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洪：关于中国新时期小说的严厉批判

苗洪

苗洪：关于中国新时期小说的严厉批判

   实际上在我们一开始在进行新时期小说问题论证的时候就感觉出这一命题的复杂化与非理性。因为，我们首先需要确定的是，从新时期小说的诞生发展至今已经经历了四十年的漫长岁月。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中，中国的文学创作到底产生了一个如何演变的变化机制？在今天我们将如何评价或论证这一由45年前发起的所谓新时期小说运动，应该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文学研讨计划或研讨工作。但是，我们今天实际上似乎是将其中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或者说重要历史片断无情的忽略了。

  实际上这种忽略的真正原因是，我们并不清楚新时期小说运到给中国文学创作领域带来了如何意义的变革。与此同时，今天的文学创作是否还存有40年前的主张痕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在今天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文学思想痕迹的存在。这种存在的证据就是某些描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学主题的卷土重来。可是，今天的这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学主题的卷土重来实际上始终没有突破从反思中看见价值看见理想重建的元素。非但如此，还在类似题材的文学创作中重新导入了血统论及其社会复制机制及其精英复制机制以论述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阴暗及其某种机会不均等的现象。


因此，这种反思主题的卷土重来到底是意味着今天文学价值的复辟抑或是站立在今天的文学立场去关注中国知识青年40年前的生活状况，这是一个需要论证的区间。如果我们不能从理论上甄别这种卷土重来的真正文学目的，那么就等于是中国的文学创作又重新倒退到文革刚刚结束是文学初期阶段。因此，中国目前的文学创作到底走上的是一条前进的道路，抑或是倒退迂回的道路，是需要我们亟待理顺的关系。而中国文学理论界在论证新时期小说这一命题的时候，几乎没有将这一命题推向议事日程。与此同时，其中更令人费解的是，中国文学创作把反思作为整个国家范围内至高无上的文学主张，这点是否映射出中国文学思考区间的狭窄？

《一》中国文学学术界将伤痕类小说定义为现实主义的复归缺乏相应的分类基础。我们从中国学术界关于新时期小说的演变过程的论述中，很明显可以发现，所谓意识流的提出只不过是对原来概念的补充。如果没有这一补充，就无法证明后来意识流小说的诞生根据。这一补充应该来说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解释。实际上也是回归新时期小说意识流属性的宣言。


    我们在这里可以回顾一下新时期小说清晰地勾勒出从沉重记忆走向叙事幻想的过程。在理论上，新时期小说明确系指文革后写作或文革中写作文革后发表的小说。按照评论界的说法是，新时期小说创作领域是充满活力，兴盛多变的状况，从艺术创作的整体走向而言，清晰地勾勒出从沉重的记忆走向叙事幻想的轨迹。我们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新时期小说从清晰地勾勒出从沉重的记忆走向叙事幻想的创作方针到底是指什么呢？文学创作实际上是需要记忆支撑的物质，如果没有这一基础的存在，那么单纯的叙述幻想的写作就没有明确的对象。因此，中国文学学术界在如何定义新时期小说如何摒弃记忆而纯粹走向叙述幻想的结论本身就不科学。另外，中国文学学术界将伤痕类小说定义为现实主义的复归缺乏相应的分类基础。在理论上通常认为伤痕类小说指的是1977年开始出现的以“文革”时期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其主旨在于展示极左思潮对同一时期的中国人身心所造成的摧残。这一小说现象因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而命名，刘心武的《班主任》则是这一小说现象的开山之作。伤痕小说开启了现实主义复归的潮流。而实际问题是，无论是卢新华也好，刘心武也好，在其作品中并没有如实展示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充其量仅仅只是使用某种意义意识流的方针展示出文学角色现实生活中诠释环境的效果。他们使用大量的人物心理前后的对比及其某种价值观念的失落感营造的只是如何图解文革结束前后的人生精神面貌及其心理变化。实际上，关于中国新时期小说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后来安徽大学教授王达敏在1999年出版的《新时期小说论》中就专门以《现实与非现实》为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讨论。


  在我们的论文进行到这里的时候，实际上中国文学学术内部后来发现了在关于如何定位伤痕类小说的文学主义时候的某些错误，所以后来补充说


1、最初的探索——意识流小说

   从反思小说探索中派生出来的一种小说现象，主要借鉴的是西方现代小说的技巧，以人物心理活动为体，打破时空限制，以“心理一感觉”模式进行小说叙述。其代表作家作品有王蒙的《布礼》、《蝴蝶》，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宗璞的《我是谁》，谌容的《人中年》以及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现代派小说：1985，当代城市青年……观念意识到形式技巧全面借鉴西方现代派小说代表作：刘索拉《你别无选择》。


2、喧嚣与骚动——新潮小说（现代派小说）

   主要指1985年开始出现的以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和徐星《无主题变奏》为代表的小说现象，还包括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陈建功的《筹毛》、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王朔的《橡皮人》等一批表现当代城市青年精神生活的作品。新潮小说更多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
   新潮小说多以青年为主人公，写出了当代青年青春心理的骚动不安、个人意识的萌动以及因当时社会现实而产生的荒诞意识和反叛情绪。在叙事形式上，新潮小说注重内心体验，采用反讽语调，部分作品还表现出口语化倾向。



   3、形式的追求——先锋小说
指的是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马原、洪峰、格非、余华、苏童等人的作品（271—290页）。如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虚构》，洪峰的《极地之侧》，格非的《迷舟》、《褐色鸟群》，余华的《现实一种》，苏童的《罂粟之家》等。
  先锋小说总体上以形式和叙事技巧为主要目的，致力于颠覆故事、解构意义的游戏，通过叙述和语言的操作彻底地表达带有神秘、悲观和虚无色彩的某种情绪。

寻根文学：1985，反思文学的延续和深化，政治反思后走向文化反思，民族性、国民性反思。

4、“根”的追寻——寻根小说   

寻根小说，至少有两重追寻。一重是追寻中国传统文学的审美表现手法，一重是追寻中国传统文化之根。阿城的《棋王》、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是代表作。

新写实小说：抽掉了启蒙意识和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写实手法，对1949年后国人生存进行客观叙述的小说，主张还原现实生活的原生态。

5、原汁的生态——新写实小说

   新写实小说指的是以抽掉了启蒙意识和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写实手法，对1949年以后中国人生存状态进行客观叙述的小说。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刘震云的《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等是代表作。

《二》 伤痕类小说并没有反映出一个真正现实主义意义的中国状况

实际上，与此同时，他们还强加于刘心武的《班主任》中谢惠敏形象具警世作用的元素。而实际上，谢惠敏仅仅只是一个在身心尚未健全的青年学生而已。而作者试图通过这一在人格上并不成熟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没有任何代表性也没有任何现实作用。在创作本论文之前，我们曾经对一些有可能阅读过《班主任》的群体进行过认真负责的采访及问讯。可以说，这些具有阅读《班主任》经历的群体关于谢惠敏形象的理解基本保持在一个关于刘心武试图在文学创作阐述左右思想倾向斗争的图解式文学理解之内。他们并肯定的表示，谢惠敏无疑是一个被夸大的普通学生即没有典型意义，更没有任何抽象意义。因为在当时中国的各类学校中，如何抓好学习，抓紧时间做好功课，崇拜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崇拜陈景润是当时学生生活的主流，并没有任何学生去加入这一针对所谓伤痛的反思队伍。在这一采访当中，许多当年的读者都认为，谢惠敏只是被文学用于阐述政治概念道德概念价值概念的的文学工具而已。对于《班主任》文学内部页面的作用并不抱有任何肯定态度。并且，根据大多数读者的反映，《班主任》所描写的小流氓的人格及其精神曲线并不是在那个时期特有的表现特征。在今天，对于小流氓人物的不同层次的依然存在。因此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反思意味。


另外，在关于新时期小说的研究过程当中，卢新华的《伤痕》也是学术界所关注的主要焦点。在传统的认知当中，该作品不仅表达了“伤痕”主题，而且对当时文学界的几大禁区如悲剧、爱情和人性问题进行了有力的突破。而实际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之前的文学创作并没有限制悲剧、爱情和人性问题的文学创作，只不过是被变化为超现实的浪漫主义创作形式而已。在文革中十分流行的作品《海岛女民兵》，《大刀记》《渔岛怒潮》当中都有十分细腻的悲剧、爱情和人性问题的描写。甚至还在作品里充满了一些非常露骨的色情段落。而实际问题是，我们只是在视觉艺术的要求来评判文学艺术文学作品而已。即便在今天，关于悲剧、爱情和人性问题的影视作品处理的也十分隐讳。而与此同时，卢新华作品的本意可能是通过知识青年王晓华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与“叛徒”母亲决裂但仍然无法被主流意识形态真正接受的故事，而反映出“血统论”思想对两代人身心造成的巨大创伤（无法愈合的心灵伤痕）。卢新华在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中，自以为将心理学，精神学，与意识形态元素融为一体的创作实现了完美无缺的反思创作。而实际问题是，不论是血统论思想是否存在，但普遍意义的社会复制机制与机会并不均等的社会现象依然存在。并且对于任何社会成员而言，理想的破灭都势必造成阴暗失落甚至绝望的产生。因此，从这点而言，关于中国文学学术界将伤痕类小说定义为现实主义的复归的结论实际上是一个极其错位的文学结论。

因此，在传统中关于刘心武《班主任》的文学认知中三个阶段也就成为没有任何意义的文学定义。在传统中关于刘心武《班主任》的文学认知中的所谓三个阶段具体内容是问题小说——市民小说——文化小说；即思考的文学——文学的思考——文学的探索阶段，从对政治的视角转向人的视角文化的视角；
   

   《班主任》以其老师的敏锐观察控诉四人帮的愚民政策，揭示极左对青少年的戕害，否定文革的文化大倒退。其独特性在于刻画出年轻一代的精神状态和心灵伤痕。
    宋宝琦、谢惠敏分别代表了不同类型的学生，一个人生形态扭曲，一个思维方式僵化。特别是后者，更有警世的作用。此期，刘心武还有《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影响也很大。政治的视角，说教的语气，且每篇小说中树立一两个正面形象来鼓舞人心，显出刘心武艺术上的准备不足，但《班主任》在新时期小说中起了开拓奠基的作用，初步奠定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我爱每一片绿叶》由“政治性、政策性向社会伦理道德领域转移”，这是一篇“给个性落实政策”的作品。虽还有说教，但已进入着力描写人的性格和命运领域。
   《如意》具有突破性的意义。进入写人，写人的内心，写人的命运，表现作者出对普通人尊重、关心和理解。石义海“人要善待人”的人生信条，表现出朴素的人道感。《立体交叉桥》向市井风俗和文化小说发展。
《钟鼓楼》集大成者。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视人道主义为中心议题，以其敏锐性取胜，使之在各个文学潮头中都有地位。《风过耳》《栖风楼》《四牌楼》等长篇小说，《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等记实小说也有较大影响。——所以，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所谓的刘心武所开启的现实主义复归之路，实际上在他们自己看来，也只不过是由“政治性、政策性向社会伦理道德领域转移”的政治文学而已。与超现实浪漫主义相比，只不过是文学创作倾向由左倾转向右倾的方针而已。但是，实际上由他们展示的这种右倾是极其虚伪的东西。因为他们始终都没有从文学创作的内部页面推进当时整个中国人民的真正精神层面及其文化需求。

《三》反思文学不仅没有让中国人民在反思中没有崛起力量和精神，相反在反思中发生信仰的错位与混乱。所谓反思文学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文学主张的体现。综观中国现代意义的反思文学，其目的不仅只是针对某种意义的极左思潮，也以反思的名义去侮辱甚至曲解中华民族五千年具有神圣意义的古朴民风，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他们甚至以探源的名义任意曲解中华儿女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文化因子，人性因子，道德因子，为后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文学创作的泛滥成灾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通过砍树运柴草和砍树种麦子两个事件展示40年代到50年代干部和群众关系的变异，以50年代干群关系疏离的事实表达了对极左思潮的思考。伤痕文学的深入与自然延伸，对极左理性的批判。此时的文学从单一的政治视角转向历史、文化和人的心理反省。据中国文学理论界的理解是，它在伤痕文学的基础上有两大突破：


（1）将时间从文革向前推移，四清、大跃进甚至到建国之初，对左的思想进行全面清算，涉及党政干群，工农学商方方面面。

   （2）将笔触深入人的内心世界乃至集体无意识。王蒙、刘心武、高晓声、李国文、张贤亮等作家都有力作，中篇小说尤为出色。其它文体亦有佳作。——很明显，我们在这一伤痕文学涉及面的前移就可以证明，所谓的伤痕文学创作并不仅仅只是针对文革时期的极左倾向的谴责进行了发声并且直指四清、大跃进甚至到建国之初。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在中国作家的眼里果真到了如此败落的地步吗？文学的荣耀与屈辱始终是文学的矛盾对立统一。而实际问题是，中国的作家一方面在所谓的反思中直接抨击着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一方面却又在今天的商品社会怀念那个时候古朴的民风岂不是自相矛盾？这一问题其实是在后来的新现实主义冲击波中得到明确的体现。


  以活跃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的河北“三驾马车”何申、谈歌（《大厂》）、关仁山（《九月还乡》）及湖北作家刘醒龙（《分享艰难》）为代表。作品关注的是市场经济启动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状态，侧重反映中国20世纪90年代面临的经济问题。从中可以看出的是，中国文学热衷于反思主题的创作竞相成为中国文学创作势不可挡的主流方针。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学理论家不仅使中国的反思文学标签合理化，并且还将一大批与反思主题没有任何关系的《红高梁》，《三寸金莲》等列入反思文学的范畴。著名文学评论家苗洪就此指出，中国文学创作反思主题的泛滥成灾，其实是表现了中国作家对于生存环境的不自信，对于文学创作应该表达什么的不自信。结果是他们渴望在反思中寻找依托的美好愿望变成对整个现实社会的无情指责。
  

《四》我们在谈论中国文学创作40年的演变过程中，实际上忽略的一个重要文学原则就是，文学必须站在客观主义的立场进行良心的客观叙事方针，而不是为反映所谓的现实去组合事件。在中国新时期小说创作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支所谓改革小说创作群体。所谓的改革小说其实就是指反映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的小说创作，其滥觞之作是蒋子龙发表于1979年的《乔厂长上任记》。此外，柯云路的《三千万》、《新星》，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及贾平凹的《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路遥的《人生》，何士光的《乡场上》等都是极负盛名的改革小说。

何士光的《乡场上》通过乡场上两个女人的纠纷这一极小的生活事件，具体而形象地写出了冯幺爸由怯到勇，由无声到愤怒，从屈辱中站起来的精神变化过程，为农村新的经济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农民的心灵解放唱出了一曲颂歌。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都是面向过去的岁月，那么改革文学便是拥抱现实的文学。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便是其发轫之作。呼唤改革的紧迫，塑造改革的英雄成为当时的主旋律。而厚重之作多为后来出现的长篇。如《沉重的翅膀》、《浮躁》等。由此可见，所谓的改革小说其实就是一个关于政治的沉重文学主题。

  在中国作家看来，中国40年以来的文学创作基本都是伤痕体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结论。中国的文学历史并不是由40年前才开始。在后来的新时期小说创作中，中国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寻根文学主张。大致是指改革开放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启发了许多人回过头去追寻自己的文化传统，80年代中，一度出现了一股寻根热，这就是所谓的"寻根文学",代表人物有：贾平凹、韩少功、李杭育、郑万隆等。由此在我们看来，寻根文学是反思文学的一个衍生物的观点实际上非常荒谬。

后来，中国文学理论界在定义新时期小说主潮流革中这样叙述，在新时期小说中，最早出现的是所谓的“伤痕文学（小说）”，直接起因于揭露文革的灾难，描述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的官员在文革中的悲剧性遭遇。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是较早产生影响的两篇作品。“伤痕文学”的概念产生不久，又有了“反思文学（小说）”的提法出现，“反思小说”和“伤痕小说”在时间上有一定的先后区别，但在特征上两者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可以这样说，“伤痕文学”是“反思文学”的源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在内容上，“反思小说”的主题动机和结构，表现了作家这样的认识：“文革”并非偶然事件，其思想动机、行为方式、心理基础，早已存在于“当代”的历史之中，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与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的封建主义积习相关。与“反思文学”差不多同时出现的是“改革文学（小说）”，蒋子龙是这一题材的代表性作家，其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被认为是开“改革文学”的风气之作。“改革文学”的思想内容旨在呼唤、表现城市和乡村的变革。“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可以看作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学潮流，在八十年代初达到高潮。


1985年前后，小说创作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是知青作家中的一些人提出了“文学寻根”的口号，认为：中国文学只有而且应该建立在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开掘古老土地上的“文化岩层”，才能与“世界文学”对话。其中，汪曾祺的高邮市镇风情小说，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以及郑万隆的《异乡异闻》、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等作品被看作是“寻根文学”成功的例证。这样，就形成了一股表现传统生活方式及其变迁历史的创作风气，并与当时的市井小说、乡土小说一起形成了具有独特思想特征的创作潮流。其次是先锋小说的诞生，马原、残雪、洪峰、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叶兆言等人构成了这一文学潮流的基本力量。比现代派小说稍晚，出现了“新写实主义。1988～1989年，《钟山》杂志开展了一系列关于“新现实主义”小说的活动。新写实小说主张还原现实生活的原生态，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注重表现普通人的生活烦恼与欲望，追求“客观”的叙述方式。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单位》，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方方的《风景》，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一般被认为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
   
《五》 90年代，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无名”的状态，女性小说、新体验小说、新市民小说、新生代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异彩纷呈，呈现出多元而破碎化的格局。而在（1985——1989年）的之间，现代主义等浪潮冲击文坛，文学呈扇面展开。实际上这种文学主张极其杂乱无章的现象也只有在中国才会存在。因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片面理解着百花齐放的艺术原则。当中国自己面对这种杂乱无章的文学主张及其文学流派都无法真正能够接受并进行比较鉴别的时候，如何走向世界？在中国文学的标签可以随心所欲的嘉勉任何一种文学创作的类型。因此，在中国出现了文学分类的现象。那么，留守现象就导致了留守文学的概念，女性思考则演变为女性创作。这种无限细化的文学主张分类实际上导致的严重后果是，中国作家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创作使命是什么。

在中国新时期小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出现过许多与现实有关的文学形式及其文学流派。改革小说便是发展演变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文学种类。据说改革小说的开篇之作是池莉《烦恼人生》，其次就是方方《风景》刘震云《一地鸡毛》《单位》等。
   

  除此而外，还有新女性小说等形式相继出现。其中，林白、陈染、徐小斌、徐坤等的“私人化小说”。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等。主要表现了作者的“自恋”情绪，一种对女性身体和情感的眷恋。女性小说的极端是“另类小说”（卫慧、棉棉的小说），表现自虐和放纵的情感。


   另外，还出现了一种在消解历史基础上与娱乐性融为一体的新历史小说。据说它不再严守“写史”的创作准则，而强调对历史的拆解和颠覆。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与此同时，新生代小说（晚生代）也应运而生。新生代指称一批生于60年代，90年代登上文坛的一个小说家群体。何顿、邱华栋、东西、李冯、鬼子、韩东、朱文等等。欲望化叙事是他们共同的特征。
  再就是由“陕军东征”引发的长篇小说创作热潮。这种热潮的来临，被称之为中国新世界小说创作的一种兴盛。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作品主要是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张承志的《心灵史》、张炜的《九月寓言》等。


《六》关于新时期小说的大致轮廓

掀起新时期小说创作第一个热潮的，是一批深刻地控诉十年动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和心灵创伤的作品的涌现，这批小说被称为"伤痕文学"。"伤痕文学"的主体是短篇小说，包括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王蒙的《最可宝贵的》等。以叶辛的《蹉跎岁月》、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为数不多的长篇小说，也是"伤痕文学"中的成绩突出者。"伤痕文学"中还有一类作品，它们以讴歌革命战士坚持斗争、不屈不挠的高风亮节为主题；从维熙的被人称为"大墙文学"，取材于监狱生活的系列作品，是这部分小说的代表。《大墙下的红玉兰》是从维熙的代表作。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张贤亮的《土牢情话》、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等作品，是以赞美人民美好情*为主题的"伤痕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伤痕文学"亮出"伤痕"后，接下来自然就是对历史悲剧根源的探寻。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首先反思了极"左"思想的危害。此外，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刘真的《黑旗》、张弦的《记忆》、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王蒙的《蝴蝶》、古华的《芙蓉镇》等等，都是对历史事实的深入回顾思考，因此它们被称为"反思文学"。


1979年，正当"反思文学"方兴未艾之际，蒋子龙以他特有的敏锐感觉和出色才识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他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以振聋发聩的思想和艺术力量，为新时期文学开拓了一片新的天地"改革文学"。很快，"改革文学"的大旗下便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蒋子龙除《乔厂长上任记》之外，又陆续发表了《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等。此外，还有柯云路的《三千万》、《新星》、《夜与昼》，水运宪的《祸起萧墙》，张贤亮的《龙种》、《男人的风格》，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5号》，陈冲的《无反馈快速跟踪》，张契的《改革者》，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和《浮躁》等。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各条战线的人们不畏艰险、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建国后成长起来的第一批青年作家，修复好"文革"中折断的文学翅膀，在新时期再次振翅高飞。邓友梅在新时期伊始就创作了《我们的军长》和被誉为中篇"开路先锋"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80年代后，他的创作转向对市民生活的描写，创作了《寻访"画儿韩"》、《那五》、《烟壶》等充满地方色彩和民俗风情的作品，表现了他独特的美学追求。


汪曾祺以短篇小说《大淖记事》、《受戒》从逝去的年代里发掘蕴藏于各种人物身上的美好情愫，表达他对历史文化的见解。刘绍棠对"乡土文学"的倡导与实践，为新时期小说创作做出了独特贡献，代表作有《蒲柳人家》、《渔火》、《蛾眉》、《瓜棚柳巷》、《鱼菱风景》、《小荷才露尖尖角》等。陆文夫的"小巷文学"在让人们欣赏苏州小巷中人物的表演的同时，细细地体味人生的真谛。冯骥才的"文化小说"《神鞭》、《三寸金莲》等，以通俗的形式表达了鲜活的当代意识。何士光以清澈的忧郁细腻地刻画了普通知识分子的心理。代表作为《草青青》、《似水流年》。其中虽不泛象郑义的《老井》这样的优秀之作，但仍有许多内容杂芜、手法怪异，令人费解的作品。与此同时，军旅题材小说在新时期，题材相对独立而自身发展又始终持续不断并有所突破。80年代，徐怀中的《西线轶事》首先突破以往注意战争过程与场面的写法，通过主人公刘毛妹矛盾、忧怨、苦闷的内心世界，展示了历史伤痕与当代军人职责之间对立而统一的思想与情*。很快，新时期的"军旅文学"便拥集有：朱苏进的《射天狼》，朱春雨的《沙海的绿荫》、《亚细亚瀑布》，简嘉的《女饮事班长》，李斌奎的《天山深处的大兵》，刘兆林的《雪国热闹镇》，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韩静霆的《凯旋在子夜》等大批优秀作品。新时期的"军旅文学"较之传统的军事文学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思想内涵丰富多样，人物形象与情感复杂深刻，叙事方法新颖独特。

另外，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另一支生力军，是在新时期步入文坛的青年作家，他们中间有铁凝、张抗抗、梁晓声、王安忆、孔捷生、史铁生、张承志等。王安忆以《雨，沙沙沙》为文坛所瞩目，它以抒情诗般的轻柔诉说着对理解和沟通的渴望；张抗抗的《夏》、《北极光》等对当代青年的追求、理想、个性进行了深入地触及；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等充满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感与社会人生意蕴；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让读者感到逝去的岁月并非一片空白；梁晓生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讲述着英雄毁灭后庄严升腾的价值观；孔捷生的《南方的岸》以对城市空虚的极度厌倦表达对人生真正道路与真实价值的追寻……由高行健、李陀等人提倡，经刘索拉、徐星等人实践的现代派文学发展很快，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等，从各自角度展示了一代青年在旧价值观废弃后找不到新价值尺度的茫然与混乱状态；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刻意追求与表现奇异、独特的艺术感觉，另外还有著名的《檀香刑》和《丰乳肥臀》；马原等人更多是在小说的叙事方式上下功夫。


  结束语   总之，如果用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尺度来衡量中国近40年来的文学情形及其状态的话，只能说中国所谓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是一个荒诞而与华丽融为一体的美丽梦幻。之所以这篇论文我们选择在今天创作，首先是因为中国新时期小说迎来了他40周年的大庆，其次是因为中国新时期小说40年来一直都没有走出反思与颓废觉悟的陷阱。中国新时期小说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岁月之后，不但没有日趋完善与成熟，相反失去了许多方面文学本身应该具备的现实主义批判。关于文学创作的歌颂与诋毁，歌德与歌颂之间的讨论至今依然没有休止。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全球性文化来临的今天，中国的文学创作更是把握不住自己的方向。于是，几乎是在重复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的基础上，又重复着新一轮的反思与与人性的探讨。最终今天出现在中国文学界的创作主张是非虚构观念的出笼。中国作家在经历了漫长的40年岁月之后，又把王安忆，贾平凹等几乎被历史淘汰与忘却的作者推向前台。可是，这毕竟不是中国文学创作由衰亡走向新生的必由之路，也不是推动中国文学进城的必要课件。无论是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王蒙的《布礼》、《蝴蝶》、张贤亮的《绿化树》、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抑或是古华的长篇小说《芙蓉镇》、李国文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等其实都是回首与反思文革的纪实文本而已，并不是真正的文学演绎与文学实践。


因此，在中国新时期小说发起45年之际，我们在此记录下我们对中国新时期小说的非理性看法及其非理性逻辑过程。本论文的主要目的正是通过中国新时期小说40年的畸形发展过程作出了以上的严厉批判。如果在一个14亿人口的古老国家里，她的作家们都不知道自己将要创作什么，说明什么，那么就是整个时代整个文学界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