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一方
我的母亲姓商,人常叫“铁匠”。 商姓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姓,听家乡老辈人说商姓没有乱辈分,到哪里商姓人的辈分都不会错,不像有些姓,这个祠堂和那个祠堂就是离得再近,辈分也理不清,无法正确地称呼。母亲常常说起自己的姓,挺自豪的。邻居姓商,离我母亲的娘家几十公里,他们也能清好辈分,邻居大哥叫我母亲为姑姑。商姓人在一起不论年龄称谓,只按辈分呼叫。 我们家孩子多,里里外外都是母亲一个人操持,被叫“商铁匠”是必然的,除了能找孩子出出气,她又能找谁。 我被打得最厉害的一次是一个夏天的下午,当时是五岁左右吧,我和小伙伴相约去玩,路过本队(现在叫组)陈婶婶家,看她家孩子一个人在摇篮里躺着,我们就和他玩了起来,记不清玩了多久,也想不起来后来去了哪里到过一些什么地方,只记得太阳快下山时我回到了家,到家才一会儿就听陈婶婶在后面的山上喊我母亲,记忆中除了陈婶婶喊母亲的那一声“商大姐”,别的都没有印象了。母亲和陈婶婶说话去了,一会儿便拿着一根竹条朝我走来,也不记得是实竹条还是楠竹枝条,反正家里这两种竹子都有,拽住我噼里啪啦地在我身上一阵猛抽,边抽便骂我把人家的摇篮弄坏了。竹条打在身上真痛,我现在都清楚地记得那疼痛。后来我躺在家里的那张凌波床上,幺姐来看我时我还在抽泣,幺姐说背后是一条一条的红棱,还好,没有出血。是的,我被打得全身上下全是红棱,动一动就痛。 母亲的身体非常弱,现在有了一点点医学知识的我,知道母亲脾胃非常的差,身上的寒湿非常重。常见她蹲在屋檐下的台阶上一口一口地吐黏黏的涎,涎有时候拖一尺多长,估计里面肯定或多或少夹有些痰。母亲脾气暴躁,这是肝火旺,与外婆的身体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是我现在知道的。小时候,母亲常和我说起我从没有见过面的外婆,说她脾气好丑,整天骂人,眼睛不好,母亲八岁便开始做饭,灶台边搭一把有背的椅子,母亲才够得上伺弄灶上的锅碗瓢盆。知道外婆眼睛不好,那肯定是肝火的问题了,母亲躁也是必然的。 从我开始知道世事开始,家里就是冰刀霜剑。父母吵架,每次母亲气得边哭边往外走,说不再回来,父亲理都不理,可是母亲还是等不了多久就回来了,以前不明白,后来知道了,母亲那是,舍不得丢下我。 母亲一字不识。幺姐在母亲去世后常说,那时候,该是八十年代,她常给母亲钱,母亲拿着钱摸很久看很久,然后说,这是50块钱。50块钱在那时候已经是一张大钱,我那时候一个月也挣不了那么多,母亲把钱放进贴身的口袋里,等幺姐下次回去再给她钱,她会拿出来,告诉幺姐她有钱,幺姐说,那钱都起毛了,肯定是常常拿出来看一看摸一摸。因为父亲挣钱不太行,花钱倒是很在行,姐姐们给父母钱时都是分开给,要不母亲口袋里就一直是空的。离母亲不远的大姐说,父亲没钱了就会向母亲发脾气,母亲只好把口袋里的钱拿出来给父亲,母亲是不花钱的,她不买零食,不上集市,给她钱,只是压压口袋,舒舒心气。 母亲出门时一定是选她最好的衣服,有时候最好的衣服也是有补丁的,只是补丁不会很突兀,母亲总是会挑同色的布做补丁,实在找不到同色也一定是非常接近的,记忆中就没有见过色差很大的补丁。姐姐后来告诉我,哥姐们小的时候母亲会把她的衣服改了给他们穿,她自己就穿有补丁的衣服,因为经常穿,许多人在背后叫她叫花子。我也明白了,姐姐们长大后为什么总是给母亲买布料买衣服。从我懂事开始,母亲时常在我面前说两句话:一是“会打扮的打扮儿郎,不会打扮的打扮爷娘。”再一是“会选的选儿郎,不会选的选田庄。” 母亲的规矩很严,她是不允许我睡早床的(哥哥姐姐们肯定也是如此,他们大我太多,我不知道,只是推测),天刚麻麻亮就会喊我起床,要么去看牛,要么扯猪草,舂碓,推磨……做不完的事,就是没事做也得早起,睡懒觉是不允许的。我的身体差,早晨尤其不想起床,有一次母亲照例大声叫我,父母和母亲吵起来了,开始母亲只字不让,后来父亲狠狠地说了一句:“你不知道她身体差啊!”母亲再也没有吭一声。我当时很开心不用早起,后来母亲也没有在早晨喊我起床。当我长大后知道了缘由,我心里好痛好痛,甚至,对父亲的恨意增加了一份,一直不肯放下。 母亲饭桌上的规矩也很严。从我一岁多点自己开始吃饭,母亲就要求我好好地拿筷子,筷子不可以拿低也不可以拿高,还要拿得灵活,吃饭前筷子不能放饭碗上,也不能插进饭碗里,饭后的筷子也不许放在空碗上;左手必须端着饭碗,端饭碗也有讲究,不能手掌托着,手指也不能扣进碗沿内;吃饭不准弄出声响,更不可以掉饭粒,碗里不准留饭粒,筷子不可以在菜里翻,夹上菜后也不可以摆动,左手上的饭碗要送过去接着筷子上的菜回到胸前,不能让菜或菜上的汤掉在桌上;吃完饭要把饭碗放到灶台上,如果家里来客,遇上客人都是长辈,我是不能上桌吃饭的。母亲说这是规矩,人不能没有规矩。 曾和一位妙笔生花的年纪不轻的市报记者同桌吃饭,并且是邻座,他一开始就趴在桌子上,不管旁边有人没人,不管人多人少,手是不端碗的,这是现代人的通病。然后边吃边掉,不是饭就是菜,甚至喝汤也会洒,桌子上地面上,铺了厚厚一层,连我的“领地”也被他占了至少三分之一,我是看得目瞪口呆的。 多年前我的一位年轻同事,第一次去他女朋友家,回来就和我们大谈笑话。他女友的奶奶说:这孩子,啥都好,就是手指有点问题。同事拿筷子总是会把食指翘起来,不过我也没想明白,为何会翘食指,拿筷子那么重要的手指,我试了试,别扭得很。看来小时候他的母亲肯定没有归束他。 我单位邻居八岁的女儿,吃饭总是会剩一些,从来没有见到饭后的碗是干净的,我问她父亲为什么不让孩子吃干净?他父亲愤愤地说:“您一说我更气,为这事儿我和孩子她妈吵了无数次,她妈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我非常惊讶,呆在那里半响没再说一个字。 母亲说女孩子,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样。我如果坐的时候双腿没有并拢,母亲是会狠狠地骂的,说是没有一点女孩儿相。坐着腿一定不能抖动,也不准翘二郎腿。我小时候双腿疲乏,重得像灌铅一般,走路慢脚也离地不高,鞋子自然擦着地。有一次我正低头慢慢地走着,腿上一痛,回头看母亲拿着竹片指着我说:“下次再看到你走路这么拖着腿走,我打断你的腿!”我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以后再也不敢这么鞋子擦着地走路,因为我知道母亲说到会做到,即使不打断我的腿,让我疼痛几天是肯定的。 所以当我参加工作后,我要求我的学生站坐必须有相,有时候我的学生忘记了,趴在桌子上或者翘上了二郎腿,见我瞪一下眼,马上就坐好,并不好意思地微微低下头。我有了一些医学知识后还知道坐得端正,不翘二郎腿会让气血运行得更畅快,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 母亲还有一个规矩,现在想来挺感慨的。那时候是没有面巾纸卫生纸的,手纸是黄黄的稻草纸,不论是粗糙的还是稍微细腻些的,母亲都用剪刀剪成五寸见方的片儿,一再告诫,不要浪费,浪费是作孽。几年前听台湾师范大学的曾仕强教授讲《易经》,教授说他早上在饭店用餐时,他是拒绝服务员给他换餐巾纸的,他一顿饭就一张纸,先敞开用,后折叠用,并且折叠多次。他还说,现在的人用纸是扯了一张又一张,不仅浪费,也是在糟蹋自己的福气。 母亲生我时已经39岁。39岁,对于一个身体弱的女人来说,自身都难保,我的到来让母亲的身体雪上加霜,母亲不要我是正常的,何况她那么孤傲的性子,和自己的大女儿一同怀孕,那个年代的女人已经觉得丢尽了人。现在想来,我的确是罪孽深重。更不可赎罪的是,我连好好地孝顺母亲都没有。 三姐经常说一句话,她说三姐夫和她说了几十年也说了无数遍:“如果你母亲识字,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听到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我能懂事的时候,母亲一直被疾病缠身,而且,我觉得母亲没有教我什么知识,所以,我总是在我女儿面前啰嗦:“假如你外婆,像妈妈今天和你说的这些给妈妈讲过一次,妈妈都不是现在这样。”似乎,我是多么的称职。而且我不止一次地人前人后说我所有的知识都是自己学的,包括生活知识。如此我执我慢,真不知何时能消掉。 来到人间53年,我才真正地明白我的母亲,我才知道母亲教了我多少知识给了我什么样的启蒙。如今,我有无数的话想和母亲说,可是我,再也无法和她说上一个字。 53年前的腊月二十三,母亲独自在那间我睡了多年,现在只留存于记忆的小房间里,生下了我。那天,大雪纷飞。
2017-01-20 丙申腊月二十三
谨以此文献给我苦难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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