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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起一份档案
先生1957年至1961年,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入学时赶上反右派运动;第二年赶上大跃进,学生不上课去做砖头;1960年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切对于大家眼里“干不累,睡不够,吃不饱”且禀性耿直的他来说,自然有很多看不惯的地方,经常会发些牢骚。 1961年大学毕业时,被班上的干部在档案里塞进了一份没有盖公章的黑材料,内容是诸如:对勤工俭学不满,对大跃进不满,困难时期发牢骚说吃不饱等等大帽子类的东西。后来得知他们不少同学都被塞了相同内容的黑材料,这些言论在那些年代被认为是“右派言论”,而再后来的“文革”中,就成了有历史问题,是“漏网右派”,屡屡挨整。 “文革”初期,知识分子普遍受到冲击,由于那份档案先生被关进了牛棚,在此期间,他的单位川南管理学校派出外调人员去他的学校以及他曾工作过的单位调查他,他们的目的就是给档案中那些空头口号找出事实依据;他们也来我的学校向我年级主任和我的同学调查过我;还来找过我,谈话都是带有诱导性,倾向性的,说我和他最亲近,一定知道他很多对党不满,对社会主义不满的言论,要我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和他划清界线等等。可想而知,他们对别的被调查人员也一定使用同样的手法,这样的调查结果能公正吗? 他们这次外调确实大获全胜,搜集到了我先生很多“罪证”。如:大跃进不上课,开砖厂时他说过:“我是来读书的,不是来做砖的”;大炼钢铁时他回家看到家里门上,箱子上的铜扣统统被强制拆下来当废铁卖了,他想不通那些东西已经是成品了,为什么要毁了当废铁卖而发过发牢骚;他曾说过毛主席“为女民兵题照”的诗不如主席早年的诗水平高,像快板,这是他狂妄自大反毛主席的罪证;就连他贴在宿舍墙上,自己书写的鲁迅先生名言“运交华盖欲何从,未曾翻身已碰头”的横幅,也成了他对社会主义不满的罪证;他讲“将相和”课时正是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候,那是他别有用心,是鼓吹阶级调和论,是梦想修正主义复辟。 先生曾经抱病跑遍了市内和各大学的图书馆查找资料,最后编成了一套《中专语文教学参考资料》和《中专语文古文翻译》。书是油印的,刻蜡版的人也是他亲自找的,封面是请著名书法家刘自椟先生写的。书编出来了,印出来了。学校还把书卖给了五机部系统的其他学校。可是他做梦也想不到,他呕心沥血编出来的教材给学校赚了钱,却成了他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一心想成名成家的证据。 基于以上原因,1970年军宣队进驻学校搞清理阶级队伍,他属于可用而不可信任的外调对象。在运动的后期,又得知我们这个部办学校要解散,全部人员要分流,大家都在关心自己的去向问题,对运动的事不再那么热心。在这里不得不说的是: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军宣队领导的专案组,对于所有有问题的人在经过内查外调后,该做结论的也都相继做了结论。有一天,专案组把我先生叫去,FU代表对他说,你的问题已经查清楚了,没有问题,让你背了那么长时间的黑锅,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这些黑材料都烧了,以后就轻松地到新单位去好好工作了。我先生当时很激动,也很信任他们,就没有看所烧材料的内容,他怎么也想不到那档案还有一份在专案组个别人手里。 1971年9月,这个学校解散,大家先后离校去新单位。我们被分配到川陕甘交界的青川一个军工单位,档案是由军代表与专案组共同审查后,由专案组的姜老师寄的。可是我们一到青川,组织科来接我们的人就给了一封信,是姜老师寄来的,信中说,我们前脚走,后边就有人跑到江津给我先生补寄了一份档案,叫我们到新单位后立即找组织科说清楚,这份档案是非法的,要么就地烧毁,要么退回。补寄档案的人,就是当初三番五次来我家做说客,拉我先生加入他们哪一派的人,因被拒绝一直怀恨在心,后来他们得势进了专案组,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多次找机会报复我先生未得逞,而最后把手伸向了我们新的单位。由于种种原因,这份档案的内容在新单位又扩散了出去,在以后的肃清“四人帮”流毒运动中,我先生又因这些档案中的问题,使他的一些认识上的问题升了级,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最终在重重的精神压力和疾病的折磨下,走完了他45年的人生路。 我的先生到临终都未能跳出那份档案的“紧箍咒”,我是凡人,不是圣人,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对于那些处心积虑害别人的人,是不可能释怀的,只希望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2009-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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