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一个世纪，见证沧桑百年，刻画历史巨变，一个生命竟如此厚重。他在字里行间燃烧的激情，点亮多少人灵魂的灯塔；他在人生中真诚地行走，叩响多少人心灵的大门。他贯穿于文字和生命中的热情、忧患、良知，将在文学史册中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随想录》是巴金晚年的顶峰之作，获得了高度的评价，李存光的《巴金传》用了三个祈使句作了高度的评价：
一个受害者的严肃反思
一个正直的心灵的痛苦自审
一个最无责任者对自己责任的拷问。
巴金也因《随想录》而被称为“中国的良心“。关于巴金《随想录》以及这篇课文的价值，前人之述备矣，我不想谈。我想谈的是，伟大的力作，其诞生依然充满了血风腥雨。
《随想录》于1978年在香港《大公报》底开始连载，只要翻阅当时的文学史，就知道巴金的《随想录》当时发表是何等的艰难， 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中国的政治文化还依然以较高速度的惯性在文革的轨道上滑行。但是，真理、真话是任何权势所无法掩盖的，巴金的《随想录》巨大地光芒今天已经光照中国的文学界文化及思想界等，对于这部作品的赞美，已经让人听得耳朵生茧。我想说的是，当巴金的这部作品发表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理性的予以关注，而要如此的围剿呢？而且国内的文学界文世界温柔的作法是沉默，更别说“激进”的做法呢？
我曾经在一篇日志《孤客天涯读唐诗》中，对杜荀鹤的诗 《小松》谈了自己的感慨，我摘引自己这篇文章中的一些片段：
“与其把溢美之词奉献给高大的凌云的劲松，不如在他为成才之前为他松松土，施施肥，除除草，为他的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你活着的时候，我恨死你了，我有充足的名正言顺的理由伤害你，你死了，我可以尽情的夸奖你。我们知道，夸奖死人对死人是没有意义的，至多不过是给私人的家属一些施舍，条件是其家属面对记者，违心的说着人家早已拟好的话语，就好比《红楼梦》中，贾雨村打发了冯渊家人一些银子而让他们称赞自己明镜高悬为民伸冤一样。这么做的其最大受益者就是活人，就是人家活着百般刁难百般打击迫害，而死了，却写怀念文章，其表情大有如丧考妣的那类活人。”
中国人人云亦云的太多了，殊不知，在赞美的声音中，还有曾经或者迫害你的人，有现在依然对你怀恨在心，将来还准备伺机给你一刀的人。你如果细听，你会发现这赞美的声音，也不完全那么动听，有些杂音近似恐怖。
一片叫好的声音，未必一定让你高兴。是个中国人，都会赞扬《红楼梦》，可有几个人读过《红楼梦》？
巴金在后来谈《随想录》时，说过这么一番话：
“绝没有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几篇，就有各种各类叽叽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我看过一个材料，说当时有人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声色俱厉地说：周扬、夏衍、巴金是三个自由化头子。说这话的人就是主管意识形态的一位理论家，还有地位更高的老革命公开在中央党校骂：“那个姓巴的最坏……”
你要忏悔可以，你要当君子，当圣人、当下凡菩萨，没人阻拦你，问题是你的声音喊出来，对我们是一种威胁；声音越大，传播愈广，威胁愈大，我们能不恨你吗？
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在世的时候，没有人看得上他，他可怜兮兮地为这个人写赞美诗，为那个人写赞美诗；为比他强的李白写赞美诗，为更多的不如他的人写赞美诗，可没有人为他写赞美诗。杜甫死后一百多年，其价值才被人发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你想想，你一个官员，成天写诗歌忧国忧民的诗歌，貌似圣人一样，感情我们这帮写风花雪月的人、当公仆的人就是只知道挥霍民脂民膏？你杜甫清高什么，正经什么呀？谁稀罕！
我们一直在反思文革，可有些在文革中犯下了反人类罪的人，至今还在颐享天年。当年解剖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尸体的军管会代表刘万泉，即是一例。严凤英不堪忍受文革期间给自己定的罪行而自杀，而这么一个小人，硬是站在手术台上，逼迫医生一定要开肠破肚，寻找藏在她五脏六腑中的发报机。而整个解剖过程中，这个无耻卑鄙的小人就站在严凤英尸体的下方，其真正目的，就是要看看裸体七仙女。就这么一个无耻的流氓，今天依然安然无恙，儿女成群，幸福地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