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歌的多层信仰论及文学批评的方针

苗洪

                                       
                                          苗洪


《一》关于诗歌本身内部环境的多层信仰机制。我们应该为诗歌确立一个内部信仰的机制，而不能把诗歌中所阐述的关于某一方面信仰的中心思考作为诗歌本身的信仰。诗歌应该拥有自己主题之外的信仰体系。不具备内部信仰机制的诗歌，就没有诗歌本身存在的意义。

  实际上在我进行文学评论的过程中，所选择的每一个主题都是在检验其它的文档资料或者说其他相关文学批评家的文献档案之后才确定的主题。因为这样一来的结果就基本可以避免对某些命题重复论证的现象。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对于其他文学批评家或者说评论家曾经论证或讨论过的同一主题再次提出其他角度的论证。事实上当然可以这么做，如果您有能力在原论证的基础上进行补充或者说某种意义的拓展与扩张。但是，实际上某些方面的主题在被某些理论家进行论证的时候本身就出现问题并且长期以来这种论证的错误被理解为正确答案的时候，这就不是简单的校正或者说通过补充所能够解决的问题了。


就我们目前所要进行论证的的《关于诗歌的多层信仰论及文学批评的方针》论文这一来说，许多文学批评家及其理论家曾经就诗歌的信仰问题进行过许多层面的论证。但是实际上这些论证都没有涉及过比较全面客观的论证。我们在考虑诗歌信仰相关问题的时候，首先必须划分的区域是，您是在论证诗歌本身的技巧信仰，流派信仰，书写本身的信仰文化信仰或者说是其他民族文化方面的内部信仰，还是在论证诗歌主题中所包涵的关于社会价值，道德价值及其某种情绪的信仰或者说宗教信仰的口号。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关于诗歌技术信仰与诗歌外部环境所包涵的主题信仰的区分问题。其实这也就是一个诗歌的信仰具有两面旗帜的信仰。书写技巧可以说是没有意识形态价值的诗歌内部环境，而诗歌中所包涵的社会价值领域的某种信仰的概念，我们可以认为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关于世界观领域的信仰命题。更进一步来说，一个诗人的书写技巧，流派的信仰并不具备社会化的价值，他在诗歌中寄托的那种思想才是真正具有价值的东西。而我们的诗歌批评家或者说理论界在阐述诗歌这种多层次信仰的时候实际上阐述的角度只注重与技巧的运用自如或者说基于对于某一流派信仰的基础之上以完成对于诗歌“信仰”领域的分析研究，甚至于个别评论家将某些诗人创作过程中所产生的书写感受也当成诗歌的某种信仰以进行描述。


  曾经有一篇比较有名的文章《爱情诗歌信仰中的四种境界》谈到了关于诗歌某种信仰的话题：“泰戈尔：第一种境界。诗人，追求精神信仰同时也追求爱的信仰。对爱情的坚贞、升华！从泰戈尔的第一个境界（《世界上最远的距离》）里已经洞穿人性的无奈让我想起佛教中的术语”七苦八苦“中的“求不得苦”人生爱情意义何在？何处能有我们人类想要的爱情？从泰戈尔这首诗歌当中来找答案吧！可是似乎不见答案；只见一股酸楚和沧桑。”我们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泰戈尔对于爱情的描述只是表现出自己对于爱情的理解及其感受，根本看不出泰戈尔在诗歌中信仰的是什么理念。所以这些关于诗歌信仰问题的讨论所带給社会的误区就是，以为诗人在诗歌中表达了对于某种事物的理解，而这一理解的结论就是所谓诗人的信仰。对爱情的坚贞、升华决不是某种信仰的体现！或许是该评论家希望通过对爱情的坚贞、升华而体现出某种道德规范的遵循与信仰，可惜的是作者没有完成这个方面的拓展。爱是一种情绪，不是某种程度的信仰的结果。爱情是无法表现信仰主题的区间。所以，我们在涉及诗歌信仰问题讨论的时候明显存在着思维能力的限制。


《二》关于诗人多层信仰的定义与划分。关于诗人的信仰主要包括政治信仰，文化信仰，文明信仰，书写信仰，美学信仰，文明信仰，流派信仰。诗人的信仰在诗内。实际上诗人的信仰无处不在。如果说诗人的理想国在仅仅在追求诗歌本身内部价值的过程中得以确立或定位的话，那么他首先在信仰上表现的就是关于书写文化范围之内的关于传播理想的信仰。

  单纯的信仰大概可分三个层次：政治信仰——民族信仰——道德信仰。前者解决政治认同，中者解决国家与民族认同，后者解决生命与人格认同。目前我国社会凝聚，首先考虑的是政治信仰，以此凝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认同，但需同时重视民族信仰与人格信仰的建设，惟当三重信仰合同并举，中国的“道德重建”才会起色。关于诗人的政治信仰，是诗人对既定的政治形态的价值认同，是对政治的终极关怀。它反映了一种政治理性，也反映了一种政治安慰。它是特定政治形态的心理基础，这种心理基础是政治稳定和发展的基本要求。当一种政治秩序建立之后，为这种政治秩序服务的政治信仰随即建立。政治信仰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政治实践的特点决定了社会政治信仰的大体形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个人崇拜现象的风行，对阶级斗争和群众专政的热衷，泛行政化倾向，以及权力过分集中的格局，都对人们的政治信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过拨乱反正，特别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传统的政治信仰受到冲击，也使得一部分人对以往的一切信仰都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实际上，在对过去的信仰进行反思的时候，不能以偏概全。绝对的全盘否定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譬如说，国家主权的完整性、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这些难道不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的政治信仰吗？共产党员信仰共产主义，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当然，我们在实践政治信仰的过程中，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的一致。要使广大民众接受政治现实，拥护既定方针，信仰所主张的政治理想，就必须时刻倾听群众的呼声，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历史表明，占社会主导的政治信仰始终与领导者相关。因而，政治制度的建设状况会成为人们政治信仰形成的重要因素。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实践的发展，人们的政治信仰也会产生变化，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然而，信仰的变化并不能脱离基本的价值准则，更不能鼓励虚假的信仰表示，即嘴上说的与心里想的完全相反。此外，也不能将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混为一谈。政治信仰一定要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反对盲目跟风。一般来说，政治团体、政党组织的建立，与其成员的政治信仰大体一致相关。社会也因政见不同而出现多个政党组织。因而，党组织内当然不允许根本对立的政治信仰存在（世俗社会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宗教信仰，但很少会有人没有政治信仰）。对社会一般成员与对政治组织的成员，显然应该有不同的要求。不过，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党组织成员能不能有宗教信仰，各个党派的要求是有区别的。这要看该党组织的政治目标与政治理论，是否与一切宗教相冲突。西方社会在中世纪神权当道的时候，政治不过是神学的婢女，政治信仰也就是宗教信仰。在现代社会，政教分离，两者在信仰上分道扬镳。即使在不同宗教之间，信仰的相互容纳与宽容也是罕见的。信仰的惟一性与纯洁性，在政治生活中也会顽强地表现出来。


作为诗人的文化信仰，他可以信仰的是传统文化，也可以是现代文化，他可以信仰儒家文化，也可以信仰本土文化，也可以信仰第三方的文化，他可以信仰主流文化，也可以信仰非主流文化，可以信仰高雅的文化，也可信仰通俗文化，可以信仰乡土文化，也可以信仰城市文化，他可以信仰流氓文化，也可以信仰高层文化，他可以信仰海洋文化，也可以信仰陆地文化，他可以信仰资本主义文化，也可以信仰社会主义文化，他可以信仰沙漠文化，也可以信仰平原文化，他可以信和平文化，也可以信仰战争文化，他可以信仰实用文化，也可以信仰概念文化，他可以信仰政治文化，也可以信仰经济文化，他可以信仰颓废文化，也可以信仰激昂的文化，他可以信仰废墟文化，也可以信仰新兴文化，他可以信仰死亡文化，也可以信仰生机的文化，他可以信仰理性的文化，也可以信仰非理性的文化，他可以信仰宗教文化，也可以信仰神学文化，他可以信仰广义文化，也可以信仰狭义文化，他可以信仰女性文化，也可以信仰男性文化，他可以信仰左倾文化，也可以信仰右倾文化，他可以信仰自然文化，也可以信仰上层建筑文化，他可以信仰建构文化，也可以信仰解体文化，他可以信仰平民文化，也可以信仰贵族文 化，他可以信仰逆向文化，也可以信仰顺流文化，他可以信仰博爱文化，也可以信仰冷莫文化，他可以信仰物质文化，也可以信仰精神文化，他可以信仰自由文化，也可以信仰规范文化，他可以信仰复合的文化，也可以信仰单一的文化，他可以信仰荒诞文化，也可以信仰现实文化，他可以信仰口头文化，也可以信仰书写文化，他可以信仰空间文化，也可以信仰非空间文化。
  
作为诗人的文明信仰，他可以信仰平民的文明，也可以信仰贵族的文明，他可以信仰有序的文明，也可以信仰无序的文明，他可以信仰远征的文明，也可以信仰留守的文明，他可以信仰海洋文明，也可以信仰陆地文明，他可以信仰本土文明，也可以信仰跨境文明，他可以信仰现代文明，也可以信仰古代文明，他可以信仰地中海文明，也可以信仰巴比伦文明，他可以信仰希腊文明，也可以信仰中华文明，他可以信仰个体的文明，也可以信仰集体的文明，他可以信仰乡村文明，也可信仰城市文明，他可以信仰行为的文明，也可以信仰思考的文明，他可以信仰集约的文明，也可以信仰散射的文明，他可以信仰整体的文明，也可以信仰区间的文明，他可以信仰具体的文明，也可以信仰抽象的文明，他可以信仰哲学的文明，也可以信仰宗教的文明。

  书写信仰。书写信仰是诗人坚持书写中心主义的体现，并在书写的过程中积极寻求与语音中心主义的交汇点。书写信仰决定了诗人及其诗歌被批评与批判的价值，被文学批评成功征用为批评与评论的对象。

  
   美学信仰，美学是研究人与世界审美关系的一门学科，即美学研究的对象是审美活动。审美活动是人的一种以意象世界为对象的人生体验活动，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文化活动。
  美学属哲学二级学科，要学好美学需要扎实的哲学功底与艺术涵养。它既是一门思辨的学科，又是一门感性的学科。美学与文艺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神话学等有着紧密联系。

西方美学的历史是从柏拉图开始的。尽管在柏拉图之前，毕达哥拉斯等人已经开始讨论美学问题，但柏拉图是第一个从哲学思辨的高度讨论美学问题的哲学家。在中国，先秦是中国古典美学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老子、孔子、《易传》、庄子的美学奠定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方向。但中国美学的真正起点是老子。老子提出和阐发的一系列概念，"道"、"气"、"象"、"无"、"虚"、"实"、"虚静"、"玄鉴"等等，对中国古典美学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中国古典美学的元气论，中国古典美学的意象说，中国古典美学的意境说，中国古典美学关于审美心胸的理论，等等，都发源于老子的哲学和美学。在当代，美学在人文学科当中地位日益凸显，审美体验的意象性特征被认为在应对现代人类文明的危机当中，具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   
   
美学是人类社会实践、审美实践、创造美实践的产物，是对人类、个体的历时性、共时性审美、创造美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它对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对于文学艺术的繁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开展美育，促进人们树立正确的审美观点，培养健康的审美趣味，提高审美、创造美的能力，从而改造社会，美化生活，完善人性，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德国古典美学阶段，康德和黑格尔对美学卓有贡献，形成了美学学科产生以来第一个，也是西方美学史上的第三个高峰。康德以他的三大批判著称于世，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提出并论证了一系列美学根本问题，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美学理论体系。康德之后，黑格尔把德国古典美学推到了顶峰，成为德国古典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美学以前的西方各美学思潮的集大成者。


  流派信仰。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出现的最重要的诗歌流派有:
  20世纪初至1920年代:尝试派、文学研究会(人生派)、创造社(早期浪漫主义)、湖畔诗派、新格律诗派(新月派)、中国早期象征诗派
  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群、七月派、汉园三诗人
1940年代:中国新诗流派、九叶诗派
195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新现代主义(现代派诗群)、蓝星诗群(蓝星诗社)、创世纪诗群(创世纪诗社)
1970年代:朦胧派(今天派)、白洋淀诗群、中国新现实主义
1980年代:新边塞诗派、大学生诗派、第三代诗群(新生代诗群、新世代)、莽汉主义、整体主义、海上诗派、圆明园诗派、撒娇派、英雄写作、他们诗群、丑石诗群、非非主义(红色写作)、神性写作、新乡土诗派、知识分子写作诗群
1990年代:网络诗歌(网络诗人)、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中间代、信息主义、70后诗人
21世纪初:第三极神性写作、女子智灵性诗歌、灵性诗歌、新江西诗派、80后诗人、90后诗人、春草派诗歌、边缘诗派、窗诗派、素颜派诗人、新婉约诗派、


尔德林的话说出“那些背叛诗的人是不信神的人”（《第七维》）。正如法国作家皮埃尔·阿尔贝-比罗的诗所言：“我用一笔创造出我自己/世界的主人/无拘无束的人”，
诗歌的信仰是内在的，精神的方向，是信从的，我们仰望的想要到达的。诗歌外在的，是我们的精神所表现出来的外在的相。他们关系密切。信仰决定了诗歌的取向，诗歌表现出信仰的境相。信仰为人心根本，诗歌为人心表象。信仰决定诗歌，诗歌传承信仰。


  对于诗人来说，诗歌的书写是诗人体现与获得人格与尊严的最佳方式和途径，诗歌链接着哲学智慧，文化智慧的过去和未来，诗歌彰显着某一民族的历史与当下，诗歌既可以塑造人们美好精神世界，亦可以揭示着世界的阴暗与荒诞，既可以记忆人们生命与灵魂的存在与质量，又能让人们在精神的危机提升到无限的觉悟，诗歌既能让人类由心理的浮躁转为沉着与平静，由心理的空虚变为厚实与安详，也能在沉默中激化着醒悟的产生与激情的再现。





   实际上，关于对于诗歌本身的信仰，感恩、尊重与敬畏是信仰的基础，诗歌信仰是一种崇高的超越时空的交流方式。哲学与智慧在任何时候都会彰显光芒与风采，诗歌的真实与客观的尊重在某种程度上会赢得各种不同类型个体的理解与认同。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现代诗歌与经典诗歌的作用与价值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经典诗歌的概念与其说是一种超域性价值，一种普遍性、永恒性的体现，不如说是一种信仰的体现。以黄河题材的诗歌为例，我们从《登鹳雀楼》里感受到的是一种对自然的尊重，同时也体现着诗人及其当时时代的精神风貌，而对于现代诗歌〈黄河颂〉来说由于在诗歌中通过第二人称的使用，使感情表达更真挚，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更有冲击力，让人们看到的是具体的具有特别重要生命意义的黄河，而不是单薄的文学形象，更真切更直观的体会黄河的伟大。与《登鹳雀楼》相比之下，突破了某种程度上的主观性意向。





  与此同时，诗歌的信仰从来就不是既成的、恒定的、中立的、零度的，而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为满足社会的信念需要而被建构起来的客观存在，留有具体的历史痕迹和特定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外皆然。诗歌的信仰意义，从规则、典范的意义层面上来说，逐渐增加了官方意志和社会价值的色彩。关于这点，刘勰从文学的意义上最多、最集中的得到了应用，视为文学本源与根柢。但其绝非千古不变，永世长存的抽象物，而有着非常具体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指向及其内容。二是必须明确诗歌信仰的确立与演变过程，以及当下对经典的认同程度。这与学科发展与不成熟密切相关。三是诗歌信仰价值的判断认同的依据与标准。四是诗歌信仰对现实问题的作用与影响。





诗歌信仰是历史对当下的绝对影响，体现了诗人民族及其民众的思想延伸，是群体对个体精神折射，是构建个体相对独立而稳定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基本依赖。信仰的范畴很多，有政治信仰，它将在民族危难之际，唤醒民众觉醒，实现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它在改变民族命运方面，将发挥无法比拟的作用。有宗教信仰，它以神的理念，解释社会的一切，塑造了人的理想的世界，以公平原理，报应手段，平衡着个体的心理世界和处理着人与社会及他人的关系。文化信仰是以民族经历的所有历程，以文化传播的方式，经历史的正面选择，而保留下来的约定俗成的思想与智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与灵魂，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构建着个体的精神世界与灵魂栖息的家园。这里应包括民族长期形成的文化经典与思想精华，以及健康向上的民间风俗习惯，即主流的思想与地域风尚等等。



  美好的诗歌能够让人生活得平静而安详，让人心灵更加美好而善良，让人生存的更有民族的独特自信与尊严。诗歌的书写及其鉴赏已经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思维方式，交流方式，乃至于生命存在与寄托忧思的方式。书写行为无处不在，诗歌文化是世界乃至本民族文化传达、赖以存在并弘扬的基本形式与途径。至今，它仍然包含着中国儒家文化经典的精华，是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内圣外王的最佳形式，内可无限修为自身，外可以无限为社会民族文化的传承、繁荣、发展而服务。信仰是诗歌，诗人，民族的灵魂，是中国文化艺术的核心内容和样式，它以独特的民族文化元素的魅力吸引着更多的诗人为之倾倒或献身，为这一令人鼓舞，敬畏的行业而骄傲，同时也为此而深感责任重大。



   《三》关于诗人内部实践的运行机制



青海省副省长吉狄马加作为一名“诗人省长”，其诗歌的书写更能体现出当代诗歌信仰的理念。希望通过诗人们不同的视角，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赋予中华儿女更多的文化内涵，让中国成为推动世界诗歌繁荣和发展的精神高地，从而更好地促进美好和谐社会的建设。



   有32年诗歌创作历史的吉狄马加认为，“人与自然　和谐世界”及其以“现实和物质的超越——诗歌与人类精神世界的重构”为主旨的诗歌对于人类的精神需求和精神理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说：“在商业化的物质时代，人的整体精神生活被边缘化，诗歌主体性的迷失必然导致诗歌信仰的缺失。然而，诗歌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离开了它，人类的精神生活是不会完整的。”吉狄马加认为，从中国悠久的诗歌传统以及诗人与民族历史和精神史的关系来看，中国需要与国际接轨的诗歌，树立中国诗歌的信仰品牌，对于中国塑造文化形象尤为重要，有助于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真正与世界接轨，实现民族复兴。



  他说，诗人是自己民族精神文化的代言人，通过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诗人们多层次的视角，对现代世界的精神文化进行深层次的认识和探讨，对于人类精神文化的建设和传承、东西方文明的直接对话都具有重要意义。“诗歌需要更加关注现实，关注人类，帮助人类走出困境，这是一种责任。”



  地震赋诗

为汶川地震赋诗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县发生8.0级地震，造成四川、甘肃、陕西、重庆、云南、山西、贵州、湖北8省市不同程度受灾。作为一名从四川大凉山走出来的彝族的一员，面对突如其来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他除了一次次捐款捐物，缴纳“特殊党费”外，就是竭尽心力作诗痛吟这场人类的灾难，呼唤四川挺住！中国崛起！2008年5月26日，吉狄马加为汶川地震赋诗：《献给汶川的挽歌》：

献给汶川的挽歌

汶川，一个普通的名字

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

而变得再不普通

汶川，在一个瞬间

(这个瞬间将永远被人类定格)

随着那看不见的震波

把大灾难的消息

传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汶川，就是从那一个瞬间开始

在这个人类生活的星球上

你就是一个象征

或者说，你就是一个生命的中心

因为从那一刻起

生命与死亡的抗争

就拉开了惊心动魄的序幕

也是从那一刻，时间被重新计算

中国在奔跑

世界在奔跑

因为我们知道

在那坍塌的钢筋水泥板下　无数个生命

需要我们去拯救

汶川，你知道吗？

就是从那个生命遭到践踏的

黑色的瞬间之后

“中国汶川，汶川中国”

一定是那个时候

全世界不同种族的语言

重复使用最多的字样

汶川，同样是在那个

不幸的瞬间之后我经历了，同时我也看到了

无论是东方人

还是西方人的眼睛里

都为你含着悲伤的泪水

是的，汶川

因为这种哀痛不仅仅属于你

这是人类的哀痛

这是所有生命的哀痛！

汶川，命运的天平似乎从来就不公平

然而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　灾难从它诞生的那一天

就时时刻刻伴随着人类的前进

是的，汶川！当死亡选择你的同时

人类的希望也选择了你

虽然这样的选择

是那样的残酷，是那样的让人难以接受

因为千百年来

人类就在苦难中成长

这似乎是一个不变的法则

然而对于个体生命而言

当我们面对沉默的天空和大地

我们只能用已经嘶哑的声音呼喊

因为我们不敢

也从未放弃过对生命的找寻

汶川，你就像一支等待箭镞的目标

告诉我是什么邪恶的力量

在顷刻间把你变成了废墟

汶川，让我或者说让我们

轻轻地抚摸一下你的伤口吧

因为我看见

鲜红的血又染红了

养育了我们这个

东方古老民族的土地

其实谁都知道，汶川！

抚摸你的伤口

就是在抚摸中国母亲的伤口

但是，就在这灾难降临的时候

我们看见，在这大悲剧的舞台中央

我们的母亲---中国

用她五千年泣鬼神感天地的大爱

再一次把一个民族的苦难

义无反顾地扛在了自己的肩上

她的脸上虽然还留有泪痕

但她仍然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

仁慈的宽广的胸怀

紧紧地拥抱着自己受伤的儿女

汶川，我不知道此时此刻

我应该如何向你表达

一个中国诗人对你的敬意

因为我已经有好长时间

没有像今天这样

在泪光中看见---我的中国！

汶川，同样我不知道在此时此刻

我应该选择怎样的词汇

来见证和记录

那些用心灵照亮了黑暗

并给所有的生命以信心和勇气的人们

是他们用人性的光辉

再一次温暖了这个世界

是那些把悲痛埋在心底

刚刚擦干了脸上的血迹

又在为抢救别的生命

而奔波不停的兄弟姐妹

是的，汶川，我承认！

是你让我的灵魂

又一次从那沉睡中苏醒

是你让我在苦难的面前

真正理解了人民的全部含义

汶川，对你的救援还在进行

一场死亡和生命的战争还没有结束

在那里时间就是生命

在那里生命就是时间

在那里领袖和人民都是战士

在那里没有绝望，只有希望

汶川，你听我说

你的名字将被我们永远铭记

你的人民，在这场大灾难中

所表现出来的坚韧、朴实、善良

以及那在死神面前

所展现出的人的尊严

同样将在人类的历史记忆中

成为永恒！

汶川，你永远不会死去

因为我始终相信

因为这个世界相信

就在你轰然倒下去的地方

我们这个始终伴随苦难和希望的种族

必将在那里站立起来---成为一道风景！



  为日本地震赋诗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里氏9.0级特大地震，让全球震惊。继而引发海啸及核泄漏，令世人悲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第一时间向日本人民伸出了援助之手，中国国家救援队第一个奔赴日本重灾区参加救援。时任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长的吉狄马加于3月23日在《人民日报》人民网上发表挽诗《我的痛在日本》，抒发了我们人类对发生在樱花国度里残酷灾难的悲情，传递了我们民族为邻邦面临多重打击遭遇不幸的祈祷。其诗内容如下：

我的痛在日本

我的心被刺穿在这个季节

刺穿在那个黑暗的时辰

那是致命的一击

仿佛万箭穿心，而这个目标

就是我们的地球

虽然我没有听见子弹的呼啸

但地球的呻吟和哭泣

却从那地底的深处，一直抵达

我们的心房

我的痛在北纬38.1度，东经142.6度

那是地球的伤口

那是被看不见的子弹

击中的地方

我的痛在大海的彼岸

尽管这自由的元素

曾激起万顷蓝色的波浪

它也无法抚平，在这个时刻

我作为人的悲伤

我的痛在日本，在那樱花的国度

当命运残酷的打击

降临在无数个普通的家庭

我曾点燃一支蜡烛

为那些死去的生灵，以及仍置身于

苦难中的人们祈祷

我的痛在《源氏物语》的故乡

在这个地球村和核原子的时代

人类今天面临的灾难

都不仅仅是个体生命的不幸

我为生命所遭遇的蹂躏而叹息

无论这样的灾难它发生在哪里

在这个星球，我曾这样想

作为个体生命的存在

人又是何等的渺小

就像荒野中的一根草茎

当暴风雨袭来的时候

它又要经历多少生与死的考验

然而对生命的热爱和尊重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都将是人类崇高的理想

我的痛，没有颜色，没有国界

就如同我的眼泪

像大海的浪花一样清澈

我的痛，是黑种人的痛

更是白种人的痛

我的痛，像空气那样普通而平常

我的痛，没有什么特别

那是因为作为人，我们都是同类





  吉狄马加曾说“诗歌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最深情的倾述”，“诗歌是人类通向心灵的小路，是意大利诗人莱奥帕尔迪所说的‘无限’。诗歌点燃的火焰，将始终穿行在生命与死亡的峡谷之间。诗歌的身躯或许在瞬间阵亡过，但她高贵的灵魂却永远属于不朽！”作为一位具有少数民族身份和文化背景的诗人，吉狄马加既以他对于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与民族风习的描写见长，同时他又不断拓展自己创作的疆界，使他的笔触穿越了狭小的地理空间，而获得更为广大的祖国与世界的视域。吉狄马加的诗歌信仰是一个将书写与主题并轨同行的信仰，既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信仰，也是一种面向于整个人类世界的博爱信仰。



  

《四》诗歌的信仰之战



  帕男把他的诗歌形容为是一场圣战，并且是一种带血的圣战。在他关于对于自由信仰的诗歌阐述中，折射出帕男深邃的哲学辩证思考。信仰可以是一种目的地，或者说是一种理想，或者说是一种假设，但实现信仰与目的的渠道很多，并不一定是直线到达理想的彼岸，或许他可以迂回，或许也可以是一种回归，信仰引起的战争被称为是一种圣战。所有的英雄其是都是在为信仰而战，实际上信仰已经成为今天电子游戏广泛沿用的主题。为信仰而战，为理想而战，是当今所有世界范围内电子游戏弘扬英雄主义的至尊主题。若是没有了信仰，若是没有了信仰的坚持，那么一切关于人物及英雄的价值便不复存在。因此我们将这个概念延伸一下就是所有的诗人在为信仰而战，为文化而战，为人文而战，为人类的情操，尊严的坚持与把守而战。诗人书写的信仰是否高于诗歌中所展示的信仰其实是一个不同领域的命题方针。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首先要观注到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概念就是，一个诗人技巧的运用充其量只能书写出比较规范的诗歌作品，但却不一定能够书写出格调及其主题具有某种高度的作品。实际上这里涉及的问题是一个关于诗歌社会效果的问题。我们对于诗歌某一层面的理解可以认为是诗歌本身的规范可能会导致该诗人作品文化符号的正统意义。但是当其涉及的诗歌主题却是涉及反文化领域的时候，我们的文学批评在这时候对文学主题的关注就大于对诗歌技巧的关注。因为诗歌是文字艺术或着说是纯文本的艺术，因此读者无法从视觉角度去体会视觉社会学，政治学元素的存在。因此当诗歌这一纯文字的艺术只能通过阅读上的认知层面去批评诗歌的主题思考时，技巧便会被忽视。因为人们对某一诗歌作品的负面效应的关心是一种本能。因此文学的评论工作在更多的时候不称为文学评论，往往称为文学批评工作更为确切一些。因此，当一部诗歌主题出现偏差的时候反倒更加会引起文学批评家的注意。不知我们是否注意到这么一种现象的存在，当一部诗歌的主题中心思想与现实中人们的信仰，价值领域相褙时，该诗歌的技总是被无限制的被忽视，而当一部诗歌作品的中心思想吻合或着说是与大众的信仰同步时，文学评论家们却又把评论诗歌的技巧方面升华为超越主题的方面。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当作品的主题积极向上时，技巧的评论反而上升到首要的地位，当作品的主题与人们的三观有所颠覆时，关于诗歌的技巧反而退为其次。因此在关于诗歌的批评环节中出现了一个很具特点的评定标准。要么关注诗歌的技巧，要么关注的是诗歌的中心思想。尽管这是个极其矛盾的现象不可避免的出现在我们的诗歌评论过程中，但实际上是在不经意间将那些平庸意义的诗歌甄别并划界。所以这是诗歌批评的一个意外的收获。当然我们并不是在鼓励诗人都去创作违背信仰或价值的诗歌去引起文学批评家及其诗歌评论家的注意以提升被社会被文学评论界更加广泛的关注。因此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如果能够创作出品行与技巧双赢的文学作品实际上更容易展示自己高超的书写能力，从文化符号的展示领域凸显自己的创作才能与才华。



我已习惯了一直带血的圣战



必须先带走我的名字



然后带走我  和我的那些鲜为人知的字据

免得被玷污了

才觉得这些  比用水做成雕像

还难的

差事

必须趁早  远离这里  这里还盛行着

污名化的风气

必须以断腕的精神

带走我

看似流连忘返的影子

以及 极有可能的

留下的后遗症



这次  一定要像一个旅行者

必须放弃

传统的行囊  必须学会钻木取火  暂且返璞归真

还必须学会主动忘事

哪怕忘了自己

也要笃行  这一路的行程  或许这是最后一次

不存在皈依

就可以从容不迫

何况  对污名化风气的隐忍

早超过了  

如隐忍我的孩子



前景  不需要臆断

与其肤浅到具体颜色  还不如更加臆断地

这样的追随

如追随死亡

从一出生就已经开始

必须履行

那个被仿佛被印证了的

预言  远走  是为离想象的更远

一条路

要走就要走到黑

不得已  也可以依赖幻觉

酌情  像一个疯子  我已习惯了一直带血的圣战







   《五》诗人的书写信仰与文学批评的非理性变型



   关于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充满辨证方法论的过程中。诗歌评论中这些原理的被凸显，实际上为诗歌中涉及到的一些与死亡及其宗教的诗歌元素找到了更加合乎逻辑的解释方针。当死亡被某些诗人赋以着至高无尚的价值理论时，实际上就是由此涉及到践行信仰的终极状况的真实的客观的再现。从这个角度而言，当诗人的书写及其创作领域或者说过程被我们引入信仰的概念时，反倒使我们对诗歌的分析研究增加了一个辅助意义的台阶或桥梁。并且随着信仰概念的引入， 我们甚至于可以说将诗歌中的死亡意象从繁杂的宗教概念里解放出来加以论证。实际上这种诗歌信仰论在许多中国的诗人那里得到了论证。《关于诗歌的多层信仰论及文学批评的方针》这篇论文实际上如何将文学评论家从单纯关注诗歌技巧的深渊中被解放出来，也应该是将来被探究的批评命题。事实上，作为西藏宗教代表人物的达赖六世在诗歌里所坚持的是关于宗教与人间美好爱情的多重信仰模式。但是这两个看似极其矛盾的信仰支点并不是充满着强烈的对抗状态。宗教的主题是关于爱但并不坚绝排斥着欲望的存在，因此，关于达赖的诗歌通过关于信仰的解体分析，让我们调和了达赖双重信仰的冲突。





   事实上，中国的大部分本土诗人尤其是中的新诗革命开展以来，诗人们最头疼的就是无法你将宗教与爱情的关系处理为可以调合共存的概念。实际上勃朗宁夫人的最美爱情诗也没有完全处理好信仰爱情与信仰上帝的关系。





   与此同时，诗人没有能够从具体的社会现象及其客观镜像心处理好社会的道德，价值的关系其实在我国获得鲁讯文学奖的一系列诗人那里的体现也是一个十分明显的状况。作为平民诗人代表的于坚，雷平阳在分别展示着自己富有代表意义的诗歌创作时，都凸现着客观世界与神与宗教信仰纠缠不清的情形。于坚的乌鸦元素其实是一个被植入某种宗教内涵的元素，但于坚既要通过乌鸦展示着关于现实的思考，还有关于爱情的隐性思考，再加上关于平民潜意识当中某些关于觉晤领域的思考，所以出现的困难与矛盾是没有把握住平民心理中的宗教与现实思考的对应关系；而雷平阳的云南元素则体现的是既有对云南的现实思考成份，有同时兼有着历史的思考区间，既有宗教的痕迹也有超脱于宗教以外的关于生存的思考，实际上这种创作方针所带来的并不是真正立体云南的思考，而是作者本身作为云南人对生存之地的困惑；





  而到了周啸天那里，杨振宁老夫少妻的爱情模式实际上并没有摆脱不对称的婚姻的概念，所以在处理信仰方面的思考把握的焦距出现了较大的偏差；而海男的诗歌则没有能够从走出去又走回来的回归与出发的过程中把握住一个关于信仰的寻找，失落的规律；再到之前的穆旦的宗教思考，在关于现实的批评中由于过度的涉及着宗教元素的思考，实际上是借助宗教的力量麻痹了现实的残酷及其渴望解放的深层愿望，从而削弱了关于现实主义的批判；即便是风花雪夜的席穆容，徐志摩的经典爱情诗篇中所折射的主要成份并不是对爱情的信仰而是对爱情的不信任。因此，你无法证明在他们的爱情诗歌中到底信仰着一种什么属性的爱情观念。等待其实也是一种信仰，最起码是对信仰的坚持。但是这个信仰绝对不是诗歌内部的信仰，而是被诗歌主题所征用的信仰。

素魄清魂

学习阅读老师的精髓

素魄清魂

或许每个人的信仰都融汇在文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