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父亲与腔 - 四季歌文学社区

父亲王金斗，１９１９年，出生于陕西省临潼区韩峪的一个名叫油王的小村子，上过三年私塾。他的名字是我在私塾当教书先生的二爷给起的，“金”，表明他属王家的金字辈，“金斗”者，家金斗盛之意，这个名字，又恰好体现了爷爷对他的寄寓的美好愿望。可他的人生，却有愧于祖先的厚望，实实在在地对不起这个美好的名字。

马克思说过，世界上的无产阶级，只要凭着《国际歌》，就能找到自己的朋友。而我要说，我们当地十里八乡的秦腔迷们，只要一听到父亲的秦腔声，就像有无法抗拒的强大的磁力吸引一样，自然而然的聚拢起来，形成一个阵容不小的乡村秦腔团。我甚至怀疑，父亲的嗓子，天生就是唱秦腔的。自我记事时候起，我就知道他能唱完五十年代流行于三秦大地的《梁秋燕》全本，对秦腔名剧诸如《火焰驹》《铡美案》《三滴血》《赵氏孤儿》等万般痴迷。对肖若兰、陈妙华、任哲中等著名秦腔艺人的表演风格了如指掌。平时听一段秦腔，就能知道这是哪一流派。以前陕西电视台每周三晚上黄金时段的《秦之声》栏目，简直成了父亲最丰盛的晚宴。而最拿手的还是体现陕西人粗犷憨厚的老生和大净两种角色。他唱秦腔最大的特点是入迷动听，不管在何时何地唱秦腔，总是细心揣摩角色，力图把秦腔的朴实、粗犷、深刻、细腻演唱到位。所以，今天我回想父亲一生没有走进秦腔剧团，深为他的人生遗憾。

父亲年轻的时候，那才叫戏迷呢。白天一有空，就抄戏本子，吼唱段，有一次竟然偷了家里唯一一只木碗，拔了一些马尾鬃，自制了一把粗糙的二胡。月色如霜的晚上，不到二十岁的父亲，带月荷锄而归，顾不得洗去一天的疲惫，偷偷拿起这把二胡，来到村西头的那几株高大的皂荚树下，拉起弓子，用自己并不熟练的双手拉起了二胡，自拉自唱。在习习的凉风吹拂下，皂荚树婆娑的影子和着父亲的二胡的旋律，翩翩起舞。不大一会，便引来了一大群秦腔爱好者，一个人的声音，变成了秦腔大合唱，没有技巧，只有嘶喊，但绝不是噪音。父亲年轻的心完全被秦腔俘虏了。可这把二胡任父亲再怎么藏，没能躲过奶奶的眼睛，在奶奶的眼里，父亲整天吼秦腔显得没正形；加上那只木碗硬是安在那把琴杆上，成了二胡的粗糙的琴筒，更让奶奶心疼，奶奶颠着一对三寸金莲，腾腾腾的东找西找，发誓要找到这把二胡，然后砸碎，好让父亲收心务正，好好务弄庄稼，过庄稼人的安分日子。当然，奶奶总是不会得手的，父亲对二胡的爱，胜过对自己生命的爱。

那年月，闹抗战。灞桥乡党孔崇洲部所属的某团，回灞桥征兵，血气方刚的父亲在“四万万四千万同胞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中，毅然决然的跟着村上一帮小伙子，瞒着爷爷奶奶报了名参了军。出发那天，他们聚集在灞桥街头，精神抖擞的唱起了刚刚学会的《大刀进行曲》，那昂扬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一句刚刚唱完，父亲便把后面的歌词唱成了秦腔曲调，引得新兵们跟着他的曲调唱开了。顿时，一部《大刀进行曲》变成了万民合唱的秦腔进行曲。这时，有人发现父亲手里还拿了一把粗糙的二胡 -，那把让奶娘恨之入骨的二胡，便对着父亲指指画画。父亲依然昂着头，面对大家的窃窃私语，丝毫没有羞怯，或者说，压根就没有有觉察到，而是虔诚而认真地将这首歌曲用秦腔的腔调唱完了。父亲的这个笑话，让过门不久的母亲羞愧万分，以至于好几天都没有勇气走出家门。所以，我从小就知道父亲打过日本鬼子，我常常自豪的在同学面前那炫耀。

民国三十四年秋，抗战结束了。父亲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光荣的复原了。应该说，父亲是幸运的。我们村和他一起当兵的一共有四个人，其他三个都为抗战捐躯了，只有他命大，孑然一身地回来了。那把心爱的二胡，也在炮火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以后的岁月里，父亲的秦腔，伴着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和着共和国的蛩音，从未间断。互助组合作化运动中，他得意的哼着秦腔，牵着家里的三头牛，拿着二十亩地的地契，上手交给了国家。在我们村，他第一个融入了这股声势浩大的政治洪流。文革中，有人说他参加蒋匪军，是黑五类。父亲不知道是害怕还是无所谓，一言不发，像一个要拉向屠宰场的羔羊，显得那么懦弱，任人乱说，而默不作声。后来由于母亲据理力争，总算没有被划为黑五类。那些年，他担惊受怕提心吊胆度日，秦腔派遣了他内心的委屈，让他挺了过来。八十年代初，许多参加抗战的老兵，三番五次找民政部门，最后的结果是，国家每月给他们有几十元补助。而父亲却任母亲再三鼓动，硬是无动于衷。父亲却除了干活，还是一如既往地听秦腔，唱秦腔。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气得母亲除了大骂父亲窝囊，再无他法。我也无法理解父亲，每每想起当时的父亲，我就想起了鲁迅先生评价中国农民所用的句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记得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大概是七七年吧，韩峪公社搞了一个作文竞赛，题目是“我的爸爸（妈妈）”。我也写了自己的参赛作文《我的父亲》，我知道父亲打过日本鬼子，而打日本鬼，一定是八路军了。我有足够的信心写好这篇作文。这篇作文我几乎一气呵成。大概内容是我的爸爸虽然是一个朴实的农民，但我爱我的爸爸，因为他曾经当过八路军，打过日本鬼子，他是一位抗日英雄。后来我的作文被学校选送到公社，听说公社还要往临潼县选送。我那时真是特别幸福。我还天真的以为这篇作文会让很多人知道我的父亲参加过八路军，我是抗日英雄的后代，那是多么光荣呀！

可后来美梦没有成真，我的作文被刷下来了。原因是我的父亲参加的是国民党军队并不是八路军，而国民党军队并没有真正抗日，而是欺压百姓。当老师把这些告诉我时，我一下子懵了，我为自己撒谎而羞愧，也为父亲没有参加八路军却参加了蒋匪军而羞愧、气愤。这一切让十二三岁的我难以承受。

那天放学，我回到家里，把书包往炕上一扔，母亲叫我快吃饭。面对着母亲端到小方桌上的一成不变的包谷糁子和红苕叶子窝的酸菜，再看看坐在小方桌一边，端起饭碗的父亲，我难受极了，一下子趴在炕边呜呜地哭了起来。母亲问我怎么了，我哽咽地哭诉着自己在学校受到的委屈、屈辱。父亲脸色涨得通红，慢慢地放下刚端起来的饭碗，又是一言不发，慢慢地低下头，显得那么郁闷。母亲用粗糙的双手，摩挲着我的头，安慰着我，告诉我这一切都不是真的。而我委屈不解的双眼看着父亲，希望能让他给我解释明白。

“一辈子只知道唱、唱、唱，你还有啥本事？啥心都不操，就知道唱，一辈子把人没害死？你说你给咱屋办过多少人事？”听到父亲的秦腔声，母亲生气了，开始责骂父亲。父亲对母亲的埋怨责骂，永远都是满不在乎，而此刻，一切声音一切任务都不存在，自顾自地哼起来，眼睛微眯着，摇头晃脑的样子，那神情，是那么的专注入迷，完全像演员进入角色那样自我陶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正读大学，一个暑假的下午，我和父亲在自家的半人高的玉米地里锄草。太阳像一个富丽堂皇的宫灯，挂在在西天。西天那一抹淡云，像书法家挥毫泼墨拖的出遒劲潇洒的一撇，被太阳烘托成一条通红的丝带，就连深绿色的玉米叶子也透着淡淡的玫瑰红。大地愈加闷热，我和父亲坐在地头的水渠边歇晌，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向父亲问起了他当年打日本的真实历史。我是以一颗敬重的心情，和父亲坐在一起的。

1941 年3月，父亲所在的孙蔚如部参加了著名的中条山战役。中条山下，黄河岸边，尽管时序已进入初春，凛冽的北风却依然肆虐着这块英雄的土地，可战士们却穿着单薄的军装，没有棉衣，武器装备低劣。一连几天的战斗，他们已经忘掉了寒冷。他们旅打退了鬼子一次又一次的冲锋，炊事员挑着饭来到阵地。那饭，不是我们想象的野菜汤，而是极为丰盛的大肉和饼子，那是山西当地的老百姓杀了他们的猪，来慰劳抗日将士的。当父亲看到那绯红的肉片，再看看阵地上沾满鲜血的战友，只觉得胃里有翻肠搅肚般的难受，一点也吃不下去。心里憋得慌，扯足劲，嘶喊了一声秦腔名段《金沙滩》中，杨继业征战沙场的唱词：

后面的歌词，已经累得他无法再唱了，长长地躺在阵地上，尽管是初春，但日头当头，还是有些刺眼，也许是太累了，他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后面的歌词，是战友们断断续续地喊下去的。还没有唱完，战斗又开始了。一天后，他们旅退出阵地。当他作为幸存者与长眠在这里的战友们告别的时候，他才注意到，整整一个旅，剩下不足百人。而阵地上的情景让他眩目：老大的一座山头，完全变成了硝烟和尘土的世界，苍翠的山峦，已经被炮火染成灰褐色；柔滑舒缓的山坡，像一个浑身长满疮疤的老头，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几个被炮弹砍了脑袋的树桩，伤口上呼呼的跳着几朵没有熄灭的火苗；空气中弥漫着草叶树枝烧焦的呛人味，风一吹，让人直流眼泪。堑壕周围躺满了自己的弟兄。烽烟滚滚的浸染，已经让人难以辨别他们身上军服的颜色，军服的颜色，几乎与硝烟弥漫的黄土高原没有区别了。他们有的面部像被血浆了一般，那血已经凝固，变成黑紫色，让人辨不清面目；头下流出红白色的东西，豆腐脑一般。有的一条腿不知飞向哪里去了，只在大腿断茬处，还露着森森白骨；那血，还在一点一点的扩大。有的只有一个身躯，头颅已经被战火卷走了，像一个砍了树冠的木桩。有的头上盖着一只断臂，找不到失主。望着这些曾经和自己一起打鬼子、唱秦腔的战友那悲壮的尸骸，他只觉得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可胸口堵得慌，喊不出一个字。憋足劲，可喊出的不是句子，而是战斗间歇大伙合唱的那首：

幸存的战友加入了合唱，身后的群山也跟着他们合唱。那段词，战友们是和着泪唱完的。父亲谈起自己的这段抗战经历时，最初是平静的语气，就像这是发生在别人身边的故事，可说到后来他们唱秦腔时，嘴唇有些微微颤抖，话语有些不太连贯。很显然，那段历史异常血腥，让这个习惯与沉默的父亲也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父亲没有和我谈他当时的心情，我可以想象，父亲不是诗人，不懂得用诗的语言把自己的情感宣泄出来。父亲也不是哲学家，不懂得人生生死相依。他只是一个连初小都没有念完的普通士兵，但他一定有着诗人一样的情感，有着哲学家一样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他一定用泪眼望着曾经和自己朝夕相处的战友，用陕西人最大众、最庄严、最崇高、最动听的秦腔告诉他们，亲爱的战友，我们在为你唱着心中的歌。以后每每你们在那个世界听到秦腔，那必是我们的心灵相约。

父亲在世的时候，我总以为父亲对秦腔的爱好，就如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一样，其实，没有萝卜青菜，人未必就会厌食。所以，对父亲的秦腔爱好也没有多在意。直到９2年父亲住院，我去看他，他向我提出一个要求，要我给他买一台香烟盒大小的收音机。那时我的经济正处于紧张状态，可能他觉得，这个要求不会让儿子感到为难。我答应他了，可后来也就忘记了。父亲出院一个多月后，我回家，父亲和我谈别的事情，顺便提到收音机的事情，我这才想起自己的承诺，万分惭愧。我告诉自己，下次回家一定要给父亲把收音机捎回来。

一晃就是几个月，农村收麦子的时候，我回家了，给父亲买了一台比较气派的收音机。可这次，父亲已经到了他人生的最后岁月了。在床上瘫痪了两个多月的他，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看那样子，已经无力再听秦腔了。当我把自己新买的收音机调到播放秦腔戏的电台，放到他的耳畔，父亲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头微微转过来，睁开凹陷的眼睛，看着崭新的收音机，一滴泪水从眼眶中悄悄滑出，沿着纵横交错的皱纹，艰难的滚落到床单上。伸出嶙峋的双手，抖抖地抚摸着它，用感激的目光看着我，然后吃力的挤出几句话：“花这钱做啥呢？忘了给你说，我有收音机了。“说着，手探向床头内侧，摸索着什么，姐姐替她找出来。那是一台破旧的收音机，真如香烟盒般大小，槽纹中堆满了乌油油的垢甲。母亲说，这是父亲出院后，在２１所（西北核技术研究所）捡破烂时发现的。当时特别脏，回家装上电池，拍一拍，还能响。尽管声音断断续续，但还能凑合着听秦腔。听到这些，我的眼眶湿润了。我把自己买的那台崭新的收音机调到秦腔戏的台上，声音稍微调大，那高亢而熟悉的旋律顿时弥漫了整个屋子：

躺在床上的父亲，也合着演员的曲调唱开了。声音低沉微弱而干涩，再也发不出当年高喉咙大嗓门吼出的酣畅淋漓。但他那被瘫痪折磨的容颜一下子泛出了光，表情也随之逐渐丰富起来。看着他现在的神情、精神面貌，人很难想象他刚才那痛苦的表情。床前的亲人都夸我孝顺，可我却觉得无地自容。就在这一刻，我一下子悟出了父亲的秦腔情缘。我那勤劳善良的父亲，您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走了一辈子，如果说您什么时候最开心，那必定是您在欣赏秦腔的时候。和着那熟悉的秦韵悠悠的跟唱，如痴如醉。甜也唱秦腔，苦也唱秦腔。高兴的时候，秦腔把您内心的喜悦分享给别人；忧伤的时候，秦腔排遣您内心的苦愁，也装点着您贫瘠的生活。您把一世的道路，谱成一世的歌曲，一世扎根关中大地刻刻不论何时何地百唱不衰的大秦腔。秦腔的朴实，造就了您的朴实，朴实得如同三娘在教子。您对生活没有什么奢望，能活着就是您的幸福目标；如同秦腔，自诞生之日起，就没有能快出潼关显山露水的奢望，只求扎根人民心中，抚慰人们疲劳的身心，给人们带来精神愉悦。从父亲身上，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古老而宽厚的三秦大地，之所以民风淳朴，那是因为他们在喊着同一首劳动号子，和着同一个鼓点，在人生的道路上艰难的爬行。吼一声秦腔，会让他们忘掉所有的疲劳痛苦。他们无需教唱，无师自通，每一个人都会唱得酣畅淋漓。秦腔是他们最优美、最得力的散文诗，是他们最宝贵的精神食粮。

1993年，一个蝉声喧闹的季节，父亲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关中大地，离开了他最亲密的秦腔秦韵，走完了他平平淡淡、朴朴素素的人生。遵父遗嘱，丧事从简。唯一奢侈的是我们几个姊妹合伙为父亲请了一个自乐班，在我家门前唱了一天一夜的秦腔。出殡的时候，我要求歌手改唱一首抗战歌曲《大刀进行曲》，那位唱得脸红脖子粗的歌手，稍作休息，便自信的在乐队伴奏下唱开了。可一连两遍，都滑到秦腔曲中了，尽管调子跑的找不着北，却并不难听，最后只好将错就错，用秦腔的曲调，唱完了这首激昂的抗战歌曲，让送葬的人很不满意。我不知道父亲当年参军时的唱的《大刀进行曲》，是不是也是这么砍向日本鬼子的，但我知道，这一定是那个世界的父亲，在悠然地听那永远也听不厌的秦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