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独享独行 于 2013-8-17 22:06 编辑
大和民族,你是否可以醒一醒了?
日本作为近代曾经的列强之一,二战结束后被迫接受占领军制定的宪法政纲并长期臣服于美国,导致了其民族心理的畸化,而战后的联邦德国的领导人阿登纳宁愿选择国家分裂也要争取摆脱被占领地位,与英法等国平起平坐,因为,鉴于一战的教训,如果二战刚战败的德国仍然维持统一体,那么拥有庞大潜力的、桀骜的德国绝对无法消除欧洲社会的恐惧心理,这样就必受到战胜国阵营的严厉约束,被迫在政治、军事上处于服从性的国际地位,如此屈辱性的国际秩序安排容易对德国社会的国民心理构成巨大伤害,但接受分裂现实的德国如果要进而获取平等地位与英、法等和睦论交,则仍需要清算纳粹的战争历史并承担责任,以重塑自身在欧洲积极正面的道德形象,事实上,富有远见的战后德国的政治领袖们正是如此实践的,无需笔者赘述。
二战时欧洲社会,主持法国苟且投降的贝当其实是有功于法兰西的,只不过这种方式太过隐晦自私,所以战后第五共和政府决然为了民族的长远利益而主动由最高法院定其重罪、与其划清道德界线,根本不容许国民为贝当叫屈辩护,其意就是要在欧洲社会甚至国际社会重建法国的道德价值和国格尊严,然而如今东亚的日本朝野却反其道而行之,念念不忘为已被二战后国际社会一致裁定处决的战犯翻案招魂,大和民族卸不下历史罪恶这一心理包袱,当然就无法在道德上获得邻国的认同,也就永难成为国际社会中的正常国家,因为其外交言行方式原本就有别于正常。
贝当与希特勒虽显著有别,但均未尝不是为了各自国家利益而盘算,然而鉴于摧残或损害国际社会的事实,一经定论的罪恶就永远是罪恶,即使自家人亦绝无资格否认,所以,战后的法国、德国都从律法层面解决各自国家内部的政治责任问题,界限分明、利索了当,为自身政治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故很快在地缘版图上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尤其是西德,在摆脱了被占领的尴尬身份后进一步完成了两德的统一,同时又避免了因强大而造成周边的恐惧心理,维护了彼此相对的国家安全感。反观日本政坛最近几十年,舆论主流对待战争历史的态度时常暧昧、不知悔悟,因而使日本无法获得周边信任,难以真正作为伙伴融入亚洲社会,此情此景又必然导致孤立的日本进一步追随美国、服从美国,因而更难以争取外交政治的主权独立性,它必须向大洋彼岸的美国——最大的海权国屈服,于是,右翼民粹主义极易为展示日本的强硬意志而不惜再度伤害亚洲邻国的情绪感受来获得民族心理的平衡,如同被铁链紧拴、屈服于主人的狼犬,日本社会唯有向邻居舞爪狂吠才能证明自己的强大,一直想改变日本这种畸形国格的政坛杰出人物村山、小泽、鸠山等尽管不懈努力试图纠偏,却终不免为同胞所唾弃。或许,这将被日本后世的史家评论定义为民族历史的愚昧。
相较法、德,早期的日本政府从开始就容忍靖国神社供奉战犯,这本身就是个政治的谬误,如今的政客、阁僚之流作为公众人物公然予以参拜则更属变本加厉,理由似乎是“靖国者”有功,却好像忘了其中定论的战犯就算是出于本国利益的目标,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血腥地摧残了国际社会的公共道德,同时也将本国、本民族引入了灾难和屈辱的境地,试问于人于己何功之有?曾被严重蹂躏伤害的邻国不免疑问:你们认为这些战犯具有正当合理性,莫非是为侵略战争历史的重演寻找合法性?因为在正常的社会形态中,假设一个人为了自家的妻儿而去劫财害命、放火邻家,最后被法办了,那他的妻儿或族人就能说这人是正当合理的么?法理上的利益继承者就无需道歉担责么?在中华文化传统之中,这类穷凶极恶辱没家声、贻害族人之徒甚至不容于家祠宗庙,遑论享国士之荣耀。
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宗教组织从来都不被允许以信仰自由为借口而随心所欲,靖国神社的言行一旦有悖于基本的道德价值观念即意味着沦为邪教魔道,不是靖国两字可轻易掩盖实质的。邪教理所当然要受到国家权力的追究、制裁和取缔,而非仅仅停留在日本某些政客或学者所探讨的“政教分离”问题上,宽容政治和邪教合一的趋势将成为外人难以理解的梦靥。看看战后西德,几曾容许离经叛道的纳粹思潮有稍许抬头?
自诩为天神后裔的族群若始终固执于狭隘的自我意识,纵然尚存几个有见识、有良知的学者或政治家,这个民族整体仍不过是个缺乏道德意识的族群,因而也是个前景黯淡的国家。大和民族,你是否可以醒一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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