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在一个帖子里看到“南浔”俩字，情不自禁想起那是徐迟先生的故乡，想起他的长篇自传《江南小镇》。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秋天，我因手腕骨折在家休息，不经意间在儿子房子里看到了一本《收获》，便拿来翻翻。其中看到了徐迟先生的《江南小镇》连载（三），我聚精会神地一口气读完了，兴奋的心情远胜于吃了一顿美味大餐。于是就跑到单位的阅览室去找其他几集，那时单位因为要搬迁，杂志书籍已经整理捆起来了，我也顾不得还打着重重石膏手臂的疼痛，如大海捞针似的在那一堆布满灰尘的书中找着我要找的“宝贝”。最终我找齐了其他几集，拿回来和儿子一起看完了。那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读过的好书，爱不释手，我也就自私一回，把那几本杂志留下了没还回阅览室。后来，又被一位爱看书的同事借去不还我了。此后，我无论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到书店看看，有没这本书卖，却始终未如愿。也正因为喜欢徐迟先生的《江南小镇》，而对他本人也特别关注，后来知道徐迟先生意外走了，还伤心了很长时间。
独享转自
徐迟与他的《江南小镇》
枕边书 ■陈坤林
当代作家、诗人徐迟，他的母亲是嘉兴人，在1962年的日记中他曾对当年寻访母亲旧家时所见嘉兴风情有一段描述：“府东街遇水而尽。街弯到府前街，那里有几栋房屋，依稀似曾相识。我孩提时代曾随母亲回她的娘家。水又弯弯地弯过去，隔水是一个部队医院。这就是我母亲的旧家，在府东前街尽头河水弯弯处。过去这里有大房子。尽是大房子，隔河就是嘉兴府。那著名的‘云破月来花弄影’句，就是在嘉兴府里写的…… ”
12月12日，是徐迟的忌日。通过本地读者陈先生的文字，让我们走近徐迟与他的《江南小镇》。
１２月１２日，是著名诗人和作家徐迟的忌日。不知不觉，徐迟与我们阴阳两隔已是整整十个年头了。
上世纪初叶，徐迟诞生在美丽的江南小镇——南浔一个近代教育实业家的家庭里。父亲徐益彬，１４岁便留学日本东京大森体操学校，２０岁考取秀才；母亲陶莲雅，嘉兴人，是一位有文化有教养又坚强的女性。徐迟晚年以《江南小镇》做他长篇自传的题目，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他对家乡怀有很深的感情和很好的印象。徐迟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以及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南浔小镇上度过的。徐迟曾离开这座小镇，又回归这座小镇，再离开，又回归……这一次次的周折，总是与他的人生道路的选择、精神状态的起伏，以及国家命运的变化与时代风云的变幻，息息相关的。在这座江南小镇上，深深地刻上了诗人生命的印痕与心灵的投影；这个故乡小镇，对徐迟而言，既是他生命的起点，也是他灵魂的归宿，当回首往事时，又是诗人记忆之舟停泊最久的港湾。
１９９３年３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徐迟撰写的长篇自传《江南小镇》，近６０万字，它是徐迟回忆录的前半部分，即１９１４至１９４９年间的经历。徐迟在动笔写作《江南小镇》之前，曾就如何达到“真”的问题，和提倡“说真话”、主张“把心交给读者”的著名老作家巴金交谈过一次。巴老就此问题，谈到了写回忆录能否做到坦率诚实？能不能像卢梭的《忏悔录》那样无所不言？徐迟最后接受了《忏悔录》的写法。有朋友曾劝过他，说回忆录可以写，但忏悔则大可不必了。徐迟最终没有听信朋友的“忠言”，依然选择写“真”的手法，他说：“既然写了，何必扭捏？如果这回忆录的良机还不好好利用一回，来清洗自己，那就是永远的遗恨……”
徐迟在《江南小镇》中，写到上世纪３０年代前期，他曾崇拜过新感觉派小说家穆时英和刘呐鸥，而穆时英和刘呐鸥等已入“贰臣传”的作家，如今早已无人挂齿，即便对那段历史有所回忆，人们也避之唯恐不及。徐迟的秉笔直言，意在告诉人们：上世纪３０年代前期的徐迟，还不是一位革命的文学青年，而是一个现代派、唯美主义乃至新感觉派都沾点边的文学青年。这是徐迟对自己“解剖”的一个事例。
对与他同时代且尚健在的人物，徐迟也敢于实事求是地臧否。比如孙大雨这位新月派诗人、莎翁戏剧翻译家，徐迟议论道，“可惜他这么一个出色的莎士比亚专家，虽然自命不凡，实在也庸俗得出奇。但既然他还是有点学问的，我也还是在他的学问上对他很尊敬的。他的可笑之处还只能算是小节了吧。”不知当时孙大雨君见了这段文字有何感想？
像这样道“真”写“真”的例子还有很多，《江南小镇》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段段“真”的历史，一个个“实”的人物。可以想见，终有一天，书中真实的历史与人物，定会引起关心、研究那个时代的未来的历史学家们的兴趣的。
《江南小镇》发表后，当年的“三剑客”之一作家冯亦代，在读了《江南小镇》的部分章节后，即去信徐迟：“我真佩服你的勇气，能够把自己整个儿身心，露在读者的面前。”老作家李乔在看了《江南小镇》后也由衷地说道：“……这类作品大都有一个模式，只写好，不写坏，偶有涉及他人之处也很简略……《江南小镇》突破了这框框，再现时代风云，再现过去的生活，‘我’的一切便真实可信了，有动人感，立体感，史诗感。”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对《江南小镇》的文学价值和艺术特色则倍加赞赏：“我还没有读过这样的自传。它的境界、情调、气质、叙述的口吻，乃至节奏，其中的小小的议论，都使我倾倒。”
然而，疾病对他肉体与精神的折磨，使得徐迟自别人世，最终没能续写完《江南小镇》，给中国文学史留下了永远也无法弥补的缺憾，就像曹雪芹的《红楼梦》、沈复的《浮生六记》一样。
徐迟《江南小镇》重版感言
当代作家、诗人徐迟，他的母亲是嘉兴人，在1962年的日记中他曾对当年寻访母亲旧家时所见嘉兴风情有一段描述：“府东街遇水而尽。街弯到府前街，那里有几栋房屋，依稀似曾相识。我孩提时代曾随母亲回她的娘家。水又弯弯地弯过去，隔水是一个部队医院。这就是我母亲的旧家，在府东前街尽头河水弯弯处。过去这里有大房子。尽是大房子，隔河就是嘉兴府。那著名的‘云破月来花弄影’句，就是在嘉兴府里写的…… ”
12月12日，是徐迟的忌日。通过本地读者陈先生的文字，让我们走近徐迟与他的《江南小镇》。
１２月１２日，是著名诗人和作家徐迟的忌日。不知不觉，徐迟与我们阴阳两隔已是整整十个年头了。
上世纪初叶，徐迟诞生在美丽的江南小镇——南浔一个近代教育实业家的家庭里。父亲徐益彬，１４岁便留学日本东京大森体操学校，２０岁考取秀才；母亲陶莲雅，嘉兴人，是一位有文化有教养又坚强的女性。徐迟晚年以《江南小镇》做他长篇自传的题目，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他对家乡怀有很深的感情和很好的印象。徐迟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以及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南浔小镇上度过的。徐迟曾离开这座小镇，又回归这座小镇，再离开，又回归……这一次次的周折，总是与他的人生道路的选择、精神状态的起伏，以及国家命运的变化与时代风云的变幻，息息相关的。在这座江南小镇上，深深地刻上了诗人生命的印痕与心灵的投影；这个故乡小镇，对徐迟而言，既是他生命的起点，也是他灵魂的归宿，当回首往事时，又是诗人记忆之舟停泊最久的港湾。
１９９３年３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徐迟撰写的长篇自传《江南小镇》，近６０万字，它是徐迟回忆录的前半部分，即１９１４至１９４９年间的经历。徐迟在动笔写作《江南小镇》之前，曾就如何达到“真”的问题，和提倡“说真话”、主张“把心交给读者”的著名老作家巴金交谈过一次。巴老就此问题，谈到了写回忆录能否做到坦率诚实？能不能像卢梭的《忏悔录》那样无所不言？徐迟最后接受了《忏悔录》的写法。有朋友曾劝过他，说回忆录可以写，但忏悔则大可不必了。徐迟最终没有听信朋友的“忠言”，依然选择写“真”的手法，他说：“既然写了，何必扭捏？如果这回忆录的良机还不好好利用一回，来清洗自己，那就是永远的遗恨……”
徐迟在《江南小镇》中，写到上世纪３０年代前期，他曾崇拜过新感觉派小说家穆时英和刘呐鸥，而穆时英和刘呐鸥等已入“贰臣传”的作家，如今早已无人挂齿，即便对那段历史有所回忆，人们也避之唯恐不及。徐迟的秉笔直言，意在告诉人们：上世纪３０年代前期的徐迟，还不是一位革命的文学青年，而是一个现代派、唯美主义乃至新感觉派都沾点边的文学青年。这是徐迟对自己“解剖”的一个事例。
对与他同时代且尚健在的人物，徐迟也敢于实事求是地臧否。比如孙大雨这位新月派诗人、莎翁戏剧翻译家，徐迟议论道，“可惜他这么一个出色的莎士比亚专家，虽然自命不凡，实在也庸俗得出奇。但既然他还是有点学问的，我也还是在他的学问上对他很尊敬的。他的可笑之处还只能算是小节了吧。”不知当时孙大雨君见了这段文字有何感想？
像这样道“真”写“真”的例子还有很多，《江南小镇》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段段“真”的历史，一个个“实”的人物。可以想见，终有一天，书中真实的历史与人物，定会引起关心、研究那个时代的未来的历史学家们的兴趣的。
《江南小镇》发表后，当年的“三剑客”之一作家冯亦代，在读了《江南小镇》的部分章节后，即去信徐迟：“我真佩服你的勇气，能够把自己整个儿身心，露在读者的面前。”老作家李乔在看了《江南小镇》后也由衷地说道：“……这类作品大都有一个模式，只写好，不写坏，偶有涉及他人之处也很简略……《江南小镇》突破了这框框，再现时代风云，再现过去的生活，‘我’的一切便真实可信了，有动人感，立体感，史诗感。”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对《江南小镇》的文学价值和艺术特色则倍加赞赏：“我还没有读过这样的自传。它的境界、情调、气质、叙述的口吻，乃至节奏，其中的小小的议论，都使我倾倒。”
然而，疾病对他肉体与精神的折磨，使得徐迟自别人世，最终没能续写完《江南小镇》，给中国文学史留下了永远也无法弥补的缺憾，就像曹雪芹的《红楼梦》、沈复的《浮生六记》一样。
徐迟《江南小镇》重版感言
日期：2007-03-16
作者：徐鲁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作者：徐鲁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徐迟先生的这个回忆录越写越艰难了。原因倒不仅仅是因为其时他在个人生活上碰上了一些麻烦……最重要的因素，我以为就是，他越来越对自己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生活、创作与追求，产生了迷惘和怀疑……
他不是歌唱月夜和爱情的夜莺，而是为沸腾的工地和豪迈的建设者忘情翔舞的火鸟。
天才的作家和艺术家往往都是如此:他的生命和创作生涯结束了，但他的影响、他的精神，还有他的故事与传说，却在人间重新开始。时间是有重量的。转眼之间，徐迟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十年了。十年的时间，有可能使一些作家和作品如过眼烟云，随风飘逝，也可能使另一些作品如同沉船一样被重新打捞出海面，光芒重现。果然，我们看到，在这十年间，徐迟先生的许多著译作品，如报告文学选集《哥德巴赫猜想》，散文译著《瓦尔登湖》，长篇传记译著《托尔斯泰传》等，都被重新编辑，推出了新的版本。
最近，百花文艺出版社又寄来了新版的徐迟自传《我的文学生涯》(即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江南小镇》)。使我感到欣慰，并且“与有荣焉”的是，这个版本里穿插了几十幅徐老各个文学时期的相关图片。这些图片中的一大部分，都是我在这十年间从上海图书馆、北京国家图书馆和一些友人那里保存的各种文献资料中查到、复制出来的，有的可能还是鲜为人知的图片和手迹。这本新版的自传，可以满足十多年来许多一直在寻找《江南小镇》的读者朋友了。
然而，我也想到了徐迟先生留下的两个遗憾，两个未完成的文学工程:一是《荷马史诗》的诗体翻译；另一个就是多卷本回忆录(自传)的后半部分。
这里只说说那未完成的回忆录的后半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文学从属于政治，作家只应该为工农兵服务，任何作品，包括诗歌，都处于“无我”状态。这种简单而又普遍的文艺风气，直接导致了一大批从二三十年代走过来的作家的无所适从和举手无措。他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摇摇头，自叹才尽，无法效命而从兹停笔，过早地终止了各自的创作生命。但也有一些作家，似乎克服了“异化”，在痛苦与困惑中走出了高尔基笔下的那个克里·萨木金式的自我天地，很快投入了新的时代当中。徐迟当属后一类作家。他这样说过，面对克里·萨木金这面“镜子”，他曾经觉得，自己“也是掉在新中国里的一个魔影”。他为此也极其困惑过。但是最终，他还是“十分认真地通过了三四年的刻骨铭心的痛苦，好不容易才克服了它，最后费尽了心血，终于使我的个人与社会、个性和共性，越来越靠近，直至后来两者紧密地拥抱在一起，大体上达到了统一，因而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活力，取得了稍稍的心安理得和较好的成效”。这时的徐迟当然还没有想到，再过许多年之后，他还会对此时的想法来一个“否定之否定”。
1995年，我曾有幸协助他写作他的回忆录的1949年以后部分。当时我们采用的方式是，他先简略地口述一个大概的线索，我做笔录，然后根据这个线索寻找和补充材料——包括查对和引述他的日记、他同期的各类作品、同时代人留下的文献资料等——然后再经他过目和润色，完成定稿。用这种方式，他从开国后讲起，差不多即将讲到了“文革”前。然而，渐渐地，这个回忆录越写越艰难了。原因倒不仅仅是因为其时他在个人生活上碰上了一些麻烦，无法继续在武汉居住，也不仅仅是因为健康的原因，最重要的因素，我以为就是，他越来越对自己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生活、创作与追求，产生了迷惘和怀疑。已经完成的那十来万字回忆录中的一部分，不久就以《在共和国最初的日子里——〈江南小镇〉续集》为题，刊发在《江南》杂志1996年第三期上。徐迟把他的这种迷惘与犹疑，坦白地披露在这个“续集”的开端:“我现在只好叹叹气，对你们说:我只是一个幻梦家而已！而如今我的幻梦全幻灭了。幻梦！幻灭？是这样吗？”他追问自己。虽然他是多么不愿意看到，甚至不愿意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然而他却不能不承认了:“是这样的！是的，你们也许还不信，我的幻梦是真的幻灭了。”他还写道，当他写着这个回忆录的时刻，“我还清楚地想起，并清楚地看到我自己在那种依稀的蒙昧时代的得意洋洋的、磅礴浩荡的情绪。多么大的一个幻梦啊！随着是多么悲哀的一个幻灭！”
我宁愿相信，正是这种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沉重的幻灭感，才是徐迟后半部分回忆录再也不能继续写下去的真正原因。然而在五六十年代，他虽然有过一些克里·萨木金式的痛苦与困惑，却还并没有晚年的这种幻灭感。当时，他只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新中国人”了。表现在创作上，他几乎抛弃了一切属于个人的渺小情怀的抒发，而大写特写起“我们这时代的人”来了。他像巴尔扎克的要求作家“应该成为时代的秘书”那样，把自己热情的笔触，伸到了时代生活的最前沿，把反映新中国各个时期的经济建设生活，反映新时代人的高昂向上、艰苦而又乐观的奋斗精神，视为自己创作的首要主题。就像一位评论家说过的，他不是歌唱月夜和爱情的夜莺，而是为沸腾的工地和豪迈的建设者忘情翔舞的火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