吗？”
蔡和森说：“他是第一任的政治部主任，副主任是我们的共产党人张申府。可是他们两个都没有做政治部主任的激情，戴季陶辞职了，张申府不听从党的安排，也辞职了。现在代理的是邵元冲，可是邵元冲也三心二意，并不真心想做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听了一笑：“我看他们不是不想做政治部主任，是不想在蒋介石的手下做事。他们以为自己的资历和身份都比蒋介石高，在蒋介石手下工作有些屈才。其实从对广州商团的平叛情况看，蒋介石是一个真正的人物。我看孙中山以后，他有可能出任国民党的领导人，因此，我们党要好好地研究这个人。对了，要告诉恩来，一定要好好地与蒋介石合作，总结领导军队的经验。”
大家都点头称是。接着毛泽东开始找张国焘谈话。张国焘因为不忿自己的组织部部长被毛泽东所代，他就无事生非，说毛泽东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不坚决、不彻底，又说毛泽东接任组织部部长以来，工作毫无进展。毛泽东知道张国焘指责他是因为什么，他找到了张国焘。
张国焘一见到毛泽东，就急忙说：“润之，你我多年的关系了。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我不是指责你，而是指责陈独秀的右倾。可他是党的领袖，我不能直接指责他，只有借你一用了。”
毛泽东借坡下驴，笑着说：“我知道你的脾气，可我占了你的组织部部长的位子是真的。我找你，就是想把这个位子还给你。”
张国焘说：“润之，你开玩笑吧，这可不是你说还就还的，这是组织的决定。再说，你也知道，陈独秀家长制作风惯了，你怎么能够改变他的主意？”
毛泽东说：“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策略吗？比如，我现在身体不适，想请假回湖南修养一下，组织部的工作没有人干不行吗。”
张国焘说：“我说呢，怎么看你的精神不佳？原来是身体不舒服呀，应该休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吗？”
毛泽东说：“我准备请假，中央讨论时，你可要支持呀。再者，我接任后，也没有做什么工作，就是对李立三、李维汉两位同志进行了考察，认为他们适合到中央来工作，希望你接手后继续支持。”
张国焘说：“你放心吧，我一定支持。”
毛泽东告别了张国焘，向中央打报告，请病假回湖南休养。尽管陈独秀一人不允，怎奈张国焘、蔡和森、罗章龙、向警予等人都同意毛泽东走，也就只得放毛泽东回湖南。于是在1924年底，毛泽东带领全家人回到了湖南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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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道：“蒋介石经过6次的以退为进，终成跃进之势，可谓是蓄势待发，甫一亮相就获得了满堂 。”
韩非道：“蒋介石宝剑出鞘了。可他是不是有点狂妄？一团兵可平定广州，两团兵可底定广东，三团兵就敢问鼎中原。”
姜子牙道：“其实，蒋介石在军阀部队中前后侵泡了8年，可谓知彼颇深。这么多年来。他发现军阀们不过是一堆的乱麻，只要有一快刀在手，斩获他们轻而易举。蒋介石有很高的军事素养，练出一流的兵来不成问题，但要练出以一当十的兵，就得有特殊的理念。他从苏俄军校中受到了启发，把三民主义当作崇高的革命理想，用忠、孝之法把学生军变成三民主义的信徒，因此，他可以在半年内炼出一柄快刀来。快刀快刀斩乱麻吗。”
圣人道；“蒋介石身上的茧衣已经全部脱掉，可以大展宏图了。而润之则刚脱掉身上的第一道茧衣，终于决定不受中共中央的控制，逃出了苏联人和共产国际的影响范围。”
韩非道：“是啊，润之经过一年的痛苦挣扎和煎熬，还是决定摆脱束缚，去寻找自己的道路。润之这一去，真好比是：挣破牢笼走猛虎，脱离沙滩游蛟龙。”
姜子牙道：“从此，润之是：千里马四蹄腾空跃高山，鲲鹏鸟双翅展开上九天。”
圣人道：“法宗、兵宗什么时候改成说书的了？我们还是继续往下看吧。”
姜子牙、韩非一笑，说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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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筱欣奕奕    时间: 2015-2-23 19:44
周恩来原来是浙江人啊？我还以为是安徽人呢{:soso_e112:}
问好常老师，静待下文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24 17:13
    第十九回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焉

                                  七十三
1924年12月底，毛泽东离开上海回到了长沙。在长沙他惊喜地发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有战斗性。”毛泽东心想，自己之所以在上海心绪不宁，大概是农民运动对他心灵的召唤。在长沙他首先见到了李维汉、何叔衡和毛泽民。毛泽东说：“农民的工作做得好，没有想到仅一年的时间，你们就把湖南的农民运动给开展起来了。”
何叔衡实话实说：“我们只不过是作了一部分的工作，主要还是你的先见之明，让我们在农民运动中取得先机；另外，国民革命军进入湖南，国民党人四处发动农民，以配合孙中山先生的北伐，起的是主要作用。不过，说来说去还都是你的功劳，湖南的国民党也是你发展起来的吗。”
李维汉说：“国民革命军一部分进入湖南后，在全湘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几千年形成的封建统治结构变得非常的脆弱，农民就像是用干柴堆成的山，只要一把火，就可以燃烧起熊熊的大火。”
毛泽东说：“农民运动起来了，这是我们的功劳。我们一定要牢牢抓住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千万不能落在国民党人的手中。我看这样吧，由泽民、郭亮专门负责领导农民运动，泽民有机会去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一下。叔衡还是利用你的教师身份开展教师、学生和工人运动。维汉好好准备一下，去上海参加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
毛泽民说：“哥，你准备干什么？”
毛泽东说：“我准备回韶山养病，顺便实践一下在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的可行性。同时，我需要静思，只有在老家的山水中，我才能静下心来。”
毛泽民说：“哥，你看咱家的房租、地租能不能顺便收上一点。”
毛泽东一笑：“我也有这个想法。我在上海是坐吃山空，国民党的上海党部断了我的工资，没有收入怎么养活这一大家子人吗？”
毛泽东说：“顺便也给父母他们扫扫墓。对了，泽覃、泽健都很想你，咱们全家吃个团圆饭吧。”
毛泽东说：“好，我也想他们。你嫂子经常说起泽覃调皮捣蛋的事情，也是很想他们。”
毛泽东全家人在长沙聚首后，决定一起回韶山给父母扫墓。于是在1925年将要到来时回到了韶山，并一起在韶山度过了元旦和春节。在给父母扫过墓、给乡亲们拜了年以后，毛泽民带着泽覃、泽健等人回到了长沙。顺便说一句，毛泽东是不好意思去向乡亲们收房租、地租的，毛泽民回来的主要工作就是去做这件事儿。毛泽民从小跟着父亲就是干这些事，所以是轻车熟路。离开家已经三年了，地租、房租收了不少，足够他们全家花上几年的。
疲惫的人想家，家乡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可以注进自己的身体和心灵里，让自己的满身重新充满活力。毛泽东是湖南的名人，其大名早已闻名乡里。他一回家，还没有等他出门，老师、同学、乡亲们拜访他的就络绎不绝。毛泽东向大家表示，韶山的山水养育了他，他在家休养，闲着没有事，想办个农民夜校，免费教乡亲们识识字、打打算盘。他的提议得到了乡亲们的大力支持，于是，夜校在毛氏宗祠里开办了起来。杨开慧教大家识字，毛泽东教大家打算盘，还给他们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讲国内发生的大事。
毛泽东小时候在很多的学堂里上过学，他走遍了韶山冲的十里八村。能和毛泽东交上朋友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儿，因此，毛泽东很轻易地建立了20多个秘密的农民协会。他在这里发展了第一个韶山的党员，建立了共产党第一个在农村的支部——韶山党支部，让杨开慧当支部书记，毛泽东家的二层小阁楼成了党员开会学习的秘密地点。毛泽东的病是心病，是由憋屈造成的，工作上的随心所欲，也就让他不治而愈了。他的这种病以后还时有发生，都是由工作而起，因工作而愈。毛泽东在自己的家里送走了冬天，迎来了春天，日子过得舒心而惬意。真正是：游龙入海翻巨浪，猛虎归山啸山林。

送走孙中山，回到办公室，秘书张家瑞拿来一份草拟的电报稿，给蒋介石过目。蒋介石接过张家瑞拟就的致滇军总司令杨希闵的电报稿，看了一遍，只见上面写着：“广州。杨总司令勋鉴：前日本校由沪运来新兵97名，全数为贵部胡军长截留，交涉至今，迄未缴还。------务乞吾公饬令放还，以重纪律。------”张静江负责在上海为蒋介石招收革命青年，定期向广州输送。这一次又输送来一批，走到广东地界，被杨希闵的部下给截留了。
“军阀！都是自私自利的军阀！”蒋介石骂着，提笔在电报稿上签字：“速发去！眼下当务之急是招兵、练兵，没有革命军，就只能受军阀的气！”
这一天，党代表廖仲恺来到黄埔，向蒋介石说：“苏俄顾问建议对周恩来的考察结束，让他担任政治部的主任，你看如何？”
蒋介石经过一个月与周恩来的朝夕相处，对周恩来的观感很是不错，于是就点了点头说：“很好，让共产党人给我们抓一抓政治教育工作也可以。戴季陶、邵元冲也太令我失望了，他们根本不了解政治对军人的伟大意义。不过，仲恺兄，你告诉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只能讲三民主义。”
廖仲恺说：“这一点我已经同他说得明白。介石，所有本校编练的新军，按苏俄顾问的意见，都要设立党代表，这是我拟定的党代表系统图，请你过目。”
蒋介石看了看说：“呈请任命胡公冕为军校教导团第一营党代表，茅延桢为第二营党代表，蔡光举为第三营党代表”。接着，他又说：“其他的就按仲恺兄的意见办，弟无异议。”
周恩来正式接任了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他一到任，立刻显露出非凡的才能。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加强了对军校学生的政治教育，指导新成立的校军教导团的政治工作，指导建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经过这样一番整顿，军校政治部工作纳入正轨，出现了新的气象，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
过了几天，蒋介石又找来廖仲恺议事。蒋介石说：“东西两线的战事恐怕就在眼前了。”
廖仲恺说：“是啊，现在的局势很危险！陈炯明近日蠢蠢欲动，据报已进占薄安、东莞、石龙等处。”
蒋介石问：“广西方面如何？”
廖仲恺说：“帅府已任命李宗仁为广西全省绥靖处督办，黄绍竑会办，让他们抵挡唐继尧势力。只是他们未必能够抵挡得住，一再向帅府求援。谭延闿的建国湘军、李烈钧的建国赣军已败退苍岭，也再三向帅府求援！”
蒋介石说：“陈炯明是我们惟一的敌人，只有消灭了陈炯明，广东根据地才可稳固。既然陈炯明已经反攻，讨伐之军就当出动。”
廖仲恺说：“我就是要和你商议此事的。讨伐陈炯明，平定东江的任务，本应由滇军担任，可杨希闵就是不同意，还说：‘大元帅何以把枪械专给黄埔？说是专为练党军之用，那么谁是党军？谁不是党军？如果说我们不是党军，那我们就可以不打仗，让黄埔军校单独去打好了。’看来，滇桂军是指望不上了。汝为的建国粤军，不仅实力大减，而且不愿和陈炯明打仗。如此一来，就无兵可用了。”
蒋介石挥动着拳头，气愤地说：“那就由本校学生和教导团来作主力吧。”
廖仲恺看着蒋介石担心地问：“武器倒是不成问题，只是人数太少，而且不少学生连枪声也没有听到过。介石，你有把握吗？”
蒋介石信心十足地说：“总不能坐以待毙！尽管我们现在只有3000人，但在生死存亡之关头，只能以一当十，孤注一掷！”
“那好，我们就组织东征军，讨伐陈炯明！”廖仲恺也有了信心，他问蒋介石：“介石，你看谁来当东征的总指挥？”
蒋介石说：“还是请汝为来当。建国粤军总要出动一些兵力配合。对了，别忘记叶剑英，他上次在平定商团叛乱中也是出了力的。”
廖仲恺说：“好，我这就向加伦顾问和展堂、汝为通报，以中央名义发布东征令。”
加伦是蒋介石在从莫斯科归国的途中认识的，他的原名叫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当时是苏俄远东地区的总司令。鲍罗廷随孙中山去了北京，应蒋介石之邀，苏联派他来中国当首席军事顾问。加伦与中国人相处的很好，有时候还会身着国民革命军的制服，并表现出对广东菜的浓厚兴趣。蒋介石后来回忆说：他是“俄国将领中最为杰出而最合情合理的一位良友，还有最难得的一点就是他绝对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气味，所以我至今对他还是念念不忘。”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24 17:13
正当蒋介石夜以继日筹备东征事宜时，接到了汪精卫从北京来电，得知孙中山在京卧病的消息；过了两天，又接到盟兄黄郛的来函，向他通报了北京政变内情和孙中山到北京后各方面的反应。蒋介石不由得心急如焚，他亲自动笔给黄郛复电：“请兄以英士之事孙公者事之，则他日安危共仗有人，英士可以瞑目，介石苦志可以稍伸矣------。”意犹未尽，第二天，蒋介石又给黄郛写信：“望兄在京以全力事中师，使弟在粤专心灭贼。”并请他“加入本党。”
1925年1月27日下午，大年初四，蒋介石接到了列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紧急通知。到会才知道，是通报孙中山病情的。随行的汪精卫电告，孙先生昨天入北京协和医院，诊断为肝癌，医生已束手无策了。孙中山的病情牵扯到了各方的反应，盘踞在惠州的陈炯明，认为孙中山命不长久，广州的胡汉民等人毫无主张，群龙无首，正是反攻广州的大好时机；北伐军谭延闿和朱培德两部在湖南、江西闻孙中山病重，引起了军中恐慌，分别在湖南、江西战败；滇桂在广东的将领杨希闵、刘震寰等的态度开始变得游移不定。广州的形势可以说是危如累卵，诸中央委员皆惶惶不可终日。蒋介石力主先向陈炯明开战，获得了廖仲恺和军事顾问加伦的大力支持。
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援下，收罗改编了广东东江一带的许多土匪，号称拥兵10万，自任“援粤军总司令”，声势浩大，于1925年1月27日，气势汹汹地开始向虎门要塞发起进攻。对蒋介石和他的军事顾问加伦的真正考验来临了。
1月30号上午7时，在黄埔军校举行了东征总指挥就职仪式，蒋介石集合了军校的各处及教导团、入伍生队官生，给他们讲明了讨贼军责任，部署出发事宜。然后，蒋介石呈请任命胡谦为军校留守，接着就去粤军总司令部开军事会议。会议上通过了3路进兵计划：滇军担任左翼，由河源、老隆以趋兴宁、五华，攻击林虎的防地；粤军担任右翼，由海陆丰以趋潮汕，攻击洪兆麟的防地；桂军则全力去围攻惠州。
黄埔军校学生军被编入右翼，跟随许崇智的粤军从海陆丰进攻潮汕。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担任东征的前线总指挥，独立指挥“校军”和许崇智交给他的部分粤军。黄埔军校有教导团官兵及学生3000人，组成两个团，为“联军”的先锋队。周恩来在先锋队担任政治部主任，随军出征，主管政治工作；中共党员金佛庄、茅廷桢、蒋先云、严凤仪、董石泉、李之龙、徐向前、陈赓、曹渊、许继慎、唐国德、彭干臣、刘畴西等担任营、连、排指挥员或党代表。
蒋介石在出征前，发出了通电：“当百粤多难之秋，急浪试孤舟，罔知所届量才犹不敢论，义复不容辞。兹于1月30日就职，本护国为民之精神，尽革命军队之责任，先清内奸，继御外侮，尚望时赐南针，免贻陨越。临电屏营，伫候明教。”
周恩来代表政治部规定了任务，负责战场的动员和宣传工作。2月1日，第一次东征开始，军校教导第一团乘船出发，集中虎门；粤军第二师在师长张民达、参谋长叶剑英，及第7旅旅长许济率领下，由广九路向石龙前进。
新春伊始，民间正处在阴历新年的喜庆气氛中。此时，黄埔军校又以教导团和学生军，迅速地组织成两个团的精锐之师，在蒋介石的指挥下，于2月3日上午，从黄埔港出发，登上“福安”舰，向淡水出发，迎击陈炯明的叛军。由于黄埔军校所组成的“校军”，是效仿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组建的新式军队，斗志昂扬、军纪严明。蒋介石一路未遇抵抗，在第二天，即4日占领了东莞县城。旋即再下石龙镇，旗开得胜。
在石龙公园举行了工农学商兵联合大会，校军官兵都参加了。周恩来即席登台演讲：“我们这次东征，完全是为人民幸福而来，人民要与革命军联合起来，如同兄弟一样，互相亲爱，互相提高，将敌早日打倒！”
东征军军纪严明，当地的报纸舆论有这样的记载：“军行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老妪妇孺，喜而挤观，东江人民父老，谓民国以来，仅此次所见，乃是真正革命军，真正卫国保民之革命军。”
黄埔军校本部行营移驻东莞。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闻讯，偕苏俄顾问加伦赶到蒋介石的行营，会商进军的计划。许崇智一见面就向蒋介石诉苦：“介石，滇桂各军不服从命令，拒不出兵，你看怎么办？”
蒋介石说：“滇桂各军，居心叵测，他们要坐山观虎斗，寄望于吾人与陈炯明两败俱伤，以收渔人之利！胡代帅，本军出征，后方务必对滇桂各军加强戒备！”
胡汉民私下对蒋介石说：“介石，汝为瞻前顾后，心也不在战场，此人不可指望啊。此次东征，全靠介石你了。”
2月9日，上午9时，蒋介石在郊外集合所部，演讲出动经过及革命军的使命：“本校学生和教导团，此次出发东江，算是第一次奉命讨贼，------这次我们出去打仗，一定可以杀灭陈炯明，肃清东江，因为我们处处爱护百姓，百姓也处处帮助我们。军队只要百姓帮忙，必打胜仗，这是天经地义，不能更改的。------我们既是大元帅最信任的真正革命军，眼看大元帅这样的病症，兼之国家贫弱，人民痛苦，江河日下，不能不攘臂奋兴，所以，我们这次一定要救国救民，并且要救大元帅无药可救的病症。------我们革命无论如何，第一要服从长官命令，第二要记着革命的连坐法，第三要爱护百姓。------如有骚扰人民，违犯军纪的，上自校长，下至士兵，都要枪毙，因为法律无情，能守法就是革命军，否则就是反革命军，人人都可以杀他。------还有一句话，我们见了敌人，千万不要惊慌，要照着孙大元帅所讲‘隐藏瞄准’的方法，沉着忍耐去打仗，尤其是长官的精神态度，要坚决勇敢，做学生和士兵的模范，官长勇猛、学生和士兵没有不更加向前努力的。如果本校长贪生怕死、口是心非，不肯向前努力，全体官兵都可以杀我；如果大家不努力，也要照律枪决。------”
第二天早晨，蒋介石接连发布了5条命令，坐火车前行。在火车上，蒋介石看着一群稚气未脱的兵士，突然间，一阵前所未有的悲伤之感向他袭来，泪水不由涔涔而下。火车停在了常平火车站，机车出现了问题，烧的煤也跟不上了。蒋介石下得车来，在站台上踱步，因为感于年轻的士兵跟自己奋不顾身的勇猛精神，随口吟出一绝：“亲率三千子弟兵，鸱鸮未靖此东征。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涕泪横。”这是可以看到的蒋介石的第二首诗。
2月11日上午11时半，宣传团第一组抵王家村，村民见到当兵的都惊恐躲避。宣传团的组员在一片大空地上，开始打锣、唱歌，村民们便又逐渐聚集起来。组员们就向村民演说：“本军与人民的关系”，村民听了以后，都鼓起掌来，并祝革命军胜利。蒋介石进入平湖市，顺着歌声而行，“见童子有百余人，环绕欢和，唱歌毕，组员相继演讲，听者七八百人。散会时，高声齐喊‘杀陈炯明！’‘孙大元帅万岁！’”因此对周恩来的政治宣传方法颇为赞赏。
东征初战告捷，部队已经推进到九龙“新界”之北的深圳，湖九线已为校军控制。13日，东征军向敌军的重要据点——谈水进军。教导第一、二两个团由平湖、龙冈突击谈水南西；粤军第七旅征东北面，粤军第二师向西北面进击，展开三面包围的态势。14日清晨，东征军与来迎击的敌人遭遇，经过激烈战斗之后，虽被击退，但敌军在谈水城内坚守城门，负隅顽抗。守备谈水城的敌军，是陈炯明部副总指挥洪兆麟部下的翁辉腾所属精锐部队，构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城垣有基层可以伏射，中上层可以立射的三层射击阵地，城墙上有强有力照明设备，夜晚照射城外四周，皎如白昼。
2月15日拂晓，发起攻击。蒋介石在炮兵阵地督战，用炮兵“奋勇队”攻城。奋勇队为自动请缨的敢死队，由官长10人及士兵100人组成，10名官长中有8名是共产党员。上午7时许，校军教导第一、二两团，占领了谈水，俘获了大部敌军。何应钦是第一团团长，王柏龄、钱大钧、刘峙等人均是校军的中级指挥员，陈诚是炮兵连长。
校军进入谈水城，还没有来得及喘息，敌人反扑过来。好几千的援军从惠州方向压过来，锐不可当。负责在谈水城东北防守的粤军第七旅，他们打到弹尽力疲，逐渐败下阵来，一直退到谈水城外的东门附近。校军经过重新部署，与张民达的二师取得联系。二师参谋长叶剑英率军驰援，经过一场连续苦战，到下午4、5点钟，东征军才又夺回粤军第七旅失去的阵地，把阵势稳定了下来。接着，校军、粤军第二师、粤军第七旅从三个方面向敌人展开了攻击，全歼援敌。这一仗俘敌2000多人，缴获枪械1000多支。蒋介石在胜利后激动万分，命令秘书说：“快、快向孙先生发电告捷！”
作者: 常昶昶    时间: 2015-2-24 17:14
16日，谈水城在校军的戒备之下，恢复了平静。很快，汪精卫 自北京向蒋介石复电：“谈水捷电，逐字禀告总理，不胜欣慰，并谕代电奖励各将士努力杀贼，以期三民主义之实行。”同日，胡汉民也从广州发来电报称：“悉我将士忠勇奋发，迭摧悍敌，斩获甚众，无限欣慰。而尤以教导团军纪之肃、战斗之勇，出人意表，训练未久而得此良好成绩，益显兄等平日训导之功。”
谈水城之战，对于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们来说，是在初次的正规战斗中旗开得胜。不过，正因为是初次受到战火的洗礼，也难免会有预料不到的情况发生，如教导团第二团第七连连长孙良，在苦战正酣之际，擅自退却。蒋介石为了严格执行军纪，将其处以死刑，并对官兵作了如下的训示，以振作士气：
“这次打谈水，是我们最起头的第一仗，不过是发展的第一步，我们的大事业还在后面；有了这样的战绩，将来得个天下无敌的美名，实行我们的三民主义，为国为民，做个真正的革命军。”
在处死退却者的同时，蒋介石向每名奋勇队队员赏银30元，做到了奖罚分明。随后，蒋介石到医院慰劳伤兵，撰发追悼死亡官兵的通告。2月20日，蒋介石下令总攻平山。上午10时，他亲率校军出谈水城，不料与洪兆麟的敌军遭遇。蒋介石马上命令校军急进，让何应钦指挥教导第一团先与敌接触，以探敌军势力。在摸清敌人的状况后，蒋介石命令何应钦指挥一团攻击敌之右翼；第二团和粤军第二师张民达部、第七旅许济部，分别迎击敌之中部和左翼。双方鏖战两个小时，敌军败退，蒋介石命令三军乘胜追击。校军和粤军分别追击至平山、白芒花。是夜，蒋介石的校本部行营宿营于永湖。
在永湖宿营期间，蒋介石根据校军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问题，撰文总结并提出了将士在作战中应该采取的14点态度：1、要各同志不畏艰难困苦，共誓生死，万众一命；2、要官长带头前进；3、要士兵节省子弹，看明敌人，瞄准确实，对敌射击；4、要利用地形，跃进冲锋，刺刀见红，则敌必溃退；5、要稳定不动，看好形势，待敌冲锋至面前，提起刺刀，用力冲击，则敌必为我刺死；6、要在宿营时，挖掘壕沟，以便临时抵御；7、要求驻军一日以上，必须掘粪坑，不允许士兵随地解羞；8、要求侦探队，奋不顾身，不可畏缩不前；9、行李务需减轻，免为行军累赘；10、要求前进后退，须听命令；11、要求军士忍耐坚持，争取最后五分钟之胜负，语云：“成功在最后坚韧者”；12、要爱百姓，奉命令，重时间，明生死，殉主义；13、要搞好相互之间的配合联络；14、要提起精神办事。
蒋介石能够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不是偶然的，他是非常善于思考和总结经验的，这是一切成功人士的共同特性。从永湖出发，校本部宿营林屋。2月27日上午8时，军校校本部由林屋出发，穿崎岖小路前进。崎岖的小路多小？蒋介石的日记中说：“鸟道不可行。”中午十分，过了三座山，蒋介石爬到了一个山巅，瞭望平原旷野，他的心情豁然开朗，高兴地对身边人说：“此后行军就变得容易了！”
下午3点，蒋介石的校本部来到梅龙圩，大约有1千多户人家，是个难得一见的大集镇。只见一路上箪食壶浆，欢迎校军，路旁“男女老幼簇拥观光， 幡鞭炮，樵歌牧唱，慰问东征胜利。”蒋介石看此情景，异常兴奋，心想有此足以告慰总理了。傍晚，蒋介石命令教导团攻击前进。夜10时，校军与张民达、叶剑英的粤军第二师占领海丰。蒋介石的校本部驻扎在田心，受到了海陆丰农民领袖彭湃的热烈欢迎。
东进在继续，在彭湃领导的农民协会的配合下，东征军顺利得到了海丰和陆丰。3月7日，东征军又占领了潮州和汕头。陈炯明深知蒋介石的用兵，不敢与东征军正面交锋，率军离开了他所在的汕尾城。但是林虎却没有把蒋介石放在眼里，他率部由五华南下，占河婆，直插棉湖、鲤湖，他的意图很清楚，就是要包抄东征右翼军的后路。
自从黄埔出师以来，东征军在一个多月的攻击前进中，已经使后方的补给线拉长到400多公里之远，万一后路被林虎率部切断，则右翼军将整个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因此，对于林虎的这个企图，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也非得将它打垮不可。于是，蒋介石又亲自指挥教导团的第一、二团回师棉湖。林虎得知消息，集中在河婆，与东征的滇军达成秘密协议，试图一举消灭蒋介石的校本部。蒋介石急令教导团分左、右占领阵地，让开中间；然后命粤军第七旅许济部，迎面抗击林虎军；又命令警卫军和粤军陈铭枢旅也赶到河田，袭击林虎部的背后。林虎陷入了蒋介石的包围中，偷鸡不成蚀的可不是一把米，而是在整个战场上的命运。林虎失机，急忙率部突围而去。没有围歼成林虎的大部队，让蒋介石遗憾不已。
战事胜利地发展下去，到了3月13日，东征军已攻克了潮安、汕头，胜局已定。在北京的孙中山，此时已经病情危殆，当他听到胜利的消息时，脸上露出了十分喜悦的笑容，立即给胡汉民发电，指示东征的军队一定要遵纪爱民，“不可扰乱百姓。”蒋介石闻电，召集部队，下达了禁止军士扰民的命令，并进行了演讲。
演讲后，追随东征军采访的一个美国人抽空问蒋介石：“国民党与俄国人有何关系？”
蒋介石答道：“本党与俄国对于反抗帝国主义之目的相同，而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则固显分别也。”
3月12日拂晓，教导团一团的侦察队在棉湖与一敌军的小分队遭遇。蒋介石凭直觉，林虎的大部队就隐藏在附近的密林深处，经侦察果然发现了林虎的大部队。蒋介石大喜，遂命令部队摸索前进，逐步形成对林虎部队的包围圈。此役，加伦顾问、周恩来等人，都跟随蒋介石来到前线督战。各个部队到达了指定地位后，蒋介石下达了总攻击的命令。何应钦的教导一团，在13日上午最先投入战斗，不想却被大约10倍的敌军包围，八方挨打，在陈诚的炮兵援护下，顽强抵抗了3个多小时。何应钦部成了一块吸铁石，把一万多名敌军牢牢的吸引在阵地上。      
正午，粤军第七旅许济部率先赶到支援；下午2时，教导团第二团在代理团长钱大钧的率领下也赶到。对林虎军内外夹击的时刻到了，正在前线劳军的廖仲恺也赶到前线指挥部。双方鏖战开始，校军在坚持蒋介石所说的最后5分钟。终于，敌军坚持不住了，开始动摇后撤。东征军开始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棉湖西南约5公里处的和顺。没有想到林虎也是一个将才，他在此处还埋伏了一支生力军，做到了未虑胜先虑败。东征军受到了敌军的阻击，蒋介石果断命令教导团一团避开敌军防御的正面，抢占和顺高地固守，以防止敌军反扑；教导团二团则迂回到鲤湖方面突击敌军的侧背。林虎在这种情况下，率部分军队逃出了蒋介石的手掌心，从而为蒋介石遇险埋下了伏笔。
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用微弱的声音呼喊着：“和平！奋斗！救中国！”在北京东城铁狮子5号住处溘然长逝，终年60岁。
作者: 筱欣奕奕    时间: 2015-2-24 20:12
孙中山去世了，国民党要变性质了{:soso_e112:}
问好常老师，期待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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