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伤痕文学的伤痕——重读王蒙的《布礼》和《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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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我所谓“受伤的叙事”（wounded narrative），有三个含义。第一，指叙事主体（叙事者）是反“右”和“文革”时期受到过极左政治伤害的群体；第二，它所叙述的内容是主人公的受害经历或创伤记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这种叙事作为一种书写创伤记忆的形式，它本身就是受伤的，甚至是残疾的、带菌的、病态的，打上了迫害者、也就是极左政治的权力印记。也就是说，“受伤的叙事”讲述的是受极左政治伤害的知识分子的生命故事，同时，这种讲述本身又在极左意识形态逻辑的控制之下，因此极大地局限了受害者对于自己受伤经历及其原因的反思，甚至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对于极左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维护。极左整体与极左意识形态对于人类文化、人的精神世界的伤害，即使在后极左时代的受伤叙事中仍然体现出来，受害者即使在讲述自己的受伤害记忆的时候，仍然无法摆脱极左意识形态为它提供的逻辑和叙事方法。必须先诊疗和修治这种叙事形式，才能讲好受伤害者的故事。
　　
　　
　　 忠诚（以及与之相关的背叛）是常见于中国革命文学——特别是以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与共产党干部为主人公的革命文学——的一个核心主题。这是因为，在革命文化的话语体系中，忠诚是对革命内部人的要求。换言之，忠诚话语只有在一个严密的政治组织内部才是有效的，它要求该组织成员必须保持对组织及其领袖的绝对效忠，否则就是叛徒。不同的或敌对的政治组织成员之间不存在忠诚问题（即使它们通过协议方式组成一个更大的政治联盟，其间也只是一种合作关系而不是忠诚关系，国共合作时期就属于这种情况）。因此，革命文学中的忠诚问题常常成为纠缠革命者（特别是共产党员）的一个基本问题，而与反面人物（反革命分子、美蒋特务等等）无关（革命可以对李玉和、杨子荣等提出忠诚要求，却不会对座山雕、胡传魁等提出忠诚要求。“叛徒”这个词只对内部人才有意义）。而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之所以特别纠结于忠诚问题，乃是因为在中国革命理论的阶层分析框架中，知识分子属于最容易动摇的阶层，因而也被认为最容易背叛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王蒙的《布礼》（发表于《当代》1979年第3期）和《蝴蝶》（《十月》1980年第4期）在这方面无疑具有极大的代表性。[1]
　　 《布礼》的主人公钟亦成是解放前的地下党，15岁入党的“少共”。解放后任P城（北京）中心区共青团干部，喜欢文学。1957年8月，他的一首小诗被一个评论家解读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2]因此被打成“右派”。他对此的反应是：“他可以想象自己生命的终止，可以想象太阳系的衰老和消亡，却不敢想象这个危险。”[3]这个“危险”之所以严重得“不敢想象”，是由钟亦成与其忠诚对象即革命组织的关系决定的：“钟亦成和党是血管连着血管，神经连着神经，骨连着骨，肉连着肉的，钟亦成和革命同志，和青年，和人民群众，本来也是这样血肉相连的。钟亦成本来就是党身上的一块肉。”现在这块肉“被鉴定为发生了癌化恶变”，被用“外科手术刀，细心地、精致地、认真地把它割除、抛掉。”因此，对钟亦成而言，定右派的过程就像一次外科手术，“因为，党、革命、共产主义，这便是他鲜红的心。现在人们正用党的名义来剜掉他的这颗心。”[4]
　　 可见，忠诚危机可怕就可怕在：钟亦成不是一个自主的有自己独立人格的存在，他是依附于革命组织的，革命者的身份是钟亦成之所以是钟亦成的唯一根据。与革命的血肉关系是钟亦成活着的全部理由和全部意义，钟亦成之所以是“人”而不是畜生/细菌/垃圾/狗屎，全赖他的这个身份。钟亦成只能是革命者，只能是党的儿子，否则就什么都不是。[5]他曾这样明确地对自己的恋人凌雪表白：“我们是吮吸党的乳汁长大成人的”，“主宰我们的头脑的是党的钢铁信念，我们身上流着的是随时准备为了党而喷洒的热血，我们的眼睛是为党而注视，我们的耳朵是为了党而谛听，我们的心脏是为党儿跳动”，“没有党就没有你和我，就没有我们的人生。”[6]
　　 因此，一旦钟亦成对革命、对组织的忠诚遭到组织的怀疑和拒绝，无异于孤儿离开了娘，不知所措，生不如死。更可怕的是，钟亦成到底是不是忠诚，完全不取决于他自己的表现，而是取决于组织的单方面判决。一旦组织判定他是“敌人”，是“叛徒”，即使自觉冤枉，也必须无条件接受这个判断，进而开始残酷的自戕和自虐：
　　 天昏昏，地黄黄！我是“分子”！我是敌人！我是叛徒！我是罪犯，我是丑类，我是豺狼！我是恶鬼！我是黄世仁的兄弟，穆仁智的老表，我是杜鲁门、杜勒斯、蒋介石和陈立夫的别动队。不，实际上我起着美蒋特务所起不到的恶劣作用。我就是中国的小纳吉。我应该枪毙，应该乱棍打死，死了也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成了一口粘痰，一撮结核菌。[7]
　　 注意，这里用的是第一人称（“我”）自叙形式，是钟亦成自己对自己的审判。如果说老鬼的《血色黄昏》中被打成反革命的林胡（即作者老鬼）在不敢质疑“反革命罪”本身的同时至少还坚持“我不是反革命”，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伸冤上诉；那么，钟亦成则更进一步：在肯定“反革命罪”的同时，干脆承认自己就是“反革命”——因为他不可能怀疑党的判断是错误的。换言之，钟亦成没有能力定义自己，他只能依据党的定义来定义自己，“出于对党的热爱、拥护、信任、尊敬和服从”，他要“亲自拿起手术刀”来剜自己的心。
　　 与钟亦成类似，《蝴蝶》中高级干部张思远的认同危机同样源于他的“革命者”（亲儿子）身份被突然剥夺，他一生誓死效忠的组织突然怀疑起他的忠诚来了。张思远的身份危机本质上也是一个革命者的忠诚危机。而且与钟亦成相同，这个危机之所以可怕，根本原因在于：除了认同革命、忠诚组织，张思远根本不可能有别的任何认同或忠诚。在张思远的自我认知中，他完全是属于甚至等同于革命和组织的，否定革命、脱离组织就是否定他自己。“他就是共产党的化身，革命的化身。”[8]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革命组织突然翻脸说：你张思远根本不是革命者，而是革命的叛徒、“反革命”黑帮。由于张思远和革命、和组织的二而一的关系，成为“反革命”的结果就是张思远彻底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甚至不能肯定自己是人还是“臭狗屎”。
　　 对张思远而言，不但他的思想意识是属于革命的，而且他的身体器官也是如此。失去了组织的信任，失去了革命者的身份，不但他的思想意识、而且他的身体器官全都彻底限于混乱：“这个弯着的腰，是张书记——就是我的腰吗？”“这个移动困难、即使上厕所也有人监视的衰老的身躯，就是那个形象高大、动作有力、充满自信的张书记的身躯吗？这个像疟疾病人的呻吟一样发声的喉咙，就是那个清亮的、威风凛凛的书记的发声器官吗？”[9]足见革命及其意识形态对于张思远的控制和渗透是何等完全和彻底。
　　 个人主义的“我就是我自己”对他们而言是不可想象的。革命忠诚教育——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核心就是彻底铲除个人主义。《布礼》的区委书记老魏这样教育钟亦成：“无产阶级是没有个人主义的，因为他自身一无所有。”[10]对此，钟亦成的反应是“太对了！太对了！”“个人主义是多么肮脏，多么可耻，个人主义就像烂疮，像鼻涕，个人主义者像蟑螂，像蝇蛆。”[11]就像钟亦成献给凌雪的所谓“情诗”《给我提点意见吧》中说的：“我们没有自己，我们把自己献给了革命”。[12]这样，“自身一无所有”的钟亦成就连自己对组织和革命的忠诚也必须得到组织的恩准，一旦被打成“右”派，一旦失去这种恩准，他就什么也不是了，他只能空洞地发问：“毛主席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因此，钟亦成和张思远的身份危机的实质就是忠诚危机，这种危机取决于他与党的关系的性质，作为“亲儿子”和“内部人”，他们不能在组织之外、在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之外获得自己稳定的身份认同乃至身体感觉。他们对于革命和组织的忠诚是单方面的、无可选择的、无条件的，两者间不存在基于平等契约的相互承诺和相互忠诚（在这种关系中，忠诚是相互的，如果钟亦成、张思远的忠诚遭到无端怀疑，那么他可以放弃其忠诚）。钟亦成、张思远必须获得革命和组织的认可才是人，否则就是畜生不如；而革命即使没有钟亦成/张思远也依然是一项摧枯拉朽的伟业，组织即使没有钟亦成/张思远也依然是伟大光荣正确的组织。钟亦成、张思远没有自己定义自己、自己选择忠诚对象的权利和能力（甚至都没有这种念头）。组织可以宣告钟亦成、张思远“不忠”，钟亦成和张思远呢？既不能鸣冤叫屈、坚持自己无罪无错（（这意味着他竟然怀疑组织的正确性），更不能接受组织判决、真的脱离组织（这就成了孤魂野鬼）。他们唯一的出路是通过自己的精神努力来“化解”这种危机。所谓“化解”，实际上也就是给自己找一个说法，让自己相信：虽然我的忠诚被粗暴践踏、无情嘲弄，我却以然还要继续保持自己的忠诚。
　　 这当然是一件殊为不易的事情。钟亦成和张思远是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追溯历史，回忆自己的革命经历，特别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的历史，通过红色记忆重建自己和革命、组织的亲子联系。这是《布礼》中钟亦成选择的方法：
　　 这二十多年间（从被打成“右”派到获得平反——引注），不论他看到和经历了多少令人痛心、令人惶惑的事情，不论有多少偶像失去了头上的光环，不论有多少确实是十分值得宝贵的东西被嘲弄和被践踏，不论有多少天真而美丽的幻梦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也不论他个人怎样被怀疑、被委屈、被侮辱，但他一想起这次党员大会，一想起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七年这十年的党内生活的经验，他就感到无比的充实和骄傲，感到自己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共产主义是一定要实现的……革命、流血、热情、曲折、痛苦，一切代价都不会白费。[13]
　　 这个党员大会是P城解放后第三天召开的，是一个“永远新鲜、永远神圣且并不遥远的”大会，它无异于亲子鉴定，证明钟亦成具有少年布尔什维克的高贵血统（验明真身？）。钟亦成甚至誓言：
　　 为了这信念，为了他参加的第一次全市党员大会，他宁愿付出一生被委屈、一生坎坷、一生被误解的代价，即使他带着各种丑恶的帽子死去，即使他被十七岁的可爱的革命小将用皮带和链条抽死，即使他死在自己的同志以党的名义射出来的子弹下，他的内心仍然充满了光明。他不懊悔，不感伤，也毫无个人的恩怨，更不会看破红尘。他将仍然为了自己的哪怕是一度成为这个伟大的、任重道远的党的一员而自豪、而光荣。党内的阴暗面，各种人的弱点他看的再多，也许法掩盖他对党、对生活、对人类的信心。哪怕只是回忆一下这次党员大会，也已经补偿了一切。[14]
　　 我们不能不为钟亦成的这种不顾一切的执着——宁愿被冤死也要忠诚到底——而感动。但很显然，他这番为了说服自己而进行的“辩解”，是建立在非理性情感而不是理性反思基础上的。这种情感之所以对他具有疗伤作用，实际上不过是因为他参加了这“第一次全市党员大会”（隐喻钟亦成与革命与组织的同源关系），而不能证明其他任何东西。他和这个“大会”之间的同一性关系使得他不可能拉开距离来反思它，反思自己为什么以后再也无缘参加这类大会。钟亦成的忠诚危机是一个政治悲剧，他遭受的是体制性的政治迫害，只有对这个体制进行理性分析才能找到解决危机的方法。只有热烈氛围（而不知道讨论了什么问题）的大会和只有私人意义的爱情（在这个会上他结识了自己的爱人）或许同样值得回忆，但是却绝对不可能解决钟亦成的政治身份危机和政治忠诚危机（这就像一个忠心耿耿的臣子在被皇上无故抛弃之后痴情追忆皇上原先的恩宠，而不去反思皇权的本质）。在钟亦成回忆的这个“大会”盛况中，我们不能找到任何足以证明钟亦成的忠诚依然正确的理性的而不是情感的理由（即使到了“新时期”，即使钟亦成获得了平反，被解放了，他仍然沉浸在自己一厢情愿的自慰中）。
　　 本来，钟亦成的忠诚与这种忠诚被践踏的痛苦在小说中构成了强烈对比，它实际上设置了一个读者期待解决（也是作品应该解决）的问题：钟亦成会不会醒悟？会不会通过反思最后找到自己悲剧的原因？但小说始终没有回答这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因此，钟亦成进入“新时期”后的所谓“不懊悔，不感伤，毫无个人恩怨”等等，便也都成为愚忠而不是成熟的标志。
　　 其次，重建与劳动/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这是钟亦成和张思远共同选择的方法。劳动本来是组织对钟亦成、张思远的所谓“不忠”的一种侮辱和惩罚形式，但是在《布礼》《蝴蝶》中却被美化为精神升华、维护忠诚的不二正途。先看钟亦成对劳动的赞美：[15]
　　 劳动，劳动，劳动！几十万年前，劳动使猿猴变成了人，几十万年后的中国，体力劳动也正发挥它净化思想、再造灵魂的伟力。钟亦成深信这一点。他的对祖国山川河人民大众的热爱，他的献身的愿望，他的赎罪的狂热，他的青春的活力，他的不论在什么处境下都无法中断的、不断从生活中获得补充和激发的诗情，全部倾注在山区农村的笨重的、应该说是原始的体力劳动里。[16]
　　 众所周知，通过劳动获得救赎本来就是革命组织和革命文化建构的知识-话语型，是控制钟亦成这样知识分子干部的武器，但钟亦成却完全内化了这套的知识-话语型，并以此来赎罪、自贬、自戕，不亦悲乎!
　　 再看《蝴蝶》中的张思远。1970年张思远被下放到山村劳动改造，并通过劳动重新了解自己。但张思远了解的是自己的什么呢？：
　　 在登山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腿，多年来，他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的腿，在帮助农民扬场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双臂。在挑水的时候他发现了肩。在背背篓子的时候他发现了张纪的背和腰。在劳动间歇，扶着锄把，伸长了脖子看公路上扬起大片尘土的小汽车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眼睛。[17]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描写，它告诉我们，劳动使张思远重新获得的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比如新的政治信念，对革命文化和革命组织的新的认识），而是自己的身体器官。这倒是无意之中道出了实情：身体化的劳动的确只能使张思远获得器官感觉，却无助于克服由政治造成的张思远的忠诚危机和身份混乱，因为私人化的身体和身体化的劳动本来就是非政治的。[18]通过劳动去反思反“右”和“文革”悲剧以及张思远自己悲剧命运的本质，无异于缘木求鱼。劳动或许可以强健体魄，锻炼肌肉、四肢和肠胃，可以让钟亦成、张思远暂时忘却耻辱，却无助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忠诚危机，因为这是一种精神危机和政治信念危机，它需要的是理性启蒙和独立思考，以便告别盲目的忠诚和信念，真正通过自己独立思考自主选择自己的政治信念。这一切是身体化的劳动无法解决的。[19]
　　 再来看“人民”。《蝴蝶》中的张思远被打成“反革命”后反复反思自己的过失，发现自己存在严重的脱离人民、享受特权的过错乃至罪孽。于是他把自己救赎的希望建立与“人民”血肉联系上，试图重建这种联系使以获得新生。
　　 如何重建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彻底弃官还乡做一个真正的农民？当然不是。复出后的张思远副部长选择的是故意放弃任何象征特权的待遇（比如轿车，软卧，秘书等等）坐着破闷罐车故地重游。而吊诡的是，重游的结果却是回到了特权且进一步巩固了特权。《蝴蝶》采用的是倒叙结构，小说开始写的是张思远刚刚重访完自己落难时期劳动过的乡村，此刻正坐在象征特权的高级轿车上，带着“人民”的嘱托回京城上任（他已经升任副部长）。在后面的几乎每一章，都有大量篇幅写他对特权的爱恨交加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享受着特权，同时又在反思特权）。这个时候，宽容的、善解人意的“人民”代表秋文[20]说话了：“你们这些干部”是“打着灯笼也淘换不来的宝贝！反正说下大天来，你既不能把国家装在兜里带走，也不能把国家摸摸脑袋随便交给哪个只会摸锄头把子的农民！中国还是要靠你们来治理的，治不好，山里人和山外人都会摇头顿足骂你们。”[21]“好好地去做官吧，我们拥护你这样的官，我们需要你这样的官，我们期待你这样的官……心上要有我们，这就什么都有了。”[22]这样，经过秋文（代表“人民”）的点拨之后，张思远的纠结和矛盾得以成功化解，他心里装着人民的嘱托走上新的仕途，享受特权也变得合情合理了。两个张思远（一个是副部长，一个是老张头）之间的分裂似乎不再存在了。可见，重游和反思的意义在于：经过“人民”授权的张思远现在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特权了（此特权非彼特权）。
　　 然而，这个通过人民来重建自己身份认同的努力同样是经不起分析的，甚至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诡辩。张思远脱离人民的问题是一个体制问题，而不是个人品德问题。人民受苦受难的原因是没有公民权，不能成为公民，不能保证自己的自由和权益。因此，获得平反之后的钟亦成、张思远，如果真有反思精神，他们应该反思的本来是极“左”时期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才是造成干部脱离人民的根源（也是造成反“右”扩大化、“文革”社会灾难以及钟亦成、张思远个人灾难的根源。两者本来就是同根同源的）。这不是一次“化身”平民故地重游（不管是真诚的还是装模作样地玩屈尊战略）可以解决问题的。但事实上他们的所谓“反思”和“忏悔”根本没有涉及这些深层次问题，似乎一次重建就能重建与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使自己的特权合法化。[23]
　　 最后，用“娘打儿子”的理论为自己也为“娘”（组织）开脱。这是《布礼》中的钟亦成采取的化解忠诚危机的策略，但也适用于张思远以及几乎所有被组织冤枉的“亲儿子”。钟亦成打成右派后，他的爱人兼同志凌雪这样安慰钟亦成：
　　 也许，这只是一场误会，一场暂时的怒气。党是我们的亲母亲，但是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不记恨母亲。打完了，气会消的，会搂上孩子大哭一场的。也许这只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为了引起你的警惕，引起你的重视，给一个很大的震动，然后你就会更好地改造自己。[24]
　　 娘错打了儿子还是娘，而被错打的儿子还是儿子，还是要保持你的不贰忠诚（这种所谓“第二种忠诚”的根本特点之一，就是在受到组织冤枉时仍然保持对于组织的单方面忠诚，详下）。有了这个亲娘-儿子的关系“理论”，一切对于革命、对组织的理性反思都变得不可能彻底甚至完全没有必要，组织和钟亦成、张思远的母子关系是一种无法改变的血缘关系和宿命式的忠诚关系。这套“理论”用自然血缘关系来理解现代共产党的政治联盟的性质，把共产党这个自诩为最现代、最先进政党的党员和党组织的关系，理解为前现代的、甚至原始的母子关系。如果接受它，实际上等于承认中国共产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是类似中国传统家庭或帮会的组织。[25]
　　 “娘打儿子”说最典型地表明，钟亦成、张思远与那个迫害他的组织分享着共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包括主义、信仰、话语方式）乃至政治经济利益（换言之，受害者与加害者本属于同一个信念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他们的反思不能也不可能深入。他们一般不具备不同于迫害者的价值观和思想资源，在利益上也缺乏进行彻底反思的动力。打个比方，他和组织的冲突类似一个家庭里的“窝里斗”。何清涟在她的《电影<</SPAN>归来>：历尽劫波余生在》中曾经这样分析“伤痕文学”：“这类主角的主调是反思：当年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美好的，但为什么却会遭遇政治压迫？党是母亲，但母亲为何会对亲儿女如此残酷？这种反思最深刻的表述是‘革命吞噬亲儿女’”。[26]这个论断对于像《蝴蝶》《布礼》《大墙下的红玉兰》《小镇上的将军》《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作品而言是正确的，但对于我们下面要分析的郑念的《上海生死劫》、巫宁坤的《一滴泪》而言是不正确的，因为后者的作者和主人翁都不是所谓革命的“亲儿女”（我因此不认为这些作品属于何清涟说的“伤痕文学”）。
　　 “娘打儿子”论非常流行。它不但成为反右和文革期间蒙冤的党内干部和知识分子原谅组织、不埋怨和怪罪组织的一个非常流行的理由，而且也被作家艺术家之外的高级干部及其子女普遍接受。高干家庭出身的“红二代”任志强在2015年撰写的文章中还在反思这个问题：
　　 许多人都很奇怪为什么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无辜的关进了看守所，以贪污罪被捕，以偷机倒把罪被判刑，经上诉后撤消了法院判决，退回市检察院重审并无罪裁定。白关了一年多的监狱，出狱后却会用一句“妈妈也会打错孩子”，放弃对执法错误的追究。
　　 人们难以了解的恰恰是我父母的榜样。他们这些老一辈的共产党员（应该是王蒙这个年纪），有着对党无限忠诚，勇于献身的近似盲从的“迷信”。文革期间，我正处于一个无知的初中少年尚未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的成长期。很难接受我心目中如此优秀的父母，突然有一天被工人战斗队的革命造反派打倒了，成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更令我无法理解的是，当父母被从干校的“牛棚”中“解放”出来，并重新安排工作时，他们对那些打倒他们的造反派和党的上级组织竟然没有丝毫的怨言和不满？当我询问此事时，他们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妈妈也会打错孩子”。他们深知文革是这个党在那个历史时期犯了个重大的错误，但出于对这个党的热爱，他们坚信党是会纠正错误的。[27]
　　 由于受这种母子关系模式的约束，自认为“儿子”的作家们在获得平反之后，其创作的核心主题模式分别是：申诉冤情和表达忠诚，而且申诉冤情的目的其实还是表达忠诚：我是多么忠实于你，即使在蒙冤时期也是如此（甚至更加如此）。宁可被组织冤死，也决不背叛组织。
　　 以上我以王蒙的《蝴蝶》《布礼》为例的分析，意在说明相当一部分所谓“伤痕文学”本身就是受伤的文革叙事。[28]这些作品的作者（至少在他们书写这几本小说作品的时候）一方面是文革极左制度和极左意识形态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又是与文革极左制度和极左意识形态共享很多思维模式与话语模式。即使在形式上得到平反昭雪之后，文革极左的思维方法和话语系统仍然在他们的书写中延续。那些拿起笔来书写自己的遭遇，乃至主观上想要清算文革极左罪恶的人，其精神世界和叙事方式仍然被极左意识形态所控制，简言之，文革极左意识形态还控制着他们的文革书写。
　　 [1] 在《布礼》中，忠诚主题甚至在小说主人公“钟亦成”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来。钟亦成谐音“忠亦（而且）诚”，忠心不贰之谓也；而“布礼”，即布尔什维克的敬礼，则是一个在共产主义者之间使用的内部密码和忠诚符号，是革命者内部绝对信任关系的标志。《布礼》的主题就是遭受了冤屈（忠诚遭到怀疑和践踏）之后钟亦成如何化解忠诚危机。
　　 [2]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72页。
　　 [3] 均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74-375页。
　　 [4]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96-397页。
　　 [5] 这种母子关系的模式是意识形态长期教育所确立的。革命年代耳熟能详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唱道：“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有一首大跃进民歌是这样写的：“党是娘来俺是孩，一头扎进娘的怀，咕咚咕咚喝奶水，谁拉我也不起来，不—起—来！”一直到今天还很流行的《党啊亲爱的妈妈》：“党啊党啊，亲爱的妈妈。妈妈哟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扶我学走路，教我学说话。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的形象多么崇高伟大，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就是我最亲爱的妈妈，亲爱的妈妈。啊……”。
　　 [6]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2页。
　　 [7]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97页。
　　 [8]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中篇小说卷》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09页。
　　 [9]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中篇小说卷》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21页。
　　 [10]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94页。
　　 [11]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95页。
　　 [12]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06页。
　　 [13]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93页。
　　 [14]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93页。
　　 [15] 通过劳动而得到拯救的主题在“右派”作家的文革书写中几乎成为惯例（如张贤亮的《绿化树》），在很多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其他革命小说中也非常普遍。它实际上凸显了革命文化和文学中“劳动”话语的内在悖论：一方面，劳动（特指体力劳动）最光荣，比文化艺术创作或科学研究活动都要光荣，劳动者比知识分子高尚，因此知识分子要接受劳动者的教育；另一方面，如此光荣的劳动又被作为一种惩罚知识分子以及罪犯的手段：以最光荣高尚的东西去惩罚最肮脏卑鄙的人。
　　 [16]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29页。
　　 [17]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中篇小说卷》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31页。
　　 [18] 参加阿伦特《人的境况》（尤其是第三章），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
　　 [19]《布礼》中所谓的“人民”是极其抽象的，小说没有写到任何具体的人民，它也完全不同于后来的“文革”题材小说（比如90年代余华、残雪、阎连科等等的文革题材小说）中的愚昧、盲目、自私的“人民”。
　　 [20] 秋文这个人物具有两面性或双重功能，她既是张思远的精神恋人，又是一个代表所谓“人民”的符号，因此虽然比张思远年纪小，但张却觉得她像“自己的母亲”。
　　 [21]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中篇小说卷》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45页。
　　 [22]《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中篇小说卷》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05页。
　　 [23] 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干部，在蒙受冤屈之后下放农村并重新思考自己（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重新获得对国家和生活的希望，这其实是复出的“右”派作家作品中很常见的情节模式，也是评论界对于《蝴蝶》的常见解读。比如陈骏涛认为，《蝴蝶》这篇小说的“魂儿”是什么？“就是山村老百姓，广义地说，也就是人民。可以说，这篇小说提出的问题，就是革命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见陈骏涛《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王蒙新作<</SPAN>蝴蝶>读后》，宋炳辉等编《王蒙研究资料》，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2页）。但是这类评论基本上都没有论及小说这样处理张思远（蒙冤的共产党干部）的身份危机及其化解是回避了问题的实质。
　　 [24]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09页。
　　 [25]关于这个娘打儿子论，作家尤凤伟在《中国1957》中借助右派主人公周文祥之口有这样的评论：“也有人说不要对所曾遭受的不公耿耿于怀，母亲打了自己的孩子可毕竟是孩子的母亲。这话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也情意绵绵，可仔细一斟酌就觉得味道不对了，甜腻得让人作呕。凡事总有个起码的公道，都知道人间最无私的爱是母爱，假若母亲下得了狠手将孩子置于死地而后快，那她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母亲，这样的道理最平常不过。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这种‘母亲打孩子’之说最早竟出自某些被打‘孩子’的口中，这就不能不然人感叹怎能如此的自轻自贱。”（《中国1957》，2001年，第124页）虽然没有点王蒙的名，但说的显然就是王蒙。
　　 [26] http://www.aisixiang.com/data/75342.html
　　 [27]任志强《我的“红二代”家庭》，共识网，2015年7月。转自《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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