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志杰：关于互联网时代的编辑价值重估

苗洪

                             
                                                    苗   洪

     

   序言:这是我们第一次以现实中的职业编辑为例进行关于编辑文化页面的具体分析研究。对于编辑学科来说，关于编辑职业本身很多方面的问题已经阐述的非常明确而细致，在个别学者那里，甚至将心理学也引入到关于编辑职业及其编辑身份及心理的研究工作之中。我们之所以在此进行某种意义额外的编辑研究,是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应该引起的现象就是,编辑的概念正在边缘化或逐步走向瓦解或解体。如果我们不及时进行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论，很明显就无法理解想象共同体之下的编辑内涵。

  但是，这些关于编辑及其编辑职业的分析研究，除了仅仅停留在关于编辑自身的业务素质，职业道德包括编辑义务或责任的区间之外，基本就没有其他的拓展。在本文当中，我们将以东方出版社著名编辑曹志杰的编辑实践为例，结合全球性文化大背景之下的全球文化发展趋势及策略，以进行编辑文化及其编辑与文化的相关探讨。

    《一》而实际上在曹志杰看来，编辑作为一种具有介质属性的工作来说，他不仅仅只是从作者到读者的联系与沟通桥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编辑职业对于文化页面所起到的推进或促进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区间及范畴。尤其是在想象共同体的浪潮之下，关于编辑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在关于民族文化的调研过程中，《想象的共同体》作者尤其注重印刷业与工业革命或文化革命之间的重要关系。

   无论是在《想象的共同体》著作当中，或者说是在其他相关网络信息化的文章当中，有一个经常性出现的术语“印刷”或“印刷工业”等有印刷有关的术语会经常出现在这些讨论的区间。特别是在《想象的共同体》当中，印刷工业成为论证民族问题的一个主要术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著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作者将比较史、历史社会学、文本分析与人类学融于一体，提出一个解释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具有哥白尼革命特质的新理论典范，把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作为研究起点，而民族这种特殊的人造物就是“想象的共同体”。接着论证了民族主义是如何从美洲最先发生，然后再向欧洲、亚非等地逐步扩散的历史过程。而这一扩散过程的被总结或形成总结报告式的问题都与印刷行为有关。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是一部在20世纪末探讨“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作者以“哥白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来探讨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崛起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影响所及几乎横贯所有人文与社会学科，是在理解人类社会诸多现象时不可或缺的指引。自本书1983年在英语世界问世，到2007年年底为止，已经在33个国家和地区中，以29种语言出版。也正是这种译本广阔散布的状态，引起作者写作《旅行与交通：论<想象的共同体>的地理传记》的冲动。   

    关于印刷，常规的语义（Printing，Graphic Arts，Graphic Communications）是指把文字、图画、照片等原稿经制版、施墨、加压等工序，使油墨转移到纸张、织品、皮革等材料表面上，批量复制原稿内容的技术。简单意义上说，印刷是使用印版或其他方式将原稿上的图文信息转移到承印物上的工艺技术，也可以理解为使用模拟或数字的图像载体将呈色剂/色料（如油墨）转移到承印物上的复制过程。曹志杰对此曾经这样描述:如果您对这个术语的字面理解比较精通的话，距离我们完整理解《如何在网络化时代生存》中的印刷就明显不远了。


  《二》但是，对于已经进入编辑流程网络化的编辑职业来说，实际上印刷这一术语除了在现代文章中代表了以上这些动作外，已经不再是单纯从印刷到制作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印刷术语省略了关于印刷的一切流程过程，直接表达宣传的意思。也就是说，在现代人们论证各种不同类型的媒体，社交，民族问题的时候，使用印刷概念表达或替代宣传这一术语，显得更形象，也更精辟。

  因为，当某一手稿的编辑工作已经达到可以印刷的程度时，那么政府的审阅，主编的通过，包括成品出版物市场体系的具体分析等步骤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达成有效协议。   

    而另外，曹志杰在这个过程中明确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某一地区的印刷业比较发达的话，又可以证明当地问候的发达，或者说某种意义的文明程度。如果我们理解了印刷术语在当今社会被广泛运用的具体机制，那就比较容易在那些将网络媒体与印刷对应讨论的场合为什么会产生了这种现象。并且，在当今现代科技时代，之所以将印刷这一具有特别重要古老意义的概念与网络媒体相对应，还有一个主要的因子就是，两者都具有不可逆转的不可纠错的扩散属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一本印刷品经市场扩散而被流入广泛性的大众群体之中时，如果这时候才发现那些在出版之前没有被纠正的错误，那么这时候的纠错已基本毫无意义。   

     而与此同时，对于网络信息来说，一旦形成完整的媒体作品正式发布，即便其中的错误能够迅即被纠正，但是，相对纸质印刷品来说，等我们发现网络宣传品的错误是，他中间的许多错误早已被广泛扩散。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这种属性基本是处于比较一致的状态。而网络媒体在发布宣传品的时候，有个替代的程序，而这一替代程序对于印刷品的文字使用流程来说，这种相关文字的替代或替换流程，几乎可以将政治错误，影响民族团结，造成民族及种族歧视的可能降低到最低限度。 那些希望理解高度连接性对当今世界政治和地缘政治影响的人，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注网络理论的真谛。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就会明白，网络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那些梦想着“全球社区”的技术乌托邦主义者有理由向用户灌输他们的思想，当然这也不妨碍他们继续深入挖掘用户数据。硅谷的那些技术寡头们在连接世界方面已经做得够好了。而我们不过是他们所拥有的网络的用户，应当对他们自诩为救世主式的愿景保持应有的怀疑态度——而这一切的最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强有力的宣传来传播，来扩散自己的主张。  

   实际上这种替代流程并不是今天的创新，早在印刷术刚刚发明被利用到实际印刷流程时，我们的祖先就已经非常智慧的使用空格印刷或者说“此处省略若干字”实际上现代网络媒体使用替代或替换的鼻祖。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的文字狱时代，文字的印刷态度更加小心翼翼。因此我们在此基础上可以理解这么一种关于中国书写的早期中为什么不使用标点符号——这就充分证明中国封建统治时期的文字使用特别谨慎，显示出某种程度的文化专制性。而近年来网络流行的电子分镜技术，在某种程度可以理解为快速翻动的连环画或快速切换的幻灯机。

《三》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度网络化、信息化的社会，人们通过社交媒体与无数人瞬时联系。网络化时代将对地缘政治和国际形势产生何种影响？人们在这个时代应如何生存？2017年9/10月刊发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在这个每个人都能自由发表言论、交换信息与思想的时代里, 曹志杰个人分析认为,从表面上来看, 似乎是编辑的作用被弱化了许多。但是，在这个思想泛滥的时代里，需要有人去归纳，去为这些不同层次的思想寻找参照，所以，编辑的职业作用及职业功能不仅没有被弱化，相反却显得更加重要。而与网络时代之前的编辑相比之下，现代的编辑不仅仅是承担起审核或修订的责任，同时还要担负起前期评论家的职责。

   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连接得更加紧密，这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人们曾认为，地球上每个人最多通过五个中间人就能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这就是著名的六度分隔理论。今天，脸书用户甚至只需通过3.57个中间人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然而，这也许并非完全是件好事。正如推特创始人之一伊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2017年5月接受采访时说的那样：“我曾认为只要每个人都能自由发表言论、交换信息与思想，这个世界就能自动变得更美好。我错了。”    2017年年5月，在哈佛大学开学典礼上，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回顾了他本人“连接世界”的野心。他回忆说：“所有人都希望连接……我的梦想从来都不是建立一家公司，而是为了产生影响。”扎克伯格肯定是这样做的，但现在的这种影响是否和他当初梦想的一样，就值得商榷了。扎克伯格在致辞中指出了他们这代人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包括数千万工作被自动化取代、不平等问题以及反对“知识、贸易和移民的流动”的权威主义、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力量。但他没有提到的是，他的公司和硅谷的同行们对这三个问题都“功不可没”。   

   在消灭类似卡车司机这样的工作方面，世界上没有一家企业比加州的技术巨头更卖力。也没有人能够比硅谷的大师们更好地体现前0.01％的收入人群财富的急剧增长。同样，在帮助英国和美国的民粹主义者赢得政治胜利方面，也没有任何公司比脸书做得更多，尽管它是无意的。如果没有脸书关于其用户的巨大数据库宝藏，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都将是天方夜谭。而该公司在去年的虚假新闻大流行中也无意地发挥了关键作用。

  《四》扎克伯格绝不是唯一信奉网络世界的人。1996年，曾经的抒情歌手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摇身一变成为一名网络活动家，并发表了他的“网络独立宣言”。他要求“工业社会的这些国家们，你们这些令人厌倦的钢铁巨人……离我们远远的，全球连接的脚步已不可阻挡。”谷歌的艾瑞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和贾里德·科昂（Jared Cohen）在2013年写道：“当前网络技术……真正有利于公民。”“从来没有这么多人通过一个即时响应的网络连接起来。”他们认为，这将对各地政治产生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影响。而阿拉伯之春的早期阶段似乎证明了他们乐观的分析。

   正如英国歌手约翰·列侬的歌曲《想象》中所唱的那样，一个网络化的世界本能地具有吸引力。例如，扎克伯格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认为，“人类历史的伟大弧线总是青睐那些以更大数量聚集的人群——从部落到城市再到国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靠个人单打独斗难以实现的目标。”然而，这一构想中提到的历史弧线尽头世界大同、全球一体的盛世情景，却与我们看到的社交媒体运行模式大相径庭。在自然界和人类的社交生活中，网络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今天人们使用的社交网络唯一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们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传播速度最快的网络，在数秒之内就能将几十亿人连接起来。然而，在脸书出现之前，学者们就已经对规模更小、速度更快的社交网络如何运行这一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而研究结果对一个完全联网的世界如何运行并不持乐观态度。

《五》从历史角度看，因特网的全球影响与印刷业对16世纪欧洲的影响颇有相似之处。当今时代计算机和手机对个人的巨大影响，又如马丁·路德时代手册和书籍对个人的影响。实际上，美国1977-2004年间个人电脑的生产和价格轨迹与英格兰1490-1630年间书籍的印刷和价格轨迹十分相似。而电子邮件或联络软件的普及，在某种程度来说，似乎是明确缩短了从编辑到作者的距离。而在此之前的二十一世纪里。编辑与作者的沟通周期达到两周或者说更长的时间。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信件不慎在邮递的途中丢失的话，这个周期不仅仅是被无限期延迟的状况，并且还导致编辑及作者之间的某些误会而放弃作品的编审工作线。

  而随之而来的网络时代尽管和欧洲印刷术发明后的时代有着一些巨大差异。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与德国印刷技术革命引发的浪潮相比，当前的网络革命速度更快，地理范围上也更为广阔。其二，当前网络革命的经济分配后果是完全不同的。早期的现代欧洲并非推行知识产权的理想之所，那时的技术只有当被同业公会垄断时才有可能受到保护。印刷行业没有产生亿万富翁：约翰·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并非比尔·盖茨（到1456年，约翰·古腾堡实际上已经破产）。此外，印刷行业的革命也只推动了占媒体中很小一部分的报纸和杂志凭借刊载广告盈利，而因特网驱动下的所有重要网络平台都能做到这一点。与过去相比，现在世界上只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拥有和运行网络的人以及只使用网络的人。其三，印刷业扰乱了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宗教生活。相比之下，互联网首先只是扰乱了商业，最近才扰乱了政治，而它实际上只影响了一种宗教，即强化了伊斯兰教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倾向。   

   尽管如此，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印刷术发明后的变革时代仍有一些相同之处。正如印刷术那样，现代信息技术不仅仅推动了市场的转型，还推动了公共领域的转型。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如此多的人被一种即时响应的网络连接在一起。通过这种网络，以衍生方式复制传播的流行互联网文化基因比自然界的病毒传播得还要快。  

  但是，让整个世界相互连接就能形成一个全民皆平等的乌托邦这种想法，只能是一个空想，就好比马丁·路德推动16世纪宗教改革时提出的“信徒皆祭司”原则。现在的事实是，全球化的网络已经成为了各种疯狂与惊恐传播的机制，正如印刷术的发明和识字率的提高短暂地增加了千禧年主义教派和女巫狂热主义的流行程度。“伊斯兰国”（ISIS）的残酷程度一点也不逊色于16、17世纪某些政府和教派的做法。当你回顾历史，就会发现欧洲印刷术的发明不但推动了科学书籍的传播，也加快了关于巫术的书籍的推广。  

   正如欧洲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一样，当今时代正在经历领土主权的消解。由于1555年达成的奥古斯堡合约规定的“谁统治就信谁的宗教”原则受到广泛挑战，16、17世纪的欧洲陷入了数场宗教战争。在21世纪，存在着与之类似的对主权国家国内事务干预加剧的现象，这与耶稣会神职人员曾对英格兰宗教改革构成的威胁不无相似之处。在美国学者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看来，“高度网络化”的世界总体来说是一件好事。她在去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写道，如果美国领导人悟出了如何在新的“万网之网”中运筹帷幄，而不仅仅是在传统的大国外交棋局里纵横捭阖，美国就将“逐渐找到网络权力的黄金分割点”并利用后者的优势。   

   而在曹志杰看来，其他人则没有这么乐观。在《第七感：网络时代的权利、财富和生存》（The Seventh Sense）中，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呼吁在现实和虚拟之间建立一道“大门”，以抵挡网络罪犯和互联网破坏者。雷默引述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密码专家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的计算机安全三原则：“原则一，不要拥有计算机；原则二，不要开机；原则三，不要使用它。”如果人们继续忽视这些原则——特别是政治领导人，他们中大多数甚至没有对自己的电子邮件账户进行双因素认证，那么最复杂的大门也将形同虚设。

《六》 在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分析研究过程中,中国的学者及其西方国家的学者或哲学家只不过是一直保持着一个非常狭窄的空间,并且焦点集中在所谓的东方专制与西方自由哲学的对比区间而完全忽略或者说拒绝了第三方的态度及评价的介入。东方出版社编辑曹志杰先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认为，既然在西方国家的哲学研究中，特别强加于中国文化形态一个东方专制的定义，那么，我们就有义务寻找找到这个文化专制的含义到底是指什么。曹志杰说，这种比较研究实际上很不科学，也非常的缺乏着某种意义的客观态度。

   如果这个定义被确认的话，那么无疑就是说，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广义上的国家，日本，越南，内蒙古，菲律宾，新加坡，缅甸，泰国，朝鲜都存在着一个所谓的专制文化系统。实际上，除中国之外的这些国家，似乎是对这种专制性的评价结论并不怎么在意。

    而事实上，关于中国的周边国家是否在政治，文化，道德领域存在着某种意义专制性的讨论并未进入比较规范的讨论日程。所以，从整个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讨论的界面来看，实际上是将东方的文化专制形态定义是中国式的专制，而并非其他国家的专制。而曹志杰对待这个现象的主要质疑是体现在是否中国文化领域所存在的专制性就是东方文化页面的代表。如果这个质疑成立的话，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中国最临界国家日本军国主义形成的问题。

  日本国学家曾一再强调，日本现在的文化状况，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被确立为中国汉文化介入的结果，但还是最终保持了某种理想主义的大和文化状况。但是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所出现的重要问题是，中国汉语及文化对于日本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在如何的机制之下促成了日本的军国文化。这点非常重要，如果不能被彻底论证的话，那么就是说，中国文化在历史上作为日本文化外部环境的介入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将中国某种好战思维导入日本文化的过程。这是个触目惊心的机制，言外之意就是说，现在令日本引以为荣的文化形态正是中国封建专制文化促进的结果。

    关于以上这些，我们从子安宣邦那里可以找到相关的论证。从子安宣邦的研究中，我们一再看到他努力指出，现代观念中习以为常而不以为意的概念，例如国语，看来自然，其实是虚构的概念；所谓显现日常视角与平民生活的民俗学，其实是抽象而被诗意化的概念，隐藏著扩张而排外的国家叙事；至於东洋的概念，更是在被组织的世界史与世界文明秩序之下的虚构产物，受到了一系列从黑格尔、冈仓天心、福泽谕吉、脱亚论与文明论的话语影响而逐渐构成，并导向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子安宣邦一次又一次地尖锐的揭露知识内部隐藏的形而上学暴力，日本近代扩张式帝国视角的盲点，以及话语中双重性的吊诡。这些解构式的思考模式，看来和子安宣邦从10年代与法国同步的日本学运世代以来便熟悉的德希达与福柯有相当的亲近性。但是，对于令我们重视的是，子安宣邦的论点与长期的工作完全建立於他对於日本思想史的掌握，以及他对於话语模式的敏锐分析。一个关键概念在於日本思想中何时出现将人类的存在放置於社会性与语言结构之中的论述模式。

  尽管这一过程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但实际上它所灌输给日本文化的影响机制实际上并不是单纯的文化层面，而是一个关于侵略扩张的思维因子。而在此基础上曹志杰果断的认为，这种所谓中国文化页面的专制论，实际上就是西方国家将中国文化视为低等文化的主要目的。因为，西方国家的所谓哲学对比，仅仅是以中国的文化页面作为主要突破而不是其他的国家文化形态。

  《七》在曹志杰长期化的编辑实践中，善于对不同层次的文化页面进行客观的对比及分析研究是他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些我们可以从他的许多文化观点中可以得到确认。对文化的态度及姿态，表明着曹志杰作为一个学者型编辑成熟的文化思想程度。当然，在关于曹志杰文化观念的研究过程中，对于传统文化中所透露的某种叛逆及思辩色彩，是促成他平等对待各种不同类型文化态度保持客观性的主要基础。早在几年前，曹志杰就认为，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评论的权力只能交给第三方，而不是任何两种文化独立评价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当中，不同区域及地区文化的边缘性及过渡性也应该考虑在内。

  去年底，由曹志杰主持编辑的《迷途之鸟》顺利出版发行。当然，这个诗集的成功发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就等于是关于曹志杰某种文化思想的体现。因为他仅仅只不过是表明了对《迷途之鸟》的认同页面，而不是比较广义的文化页面或者说文学价值的承认等方面。当然，与此同时，他对泰戈尔原著的间接理解及其对译作的直接理解，我们只能说是一个关于某一特殊区间文化理解的接受过程。而对于泰戈尔本身来说，是一个具有东方区域概念的东方诗人。如果单纯从东方文化页面理解的话，《迷途之鸟》的文化页面实际上与中国文化页面保持了某种程度的一致性。

  因此，关于《迷途之鸟》的文化理解非常复杂。而在此基础上我们所认定的常规流程是，既然泰戈尔诗歌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与中国文化的一致性，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印度与中国文化的对比问题。我们从印度许多文学作品中其实可以明确看出印度文学作品对于印度日常生活状况的有意遮蔽。印度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就是将厕所建立在家里是对神灵的触犯。因此，如果印度文学不在此基础上执行着对日常生活状况进行某种遮蔽的话，必然结果是降低印度文学的审美标准。

   而另外，作为在宗教信仰方面非常重视的印度，实际上对宗教的信仰理解除了忠诚之外，他们也在不断的积极调和着日常生活与原始宗教的冲突等方面。特别是对于印度文学作品的审美机制来说，应该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状况。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载歌载舞表达自己来者审美的需求，而另一方面，又积极倡导着道德教育的意义及其哲学启蒙的意识。因此对于曹志杰来说，《迷途之鸟》的出版发行，不仅仅是将一部诗歌推向公众视野的过程，也是一个如何客观看待印度文学的过程。

  《八》曹志杰作为尤其东方出版社学术编辑室资深编辑尤其注重历史页面与文化页面的关系。他在《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的读后感中明确提出：重说历史的不易，实际上就是重说文化的不易。内忧外患，这是对清末的中国最准确、最精炼的描述。对外，面临的头等问题，就是外交问题。在系列第一本《开国之惑》中，张鸣通过对历史事件不同侧面、不同人物的记叙与描写，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一个让统治者困惑的历史阶段：清末的外交问题，已然不同于以前中国历朝历代所面临的外交问题——以前的中国是天朝上国，从心理上也好，从文化上也好，从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实力来讲也好，都可以从容面对，最差的办法也不过是和亲之后，再养精蓄锐打败对手；而当面对英国的船坚炮利时，则一切颠倒了过来：远在化外之外的弹丸之国，竟然以文明自居，来攻打并成功地打败了他们口中愚昧的天朝上国。可以这样说：从文化、心理（心态）、军事、经济、政治、外交、官员等方方面面，清朝统治者都被震撼了、都被颠覆了，再也无法假装他们不存在了，仅仅剩下了怀柔远夷的想法来聊以自慰。  

  而内外交困之际，对内，重要的是政权稳定，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稳定并镇压各地的反清斗争，一方面是要处理满汉关系。在《天国梦靥》中，张鸣教授通过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解读与分析，让我们深刻地认知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壮大与失败，是集合了清末社会制度、民族、地域、文化、宗教、思想、经济、军事、财政等问题而缓慢又集中爆发的、最初毫无计划的、从小发展到大的造反运动。几个小读书人，引导了这场后来影响巨大的大规模农民造反运动，但却因为无法吸收读书人的加入而最终失败。相反，汉臣们却更加注重自己的仕途与现实利益，反而帮助了满人权贵。而清庭也顺势而为，尽可能调整以满汉为主的民族关系，才使得清庭可以从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战争中侥幸活过来。


  内外问题重重，世界时局大变化，如何使王朝渡过危机、甚至走向中兴？清庭自己找不到答案，但是汉臣们却因被已经激发出来的修齐治平的雄心，在用行动指明了方向：要谋求变化与改革，向西方人学习。张鸣教授在《洋务自强》开篇即强调：洋务运动是被逼迫出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是被逼迫出来的，洋务派也是一个行动派；虽然洋务运动在教育、军事技术和相关产业等方面蓬勃开展起来，但清庭满汉之问题，官员们落后的观念，传统官场不合时宜的旧习惯，过多注重现实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片面、简单、粗糙的对西方制造业的了解，导致了所有用实业与行动来行洋务之名的人，都没有这个心思去了解西方，钻研西方的学问。

   虽然也有一些开明的士大夫们意识到，需要向西方学习的，不仅仅是通过购买器物和学到一些技艺，更重要的是学习西方的制度与文化，学习并发挥他们的优势来为己所用。可惜，这些人是少数派，无法像以李鸿章、曾国藩和左宗棠等有权势、有威望、更有地位的权臣一样，能够真正做起来。由此可知，中国近代史不是那样的呆板与简单，每一个大事件中，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复杂的，是活生生的，是在变化、冲突、新旧交替中寻找着自己的出路，也是在寻找着历史的出路。可是，受制于时代的发展，受限于心态与眼界的不同，受困于历史与现实、经验与当下的交互，人的选择在历史之中，只能，也仅仅是有限的突破，但却留给后人无限的解读和丰富的参考与经验。

   张鸣教授带领我们看待历史的角度与方法，让历史再一次充满了生机——历史的事件为我们开拓了眼界，让我们借鉴从而调整心态，而历史上人物的命运与选择，让我们积累了经验，学会了面对与放弃。 从这点上来说，重说中国近代史，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次重生。重说历史并不容易，甚至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中国近代史，就是那句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至于为什么？恐怕没有谁能说清楚，讲明白。因为我们以前所了解到的中国近代史，太过于笼统，太过于二分化，没有从材料、事实与逻辑相结合，从历史事实的细节方面来展现前后发展。只有知道从细节入手，知道真实的历史情况，我们才能有底气、有信心、敢于直面中国近代史所呈现的一切，也才能从中真正地学到经验与教训，为现在的生活与发展，找到借鉴。


  《九》2015年9月初，曹志杰主持了关于《第三极/我在海拔5700遇见你》的作品讨论会。该书是一部关于异国恋、初恋、虐恋的寻爱小说，也是一部关于信仰缺失与渴望、人性迷失与批判、梦想追寻与反思的寻梦小说，还是一部贯穿过去一百年，连接淳朴乡村与魔都上海，跨越中国与西方社会，纵横职场与情场的都市小说。该书由东方出版社出版，首发版一万本已售完，名列当当网新书畅销榜前列。作者在北京、武汉、广州等地方多次举办新书签售会，小说非常受读者欢迎。从曹志杰关于《第三极/我在海拔5700遇见你》的分析过程当中，我们明确可以看出他在进行相关的文化与觉悟思考过程中所流露的焦虑与折衷。

   曹志杰说，《第三极/我在海拔5700遇见你》与张杨老师的《第二次握手》尽管同属于异国恋、初恋、虐恋的寻爱作品，但是，《第三极/我在海拔5700遇见你》主要还是从个人的觉悟层面进行了敞开式的立体描绘。通过这种对于跨国之恋的系列描写，实际上折射的不仅仅是一个跨国之恋爱情观，道德观，文化观的问题，同时所折射出的还是一个关于想象共同体时代，人类社会如何面对自身冲突的问题。如果文学艺术没有勇气面对自身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冲突，那么文学就失去了唤醒觉悟唤醒记忆的启蒙价值。有时候，文学创作并不一定要站在反思的立场对待自我，也可以站在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去随时凝视觉悟成长的过程。如果文学创作一定要以反思的立场去唤醒觉悟，那么历史就应该承担失误后果的责任。因此，梦想追寻与反思相比之下，所表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态度则更加深刻。

   曹志杰说，关于围绕《第三极/我在海拔5700遇见你》所展开的系列讨论，实际上就是一个关于文化层面的讨论。文学创作在回望信仰，人性，人文时所袒露的思想痕迹，于很大程度来说，都是建立在文化立场的思考基础之上。我们必须得承认文化与信仰之间的依赖性，如果不承认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特性，那么文学创作就无法以传播文化的名义去展开相应的文化探讨。与此同时，对于从曹志杰来说，关于围绕《第三极/我在海拔5700遇见你》的讨论，还遇到许多关于文学逻辑问题的考验。《第三极/我在海拔5700遇见你》几乎横跨了和《百年孤独》同样漫长的世纪空间，因此，在此，关于文化百年流变的思考及辨别就非常困难。因为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世界在百年的空间里会发生许多重要的工业革命，文化革命，价值革命的事件，所以曹志杰以非常明确的态度将关于《第三极/我在海拔5700遇见你》所展开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文化层面而不是其他的价值层面。

  《十》国家一级出版社东方出版社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牌。与其他出版社相比之下，对于在该出版社担任编辑的曹志杰来说，不但具有深厚的哲学辨别功底，也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文化素养及人文修养。他作为国家出版机构的编辑，跨境输出中国文化是一个主要的编辑使命。而在此过程当中，曹志杰不仅仅所扮演的是一个编辑，而且是一个极富代表意义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份。在他身上既交织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待历史对待文化的态度，也交织着关于新旧文化体制的重叠思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编辑好中国故事即是讲中国故事过程中比较重要的一环.

    关于描述中国在职编辑题材的作品非常少见，所以我们在创作这篇专题文章时，明显遭遇着许多方面意想不到的困难及阻力。如何刻画与描绘一个专业编辑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首先之一就是无法准确定位该编辑的文化观，文学观，甚至是哲学观及价值观。尤其是对于文化层面来说，编辑的文化身份非常重叠而复合。他可能在编辑出版上一本书的时候，还对书中的许多观点保持着积极的赞扬与肯定的态度，而在下一个书籍的编辑过程中却又极其可能对于自己所编辑的上一本书保持着或持有严肃的批判或否定的态度。这种状况的出现实际上很不理性。因为即便对于文学艺术本身而言，其实永远存在着相对性的追求文学理想的过程。而实际上，我们也很难从编辑身上捕捉到比较准确的价值观念。

   可能对于某一时代的编辑来说，在他对于某位作家作品编辑的过程中，会对其中一个主人公加班吃冷饭的细节感动的热泪盈眶，而对另一个时代的编辑来说，可能会将这种主人公加班吃冷饭的细节添加上没有人强迫你加班或者说没有人强迫你去吃冷饭的联想或定义。对于今天的时代来说，加班加点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个人品德象征，因为你加班或许是因为你自己希望通过加班获取更高的加班费或奖金。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对于一个编辑来说，他所保持的文化态度及文化姿态，相对于他对其他社会现象所保持的态度来说，相对而言比较稳定。因此，我们在创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将主题定义为一个编辑及他关于文化的态度方面就比较客观。当然，如何描绘曹志杰文化态度方面，也遭遇了许多方面极不理性的困难。因为关于曹志杰文化态度的分析，既有他个人主观区间的文化态度，也有宏观文化背景的客观性区间。

  因此，关于辨别曹志杰文化态度的问题实际上是个非常谨慎的讨论命题。首先可以确立的是，曹志杰所保持的文化态度绝对不是中立的折衷主义态度。在他身上，既有着强烈民族文化信仰，也同时具有着信任其他民族文化的一面，因此，我们从原则上认为，作为一名编辑，曹志杰的文化态度是积极而辩证的。


《十一》曹志杰关于文字编辑的书写中心论。解构主义者以此为认识基础，开始从“广义书写”这一新的层面探讨语言的本质构成；他们将书写所暗含的意义发生延宕、差异的必然性确立为语言存在的根本基础。书写将语言的形态扩展到无声、无形的领域，其运作原理又将语言的意义引向无限，从而消解了传统的语言“符号”概念和理论，对语言的存在状态及其“本质”给予了全新的描述和界定：书写的历史宣告了书写的绝对外在性，但它描述的却是书写原则内在于语言。外部的不健全(这种不健全既来自外部又引致外部的构成，由此同样或相反可以说家乡病，思乡病)，作为有生命力的词语的消除原则以及词语与自身死亡的关系，位于该词语的核心内部。换言之，仅仅把卢梭坚信为“外在的”的事物的内在性展示出来是不够的。实际上这不是展示的问题，它更应该是一个关于构成内在性的外在性的思索：关于构成言语、所指意义、此在物的外在性的思索—— 在解构主义者看来，这种书写，发生在言语之前、之内的过去时状态。

  很明显，解构主义者仅仅是将语音与书写的关系定位于某种程度的互补关系。所谓“书写的历史宣告了书写的绝对外在性”其实就是以一个并不否定的书写的绝对外在性，宣告了语言的合法地位，同时也宣告了因为书写与语言的关系并不是完全排他的关系——即书写的非绝对外在性也就是说书写愿意接收一切外在的因素来进行书写的目的。那么反之，语言是否在同时也宣告了语言的绝对外在性呢？很明显，解构主义者仅仅把语言理解为为书写服务的元素。语言的绝对外在性是客观存在，而书写的则是必然的存在。因此，在中国出现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文学评论行为，又特别重视汉语对于中国文学创作的促进作用，所以一直没有在广义的文学批评中寻找到语言与书写两者交织而体现在文学创作的真正意义的书写价值。但是目前有一种观点正在形成——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是不被允许使用文字交流的。所以，书写的历史书写人的历史地位受到质疑。      

   实际上，曹志杰一直在文字编辑过程中体现的是一种高屋建瓴的文化意识。他认为，既然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就无法证明我们强调主流文化的行为是针对其他民族文化成份的否定与拒绝。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自己民族文字的民族来说，如何理解他们的书写机制呢？因为，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并不等于是没有文化的元素。相反，在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文化领域里，语音中心主义为证明本民族文化的存在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实际上，语音中心主义存在的基础就是基于一个遵从主流文化的原则之上所建立的文化发展体系包括传播体系。无论这么一个以语音中心主义为主要文化传播载体的过程中，语境如何变化，其一直都是在坚持将本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相互依存相互靠拢的结果。在这么一个由于本民族没有文字的文化思考及其传播的体系过程当中，语音中心主义依然没有与书写中心主义达成某种程度的协约。我们可以简单扼要的认为，语音中心主义更能体现出本民族风俗信仰，宗教信仰及其价值信仰的一面。实际上，语音中心主义的定义就决定着对于文字的反对。

   语音中心主义曾经一再强调，思想一旦变成文字这种外在的标记，就会失去与言说的联系，造成误解和歪曲，迷惑和变乱人心。文字非但不是有助于记忆的工具，而且会在灵魂中助长遗忘。从理论基础而言，文化空间是具有层次性的,其横向层次上的"空间文化层"分为表层、中层和深层。这三个层次既有空间上的相互渗透又有时间上的先后次序。最终形成深层文化内涵这一核心层,它深深地镶嵌到民族心理结构中。在这里我们明显可以看出语音中心主义的实质就是试图通过文化以外的东西阻止书写的行为。我们的解构主义者之所以定义文字非但不是有助于记忆的工具，而且会在灵魂中助长遗忘。

  也就是说，书写对于记忆或者说是灵魂的成长过程中被赋予一劳永逸的概念。语音中心主义更能体现出本民族风俗信仰，宗教信仰及其价值信仰的一面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书写的行为更能使本民族风俗信仰，宗教信仰及其价值信仰的一面在实践的过程中因为书写而更加轮廓清晰且具有修正的作用。当我们在书写过程中总结语言的内容时便能轻易看出书写对于语言重要组成部分的提取。书写的激情与语音的激情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应该是一个互补的状态。听众可以从语音中直接体验或者说体会语言者的外在与内在的情绪元素，而读者则是借助文字的多元化及其多义性去间接体会书写着的激情成分。书写在分离着语音的内部情绪。

  在曹志杰探讨子安宣邦理论的过程中，应该重视的是在本居宣长的学说是以某个叙事为前提才得以成立的理论基础上提出的问题是，“某个叙事”的事件是什么，是语言内部的本身抑或是被语言所阐述的那个事件。如果我们一定要将本居宣长学说的错位归咎于他是把某个叙事作为前提的行为基础之上，那么在抛弃了这一叙事前提下，子安宣邦又如何获得论证的基础呢？

   所以，曹志杰在此提出,我们在分析研究子安宣邦理论体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文学创作行为中文化及其精神记忆的体现模式被推上显著的位置。关于“某个叙事”的概念，如果我们假设其在某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持其内部环境的完整性而不受外部环境干涉的话，是否其中应该存在着一个能够阻止外部行为介入的保护机制呢？因此，子安宣邦的理论体系并没有解释过这么一种内部环境可能存在的自我保护的机制。

  他只看见这一外部环境行为介入的现象而没有去分析在这么一个介入过程中是以一个如何的方式摧毁了内部环境对于他的低档和抵触。我们本来可以在这里对于子安宣邦的理论体系发出一个与此相关的疑问，但是事实上我们又必须承认古事记“实录自古更相言传之事”的必然结果。及语言是无法完成历史记忆的东西，而书写则能承担责任。

  总之,这篇文章创作的过程非常复杂。有的编辑说，在互联网时代来临的时代，编辑的作用其实是被增加或扩展，因为网络论坛管理员或者说各自媒体平台的审核人员等，都说明编辑的力量及管辖饭碗越来越大；有的编辑则认为，编辑作用的边缘化其实是弱化了编辑队伍的实质性作用；有的编辑抑或又认为，把握主流的方针引导作用，是媒体多层次概念之下的编辑新使命及新职责；有的编辑则与此同时又认为，全球文化一体化大背景之下的编辑职能实际上是由单一的本民族文化推广的责任范围拓展到整个人类。

  曹志杰作为千百万编辑队伍其中之一，对于文化的理解编辑职能的再理解或许只不过是来自他个人主观上的文化态度，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和所有的编辑人员一样，都渴望建立一种崭新的编辑职能及编辑文化层面的价值再评估或解构，让社会重新定位互联网时代的编辑价值。了解一个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最好的方式，大概就是先了解它的历史。台湾，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熟悉，是因为我们每天都能接触到关于台湾的很多新闻；陌生，是我们很少有机会踏上这片土地，亲自去看看它的美丽，感受它的魅力。如果有一本书，可以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地介绍下台湾，一定会受到大家的欢迎。

《发现台湾：1620—1945》就是这样一本深入浅出的台湾历史小百科：作者们以时间为线索，抓住台湾发展的脉络与重点，以一个一个短小的故事，清晰地展现了台湾的历史。之所以能如此生动有趣、易于阅读，要得益于作者们下的功夫。《发现台湾》作者是台湾《天下杂志》的记者们，他们学术背景各异，但都热衷于挖掘真相，向大众呈现历史与现实的真实。作为台湾地区最著名也最有性格的杂志，《天下杂志》始终以不同于台湾其他媒体的独特的视角来观察、分析、解读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天下杂志》的记者们，依靠自己的头脑与勤奋，站在国际视野的层面上，结合台湾社会的实际，往往能够有的放矢地提出问题，并给出鞭辟入里的分析与建议。为了撰写该书，《天下杂志》的记者们“采访、阅读、找资料，除了遍游台彭之外，也走访了大陆和日本”，“这个过程中交杂着兴奋、感慨和挫折不安的心情。台湾和大陆的史料残缺难寻，疏漏之处必多；参考的上百本书籍，观点各异，殊难查证”，正是在这种坚持、认真与努力之下，作者们才能去伪存真，道出真实的台湾历史。

台湾的历史，事情太多，可写的、说的也很多。《发现台湾》一书，以时间为顺序，清晰地将台湾历史上的诸多关键节点，从不同的角度写出发展的起因、过程与结果。《发现台湾》从大陆的汉人对台湾的认识与探索开始写起。汉人在台湾，大抵要从郑芝龙（郑成功之父）入台开始算起，随后介绍了台湾的自然环境、名称来历等，犹如一部电视纪录片，穿越时间，节奏轻快而又生动地展示台湾的各个历史侧面，如：台湾的地理环境，荷兰人对台湾的觊觎，西班牙人对台湾的命名，不同势力在台湾的格局，郑芝龙和郑成功父子的分歧、台湾海峡贸易的状况、荷兰人利用台湾地理优势发挥其转口港的功能、清政府对收复台湾、大陆地区与台湾的人口、经济、政治往来以及台湾的人文、社会、文化、经济诸多情况等，全面而又详细地介绍了台湾在鸦片战争之前的状况。

从鸦片战争到日本占据台湾这段期间，作者们立足台湾本身，来介绍台湾的发展、机遇及命运。1840年到1860年，是台湾第一次繁荣阶段，“在没有外界的干扰下，默默完成了向农业社会的转型”。台湾通过百余年的人口迁徙、土地开垦等的积累，初步形成了自身特色的经济体。通过生产米、糖，向大陆输出，而后进口一些社会生产活动必需品；利用自身特殊的地理位置，想欧美输出糖、樟脑、茶等产品，产生巨大的贸易顺差。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台湾也成为了中国最先开启现代化脚步的地区：在沈葆桢、刘铭传等人的领导与开拓下，台湾在人口、土地、行政、教育、建设等方面迅速发展，建成了第一条国人主导修建的客运铁路，最早假设了电报、开办了电力公司，建立的西式学堂，也进行了土地和税赋的改革等等，可以说，台湾是当时“最进步的一省”。

从1895年日本占据台湾开始，作者们将目光聚焦在社会治理层面，来呈现台湾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发展。《马关条约》的签订，让台湾被日本所占据。可是全台的人民是不反对的。通过诸多细节，作者们展现了日本占据台湾后，一方面，为了恢复本国的经济，加大对台湾的经济控制，极力排除其他国家在台湾的势力，努力培植台湾人为自己的代言人；另一方面，极端重视对台湾的政治、文化控制，对反对势力残酷镇压，文化上采取同化主义，改变台湾人的生活习惯与精神，灌输“忠于天皇”的思想，实行培养“忠心守法”的奴化教育政策。在日本这样的政治、文化、思想、经济的控制之下，台湾成了为日本本土提供经济的源泉。

《发现台湾》一书，以细节入手，既重视历史大背景，也重视具体事件的情况，并力图通过对比、分写，来客观、充分地展示台湾这三百多年的历史，讲述台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生的深刻变化。正是这段历史，造就了台湾与中国大陆在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为台湾在20世纪后半夜的发展奠定了一些基础，也为台湾在21世纪面对的困难与失败埋下了种子。

yxq一叶扁舟

专业论述。辛苦的互联网编辑者心在大时代，着力在拓展！致敬！

义夫义

拜读，学习，欣赏。问好！

白水

集学术、学识、历史、政治、传统与互联网时代为一体，对编辑一职全新定位论述，没有一定专业就没有长篇大作。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