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洪:现代诗歌的衰落竟然与诗人生存条件有关?

苗洪

苗洪:现代诗歌的衰落竟然与诗人生存条件有关?

  序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愤怒出诗人,除开反映了诗人天生叛逆,情绪激昂或者说天生具有善于批判现实生活的基因之外,还应该体现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诗人在善于批判环境之外,还经常对自己也非常的不满意。因此，在诗人身上所体现的批判情绪并非是针对他所生活的年代及其他的社会成员，因为这个被批判的范围至少已经涉及到他本人。

  但是，当我们的话题进行到这里的时候，难以避开的疑问就是，既然诗人如此善于批判，那么他们的浪漫主义情感又从何而来？这没关系，因为早就有人对此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就是，浪漫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而事实上，诗人这个对于自己的不满意到底主要体现在哪里呢？包括海子多年之前的精神危机感，现在都可以被明确的定义为，是对自己不满意的结果。

  按理说，凭他的大学讲师职务来说，其地位应该属于某种意义的上层位置。但是，他始终对自己不满意，对自己的爱情生活不满意，与其说他在诗歌中歌颂及缅怀了那些曾经失去或者说正在来临的爱情，不如说他在诅咒着爱情的经历。

  《二》生存危机感是自海子以后后来诗人经常性使用的口号。而实际上，当我们回顾这些因所谓的生存危机感而自杀身亡的诗人身份的时候，一直没有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不论是这个自杀的诗人甚至已经登上诗人富豪榜也好，哪怕兼任着重要的社会职务也好，最终统统都冠以生存危机感所导致的结果。于是，我们迷惘了。因为我们这时候已经明确不知道他们的这种危机感从何而来了？

  曾经有一位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的女诗人，仅仅是因为自己住院治疗而发生了一场重大的危机感体验。最终，她在遗书里发表一通批判与展示自己危机感的意见之外，带着所谓的绝望撒手人寰。极其有意思的是，在后来诗人及评论家评论她死亡的时候，竟然不知疲倦的一直使用着所谓一个诗人的绝望与绝望的诗歌来形容她及他的诗歌。而实际上，这种行为很不负责任。一个女诗人住院治疗没有人前去照顾她，只能是她个人或个人家庭成员的内部事务及内部原因，与社会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她的绝望是有的，一个老年妇女在医院留医治疗，毕竟是令人伤感的事情。她走了，却犯下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就是，她的死亡实际上只是因为她感受不到家庭及亲人的温暖，而不是社会。在她走之后，她的一位女弟子竟然在悼念文章里说，一个女诗人在通往光明的路上被绊倒了，而这一切竟然都是因为她生活的空间极其压抑的空气及令人窒息的绝望。

《二》而长期以来，令许多诗人自己沾沾自喜的是，自己的精神分裂是自己成为诗人的最大优越条件。而实际上，这种心理本身上都极其不健康。一个正常人绝对不会将分裂的人格看成是满意的人格。甚至是逃避都来不及。我们不知道这些诗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如何的变异。它或许是与生俱来，或许是后天养成。

我曾经认识一位官至某地区文联主席的著名诗人，他已经前后出版发行了十多部诗集，然而，他始终还是对自己的人生成果并不满意。甚至在那里整天自责，认为自己的人生毫无成就感。作为诗歌评论员，我的每一篇评论对于一些诗人来说，都起着重要的宣传作用。对于他的诗歌来说，曾经是我本人比较认可的作品。可是，他还在自责自己的诗歌不优秀。谁来拯救诗人的病态人格实际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可是，我们却一再怂恿着这种人格的存在。一些在医学及精神病学常用的妄想，狂妄等概念，在诗人那里竟然成为竞相追逐的精神特征。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诗人都并不是如此——感觉我们在这里做如此描述怪怪的。尽管追求病态人格仅仅只是极个别诗人的三观，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诗人公开在那里说，自己是一个精神及人格健康向上的诗人。最大限度是允许别人说他的诗歌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事实上，我们所接受的那个关于诗人潜移默化而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诗人是一个充满流浪情结及寻求光明的群体。他们诅咒黑暗，向往光明似乎成为诗人的理想标签。

《三》关于诗人对于自己生存条件的思考，实际上自古以来就没有中止过。无论是屈原也好，白居易也好，欧阳修也好，苏东坡也好，都是具有相当社会地位的诗人。实际上，他们的流放与被放逐，都是因为他们或因为致力于国家重大改革或因循守旧而被放逐，并非仅仅是因为写诗而流放而流浪。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所作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后来的诗人之所以喜欢流浪及远方，是因为他们误解了这些历史诗人被放逐的初衷。

  并且自古以来，尤其是在唐朝，这种以“以诗取士”的社会现象普遍存在。这种以试诗为媒介，宫廷与民间，官方意志与时代审美之间产生了相互的影响，从而促进了唐诗自身审美特质的确立。

   过去我们在论述以诗取士对唐诗的积极作用时，主要强调以科举为导向。试诗有利于全社会习文辞、重诗才的社会文化氛围的扩展，有利于激发文人士子研究诗歌创作技巧的热情，有利于诗人创作队伍的扩大。但当我们把科举试诗放回文德政治的大背景中来重新看待，就会发现最为根本的是，以诗取士的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诗歌创作者、学习者、欣赏者儒性人格的塑造，审美规范的培养。同时，科举试诗与时代审美观之间的相互作用、彼此促进，使唐诗以更快的速度、更广的普及面，形成了内容与形式、情感与辞藻的完美结合。

“诗”“儒”结合，正是唐代科举以诗取士对唐代诗人与诗歌产生的最根本影响，也是唐音自立“文质斌斌”面貌的一大成因，更体现了唐诗与权力之间的密切联系。所以，唐诗不仅能促进全社会习文辞、重诗才的社会文化氛围的扩展，有利于激发文人士子研究诗歌创作技巧的热情，有利于诗人创作队伍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诗歌创作者、学习者、欣赏者儒性人格的塑造，审美规范的培养。唐诗兴盛，跟唐朝“以诗取士”的政治制度有关。

  结束语：诗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在某种程度上，是值得肯定的方面。这篇文章对于中国乃至于世界的学术界来说，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过诗人生存条件的某些思考而得出的结论是，诗人首先是社会意义的人，然后才是诗歌意义的文学人物及诗人。所以，对于诗人本身来说，首先要摆正社会身份与诗人角色的关系，最后才能写出优秀乃至流传百世的诗歌。

素魄清魂

坐沙发慢慢学习，问候苗洪老师。最近忙，先问候，浏览

oo1234567

一些在医学及精神病学常用的妄想，狂妄等概念，在诗人那里竟然成为竞相追逐的精神特征

很崇拜老师的学术高度和理论逻辑，阅读老师文章后像打开了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