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洪 关于论语派在中国现代的非理性影响力

苗洪

苗洪 关于论语派在中国现代的非理性影响力


     今年是著名现代作家、学者，国内享誉盛名的幽默大师，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林语堂先生去世四十五周年纪念。关于林语堂的散文，在内容上有精华与糟粕共存的特点，除其明显的政治上和观点上的差错外，他的有些思想和主张，如要求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民主的人道主义思想，以自我为中心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等等，这在当时具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而在今天看来，特别是联系林语堂个人后来发生的变化，既可以看到他当时的历史的局限性，也可以明显的看到他的反动的阶级实质。在现代生活中，哲学家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受人尊崇同时也最不受人注意的家伙。如果这么一个家伙真的存在的话，“哲学家”已经仅仅变成一个社交上恭维人家的名词了。任何一个莫名其妙、深奥不易了解的人都被称为“哲学家。”任何一个不关心目前状况的人被称为“哲学家”。然而，后者这种意义中却含着相当的真理。当莎士比亚在《毕大欢喜》一剧里使丑角达士东说"牧羊人，你敢懂得一点哲学吧"时，他是用后者这种意义的。由这种意义说来，哲学不过是对呈物或一般一生的一种普通而粗浅的观念而已，这种观念每一个人多少都有一些。一个人如果不愿承认现实的全貌的表面价值，或如果不愿相信报纸上所刊载的每一句话，他多少是一个哲学家。他是一个不愿被欺骗的人。



  我们一方面在隆重缅怀这位现代文学大师的巨大成就，而另一方面也深为林语堂先生当年所种下的文学创作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自由主义种子而反思。本文即在简要回顾林语堂先生文学成就及其文学理论成就的基础上反思中国目前文学创作所存在的非理性现象——序言，



  《一》在当今中国文学创作热衷于远离政治的风潮之下，中国文学创作机制实际上陷于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绝境。即中国的文学创作一方面在强调现实主义批判的同时，却又极端的排斥着政治因素的介入。



   试想，如果一个社会不与政治发生接轨及其固有的必然联系，那么这种情形之下的社会充其量是一个怪胎的社会不说，也是该历史时期文学创作极端无政府主义方针的展示。文学创作在此基础上必然要与政治发生交汇与联系。如此简单扼要的逻辑问题，至今却在当今社会争论的无休止并且毫无结论——因而直到现在，坚持文学与政治接轨的文化思想至今也没有从这么一个极其简单的逻辑层面去说服文学创作必须远离政治的那一方。并且，在这么一个追求所谓文学自由化的过程中，中国的文学创作实际上是陷入了一场关于林语堂先生的论语派复辟的泥潭。可是，由于我们文学理论界对于中国的文学史遗忘的太多——竟然想不到使用论语派的文学主张来形容与概括当下中国的文学创作状况——这其实是最令人发指令人痛心的地方。这不仅仅只是对于中国文学历史的背叛，也是对于林语堂先生的彻底遗忘。若林语堂先生在天有知，定然羞愧万分。



   当今的中国文学创作构建着一个又一个触目惊心的文学主题及其关于文学创作的社会议题，可惟独不谈没有政治介入的社会形态是不完整的这一文学议题。事实上，我们中国的现代文学创作在强行所谓与政治分离的过程中，殊不知正是由于政治元素的介入才使中国的近代及其现代文学史的划分界限分明。而实际上，当今的中国文学创作在强调远离政治的过程中其实坚持不渝的原则并不是真正的使政治与文学创作完全分离，而是借机向政治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声讨与反思。这种所谓的文学反思不仅仅只是将反思的焦点集中与文革时期，并且将矛头直接指向文革之前的17年中国文学。



   如果说文革时期的文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被迫失去文学本身价值的话，那么17年文学所执行的到底是哪一种文学方针呢？按照左冀文学创作的立场及其原则划分的话，实际上17年文学创作所执行的是一个关于左翼文学路线及其方针的问题。而左翼文学路线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也是在国际文学领域范围内所坚持的一种文学立场，与政治体制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关系。我们中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动荡开始所发生的长达17年的文学创作及其文学探索，在中国的文学定义中实际上也是处于被否定的状态。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迫成为只是对新中国成立之前对于中国文学创作才发挥重要影响及其指导的理论，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明显的就被认为是不再起到任何指导作用的文艺理论。因此，在中国文学理论界造成的严重后果是，解放后的中国，17年所执行的文学方针已经不是毛泽东文艺思想。



   在目前关于文学价值的研究工作中，关于文学价值的谈论成为检验文学成果的唯一标准，实际上陷入的困境就是形而上学的文学理论。实际上文学价值的确立与肯定并不是一定就在当代被形成被承认的东西。谁也没有权力或充分证明17年的中国文学没有价值存在。实际上，以提倡幽默、闲适、性灵。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采取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自由主义立场的论语派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尚未形成时就在1934年前后，因为后期文章不能触及时弊、幽默中含讽刺。讽刺锋芒日益减弱，幽默也流于说笑话、寻开心。由此引发了左翼作家与其的论争。





   ——所以，实际上，关于文学创作的右翼立场与左翼立场的论战一直就存在于中国各种不同类型文学方针的争论与斗争之中——并不是因为某种政治体制的原因而导致了中国文学思想及其文学方针的分化瓦解。实际上，关于文学艺术及其文学作品价值衡量的参照也具有不同层次不同观点的标准。尤其是在某种文学流派的内部，关于文学方向的讨论也不尽相同。因此，在我们今天重提文学价值这一问题的时候，必须坚持的是一个客观主义的评判立场及其评判态度。所以说，以政治标准及其政治方向评判与衡量文学艺术价值的行为本身就不科学。因为政治从来就没有打算去干涉文学艺术价值程度的评价过程。艺术价值的衡量其实一直都是以文学立场的区别来研究文学价值的区间。



  《二》关于论语派的大致轮廓



    1，现代文学流派论语派因《论语》半月刊而得名。《论语》于1932年9月16日在上海创刊，林语堂主编。第27期起改由陶亢德主编。第83期起署郁达夫、邵洵美二人编辑。邵洵美实际负责。第106期起署“文字编读邵洵美”。第110期起,“文字编读”又增林达祖一人。1937年8月1日出至第117期，因抗日战争爆发停刊。1946年12月1日复刊为第118期，仍由邵洵美编，至1949年5月停刊，共出177期。其间林语堂又先后主办《人间世》(1934～1935)、《宇宙风》（1935～1947）两个刊物。



   论语派提倡的“无所为的幽默小品文”，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30年代前期，实际起了麻痹人民群众、导致青年逃避现实斗争的不良作用。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学阵营对“论语派”主张进行了必要的批评和揭露。小品文是一种寓有抒情意味和讽刺性的短小散文。它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多种样式，古代许多带有强烈感情色彩、语文优美生动的序、跋、记传、书信等，都可以算作小品文。小品文作为文体的兴盛是在明清时期，主要在晚明阶段。小品文源远流长，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几度兴盛，明代是小品文观念的成熟期，也是创作的旺盛期。​小品文是种散文的流派，其内容经常是在生活中，作者经过反省思想传达给读者的讯息，内容题材不限。



   林语堂始办《论语》即提倡幽默，倡言“不谈政治”自命“言志派”，反对涉及“党派政治”的“载道派”。《论语》初期文章尚多对国民党统治下黑暗社会的讽刺。鲁迅曾应邀投稿支持，意在争取并给以善意批评。至《宇宙风》时期，林语堂则进一步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主张“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自命为“性灵派”与“语录体”的继承者。至此，思想消极的一面更有所发展。



   林语堂一向以童心未泯自况，谈吐诙谐。1924年5月，他在《晨报》副刊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第一次将西文中的“humour”译成“幽默”。“幽默”一词始见于《楚辞·九章·怀沙》，意为寂静无声。林语堂信手拈来，将它用得巧妙。



   过了三年多，林语堂由汉口来到上海继续热衷于幽默。1932年9月16 日，林语堂和潘光旦、李青崖、邵洵美、章克标等发起创办的《论语》问世，《编辑后记》中这样解释刊名：“我们同人，时常聚首谈论……这是我们‘论’字的来源。至于‘语’字，就是谈话的意思，便是指我们的谈天。”这份半月刊以“幽默闲适”和“性灵嬉笑”见长，借“笑”暴露黑暗现实，有讽世之意。它可谓一鸣惊人，创刊号屡次加印，每期发行量很快达到三四万册。随即，幽默刊物纷纷亮相，幽默文章成时尚，以至翌载被称作上海文坛的“幽默年”。



   1933年2月17日，爱尔兰喜剧大师萧伯纳环球旅行途中逗留上海，宋庆龄热忱设宴款待。林语堂也前往作陪，他用英语同萧伯纳进行了很风趣的对话。接着，林语堂便抓住时机，于同年3月1日推出《论语》专号，刊登一组介绍萧伯纳的文章，为社会上的“幽默热”推波助澜。



   除《论语》外，林语堂在上海期间还曾主编《人间世》（1934年4月创刊）、《宇宙风》（1935年9月创刊）两份宗旨相近的半月刊。林语堂经常自己撰写文章，阐发幽默的内，将它视为一种心境，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美学风格；他的《幽默》中，甚至认为：“无论哪一国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都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润的。没有幽默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林语堂及其同人积极提倡幽默文学，主张文风“清淡”、“隽永”、“甘美”，要求作品具有“性灵”、“闲适”的特点，逐渐自成一个小品散文流派。



  2，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

    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行之有效为格调”的小品文。



  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他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三》关于论语派在中国现代学术界的研究工作



  实际上在我们论文当中提出这一问题是个非常可笑的事情。因为在我个人看来，如果要评价林语堂，至少要首先阅读林语堂36卷文集中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才有研究林语堂。在本世纪初，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吕若涵
，曾经出版发行《论语派研究》一书。她被称为是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散文、杂文研究的重要力量，学术著作《论语派研究》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本来，我希望通过这部著作了解一些林语堂与新时期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力问题。可是，我一看网络盛传的关于《论语派研究》的内容简介就无奈大失所望。



   其内容简介开篇不提关于林语堂的理论体系，上来就说：要评价这个文学流派的历史功过、理论和创作是非，今天要做的不仅是重新发现史料、全面占有史料，而是如何将流派的生成植入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更系统地探究论语派知识分子思想与心态发展的历史脉络，从纵深处发掘论语派散文的美学逻辑，弄清在小品文文体、幽默闲适思潮、自由主义与个性主义思想所构成的内在的张力和深层的逻辑性，揭示其各个层面的特点，梳理其丰富而复杂的内在关系，摒弃那些陈陈相因的陈词滥调和带意识形态偏见的研究思路，才能揭示论语派和幽默闲适思潮的“规范与价值体系”的丰富和复杂内质。在此，著者力图以新的文学理论成果和焦点的关注，将启发我们对于历史的重新认识和深入思考。外来的语言理论、心理与文化分析等也将时时拨亮我们心中的盲点，给予灵感和启悟。不过这一切都应建立在长期对文学史料关注与沉淀的基础上，没有这个屏息静气的过程，一切的抽象和结论都将如沙上之塔。



  这种毫无意义的赘述除了令我大失所望之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始终搞不清作者这部著作的现实性出发点具体体现在那里。我个人的学术观点是，学术应该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及其比较意义。实际上，我在创作许多与传统文学主张相关的论文时，都是直接在阐述该文学创作主张的基础上得出指导当今文学工作所存在的启发性与指导性。



  《结束语》我们在纪念林语堂先生去世四十周年之际推出这篇论文的目的，除了在序言中所表达的那几层意思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希望当今中国文学创作思想的回归。在当今中国文学创作提出远离政治的口号之下，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倾向及其现象就是中国人不仅只是在现阶段之下的文学创作中拒绝政治元素的介入，还在极力排斥着思想性的东西出现在文学艺术当中。



  我曾经在中国近期的学术期刊中阅读过几篇关于纯文学拒绝思想的论文。我本以为这些学者真的找到文学创作拒绝思想的理论依据。但实际上，这些学者的论证真实令人怡笑大方。原来他们并非是真正找到了文学创作如何拒绝思想的真理，而是所谓的将思想进行某种隐蔽性的处理或者说某种意义延迟性的处理——即不要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一开始就体现出思想的存在，而是要将思想性的东西延迟一段时间再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另外，还有一种关于文学思想的处理方式就是，把所谓文学作品的思考权交给文学受众。因此，在前几年的相关文学理论当中曾经有学者提出把文学艺术思考的权力交还给读者的提法。实际上，如果文学作品本身不具备条件的话，文学受众的思考起点又如何建立如何确认？



  实际上，我们在论文即将结束的时候，还必须提醒广大文学家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在整个所谓继承与发展论语派的过程中，我们仅仅只是复辟了论语派的某种外在的形式，而并没有真正复辟出论语派关于思想与文学创作有机统一的文学主张。在关于林语堂文学思想当中，无论是美学方面，抑或是宗教信仰，道德观念及其翻译思想都是其内外在方面有机统一并得到充分体现的东西，因此，归根结底，还是中国的作家及其诗人缺乏文学创作理性认识基础的深刻展示。林语堂深邃而深刻的思想性是成就他成为民国一大文豪的首要条件与内在因素。关于思想，林语堂曾经如此描述：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实际上我们目前许多谚语式的经典语言都出自于林语堂的笔下。如：



  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不要总在别人的戏剧里充当着配角。


   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

  在不违背天地之道的情况下，成为一个自由而快乐的人。这就好比一台戏，优秀的演员明知其假，但却能够比在现实生活中更真实、更自然、更快乐地表达自己。人生亦复如此。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而是如何好好地快乐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生不完美是常态，而圆满则是非常态，就如同“月圆为少月缺为多”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此理解人生，那么我们就会很快变得通达起来，也逍遥自适多了，苦恼和晦暗也会随风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