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 - 四季歌文学社区

先说我们在北大前三年的同班同学Lx。1957年鸣放时期，我们的政治课改为开卷考试，大家可以自己选择论题加以论述。Lx所选的论文题目是《民主问题论纲》，讨论了关于民主的一些方面。他写出初稿后，交给C（当时的团支部书记）请她提意见。C提不出看法，就转交给上级请他们指导。不料，上级认为这是典型的右派言论，必须批判，于是把Lx打成了右派。C认为Lx并未公开发表他的观点，不应被打为右派，由此被延长了党员预备期。

Lx生性倔强，对于突如其来的批判坚强不屈。在多次批判会上，面对着声色俱厉的批判，他微闭二目，嘴角微微含笑，一言不发。反右后期，他被划为三等右派，开除团籍，留校考察。当时对被划为右派的学生的处分有五等：特等：开除学籍，留校作反面教员，全校共2人；一等：开除学籍，劳动教养；二等：保留学籍，劳动考察；三等：保留学籍，留校考察；四等：免予处分。但是，Lx希望换一个环境，强烈要求就业，这个要求没有被批准，只批准他到西山深处的北大下放干部基地劳动。1960年，他被召回学校，插入58级学习。1964年毕业后，Lx没有被分配工作，而是留校监督劳动。文革开始后，他针对罗思鼎关于儒法斗争的观点，写了三万多字的笔记，加以反驳，因而在1974年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送到团河农场劳动教养三年。文革后才得以平反。后来，同学们公认他是“最冤枉的右派分子”。

“文化大革命中，C曾被作为牛鬼蛇神揪出来。我记起，当我在黑帮大院的太平庄分院劳动时，曾有她们单位的人来向我调查她在整风反右中的情况，要我揭发她的右派言论。当时，我给她写了一份最好的材料，详述入大学后我同她的交往，她送我衣服穿，以及1959年我从斋堂回校休假时，她邀我到宿舍谈话，鼓励我好好劳动等。……我当时写的关于C的那篇情词恳切的奇文，如果能够保留下来，录在这里，是会为本书增色的。”

附带说一个统计数据：反右运动中，北大总共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数是716人（一说是715人，另一说是699人），超过当时北大总人数的百分之五（一说达到百分之七点五），其中学生右派589人。这716人中，有526人是陆平到校前，由江隆基主持划出的，其余190人（一说是173人）则是陆平到校后用了三个月的“反右补课”补划的。此外，还有“未戴右派帽子受各种处分”的842人。

再说我们的老师、班主任Cq。Cq先生富有才华，待人亲切，数学功力深厚，而且还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反右中，他也不幸被打成右派。此后，他坚决不认错，自己写小说、剧本不能发表，就用他弟弟（是一位专业作家）的名义发表，还曾经给赫鲁晓夫写信表示敬意。文革来了，他就被揪了出来，多次遭到批斗和残酷的殴打。Cq先生不堪忍受殴打，就想出一个对策：每当打手们一拥而上的时候，他就抱住其中一个，狠狠地揍，并且喊道：“我死了也要打死你们一个！”打手们感到紧张，于是把他送入监狱。

在狱中，他和狱友们交流，大家的罪名都差不多，只有一个狱友很年轻，就是著名的《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大家想，遇罗克年纪小，出狱的可能性比较大，就都写好遗嘱交给他，请他出狱后送给家里。不料，不久以后，遇罗克先被枪决了！于是大家都感到绝望。幸好，后来由于备战，他们被分别送到各省的监狱。Cq先生被送到山西某地的监狱，那位监狱长是一位有经验的人，他嘱咐狱卒说：“Cq是政治犯，说不定哪天会有变化的，对他要松一些。”Cq先生的日子就好过了一些。

有趣的是，文革结束，高考开始以后。当地的很多考生家长听说狱中关着一个北大数学老师，便请求监狱长给以帮助。于是，监狱长多次“提审”Cq先生，每次都严厉地呵斥道：“你回去按照我的提纲老实交待！”那“提纲”便是高考复习的数学题，Cq先生就做了交上去，监狱长再分给学生家长们。考生们得到他的指导，都考得很好。后来，Cq先生无罪释放，考生和家长们竟然排队夹道欢送他出狱。

还有同学H，他是我们年级学习最好的几个同学之一。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市计量部门，专业用不上，于是在1962年提出要求考研——我们毕业那年是不准考研的，读研的都是被推荐的所谓红专生。他们单位还算讲道理，不反对他考研，但是要求他毕业后回到原单位；为了保证这点，就要求他只能报考在京的大学。他在北大读的是控制论专门化，这时已经撤销，全国只剩下吉林大学的王湘浩先生还在带控制论研究生。他不能考吉大，就想报考北大的代数专业，导师是段学复先生。但是经过打听，知道段先生中意于一位应届毕业生，一心想要招收他。H没有办法，只好拼命苦读，结果竟然考得很好。段先生见此情形，破例一次招收了两个研究生，一时传为美谈。

H入学不久，就因为备考时读得太苦，又缺乏营养而得了肺结核，经医院检查需要切除一叶肺。H为了避免损害脑力，要求在手术时不用麻醉药而使用当时在实验的针刺麻醉，大夫们都很感动。经过治疗休养，H顺利地完成了研究生学习，毕业时已是文革阶段，他被分回到北京市，又被下放到南口劳动。在南口，他为老乡治病，画像，作曲，就是没有机会从事专业。这时，他和在科委的同事Lz很好，周末常到Lz家去，夜里就寄宿在Lz家。Lz住在中医大学的一座筒子楼，两间居室分别位于一层和二层，Ｈ去时就住在二层。后来，邻居问Lz：你的朋友有什么伤心事，为什么老是在夜里哭？Lz才知道他的苦闷。文革后期，Ｈ被分配了工作，成为业务尖子，但是又受到种种刁难。最后他终于出国，居留不归，据说在全闭路的机械加工方面做出了很好的工作。

同学Wz，他是复员军人，学习很努力，待人也很诚恳。反右时期，他的姐姐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被划为右派，好像还是极右甚至带上了反革命帽子，但是Wz因为平时极少说话，得以安全度过，毕业时被分到上海某大学。文革后期，那所大学有一个教师调来我校，我向他打听认不认识Wz，他说：“那是内控对象啊！我和他住同一宿舍时就是负责监视他的。”我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他也说不清楚，只是说似乎与Wz的姐姐有关，但是又抓不住什么把柄。文革结束后，我们与Wz在北京见面，问起这些，他也是大吃一惊。Wz的寡言是有名的，如果他不是那样寡言，其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再说另类的同学Q。Q是调干生，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左派。早在反右时，他就以凶恶著称，他的班划的右派最多，而且对其他班不断指责。据同学统计，反右时他的班上共划了7名右派，而数学专业55级四个班（每班30人左右）共划了17名，同在一起上课的力学专业四个班却只划了3名！毕业后他留在了北大数学系，文革后期，我曾经参加过一些全国性的数学学术会议，他都是主持人,但是却从不在会上谈业务问题（因为他不懂），使我都为他感到尴尬。据说，数学系在文革中自杀的好几位老师都和他有关。文革后，他自知在数学系难以立足，就要求调到其他系，不仅如此，他后来受到那个系领导的重用，很快飞黄腾达。我们当然不会去找他，但是，曾经在同学聚会时遇到一个老同学，当年也是Q手下的“打手”，但却是智商较低的那种人。他恨恨地对我们说：“去年，我给Q打电话到家里，他妻子（是我们低一级的学妹，也是当年的左派）明明听见我报了姓名，居然对我说：‘你要找Q教授，上班时间打到他办公室去！’怎么不认人了？”

文革期间，北大数学系共有三位老师死于自杀。其中董怀允先生是我们大一时的数学分析老师，教学效果很好。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业务上很强，而且兼任系教学秘书。同学们私下叫他“中国辛钦”，辛钦是苏联著名数学家，也是我们当时所用的数学分析教材的作者。刚刚入学后不久，我曾经专门找到他，向他请教大学数学与中学的不同。他是1966年7月28日上吊自杀的，死时还不到40岁。据说，他在1964年北大的社教运动中就曾经挨整，看到的资料说：

“1966年7月26日晚上，江青等文革领导人来到北京大学，在全校大会上，宣布‘618事件（学生揪斗‘牛鬼蛇神’的事件）’是‘革命事件’。工作组被撤销。7月27日，聂元梓按照江青指示组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同时，也提出建立‘劳改队’，把前一阶段已经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放入‘劳改队’管理。1966年7月28日，董怀允上吊自杀。他已经目睹‘618事件’，他了解到了□□□要的就是那种式样的暴力攻击，‘劳改队’马上就要建立，他不愿意在‘劳改队’中受侮辱与损害。于是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陈永和先生是我们的实变函数老师。我和他不很熟，甚至有一点怕他，因为实变函数这门课非常难。他好像是三年制毕业的，年纪很轻，头脑极好。据说，他在和人家一起打桥牌时，可以轻易地分析出与记住别人手中的牌。大家都说，陈先生将来的成就一定不会小。但是，文革中他也不幸死于非命，记载说他：“1954年大学毕业，因为年轻而不可能有所谓‘历史问题’，可是由于业务很突出，遭人忌妒。他和一些人打桥牌，聊天，可能发了一些牢骚。他们被说成‘反革命小集团’。陈被隔离审查。1968年11月11日，陈永和在学校被关押的时候跳楼自杀身亡。”

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50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记载：
“1956年11月7日，校刊96期报导，本学期开学以来，共有7位教师，冲破种种阻挠，从资本主义国家归国到北大工作。他们是从美国回来的数学博士廖山涛，力学博士董铁宝和夫人植物生理学硕士梅镇安，……”
据说他们回国，是因为周恩来有信到美国，欢迎留学生回国工作。那是1956年，比较宽松的一年。1957年夏天就进行了“反右派运动”，不知道那时董铁宝有什么感受，但是他显然没有公开表示过反对意见。
他回国十年以后，1966年，文革开始。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这是文革中时间最长，也最为系统化最为严密迫害人最多的一次运动。1968年8月，“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北大领导运动。他们说“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此话最先出于毛泽东说北大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军宣队又作了发挥)，全校有900多人被“重点审查”(当时北大有四千多教职员工)。
董铁宝也是被“重点审查”的对象之一。他被关押在北大28楼，不准回家，不准家属探望，被逼迫“交代问题”，这就是当时所说的“隔离审查”。这种状态当时十分普遍，俗称为“关牛棚”。
当时被关的人的主要种类分为有“历史问题”和有“现行问题”两大类。现在不清楚董铁宝当时是被作为哪一种人被“审查”的，也不清楚他的外国留学经历是否是他被“审查”的“原因”。
董铁宝已经死亡，无从知道他在被关押期间是否受到肉刑。据最后活着走出来“隔离审查”室的几位老师说，他们在“隔离”中遭到体罚和殴打。有一种体罚是“抱树”，要人长时间站在树前，张开双臂作抱树状，但是不准以手触树。还有一种惩罚是中午时分仰脸睁眼看太阳，如果闭眼，就遭打。还有所谓“熬鹰”，连续几天几夜审讯，不准睡觉。有人被捆上双手吊起来拷打。最常见的是大量打耳光。
据说董铁宝的妻子曾经到28楼请求见董铁宝，被拒绝。后来，就发生了他自杀的事情。据说他在那天傍晚趁看守人员不注意，离开了28楼，可是又无处可去，结果在学校附近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