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难

剪烛西窗

读书难

读书！个个文化人发狠读书，让迫害者孤独，凋零！

                                   ————黄永玉

文革之中，读书成为一件很困难的事。对于习惯了读书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折磨。

我曾经是属于那种有文章就要读的人。记得作家孙犁曾经描写过一个乡村知识分子，读书成癖。他结婚之前，用旧报纸裱糊了新房。于是，他利用下雨不能出工的日子站在炕上，仰着头读完了报纸中所有的内容。看了这段描写，我觉得感同身受：如果是我，也会这样做的。

但是，文革一来，几乎所有的书都不能读了。

文革初期，图书馆还没有关闭，但是在里面只能阅读到毛选、马恩列斯文选和鲁迅选集。我在那里看完了鲁迅全集以及鲁迅诗集，看了四卷马恩选集。这时候，我甚至连马恩选集也看得津津有味，觉得其中有好多妙笔。

但是在此之后，图书馆彻底关门了。我过上了没有书看的日子。

我家里原来有一些书，包括中外小说、诗词诗话、京剧剧本（我父亲喜欢京剧），当然还有业务书。文革一来，这些都成了犯忌的东西。例如，小说《红旗谱》的作者梁斌被打倒了，《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惨死了，《骆驼祥子》的作者老舍惨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是苏修作品，马克吐温、狄更斯是美帝、英帝作家，《水浒》、《西游》作者是封建文人……记得有一次参观抄家成果展览，里面展出了这样一段唱词：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千里关山何日返？缺月儿何时再团圞？这是京剧野猪林里林冲的唱词，某个京剧爱好者手抄了下来，却被说成了变天账。于是，我们便把家里的书全部偷偷销毁了，外文的业务书更是不敢保留。在一个阶段里，我们天天看到的报纸消息是：某个作家又被揪出来了，某本书或者某个电影又被宣布是黑作品了，总之，似乎没有可以被允许看的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公众场合，除去毛选之外的任何书都是不能读的。有一位外语教师在干校值夜班，拿了一本《三国演义》看，结果遭到批判，书也被没收。马恩列斯的书同样不能读。如果读了马列，工军宣队就会说：为什么放着毛主席的书不读，要读那些呢？什么意图？！

从干校回来以后，公开出版的书籍也是寥寥无几。《牛田洋》这类的所谓小说，大家是不看的。人们要看书，只能通过私下偷偷借阅，还要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弄丢，不要暴露！

这十年里，给我留下印象的书实在不多。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我买来看过多次，虽然对他抑杜扬李，把杜甫说成地主阶级的观点颇有腹诽，但是郭氏汪洋恣肆的文风还是能够吸引我看下去，况且其中还引用了不少李杜的诗作。除此以外，我通过互相转借读了杜牧、李贺诗选和《桃花扇》（半本），并且做了摘录。实事求是地说，我逐渐喜欢上了古典诗词，和看这些书是很有关系的。

有一次，一个朋友借给我一本《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是一本资料丰富，内容浩瀚的作品。作者是一个记者，二战之后，他查阅了档案馆中有关的大量资料，描述了希特勒德国从兴起到衰败的过程。看了这本书，我惊讶地发现，文革中的某些做法与希特勒德国惟妙惟肖。

还有一次，一位同事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借来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这本书的内容虽然并不通俗易懂，但是由于当时可读的书太少，况且在毛给郭的诗中又有“十批不是好文章”这样的句子，大大吊起了人们的胃口，所以求借的人很多，看这本书需要排队。后来，这本书竟然找不到了。那位同事既惋惜又气愤，向当时的军工宣队告了状。工军宣队也追查了一阵，结果还是不了了之。

文革后期，上级交办一项任务：完成PDP8上面的数控线切割机自动编程软件。为了完成任务，我们到复旦大学拿到了他们的类似软件编译程序。应该说，编译程序并不是一本通常意义下的书，而是用汇编语言写的一段程序，很厚很厚，历来被人们叫做“天书”，意思是很难看懂。我们坐火车从上海经杭州到长沙，我一路就用来琢磨这本“天书”。看了一次，不懂；再看一次，毫无头绪……就这样一次次地看到长沙，住进旅店。我忽然发现：懂了，全懂了，豁然开朗！由这件事情，我开始养成了读程序的爱好，并且相信了“顿悟”的存在。这也算是一个收获吧。

三水散人

读不尽的书，走不完的路，看不够的景，说不清的情，浩瀚如海。

白水

书中有路多坎坷。

王根生

先生的文章，给我们记录了特殊年代的读书难现象，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有一个问题，我很感兴趣，那就是，您在文中写道：“文革后期，上级交办一项任务：完成PDP8上面的数控线切割机自动编程软件。为了完成任务，我们到复旦大学拿到了他们的类似软件编译程序。”我是学中文出身的，不懂科学。我想问先生，您所说的“编程软件”，是电脑吗？如果是的话，那就是说，七十年代，国内就注意到了软件这个问题。而我在网上查找电脑的诞生，时间不一。而电脑走进我国，有人说是七十年代初期，有人说是八十年代。这个问题，留给搞这个研究的人考虑吧。我想说的是，文革后期，国家就注意到这个问题，这个史料我觉得很有价值。我收藏了一台1958年红星厂生产的手摇计算器，后来我在《横空出世》电影里也考到了和我收藏的计算器一模一样的机器，那是两弹一星在搞中国的原子弹研究时，也是用这个机器。一位朋友告诉我，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手摇计算器，只有研究院副教授高工以上的人才可以使用。这就是说，短短的十年历史，电脑就已经走进中国了。您的文章，不经意的透露了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很有意思。拜读了！

王根生

先生的文章，给我们记录了特殊年代的读书难现象，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有一个问题，我很感兴趣，那就是，您在文中写道：“文革后期，上级交办一项任务：完成PDP8上面的数控线切割机自动编程软件。为了完成任务，我们到复旦大学拿到了他们的类似软件编译程序。”我是学中文出身的，不懂科学。我想问先生，您所说的“编程软件”，是电脑吗？如果是的话，那就是说，七十年代，国内就注意到了软件这个问题。而我在网上查找电脑的诞生，时间不一。而电脑走进我国，有人说是七十年代初期，有人说是八十年代。这个问题，留给搞这个研究的人考虑吧。我想说的是，文革后期，国家就注意到这个问题，这个史料我觉得很有价值。我收藏了一台1958年红星厂生产的手摇计算器，后来我在《横空出世》电影里也考到了和我收藏的计算器一模一样的机器，那是两弹一星在搞中国的原子弹研究时，也是用这个机器。一位朋友告诉我，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手摇计算器，只有研究院副教授高工以上的人才可以使用。这就是说，短短的十年历史，电脑就已经走进中国了。您的文章，不经意的透露了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很有意思。拜读了！

浪淘沙

书是精神不可缺的食量，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读一本书真是不易！敬佩！学习西窗老师佳作！问好 {:soso_e160:}{:soso_e183:} 飘红 {:soso_e182:}

老党

佩服、学习先生的风骨，精神，文章。问好先生！

剪烛西窗

感谢各位，多提意见！

剪烛西窗

王根生 发表于 2015-3-9 05:46
先生的文章，给我们记录了特殊年代的读书难现象，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有一个问题，我很感兴趣，那就是，您 ...

王兄：关于您所问的问题，根据我的记忆简单回答如下：

上世纪五十年代，应该不迟于1957年，我国已经自行制造出两台电脑，都是仿苏的，分别名为103,104，放在中科院。当时我在北大读书，学到程序设计时可以到中科院去上机。那时候，电脑上使用的程序设计语言是前苏联叶尔绍夫设计的符号式语言，而国际上流行的则是FORTRAN语言，那时也刚刚开发出来第一个版本FORTRAN2.大约1958年，北大丁石孙老师（八十年代曾任北大校长）曾经建议开发自己的程序设计语言，可惜后来因反右倾而没有实现。

我再次接触电脑是在1974年。那时我国又有了几种国产电脑，分别叫做：108（DJS-6）,121和320，并且可以小批量生产，当时北京、上海、湖南等地都有计算机厂。我长期使用108机，其上的语言是仿照欧洲的ALGOL60.好像320机上曾经开发出FORTRAN语言。

至于您说到的台式计算器，手摇的和电动的我都用过，是在六十年代初期，那时大学里是可以用的，当然一个教研室也只有几台，使用很不方便。

刚才百度了一下，您可以参考这个：http://tech.qq.com/a/20090903/000149.htm

踏雪闻香

书里自有颜如玉，书里自有黄金屋，喜欢读书，是一件高雅的事:lol

剪烛西窗

踏雪闻香 发表于 2015-3-9 12:42
书里自有颜如玉，书里自有黄金屋，喜欢读书，是一件高雅的事

感谢版主，中午好！

侯诗杰

叙写读书的甘苦。读书，读书人最钟情的事。

恋上柠檬味

虽然我没有经历过“读书难”的那个年代，但从西窗老师的文中我仿佛看到了那个年代读书难的种种艰辛。相比之下，我们是很幸运的一代，我要加倍珍惜所拥有的。在此，问好西窗老师！

剪烛西窗

问好侯兄，问好柠檬味，读书也曾经很难的，谢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