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谈笔录》（修订稿）

克谐

“读书杂谈笔录”修订之说明

新世纪步入第二个十年以来，依多年游荡文化网站的切身感受，针对千禧年前后，伴随网络家庭化普及，曾经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式各样文化性网站、论坛、博客等现状，虽不敢断言均已华丽转身，但确实出现了明显分化，并进入了新的层次境界。至于处于“新的层次境界”之下的网络化文艺，它们究竟是何种格调性质呢？或说过去或未来三五年之间，网络文化建设在社会文明进步中究竟已经和还将取得何等价值和意义？其实，像如此疑问，并不是我自己真正要关心的话题，而仅是通过这样一个引子来说明下，为何由去年至今原本存在于网络上的像《杂咀稗说》《明湖夜话》《其人其书》《刀锋网络》和《读书杂谈笔录》等辑本中的网文，眼下还慕求在“四季歌文学”社区中再现的根由和原委。
话说今年拙作《光看别戳》自费出版后，原本历经磨合才得以直言不讳的京都某出版中介朋友，针对我意欲再出版杂文集的咨询，她不但愿意帮忙，并且表示尽可能协调“质优价廉”出书。于是，我欣然把年初以来总算整理了十万字数的《读书杂谈笔录》悉数转交，原本希望能得到遴选匡正，若能符合行业规则，再出版一册单本纸质文书，则足以了却宿愿了。看过了网络已有的《读书杂谈笔录》之后，对方不仅爽然应诺，并认定现有内容即可出书，亦认同了我进一步修订满意后再签合同的心情。
承蒙朋友鼓励，于是忙里偷闲，开始将原本在网络转帖中已经修饰整改N遍的杂文散篇，再次从头到脚，逐一斟酌句读。或许因为在已出版书本中存留太多意外和遗憾的缘故吧，此次作为伊始，虽说好像踌躇满志，但却始终举步不前。何以至此呢？
毋庸置疑，类似“静坐多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一样的警示语句，在国学文化中不仅仅是流传了千年之久，而且步入信息化时代以来，尤其是近一两年于华人网络和微信圈子内，单是传播甚广的诸多“心灵鸡汤”般文化教诲中，如此立场鲜明的“箴言”“警句”更加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社会“行为本则”和“做人规范”了。因此，尽管在现有的任何形式模样的“传媒”里面，无论其是肢体语言、影像表达还是书画文字，事实上，都无一例外地在这里那里展示着对客观世界，尤其是对人类某些个人或集体行为的评头论足和说三道四。但在有史以来，起码是掌握了社会话语权的所谓“舆论导向”“御用文人”“主流媒体”之最大的共性特征，就是号召人民大众应该如何“听话”而不是“说话”。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既然有了这样一种世界观和人生体察，因此，再回头审视《读书杂谈笔录》之中一份显然就是“毫无顾忌”，并且明显是针对以往和现今社会名流或文化巨人/大家的艺术作品，而给予虽说不过就是于泛泛阅读或应景思辨之中的随笔和偶记，但还竟然鼓捣出来公开示人、招嫌、惹祸的行举，也就必定心存疑虑而忐忑不安了！
在上述确乎就是自相矛盾而近似病态的剖析之下，为何眼下还要“恣意妄为”而“不思悔改”呢？其实，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应该归咎于在我半百人生历练中，所受的学校教育、阅读书籍和生活实践使然。因此，我也就不再担心“自曝其丑”，尽可能把以往读书思学中一些随笔偶记的“文字表达”，将其抹划得更加清晰、明白和易懂一些。寄希望于有时间、兴致并热衷于研究人类个案行为缘由的同行、同志、同好们，引以为鉴吧。
综上所述，又因为我自己确实不完全认同我妻子和某些朋友曾说过“你的散文比小说写得好”的评价，因此在浏览“四季歌文学”社区诸多栏目之后，决意把这个《读书杂谈笔录》（修订稿）张贴于“休闲”类“文化文艺杂谈”中间，旨在表明其内容话语，即便不等同于街头巷议的胡扯闲话，亦不过就是一类冒充“文化人”的呓语梦想而已。
（2015年10月22日星期四草于济南）

李听圃

欢迎克谐老师的作品，虽然有些片段我已看过，但总感觉对我们大家的人生有益，我和四季的读者们期待你的心情文字，人生感悟，为大家带来顿悟和反思。

克谐

[i=s] 本帖最后由 克谐 于 2015-11-21 10:00 编辑 [/i]

【读书杂谈笔录】……第一章闲话晏子

己丑年（2009年）春节假期，于山东省滨州市区旧书摊上，花了五十元钱，淘得闲书二十七本。春节过后，每晚睡前，依次从卖书人顺便送的纸箱子里面抽出来一本，翻翻读读，倦意而眠。
二十七本究竟都是啥书呢？虽然，这些书都是亲手挑选过的，仅是过去了月余，眼下我自己却已经说不大清楚了。此刻，在枕边书架上，俯身查看已经翻阅过的这些书籍，即有七十年代版本的《鲁迅文选（一）》，亦有九十年代少年读物《看漫画写作文》；另外，还可见到二十一世纪翻新的《世界文明史（宗教改革）》和《中国历代文论精品（三）》……但是，就在这中间，显然最多的还是远方出版社不知何年何月刊出的《名家藏书》。
《名家藏书》每一本后面都印着“定价1260.00元（全50卷）”，而其侧面亦有书名和编号。当初，在书摊上卖价“每本三元、十元四本”，因那会儿随手翻阅之间，即发现里面包括一再寻找的金圣叹书评。于是，明知仅是支零破碎的散篇而非齐全的一整套，依然悉数网罗，至于这些散卷的书目和内容，当时并未深究。
在《名家藏书》第三十卷内包括两本书，即《晏子春秋》和《颜氏家训》。仅前者，读习已逾周余，更于时常掩卷冥思且亦无法猝读之间，寻找着点滴春秋故事，借以帮助自我相关那一段历史事实的对比和记忆。
时下，国学昌盛，论坛纷飞。从经书、蒙学到医术、巫蛊，真格的已经是讲者舌如巧簧、覆手云雨，而听者每每诚惶诚恐、意马心猿。
何谓历史？历史为何？当下社会是否需要“正本清源”？而所谓“和谐大同”和“实事求是”又应该是何等模样？诸如此类问题，当下之中国，圣贤不屑，愚夫掩耳，唯中庸者逡巡而鼓噪。
此刻，闲读《晏婴春秋》，洞悉星光，窃喜之余，晒此商榷。

“晏子生年不详，卒于齐景公四十八年（公元前500年），一生参政50余年，曾辅佐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代国君。其中，事齐景公40余年。集三朝重臣、一代名相于一身，在齐国历任相国中最具传奇色 。他长期周旋在昏聩平庸国君周围，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己任，用独特品格和高超智慧，赢得了生前身后名望。孟子有过‘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孟子•公孙丑上》）的评价。司马迁则把他与管仲相提并论，发出‘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史记•管晏列传》）的赞叹。”（搜自“百度”，本文引用中有删改。）
关于晏子其人其事，曾于受学校教育之际，凡是语文、历史、政治课本上确乎也着墨不多，自然没能留下多少印象。倒是课外闲杂书中间，像“二桃杀三士”“晏子使楚不入狗门”“南橘北枳”等脍炙人口的故事，常常遇见，亦每每称奇。
由济南市区往北越过黄河大桥，再往西南方向上驱车不足半小时，便有一老县城。关于此县城，前些年曾叫“晏城”，现今名“齐河”，眼下辖属归于德州地区。吾自工作以来，或公或私曾数度光顾其地，而最近一次就在去年十一月期间。虽说每次都因公务在身，来去齐河总是匆匆，但就晏城名称的来由，而每次我都要垂询再三。令我遗憾的是，至今也没有遇到一位能够说明白更多“晏城”典故的人。最近一次在齐河，我曾要求民政部门朋友一起到晏子故居看看，但他们说那儿仅留下了一个门楼，实在没啥可看的，于是作罢！
《史记•管晏列传》上有言：“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用大白话解释，即晏子周朝齐国的东莱人，有的说“夷维”是在现今山东的高密。既然如此，齐河又与晏子何干呢？
齐河的古晏城，被盛传为晏子的食邑封地。清朝乾隆皇帝巡视齐河，曾经于参观晏婴祠之后，留诗曰：
彰君赐固服桓子，
执彼鞭犹慕史迁。
羸马敝车一时耳，
晏城千古属斯贤。
既然在这帝王诗篇之中，亦认可了晏婴在齐河的史实，本应毋庸置疑。但是，关于齐河此地曾是晏子采邑的认知，我自己却并非来自帝王圣书，而是近来读习《晏子春秋》之后，才真正明确下来。
《晏子春秋》上记载，一次晏子犯颜直谏，齐景公曾决议把东阿加封给晏子，但遭到了晏子本人的拒绝。东阿位于齐河西南，据此可推测晏子原采邑的位置，应距离东阿不远。进而言，现今齐河至平阴、东阿之间，均可能为那会儿晏婴封地之所在。
近年来，在国学炽热之际，影视书刊之上，相关孔圣人(前551-前479)的故事，依然不绝耳目。
一日餐桌上，偶遇某大学中文系一名八十年代初期的硕士生，此君曾任某副省长的秘书。举杯换盏之间，吾闲扯地问道：“七十年代为什么批孔？”
现今屈就某私企谋生的该君，或因许触及其特长，随即兴致大发。由批林、批孔、批宋江运动，到历朝历代驳儒反孔之故事……旁征博引，侃侃而谈。
至于他当时列举的诸多批斗理由，我现存记忆了了。也正是有此偶遇后，我自己始知在孔夫子一生中原本还有一些忌讳或说公案哩。或因文献欠缺，或是后人维护“至尊、大圣、天师”形象之需要。总之，关于孔圣人的为人及其生活末节，特别在那些举国敬仰而非打倒批臭的年代里，确实存有一些故意模糊甚或避而不谈的问题。若进一步探究其问题，焦点莫过于孔圣人的婚姻真相、见南子事实、诛少正卯之内幕吧。
为何在此十分突兀地插入了一段相关孔圣人的闲话呢？因为，就在我近来读习《晏子春秋》之间，对于孔子非“神”是“人”的认识，却较以往有所升华，并且由此引发了我个人不再是盲目轻慢或任性鄙视，而是有理、有据、有节的仰慕和敬畏……敬畏其贤，甚或不吝尊其为“至圣先师”也。
晏子与孔子不仅同处周朝的春秋时代，而且还是同一个时期的人物。在《晏子春秋》中，凡涉及其二人交往的故事，粗略估计也有五篇之多。据说晏子大孔子30岁，但因晏子生年不详，这种说法不敢首肯。不过，仅从《晏子春秋》中相关两人之间的几则故事，颇能张显这两位对华夏文化建树卓越者之性情及其品格。像是这样一些故事传说，即便全都是后人嫁接或演义的结果，但是，仅从表现他们言谈举止的一份自然坦荡而不失德性的姿态表象方面上，就特别值得后人，尤其是当代的圣贤达人们，去认真揣摩和仔细品味。
《晏子春秋•外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孔子到齐国拜见了齐景公，齐景公便对孔子说，先生是不是也见一见我的宰相（晏子）啊？
于是，仲尼对答，曰：“臣闻晏子事三君而得顺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见也。”
孔子走后，齐景公就把孔子讲的话，说给了晏子听。晏子回答如是：孔子说的不对啊！我并无三心，而是三位君主原本就一心的缘故。三位君主都一心要国家安定，所以，我才能顺利作为。
以往在翻阅孔孟之道书本中，我自己没有见到上面有直言明说：“君子不侍二主，好女不嫁二男。”但是，毋庸置疑，像“生死事小、失节为大”之理念，确乎实实在在地根植于儒家人物的意识和潜意识之中。故此，孔子以“事三君而得顺”为由，进而拒绝拜见晏子之情节，于情于理上也都说得过去。然而，在这一段故事中晏子的应答，尤其是孔子随后的表现，尤其显现出了古代智慧贤达之人在品格德行上的精微高妙、若谷虚怀和气度非凡。
另外，再看《晏子春秋•外篇》中一段记载“孔子见齐景公而不见晏子”的章节，其说如是。
子贡曰：“见君而不见其从政者，可乎？”
仲尼曰：“吾闻晏子事三君而顺焉，吾疑其为人。”
晏子闻之，曰：“婴则齐之世民也，不维其行，不识其过，不能自立也。婴闻之，有幸见爰，无幸见恶，声响相应，见行而从之者也；婴闻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顺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顺焉，今未见婴之行，而非其顺也；婴闻之，君子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惭于魂，孔子拔树削迹，不以为辱，身穷陈蔡，不自以为约，非人不得其故，是犹泽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网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儒而贵之，今吾望儒而疑之。”
仲尼闻之，曰：“语有之，言发于尔不可止于远也，行存于身不可掩于众也。吾窃议晏子，而不中夫人之过，吾罪几矣。丘闻，君子过人以为友，不及人以为师。今丘失言于夫子，夫子讥之，是吾师也。”
随后，孔子就让他的学生宰我，先去向晏子道歉，旋即孔子亲自登门拜见了晏子。
史称，孔子五十岁任鲁国大司寇，之后周游列国，六十八岁回国，并于公元前479年逝世。据此推算，孔子“身穷陈蔡”，应在晏子（公元前500年）去世之后。所以，上文中晏子的答辩话语，必是后人的演义或说添枝加叶。即便如此，究其观点立场，后代学者虽定性其为墨家腔调，但依晏子的身世风范，如此言语姿态，仍不失人情常理。
大哉晏子！据理直言，坦然而释然也。
（2009年草，2014年3月修。2015年2月4日立春因故重整于济南，同年十月再整。）

语哲

[quote][size=2][url=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id=417649&ptid=63846][color=#999999]李听圃 发表于 2015-10-22 21:47[/color][/url][/size]
欢迎克谐老师的作品，虽然有些片段我已看过，但总感觉对我们大家的人生有益，我和四季的读者们期待你的心情 ...[/quote]

李站，本文作者接续发的文章，设置高亮操作不成啊。

克谐

【读书杂谈笔录】……第二章由林语堂《苏东坡传》看国学言论

注前：此网文原标题《话语权的疑惑》

随手写下这样一个标题，自信本不该没有理由，但沉思良久后，或许其中“因由”太多的缘故吧，一时半会儿却也无法明确其主旨所在了！于是，只好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之所谓“随心所欲”而已。

何谓“话语权”？往白话里说，就是人们能够用语言或文字来表情达意的能力或本领。其实，像这样一种白话解释，根本不能涵盖“话语权”的全貌，而更合乎对“话语”的诠释而已。然而，若能够在如此层面上进行“思问”者，亦堪称属于“生活有质量的人”了吧。因为，若有如此样子思辩，起码可表明这个人已经懂得了一个道理，即在日常生活中间“能说话”和“会说话”，其实是两码事。

我们大学班级在网易上创建同学录已有三四年了，这中间借助聚会我自告奋勇地曾经有过多次强化式宣扬。即便如此，时至于今，在班级“同学录”上经常露脸的依然仅是三四个老面孔而已。对此，我暗自浏览过“班级管理”中所有“登录者”的名姓。显而易见，我们班内超过一半同学已经知晓了这个地方。事实上，除了极少数同班同学仅是在初来乍到时礼仪性打个招呼之外，随后便会和多数人一样潜艇般神出鬼没了。
面对网络“同学录”上如此现象，我禁不住暗自思忖：人是否都需要交流？人们又是需要什么样的交流呢？

毋庸讳言，单就网络普及以来，在众多匿名、诡秘、隐身性网络聊天室里面，通常为何人多的几乎爆棚？而像在经历、学业、专长或生活习俗上明摆着拥有较多共性的网络“同学录、校友会或老乡村”之中，却大致一样的经常是“昙花一现”或“弃若敝屣”呢？
所谓“交流”，这儿单指工作之外的文化性交流，究竟是一种业务技能延续抑或纯属一类生活习惯呢？或者仅是某一类型人的一份生理依赖或心理索求吗？另外，眼下最令我困惑不解的是，尤其在一些十分隐蔽性交流环境下，为何即刻表现出来的不过就是一种或放纵、或隐讳、或粉饰、或直白、或刻薄而露骨等诸如此类喜怒哀骂、狂放猥亵样言谈举止呢？而像这样一种显然不是“文明人”“文化人”应该有的社会时态景象，其根由究竟又何在？

近来，闲暇读阅了林语堂先生著作《苏东坡传》。对于林语堂先生书写的这本传记，撇开作者名气及其由英文转译过来的因素，仅就我自身读后感受而言，实在不敢恭维，甚至难言“好”，更不敢说是“佳作”了。不过，相较以往我读过的其它介绍苏轼的文刊书本而言，眼下也不得不说，林语堂先生著述的《苏东坡传》，确实由生至死地讲述了苏轼一生的轨迹。尽管林先生所讲述的苏轼生平内容，其实不甚细腻，亦不是特别经典，但是即便如此，其书中所涉及到的有些历史事件或人物故事，尤其是从中坦露的当时社会环境下诸多“闻名遐迩”历史人物言行的史料旁证等等，对于那些热衷赵宋国事的人们而言，无疑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读物。

读罢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我个人关于南北宋朝曾经存有的诸多困惑问题，并没有释然忘怀，却还是依然如故。
年初，于偶读梁启超先生《王安石传》之际，对于教材和文献上原本就褒贬不一的“王安石变法”故事，让我愈发一头雾水。眼下，通过林先生《苏东坡传》一书，亦不难见得：北宋时代的所谓“神宗变法”，亦不过是“拗相公”不合时宜的一意孤行而已，其中借故变法，进而迫害异己、打击忠良以至于天怒人怨、国破家亡……如此历史事实，于理于情上，确乎应属必然。
话说北宋屈辱完结之后的南宋朝廷，虽然始终不过是苟且偏安一隅，但于公堂之上正襟危坐的依然全是文人墨客。即便明知处于山河破碎、纳贡屈就形势之中，其朝堂上下奸佞与忠良却始终都是喋喋不休、争权夺利，而当时那一拨子王侯贵族和缙绅名流中间，立场无论左右，行为莫言善恶，凡引经据典者无一例外的不单皆为仁义礼智信，甚至比上古“孔孟之道”更加理性而道德。但是，也正是这样一伙所谓“德才兼备”人物，却经常于公开行为或私下举止上南辕北辙，甚至彼此残杀陷害亦不曾手软过。所以，看南宋词话，满目英雄气短，充耳苟且期盼，其中虽不乏慷慨激辞，亦多见缠绵私语……如此这般了百年，终于覆灭，势在必然。

在汉文国学之中，类似苏轼“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等诸多词句格调，自古盛赞“脍炙人口”，至今评说“家喻户晓”，其实均不为过。而今，于耐心读罢林语堂先生《苏东坡传》之后，我猛然觉察：在南宋被人们尊称为“坡公”的苏轼，究其一生仕途而言，从外表上看，好像“四处为官”，所到之处不是“游山玩水”就是“琴诗书画”，而其实质上，却是“屡遭迫害”“数度流放”而已。
针对苏轼一生为何屡遭贬迁的问题，若深入探究根由，或完全归于“政见不和”或“嫉贤妒能”的话，如此认知能力和历史观点不免陷入了“依个性好恶和意气用事来判定历史”的窠臼。因为那时节，仅是在改革派之中，除了大名鼎鼎的王安石外，其他人物也绝非都是目不识丁的大老粗或为性无能的宦官。单是和王安石、苏轼同朝为官者，后来业已成为华夏中国“名垂千古”的人物，岂止一二。经过一番资料查阅之后，特别令我惊愕的是，他们之中从理学、文学、史学、佛学之大家到皇亲国戚之天才，可谓备矣！！所以，关于苏轼之所以命运多舛的根由，倒是从其当时身边朋友或至交者对“东坡居士”屡次规劝的话语之间，起码我自己得以窥得一处关键点或说根本所在，即“不要再写诗撰文了，否则性命也难保啊。”
呜呼！亦不过如此。

华夏大地之上不知兴起于何时，亦弄不清楚究竟受何方流毒影响，许久以来一旦提及中华“国学”，通常在一般人们脑袋瓜子里面蜂涌而出的必是秦汉时期已经整理成型的一些东西，故亦称作“汉文化”。所以，在近一二百年以来，即便是中国的大家学者，他们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再深究“唐、宋”究竟是否也有思想文化成就，进而更不要说什么“明、清”了。对于如此文化现象的社会成因及其根底，就我个人而言，无论是通过读书咨询，或盲目四处打听，抑或一直扪心自问……总之，多年以来始终就是“一阵儿明白一阵儿糊涂”，若悉数比较起来，以往还是糊涂的时候更多一些吧。此时，联系近来读书成果，再反思上述问题，确乎其中原因大概就在于中国社会到了秦汉之际，凡大千世界的“一切众相”“一切众生相”中间涉及社会化道德伦理之分析和解说，确实已经清晰且发达的堪称“丝丝入扣”“无微不至”了。那么，汉代之后的贤能大德以至于寻常百姓，又为何在实践中依然难以脱离“成败得失“的命运折磨呢？究其原因，我自己窃以为大致概括如下：
一者，天理所在。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或言太极生阴阳，阴阳生八卦，八卦孕育万事万物之消长；或直白地讲：有阴就有阳，有善就有恶、有得就有失；进而言，凡惯常认为“单纯划一、性质单一的事物（包括社会、人或某一类艺术）”，他们虽有可能存在一事一势一时，但一定不能够长存永生，而保持“中庸、调和”，并使其“趋稳、平衡”，才是世间永恒之大道。
二者，所谓“思行必果、言行一致”的学说和理念，绝非是单纯意志决定性质的问题。其中间，若出现一切凡经努力后的结果，必然都是“失望大于希望”的原因。究其根本，还在于当时的客观环境条件和公众整体水平，尚且没有达到某人物或某类人群所谓“心想事成”的客观认知程度。                                                                                                                                                                                                                                                               

本文书写到此，恰好一位朋友来访。于是，我借机向他征求对此文上面内容的看法和意见。看过荧屏上一堆邋遢文字之后，好友某君面无表情地问我：“老兄，真没弄明白，你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是啊！这也正是我之痼疾所在：每每自以为是的表白，却落个梦人说痴的结果。
不过，为了表明上面有一段关于秦汉之人已臻于“事事通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境界闲话。现将《晏子春秋》中论述何为“和”与“同”的文字片段，点缀于后。借此告知一些“能说话”且“会说话”的人们，妄求理解和认同吧。

在传统儒学经典《论语•子路》上有一观点：“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此等语录论说，一直以来应是“儒学”大家，在议论或评说人情世故诸多问题现象之际，必须要恪守的一个极具特色化的思想认知或说特征型理念。那么，就在这近乎国人“普世观念”之中，具体到“和”与“同”的字词内涵，于姬周朝代人们究竟又是如何理解和认知的呢？
亦是在上古典籍之中，并且被专家学者们视为最为经典的《左传》上有这样一段记载：齐景公有一宠臣，叫梁丘据。有一天，齐景公对其宰相晏婴颇为感慨地说，我周围的人也只有梁丘据跟我是“和”啊。晏婴聆听此话，面对齐景公直言道，梁丘据与你也是“同”，怎么能是“和”呢。随后，便有了齐景公和晏婴的如下对话。
齐景公曰：和与同异乎？
晏婴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上面关于“同”与“和”的原文内容，即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亦见于《晏子春秋》外篇第七。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尚可不论西方社会在相关社会化言谈举止的道德规范及其个性价值观中，是否也存在过关于“和”与“同”认知上的争执与思辨。仅就中国社会而言，古代圣贤大德业已阐述得十分明确，并且近似“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一样健康而和谐的言语规范和舆论德行，却被后来历朝历代“大人”“小民“们不仅仅是置若罔闻，甚至公然“扬起暗而弃其明”了。究其根由，难道真应了鲁迅小说《风波》中九斤老太太的口头禅“一代不如一代”了吗？
（2009年8月27日因回应某网络论坛“话语权”“自由言论”讨论而夜草于泉城济南。2014年4月5日星期六修。2015年2月和10月重整。）

克谐

【读书杂谈笔录】……第三章读周国平先生《守望的距离》

好友出差回来，那日在路上会车时，他打开车窗递给我一本书，即周国平先生散文集《守望的距离》（1996年出版2003年再版本）。　　
平时，虽一直有读书、阅报和看电视的习惯，但针对文化界时尚人物，除了影视歌坛上时常耳闻目睹者之外，像现代文化界的一些名流大家，特别只是经由一般传媒途径了解者，确乎知之甚少。约十年前，国内余秋雨先生声名鹤起，在我却只知道这位先生纠缠于纷纷扬扬的官司当中，根本没想到当事人还有什么《文化苦旅》的缘起。　　
对周国平先生的关注最初是通过网络途径，大概近两年来，在我经常参与并浏览的西祠胡同《另一种存在》论坛上，好像每过一段时间总会有人出来询问或要求探讨“周国平其人其文”。也正是因此缘故，我曾经暗地里找寻过相关资料。至于查询的过程和结果，一者是在单位局域网电子图书上搜索名姓“周国平”，找到的只是一篇周先生以夭折女儿为主线的回忆性纪实小说；再者，是从我自家书架上发现，1987年曾经热读的尼采《悲剧的诞生》，其封面上既有“周国平译”。　　
单就上面这两部书，前者让人维系于作者丧子悲哀之中，诱发着人之常有的悲悯情怀；而后者，不言而喻，人们关注焦点应是尼采的“酒色才气”，而非译者的。　　
凡有些名声人物，其“名和声”之成形一定是有些来由的。生活中那些所谓“空穴来风”的流言蜚语，即使发生在村落里，或就是街巷上一些疯癫者的浑话，也不能一概归入无稽之谈吧。所以，对于凡是社会中有些盛名者，原本就应心存敬畏、仰慕之情，这不但符合自然规律，也必定有其生活道理。所以，在人类扎堆的地方经常会有“追名逐利”现象，对此确实需要冷静分析，而不应该一概归入“媚俗”的泥沼内。既然提到了“媚俗”，像现今社会上那些挤着叫着要求签名留念或哭着喊着伴舞追星的时尚，若在思想文化界探求“比肩为伍”者，无疑雷同与“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不求甚解、盲从随喜”模样的文风了。毋庸讳言，无论这样一种文风是否就是而今大众文艺的本质，但是，人类一切群体性近似疯狂版的“赴炎趋势”业举，其实都是极其幼稚、简单、低级的文化行为而已。　　
凡在社会人群之中，若用文字来传达思想认识，必须要借助已达成共识的概念词汇。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但是，若仅是借用学说和理论上的某代表人物的名姓，即来指代某些学说和思想，像这样一种社会常见现象，其实这里面是存在诸多问题的。那么，用某些人物名姓来指代某类学说理论的“文风”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呢？在我看来，这其中最主要一点或说最大误区，就在于某个人引用甲人物来臆想表达自我认识和思想时，经常不过只是源于不同语境或某类学科或是某一专业研究者针对甲人物的一番研究、判断、见解或论说而已，并且类似这样一些后来者针对前人或他人的说法或结论，有时可能就是针对一些“风马牛不相及”事象联系的误判或想当然罢了。所以，从“求真务实”角度上，一个人针对历史或现实问题在阐述自我见识和观点时，尤其还是要引用某些巨人大家的名姓之际，不妨多费一些口舌，来表明一下相关所引用人物的话语或思想自我究竟是如何理解、认识和评价的。　　
上述一番话语，好像与本文标题没有什么联系一样，而事实上，上述段落措辞确实都是针对《守望的距离》而来的。其实，就周国平先生这本书，我才刚刚读罢第一辑和第二辑，后面内容先大致翻阅了一下，仅在仔细读过部分文章之后，我在其书扉页上随意写下了五个汉字：积极而中庸。　　
周国平先生不应该仅有这样一部文集，不过我自己也仅是从这本书中，才晓得作者是学哲学出身而非专长西语的翻译；另外，在其文章段落话语之间，人们可以清晰看出作者对于西方哲学历史及其相关人物的熟捻与游刃。
读阅《守望的距离》之后，真正令我惊叹的，是作者始终立足于“知死”角度上来探讨人生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由此进一步引导读者，去认识东西方的宗教文化；去学习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去解读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去寻求各自人生的自由和自在。
如上便是于阅读周国平先生《守望的距离》之际，我个人的一份自觉感受罢了。
（2004年9月22日夜草，首发2004-09-23 07:07:35《另一种存在》[西祠胡同]）。2014年12月5日整，2015年10月27日修订于济南。）

克谐

【读书杂谈笔录】……第四章读阎真先生《沧浪之水》

自临邑出发归来，也可说在此行之前，心头总压抑着些什么，内心厌烦异常，胸口时而阵阵作痛。就在前两天尚在思忖：“是否因医疗纠纷、工商罚款还是孩子转学、人事调整，抑或就是酒天昏地、违心拗情的这事那事闹得？”其实，十余年前就曾意识到，每当心绪难宁之际，仿佛总有一只无形大手在调弄着周围因素，启发并激励自我从中挣脱出来，去认识或者思辩清楚眼前诸多困惑和难题，进而再去行走如同天命使然的生途。　
昨日，大学同学带来一本书，极力推鉴我读，并说是“可以让你脑子明白一点”的新书，即阎真先生所著《沧浪之水》。
此刻，第十七届世界足球杯恰好进入了开赛的紧张和热烈。于是，周日休闲之间，把仿若偶遇又似天降的阎真先生其人其书一气读思过半。
近几日，重读罗曼•罗兰《名人传》时，自觉此岁此年再次读书思学之际，确乎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是，更容易被其中人物及其作者或译者的经历、作为和思想所打动，而在关注内容上增加了历史背景及其类似事件或人物的对比与想象。读《沧浪之水》之际，令我格外又增添了一些纠缠不清的困惑和问题，像是“个性与做人”“生活与责任”“社会与理想”等，诸如此类时常困扰于心理和思想上的矛盾东西，而通过其人其书确实获得了许多新的提示、启发和惊醒。正因如此，于读习《沧浪之水》之间，常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快意和自在。　　
“良知和责任感是知识分子的德行”。像这样一种观点，无论过去和当下都容易获得社会共鸣和认同。其实，这也是一般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为何面对社会问题时，特别容易生发感慨和提出责难，而且经常表现出来仿佛“爱管闲事”，又像觊觎“功名利禄”和谮职般种种行为的根由。
生活中的不完美，社会上存在的弊端，现实之间公开或暗藏的丑陋……类似这样一些所谓的“负面现象”或“沉重话题”，原本就是不断进步社会的客观实在，而这一切也必然让“追求完美者”心灵得不到平静，并激励他们表现出上述类似越权跨界般思想或行为上冲动，进而才推动了人类文化繁荣和进步。也就是说，事实上，类似“负面现象”或“沉重话题”的存在，于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必然是人生和社会不断追求自身完善并接近完美的动力和源泉。
毋庸置疑，在中国这方热土上，也的的确确始终存在着一些“读书人”，正是通过他们的思辩、著述或行为，来推动和实现了社会进步和发展性质上的变化。
尽管，在现实社会中的道德或讲“公理”，早已默认了“胜者为王、败则为寇”的逻辑；
尽管，帝王将相的耀武扬威以及他们的奢侈浮华，早已根植于公众和社会的浅意识、梦境和理想之中，甚至深深埋入人们各自言谈话语或姿态行为的价值趋向里面，而且如此价值观，即便不是公开宣扬，也都自然或不自然地在这儿那里透露着、羡慕着、臆欲追逐着；
尽管，像“名星美艳、花天酒地、金钱强权”者的生活模式，在现代“自由、民主、开放”性社会里，特别是在不同层次、不同人群或不同“圈子”内部，已经成为既“不惊人”亦“不奇怪”而是“离奇”相似的人生理想和生活索求；
尽管，在上述“尽管”里面的“利害、对错、得失、优劣、善恶、美丑”之中，都确实存在着极其充足而翔实的理由，而且还能够归入“人性务实”“存在决定意识”之类的真知灼见和哲理论说。
但是，上述未能罗列殆尽的“尽管”中的根本误区，却又实在是纯良人性和道德理想化社会里面“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或直言就应该是“沉重、悲哀和不坦然、不自在”吧。
似《沧浪之水》之类作品，阐述的恰是面对人生与社会生活中类似上述“尽管与但是”一类的困惑和问题，而其中抒发的不仅是狭隘自我“生老病死”的感慨，而是俯仰宇宙、地球、历史的感悟。其实像这样一种角度、视野和立场的思考和探究，在我个人不仅是一直无法逃避的生活体会和现实思考，也是久已寻觅和试图去解答的话题。所以，眼下能够读到《沧浪之水》一书，在备感兴奋和欢娱之外，也更迷信仿若神助的缘份和惠顾。
有言道：“读书知短，识人知长。”
在阅读《沧浪之水》中间，我也曾存有这样疑问：作者是否不应该将作品中一切生活境遇，如：同学、朋友、同事；恋人、爱人、情人；家庭、单位、社会等诸多情理和道德上的因果结局，都演变成了被赤裸裸权势佐佑和操纵的“奴婢”“玩偶”样式。而且，作品中，像是传统观念、社会伦理、人性觉悟和自然本能的冲动，以及伴随正面教育而来的抵抗力量，确乎已经没有了影子和位置。如此绝对化，确乎有失常情和事理的真实。之所以说其“失真”，因为，任何一种社会如果事实上完全如书所绘，近乎清一色的“权钱专横”“利欲熏心”“矫柔造作”“卑躬屈膝”……那么，类似这样一种社会也不失为另一类型单纯，也就不会有历史和社会上，在如些复杂多样的抵毁或颂扬、压制或抗争以及希望、失望或痛定思痛之后，依然不曾泯灭的理想追求和希望憧憬了。　　
《沧浪之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社会之中，也可说是其“上层建筑”领域中“官”文化的深层剖析和演义。如同《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是针对一定时期内中国社会风貌的艺术写真和辛辣讽刺。中国社会进步及其文明程度提高，正应由这样“正视、反思、洗心革面”来开始、来探究、来推动。
（摘抄自2002年6月3日之日记，首发2003-04-13 10:52:52《另一种存在》[西祠胡同]。2014年5月整。2015年5月和10月修于济南。）

克谐

【读书杂谈笔录】……第五章闲谈易中天先生“品”文

丙戌年（2006）春节后不久，一日偶然于午夜中央台《百家讲坛》中，看到一期易中天先生的讲座。至于当时讲座内容，究竟是谈刘邦还是论曹操，眼下已经记不真切了。总之，从那以后，只要有机会，或中午或深夜间断聆听过几次易中天先生的讲座。
半个月前，于护城河边散步，滞步老东门桥头书摊旁，一小贩正在极力向路人推销翻版书籍：“买一本吧，最畅销的啊！易中天品三国，全套的，收摊了，二十块钱一本！”
《易中天品读中国书系》（东方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一书，16开本足有5厘米厚，拿到手上却没有外观感觉的分量，而打开书本，仅是大致浏览了一下目录，便把此书买了回来。大概不满两周时间，这本厚书基本翻了一遍，此刻还在床头边放着，中午或夜晚于休息前，总爱再看上几眼。
今晚散步，又来到老东门桥头。常去的几个书摊，于醒目处放着的多是易中天先生文集，而其版本类别不下三四种，且书名虽不雷同，当翻阅内容后，自觉大体一致，左右离不开一个“品”字。由此，也着实令我感慨，而今市场化经济浪潮的迅猛与强劲，正所谓“利益所在，趋之若鹜”。
也就是在近一周之内，我于报刊、网络和电视上略加留意了一下针对易中天现象的传媒评价。这其中引人深思的是，已有作家和文人们站出来，开始贬斥易中天先生把传统文化庸俗化了。
面对当下谴责易中天先生的声音，抛却华夏大地惯常有“文人相轻”的痼疾，我自己禁不住暗自探究舆论界出现如此回应的依据及其理由。仅以我聆听讲座和阅读盗版书籍的亲身感受，单从直觉上对于易中天先生“品”文中的观点和看法，尤其是关于诸如刘邦、项羽、曹操、刘备、诸葛亮、雍正等帝王将相的言论评语，显而易见的易中天先生说辞不仅异于传统文史的表述，甚至不同于戏曲影视的宣扬格调，反而是倾注了诸多个性化理解、情趣和智谋，尤其偏于“天人合一”之类的武断、臆想和张扬；同时，也不难看出，从演讲到著述，作者始终持有一种宽容、平和、风趣的态度，确乎为历来正襟危坐、满口仁义道德的名流权重者，所不齿，所避讳，甚或就是刻意敬而远之吧。
鸟瞰时下街头巷尾书摊上的易中天现象，极容易让人们联想起近些年来曾有过的“余秋雨”和“王小波”书潮。不过，一旦大致读过其三者思想性文章字句之后，却也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确乎存在着很大差距和明显不同。王小波死后扬名的事实，每每让人读其人其书而生发出来“奇人奇书、望尘莫及”的喟叹。若对比余先生的文笔书怀，在易先生的品文中，尽管没有飘洋过海的刻意历练，而挥洒出来的却是汉文化的雄性风范和世间文化大同的气度与情调。
读罢《易中天品读中国书系》，我自己曾有过这样一段笔记：“近几日天气热甚，间断的大雨使空气愈发潮湿闷热。入秋已有周余，所谓‘秋老虎’正当其时。易中天《品三国》能于当下中国畅销，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现象，而是对于近年来中国极端怪诞文化的反拨。其中，对诸多反派历史人物，尤其涉及开国元勋的议论，貌似评史论事，实际是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分析、沉思和引领。易中天书中议论的许多达官贵人，尤其是帝王将相的故事，甚至就是一般平民百姓都不愿意再去正视的客观现象和生活事实。这一切也正是其作品让人震惊、懵懂而又耐人寻味的所在……”。
虽说我自己是通过央视《百家讲谈》中品评汉代众生相的节目，而结识了易中天先生，但是，直到今天让我依然再三翻阅易先生文集的理由，已不仅是书中“品三国”“说帝王”的艺术魅力，而是其中对于中国民俗、城市文化以及民族心态/心理的揭示与剖析了。另外，在易先生文集中确实涉及到许多讲坛之外的社会话题，而针对这样一些社会事象的关注、感慨和评说，单从字词话语腔调上所给予人们的直接印象，也确实不仅仅是“俗”，而且是真格的“庸俗”了。不过，正由于其庸俗的契合时尚（如：闲、闲话、段子和荤段子等），所以说，即便今天这些敏感话题和文化现象，不能被当成严肃课题加以研究和论述，那么，未来人们也必将会对这一时期存有的文化现象，展开一系列的历史分析和客观评判。
毋庸讳言，通常在一般性“猝读”或是“浏览”样阅读之中，对于一部书及其作者的思想倾诉和文风格调，只能是产生大致上的印象，而形成的也只会是一种粗放型轮廓。所以说，无论是谁若企图通过读书思学而达到“研究一个文化人或某种文化现象”的境界高度，那么，就不仅要精致严谨地读其书其人，而且更需有诸多背景资料的辅佐。
近来，晚饭后散步，偶遇一好友，路旁闲聊中我对他说：“买套正版的易中天文集看看吧，对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生活的描述和分析，就特别值得一读。”
（2006年8月17日夜草，2014年3月3日整于济南。）

语哲

逐楼浏览，有独特见地，值得一读。散了一些，条理上可以更系统一点的。

克谐

[quote][size=2][url=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id=421187&ptid=63846][color=#999999]语哲 发表于 2015-10-29 16:19[/color][/url][/size]
逐楼浏览，有独特见地，值得一读。散了一些，条理上可以更系统一点的。[/quote]

谢谢！确实过于啰嗦些，一直感慨：语言落后思想，而文字更不容易表达清楚言语内涵。“晦涩、拗口”是我一直摸索修正的毛病。力求再接再厉吧:handshake

李听圃

很不错的杂谈。关注下文。

克谐

【读书杂谈笔录】……第六章也谈“媚俗”和昆德拉的“轻”

知道这是一个不好论说的话题，但《另一种存在》的网友们既然老话重提，也只好强打精神，先祭起“孤陋寡闻”大旗出来，然后勇往直前地畅所欲言了。
想当初，朋友在送我的那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著，韩少功、韩刚翻译，作家出版社，1994年9月1版[5]）一书之际，并提到他自己在阅读中遇到了两个难题/难点：一个是书中频繁出现的“轻”字，在内涵上颇为玄妙难解；再者，也就是那个“媚俗”问题了。
针对中文“媚俗”一词的组合，仅仅望文生义，就可以理解为：“对堪称‘俗’的行为样式，给予献媚、讨好和迎合。”但是，又因为单就“媚”“俗”这样两个中文字词而言，在一般生活观念中它们更贴近贬义，所以，凡生活中谈及“媚俗”时，毋庸讳言，一般人最容易即刻联想到“追腥逐臭”“赶时髦”“拍马屁”“跟风”等这样一层意思上面。
昆德拉名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创作本意，特别在其书中一些关键性词汇上面，作者的真实寓意究竟何在呢？对此问题，我自己以往是无从了解的，近来也只是在阅读国内出版的此书之中，尤其是于翻译过来的“附录”里面，通过译者援引昆德拉《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的讲话摘录，从中看到昆德拉有这样的一段谈话：
“……一位伟大的小说家，维也纳人布洛克写下了这么句至理名言：‘现代小说英勇地与媚俗的潮流（tideofkitsch）抗争，最终被淹灭了。’
kitsch这个字源于上世纪中之德国。它描述不择手段去讨好大多数的心态和做法。既然想要讨好，当然得确认大家喜欢听什么，然后再把自己放到那个既定的模式思潮之中。kitsch就是把这种有既定模式的愚昧，用美丽的语言和感情把它乔装打扮。甚至连自己都会为这种平庸的思想和感情洒泪。
……为了讨好大众，引人注目，大众传媒的‘美学’必然要跟kitsch同流。……今日之现代主义（通俗的用法称为‘新潮’）已经融会与大众传媒的洪流之中。所谓‘新潮’就得竭力地赶时髦，比任何人更卖力地迎合既定的思维模式。现代主义套上了媚俗的外衣，这件外衣就是kitsch。”
上述话语，原本是昆德拉在一次文学颁奖仪式上，针对小说发展历史和文学现状发表得非常有个性的体会、见解和理论学说。然而，像这样一种认识之所以能在中国得到极大反响，我自己觉得，它是和七、八十年代以至于今，类似琼瑶、金庸等一类的言情、武侠、玄虚小说，通过影视等大众媒体化张扬，在国内文化市场和社会生活中泛滥成灾的景观，存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或说是一种因果关系吧。韩少功先生在其译书《前言》中，结合昆德拉的小说内容，又有这样阐述：
“什么是媚俗呢？昆德拉同样借萨宾娜的思索表达了他的看法。只要留心公众的存在，就免不了媚俗。不管我们鄙视与否，媚俗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在国内上述版本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间，伴随着对“媚俗”是由人性化和社会化而来的必然现实之省悟，作者和译者都显出了对“媚俗”的无可奈何，并给予了其实无所谓褒贬，而是近乎“揭发”“坦露”式的中性化解说而已。当译者把这一由文学故事引出来的社会话题，进而引申向了哲学思辨式茫然和玄虚之中之时刻，也正是在这里又和小说标题中那个“轻”的概念意义结合在一起。
“昆德拉由政治走向哲学，由强权批判走向了人性批判，从捷克走向了人类，从现实走向了永恒，面对着一个超政治超时空的而又无法最终消灭的敌人，面对着象玫瑰花一样开放的癌细胞，面对着象百合花一样升起的抽水马桶，面对着善与恶两极的同位合一。这种沉重的抗击在有所着落的同时就无所着落，变成了不能承受的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译者语，《前言》p7。）
事实上，仅凭直觉而言，社会公众的生活景象确乎真的好像昆德拉借福楼拜思想讲得那样：“科技昌明、社会进步并没有消灭愚昧，愚昧反而跟随社会进步一起成长。”如果，这样一个结论，确乎就是来自“媚俗”的现实。那么像这样一种伴随社会进步而相关愚昧形式变化的看法，在我看来，其无疑是一种错觉和反动，而且是极端保守、偏执和错误的认识。因为，其错误就在于没有看到科技昌明在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生活工具条件下的教育手段、知识普及和社会开明等方面上的速度、程度和广度。事实上，在一个相对历史而言较短的时间内（近百年），人类整体平均智力水平所能达到的经济能力、生活质量和人文进步，毋庸置疑地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飞跃。但是，这里面的问题之在于，飞跃后的现阶段生活水平和社会景观，较古代某些社会阶层，甚至那些古今圣哲贤达们所理想或幻想的文明高度和人文景象，确实是有所背离和有较大差距而已。
文学，也可简单地以流行小说来代替，其在西方（欧洲）有着比中国更为悠久的历史，且不言他们传统意义上的教会、宗主和权贵等就有资助著述或自费出版或于报纸及舞台上宣扬文学的社会效果如何，单单就他们乐于在家庭或时尚沙龙上诵读、宣讲、闲谈和欣赏艺术作品的生活方式，并且依此作为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休闲、娱乐性生活格调和日常习惯……如此模样的社会风气、生活方式和交际内容，其在西方人群中相关与个人素质、文化修养和社会环境优化上的成绩、价值和意义，对比中国千百年来一贯只是在家教、私塾和“学而优则仕”压力下十分狭隘的知识学习以及多于行酒、狎妓、壮胆般“对诗填词”样式的社会娱乐而言，确乎非常值得我们心平气和地去比较和反思，并进而尝试一种生活习性上“移风易俗”式革新，或言“文化革命”。
何谓小说？如何看待现代小说？小说创作目的和社会意义何在呢？其实，对于这样一些问题，即便在今天都仍然值得在国内文学领域中大胆细致地探讨和深入浅出地研究，并应鼓励更多一些，在品种、类型或体裁上，具有创新内容的作品不断涌现出来。
归根到底，忙里偷闲地胡诌出来这样一篇文字。究其目的，对于常来《另一种存在》浏览的人士们，不难判定其不过又是“克谐”式自圆其说罢了。事实上，也的确不过如此而已。
（2004年8月为迎合《另一种存在》网站上关于昆德拉小说的讨论而作。2014年11月整。2015年10月修于济南。）

克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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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谈笔录】……第七章重温鲁迅先生的书

1993年3月22日周一　　
下午到图书馆，借阅鲁迅作品。
晚读《花边文学》，就目前所读文章来看，多属评论、随感、时论等所谓杂文。其中第75页《正是时候》一篇勾起我泛泛思索，所谓“小家子弟”奔小康的生活心理、“旧家子弟”安祖业的聊赖心情，对现今人物，包括我自己都颇有借鉴。　　
鲁迅先生文章的犀利，得益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时机，而且当时白话文作为社会“新生事物”，业已成为一种有影响的势力；更加之作者的敏感和预见，故使其形成了独特的前世所未见的“短剑”文风。除此以外，真正细致地分析文章内容，不难发现其在思想性上的进步意义，大大超越了其文词、语句的“华美”和通俗。而这里的“通俗”，不仅是指行文“口语化”问题，而是在评论中确乎少了些“宽容”，即在语气和措辞上，本应该是更加审慎和严谨些才好。　　
恩格斯评判歌德是一个伟大诗人和德国庸俗小市民的结合物。其实这种结合物，无论其社会意义上的文艺成就和事业功绩如何，其本身在作为一个个人的生活姿态和做人态度上面，对于广大民众而言，确乎应该是容易并愿意去接纳才对。诗人、作家、画家等艺术工作者，其在创作艺术品的辛苦劳动中，它不仅仅是通过优美作品来显现其卓越才华，进而愉悦自己和大众的心灵，并且也是通过其自身的生活形象和生活内容，来引导大众并成为人们追求思想灵魂与现实生活之间能够和谐统一起来的楷模。

1993年3月25日周四　　
晚读毕《花边文学》。复阅上面日记，对于其中没能言明的意思，依旧认同之；对于《花边文学》在思想内容上表现出来的不确切性，也尚能理解和接受。　　
一个文字写作者，应能够使用各种文学体裁，来服务于自己意欲表达的宗旨。就是说，除了文评/批评家所要求的一个作者必须应有的文艺姿态和某些场合的特殊需要外，其作品的力量应尽可能地用在提高大众文化水平、生活观念和生存信心的上面；尽可能让社会宣扬真、善、美的实在，并往使生活向着弃恶扬善之势力占据上风的方向努力。　　
关于文学批评，自读《别林斯基选集》后一直较为关注，但这种工作在针对社会之中具有影响力、切中时弊、寓意深刻、思想犀利的作品或历史上一些佳作时，能否笼统化和想当然地去评判哪？虽说任何真正的作家，其对自己作品都不乏自以为是的想象和判断，但在文学批评中，需要更多的是提供作品之想象及其判断的真实依据，并给予远见式预言。当社会发展与文评家的判断背道而驰，甚或证明其预判是错误之际，其文评者甚至那个作品创建者，就应该公开承认这种错误，以防止进一步贻误读者和民众。愈是时代伟大的人物，其语言和行为，尤其是公开化的社会行为，必须充分考虑到大众的利益和可能会引起的不良影响。但是，这种考虑决不能成为压制人言，而其本质却是引向蒙蔽、欺骗、弄虚作假等伪善伎俩的口实。鲁迅先生的不足之处，正如前人审慎地指出的在于“四面树敌”。近来，读习“鲁迅全集补遗”和“花边文学”时，也感到先生针对有些文字和现象，所展开的谴责、嘲讽和臆断，的确过于轻率了！　　
时常在想如何修改语言文字的问题。除了句读、标点、词语用法之外，针对每一句话，首先应明确的是其“着眼点”究竟在何处。在鲁迅先生作品中，看到针对古人一句话的三种不同表达方式：
1、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
2、有犬，死奔马之下。
3、有奔马，践死一犬。　　
其实，就上面“奔马犬死”这一事实，观三种记述形式，就因为着眼点/立足点上不同，所以造成了行文上的差别。而且，这样差别在读者心理上，也会有微妙的作用和影响。
第一句话，着眼于“马”，马是被叙述的主角。可能因为它是某人爱物，突然惊走，才有了上述的情景和后果。用文得当，重点突出，要言不繁。
第二句，主角是“犬”，故情况类似第一句，但一个“死”字照应于前，勾引起对犬的怜悯之情。
第三句，颇感平和，一看就知道是在讲述一件事实，对马和犬一视同仁，在语言感情上觉察不出偏向和好恶。故简洁明了。　　
平时写文章中，遇到过许多类似上述的情况，如果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在书写中有所注意。这对于提高写作质量和文字水平，是很有裨益的。　　
学习鲁迅先生，应学他的创作胆量、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简练的文字表达能力。

1993年3月30日 周二　　
上周日去农村老家。仅从起居环境和饮食情况上简单对比，这“城乡差别”的距离，颇令人心寒。回来后，心情格外抑郁。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上的东西，还是自己生活前景和今后努力方向。
如何才能著书立说？书写日记十余年，时到今日，头脑中虽也有文章体裁和结构筹划，也有资料搜集和知识积累，但真正决意写作一篇立意及叙述均能得当的文章时，依旧感到无从下笔、困难重重。然而，当自我内心因有无名苦恼与烦厌唆使着，或读书学习中被某种真情实感迫使着，再去挥洒与倾诉时刻，却能写出来一些行文大致得当，而读来也还自然的东西。不过，这样“文章”的缺陷，在于零乱、浅显，仿若蜻蜓点水，一般论说不深刻、不全面和不系统。如何使这样一种心得、随笔或说情绪化的东西，转为实用“有为”的文体，尚需在表达方法方式上去着力探索和思考。
近来围绕鲁迅先生作品所进行的文学指导性探讨，其目的在于通过这种学习和透视，衡量中国这块土地，于文学上需要何样的“德、才、学、识”，才可以有所出路。
其实，自己之所以不容易被人理解，就在于外观庸常恬淡的生活中，内存有一种“不安分”“不搭界”，甚至就是难与旁人沟通的狂想和妄作吧。

1993年3月31日 周三　　
晚读《鲁迅作品教学问答》（秦亢宗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成都）。该书对鲁迅先生凡有影响作品，均一一详论之。其论述是颇有见底的，但其认识仍为一种单层面的分析与阐发。
《纪念刘和珍君》是高中课本中颇须用力学习的文章，那句“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话，在我耳鼓，甚或在笔端下，不知道已经重复过多少次了。今日读其文，重温其事件因由和过程，依然惊叹哀痛之极！
鲁迅先生所言：“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交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鲁迅先生上述的言谈话语，道出了仿佛自清朝覆灭后，中国过去和现在都无法抗拒的某种类型的因果宿命。
缘于何故要四处搜罗鲁迅先生作品来读呢？其实对此，我内心一直很茫然，自己也说不出来个究竟。但今夜之读，却切实地感受到何谓思想和认识能够给人启发、教育和引导的力量。
回顾历史进程，都不难发现这样一种事实：“社会事件/事变有惊人相似的一面”。若在这样一种社会现实中，再去求生存、求发展、求创造，必须要懂得借鉴历史教训，尤其里面活生生的血的教训。唯如此，才能抓住事物变化的本质所在，有的放矢地指出和解决根本上的问题；才能促进和带动社会实质性的进步，而非遮遮掩掩、虚大于实的苟延残喘。
一个人物，如鲁迅先生，在对其一生不同时期与不同人物事件之间的文字交流和记述研究中，结合时代背景，特别是历史事件，我们（尤其那些有意到社会中去“立言厉行”者）可从中学习、了解和觉悟到社会斗争的复杂性，尤其是人性的杂芜、才能的玄虚及其作为的限度，再就是名利权势的短长与得失。其实，能够明白并正确看待这一切，才可以借此来调整、校准自我努力的方位，寻到一个令身心平衡和心安理得的所在，而非总抱着“难得糊涂”般的轻狂去走南闯北，却又始终说不清楚自我为何有成、又为何成毁，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堕落成了“盲目、妄言、妄行”，即不利己也不利人式的人或“人物”。

1993年4月1日 周四 暖　　
晚，读《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今日《齐鲁晚报》有言，伊朗落一陨石，重达22公斤。

1993年4月2日　周五　　
一夜春风后，晨起惊讶地看到，除了桃花落英缤纷和丁香花饱满溢香外，昨晚尚且白毛稚幼的杨树叶，此刻已经绽开成型了，而那清亮碧绿的色 ，着实让人心爱！
一切事物，包括人，且不论其生命本质意义上如何，仅从外表上看，并非都是一点一滴慢慢腾腾地长大的。如同这春天的杨树，时逢佳境，一鼓作气，仿佛就在这一瞬之间，长大了许多，强壮了许多。这种变化，虽非质上的突变，但从其本身而言，到也胜过那突变哩！
读鲁迅作品，沉思其议论话题及其论说的口气和语调。于此，不得不感慨，那时的社会尚能容许先生撰文生存，仅这样一种事实到也可以作为民主、自由和文明社会的象征。
近读鲁迅先生文章，收益颇深，特别在艺术思想、文学作为和社会认知能力上，确实有所提高和颖悟。中国的反封建斗争，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政治上，都需要比其它国家走更长的路。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位思想者来说，都不是什么创见和发现，只须有历史知识和清醒头脑就行。所以，本世纪五十年代后，人们对社会主义体制的盲目乐观，更尤其对领袖人物的神圣化……这不得不让人怀疑：“究竟是民众愚笨？还是领导者们故意在那儿恶作剧？”
在一个有悠长历史文化构成的社会中，如果没有强劲有力的思想，去震撼，并根植于民众的心灵，并依赖于此来匡正和实现社会文明的气象改造。那么，旧有传统惰性的思维，就会趁机来占据各个阵地，使其社会难以摆脱周而复始的可悲亦可怜的文化宿命。中国的社会变革，的确如同许许多多志士仁人指出那样：“需要一个真正通晓国民性的中国人，来承担起历史责任和民族命运。”

1993年4月3日 周六 天气转冷 气温0-9度　　
晚观电视。人大闭幕不过周余，但在这周末的中央和地方台上，均出现了急于繁荣文艺的景象。由此，仿佛感到了“文艺开禁”的轻快氛围。虽深知目前的经济和政治形势都不容许乐观，但此春之中国，在文学艺术上无疑已处于近年来最低潮之中，也由此确乎可以看到新作品脱颖而出的最佳时机。所谓“机不可失”，决非一相情愿的胡言乱语。
今日中国，如果公开倡导对“自由”的追求，一般人会顾虑那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但若公开宣扬“自尊、自爱、自觉、自救”的话，到也容易被人们接受。
当一个人，在其孜孜以求的事业上，切实感到一种似乎已经无法再承受的沉重及其痛苦压力时，咬紧牙关再进一步，可能就是事业有成的最明智而关键一举。如同攀登泰山十八盘或黄山天竹峰，即将达顶点时，也是最常感疲惫、沮丧和苦痛的时刻；又如万米长跑，真正艰难的时刻，并不在最后冲刺，而是在前面三千米、五千米甚至九千米的拐点上，一个人意志力是否够坚强、是否有毅力和耐心、是否有勇气和信念？在此，个人素质诚然十分重要，但若能使其素质和理想达到和谐的境地，唯拥有了经验认知后的坚定和理念成熟的信心，才会有不断的成功，也才可能具备了传授有效技能的本领。

1993年4月4日 周日　　
日续读鲁迅“书简”。本欲下周还书，但在读思之间，愈发见得文学界里面经常会发生的一些人情世故。
鲁迅所处的时代，单就汉字形态讲，在中国广大民众当中，能够自由自觉去阅读的人或人群，其实很少的。而在这其间，真能释文解字者，大概除了学生和教员外，再者就是忙活“案牍”或纵横“官场”的缙绅仕宦了吧。如同今天一样，在读书、看报、撰文的人或人群当中，纯粹为了“养性修行”或“借文字繁荣社会文艺”者少之又少，而更多的不过是娱乐感官、聊赖时光或与时俱进而已。
鲁迅先生创作小说，主要集中在1918—1926年间，也就是“五四运动”到“四•一二”政局变换，这样一个不到十年的时间段里。当时作者的年龄，在37-45岁。从该“书简”中可知，在1930年左右，不断有编辑向鲁迅先生讨要小说稿件，但先生一再言，小说是需要有生活的。与此同时，先生的工作完全转入时事评论、人文轶事、古籍编诠、结集成册之中。在已读过的先生书信、杂文和小说中，可以看得出来：对于千余年来，封建专制烙刻在民族精神和行为个性上的那种虚伪、猥琐和残忍的“劣根”性，鲁迅先生悟得很深，参得也很透。正因如此，在其文学实践中，对于周围的文人墨客们，在种种所谓“知识行为”之中，所暴露出来类似“劣根”的做派而不自省的诸多事实，鲁迅先生不单是深恶痛绝，而且给予深刻揭露不懈，甚至是拒不姑息迁就的。然而，中国究竟应确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体制/制度？人类社会究竟应有一副什么样的生活画面？像这样一些“理想国”式的哲学、政治和艺术上的构造与描绘，在鲁迅先生那里是不明确的。所以，先生一再告知年轻人，要永远寄希望于未来，要相信“走得人多了就会踩出一条新路出来”。而于此心境之下，他自己却兢兢业业于努力让国人能够真实贴切地认识这个世界，去认识自己民族的真实历史和社会现状。
在与世界范围文化的比较中，鲁迅先生偏重于宣传和介绍德国和日本的知识文化，或讲他们的那种文化取向，但也热衷于对当时国际艺术领域中进步文化的引进与颂扬。事实上，关于这其中的因果关系，不应单从鲁迅先生自身留学经历及其所受文化熏陶上面，来分析与研究。日本在亚洲的进步背景和地理位置，德国在欧洲近百余年来，由其自身整体落后，再到经济、文化与综合国力的彻底扭转，都的确值得中国去比对和借鉴。
关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伟人、大家和名士们，作为后人无论对他们抱有何样希望、企盼和想象，甚或有怎样的亵渎言语和不敬行为，而且其后来者，即使就是有失“理性批判”水准的极其浮躁的言谈或行举，但若其姿态和作为，真能激励并带来了社会文明进步的理念和追求。那么，于九泉之下的圣人、先哲和烈士们，既不会因此再遭人间地狱般的煎熬，也不会因此去纠缠、报复或报应后人，但他们更可能会露着天使般的微笑，在天国迎接新世纪一个又一个开拓者，即那些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勇士吧。
（此文为日记摘抄，曾多次在不同网站论坛转发，2015年11月3日重整于济南。）

克谐

[i=s] 本帖最后由 克谐 于 2015-11-3 10:01 编辑 [/i]

【读书杂谈笔录】……第八章由郭沫若、歌德看“存在与创作”

近读郭沫若先生文章，未料想从中却解开了数年来在文艺思考上关于艺术理想和个人生存的一个矛盾症结。　　
“献身艺术者经常难以避免苍白而痛楚的一生。”此类认识，曾是我自己十年前最痛心、伤感和困惑的事情，也由此引发了对文艺创作的爱和恨，既轻蔑之，而又痛惜之。
在郭沫若先生生平中，尤其是处于1924—1926年国情之下，就在作者后来关于其思想认识和创作方向为何转变的自白中，尤能深悟艺术创作者所谓“理性生活与思想实践要和谐与统一”的真实所在。
于大学期间，读哥德作品，自觉其人物在思想与行为上的脱节，甚不合乎中国传统“忠孝节义”的道德标准。今观当代文人大家郭沫若，就我自己目前所了解与认识水平上，若与歌德相较，单就思想深刻性和艺术成就上其有许多不如哥德处，但就两者处世态度和行为作派上，后来者甚至更加过分了。　　
毋庸置疑，郭沫若先生思想与行为的转变，的确顺应了时代要求，足以堪称“明察秋毫”了，尤其是其转变的完全彻底而立场鲜明，又总能在最恰当时分，草成文字，喧嚣于世……如此敏感、预见和果敢之作为，不得不让人为之惊奇。
眼下，读阅郭沫若先生资料文章之际，另外的一个收获就是更进一步了解到冯友兰先生和朱光潜先生的一些生平故事，也从另一个侧面透析知识分子在政治风云中的方向抉择和命运色 。　　
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对于现行政体及其政治教条的态度和立场，总直接关系到某一些人物的生存、发展、权势和利益。即使是在理论性文化艺术或科技经济方面的研究者，虽说对历史与未来的问题，他们一般应该被允许有各自的批判和解说，但在事实上，对于现行政治，他们经常仍需要有一种赞同表示和立场表态，否则其学术活动和日常生计也就难以维持了。　　
对于一个事物的看法，无外乎左、中、右三种态度，即支持、反对和中立（其中包含怀疑）。采取那种态度和立足哪一立场，这直接影响到艺术创作者的努力方向及其作品内涵。而任何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是决不会甘心其作品屈从于强权的需要，而附属于非心甘情愿的要求。所以，在某种政治独揽的社会激荡之中，许多真诚、率直、执著的艺术家，正是不愿意违情拗志，而被扼杀和埋没掉了。然而，艺术冲动和创作欲望，却始终会是生生不息的。于是，如何去创造出既能于现实社会中立足而又能体现较高艺术情调和价值取向的作品？像这样一类问题，也就成为艺术工作者，尤其是新的欲求出世而又富有开拓精神的艺术新人们的奋斗目标。那么，追求这种目标的艺术创作者，如果不是为了单纯出世而出世，如果不是为了单纯名利而出品，其必须要认真地去了解现实社会，尤其是时代的政治理想、思想观念以及现行管理的方法、策略和效果，同时又必须深知艺术发展规律的内容和形式……只有经历过这一层面的探索和钻研，才有可能使其创作理想和个性生存，达到某种社会普遍意义上的和谐一致。
单就一个艺术工作者而言，有创作，或说有产品摆出来，才能奢谈存在价值如何；单就一个鲜活生命而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1995年3月草。2003年首发《霍普论坛》。2015年11月重整。）

语哲

有感而发，关键在“感”。有信息，有观点，也有见地，值得品读借鉴。继续！

克谐

[i=s] 本帖最后由 克谐 于 2015-11-4 16:36 编辑 [/i]

【读书杂谈笔录】……第九章闲谈“改革前文艺名家文集及其它”

　　闲暇之际，再读《雨果传》，历历数万言，唯该书作者（法)安德烈•莫洛亚评述的“作品充分表现了雨果一生性格中的各个方面及其冲突和矛盾……”话语，着实令我沉思，回味了许久！
　　近读老舍先生两本书，一是三十年代初，依据其教学“讲义”而编纂的《文学概论》；另外，则是建国初年其杂文辑本《福星集》。如果说，前一本书能够引起人们对文学的愉悦和快感，进而激发世人对艺术的崇敬和追求。那么，后一本书就不能单纯视为一个“智者名人”的话语，而不过是一个特殊时代限定下，一位社会名人存留下来的“有说教之嫌和政治性妄谈之疑”的御用文字。
　　老舍先生一生，作品丰富，荣誉满宇，但其生命的结局则是一个死结。直到今天，人们若能够深究其矛盾、其言不由衷、其创作之谈、其生命之途中的成败得失和是非因果。像这种探讨对于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于那些崇尚文化并热求艺术生活的人们，都是极其意味悠长，且极富警世醒人的范例。毋庸置疑的是这样一个范例，尤其富有中国特色，也是中国一个时代具有代表性人物的缩影，其对于当下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和未来前景，更具有非凡的价值和意义。
老舍先生在《文学概论》中，于其畅谈创作体会之间，所谓“深入浅出去述说”“设身处地去感受”的体察与论述，都应是最精辟、最透彻的艺术见底。就我自己而言，曾经于高中教材学习中，初识这一思想，随即铭刻于心，也由此成为老舍先生作品的热衷者。但是，当了解到作者的一生，尤其读罢《福星集》之后，却禁不住于沉思之间，引发出颇多揣摩和诸多抑郁。
今日，闲暇研读《雨果传》之际，于国外文艺著述中，仿佛瞬间觉察到：所谓一个人的品德言行，或说某些名人大家之所以一生之中存有诸多矛盾问题和现象，必定是其个性环境、人生经历中的地位及其作为之间相互作用和彼此影响的结果。由此种省醒，进而也可以冷静地看待老舍先生其人其书和其事其疑。

　　以往在看电影、电视之际，尤其是在一些建国前后的国内纪录片之间，经常于伟人名流身旁看到一位鬓须长髯的老者。读习近代史，约略知道此人正是一九三六年“七君子案”中的沈钧儒先生。
闲来无事，偶到图书馆看书。于书库中翻得一部诗集，名曰《寥寥集》，其诗作者正是沈钧儒老先生。因不是周末，单位阅览室里人稀寂静，故而更适宜细细读书阅人了。
通过《寥寥集》中“寥寥”诗句，进而联想沈钧儒先生所经历的中国社会史事，从中不难诱发出来诸多慷慨、哀痛和悲悯的情绪……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环境、心态和情调之下，我自己凝思用心最多者，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像这位曾经公开坦言过其人其志的沈钧儒先生，置身于那样一种历史性转变时段，他又是如何来“我行我素”“清白做人”的因由及其行迹。
用其诗其文其人，诠释其事其果其史。
新中国之后，为何出现了一段“十年”的特殊时期？而那些居高位、操时事、拥权威的人物，又是如何认同和默认了仿佛“惊人相似”的历史悲哀、人性摧残和文化蹂躏呢？对于如此样式的质疑和困惑，或许人们在沈钧儒先生这部《寥寥集》中间，会有一点启发和收益吧。
历史如镜。
按说人们在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文献中，也最容易通过最平常不过的比较性思维，来看清楚现时代的事件、人物及其作品之所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或规律性。所以，类似“我们来自何方？”“我们魂归何处？”“我们的现在和明天是否掌握在自己手中？”等困惑和疑问，即便它们不算是特别通俗的问题，但这一切却应是一个投身文化艺术建设者不应去回避的话题。在沈钧儒先生一本《寥寥集》中，对于此类问题和话题确乎是昭然若揭了。在我看来，《寥寥集》旨在告诉人们，当社会、民族、民众、民心动荡起伏不定之际，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社会活动家、一个敏感的诗人其言行作为所能够达到的真实程度。于此，我也禁不住疑问：在人生中，一个人思想与行为之间的差距，究竟“遥若星空”抑或“天涯咫尺”呢？

　 关于《燕山夜话》一书，初知其名还是在中学时代，就在那会儿“备战高考”中间，略晓得《燕山夜话》曾被国内舆论界定性为“大毒草”。但是，大约相隔十年之后，我才有机会读到了《燕山夜话》的原文全篇。于是，读罢全书之后，却不免扪心自问：“对《燕山夜话》究竟是何感受呢？”
其实，单凭直觉和印象而言，《燕山夜话》中文章，大体上像是针对当时国内文化生活、社会话题以及文物考据之类的漫谈和随笔，又因其在话题内容上，颇为零落、散漫而不甚系统，加之措辞无烈激、立论无强言。所以，在我感觉上较为平淡、静谧，虽不乏好感，但也因这些缘故，读过也就读过了，并未遗留下多少深刻印记。

　　近来，数月之间，尤多读了一些解放初年新中国再版或新版的古今名人名作。单是涉及那一时代的名家名作中，在立场派别上所谓“右”或“左”的作者均有。于读时和其后的思考中，虽都不乏认知上的沟通和赞许，但在总体印象上，却是不甚愉快的。在这样一些作品中，长于政论的人，极其演绎、武断并彰显“权威”之能势，强人所难、横加责备；长于知识的人，拘泥、玩味于古文化的雅致和深奥，漫待了现实和群众的热情与需要；而长于才智、明哲的人，审时度势之间，一般却都流于附会、随嘻和隐言了。于此种状态之下，那些惯常在思想界、文化界、艺术界等所谓“精神文化建设领域”的耕耘者，同样像是于一种自觉或不自觉情态之下，随波逐流其间，怂恿且营造了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幕幕一桩桩悲剧故事发生的大环境和异样氛围，并直接或间接地让人性中愚昧、落后、盲目、野蛮、狂妄的德行，更加肆无忌惮地横扫华夏大地，并使所谓刚刚已经推翻了“三座大山”不久的炎黄儿女，却又一个个瘦其身、竭其精、劳其神并束其行，煎熬于灵与肉、虚假与真实的怀疑和否定的痛苦煎熬之中。
“真、善、美；假、恶、丑”是非颠倒横行到何时？人们在对照历史与现代生活的思索中，应重新确立信仰、观念和行动，尽快选择并起步走向民族及个性自我不断反思省醒后的新未来。

上述文字原本散落于日记或平时读书随手书写的纸片上。近来，才将其规整后，或部分或一体张贴于某论坛上。期间，一位网友曾给我留言，说是“你可以把文章转发到多个论坛上去……”。
　　一位素昧平生的网友为什么要对我说这话呢？因为直到今天我上网贴文也不过半年多一点的时间，但也只是到了今天，论坛中对我反对或和赞同的回应，才都逐渐多了起来。在最初上网时，那种“落叶无声”“空阔寂寥”般“网游”经历，确实令人困苦难捱，却又欲罢不能。上述的那位网友可能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一再鼓励我坚持走下去，继续进行多方面的尝试。
　　其实，无论是在年龄、工作还是经历上，即使我个人不把自己当成上网中的“另类”，但在许多论坛中，都十分明显地看到我的文章不那么容易被他人理解和接受的事实。究其原因，我自己分析，或许是因为我所关注的话题一般难登“大雅之堂”，尤其是和主流文化不十分合拍；另外，就是行文之中有许多想法、看法和思路，甚至就连我自己也不过是模棱两可而已。所以，现实结果只能是自言自语、惨淡经营，并且一直像处于泥泞中，“失魂落魄”般苦苦挣扎和艰难自救。
　　之所以在本文中提及个人网络心路，是因为近来完全没有了最初上网的热情。尽管想说的和想写的东西不少，却开始自疑：“像这样一种肆无忌惮的一意孤行有何意义？”
　　每一次遇到一些网络论坛邀请我作“斑竹”，即刻都会让我联想到最初承担此类责任时的种种苦衷和尴尬滋味，但源于内心一份爱好和书写习惯，也乐于接受挑战。随后，经常是大致看一下论坛版面内容，力求能迎合建版主旨，再贴出一些尽可能与之和谐的东西。

本篇读书感受性文字，其书写时间大概集中在1997年前后。
我的少年时代正处于文化革命时期，而且在城市里亲眼目睹过一些十分残忍的打击、揪斗和批判等场合。因此，一直以来总想弄清楚：那时候人们于言语行举上的疯狂和残酷究竟缘于何因？而且，那样一种状态与现今国内城乡文化现象之间是否存有必然联系？另外，面对时下社会中公开谴责或危机四伏的一些不良现象和棘手问题，我自己觉得，其中很大因素正是由于针对国内改革开放前的诸多不良社会现象和问题，尚且没有给予客观、科学、积极态度的反思、研究和批判的恶果，而非一般人坚持以为只是经济或政治改革的副产品。
论语上曾记载，有人问孔子关于人在死后的事情，孔子回答道：“不知生焉知死！”
是的，从客观事物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性而言，不敢正视“活”的现实以及一味逃避“过去”。这无论是针对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群体、一个单位、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和整个地球，均可定性为“愚蠢的近乎自戕”的行为模式，而像这样一种“掩耳盗铃”“一叶障目”“自欺欺人”的德行品质，起码单从医学生理或社会心理学上，都会非常容易地找到其“反动”而“错误”的思想根源，也更加容易地可以预见其不会有光明的未来。
综上所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日常行为中，所谓“评说”“批评”或“批判”，都不是简单的或单纯就是：今天的谁、谁、谁背叛或反戈一击了过去的谁、谁、谁之类的道德缺失或苟且妥协的故作与妄为，而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需求。如何努力去营造一种科学、客观且是宽容、流畅的评价和批评环境，也是一个人、一个集体、一个民族避免不再重复“惊人相似错误”的必须之痛和必由之路。
（2003年据日记随笔整理。2014年10月再整。2015年11月修于济南。）

克谐

【读书杂谈笔录】……第十章闲话“章学诚之校雠和评议文字”

“评论文字，抑扬工拙，道之末务。”……摘自章学诚《朱子韩文考异原本书后》

章学诚，字实斋，清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人（1738-1801年乾隆3年至嘉庆6年），主要著述《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

针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在文化特色上的贡献，有句俗语：“上古书经、汉代赋、唐宋诗词、元明曲话”。那么，在华夏大地的王朝中，“清朝”一代成就何在呢？
中学时期，为迎接高考，老师和学生们都在拼命搜罗复习资料，像各类参考书、模拟试卷以及书角旮旯中偏僻辞句自编等，都一概漫无边际地背诵和学习着。也就是在如此学习经历中，对清朝文化状况大致有了两个鲜明印象：
一是文字狱非同小可。仅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随言或就是戏语吧，即成为朝廷对于口无遮掩、污蔑主权的读书人，罗列罪名、株连九族、杀一儆百的口实。
二是“考据”风行。所谓考据，就是找出来老祖宗一本书，或是在自己撰文造句之际，凡涉及引经据典和相关“人言、事论、史实”等字词语句，都必须查明出处、时间和因由。对于这种仿佛特别严谨的学风，在我理解上，实际是“文字狱”压迫下的畸形行为和矫情故作。因为，那时博取“功名”的科举考场还存在着，学子们必须破题承股而去著书立说。为了防止说错一句话而招致杀身之祸和家破人亡的下场，所以，字字句句必知出处，话话语语须有根据。其实，在他们心里却有另一种明白：“反正我文章字句中的出处和依据，是有历史传统的；反正这依据和出处，都不是我创新或捏造的……反正避开了皇家忌讳，才能就保住了我吃饭的家伙。”是的，在中国无论姓氏名谁的历朝历代，也不管其身份是帝王将相、士大夫、学子或平民百姓，在他们一生中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花费在如何能够保住吃饭的那个“家伙”上面了，至于自我或群体于生存质量及其社会地位上，其究竟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是在“万人之下一人之上”与否，也只能任由天命或运气裁定吧。

读章学诚先生《校雠通义》（刘公纯先生标点古籍出版社1956年12月第一版本）。在未注明姓氏名谁，但应属个性言论的“出版者说明”中，指出：“该书作者倡导的校雠学派是与清朝时兴的考据学派，在文史研究、出版教育方向上，相互对立的。”
其实，关于清代考据或校雠作为，究竟是“源于时势的不得已而为之”？还是“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和自然形成”呢？对此，我不但一直疑惑不解，甚至读罢章先生此书，也没有真正弄清楚。
章学诚先生在《校雠通义》一书中，通过对他人的诸多书本进行了校雠工作之后，在其独立成篇，且并列于原作品后面的个性“自白”中，约略表明了他的校雠意图。
一方面，章先生不赞同在各种经书原创作品的字句或段落之间，再加杂上像“传”“注”式的解释文字。
二者，章先生提倡如实地校对作者原创文字与流传文本之间的异同。
第三，对于文章段落意思、文字删节以及假借虚实等词句改动与否的理解和认识上，特别是涉及到修订者的个性见解，章先生坚持都应放在经文后面，给予独立成章。
读章学诚先生上述三方面建议的出发点，旨在让读者于读习经书类思想性原创作品之际，不要只图通过浅显易懂“注解”而得来“一览无遗”的畅快，而是要在经过曲折反复、推敲分析、核对揣摩古文原创文字的努力中，去培养、获得和提高个性的认知能力和知识水平。
校雠和考据，在我感觉上都是围绕着“经书”做文章，其目的不过就是让读者准确无误地自觉学习和深入理解“圣人”之言。不难发现，在章先生整部书里面没有公开宣扬针对古文献学习应该持有的批判精神和进步要求。正因如此，《校雠通义》的作者和所有道德家一样极其明确并旗帜鲜明地指出了“评论文字、抑扬工拙、道之末务”之论断。所以，在《校雠通义》一书中，针对历史上业已有公论的文艺评述，如：刘勰《文心雕龙》和挚氏（不知何方人物）《文章志论》，在充分肯定其文学价值的同时，更强调的仅是他们独立成书的风格。

一部华夏文明史，仅仅靠崇尚“德”“才”“学”“识”的优良传统，再加上赖以“学而优则仕”的风范体制，足以使我们今天站到全世界最高处大声地呼喊：“凡别人有的，我们都曾经有过……凡别人没有的，我们还拥有许多……”
当有人“少见多怪”地呐喊和呼唤“中国从来没有文艺批评”的时候。除了刘勰朗朗上口煌煌巨著《文心雕龙》，就足以封住这些人的口舌、眼睛和耳朵之外，任何人都可以从亘古于今的书海中，随便找到一本汉文书本，大声或悄悄地告诉你/我/她/他或他们：
“你看！你看！我说没错吧，连这样一本名不见经传的册页上都充满了‘批评’的话语哩。”
（2003年8月草，2011月7日整，2014年3月修于济南。2015年11月再整。）

语哲

学习，受教。继续。

克谐

[i=s] 本帖最后由 克谐 于 2015-11-6 16:26 编辑 [/i]

【读书杂谈笔录】……第十一章从冯友兰先生到什么是哲学

什么是哲学？
哲学应是什么呢？　
粗略些看，这两个问题是一样的，细致分析，却会发现其中有所不同。　　
什么是哲学？表面意思上，是要求给“哲学”这一个概念下定义，进一层是想弄清楚于生活、学习和工作之中，经常会听到或见到的“XX哲学”“哲学XX”的话语或词句，究竟是针对一些什么玩意儿的描述、说明或理念；另外，再有一层意思，就是想了解清楚已经存有的，且名目繁多，并经常被称为这样那样“主义”的一类东西，其之所以归入哲学领域的确切内涵和思想全貌吧。　　
哲学应是什么呢？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单是从哲学角度或在用世俗眼光上，起码会有两套答题方案，甚至还会出现更多种说法和多层次意思。
简单地讲，所谓“世俗眼光”，就是在现实社会中那些喊得最响的、钦定的、所谓“公认的”，也就是舆论界大力倡导和灌输的某个别或某一种类“哲学”的模样；所谓“哲学角度”，既一般只是理论性言行，近似完全是针对“概念“给予定义式的演绎或诠释，所得出来的某种思想、认识和观念的“模样”。而像这种“模样”的思想产物，类似科研实验室内的模型，应该是客观、理性、非情绪化，甚至可以公开宣称“非既定为某一阶级服务，而是把全人类当作一个整体”，其所形成的一种思辩性“哲学”风貌。　　
大致地说，对于解答“哲学应是什么？”的人，在选择上面的两个视野或角度时，前者，是现实的、具体性的、有条件的，也就是有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的，并且是最常流于人云亦云的，亦不过就是为了表白自己是合群的“同类、聪明人、懂事人”之际，不得不展现出来的一种姿态、腔调和说法而已。那么，其后一种，可能雷同于科学与学术上所谓纯粹性、抽象性的一类事物，仿佛是没有任何负累的，仅仅是围绕“概念”，进行就事论事、见解性、个性化的一些字句排列组合吧。　　

下面，我也谈一点极其个人化，并且是非常浅显的关于“哲学”概念的理解、认识和体会。而且，我的看法，完全是围绕着本文开头的两个问题，并且又是混淆着上面两个视野和角度，仅仅是通过个人读书、学习和工作过程之间的生活体验，尽自我所能地来“实话实说”。当然，我的看法，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门外汉”，针对哲学话题，而故作“内行”的思辨及其解答。　　

关于“哲学”这一概念及其定义的学习和认识，仅凭我自己残存印象和分析(主要是回忆和反省)，究其来源，以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校教育。　　
学生时代，自“初中”设立的“政治课”，是我这一代人系统接受哲学思想的开始。的确，到了上大学之后，甚至直到今天，关于“哲学是政治课堂上的主要话题”，像这样一种理解和认知，我不但依然深信不疑，而且根本不会犹豫或含糊其辞。
事实上，在我们以往所受的学校教育中间，起码对于像我一样的理科生，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本科，也只有在政治课堂上，确乎才讲述“哲学”性的思想和认识。之所以这么说，不仅仅唯有“政治”这一门公共课本上或辅助教材里面，充斥着最多的“哲学”一词，而且其宣讲或说灌输的“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的学问，也的的确确是哲学的一个门派，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解释和说明，尤其是作为唯一的、先进的、科学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论断。就其形成、发展及其社会价值和意义上的诸多问题，无论是会说的还是会听的，也无论是个人还是人物，大概即便就是在今天，若言“唯华夏大地之上比比皆是”，亦不为过。所以，我就不班门弄斧了。　　
总之，每每想起我们这一代人，恰是通过新中国学校教育而得来的关于“哲学”性质和内涵的认知能力，我不仅即刻倍感荣幸之致，甚至早已经视其为福音和天赐了。因为，正是这样一种学习教育过程，不但给了我个人一个思变/思辨的头脑，而且还自认为，这种学校教育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给予华夏中国只知道“子曰、经释”的汉文化，输入了有治疗“愚钝”疗效的新鲜血液。通过一种学校性、普及性的“哲学概念及其内涵、外延”的宣教与灌输，起码在文化历史延绵不断的中华大地上，在那些头顶上都带着“礼仪之邦”“仁义道德”“人世间最伟大理想主义者”桂冠的平民百姓、小知识分子和贤达、圣儒、领袖们之间，总算有了一个彼此都可以大大方方，但又要小心翼翼地进行“平等、自由、公开”性对话、沟通、交流的共同话题、统一理论及其哲学基础了。
二、生活和读书。　　
因为，关于“哲学”问题的认识来源，后面还要单列一个，也是通过读书而来的。所以，为了避免雷同，这里所指的“读书”只是针对一种尚未完全明确，类似处于潜移默化之中，还没有达到“真正明白”的足以确信不疑，并敢于单凭个性觉悟、理解和认识，而去游说、宣讲、辨别及争执的认知程度。　　
在我个人以往十分单调、平庸、波澜不惊的生途中，仅是读书、学习以及生活本身，尽管也不时地强化并经常提醒着“哲学就是这个或是那个”的印象，但真正让我个人对某种“哲学”概念坚信不移、明白无误的学说或理论，的确就没有遇到过几个。　　
生活经历，如：家庭背景、出生地、学历、学位、专业、妻子、孩子以及跌过几个跟头、结交过什么名人或朋友等等，诸如此类一般对一个人都有特别重大的环境影响因素等等，不管这一切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哲学性熏陶及其结果，此处我想暂且跳过这个门槛，先不去提及它们了，下面单纯讲一讲其中“读书”的影响力。　　
通过眼睛和脑子读习和了解哲学，其面对的就是一些所谓“研讨哲学话题”的媒介物，它们大致散在于书籍、报刊、杂志、网页和研讨会或课堂上。除外学校教育和我自己业余曾经阅读过一些类似作品，近一年，特别喜欢经常到“哲学类”网站上走走看看，并且有时在此类网站论坛中，还装得像很专业的样子，经常会去阐发、书写和提问一些莫名其妙的哲学话题。事实上，我自己并没有自觉自识地系统地学习过多少哲学类经典论著。　　
关于哲学领域的一些专业话题、影响人物和新旧学说，尤其是诸多分门别派上逐个“主义”等等，我不但没有全部搞懂，而且就没有想过都去“一览无遗”，甚至对社会上俯拾皆是的这样那样“主义”，亦如同对待萨特“存在主义”一样，直到今天也没有真正弄清楚这一“喧嚣尘上”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髦“主义”，其具体到每一个人或整个社会的魅力何在。
三、冯友兰。　　
我与冯友兰先生的缘分，如果套近乎些说，最近的也就是姓氏上貌似（我俗姓马），至于其它的，例如：见过面、说过话、签过名、握过手、听过课；或曾是同乡、同学、同事、同僚；或者，打过架、有过口角、拜过把子等等，像诸如此类，不但可以引为自豪，而且依然吸引现代人“眼珠子”的传统机缘，我是一个也粘不上边。即便如此，我仍然视冯友兰先生为我一生哲学思考上的先生和导师。因为，无须去查资料或翻阅读书笔记，经由冯友兰先生印记在我脑子里面的东西，最为刻骨铭心的，起码就有三个方面，即：一句话，一个标题，一种思想。　　
一句话：“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一个标题：《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　　
一种思想：“哲学应是什么？”的学说。　　

公元1986年一个周日早晨，个性狭隘的烦恼，让我躺在大学九人宿舍下铺上，翻来覆去，睡不成懒觉了。于是，起床跑步，来到了青岛中山路一个书店门前。当时，书店开门不久，面对空空荡荡的高大厅堂和浩瀚无语的知识仓库，尤其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我的眼睛与一位站在柜台后面的女服务员的目光，恰巧碰撞在了一起。于是，处于青春期，风华正茂的我，也就愈发怯懦、拘束、冷汗起来，便装模作样地径直来到“文史哲”展柜前，仿佛胸有成竹地找寻着什么书。而这一刻，迎入我眼帘的一本书，正是在玻璃橱柜里的《三松堂学术文集》。
“请拿出这本书看看好吗？”我慢声细语地问道。　　
“噗！”的一声，书从里面到外面、从下面到上面来了。　　
捧起由面无表情的服务员扔到柜台上面的书，仅是翻看了几页，我即刻感到头脑发胀、眼前晕眩、心跳好像也加快了。大概是翻看了一眼书上面的价格，反正是不一会儿功夫，我就把书放下，说了声“谢谢”，随后一口气跑回了宿舍，运动服也没有换，拿了钱，便又跑回了书店。　　
展柜里那本《三松堂学术文集》，有几页纸因为裁边不到位，完全粘连在一起，而且封面也有些破损了。我要求服务员换一本新的，但她不耐烦起来，没好气儿说道：“就剩下这一本了。”
从《三松堂学术文集》到《三松堂自序》和新旧版本的《中国哲学史》，以至于父亲单位人手一册“批林批孔”文选中冯友兰先生的文章，有过十多年时间，在反复不断读阅和温习过后，我一直就不敢说读懂、读通了“冯友兰思想”，尤其是对于冯友兰先生引以自豪的《新理学》，至今既没有看过，更不知其云何。但是，就在这样的自学中，我接受了冯友兰先生的哲学思想，或者讲，对于冯友兰先生关于哲学概念的定义、解释和学说，总算有了我自己一份清醒的认知和赞同。　　
冯友兰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哲学是人人皆有的，也是人类社会中无时无处不在的。他举了一个例子，到乡下问一位老农民：“你为什么活着？”这样一位可能是根本没有听说过“哲学”一词的老农民，无论其会作何回答，但这个答案就是其人生的哲学理念。　　
也就是冯友兰先生的这一例句，一下子揭去了罩在诸多“哲学”理论或学说上面的神秘面纱。　　
今天，如果有人问我：“哲学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它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紧接着无须别人再进一步提问，我会自言自语道：“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子方法论，方法是观念的形象。”这就是哲学的基本定律吧。
（2003年10月26日草，针对当时某网站关于“什么是哲学？”话题讨论而作。2014年9月15日整于济南。2015年11月6日修。）

语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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