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要好诗 君须会天意 劳燕 白居易有诗:“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注 1) 什么是好诗?历来说法不一。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刘勰说诗要“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说得都没错,但是,上述诸君都只是就诗言诗,从不同角度对诗作了说明,什么是好诗的问题并没有说清楚。 君须会天意,才会有好诗。会天意,当然是指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审慎的文化精髓,就是天、地、人合一精湛高妙的和谐密码。只有在它的庇佑下君子与小人才能和而不同,整个人类才有可能与大千世界和谐共处。在这里,人是主题,天意在人。 诗歌起源自《诗经》以来,一直在关照人,关照人对自身、生命、命运、自然、宇宙、万物的灵悟与感知。一言一语,一发一吟,都无法脱离这段与天地万物通灵的情感。这就是“会天意”。纵观诗史,每一首能够流传千古的诗无不是知会天意的。只关照自己感知内心的诗句,言辞再美,语句再华丽,都只能哗众一时而无法永世。诗是要关照人,但不是关照一己,不领会这个“天意”,你就别写诗了。不关注关心他人的存在与感受的人,理所当然得不到他人的爱,他的诗当然不会得到他人认可喜欢,他的诗就谈不上好诗了,更不会一诗永流传了。太多的诗人,自己为自己设一道围墙,独自悲哀无人理解,用白居易的话来说就是不能“会天意”。 李白的浪漫代表了一代的情操和风格,他的根基是拥有普遍的真实和对未来的梦想;杜甫的现实,反映了时代的症结,固然杜甫毕竟是代表着一个阶层在发声;苏轼总是在雅俗间吟咏,但他达到了“和同”,他们能“会天意”,所以他们的诗是好诗;他们的诗句所以千古不朽。再说得多些,屈原、陶渊明、王维、孟浩然、陆游、文天祥这些名垂青史的大诗人,没有哪位只是在那里自说自话,只是关照自己的内心感触,只是在那里无病呻吟。他们以诗阐述“天意”,以诗发生关照人与自然的一切,这就是诗的根基,这才会有好诗。 中国的诗人和好诗不多,在于不能领会天意——在意于人,这就是症结之一。 中国的诗人和好诗不多,还有一个症结:诗人与诗,对于权利与政权,多数有点无耻(这里指的是古代封建皇权)。封建家天下的时代,诗人把忠君当成爱国,屈原就有这方面的毛病,娱君媚主,千年之后,张养浩骂他“这先生好畅是胡来,空快活了湘江的鱼虾!” 杜甫也有这种毛病,“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小心翼翼、诚惶诚恐、虔诚地跟在权杖后面,虽然诗传天下,但皇帝不欣赏他,不被赏识,于是便说“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这叫作“思想灵魂受权杖的指使、限制、局限”。君,国,政,权,是社会统治团体游戏时,将天下人当作棋子摆布,诗人要想不成为棋子都难。即使生前不成为棋子,死后难免会被设定为棋子。活在这样的世道中的诗人,你就别唱歌了,你要唱,就弄些风花雪月,风花雪月须在花影月下、意志放松乃至放弃、思想几乎麻痹、几乎搁置、脱离权力关系、进入狭隘本能时空的游戏,又像吃鸡宴,鸡腿岂是你吃的?但你要歌唱主子啃鸡腿,自己就吃一些鸡零狗碎的“什件”(鸡内脏杂碎),写不了赞歌,就写些像吃的那种东西的生活琐碎,主子腐败,其实是造就主子的体制、制度腐败,你在这个框子里吟唱,就像被扯上线的风筝,能自由飞去来兮吗?就像关在笼子里又被足上缚上一根绳的鸟儿,笼门按照制度总会打开,这叫“放风”,对于鸟儿,这却不叫放飞,因为那足上缚得牢牢着很呐,没有“松绑”,你能飞多远多高啊?在笼里笼外扑腾而已,这个德行、这种处境、这样的自由“飞”、这样的心态下写诗,这种诗会好吗?
远的不说了,就说“五四”以来的现代、当代,从“五四”新文学的开端,到上世纪70年代末“新时期文学”的开端,诗歌的代表作品,就是在合乎领会“天意”,确立“人”的客观典型。 “人的客观典型”,是没有那么轻易可以确立的。当代现代百年,这么多的诗人和诗,确立了“人的客观典型”没有呢?我说,有确立,不过实际确立的是一个被历史严重伤害扭曲的“人”的形象。 “五四”的《狂人日记》,确立了批判“国民性”的文学和诗歌,历史把“人”吃了。“吃人”的历史充满了暴力,吞噬着一切诗歌和文学的叙述。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伤痕》开创了“伤痕文学”潮流,同样着力于历史浩劫对于“人性”的伤害。当然《狂人日记》、《伤痕》是小说,而且这两篇小说在艺术性上有明显的差距,但是它们包含了诗歌的基本格调,在文学的所有形式中,在着力于历史对“人性”的伤害是一致的,这种书写的逻辑在小说与诗歌是一致的,而且事实上是历史地一以贯之的。实际确立的是一个被历史严重伤害扭曲的“人”的形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在共和国建立的背景下,尝试展现新的人性,不再是历史的被伤害者,而是历史的主人翁。相对应的,作品中的人性干净、明朗,充满着乐观的希望。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遗憾的是,这种孕育珍贵可能性的写作,发展到后来越来越激进,越来越夸张、抽象,人性不断上升为神性,一路走到“高大全”模式,最终成为历史悲剧的一部分。这场历史教训应该被更深入地反思,过于拔高人性本身,难免以形式主义告终,使文学及至诗歌的生命力丧失贻尽。
当下的作家和诗人,在写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好诗呢?就本题讨论的以“天意—人”为主题角度而言,主要是在集中于表现这样几种人性类型:
遭遇历史创痛的人性的严肃文学和诗歌。贾平凹、莫言、阎连科等所代表的“乡土叙事”,余华等人的“先锋写作”,甚至于近年来的“打工文学”,都可算作这一类。 尽管艺术上各有特点,技巧上差异很大,但都关注历史展开过程中人性的震动与痛感。《秦腔》为乡土文化的衰亡献上一曲挽歌,《1986年》、《现实一种》把历史视为纯粹的、莫名的恶,《那儿》、《马嘶岭血案》展现部分群体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困境与痛苦。这一类文学及诗,在当下严肃文学和诗歌中居于主流地位。
沉湎个人伤感的人性的通俗文学和诗歌。“女性写作”、“青春写作”都可算作这一类。这一派文学诗歌同样感受到历史的压力,不过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将历史的创痛转化为高度个人化的伤感与孤独,强调青春的恍惚、生活的茫然、印象的捕捉、情绪的宣泄。《春宴》华美的、仪式化的玄想与空洞,《小时代》以极大的比喻写极小的情感,将世界讲述为围绕高度“自恋”的自我旋转的幻象,都是这类文学的典型特征。而这类文学却在当下通俗文学中居于主流地位。
作为“象征神话”的人性的文学和诗歌。这一类文学与诗歌(常见于电影与电视剧)擅长表现各个行业的模范和英雄人物,强调鼓舞人心、引领风气的力量。它们努力寻找历史进程之中甘于奉献的壮丽人性,运用大量传记式的、现实主义的手法,发掘民族精神中昂扬的精神气质。不过,在以上的优点之外,这一类文学并没有完全摆脱对“人”的神话,有时候人物显得过于完美,反而架空了影响力与感染力。
还有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人性“的戏谑解构,悬置“人性”根本问题的“反写”文学和诗歌。如王朔、王小波、韩寒这一脉的文学,这条“反写”的路数,尤其受到青年读者的欢迎,它们富于想象力,多用“反讽”、“戏仿”、“拼贴”等后现代手法,既不肯定又不否定,而是把人性本身悬置起来。这样的戏谑美学,为观者预留也建构了一处“脱历史”的位置。悬置人性,将这个根本问题不断从眼前移开,当然会带来一种奇妙的轻松与自由之感。解构以往文学中的诸多弊端,也有其合理性,但这显然不够。王小波式的喜剧既深刻又充满高度的艺术性,但他们不能真正标识文学诗歌的高度。
严肃、深邃的人性世界,终究要被直视,被正面地讲述。尤其是在大众传媒的时代,在非理性的、娱乐化的、注重戏剧冲突的时代,尤其值得重视。 写好诗,从语文技巧而言,可以举出许多范例和要素。要立意高远、感情真挚、韵律严谨、语言生动、比兴贴切、诗意含蓄,写得真诚朴实,雅俗共赏,还能有所创新,有好的思想、好的内容、好的形式,能打动人,一“诗”激起千层浪,使人读之有味、思之有启、行之有获。一首好诗,应该立意高远、寓意深刻,有个好的意境,应该情真意切,有感而发,还要有诗味,语言纯粹、精致,诗说心语,能高尚的思想情操,讲究人性含量、审美含量、艺术含量。 更多的人,当然不是诗人,是在“读诗”,当然是要读好诗,能对得上自己“心意”、“思想”、“口味”、“胃口”的好诗。好诗在哪里呢?其实,更多的人是在“找好诗”。 读纳兰的诗词,清朝才子纳兰性德,他的情诗,红遍了大江南北。电影《 非诚勿扰2 》片中香山女儿演绎的“见与不见”一诗,猛地击中大众心坎,在各大社交网站被“围观”的程度高于电影本身,赞声四起,“你知道见与不见吗?你读过见与不见吗? ”成了流行语。诗的人气似乎要超越诗仙李白。网上模仿不断,几乎成为“见与不见”体。作者误传是清朝的仓央嘉措,后来才知是广东的才女所作。 这是一个快餐文化的时代。年轻人活得貌似体面,实为房奴和孩奴,每个人都在为积累更多物质资本而奔忙。生活的节奏,让我们无力去过诗意的生活、寻求诗化的精神审美,这确非一个读诗的年代。广东女诗人和纳兰性德的蹿红,似乎在示意又一轮读诗的潮汐涌上了精神堤岸。难道诗情画意,再度成为了我们的心灵观照?当代人心中,究竟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呢?
诗词在中国,门槛有点高,句末要押韵,每字有平仄,每联的起承转合都有讲究,要在如此严密的语音规范下,去创造想象力扩张、神采飞扬的文字,于是,中学语文里,诗和文言文一样,同属难题,理解起来,总是和现代人捉迷藏,创作起来,更是令人高山仰止,除了被用滥的千古佳句,课本里的诗,很少会引起考生的集体共鸣,更别说赏心悦目、顺耳入心。
现代城市,天空并不澄澈、所在不是到处花海绚烂、月色幽美,而现代人却唯借此类表意,难免显得矫情。若要托物言志,运用比兴,反倒是舒缓的流行音乐、闪烁的电脑屏幕,在夜深人静时,更能显示城市人的孤寂。只为道尽时下人的七情六欲,古体诗很难胜任,话语体系严重不更新、语汇不对接。那些研究品评的专业文章,对大众欣赏诗词,也无济于事。大众不需要去关心:山水诗是不是在魏晋才算成立?晚唐体与宋初隐逸诗人的关系是什么?“ 夕阳 ”在清词里,代表了亡国、离别、垂老意象……
这个时代,作品有着深刻背景也好,是一时兴起之作也罢,都被平等地放在公众面前。字里行间,触动心弦就是喜欢,无法共鸣就是失败。才不管你这是山水诗还是晚唐体,更不会想去拆解、归纳修辞怎么运用,象征好不好。这就是现代阅读,评价的标准很简单,或者可以说很肤浅:只为打动人心而已。在某种意义上说,又回归到了文艺的本质。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见与不见”和纳兰性德如此广受现代人喜爱。也许他们的语言没有太大隔阂,少有生僻和转弯抹角的表达,风格上更像现代情诗,他们的题材也很讨巧,与现代人极有共鸣,加上兼具了古诗的典雅和华丽。纳兰性德,尽管王国维评他“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但在文学史上算不得一流,但是近几年,为他“翻案”的研究如火如荼。为何前后古今差异如此大呢?楚庄先生说 : “纳兰词里既没有亡国之君缅怀故国江山的沉痛,也很少风流才子吟咏秀阁青楼的旖旎,更缺乏政治家军事家评史忧国的气概。纳兰只是缁尘京国、乌衣门第的贵族青年,他只能从相府院中、金殿阶前和銮仪队里看人生看世界,他只为自己身边婚姻生活的变故、师友遭遇的蹭蹬以及仕途官场的污浊动情,他只局限于带着自己深沉真挚的伤感和悲愤悼亡、怀友、吊古、伤今,这是纳兰词的局限。”可是这些局限,恰正是现代人的生活写照:能够触动当代人心弦的,恰是这些“个人哀戚”。不需要缅怀江山、吟咏旖旎、忧国气概,只需要从琐碎平凡的生活中看人生百态,也只需要为自己身边的婚姻、师友、事业和社会清浊动情。作为个体意识觉醒的新一代,对感情的理解,不再是宏大叙事下的战友情怀,不再是古典小说里的夫唱妇随。比起轰轰烈烈、蜜里调油的完美幻想,反倒是广东女诗人和纳兰性德,以冷静深幽的禅意和真情、真性的表达,道出了情感遭遇挫折后的现实慨叹,也就直接说到了当代人的心坎里,能够触动当代人心弦。
现代社会已使权力、知识、资本、科技、商品、消费、广告、传媒等等,成为一个系统结构。每个人都在不断说 , 然而每个人说的,不过都是在重复社会的流行语。一切生产和消费,运用的也都是日常生活的语言。它们共同塑造了现代人的行为规范,以及千篇一律的思维习惯。 海德格尔说,日常生活的语言无法呼唤一切可能的事物,容易陷入庸俗和无所作为的生活旋涡。国学热、历史热、考古热,一再证明:这个时代,物质越是一日千里,当代人的内心,越是渴望从传统文化中寻得灵魂的归宿,渴望让生存变得富有审美意义。只不过一些古董级别的文化,实在无法流畅地表当代人之情罢了。
所以,在后现代生活漩涡的海平面上,浅表的思维习惯如潮汐涌动,而在生存困境的海平面下,深深潜藏着个体话语的原创冲动,潜藏着诗魂复活的蛰动。更多优秀的古典诗词歌赋,通过网络小说让年轻人趋之若鹜,当前的名作,也就零星的只言片语流行其间,然而,诗歌,成为主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海德格尔又说,人们总是诗意地生活在大地上,这个大地当然是指社会,我们须在平俗的生活中寻找诗意,寻找好诗。 我们习惯了说差(批判的传统),习惯了说假(违心的传统),习惯了说抽象的好(宣教的传统),而不会说真正的好(人性的传统),这个现状需要改变,文学和诗需要从正面展现人的生活、命运、情感和幸福。只有做到这一点,中国当代文学才可能获得普遍性,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真正能够标识文学诗歌高度的,只能是但丁式的作家,不可能是卡尔维诺式的作家,只能是雨果式的作家,不可能是拉伯雷式的作家,只能是托尔斯泰式的作家,不可能是布尔加科夫式的作家。 诗要成为好诗,就要成为真正的诗,就要说“真正的好”,就要说“人性的传统”。这个标杆作品就是法国作家维克多 · 雨果的《悲惨世界》。冉阿让携带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展现了既真实又感人的人性的力量。
当代中国走到今天,当代文学走到今天,当代诗歌吟唱到今天,是否有可能打破原来的框架,从正面、直面讲述“人”,讲出我们自己的故事? 我们期待这样的文学和诗歌:容纳同时超越大时代的探索、创痛与幸福,最终与真实的自己相遇,这一永恒的幻象、主题,可以称其为灵魂。这就是“天意”。这一切,呼唤着“诗意”本身重返这个世俗世界。 人们终会需要诗情画意,去领略生命的美感和尊严。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要有好诗,就要有诗意,就要“会天意”,就要去提炼真实的人,说真正的好(人性的传统),正面揭示人性的本真本质。 人间要好诗,君须会天意。这个天意,就是随意,随人性本真本意,就是我们自己的人性的传统。
附
《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
白居易
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
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
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
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
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词。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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