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洪：当今中国为何再无辛派词人？

苗洪

    《一》关于辛派词人及其辛弃疾的简要概括。从辛派词人及其辛弃疾的诗歌主题来看，他们的诗歌既充满关于社会现实的揭露与批判，对外来侵略的同仇敌忾，体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强烈的英雄主义精神。我们从这些充满生机的诗篇中，可以感受到辛派词人及其辛弃疾诗歌的波澜壮阔及其一种大无畏的诗人气节。可惜的是，就这么一种气势磅礴的诗风，在今天却无情的被我们所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无病呻吟，小脚与大脚女人的民国恩怨。本文皆在回首辛派词人及其辛弃疾英雄与浪漫，豪迈与奔放的诗意间，透过对历史遗风的追溯，既体现往日中国诗人的高风亮节，又揭露与批判当今诗人的没落与无奈，沉沦与矫情。





   辛派词人是南宋受辛弃疾的影响而产生的词史上一个重要词派。主要有陈亮、刘过、刘克庄等。他们在辛弃疾的影响下，用词来抒发爱国情感，豪放慷慨如辛弃疾，但题材不如辛词广，风格不如辛词多样。多以议论为词，以文为词，过于直率，不如辛词蕴藉。流派称谓从最早的稼轩词风格指称“稼轩体”、“辛体”、“稼轩风”,到之后的“苏辛派”、“辛派”、“辛派词人”,呈现出循序渐进的趋势。从指称的变化过程看，它一方面反映出由辛弃疾所开创的这一独特词风渐被同时代人及后人认可,并在创作上体现出有意的推崇和仿效，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这一领域已愈来愈多地得到词学家的关注并在研究上取得成效。



  辛派词人的共同特点是　　

     1．承辛弃疾豪放词风，意象多宏肆。意境慷慨激昂、雄豪悲壮  　　

     2．以抗敌爱国、感抚时事为主要创作内容  　　

     3．以文为词，使词更进一步散文化、议论化  　　

     4．虽重音律，但辞藻秀丽不及格律词人。

  

   南宋前期，当时国家和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之际，词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已不仅再是为浅斟低唱、轻歌曼舞服务的工具，它成了爱国者手里的武器，在反映民族斗争方面起了突出的鼓舞作用，为中国的词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辛弃疾画像　　南渡以后，一批主战派人物诸如岳飞、李纲、赵鼎、胡铨、张元干、张孝祥等人，纷纷拿起笔来战斗，写下了许多著名的豪放词，成为南宋豪放词派的先驱。继而起之的是大词人辛弃疾，他一生坚持抗金，但报国有心，请缨无路，一腔忠愤发之于词，成为豪放派最杰出的代表。他共写有六百多首词，数量在宋人中首屈一指。而贯穿在他词中的基本思想，就是恢复中原、统一祖国，充满了战斗的激情与浪漫主义色彩。  　　

   从辛派词的形成和发展来看，李纲、赵鼎、胡铨等人可说是豪放词派的先驱，至于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等人本是学习苏轼词疏宕明快风格的，不过由于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他们的基调变得悲壮激烈而走向豪放；他们是苏轼词过渡到辛弃疾豪放词派的桥梁。  　　



   而辛弃疾本人在文学上与苏轼齐名，号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有人这样赞美过他：稼轩者，人中之杰，词中之龙。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熳，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巵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  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出生前13年，山东一带即已为金兵侵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率两千民众参加北方抗金义军，次年奉表归南宋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收复失地。曾进奏《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又上宰相《九议》，进一步阐发《十论》的思想；都未得到采纳和施行。在各地任上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曾在江西上饶一带长期闲居。光复故国的大志雄才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其独特的词作风格被称为“稼轩体”。造就了南宋词坛一代大家。其词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辛弃疾既是开一代词风的伟大词人，也是一位能征善战、熟稔军事的民族英雄。他的词作“大声镗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所未见”，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而他作为南宋朝廷大臣而写的一篇文章《议练民兵守淮疏》，则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对战争形势的精辟入里的深刻分析和鲜明而又具体的对策。这篇应用散文感情炽热，构思缜密，层层深入，有理有据，语言也精确、简洁。文章仅用了六百余字，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不枝不蔓，一气贯通，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有预测、字字落到实处，质朴无华，明晓畅达。一位豪迈旷达的词人，根据不同的文体的需要，能够写出如此严谨、朴实的应用文，可见一位大手笔，在写作中是不能囿于一个狭窄天地中的，应该熟练地掌握几套笔墨，既有自己喜爱的体式，也能按不同要求写出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别类文章，就如同功夫高深的武术家，虽擅长一种兵刃，但对其他武器也能舞动一样。辛弃疾就是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从不同方面来表达了他慷慨激昂的爱国感情，反映出忧国忧民“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壮志豪情和以身报国的高尚理想。（节选自《应用写作》1998年第1期，《词坛巨擘　公文高手——读辛弃疾<议练民兵守淮疏>》）  　　



   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这首先表现在他的词中，他不断重复对北方的怀念。另外，在《贺新郎》、《摸鱼儿》等词中，他用“剩水残山”、“斜阳正在断肠处”等词句讽刺苟安残喘的南宋小朝廷，表达他对偏安一角不思北上的不满。胸怀壮志无处可用，表现在词里就是难以掩饰的不平之情。他擅长的怀古之作中《水龙吟》，面对如画江山和英雄人物，在豪情壮志被激发的同时，他也大发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为他的词构成悲壮的基调。辛词在苏轼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题材范围，他几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 他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二》中国的新诗运动不仅仅在于颠覆与挑战了属于诗歌内部也面优秀的传统，并且几乎是完全颠覆了自那些中国诗人远古时期就推崇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诗歌及其气势磅礴的关于人生高风亮节的诗歌元素。



    实际上在中国现代诗歌进程刚刚开始启动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中国的新诗运动不仅仅在于颠覆与挑战了属于诗歌内部也面优秀的传统，并且几乎是完全颠覆了自那些中国诗人远古时期就推崇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诗歌及其气势磅礴的关于人生高风亮节的诗歌元素。直到鲁迅那里，尽管仍保持了强烈的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民族精神的元素，但是实际上在鲁迅那里，我们明显的发现，那些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民主，民族的诗歌元素已经成为被严重隐蔽的东西——所以，我们只是在鲁迅的作品中看见的仅仅是刺痛心屝的控诉及其对于所谓人吃人制度的谴责。而后来应运而出的九月派，七叶派等诗歌流派及其诗歌团体，更是变本加厉的抛弃了人生中应该被称之为人格与精神品德的东西，被迫成为爱情至上的诗歌主题。



    苗洪曾经指出，中国所谓百年的现代诗歌，不仅让诗歌变成廉价的文本，并且成为单纯的宣扬爱情及其小资情绪的载体。苗洪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追问，如果一定要诗歌做到人性化与人文化，那么我们在此基础上所要讯问的是，爱情及其小资情调的诗歌主题，是否就是真正反映了人性及其人生内部本身的精神世界呢？因此，我们在这方面的责问与思考其实是欠缺的，甚至是从来没有做过类似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在人生哲学的信仰与价值层面，诗歌仅仅只是做到了宣扬爱情的主题，其实是一个悲哀。因为爱情从来就不代表人生哲学的真正实质，并且与人文主义毫无关系。因此，从这一时刻开始就不再是言志的东西。而另一方面，在中国诗歌百年的发展进程中，有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不但我们在中国现代诗歌运动中抛弃了精神，信仰，价值层面的东西，并且在讨论诗歌现象的过程中，我们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专制文艺路线发生了联系。也就是说，当文革结束之后，我们进行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与人性的所谓反思行动。在这个反思的行动过程中，我们把中国七十年代末期的诗歌运动称为某种意义上的人性革命与文学革命。



    但实际上，这一反思的初衷其实是非常幼稚非常反动的机制。因为这时候的中国文学在所谓人性与文学的革命中，在谴责文艺专制路线的声讨中，连带中国自古以来那些包括屈原，辛弃疾，文天祥等充满人生信仰与乐观主义，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主题一起否定。或者说，我们在谴责文艺专制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的存在。而实际上这种反思的结果最后带来的恶果是，诗歌不再担当历史的思考，现实的思考，文学责任的思考，甚至是诗歌及其文学创作应该面向谁的思考。最后发展的结果是中国的诗歌创作及其文学创作到底最终面向谁的问题都不知道了。实际上，我们（有时候）会把中国所谓改革开放之后的诗歌状况及其文学创作状况形容为一种春天的繁花似锦。但是，实际上这种所谓的繁华背后，是一批以海子，顾城，骆一禾等诗人将中国读者的心灵及其潜意识引向了人生危机，精神危机，生存危机，世界危机的悲观主义时代。诗歌最终成为引导人生虚无的工具，这可能是中国现代两次所谓的诗歌革命都没有料到的不良结果。



     实际上，我们今天以讨论辛派词人的名义来讨论这一问题的过程当中，有许多无奈与令人发指的原因。一个是在两年前的四川诗人周啸天获奖之后，在关于他的诗歌分析研究过程中，一再出现了关于将进酒及其“稼轩体”的词汇之后，我们才想起李白及其辛弃疾等古代诗歌巨匠的存在。其实在当时曾经出现过一个很令人发指的冷幽默现象就是，许多诗人竟然不知稼轩体为何物。后来我们曾经以为，周啸天的诗歌获奖能够给中国的古典诗歌带来一个复兴的幻想，可是我们竟然连幻想的机会都没有，他的诗歌就很快被遗忘与埋没了。苗洪曾经就此指出，现代诗歌为什么让人如此容易被遗忘，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中国的诗歌不再传播信仰与追求。人性包容的内涵很多，既有广义的，也有狭义的，但是当诗歌只是变为一种发泄个人主观情绪的工具时，就是最大的悲剧。

     

   《二》中国诗歌在创作当中执行的已经不再是文学属性的诗歌创作。而是倒退会近乎中世纪的欧洲复兴式的语义探索时代。这还不是最坏的处境，最可怕的是，当今中国诗歌的欣赏标准已经不是以原文意义为基础的欣赏行为，而是更加注重诗歌被外文翻译后的价值。也就是说，中国诗歌价值的衡量参照是以外国人的欣赏水准为参照。几乎所有在国内具有名望的诗人，都是因为被翻译出多少种文字在多少个国家出版发行为标准，而在国内无论您出版发行了多少字都不算数。



   贵州有位叫萧吾非吾的诗人，最近以来在诗歌创作中尽管以元文学语言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存在与看见，词语与思想的关系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但是实际问题是，萧吾非吾的探讨并非是为了诗歌本身而是为了证明词汇与语义；上海有位中文教授，一生博学多才，可是却从来没有创作过任何一首诗歌，文学作品，问其原因，令人可笑。原来竟然是他非常崇拜圣人述而不著作的观念；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在2014年曾经提出过文学创作应该面向全人类的广角视野进行创作。而实际上，他在进行这一问题阐述的时候，没有能够从理论体系方面加以证明。这并非是他的水平没有能力进行这方面的论证，而是因为他在胆战心惊的回避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直接涉及的就是，当文学创作定位为面向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社会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进行文学创作本身如何定义的问题。因为人类社会的要求是复杂多元多样的。



   即便后来我们关于所谓想象共同体的讨论是，我们也始终回避的问题是，在关于共同体的最终构建中究竟以哪个民族的文化层面作为参照坐标呢？想象共同体的创建者尤其没有考虑的问题在于，当共同体在构建过程当中，需要消灭与驱除的到底是哪些民族文化中的差异呢？而实际上，无论以任何名义去消除各种不同类型的差异，都是不合乎逻辑的思考。因为，没有这些差异就没有民族文化页面内部的区分了。所以，在所谓的想象共同体思考中出现了许多不能合理解释也不能合理解决的问题。因为文化层面及其文学层面的东西都只是在逻辑体系内属于局部区间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整体。



   苗洪曾经提出，想象共同体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就是让每个民族地区的文化均衡发展并且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回归原始性的单一。因此，关于诗歌的复辟与复古在这里显得就非常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所谓想象的共同体并不是一种进步与革命——如果它不坚持复辟与复古的原则立场，他就必须付出许多消除许多历史悠久的文化成果的代价，甚至重回殖民文学时代。如果说想象共同体的提出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在提醒人类社会重新认识与重新关注那些正在失去与远离的文化传统。



   《三》自由诗其实并没有绝对的自由。中国现代诗歌运动以自由的名义将诗歌固有的美学，审美及其应该具有的逻辑颠覆的同时，迫使中国诗歌从六十年代的浪漫超现实主义转型为另外一种假想的极端关于社会现实的批判创作模式，忽略了诗歌传递人类社会文明向上的进步情感，造成了中国诗歌自由名义之下的毁灭。中国人以自由的名义，随意掀起着一个又一个所谓的诗歌运动及其流派的诞生。他们不管他们所发起诗歌主张的社会意义及其文化意义，只是在那里急功近利的别出心裁的制造着所谓的新流派与新主张，而实际上却经不起任何时间与实践的检验。所以，中国当代文学史如何编撰，所以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尴尬的时代。

   

   中国现代诗人以自由创作的行为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埋下了不幸的种子并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有目共睹。辛弃疾一生创作有600馀首词，不仅其数量为宋词人之冠，而且其质量亦居宋人之冠。 辛弃疾在词中展示的是他完整的精神世界，毫无保留，与欧、苏等大家不同。作为一代巨匠，有爱国词、俳谐词、闲适词、农村词等多种题材。辛题意境宏大开阔、雄豪悲壮。其词多战争意象，如“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在手法上好用比兴，好用典，“掉书袋”，好以文为词：多议论、以散文句法、章法入词，甚至用对话入词。 风格刚柔兼济，多姿多彩。或雄豪悲壮，或婉约含蓄，或清新明丽。



   辛弃疾在继苏轼之后，在词的领域内进一步开拓题材，扩展意境，转变风格，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和语言技巧，他沿着苏轼“以诗为词”的道路，进而又“以文为词”；将经史子集任意驱遣，并以口语入词，摆脱音律和纤艳语言的束缚，融汇诗歌无事无意不可入、辞赋铺叙敷衍、散文舒卷自如、宏放不羁的特点，构成了辛词的豪放风格。  辛弃疾的词以豪放为主导，但有兼有清丽、飘逸、甚至缠绵的风格。刘克庄在《后村大全集》中论及辛词“大声镗鎝、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一部《稼轩词》，或慷慨，或委婉，或清新，或雅洁，风格多样，不局限于一体一式。



   辛弃疾的艺术特色除了表现在风格的多样化上，还表现在雄奇阔大、瑰丽奇伟意境的创造上。辛弃疾的战斗经历、报国宏愿　，以及过人的才识、胆略、豪气，使他在词里所表现的往往是阔大的场面，飞动的形象；这变化飞动的意象，渗透着词人激荡奔放的感情，形成了雄奇阔大的意境。而对理想的热烈追求，也使辛弃疾常驰骋于浪漫主义想象，以梦幻的形式表现对理想生活、光明世界的向往，创造出瑰丽奇伟的意境。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辛弃疾的创作态度是极其严谨的，认真负责的。



    另外，与辛弃疾同时驰突于词林的，还有陆游、陈亮、刘过、岳珂、戴复古、韩元吉、杨炎正诸家，他们在抗金问题上主张一致，同作壮词感愤时事，其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彼此相近，遂自然形成了一个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派。在南宋前期，辛派词成为词坛的主要流派。而到了南宋后期，经历了几十年至百余年的偏安，词坛上征歌选舞的潮流开始抬头，但有一部分词人仍然继承辛弃疾的爱国传统，如刘克庄、文天祥、汪元量、葛长庚、刘辰翁、吴潜、陈人杰等人，都属于后期的辛派词人。他们愤慨时事，深刻放映了时代的悲剧，闪耀着宋词的最后光辉。这其中以前期的陈亮、刘过及后期的刘克庄为辛派词的主要代表作家，他们从理论到实践上，都最能体现出辛派词的本色。因此，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无论在任何时代，诗歌的绝对自由都是不存在的。诗人可以通过谴责以发泄对客观世界的种种不满，但对理想生活、光明世界向往的乐观主义精神仍然是他们诗歌创作的主流情感。



  那么，中国历史上的古代诗人们又是如何在反对传统的过程中实现两者调和的呢？苏轼中秋词的豪情逸兴而又别开新境。张词的哲理意蕴虽不及苏词，但浪温漫奇想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词中广阔透明的湖光月色与冰清玉洁的人格境界水乳交融，也足与苏词争奇斗胜。 张孝祥是辛派词人的先驱者，风格骏发踔厉，自成一家；艺术境界也别开生面，在词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其中陆游是辛派的中坚人物，他虽比张孝祥年长7岁，比辛弃疾年长15岁，但词作不多，开创性不大。他未能成为辛派的先驱，而只是辛派的中坚人物。与辛弃疾将平生的创作精力贯注于词相反，陆游“是有意要做诗人”（刘熙载《艺概·诗概》，而对作词心存鄙视，认为词是“其变愈薄”之体，说“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写了词，仿佛有种负罪感，故自编词集时，特意写上一段自我批评，“以志吾过”。这种陈旧的观念，既限制了词作的数量，更影响了其词的艺术质量和成就。不过，陆毕竟才气超然，漫不经意中，也表现了他独特的精神风貌和人生体验。如《汉宫春》上片：“羽箭雕弓，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吹笳暮归，野帐雪压青毡。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 激情豪气都不让稼轩。



   由于身历西北前线，陆游也创造出了稼轩词所没有的另一种艺术境界：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炎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边城的角声烽火，沦陷区内的烟柳与池馆，迭映成一幅悲壮的战地景观。终南山的月亮特地冲破暮云，普照长安的城池，也象征着词人收复中原的必胜信念。陆游词的主要内容是抒发他壮志未酬的幽愤，其词境的特点是将理想化成梦境而与现实的悲凉构成强烈的对比，如《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放翁词风格虽多样，但未熔炼成独特的个性，其悲壮似稼轩而无辛词的雄奇，其豪放似东坡而无苏词的飘逸，其闲适疏淡似朱敦儒而缺乏朱词的恬静潇洒，有众家之长，“而皆不能造其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放翁词提要》）。 另外辛弃疾的密友陈亮（1143～1194），是位豪侠奇士，词风也辛相似。其词多表现抗战复仇、救国安民的思想怀抱，故他每词写就，“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叶适《书龙川集后》）陈亮又长于政论，《宋史》本何以说他“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他也常常用词来表达他的政治军事主张，其词所论时事往往可以跟他的政论文相互印证。

   

   《四》关于中国诗歌的状况及其在国际诗歌领域的地位，中国诗人实际上自己也非常明白。可是，最大的悲剧是中国的诗人永远走不出自我心理的桎梏与约束才是最大的悲哀。一方面，中国诗人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创作目的是什么。几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诗人都坚持声称自己的诗歌创作抑或是自娱自乐，抑或是抒发世事自我感慨，可就是惟独不提诗歌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或职业。在此期间，甚至有个别诗人声称自己的诗歌创作行为是为了某种意义的上位需求，通过诗歌的创作行为以达到某种命运改变的目的。与此同时，部分中国诗人更加矛盾的体现是，一方面追求诗歌的自我觉醒与某种程度的内醒，而另一方面又极其关心自己的诗歌经济效益如何。所以，如此而来的诗歌质量怎么能够保证中国诗人的自我觉醒与某种程度的内醒？



在此我们不妨追溯一下辛派词人及其辛弃疾的人生轨迹来阐述一下诗人如何对待现实对待自己觉悟及其生存的态度。



   辛弃疾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一生力主抗战，所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显示其卓越军事才能与爱国热忱，又与宋志士陈亮及理学家朱熹保持深厚友谊，与之砥励气节，切磋学问。抗金复国是其作品之主旋律，其中不乏英雄失路的悲叹与壮士闲置的愤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还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江南农村四时的田园风光、世情民俗。其词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在苏轼的基础上，大大开拓了词的思想意境，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后人遂以“苏辛”并称。其诗文亦有足称道者，特别是其文“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衡论之风”。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三岁。  　　



    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又圆滑、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



   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激昂慷慨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开禧元年（1205）重回故宅闲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 虽然，自中原失陷以来，表现对于民族耻辱的悲愤，抒发报国热情，已经成为文学的中心主题，辛弃疾的词在其中仍然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这不仅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而且因为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  　　



   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   辛弃疾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卜算子》）。  　



   　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在他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  　　



    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均有名。但部分作品也流露出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有《稼轩长短句》，当代注本以邓广铭先生作的《稼轩词编年笺注》最为流行。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辛弃疾善诗文，但以词明世。其《稼轩词》还六百二十余首，无论数量之富，质量之优，皆冠两宋。乃人中之杰，词中之龙。  稼轩词向来被人称为「英雄之词」。这些词主要表现了词人以英雄自许，以恢复中原为己任的壮志豪情。他时常回忆起少年十突入金营，生擒叛徒张安国的英雄事迹。如《鹧鸪天》上片道「壮岁旌旗涌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騄，汉箭朝飞金仆姑。」辛词还表现了壮志难酬，报国无路的悲愤心情。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上片：「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词中通过看吴钩宝剑，拍遍栏杆的典型动作，生动表现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愤心情。辛弃疾这类「英雄之词」，大都使气岑才而作，情感激昂悲壮，风格沉郁雄放。此外，辛弃疾也有写一些乡村景物和田园情趣的词：《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辛弃疾的词也不乏风格婉约，又寓意深曲的作品。如《青玉案．元夕》，上片铺叙元宵夜的欢乐场面，下片转写一位幽居自处，不同凡响的女子：「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实际上表现词人「自怜幽独」的情怀。  　　



   “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这是刻在铅山瓢泉瓜山山后的阳原山辛弃疾墓前郭沫若对他评价的楹联。在中国文学史上，辛弃疾是一位令人敬仰的文武全才。 鹅湖山、灵山、博山等地，都是辛弃疾常去寻古觅幽的地方。鹅湖山下的鹅湖寺，在通往福建的古驿站旁。1175年农历六月初三至初八，著名学者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在鹅湖寺举行了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第一次鹅湖之会）。鹅湖因而成了文化胜地。辛弃疾常去鹅湖游憩。  　　

   

    刘克庄早年与四灵派翁卷、赵师秀等人交往，诗歌创作受他们影响，学晚唐，刻琢精丽。他与江湖派戴复古、敖陶孙等也有交往,自言"江湖吟人亦或谓余能诗"（《跋赵崇安诗卷》）。"江湖社友犹以畴昔虚名相推让"（《刻楮集序》）。他的《南岳稿》曾被陈起刻入《江湖诗集》。但他后来不满于永嘉四灵的"寒俭刻削"之态，也厌倦了江湖派的肤廓浮滥，而致力于独辟蹊径，以诗讴歌现实。所以他的诗终于摆脱了四灵的影响，成就也在其他江湖诗人之上。他一生"前后四立朝"，但时间都很短暂，多数时间被贬斥出守外郡，这样便扩大了眼界，接触社会面较为广阔，诗歌内容亦随着丰富起来。



   南宋后期，政治更加黑暗，国势江河日下，金人占领的淮河以北地区始终不曾收复，又逐渐受到崛起漠北的蒙古的入侵。作为一个关心祖国命运而又在政治上屡受打击的诗人，他只有“夜窗和泪看舆图”（《感昔二首》），感慨“书生空抱闻鸡志”（《瓜洲城》）。他有不少诗歌抒发忧时的孤愤：“忧时元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有感》)他痛心国土沦陷(《冶城》)，悼惜大好河山遭受践踏破坏（《扬州作》），同情遗民的悲伤（《书事二首》其二），关怀战士的疾苦（《赠防江卒六首》）而向往于祖国的统一(《破阵曲》)。对于南宋王朝依靠"岁币"换取苟安的妥协投降路线，他极为愤慨（《戊辰即事》）；对于文恬武嬉的腐败现象，他也作了深刻的揭露。如《绳伎》、《闻城中募兵有感二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有一组以边防为题材的歌行体诗歌，明显地模拟中唐"新乐府，反映了人民的痛苦辛酸与统治者的奢侈骄横，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其中《卖炭图》叹息：“尽爱炉中兽，谁怜窑下人”，与白居易《卖炭翁》也极其相似。他对陆游、杨万里很推崇,自述"初余由放翁入,后喜诚斋"（《刻楮集序》）。



   他晚年的不少诗活泼跳脱，就深得杨万里“诚斋体"的旨趣。可是他学陆游不免才力不逮，学诚斋又不免流于质俚浅露，因而其诗瑕瑜互见。他的《后村诗话》和一些论诗文字提出过一些很有价值的诗歌见解，比如批评当时贵理学而忽视诗歌特性，把诗写成押韵的语录讲义的风气，《后村诗话》论诗较能注意联系史事及作者生平。但他也有《先儒》一类语录式和《题何秀才诗禅方丈》一类颂偈式的诗歌，而且应酬叠和之作太多，率尔成章，不免疏于辞采，缺乏性情。“晚节颓唐，诗亦渐趋潦倒”（《四库全书总目》）。 刘克庄推崇辛弃疾、陆游，对辛弃疾评价尤高。他的词以爱国思想内容与豪放的艺术风格见称于时，在辛派词人“三刘”（刘克庄、刘过、刘辰翁）中成就最大，甚至被认为“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沁园春〕《梦孚若》、〔玉楼春〕《戏林推》等词,是他的代表作。或悲痛“长安不见”,或慨叹“功名未立”，诸如〔玉楼春〕《戏林推》中“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等名句,爱国情深,沉郁苍凉,确乎“壮语亦可起懦”(杨慎《词品》)。



   此外，像〔鹊桥仙〕《乡守赵寺丞生日》要求“更将补纳放宽些，便是个西京循吏”,直是以词为民请命,在别的词家中这样的作品是不多见的。刘熙载注意到刘克庄不屑于剪红刻翠，认为“后村〔贺新郎〕《席上闻歌有感》云：‘粗识国风《关雎》乱,羞学流莺百转,总不涉闺情春怨。’……意殆自寓其词品耶？”（《艺概》）但也有人认为他的词“直致近俗，乃效稼轩而不及者”（《词林纪事》引《历代诗余》录张炎语）；“纵横排宕，亦颇自豪，然于此事究非当家”（《四库全书总目》）。这是偏颇之见。实际刘克庄也不乏清切婉丽之作，如咏海棠的（卜算子）、咏舞女的〔清平乐〕等词即是。其缺点在于有的作品思想内容比较消极颓丧，语言过于议论化、散文化。应酬的寿词太多，亦是一病。



   与英雄将帅辛弃疾不同的是，刘过是终生流浪江湖的布衣、游士，他既有侠客的豪纵，又有游士的清狂。其词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位自傲自负又自卑自弃、狂放不羁又落魄寒酸的江湖狂士。他以天才自许：“人间世，算谪仙去后，谁是天才？”（《沁园春》）然因“四举无成，十年不调”（《沁园春·卢蒲江席上时有新第宗室》），于是玩世不恭：“坐则高谈风月，醉则恣眠芳草。”（《水调歌头·晚春》）又由于谋生乏术，家徒四壁，不免自卑自惭：“笑书生无用，富贵拙身谋。”（《六州歌头》）有钱时肆意挥霍：“白璧追欢，黄金买笑。”（《念奴娇·留别辛稼轩》）无钱时自叹又自怜：“多病刘郎瘦。最伤心、天寒岁晚，客他乡久。”（《贺新郎·赠邻人朱唐卿》）  刘过的《龙洲词》，第一词展现了南宋中后期特殊的文士群体－－江湖游士的精神风度、生活命运和复杂心态，具有独特的生命情调和个性风格。刘熙载曾说：“刘改之词，狂逸之中，自饶俊致，是沉着不及稼轩，足以自成一家。”（《艺概·词概》）名作《唐多令》即造语平淡而韵致丰饶。其词的艺术个性比陈亮词更鲜明突出。然而，正如其人坦荡不羁一样，刘过以文为词，有时不守音律；造语狂宕，有时不免粗豪，对辛派后劲的粗率不无影响。



   《五》通过我们以上几个方面关于辛派词人及其辛弃疾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出，无论任何时代的诗人都是始终无法做到在社会上独善其身的状态。苗洪指出，中国近代及其诗人尤其缺乏思考的问题是无法真认知诗人身份的认同。诗人首先是社会意义的人的角色，然后才是诗人的角色。中国的诗人目前最应该做到的是，首先写好诗歌，然后才是哲学家及其社会学家。



    纵观中国现代诗歌百年的运行轨迹，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百年。在这近百年当中，中国诗人既没有通过诗歌流派的频繁更新换代带来中国诗歌的繁荣昌盛及其深入人心，甚至于连一句脍炙人口的类似“葡萄美酒夜光杯”“白日依山尽”都没有产生过一个。唯一被传诵的是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并且只有半句是海子的自由面向。另外就是那个“卑鄙通行证”而实际上严格来说，这些都不是真正的诗化语言。《人民文学》作为中国的看家文学刊物，竟然刊登过一首毫无诗歌特征的《任性》。一连串的排比句构成的文字竟然能够被称为诗歌，普天之下，四海之内，也只有在中国的现代才能发生。



  如果用一句比较经典的语言来反映中国的诗歌现状就是，繁荣昌盛的社会却造就一个没落与沉沦的诗歌时代，既是文化的悲哀也是诗歌本身的悲哀。中国诗人自以为在百年前发起的现代诗歌运动促进了中国诗歌的繁荣昌盛，而实际上当我们回首这百年历程的时候，我们看见的只是以新诗名义开启的黑暗年代及其诗人考虑怎么获奖的时代。我们看见的只是中国现代诗人对诗歌历史的遗忘及其传统的遗忘。如果不是周啸天获奖时让我们知道了将进酒及其稼轩体，我们可能都不知道中国还有辛弃疾这些诗词巨匠的存在。

素魄清魂

特别喜欢辛弃疾的文风，豪放，壮阔。苗洪老师涉猎群书，文字视角广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