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川上
□陈君玲
母亲拿着父亲的一张小照片，笑眯眯地说：“看人家，多上相！”我凑过去，看到父亲在朱红的底色上微笑着，眉眼弯弯，一派春风和煦的样子。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似乎不是。和煦只是某个瞬间，更多时候，在家庭内部，父亲是一个耿介、沉默，不可捉摸的人。我们长大后，才隐约明白，父亲的内心始终有着郁郁难舒的一部分。
天性使然，还是生活的磨难所致？还是两者都有？
他养大了一串孩子，送走了耄耋之年的老父，唯一的姐姐也已不在人世。他所有的产业，只剩下这几个孩子。
我们没有一个活得春风得意，和他一样，都是在底层挣扎求生的劳苦大众。他最看重的、唯一的儿子，是个“于勒”式的人物：漂在外面，音信稀少，很难给他一个安详的晚景，这一点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
父亲比我大十八岁。我出生时，他还是个少年；我步入中年，他的暮年也开始了。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岁月的河正在流过我们，如果我漟着这条河溯流而上，往昔的场景，那些关于父亲的点点滴滴，也许会重现眼前……
我十八岁那年，父亲从县城带回两件仿呢西式上衣，我那件是淡红色，妹妹那件是灰绿色。我穿着它在油菜花田照相。铺天盖地的金黄油菜花，中间一个红影子，衣服的红映上脸颊，青春就像一滴血，在草纸上惊心动魄地洇开了。
我十四岁那年，父亲带回两双旅游鞋，姐妹俩一人一双。那么漂亮的鞋子，简直让人惊叹！我穿着它上学，要好的女同学马上发现了，跑过来用英文说：“新鞋子！”我羞涩地一笑。喜剧的是，不到两天，新鞋的底和帮完全分了家，鞋帮带着完整的鞋垫，躺在院子的角落里，看起来还是一双完好的鞋。
我十二岁那年，父亲从集上带回两件圆领衫。我的是藕色的，胸前盘着大朵绢花，枝枝叶叶都是那么美。我钟爱地穿了那些年，直到头再也钻不进去了。
我八岁那年，父亲带回两条围巾，窄窄的、葱绿配柳黄的提花，夹着些黑格子。对于这条围巾，我不喜欢，那时校园流行绒毯一样厚的大红围巾，单薄的小绿围巾，根本没人围。后来，我如愿以偿地拥有了大红围巾；后来，小绿围巾围到了我儿子的脖子上；后来，我儿子长大了，小绿围巾还是鲜艳如初，有一天我会把它围在我孙子的脖子上。
我八岁那年，二十六岁的他，已是两个女孩的父亲，即使那样，他还是漂亮的，穿着劳动布工装，步履矫健，凤凰自行车前杠带着妹妹，后架坐着我，车轮轻快地滚动在春风里，杨柳依依，风和日丽。
继续往前走，走到四十年前，那时还没我，父亲是个少年，瘦瘦小小，中午放学回家没有饭吃，到门前的菜园子里拔葱、摘菜，自己做饭。
再往前走，到五十年前，半个世纪之初，父亲正好是七岁。一个没妈的孩子，跟着父亲在荒野上牧猪。他奔跑着，跑过饥荒年代，跑过苦难岁月，跑进母亲和我们的生命里。
感激命运的偶然，让奔跑的父亲和我们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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