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宠儿—工农兵学员】报告文学连载之二

半觚浊酒

　第二章：学员的管理体制

　　八月二十五日清晨火车停靠在北京火车站的月台上，前期入学的北京籍同学前来迎接新同学。由于在长春已经把每个人的行李按要求在明显的位置写明校名，系名和姓名，所以学员的行李统一由货车运回各自的学校。学员坐大客车进校。学员们下了大客车点名分系。中文系吉林籍的同学被带到北大三十二楼（宿舍）门前排队等候。他们的行李已经整齐地摆放在门前。只见门前小课桌前一位老师提着蝇头小楷给每个学员填写《学生证》，每填好一位，旁边的女工宣队员接过去在学生证里夹上六张印有学生姓名和学号的借书证，再发放一枚有毛主席劲书《北京大学》的校徽。然后告诉你到几层几号寝室。苏正良带上行李来住到312室，同室的还有吉林籍的王燕兴，赵建村（哲里木盟当时划归吉林），北京籍的郑立春，黑龙江籍的南金哲，梁贵成，上下铺六人。
　　寝室里配有一张学习桌，四把北京凳，还有六个小板凳，那小板凳的下面早已写好每个学员的姓名。每当开全校学员大会，各系的学员带着小板凳，排着整齐的队伍或到东大操场，或到塑像广场，领队喊口令“放凳子”那小板凳会唰地一声放到地上，再听口令“坐下”。（塑像广场1973年建起北大新图书馆）
　　当时，进驻北京大学的工宣队是新华印刷厂和木材厂的，军宣队是八三四一警卫团和六十三军的，。8341警卫团政委杨德中是北大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但他基本上是挂名，日常工作由六十三军的副政委王连龙和政治部副主任刘信负责。我们中文系，系领导是中文系党总支，下设几个党支部，党总支和党支部书记由军宣队和工宣队担任。一直到1972年系党政领导才由学校老师担任。
　　北大首届工农兵学员生源（地方学员）来自三市，五省。北京，天津，上海，（上海一部分学员到北大江西鲤鱼洲分校）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西，广东。（江西，广东两省学员均在鲤鱼洲分校，一九七一年江西鲤鱼洲分校撤销，教师与学员回到北大总校）。
　　中文系的学生有一百四十多人，开始，军人和地方学生模仿解放军的建制混合按班、排、连进行了编组，班长由学员担任，排长由学员或教师担任，连长由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人担任。
　　刚入北大时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没有分专业，国庆游行后的十一月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划归北大中文系（人大那年没招生，只过来教师）中文系采取学员自愿的原则分成文学专业和新闻专业。报文学专业的有五十多人，大多数是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同学。其余的近百人报了新闻专业（多数人认为学好文章写作，再回报社会--实用。）
　　中文系新闻专业主要负责人先是罗列先生，后为蓝鸿文老师，秦 圭老师。
　　312室的同学们被编为新闻专业九班：
　　班 长郑立春（共产党员，北京），
　　副班长井周法（共产党员，北京），
　　党小组长王丽梅（女，共产党员，大庆油田）
　　谢宝辉（共青团员，北京）
　　刘淑敏（女，共青团员，团小组长，北京）；
　　关淑珍（女，共产党员，吉林）
　　孙兰英（女，共青团员，天津）
　　赵桂荣（女，共产党员，辽宁）
　　武凤兰（女，共青团员，北京）
　　赵建村（共产党员，吉林）
　　王燕兴（共产党员，吉林）
　　梁贵成（共青团员，黑龙江）
　　南金哲（共产党员，黑龙江）
　　苏正良（共产党员，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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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中文系吉林籍的首届工农学员名单（仅凭四十年的记忆，未免有误）
　　苏正良（抚松）
　　陶荣祥（长白），
　　王燕兴（蛟河）。
　　伞国英（怀德），
　　程国茹（蛟河），
　　关淑珍（吉林），
　　卢永麟（德惠），
　　赵书生（磐石），
　　赵建村（哲里木盟），
　　孔令德（白城），
　　宋淑芳（辽原），
　　王伟琛（白城），
　　边某男？（只记得是开鲁县人）
　　宋哲文（双阳）
　　郑玉兰（和龙县人，入学不久因会朝语转到东语系朝语专业）

　　【待续】
　　　
　第三章：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历史背景

　　入校后经过系统学习，了解了工农兵上大学的历史背景：
　　‘文革’进行到一九七零年，大学已经四年没有招生了。不少部队和机关以“借用”“战备需要”等名义进驻到了高校。毛主席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并不满意。按照他的想法，中国是需要来一场“教育革命”，但“教育革命”并不代表停办大学，而是应该按照新的思路、新的想法办大学。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这个通知发布后，自十一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
　　这时，上海机床厂的培训经验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一九六八年，为了培养工程技术人员，上海机床厂举办了一次培训。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刊载了《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毛主席亲自写了一段编者按。他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后来人们把毛泽东这段话称为“七二一指示”。 “七二一指示”的发表，构成了毛泽东培养大学生的两个相互结合的方针：一个方针是，高校毕业生到工厂、农村、部队去参加劳动和军训，当普通劳动者或士兵，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一个方针是，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种通过相互结合的两个方针来培养工人、农民、解放军大学生，或者把大学生改造成为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的思路，就是毛泽东设想的“教育革命”的方向。
　　为了解决教师问题。毛泽东确立了这样一个方针：对高校的教师既要进行再教育，又要使用。这种使用，就是使他们与工农相结合。他们与工农相结合了，也就汇入“教育革命”的洪流之中了。
　　一九七零年，“文革”初期的混乱场面已渐渐平息。而关于恢复大学招生的议题，也成为当时社会日益关注的焦点。五月二十七日，北大、清华两所大学提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在集中了各大学意见的基础上，政府也形成了恢复办大学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恢复开办的大专院校，学制要缩短，要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学生。一个月后，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后来人们把这些从工农兵中选拔的学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这种推荐制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次大尝试。那些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在单位表现特别突出的人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经当地“革命委员会”推荐，政治审查合格后，即可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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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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