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传记文学《宋德利——东方译魂》

苗洪

   谨以此文敬献给世界各地的中国南开大学校友,导师及宋德利先生！


★大型传记文学《宋德利——东方译魂》★



                                                                        苗洪   著





                                              ——《第一章》古斯大爆炸与宋德利诗歌的爆炸基础



       有一名来自天津的诗人,译者，用深沉的思考启蒙,震撼了一个时代。我们为他树碑不是为了让他名扬四海，而是为了一个自由国度，想象共同体天空的来临——题记

  

                                             绪言——古斯大爆炸与宋德利诗歌的爆炸能量



  他是一位以地球为家的翻译家和诗人。曾经在他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叶落归根的情感与向往，早已在金色的阳光之下升华为一位地球公民的宽阔情怀。他曾经渴望像哥伦布那样去发现地球上另一片崭新的大陆，也希望像郑和下西洋一样，去感受黄色文明土地上的公民和蓝色文明的土壤之间第一次亲密接触时震撼人心的激动。



  故乡天津的田野村庄、花草树木、波光粼粼的大运河、风光旖旎的海河，乃至名扬四海的狗不理包子、美味可口的天津大麻花等等，都是他脑海中永不磨灭的美好记忆。然而，当这些美好记忆逐步与整个世界融为一体的时候，他才发现，始终萦绕于自己心灵之中的人生情感，原来是一种体现普世价值的不可磨灭的人文情怀。



  他把浓厚的乡情融于美国春季的黄花，夏日的碧草，秋日的红叶，冬日的白雪，继而糅杂生成一种独特的斑斓色彩。



天津港雄厚而低沉的汽笛发出阵阵轰鸣，这轰鸣虽然去今甚远，但依然经久不息地萦绕在他的耳畔。但他深深知道，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一种悠远绵长的记忆。



   此时此刻，正值红色的枫叶和金色的梧桐叶在美国之秋酿造出秀色可餐的美景之时，无论他是否身在天津，那些古老的记忆在他的脑海里仍旧依稀可辨。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目前所处的是一个再也无法让你准确把握故乡记忆的时代。在世界范围内的每一个角落里，古老的工业革命的痕迹都将随着另一场潜在形态的工业革命而被无情的淡化与磨灭。你再也看不见天津火车站向北京发出轰鸣的绿皮火车。



  因此，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个再也无法让你准确把握故乡记忆的时代。然而，宋德利却因此而更加怀念关于儿时故乡的原始记忆。



  就他的经历而言，他是一个流浪者，但他却是一个主动式的流浪者，因为没有人驱逐他，也没有人去强迫他，只是随着命运的安排，他便自然而然地主动踏上这条流浪之路。他感觉，他应该借助于自己无边的流浪，把中华文明带向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在翻译和向世界范围宣扬中国国学方面简直达到痴迷的程度。他焚膏继晷，殚精竭虑，倾注极大的精力，几乎涉及到中国国学的各个方面，从诸子百家的著述《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孙子兵法》《菜根谭》等等，到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六大里程碑，即，《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一个也没有少。此外，他对中国的名著更是情有独钟，在相继翻译出版了宋氏《聊斋志异》《西游记》《论语》译本之后，为了给海外华人子弟，乃至国内一些读者提供便捷的读书途径，还硬是把《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四大名著改编成四部万言史诗巨著，并已着手英译工作。他认为，《红楼梦》的人文色彩；《西游记》的浪漫主义色彩，神秘主义色彩，超现实主义的色彩；《水浒传》的英雄主义色彩，甚而至于在潘金莲出轨背后所隐蔽的婚姻情感，及其反映出的道德论理的冲击；《三国演义》中的人生智慧等等，在当今世界中依然继续存在和延伸，因此有必要倾全力而翻译传播。



   宋德利是一位翻译界的智者，同时也是一位潜在式的中华文化的狂热传播者。这种狂热几乎是到了极端主义的地步。但是世界上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去指责他的狂热。因为他深深地热爱着属于他那个民族的文化，那种饱含世界意义的文化。试想一个连自己国家文化符号都不能记忆的学者，如何能选择一个奔向世界之巅的起点。宋德利的文化思想基本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从他的青年到中年，再到晚年，每个阶段都是如此。



   我个人感觉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翻译家和诗人。但是这种研究是一个比较复杂而艰难的过程。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具体而实际的翻译及创作过程当中，而很少去涉猎理论方面的工作。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位文化使者文化理论的挖掘及其某种意义的推崇与敬仰。他是一位走在时间前面的翻译家，社会学家，文化使者。他总是独出心裁，捷足先登，（至少中国四大名著在英文世界的传播还要推迟多少年的程。）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和成果。我个人认为，任何奖励都无法包容他一生传播中华文化的成就。他是一个尽力恪守传统的翻者和作者。比如，纯朴的中华民族的基因就是他翻译宣传中国名著的精神支柱。



  他是一个把名利抛却在外的巨人型学者。他在朴实无华的翻译工作中忠实地传达着中华文明及中华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我们今天以充满文学色彩的文本形式向世界人民广泛推介这位民族英雄式的翻译家，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被称为民族英雄的作家和文化使者的人物越来越少，是因为高举中华文化旗帜而行走在异国他乡的文化巨人越来越少。在当今这种喧嚣的文化氛围中，能够走出宋德利先生这样的文化使者是中华文化的幸运，也是世界文化的幸运。我们之所以在他进入人生第六个本命年的时候创作这部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文人传记，也是因为受到我们中国文化的影响。我们深信在这六个轮回的本命年衔接过程中，他至少完成了那个人本质内部的升华与稳定。



     自从宋德利离开这个叫天津的城市之后，作为一个社会身份的人，他一个人就开始了孤单的精神流浪与旅行。在这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他潜意识当中，祖国从来都没远离过他的视线。他在无数次的睡梦里和祖国重逢，在无数个恍惚的迷离空间里与祖国不期而遇。而真正离开祖国给他带来的不是生活中的无助，而是灵魂与精神的无助。他希望时光能够倒流返回到自己还在国内的时候。如果能够感受祖国的存在，他愿意放弃所有，包括生命。他感到他的祖国如果知道这份生离死别的伤痛带给他的是未来的人生崛起是如此的激昂,祖国应当自豪和骄傲。那怕是上天能再给他多一天时间，宋德利都心满意足。可是,他必须带着行囊西度寻找自己的文化梦想.或许别人始终也永远想象不出宋德利离开祖国前的最后一瞬在思考什么，在希望什么，在祈祷什么。也始终幻想不出他定格在机场的最后一种表情是什么。



       自从父亲去世之后，作为一个伦理身份的人，他一个人就开始了孤单的精神流浪与旅行。在父亲去世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他潜意识当中，父亲从来都没远离过他的视线。他在无数次的睡梦里和父亲重逢，在无数个恍惚的迷离空间里与父亲不期而遇。父亲的去世给他带来的不是生活中的无助，而是灵魂与精神的无助。他希望时光能够倒流返回到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如果能够感受父亲的存在，他愿意放弃所有，包括生命。他感到他的父亲如果知道这份生离死别的伤痛带给他的遗憾是如此的沉重父亲应当自愧疚。那怕是上天能再给父亲多一天时间，宋德利都心满意足。宋德利始终也永远想象不出父亲离开尘世前的最后一瞬在思考什么，在希望什么，在祈祷什么。也始终幻想不出父亲定格在尘世间的最后一种表情是什么。父亲至死可能都不明白，他的死亡促成了宋德利人格的强度分化——因为父亲病重病危的时候，他远在大西洋的底岸，因为父亲下葬的时候，因为事务的繁忙，他没能赶回中国参加父亲的葬礼。他的不负责任的死亡无形中不但没有凝聚宋德利与其他胞亲的情感，反而在某种程度上疏远了这份情感——他认为是他的兄弟姐妹们包括是他的母亲杀死了他的父亲。整个世界都是谋杀父亲的凶手。精神上的孤单促使宋德利在流浪的路上去寻找去寄托去抓住些什么。



     他渴望另一场古斯大爆炸如期而至，他渴望在大爆炸的白昼里那强大无比的光线覆没了一切，只照射出他寻找文化真理的隧道。可惜的是，他始终没有盼到这一古斯大爆炸的如期而至。他仿佛是想借助于自己的能量酝酿一场属于他自己的爆炸的到来。他的能量是巨大的。他在他每一篇诗歌里都储存了爆炸的能量，他相信有一天他的诗歌一定会放射出太阳般的巨星般的光辉，让真理重现。让所有的灵魂都能够像约稣一样能能重返人间，传递着大地的福音。他渴望他的诗歌不仅仅只是一种爆炸，更是一种正能量，让所有活着的人都不再遗憾，让所有天国的子民在告别尘世的时候也没有遗憾。



     宋德利相信每个人的生离死别都是一个将考验带给生者的挑战。这个挑战的极限不是普通诗人在诗歌中关于单纯生存与死亡的思考。而是一种用心呼唤灵魂重归的平台。他的诗歌是无法用理论来定义来抽取来归纳的。因为他一切关于诗歌的思考都只是拯救亡者与生者。我们或许能够从宋德利作品中看见许多普世与拯救的思考。但是他的思考始终是独立的拓展的思考规迹。



  在这么一个探索死亡与生命价值的思考中，宋德利是艰难的。他缺发深度的，刻骨的，甚至是人性的灾难的思考环境。《老人与海》的那种独裁专制与农民激烈交锋的时代已不复存在，《巴黎圣母院》美女与野兽共同呼唤公平与正义的教堂上空早已是文明的旗帜在高高的飘扬，《汤姆叔叔的小屋》早已被民族的理性之光所照耀。《灰姑娘》的美丽梦幻残酷的在现代版的梦幻里烟消云散，高尔基的《母亲》最终在一片英雄与国家同时毁灭的绝响中走下历史的祭坛，曹雪芹的观园大帝国最终难以抵挡不住君臣的纲常而一片大地茫茫，《一千零一夜》的暴君也终被五光十色的魔瓶所感化。《美人鱼》的舞蹈早已不是王子的唯一，在一片沧海桑田中化作尘埃。宋德利早已没有《战争与和平》的思考环境，也没有《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残酷人性较量的场所，莫言的《红高梁》早已用红色与红色的重叠中推上顶峰。巴金的《家，春，秋》系列交响曲将一个民族变革的前夜已经透射出启明星的光曦。沈从文的《边城》早已是一种文学符号的象征。冰心的桔灯注定永不凋谢。北岛的《生活》之后再也无人再涉足生活，海子的《阿尔的太阳》将樊高的向日葵早已种植于中国诗人的精神家园。舒婷的《致橡树》早已是不可望其项背，铁凝的《午后悬崖》更是陡崖峭壁，无人可攀。宋德利来了，他矗立在这些大师面前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捡起大师的衣钵披在肩上重走长征路，一个是自立门户。他选择了什么我们还不知道，因为宋德利永远没有停止写作的时刻。或许他偶然回到从前，或许是穿越孤岛、无论他在哪个点选择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他都忘不了那个爆炸的愿望，为了东方的文化为了所有被称之为文化的亡者和生者。



   宋德利似乎又一次想起了这个大约一个世纪之前在俄罗斯发生的强烈爆炸。他不仅在这个期待属于自己的灵魂与精神的大爆炸中汇聚自己的能量，他也决心用诗歌的舞台让那些无数的诗人及其那些同样在作品中咏叹过生命与灵魂的作家们一起汇聚能量，让世界永远光芒四射永远充满生机，充满希望。因此注定这些美好的愿望促使宋德利在自己的诗歌里一次又一次的彰示出爆炸的光辉。



   古斯大爆炸（the Tunguska event），1908年6月30日黎明，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的俄罗斯人正在熟睡。突然，狂风大作，风中夹杂着巨大的噪声。而风停之后，瞬间的宁静，远处发出一种异常的声音。人们被这种异常的声音惊醒。7点43分，爆炸声响起。一个燃烧着的怪物，拖着长长的烟火尾巴，从南到北划过天空，消失在地平线外，地平线上升起一团巨大的火焰。1分多钟后，人们又听到了那似乎来自远方的清晰的轰鸣声，大地开始颤动……之后，人们感到了3次强烈的爆炸。



     或许是巧合，或许是人类社会的每一个历史进程每一次文化的变革都与自然环境自然力自然科学联系在一起——这点似乎是不需要在这里举例说明。人们从地震的启发中发明创造了地震仪，从月亮到太阳到地球那里，人们发明了既是科学又是哲学抑或是信仰的地心说太阳中心说。总之，是自然条件的变革，导致了人类社会文化一次又一次的变革。巧合的是西方世界的诗歌意识流等浪潮随着古斯大爆炸的风暴逐步平静的同时，这个古斯大爆炸的时间也恰巧是中国诗歌改革，新诗诞生的时间。中国诗歌改革，新诗诞生的历史事件犹如古斯大爆炸，使中国的文学革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遗憾的是，中国诞生了新诗，却没有诞生真正意义的文艺复兴时代。不但没有迎来中国真正意义的文艺复兴时代，相反的实际情况是，中国的诗歌所谓的新时代，只是创作形式的转变，根本没有完成真正的文艺复兴的历史任务。特别是进入新中国诞生之后的岁月里，这种所谓的复兴追求因为意识形态及其政治目的的需要，而残酷的演变成专制文艺的局面及其创作潮流。左倾的激进主义色彩充斥了这个国度所有的文学创作及其诗歌创作的实践之中。诗人们为歌颂而创作。



   在古斯大爆炸爆炸之后的几天里，通古斯地区方圆9000英里的天空，被一种阴森的橘黄色笼罩。大片地区连续出现了白夜现象。这种白昼现象恰恰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残酷变异的真实写照。中国诗人尽管没有迎来中国真正意义的文化复兴，但是在古斯大爆炸爆炸八十年之后的中国却曾经制造了一个虚幻的文艺复兴时代。同样遗憾的是，中国诗人及其所谓的文艺复兴运动，实际上只是建立在对西方世界诗学主张及其创作技巧的摹仿基础之上，从来就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的改革及其波澜壮阔的文艺创新。即便后来被称为中国诗歌改革先驱者的海子，顾城，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无论是在创作理论体系的遵循方面及其创作实践中都并没有走出西方导师的阴影。直到现在莫言还在自称是马尔克斯的学生。中国文学创作爆炸的悲哀在于简单的继承了西方世界诗歌主张的衣钵，在于出现了一个始终没有找到中国诗歌价值的黑色旋涡。



  中国文学创作爆炸的悲哀在于让周啸天，雷平阳，于坚等重量级的诗人孤军奋战。中国文学创作爆炸的悲哀在于中国的诗人怕走失，而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中国文学创作爆炸的悲哀在于使本来就属于边缘文学的诗歌几乎走上悬崖。中国的诗歌造就了无数高端意义的诗人，但是谁都没有成为中国诗歌的主宰。中国诗人曾经试图以启蒙天使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的上空，可最终被历史无情的粉碎。古斯大爆炸的尘埃碎片经过历史的沉淀与轮回，早已成为历史的记忆。可是，由爆炸引起的震荡思考却没有结束。是否也象征了某种意义的挣脱争取自由的意识呢？每一次文化的爆炸实际上正是一个颠覆传统重塑传统的过程。



中国文学创作的实际问题是中国的作家或者说诗人并不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创新，去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寻找一个历史的机会，而是传统的人文观念，价值观念限制了中国文化寻求超越发展的历史条件。尽管中国的文学创作始终没有走出主流文化建设的框架及其格局，但实际上，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及其作家，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寻求着代表复兴及其改革意义的中国文学创作及其诗歌创作的机会以及实践的可能性。当然，这种追寻或者说探索是一个非常复杂又是非常艰难困苦的过程。但是，远走高飞异国他乡已经20年的宋德利以自己的创作实力能够为之改变些什么呢？他把所有的精力几乎都放在了四大名著的诗歌创作之中。



  我们至今还有许多学者认为是文化的消费格局制约了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之路。关于中国的文学创作是真正否存在着一个创作话语权的约束问题还需要证明。中国是一个政治体制非常特殊的国家，因为某种意义的历史原因，中国民众由于缺乏上帝式的西方世界的宗教信仰，而把这种宗教信仰的需求对象转换为对国家元首的崇拜与信仰。因此，在中国的文学创作中，实际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诋毁国家的政治体制及其国家领袖其实就是在摧毁中国民众特定的信仰对象。与其说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治信仰决定了中国文学的思考，不如说是某种纯朴概念的阶级感情限制了中国文学创作的思维。实际上西方国家文学创作涉及政治体制批评的作品并不少见，有些还成为文学领域的经典作品，包括对宗教提出批判的《巴黎圣母院》都能够被西方国家所接受并且成为文学丰碑，为什么我们的文学创作就无法进入这种杰出的层面呢？



   在我们寻找中国文学创作发展思考之路的过程中，一位来自天津最终定居美国的诗人——宋德利偶然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其实，宋德利对于我们来说不陌生。或者说对于中国的许多文学巨匠来说也同样并不陌生。在前不久我对宋德利的采访当中，我们的许多读者对于他就应该有一个比较初步的理解。而在我们目前创作的这部作品当中，就是通过对宋德利诗歌的分析研究，分析出宋德利诗歌创作的辩证唯物主义元素及其宋德利诗歌的现实主义价值。我们可以肯定的为宋德利的诗歌定义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思考的结果。一个诗人能够从追求社会化的文学价值的思考出发，将自己的诗歌主张定位于关于整个民族命运的思考领域，其实坚持的是一种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原则立场。用诗歌的语言去反映一个具有特别重要环境意义的现实思考，是宋德利从一名普通诗人向思想家过渡的主要依据。我们一直沉醉于诗歌的某种意义的极端思考，却一直忽略的是社会现实的环境。宋德利是我国第一位多维主观唯物主义诗人。他以广阔的视觉观察与审视现实社会的各种现实状况与价值观念，在诗歌创作中以积极乐观理性的创作心态，给读者带来的是乐观主义的思考。宋德利的诗歌坚持以反映社会启发社会的进步及其社会成员的觉悟为宗旨，他会积极的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与负面效应，但是却从不轻易批评社会的落后元素，他认为社会的发展既然是一个长期探索于磨合的客观进程，你就要允许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缺失。他会在诗歌思考中观注与肯定社会的光明与进步的一面，但从不以绝对的笔触去歌颂，而是理性的将这种进步归结于理性的进步。这是宋德利两个颠覆的主要思想基础。



《一》关于宋德利传记的理论分析



   在我们即将创作的宋德利传记当中，我们可能能够宋德利的诗歌确立一个明确的体系之类的概括。在宋德利的诗歌创作过程中，他形成了独特的“两个颠覆”的诗歌理论体系。“两个颠覆”的主要内容就是，他既颠覆着传统观念中的文学歌颂元素，也颠覆着传统观念中的文学批评理念。但实际上他所形成的“两个颠覆”的诗歌理论体系，并不能证明宋德利是一个纯文学意义的作家或者说诗人。他在诗歌中揭示的是一个文学创作的崭新观念。这就是文学作品的创作必须为他所诞生的时代负责。他首先做到的一点就是，文学创作必须忠实的记录即时的现实世界才是文学创作的第一要素。这种创作理论的提出，击破了传统文学创作中一直坚持的伪现实主义原则。关于伪现实主义原则概念的提出，宋德利在他的创作笔记中明确提出了创立这一概念的理论依据。他指出，我们目前创作中的所谓现实主义创作观念，其实是在严重颠覆着现实中的一切客观存在的本质。因为他们从未真正的反映过现实。他们使用是是而非的思考方针，用突出视觉的创作方针仅仅在于描绘一个简单的我们所谓眼睛看见的社会状况，但是却明显的在忽略着这些表层背后所真正蕴涵的事件内涵。曾经有位学者指出，真话并不等于就是事实真相。因此，我们文学创作中所谓的现实主义创作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充其量都只是相关技巧的运用。他们或许是在以真实客观的态度去透视现实社会，但受其主观主义思考的限制，他们所展示的客观世界，其实只是一个经过主观主义加工的变形的世界。作家的主观主义思考其实是在残酷的颠覆着一个实际意义的客观世界。



   我们创作这部传记的目的应该是一个比较明确理性的目的。在我们的传记当中，我们把首先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如何纪录宋德利的生活及其一些求学的经历包括爱情事业等方面的元素。这是个我们已经重复的话题，我们今天在这里之所以再重复一遍，是为了补充上次我们没有提到的一些方面。因为宋德利的人生经历非常复杂。他的很多诗歌的创作，应该不是一个属于即兴或者说是激情的的东西，而是一个包容了丰富人生思考的组合与提升的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在第二部传记中，我们可能会多少重复一些提到的话题。这是个不可避免的原则。我们必须要在这些人物活动的基础上进行一个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提升 。必须找到宋德利另外一些启发他潜意识当中哲学思考的依据。我们必须承认的现实是，我们在宋德利的诗歌里看见了哲学。看见了哲学的影子。看见了哲学的智慧。



   我们必须在这部传记中对宋德利的诗歌做一些必要的细致的全方位的技求性处理。因为他是一名依然生存在我们身边的诗人。所以不能向评价所有的已故诗人那样，随心所欲的去评论他们的诗歌或随意杜撰他们的人生经历。可是宋德利不行。他是至今还活着的诗人。我们所做的每项工作都必须经过他的首肯或检验甚是监督。这使我们的工作遭遇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他既不允许我们对他过份的拔高，也不允许我们任意去批评他的作品。他同一些国内国际的著名作家，诗人的交往是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但他从不同意我们拿这些现成的素材去咕名刁誉。他认为这样做毫无意义，是对他诗歌的侮辱。他自认为他是个别具一格的诗人。他一再重审，你们的工作是评论我的诗歌，不是评论我的人生及名誉。名誉是我诗歌成就的一种肯定，但绝对不是我的诗歌。我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去创作我的每一首诗歌。我作人的态度就是脚踏实地。他把我们这传记小组的每个成员都看作是朋友的关系。他不允许把这种朋友的关系被写作的功利所隐蔽。我们这个小组成员的主创者是一位非常犀厉的评论工作者，但宋德利一再声明的你们和我的交往纯粹是朋友关系。他感谢我们为分析他诗歌所做出的每项工作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他说，我们所有这部传记的工作人员实际上所做的工作都并非是出于单纯宣传他个人的需要。而是通过对他的描述，告诉大家一个美籍华人进行中国诗歌创作的真实状况。



  宋德利曾经在他的创作笔记中这样人为，在哲学的思考历史上时代环境的影响始重大于民族性意识的逻辑的推理的过程。这无疑是一个主流文化及其民族文化寻求共同生存共同扩张的过程。宋德利在整个诗歌汉化思考的现象让我们很难定义宋德利是否还属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诗人。我们在承认宋德利诗歌由民族思考上什为主流文化思考的情形之下，为宋德利的文化现象及其属性应该说很难做出一个确切的定义。他不仅只是思想上的化，也是一个语境方面的汉化过程。尤其是他在描写父亲与父亲死亡的过程中，基本就没有关于本民族思考的痕迹。从这点可以看出，宋德利游离于本土文化环境的思考方针，其实正是使他成为哲学意义诗人的主要依据。文化成份汉化的结果并不能就比证明其对谣族本民族文化的背判心理。宋德利吻合逻辑的思考，甚至于是我们毫不费力就和宋德利一起找到了事物的真相。宋德利的这种蜕变其实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我们既可以定义宋德利之后无诗歌，自然也可以定义一个宋德利自我否定的结果。宋德利本身的诗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宋德利的诗歌其实已经演变并成为一个中心文化相互交汇的文化符号。他这个文化的符号非常特殊。既有中华民族的语音中心主义倾向，又有汉族文化的倾向，既有欧美派的风格，又有天津民族文化的影子。既有传统民族原始的隔合状态，又有寻求共同的文化倾向。他既注重于汉族历史的思考，又在极积进行的脱离了本民族文化意义的思考。



  宋德利文化元素的异化其实表示出的后来的诗歌创作中始终没有能够超越他在国内创作的某些作品。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出，《花间诗集》就完全出现了创作情感倾斜于生活地的严重状况。实际上，在关于宋德利文化心理的分析研究工作中，他一生奔波流浪，仿佛是没有具体的实体故乡与精神故乡的概念。这种状况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也不为过。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已经不再保持这个东方的神秘主义色彩，现实主义色彩，抽象主义色彩，废墟主义色彩，哲学的辩思色彩，主题也不再含蓄。甚至于干脆流水账的式的在那里揭示着事物的因果关系。我们已经无法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体会到那么一种惊心动魄甚至是窒息的感受。我对于这方面的阐述在其他的章节里曾经简单的提及过。宋德利后期的诗歌尽管从表面而言，让我们看见见更多真话。真象，真理成为混乱的逻辑公式。宋德利作品最大的贡献就是让自己的四大名著诗歌有了深度和高度。一个诗人或者说文学家能够以时代背景为依托创作出具有广度深度或者是高度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困难的是既能结合他所生活的真实社会又能在不触及时代风尚的情形之下，独立的对当代人性，人文，人格作出科学的分析并最终成为诗歌的主张。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宋德利并不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因为他在诗歌创作中的许多思考实际上已经超出诗歌本身定义的思考范围。我们有些评论家试图以此否定宋德利诗歌的创作成就——其实不需要否定。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用诗歌诠释哲学的典范。可惜的是宋德利在这方面应该是一个失误。如果他能够在进行主流文化与民族文化交融的过程中体现出一定成份的瑶山文化，那么宋德利在中国诗歌历史上的色彩将更加浓重一些。因为我们无法在宋德利作品中寻找到更多来自于本民族文化的思考元素，所以我们对宋德利的文化元素哲学化更加恰当。实际问题是这样一个很奇怪的曲线——这就是提出的问题是宋德利的本民族文化并不欢迎人性及其价值方面的分析。因此宋德利最后只能是为寻求更广泛意义的哲学论述而有可能放弃一个并没有在世界上真正消失的民族的文化。



    实际上，宋德利在进行人性方面的描述时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将人性弱化的状态。他一方面加强的是人性在某种情形之下遭到的无奈的压抑及其灵魂受到道德约束的一面。在宋德利看来，人性仅属于一种精神的附属品。在道德对人性进行评判时往往会产生许多歧义的东西。其实人性的弱点就是被道德规范划分的结果。这些人性的弱点是与生俱来的物质。他或许支撑的是一个利益的支点。当人的欲望无限扩张时，我们在某种观点上也把这种欲望称为人性弱点的领域。实际上宋德利在进行这方面的创作时，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人性，权势，总教，感情方面的阐述。等作品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通过女性来进行这一系列的思考，可能使关于人性，权力，道德，信仰，美学等领域的思考时产生更加强烈的对比意识。因为相对男性而言，性别的划分促使男性担负更多的是社会责任。 同时性别的划分促使女性本身更俱道德的代表。一方面是外在的审美，二是传统道德对于女性所提出的要求，在空间上要比男性更加广范一些。实际上，我们有一点不知注意到没有，道德在对女性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体现出宽容的性质。比如，直到今天，在男女性别中发生性侵犯行为时，舆论包括法律方面更倾向于对于男性的指责或制裁我们在创作这部传记时，在分析宋德利诗歌主张的时候，实际上经历过一个借鉴许多评论家对宋德利作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步骤。但是到现在看来，这些评论家的观点在整体衡量宋德利作品价值的时候根本行不通。如果一味按照这些评论家的观点来不加甄别的塑造宋德利的话，那么这个宋德利只能是个渐冻人的角色～并且是一个极其平庸的诗人的角色。但是这个结论的宋德利不是我们所需要分析研究的真实宋德利。宋德利用他的诗歌塑造与缔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诗歌帝国。在这个诗歌帝国当中，我们感觉到的是一种智慧的力量在人类社会的扩张。他以辩证的目光去思考他所生活的时代。他挖掘出许多民族心理层面的弱点甚至于是民族潜意识当中极其矛盾的领域。在他的笔下，一个民族最不能让人接受的状态是，宁肯歪曲事实的真相宁肯接受一个前所未有的谎言也不愿相信事件的真相。



     在道德领域，宋德利在这里深层考虑的是，随着物质条件的提高及其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男性的主导养家糊口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呈现的是劳动力已经不再是男性威严的标准。他必须在生理上付出更多的精力来维持家庭的幸福和平衡。这是很无奈的事情。人在生理上的需求实际上是一种扭曲的状态。因为人在道德面前变成了一个道德的奴隶。在这种情形之下，宋德利成功的解析了传统道德对人性的严重摧残。社会的进步的结果是，既颠覆了男性角色地位的同时，也使男性成为女性生活的附属品。宋德利作品的伟大意义在这里得以彰现；现代生活高度扩张的物质文明的结果不但没有促使人类的进步与发展，相反导致了一个新性母系社会的诞生。明却的指出了女盛男衰的根本基础。当男性不再以创造世界的角色受人尊重时，实际上是寓意了一个亚母系社会的来临。女性对生理方面的要求被认为是女性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被理解为道德价值再评估的标志体现的是社会文明的悲哀。当一个社会演变成被女性的生理需求的程度为道德的衡量标杆时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悲哀。所以，我们很难看见宋德利关于性别主题的诗歌作品。



   诗人的灵魂之旅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旅行，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旅行——除非到他死亡的时候到来。诗人们在用诗歌划分着人生的定义划分着灵魂的定义划分着从人到神的距离而唯独他们自己既不愿为人也不愿为神。因此他们总希望无休止的精神流浪能够摆脱三界之外。对无宋德利来说，伤口是一种激励是种号角，他让所有的灵魂都聚集在伤口的城堡——他们相信他们所做的一切关于人和神的思考，天堂与地狱的思考。他们相信他们的这种思考能够带来的是精神与心灵的对话。他们渴望停留自己舞动的脚步舞动的灵魂，他们并不渴求这里的一切都属于他们。因为他们在拥抱光明的时刻也愿意拥抱黑暗。宋德利在他的创作笔记中这样阐述黑暗与光明的关系‘黑暗是光明的母亲’ 宋德利同时还指出，黑暗是诗人夜晚的营寨，是诗人注定一生都不愿逃离的城堡。宋德利在他最不愿放弃流浪的时候选择了追逐。诗人的流放或许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灵魂的追逐。因为他们永远相信世界上可能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但是绝对有完全相同的灵魂与思考。诗人利用更高级的诗歌技巧来证明自己的文学价值但是却从不评论这些技巧的存在是否伤害了他的诗歌的主题。他们相信更完美的彼岸并不需要诗歌的技巧与精美的文字去装饰诗歌的思考。他们绝对相信，当某种信仰的主题被确立乃至被终结，他们亦或许终止自己前行的流浪之旅。



    但是谁也别想让他们终止流浪的脚步。或许我们为什么一直都不理解诗人为什么有时候会选择自杀作为自己的人生谢幕的方式，因为他们必须这么做，因为他所遭遇或者说是他得到的那个答案令他恐惧令他足以精神崩溃。“诗人的生命因为探索到了真理而终结”——宋德利创作笔记《关于诗人生命并不光彩的谢幕》宋德利在这个笔记中最大的贡献就在与他并不把诗人自杀的行为归结为诗人的迷茫与痛苦，而是归咎于诗人在流浪与寻找的道路上找到了自己的终点。诗人相信灵魂永恒的观点。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一直是住在伤口里。伤口注定永恒的存在而不被抹去，因此诗人相信住在伤口里的灵魂也一定是永恒的记忆。或许因为这记忆随着诗人生命的终结而终结，但是这记忆的密码又留给后来的诗人去铭刻。诗人在流浪的途中，一直进行着某种答案与真理的证明，但是却又不想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他只知道天色将晚，你将要去那里？诗人永远都在向所有的人和神提出着这么一个迷离的问题。他们在与神隔绝的世界里，证明着自己不安的心灵在苦行。他们可能会幼稚的得出我是我的神的结论，可是最终走不出的矛盾的思考。所以在关于神的诗歌思考中他们特别注重自我与他我，内在的我，与外在的我的精神分析活动。所以在诗人那里体现的真正心里机制是，我敬仰我所生活的时代，包括一切意识形态的信仰与道德规范的遵循。





    一个伤口的记忆总是深刻的。或许可以忘了疼，可伤口依然存在。他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撕开无情的往事。他让你一个人无助的回味承担着这致命的记忆——你绝对是无助的，因为在你的周围所有人那里，都以为你原谅了制造伤口的的凶手。而这表面原谅的背后，是一次次剧疼的回忆。许多事情并非因为原谅而就抹去了记忆。相反的是对方伤害了自己的心灵，自己却要承担原谅的责任——而当你决定不原谅是，错误就成了你的另一道伤口。如果我决定原谅的时刻，那伤口竟然在隐隐作疼。原谅不原谅之间是灵魂不情愿的承担。反思后的疼定思痛是，原来我一直还住在那个永不熨平的伤口间。诗人渴望着一个蓝天更蓝，青山更青碧水更绿的世界出现在世界，这既是人间的天堂，也是上帝与天使的天堂。诗人有为由地狱向天堂狂奔缔造一个桥梁的愿望，可是却始终不知道该如何忘却自己的伤口，所以便踏上了茫茫的流浪之路去寻求如何忘却的答案。实际上诗人并不真正想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因为他始终都不想终止自己漫漫的流浪之旅。他知道不论这个答案对于他来说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但是对于诗人来说，这个答案始终其实都是个陷阱而已。本来达摩可以是个永恒的流浪者，可是因为寻找到了他自以为是的答案，而将某终真理终结在一棵大榕树之下。人的灵魂因为菩提而停留，诗人却因为榕树而远征。这个远征其实是就为达赖六世最终以诗人为名找到了彻底的答案。在达赖六世那里，诗歌的诱惑高于着经文的诱惑。所以才导致诗人向往空灵但却始终不信仰找到了答案。诗人因为始终不愿终止自己流浪的脚步所以宁肯将自己的灵魂居住在伤口里。伤口的疼痛提醒诗人著作着伤口的诗篇。在诗人那里，伤口似乎就是他们的天堂。也是他们信仰的殿堂。既不需要华丽的装饰也不需要宗教的威严更不需要上帝的尊严去点缀，一切亦然。伤口是诗人华丽的精神居所圣国所有的神殿。所以诗人一直以超脱于人和神的世界自由的遨游。他们既不是人也不是神，只是一只在人鬼神三者之间游荡的精灵。伤口的华丽促使诗人的人格因为居住在伤口而健全。诗人的灵魂因为居住在伤口而永恒。我们不明白的是，诗人的头颅总是在舐舔伤口的鲜血时才高贵的低下，诗人的双眼总是站在伤口的废墟上才看得更清楚。诗人的灵魂及精神其实是封闭的因为一旦张开，则是伤口的被无情的撕裂。难以愈和的不是诗人心灵的创伤而是因诗人挣脱的觉悟之后的决堤与流泄。



  《二》对自由的辩证思考是宋德利诗歌的哲学价值



    叛逆的价值在于摧毁了一个旧的价值空间，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价值空间及其价值体系。宋德利在他的一系列关于自由思考的诗歌中，既表达了对自由的渴望，又将自由从至高无上的神坛推向平地。关于自由，在所有的诗人那里被赞美的推向顶峰。其中裴多芬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而实际上，这种对自由的歌颂是建立在藐视法律与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在普希金抒情诗《自由颂》中，明显违背逻辑思维的将自由与法律组合在一起，将叛逆理解为争取自由的主要标志。而实际上，他所处的俄国时代，沙皇的意志就是法律的象征本身就没有法律的公正可言。因此，普希金呼唤的所谓自由只是人民的愿望而已，与沙皇时代的法律体系根本没有统一的辩证关系包括在其中。摧毁一个旧的政治体系建立起一个新的让人民满意的政治体制是历代人民美好的愿望。这个人民美好的愿望内涵广泛，自由而不是唯一的选择。自由是人类永远不息的追求。在对自由的探索中,中西哲人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自由观。两种自由观都有自己的可取之处与偏颇之处,在追求社会和谐发展的当代,我们需要正确认识西方的自由观并积极探索中华文化中的自由精神,发挥自由在当代社会中的正向人文价值。自从“五四”以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却是全盘反传统的，在他们心目中，中国的文化传统缺乏自由精神。于是他们主张抛弃传统，全盘西化。结果，中国自由主义失落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而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是中国自由主义屡屡受挫、迄无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那种抛弃传统的自由，只是一种无根的自由。我们今天重读传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亟需发掘传统的自由精神。我们新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毫无节制的无政府主义的时期，但实际上带给人民的无情灾难。自由是一种源自内心的主观愿望，是一种主体结构的价值观念体系，而不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在道德体系中也从未肯定过自由的毫无节制以鼓励自由主义的无限扩张。关于道德与自由的关系，曾经进入过一个非理性的茫然思考领域，即个体人类作为道德主体，其意志是自由的，他具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和权利。所以得出的结论是某个社会的道德沦丧源于人的不自由。因此可以说，传统诗歌创作观念所涉及的自由思考，实际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具体反映。而宋德利在诗歌创作中关于自由的思考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之上，既兼顾了主体渴望自由的意志的发展，又兼顾着维护社会整体秩序的责任。





   我们把所有生物体及其人类社会的自由比喻为一场自由的,毕生的飞翔。 事实上当一生的飞翔结束的时候，也许只有残存的一片羽毛证明他曾经在天空飞翔过。肉体早已腐烂，惟有这一片或洁白或斑斓的羽毛残留于世，带给人许多的遐想。曾经飞行过无数回的所有航线早已变成下个轮回的记忆，地平线上曾几何时切割过季节的捩影也早已被埋进漫漫黄沙，与大地原野最终成为一体。一片羽毛证明着一个生命的诞生，成长与消失，但是她却始终都是轻盈的精灵徘徊与广袤的天地之间。一片羽毛记录着她生命的全部，爱与恨，啼血与嘶鸣。我们从宋德利的《自由女神》这篇作品中感受到宋德利关于自由与自由价值观念的深度论证。其笔下的自由女神实际上只不过是个毫无生命特征的雕像而已。自由的灵魂是在她生命还没有终结的时候脱离了她躯体的。但这片没有生命和躯体依附的洁白羽毛，却最终依然没有停止自己前行的飞翔。只是这时候的飞翔已经没有具体的目的性与方向的选择，随风飘荡。尽管羽毛脱离母体的时候，是那样的艰难痛徹，但是对于曾经承载她的躯体而言，可能一点点感觉都没有。脱离母体的羽毛，在没有生命的世界里漫无边际的游荡，继续着自由但却是不再自主的飞翔。从这点来分析，宋德利作品的主题思想似乎已经被揭示。即脱离了实际脱离了客观环境而存在的一切思想或自由都是没有意义的。一切的理论体系与理论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当这片羽毛还没有脱离母体的时候，她的生命和灵魂是融为一体的，但却是明显不自由的，但是在他脱离母体之后却获得了瞬间甚至是永恒的自由。这样一来。理解宋德利的作品又开始变得有些复杂不堪。但是，如果不这么理解，那么这片羽毛的独立存在又能寓意着什么呢？除了以上几个方面的理解之外，我们甚至把羽毛所依附的躯体比喻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长期以来，人类大多陷于集权的苦难深渊，即便是今天，饱受集权之苦的人仍不在少数，难道我们还要再次陷入这一深渊而结束我们的黄金岁月吗？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运用我们的智慧、远见和勇气来改弦更张，从经验当中学习，从“自由的重生”中获益呢？《自由选择：【美】弗里德曼弗里德曼》





《自由女神》



一堆铜块，



倒进熔炉，



液态的金属，



铸成固态的偶像。



一经政治点化，



克隆成美国第二个上帝。



   因此，宋德利在这篇作品试图明确的去暗示着一种关于自由的矛盾。同时，这篇作品的推出实际上是为后来发表的作品《联合国》作了一个有限和无限辩证关系有力伏笔。有限和无限同时又是对立的统一。通常无限由有限构成、无限不能脱离有限而独立存在。再者有限包含着无限，有限体现着无限。其次有限和无限的辩证统一，表现在任何一个物质客体中。在一定意义上说，每一物质客体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因此，宋德利在作品里实际上是在用羽毛的客观情况形象的说明了这么一个有限和无限的辩证统一关系。扩展开来，就是所谓的自由只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有限自由，不是无限自由的扩展。即我们无限的自由只是存在与一个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就象那片脱离躯体的羽毛，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在瞬间获得了无限的自由，但这种失去了客观条件而存在的自由，实际上只不过是没有生命力的，短暂的盲目张扬。我们在欣赏与理解作品《瑞士印象》的时候，很容易走进一个抽象的误区。这主要是因为宋德利在这篇诗歌当中赋予原点一个假定的修辞，以及根据文字叙述技术的需要，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所谓的牧场全景，甚至更广阔的视野概念。使宋德利将要陈述的原点变得具有动态意境，充其量这一原点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不定义的参照点。宋德利用许多分离的情节段落来叙述这个原点的过程，从表面上看有些零乱不堪。但实际上万变不离其宗，始终所要表达的还是个现在时与过去时的观念交错与磨合的问题。如此理解与欣赏宋德利的作品，可以使我们少走许多方面的弯路。如果按照通常的习惯，我们要引用许多方面的知识，甚至是坐标系概念来阐述宋德利的作品主题。其实根本不需要在这些方面花费更多的精力。



   刚才已经说过，宋德利在作品里所希望表述的是一个现在时与过去时的观念交错与磨合的问题。但是，新旧观念的体制交替与批判，是个始终都处于动态的局面，两者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瞬间较量，批判，批评与互相渗透。因此，老师这个假定的原点实际上纯粹是通过物理学的物体抛物线和直线运动模式来树立起来的论证基础设施。根据物理学的认定，物体运动的初速度总是等于零，因此在一种混淆有限与无限概念的前提下产生了这么一种结论：因为物体运动的每一点都是初速度总是等于零，所以，他永远无法完成脱离原点坐标的使命。宋德利老师似乎在这里犯下一个错误，即违背了无限存在与有限之中的哲学原理。但实际上，宋德利老师就是在站在这个违背种混淆有限与无限概念的前提背景下，深刻的批判了我们思想，学术领域里的这种形而上学的错误倾向。从起点再回到原点实际就是一个颠覆，停滞不前的过程和结果。不仅没有给新观念带来质的飞跃，反而还损坏了扭曲了许多传统观念的精髓，让他们变得不伦不类，因此导致了我们道德风尚进程里的步履维艰。因此，宋德利使用这么一种违背逻辑的创作行为来寓意出我们日常生活里许多观念更新的失败。



  但是，宋德利并没有把作品的主题停留在这些偏激的思考认识论上，如果我们在把评论的焦点放在最后一个段落，就很明显的引发出鲁迅先生的哲学名言"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The world origin have no road and walk of person many, also then became road ”。在学术界对鲁迅这段文字公认的寓意是：只空有希望而不去奋斗争取，希望便无所谓有。有了希望并且为之不懈奋斗，希望便无所谓无，只要大家都齐心协力向着希望之路迅跑，就会迎来新生活。因此，老师的通篇作品还是属于一篇激励性诗歌作品。



“一个人，  不能独自只想着  假定的地点，只不过多了一个人。在你的耳边耳语，那个叫做什么名字的地方，也未必是你刎颈之交”这个段落的文字，明显的寓意出在我们实现中国梦想的历史进程里，必须去团结一致，脚踏实地的共同奋斗与共同努力，他需要全社会共同的提高，而不是孤军奋战。



   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从来都没有完全脱离过对政治旧体制的摧毁之后去放弃建立一个新政治体制的指导纲领。因此，从这点思考来分析研究，宋德利在作品中所保持的反自由主义态度是一种来自客观的心理驱使。关于宋德利针对自由主义的基本态度，我们可以在他的 《自由女神 》中找到肯定的答案。对于自由的渴望是一种天性，但决不是毫无节制的无限扩张。关于自由的价值领域，其实一直都没有一个绝对意义的定义。一直都是站在一个相对于集体主义的角度上进行的是一个辩证关系的讨论。





  我们在关于宋德利的这部著作当中，基本是将宋德利的诗歌定义在一个东方圣经的概念。但是我们在那部著作中并没有去向我们的读者们比较准却或者说完整的诠释这么一系列被称为东方圣经的诗篇。宋德利自己没有定位这个圣经的概念，也没有任何的评论家或学者去为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圣经的主要思想是什么。实际上我们自己也没有給宋德利的诗歌属性确立一个比较精确的概念。或许这个圣经意义的冲击波将来会通过我们的传记逐渐的走出天津，走出那些一直关注他的南开同学,师长的视野,走出国家甚至于是走向世界。宋德利作为一名人生经历过中国文化最苍白也是最苍茫的专制文化时代的诗人，他的这种深度意向的烙印是我们在分析研究宋德利的诗歌过程中是不可忽视的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只有从这里，我们才能够确立宋德利诗歌在艺术在信仰方面的基本方针。



  我们试图在关于宋德利的所有书籍中忠实的记录宋德利的诗歌人生，当然也包括他忠实的以诗歌的形式忠实的记录客观世界的整个过程。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在忠实的记录现实。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曾经使用摄影机真实的反映了七十年代的中国现实。但是这种真实却被在当时遭到无情的批判——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曾经以社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严重抨击了安东尼奥尼的真实记录行为。实际上这部影片已经成为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因为他忠实的纪录了时间记录了一个真实客观的中国。我们至今还在通过这部影片寻找到当年中国的痕迹与政治风暴的烙印。很明显的方针就是由于文学创作的延迟属性，作家和诗人根本无法记录一个完整无损的现实世界。而李瑛所创作的《一月的哀思》也是在周恩来总理去世一年之后才几经酝酿创作的诗歌作品。因此在分析研究宋德利诗歌创作的过程中，是否他的诗歌在以某种手法记录着一个真实的客观世界，是否他的思想价值超越宋德利诗歌的文学价值，尚没有相关的资料帮助我们认识宋德利作品的真正内涵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可能。实际上，我们对宋德利作品的研究始终存在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限！这就是我们一直所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就是、我们在研究宋德利的时候到底是是以思想家的角度去研究宋德利还是以文学的的角度去研究宋德利是我们必须理清的方针。在他上百万字的各类文学作品中，他所展示的应该不仅仅是他作为作家或者说诗人所形成的文学成就或者说创作方针。在这上百万作品中，应该具有形成着一个思想或者说是世界观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宋德利在形成一个完整的作家风格的同时实际上他自己也在诗歌的创作中完成了自己精神及其人格的提升或者体系思考的形成。宋德利的作品非常特殊化。因为他在作品中透露或者说带给我们的哲学思考方面的元素比例则相当大些。当然我们已经不需要再为宋德利在自己的创作中为中国的读者带来了什么样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思考来进行大规模的论证。经过大量对宋德利作品的分析的结果表明，目前我们可以完全抛开宋德利在诗歌方面的创作成就或者说文学思考方面的负担直接进入研究宋德利的思想领域的研究方面来进行我们的研究工作。



    关宋德利于诗歌的哲学成份，我们早已从他的诗歌主张及其诗歌实践中获得相应的证明——因为他的诗歌不仅仅是在忠实的纪录客观，并且在进行着苏格拉底式的思考方针。宋德利作为一个具有一定哲学思考基础的诗人，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从文文学思考到人学思考的过渡过程。他这个过程完成的具体时间我们可以初步定位在本世世纪2015年8月。他的作品集《华夏圣贤300吟》是他思想完成人文思考过程的代表之作。这部作品的完成实际上标志着宋德利由关于文学的思考转向对社会对历史等历史领域的思考。而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宋德利的这种思想的过渡看成是一个突变的过程。因为就在这篇作品之前的《花间诗集 》还没有完成成这种思考的转变。实际上这个突变的基础一直存在于宋德利的文学思考之中，只不过是他没有能力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出这些关于世界思考的相关命题。从其中的文字“春来自有春归处，莫为它太牵挂，爱归哪答归哪答”来看，技巧已经不再是宋德利追求的主要目标。他给了自己作品一个极其丰富的时空元素。从中南海到华盛顿地域的转变本身就是一个纵深的时空概念。或是一瞬间的概念或是一个悠长的概念。但是实际上这些作品有一个逻辑非常严瑾的地方。从中南海到华盛顿的必然结果是环境尽管变化了，但是文化的信仰却没有倒塌。他还依然在那里矗立着，经历了于数的风雨之后，它还依然在那里巍然挺立着。于是这就给我们制造了许多看似合乎逻缉实际上又违背逻辑的诸多悬念。事实上，每一个思考的爆炸都是密集变异及其叛逆蜕变的结果。是一种对原有结构的破坏与摧毁。是一种价值的重估。当宋德利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一再突出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叛逆因子时，我们才知道他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将不再追求那些表面化平面化的元素。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我们看出有明显的关乎哲学色彩的思考痕迹。恰恰就是因为哲学元素的引入，导致宋德利诗歌在传播过程当中曾经遭受过读者及其诗歌评论家的残酷抵制。抵宋德利制的诗歌无形之中被诗歌领域视为一种时尚的运动。当社会对宋德利的诗歌抵触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时，实际上带给我们的思考是，我们在抵触宋德利的过程中需要达到一个什么属性的目的。宋德利诗歌本身的价值其实是一个一直需要考证的命题。我们的评论家在潜意识当中抵制宋德利诗歌的同时，实际上也没有去果断的否定宋德利诗歌的存在价值。他们对于宋德利诗歌的抵触与批判，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对哲学艺术的拒绝。





   《三》 宋德利诗歌哲学思考的爆炸时期



      宋德利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曾经有个短暂的军旅时期（1970年-1973年）。当时他的工作是在北京的军政大学任军事教学翻译，学员是外国军人。学习科目包括理论和实践。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实践是野外军事教学，包括武器的使用。这一期写了一些算是军旅诗。内容有变化，文字技巧进展不大。而外贸时期的1973年-1997年间，写的不多，但形式和内容开始变化，写一些自由体短诗，酷似思想火花。宋德利最具哲学价值的作品年签主要是限制在2015年完成的《华夏圣贤300吟》。他在这个时段共创作诗歌300余篇。据一位于前年年7月底移居美国阿拉斯加的教授说，平均一天创作一篇诗歌的速度，按照常规逻辑理解是一种高产行为。但从深层的理解是，这种平均一天创作一篇诗歌的速度，也可以理解是一种思考的爆炸现象。说的通俗易懂一些就是，一种近乎于密集型的思考冲击波促使宋德利无法终止自己思考与创作的脚步，他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抓住这些灵感。过后这些灵感和激情也就明确的不再存在了。教授的结论其实是个正确客观的推论。因为宋德利在《乌云》之后就再也没有推出过类似《旧照》意境含蓄而技巧高超的作品。我们面对的实际问题是，每个作家和诗人都具有一个创作的高峰期纯属必然规律。我们无意否定宋德利《乌云》之后的创作质量，但实际上是，他已经不再具备《旧照》之前的那种深邃的思考能力及其思考水平。最主要的表现是，他打破了自己作品中原来那种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及其悬念的色彩。如果我们給 宋德利诗歌的鼎盛时期做一个概括，那么就是指他创作四大名著的诗歌文本这个区间。关于宋德利诗歌的分析研究工作，我们原来准备从他的诗歌《两河情》那里寻求突破，让宋德利顺理成章的成为一名文艺复兴意义的印象主义诗人。但是，我们经过认真负责的考虑，还是放弃了这一原则。当然， 宋德利的某种意义的文艺复兴思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关键问题是我们从哪个角度去证明他这种思考的存在。我们不能重复别人的故事。我们要做的实际有意义的工作是让宋德利真正具有某种特别重要意义的叛逆元素。我们要排除一切将宋德利与其他诗人类比或者说较比的因素，以从一个比较独立的角度去分析研究宋德利的诗歌价值。重复别人只能是学习或者说是某种程度的借鉴行为，但决不是某种程度的思想爆炸。



     关于思想的爆炸，从资料我们可以知道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人类历史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现象：在前后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世界上爆炸性地产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出现，基本框定了人类几千年的社会生活、精神文化的格局。



　　在中国：老子约生于公元前571年，孔子约生于551年，墨子约生于公元前468年。



　　在印度：佛陀约生于公元前623年，还有同期出现的《五十奥义书》。



　　在波斯：琐罗亚斯特约生于公元前660年。



　　在古希腊：赫拉克利特生于公元前540年，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68年，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7年。



　　这并不是一份完整的名单，但已经让我们震惊不已。有没有发现，上述这些人基本都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不到200年的时间里。



　　这份名单中的人，大家绝大多数都是知道的，可能唯一感觉比较陌生的是琐罗亚斯特。此人是古代波斯人，也有将其译为查拉图斯特拉，尼采写过一本著名的哲学著作，书字就叫《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假借正是这位古波斯哲人之名。



　　琐罗亚斯特的生卒年同样不可考。据拜火教徒口述历史，他生于公元前8000年左右。但这个说法只是传说，没有任何文字资料和出土文物可以证明。比较可信的是，琐罗亚斯特于公元前660年创立了祆教，俗称拜火教，此教曾于魏晋时期传入中国。金庸先生《倚天屠龙》里的明教，就是从拜火教中演变而来。



　　琐罗亚斯特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既不能读，也不会写。他死后，人们把他的言论辑录成书，这就是《阿维斯陀》，作为祆教的经典，也有人将它称为《波斯古经》。这部书第一次被记录成文，是在大流士一世在位时。传说一共抄写了两部，亚历山大大帝攻克波斯时，其中一部毁于战火，另一部被带到了古希腊，最后不知所终。



　　据说这部书篇幅巨大，被写在1200张牛皮之上，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许多高深的学问，所以本书一直被称为知识与智慧之书。但是，十分遗憾的是，这部书的绝大部分已经失传了，目前只留下很小一部分。



　　琐罗亚斯特创立的拜火教以及《波斯古经》影响巨大，对当时两河流域及印度的宗教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比如说，拜火教的主神是阿胡拉，是智慧之神，而他实际上就是佛经中常见的阿修罗，关于拜火教的教义是个历史之谜，细节可能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我们再看看这次思想大爆炸的成就。



　　当历史的时钟指向公元前500年前后时，欧洲的古希腊，亚洲的印度、中国、波斯，还有犹太人那里，几乎在同时爆发了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影响人类今后几千年的几乎所有思想，在那一刻突然从这些伟大人物的大脑深处喷涌而出，就像瞬时爆发的火山一样。这些思想的出现，几乎将人类以后几千年活动的原则确立了下来，如宗教的原则，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原则，人类的本质、意义、地位等等。以中国为例，产生于那时的儒、道、墨三家，一直到今天依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甚至已经内化成一种思维的方式。



　　让后人感叹不已的还有这次思想大爆炸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拯救人类！古人不知道出于怎样的想法，以一种超绝的智慧、悲天悯人的情怀，关照着人类的灵魂和精神，赋予了这场思想大爆炸极其强烈的使命感。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这次爆炸产生了三种非常有影响的宗教思想，并最终形成了三种影响几千年的宗教：老子的道家思想，最终形成了中国的本土道教；释家牟尼的轮回思想，最终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佛教；琐罗亚斯特的善恶思想，最终形成了拜火教。宗教的目的是直指人心，将人类的灵魂从罪恶与世俗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可以说它拯救的是人类的灵魂。



　　其次，这次爆炸产生了大量“伦理哲学”，比如中国的孔子学说，就是一种道德哲学；几乎在同期产生的印度《五十奥义书》中也有大量道德伦理。“伦理哲学”的目的是规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说到底是为了拯救社会。



　　第三，古希腊哲学，虽然以理性的自然科学为主，但它关注的重点依然是人，它希望从肉体上拯救人类，把人类的思想从非理性中解脱出来。



　　从那以后，人类再也没有如此大规模地关心过自己的精神世界，甚至放弃了对灵魂的尊重，转而关心起自己的肉体与感官。如果说，公元前五世纪的思想大爆炸是精神至上论，是精神文明；那么以后的文明基本上是物质至上论，是物质文明。客观地说，我们的物质文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已经远远将灵魂抛在了后面。一群没有灵魂的人在地球上奔走，就像被砍掉了脑袋的中国古代战神“刑天”一样，盲目挥舞着手中的武器，将地球砍杀得面目全非。更可气的是，这群没有脑袋的人竟敢在自己的旗帜上明确地写道：人类不需要灵魂！



　　人类应该停下自己的脚步，仔细想一想：我们拼命地创造是为了什么？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一种生活？我们应该以什么态度对待周围的世界？再也不能没头没脑地发展下去了。人类需要反思，文明的模式更需要反思。请记住《摩珂婆罗多》中一句对我们的批评：“在创造中走向愚昧”！



　　我们今天回望这次爆炸产生的光芒，虽然事隔2500多年，依然是那样夺目耀眼。可以说，人类在这200年的时间里，突然达到了思想上的顶峰，至今还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它。人们只能在一遍遍畅读圣人经典的同时，以无限羞愧的心情面对这无法超越的智慧。



　　有人也许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会举出公元14世纪的“文艺复兴”作为证据。不错，“文艺复兴”确实是近代少有的一次思想革命，当时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聚集了一大批文化人，他们在交流与讨论中，终于酝酿出了对当今文明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运动，产生了像达·芬奇这样一批知名人物。



　　但客观地说，“文艺复兴”并不是创造，它是对古希腊自然科学的回归，是一种科学精神的回归。古希腊文明在罗马帝国时代彻底衰败了，欧洲进入了整整500多年的黑暗时期，十字军东侵时，欧洲人从阿拉伯人那里幸运地捡回了自己已经丢失的文明。从反思的角度来看，这次文艺运动是失败的，它并没有将那次思想大爆炸的精华继承下来，而是将它的糟粕——古希腊文明继承了下来。



　　同时，“文艺复兴”运动也没有创造出任何一种新思想，更没有一个人的成就可与思想大爆炸时期的人物相比。不但如此，而后的几千年中，世界也再没有出现过像佛陀、老子这样的人物。比如说，中国的魏晋玄学、朱程理学的各位大家，他们只是思想的继承者，或者说是集大成者，而不是创造者。



　　现在，该是老人拖着那条让他精疲力尽的大鱼从海上归来的时候了。海明威让一个老人的出海与一个土地改革的时代联系在一起而让自己的思想永恒的注入我们每个读者的灵魂里。记得宋德利曾经提到过关于他父亲临终前希望见他最后一面的事，不过宋德利和父亲无送终之缘，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这个最后一面对于宋德利来说有多重要有多遗憾我们也不好描述。大家都知道有些东西是无法用文字表达的。但是我在这里却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没有能够见上父亲最后一面的结果可是却造就了一位举世闻名的诗人或者说是思想家。宋德利的诗歌既给了时间也给了某种意义的永远。



   当他父亲在十年前那个春夏之交去世后，远在美国的宋德利曾经一直想象他的父亲是太阳，他是夸父。可最后还是没有追上父亲西行的脚步。多少次醒来都希望是彭祖一眠远远离开父亲远去的时代。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敲响的时侯宋德利才想起问世人一句话，天将晚你将去哪里？去哪里你的灵魂才不孤独？宋德利让自己歇脚在夜色里，却总是望不到沙漠的尽头。因为他看始终望不见沙漠的那一边所以才幻想让沙漠忘了季节。沙漠是大自然留给大地的杰作，但是却让时间流失在沙漠的那一端。天快亮了，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写书吧。不过眼下的这本书可不象流水帐那样，我们把宋德利的人生经历一字不漏的过了一遍。对于我们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我们或者可以当小说读也可以当宋德利的自传读。您可以随心所欲的把他当成什么来读。但是,我所理解的这部著作与众不同，我们得给宋德利的思想作个描述或解剖。他是个诗人，或许是第一个把父亲推上远方当舞台的诗人。我们愿意将他称为一个将远方比做舞台的诗人。那是远方的舞台，他让父亲在那里体面的绝舞体面的用鲜血染红远方。他让父亲的生命在那里庄严的落下帷幕。或许是该到春天祭祖的时刻了吧。父亲骄傲而庄严的登上了肃穆的殿堂。



     宋德利没有给我们去喋喋不休的去讲述一个关于宝黛之恋的故事，也没有去讲述这一本应该天长地久的爱情为什么没有实现。也没有讲述类似的爱情今后会不会悲剧重新上演。宋德利在万言诗歌《红楼梦》并没有从主观上去表达自己是希望大观园这老房子是摧毁还是继续存在的必要。他坚挺在那里实际上给我们构成了两个不同领域的思考。一个是他历史的见证意义，一个是向新生时代的较比及其挑战意义。但是实际的矛盾是我们为什么不选择摧毁而选泽继续让他巍然屹立在我们的视线里，并让他继续保持着一肿利用的价值。因为他依然可以住人。所以的大观园一切都继续在我们的思考中起着一定的启蒙或者说是某种主导我们思考的方针。宋德利让历史延续到今天，却让我们思思考古老的命题。包括所有的领域的思考。人类生命的延续意义都被引入到层面的思考。与其说宋德利最大的艺术成就是体现了某种博爱或永生的东西，不如说是他发现了人类历史进程中许多并不吻合发展逻辑性。这种长期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上的诗歌创作思考，为宋德利成为一名唯物主义诗人，思想家，翻译家，人文学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建立在追寻人类理性思考基础上的唯物主义创作觉悟



     《红楼梦》有关于青铜镜的记忆，尽管贾府已经用上具有现代意义的镜子。读宋德利的诗歌是一件充满期待而有充满理性的事情，或者这么说吧，如果您有时间去仔细阅读宋德利的诗歌，你就会发现自己学会了思考。在阅读一个诗人作品的时侯的密码。能够使你变得聪明了许多，至少说明你在阅读这些诗的时候，感觉自己在和创作这些诗歌的诗人一起思考。所以你现在面对宋德利的诗歌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这个认识的机制就是因为宋德利没有在他的诗歌中把一切都说的那么明白，所以你才学会了和宋德利一起思考。如果宋德利把一切都说明了，或许您就永远无法体会到鱼在沾板上舞蹈的惊心动魄了。或者说那些冷风下熟睡的青铜在做着一个关于什么样的美丽梦幻了。这些青铜其实是可悲的，竟然随着一个人类时代的灭亡也为它全盛的荣耀划上了句号。青铜若有知必破土而出去追逐远去的辉煌与灿烂。青铜是无辜的，可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却为他人为的制造了一个某种意义的终结。或许他曾经铸就了一个时代的辉煌然而最终却被时带所抛弃。或许青铜时代的诞生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产物。青铜时代的掘起与衰亡证明了世界没有永恒。现在没有将来也没有。宋德利的思想是深刻而充满张力的。或许遍地都是青铜时代的坟莹，可是在宋德利的笔下他却独眠于冷风下毫无生机的湿地。那些沉睡已久的青铜似乎一直都想告诉我们一个关于一个时代灭亡的故事，并且是真实的故事但是他却没有能力去诉说他所见道的一切。他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然而却没有将一个时代灭亡的密码破解出来。他今天依然在沉睡。宋德利没有让这些青铜们因为被时代的抛弃或者流浪而复活，证明结果的历史可能有似曾相似的往复现象，但却不能随心所欲的复原或者说回归历史。



   在诗人身上有时候所体现的叛逆似乎是具有着一种超人的胆烙或能量。八十年代中期三毛首次在一个集会上用自己的歌声演唱了一直被台湾当局视为禁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意识形态其实是个相当奇怪的领域。正当我们中国大陆在严历批评三毛的电影《滚滚红尘》有涉嫌歌颂国民党的元素时，台湾当局竟然给这部电影所下的定义是歌颂共产党之嫌疑。所以当时的情形是尽管这部电影几乎囊括了所有的金马奖项时唯独竟然没有编剧奖。无独有偶的是，宋德利在1972年秋北京红山口军政大学校部医院创作的一篇关于秋天《香山行》的诗歌，在当时竟然被指责为宋德利有在作品中公然影射国庆之意。这就是意识形态给诗人带来诗人有时会无情的抨击政治或意识形态，但却从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和人民的良心。他们总是和人民站在一起。他们会歌颂人间美好的生活乃至各种符合良心及其道德规范的情感和各种外有行为，价值观的取向等，但从不纵恿人性的弱点毫无节至的膨胀。



   他们崇尚人类社会正常的欲望，却从不激发人性中自私任性的罪恶。诗人或许本身并不善良，但却常以救世主的面目创作其实是诗人某种拒绝颓废的潜意识追求。诗人叛逆的天性可能就由此而生。他们向望贵族化的安静，却从不安静自己一颗永恒叛逆的心灵。这种矛盾使诗人的思考自然走向哲学思考。叛逆之后的快感与失落其实是宋德利潜意识当中交织的一种及其矛盾的情感反映。这种快感源自于一种自我超越的体验；这种失落则来自于原来拥护者的质疑或者说某种意义的背判。这种具有双向倾向的互动式的背判其实也折射出原先读者群体的崩溃或完全的解体。这些伟大的读者们不再去热心的欣赏他那些具有哲学意味的诗歌。宋德利在他的创作笔记中曾经表露过这种近乎茫然的失落情绪。他有大量的南开同学，但是他却没有和他的这些同学们一起融入到主旋律创作的洪流中去。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那些过去的读者不再习惯于在宋德利徘徊在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之间的创作模式。或许这些读者们宁肯接受一个停滞不前的宋德利也不愿再接受一个叛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宋德利。宋德利的确是超越了。他能熟练而不动声色的将大唐时代的兴衰于六试婚使归吐蕃与的文成公主轻松的融汇在一起。他让一个时代的历史穿越到今天与四处盛开的桃花走进同一个画面。让你感受的是一种虚拟的视觉享受。（注：文成公主（625 - 680年11月1日），汉族，祖籍山东济宁（今任城），汉名无记载，其父史书也未记载，多猜测为江夏郡王李道宗。李道宗是唐高祖李渊的堂侄，因战功被封为任城王，他的女儿，即后来的文成公主，就生在任城。史书中没有记载文成公主的祖籍、出生地、名字、父母，而记载她为宗（室）女。此女的汉名无记载，吐蕃尊称甲木萨。藏语中“甲”的意思是“汉”，“木”的意思是“女”，“萨”的意思为神仙。因此，甲木萨的意思就是汉族女神。她本是唐室远支宗室女。唐贞观14年（640），唐太宗李世民封李氏为文成公主，唐贞观15年（641），迫于压力，唐太宗同意与吐蕃和亲，文成公主便尊命远嫁吐蕃，成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王后。唐蕃自此结为姻亲之好，两百年间，凡新赞普即位，必请唐天子“册命”。永徽元年（650年），松赞干布逝世，文成公主继续在吐蕃生活达30年，致力于加强唐朝和吐蕃的友好关系。她热爱藏族同胞，深受百姓爱戴。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故事，以及推进藏族文化的功绩，至今仍以戏剧、壁画、民歌、传说等形式在汉藏民族间广泛传播。文成公主在藏传佛教中，被认为是绿度母的化身）。





《五》宋德利论关于文学创作的承担



  宋德利曾经在一次文学学术座谈会上发言指出,文学如果只是为了表示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品,那么证明一个人人品的方式很多,何必选择文学创作这种艰辛的劳动来证明自己呢?既然是写出来,发表了,读者及其社会都看到了你的文学作品并享受着你在创作中带给人民的文学价值及其审美的愉悦。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学的价值体现。如果你不是一个作家,就不必把只是证明自己人品的东西硬塞到消费者的书架上。写出好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种对自身价值的最理想的证明。一个作家的人品及其理想化的价值如果不是通过一系列优秀的的文学作品来证明自己全方位的价值程度,那又何必自称作家呢?所以说,我感觉在一些学者在九十年代年初提出的作家没有承担社会的责任或义务.这种观念无非是一种混淆不清的逻辑悖论。如果作家不能在自己的创作中去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在社会承担着不同属性的责任或义务,本身就是否定着作家这一社会群体存在的社会意义及其文化意义。所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作家的承担意识及责任是作家的职业固有的社会属性。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某些学者在学术中对于这种作家放弃责任的观点有何意义?与文学创作又有什么推动作用。这其实是一种消极的意识而已。





     其实关于承担不承担,担当不担当的问题,来自学术领域不同的答案现在已经都集中到了一个答案:因为共命运,所以要共担当,共承担。学术领域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走在现实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前面,并非是因为学术界缺乏精英学者与精英理论家,而是学术领域自身对学术责任的放弃以及各自为政的结果。他们的误区是似乎某个属于自己研究的具有独立意义的命题才是尖端的属于自己的命题。他们以获得独立的与众不同的学术答案为荣,但是,他们在这个学术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倾向就是否定着一个辨证思考的统一原理。即某些命题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答案,但有些问题就只有一个解。这个唯一的解其实就是一个结构的逻辑意义。宋德利在自己的诗歌当中一直都是在通过普遍与抽象之间的辨证关系,在作品中成功的将许多不可直接回答的现实命题交给读者去思考去理解。前面已经说过，在宋德利的个别作品当中,也残留着一些《胡杨泪》,《坚硬的稀粥》,甚至是《人到中年》的多层价值探索的痕迹。这种思考的模仿其实折射的是宋德利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引入客观参照的结果。但作为一种模仿,仅仅是纯粹思考领域的模仿。因为对于宋德利的人生阶段而言,他的每个生活年代与这些作品的年代是一种断层意义的脱节。雷雨，龙须沟，胡杨泪,坚硬的稀粥都是产生于宋德利人格及其思考成长的过渡时期甚至是朦胧时期。人到中年等纯粹反映人生负担意识的主题则出现在宋德利的中年时代。按宋德利照的年龄,他能够从本质上体验类似作品的主题意识的。但是这些作品中深层透露的价值,中西方文化的碰撞思考及其生命之中承担与承受意义的思考元素则直接启蒙着宋德利在他今后诗词创作中的主要结构框架。特别是坚硬的稀粥,故事的情节本身只是一种载体,并不是阐述某种观念的唯一个案。因此,这部作品为宋德利后期的散文,诗歌创作提供的是一个来自思想层面的关于价值观念的参考体系。但是,在宋德利的作品中，坚硬的稀粥所体现的是一种发自内心世界修养的主题支撑。宋德利利用民居文化元素在深层体现的其实是一种难得糊涂的人生境界。以极具客观的态度,解剖了难得糊涂的人生哲学。他没有去评价这种淡定的人生哲学,只是简洁的概括而已。





     宋德利作为一名现实主义价值的维护者及其精神分裂的诗人——其实这是个两极分化的价值状态，但却从来都没有陷入过对自己生存状况的危机思考困境。因此具有客观思考意义的宋德利诗歌，给读者的感觉是希望。给专业人士的感觉是智力创作的提升。以大规模集成意义的诗歌作品反映着一个多层次的梦想中国是宋德利爱国主义精神的彰现。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以歌颂的情绪去描绘一个具有多项价值体现意义的中国社会令人振奋激情希望的一面,同时也以犀利的目光去透视社会中丑陋落后的一面。主旋律的诗歌创作是充满着现实浪漫主义特征的创作行为。以歌颂一个多义性的现代中国是每个诗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至于是否在这个行为中同时可以对社会的阴暗领域进行精神概念的审视与批判,应该不再是难以取舍的人文命题。因为代表我们国家意志的媒体已经将批判与批评的视角直面着社会的各个不同的阴暗领域。为什么我们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却在这方面受限于许多伪命题的创作规范呢?宋德利在谈及这个问题时,特别指出过中国文学创作的一个复杂现象 —人类历史的推动力不再于同情,而是在于残酷的鞭策激励—— 在宗教意义的博爱及其真爱中体现精神价值的分裂是宋德利社会实践与创作实践中最为尖锐的思考碰撞 。



      对于生活中原则坚持的固执超越着他追求学问的固执。这种秉性充分证明着宋德利做人第一文学第二的实践原则。作为诗人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人格特征的精神分裂意识只是在他作为诗人进性诗歌创作或诗歌思考的过程里才凸显着诗人特有的价值指导意志。而作为人,他又是一种别样的风格。为人谦虚宽容与宽宏大量,不计得失，尽管童年的理想信仰最终没有支撑出宋德利一生的明确的信仰,但并不就是说在他的心中就没有信仰,他信仰的是一种博爱与怜悯,是一种超越着某种意识形态的信仰理念。他信仰的是始终相信以自己脚踏实地的道德实践能够换来人性的觉悟与提升。



    他从来都不否认自己在人性中存在的邪恶和弱点。这也是全人类共有的弱点。自私,狭隘,欲望,复仇等因子是构成每个人原罪成立的基础。他认为,如果你不承认人性中固有的邪恶，也就是在实际上否认着善的存在。写诗之人必有大彻大悟之处,是一种先天的智慧体验博爱,却从不扩大苦难的情绪。他用诗歌探索人生之爱,直至当真爱成为自觉。他从不因爱心与宽容而放纵神灵与宗教的精神统治。他爱的是实在的人生与实在的精神体验。他把爱看得超越一切宗教的体验。把爱当成人生脱离苦难的阶梯。其睿智的思考用诗歌替代着哲学与辨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在极其精炼的语言中渗透的是多元的复合思考。在一个更集中的思索空间里进行着宏观意识的思考,放大着人类思考的理性之光。但这绝对不是宗教意义的觉悟,他是来自于更深层更实践更客观的对人类本身命运的思考区间。他抛弃的是宗教的虚无,注入的是全人类对世界的评判态度。他是一种觉悟的思考,但从不将读者引向极端或偏见。爱的悲剧意识是因为在悲剧中体现着爱的意义。如果一定要将爱与悲剧的概念区分出来,那么救注定无法在诗歌中诠释爱的意义。宋德利从不拒绝在自己的诗歌中去描述具有悲剧色彩的事件或着整个事件悲剧的来源。但他绝不否定悲剧形成的客观因素。他在许多作品中只是有机的自然的阐明着悲剧产生的复杂因素。



    诗人的这种超越着宗教意识的信仰诗人的信仰机制高于着对所有宗教的信仰机制。我们从达赖六世的诗歌意境中可以明确的验证这一点。宋德利客观的认定宗教有宗教的支撑，诗人有诗人的精神支撑。在某种意义上，诗人不是救世主,既不能拯救自己的精神及苦难的心灵,亦不能拯救他人的心灵,但练狱般的生活方式及生活环境,或者可以将一个人变成魔鬼或锤炼成天使! 生存的苦难造成的结果是哲学家的诞生,诗人的诞生以及魔鬼的诞生,因此在一个特定的区间内,我们可以这样认定:哲学家,诗人都是魔鬼的亲戚! 宋德利的人格和他的诗歌都是一个处在朦胧层面的格式。他既有深层的怜悯意识包含在其中,却又从不象命运妥协与直面,是一种来自于智慧层面的渗透,他刻意在诗歌中追求理性,却从不放弃对客观事物的反思。他强烈的遵循着一个来自客观意识的支配意识。即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不能脱离实际的基础而去任意的歪曲着现实存在的物质意义。诗人必须承担解剖现实的责任-而不管他的诗歌是什么风格或是什么流派。他始终都不能脱离着对现实的讨论基础。一个没有现实意识的诗人,其诗歌的创作基础只能是毫无根据的唯心主义思考与讨论的结果。但是这个来自于现实主意的思考又制约着诗歌技巧方面的发挥。



      惧怕与愚昧相邻,但是没有了惧怕意识的愚昧便是双重的毫无救药的愚昧。宋德利作为一名无神论者，因为惧怕,便会在思考中觉悟与振荡。惧怕是灵魂重建的前提而不是摧毁。传统的概念里,赋予着惧怕的是对现状强烈的恐惧意识。这个惧怕的范畴是极端广泛的多义概念的组合。他可以是针对于社会环境及其政治环境的恐惧意识,也可以是对失败的恐惧,也可以是西种忧患心理的多层体现。甚至可以理解为一种强烈的、针对自身的恐惧体验。因为我们经常理解的战胜自我的艰难状况就应该是基于一种对自我的敬畏意识。首先是对自我的恐惧心理,所以在战胜自我的过程中才显得如此艰难。我们意识当中的战胜自我,其实就是破坏着一个旧我,建立起一个新的自我。宋德利作品中的关于新旧自我的概念其实就是一种道德重建的心理反映。在道德执行中就有着一个及其重要的人格特征,首先是来自对于道德规范德恐惧意识才决策着去遵循。没有一个敬畏的成分包裹在内,那么很容易出现的就是对道德理念的毫不在乎的情况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由此及彼,无政府主义的体现我们是否就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是一种强烈的对政府机构的不在乎状态呢?我想,这种观念应该有些有待于澄清的元素在内。这种无政府主义真正萌发的机制应该首先来自于对政政体的不满意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逻辑上的盲点。因为这种对政府的不满意识能否理解为在这个过程中所出现的恐惧心理反应呢?我们一方面因为惧怕而遵守,另一方面却又因为惧怕而萌生着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意识,所义这个人格中的分裂状态便应运而生了。因为恐惧而造就着将种对政府心态的极端状况。要么因为恐惧而遵循政府意志,要么因恐惧而与政府之间产生强烈的离心意识而反抗或着说是诋毁着国家意志。我们与很大程度上都无法真正去理解执行政府意志的过程中存在着的是恐惧心态抑或是忠诚的心态。意识形态的强加与潜移默化的过程有时候我们去理解为盲从的结果。我们目前的诗歌创作之所以出现今天这种在思考上无法取得参照的状况应该就是在恐惧与忠诚之间的选取概念存在偏颇的状况。宋德利在谈及这些恐惧的范畴时,有一个对应点是空白。也就是说老师在这里把空白理解成为恐惧于惧怕的载体,应该是一种对觉悟的唤醒呐喊。因为空白,因为惧怕的机制就是我们始终欠缺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思考方针。一个在思考中缺失着独立思考权力的社会,远比有思考或许更幸运,因为没有思考便没有了思想,没有思想便没有了惧怕意识的产生。但实际状态是我们人类具有着对客观环境的思考能力。



   只是我们的这种思考的能力被某种宗教意志或者说是信仰的同化所异化而已。这种没有了自我思考选择空间的思考状态其实是一种相对的空白情景。我们在分析研究宋德利老师作品过程中时常只从字面的表层环节出发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错位。因为宋德利老师是诗人,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一首诗歌作品而不是其他的文学作品。诗歌文字的特征就是在比喻的范畴内完成对作品主题的塑造。它无形中拓展着我们认知宋德利作品的空间,甚至可以是从字面相反的方面去理解分解一首诗歌作品。因为诗歌语言的无穷伸展性,因此在研究结构上注定可以去这样理解。当然这种理解不是随心所欲的过程。是一个吻合逻辑吻合字面象征意图的过程。是一个在有限空间内的无限伸展,而不是指鹿为马的混淆过程。它需要的是一个支点,一个脱离着断章取义的支点——因此，诗歌从这层意识来理解可以说是因为恐惧因为黑暗而诞生了诗歌—— 因为惧怕而产生了宗教,因为需要一个神的力量来克服恐惧的意识。但是,可悲的是,这个神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我是我的神,一针见血的证明着自己才是自己的主宰,是自己信仰中最高的神。因为惧怕河神,而诞生了祭祀河神的仪式,因为惧怕黑暗,我们才呼唤光明,殊不知只有黑暗才是唯一的通向光明之路。因为惧怕着社会的无序状态所以而产生了国家机器与法律条文。因为既需要法律的威严又惧怕法律的不公,所以又诞生了各种陪审制度和议庭制度,但实际上反而促使了法律虚伪一面的凸现。一种虚构的公正,一种自我解嘲的公正。因为惧怕再次贫困,所以土豪证明着金钱的魅力,让大家都见证富足的荣耀与尊严。因为惧怕真理再次被混淆,所以我们学会了检验真理 ——但不幸的是我们只是检验真理的机器,而真理是否合格我们却都再忠实的执行着真理的意志。真理的实践与真理的验证被混淆、因为实践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出路吗?所以这个检验理论的逻辑是,没有被实践过的一切元素都不是真理。因此这个逻辑直接导致的错乱是,不被虎吃掉就不算体验过被咬死很痛苦的真理。所以,因为惧怕真理的实践,所以我们就否定被虎咬死是痛苦的真理。所以宁肯去执行既定的真理,也不愿偿试被虎咬死的体验。所以,权威之下的真理实践其实就是利用着体验的恐惧心理让人们无条件的服从。



       诗歌主题的连贯性是宋德利哲学思考的根本基础。我们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希望打破以往的传统的对于某些诗人的某种具有垄断意识的定义。这个垄断的提法可能大家一时会有些不明白。其实就是指当某一诗人只是在其诗歌中介入了某种思考时，就断言其是某一方面的思考代表人物。许多诗歌中的元素及其意象都是共享的创作资源，但如果某一诗人在作品中引入了宗教或者说其他方面的元素，我们就极其缺乏责任的将其吹捧为他是宗教诗歌的代表人物。只要这个人物存在一天，别人诗歌中的宗教思考便都成为摩彷这一诗人的结果。这种缺乏责任的定义无形中限制了其他诗人对于同一元素或意象的思考。即使你在阐述关于宗教的思考时，似乎也是不能超越穆白的宗教思考。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穆白被定为典型意义的以宗教思考现实的代表人物。我们曾多次出现的断言——自某某时代开始就没有诗歌可写了。这种论点就是喻指诗人对某一诗歌思考资源的垄断与代表意识的现象。所以这种现象导致的恶果是诗人们不再专心创作，而是千方百计的寻找那些被剩下的文化资源或客体元素进行创作。有此间接导致的另一恶果是，诗人让意象开始变化的多样而多意。王蒙的稀粥之后，其他作者对于稀粥所包容的中西文化交汇点的思考就会出现许多方面的思考。如果说王蒙的稀粥之思考折射出东西饮食文化，价值观念交汇衔接碰撞的领域，那么其他诗人的思考就出现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多义思考。如宋德利的《闲居》看，既思考了生存领域，又思考了道德领域，经济领域，价值观念领域，生产或传统的价值观念领域，包括了话语权领域及其更为广范的领域。我们倒到底如何评价宋德利关于闲居的多元多义的扩展与伸延呢。一个单一的居的意象被引入无数的主观思考的行为一方面折射出的是我们对于宋德利思想被凸现哲学意识的同时，另一方面理应遣责的是我们某些方面关于居的先入为主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这种超越我们可以理解为是成功的。可是我们如何定为宋德利的这一超越呢？唯一的就是我们让宋德利的诗歌进入哲学领域进行思考。我们让宋德利的诗歌赋于哲学的色彩的同时又必须考虑的问题是这个世界已经有太多的哲学概念的诗人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所以我们为了证明宋德利诗歌某种独立价值的哲学观点的存在，就必须在其他的方面寻找突破。这个工作是非常艰苦的甚至于是蘩杂的。



     没办法，我们只能从宋德利那些浩翰的诗歌成品里去寻找根据。当我和我的助手们似乎是已经陷于僵局时，奇迹出现了，我们从中发现的一大突破就是，尽管他的作品无数，但他不像其他的诗人那样每首诗歌只有一个单一的思考单元，他的所有诗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这个体系的轮廓可以说是非常清析明朗的。即他的每首诗歌与每首诗歌的主体思考方面无论选择的意象载体是什么，但都是同一个哲学思考的的范畴。他在作品中的意象包括天文《虹》《乌云》，自然《两河情》，花草《花萼》，两河文化《两河情》，昆虫《萤火虫》，《蝶》，《黑蜻蜓》，物体《伞》，《镜》，情感《悲哀与欢乐》《痛苦与欢乐》《落叶》，生存《机遇》，《卖花郎》，社会《别坦桑尼亚学员辛巴少校》《 南京长江大桥》，文化《自由女神》《画趣》，人文《清明》《元宵》《闲居》，还有我们在前面已经阐述过的色彩等意向《白天黑夜》等。



《六》关于宋德利的生活经历及其文化人格的二次分析



     宋德利诗歌主张的叛逆源于童年时代的经历及其现实的思考。他从美国将大量的牛奶的倾倒河中而不给穷人食用的事件中体现的是一种对社会主义制度优约性的感恩。而事实是那些美国人民并不需要这些已经过期的牛奶。事实是在宋德利接触到这个事件的时候他连一根最原始最廉价的，现在被广泛称为老冰棍的冰棒都没有轻易品尝，吃过。由于自己对牛奶的神话及其向往——而在太平洋对面的那个国家里，牛奶是最普遍最廉价的食品之一。我们把那个当时物质极度贫乏的时期看作是一种理想的天堂。或许这种潜意识当中极端矛盾的思考与英特纳雄那尔时代的遥远使宋德利失去了最初的某种对意识形态的信仰宋德利这种信仰的巅覆使宋德利在这个注重意识形态信仰的国家里成为一个民主人士身份的诗人。我们应该给宋德利的成长经历给以一个非常客观也是非常真实的社会环境，如果抛弃了这些必须的元素，那么我们对于所有诗人的人格分析研究都是失败的。



    宋德利童年的经历尤其是我们要跟踪于当时中国的精神生活及其物质生活的条件以进行完整无缺的分析。我们根基大量的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为宋德利的童年成长环境找到了一个清晰的劢络。这些东西很重要也很珍贵。他出生的时候，正是张爱铃，冰心等一大批民国文人创作的鼎盛时期。但是，当天津解放之后不久，中国的文学创作就进入了一个在后来无法真正定义的17年文学创作时代。



很明显，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描写问题之所以成为一种焦点一种困惑，根据各种各样的意见来看，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文学历史如何编写始终在遭遇着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非理性干扰及影响——也就是说，所有的问题焦点就是集中在各种不同类型思潮对于中国文学方针的政治因素方面。因此，我们的论文主题就是在此基础上所购建的一个文学命题。但是，要在理论上进行能够具备说服力的论证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事情。因为关于中国文学史如何编写的问题，在传统上已经遭遇着如何重建编写方针的讨论。与此同时，主要的争论还是在于我们正在否定着一个关于真实中国文学史编写的方针。尽管这种重建意识遭到了学术内部的反对，但实际上这种反对派也并没有打算书写一个真实的中国文学史。甚至更加严重的是，个别学者竟然提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观点。并且这种观点非常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力。







  在关于这个所谓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观点之下，最先遭遇中枪的不是其他任何年代的中国文学，竟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十七年文学时代。我们可以首先看看十七年文学的前后相邻的社会环境。十七年文学之前的文学背景即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十七年文学之后文学路线则是1966年随之而来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十七年”文学是历史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从左翼文学到延安文学，再到文革文学，“十七年”文学在这段历史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如果将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等视为“一元化”文学形态的萌生和发展阶段，那么“十七年”文学则可以被视为成熟阶段。1949年以后，解放区的文学形态和文学模式被作为一种成功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十七年”文学则是这种经验全面推广的结果。文革文学虽然对“十七年”文学采取的是一种否定的姿态，被江青等人称为“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所以，我们在研究十七年文学属性的时候很明显出现了失误。原因是十七年文学方针既然一贯主张的是极左路线，那么为什么在江青那里成为黑线文艺方针呢？这点是我们首先没有去认真证明的东西。诸如《红旗谱》、《红岩》、《青春之歌》之类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作品都是在十七年文学时代创作的作品、这些作品为什么后来在江青那里成为反动甚至是反党作品。诸如种种迹象，我们在后来的文学研究工作中都没有做出相应的结论。宋德利曾经以杨利景先生《文学的演练》为例，就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如何编写的问题进行了更加客观的再思考。



   另外，从我们在本文中所引用资料的文档创建日期来看，所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如何编写的论著基本都是发表5年以上的学术论文。所以，我们今天的论文再次发起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及关注，实际上是针对我国文学理论界以政治元素为参照基础观点与看法。因为涉及了政治，所以才导致中国许多文学理论的片面与形而上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坦然面对现实去分析研究中国近代的文学状况呢？



  在宋德利的记忆中，上个世纪80年代，唐弢等先生曾经著文指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洪子诚先生认为，“唐弢先生说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主要是对当代人处理新近发生的事情的可靠性的怀疑。时间过于靠近，心理、情感缺乏距离，大概就容易看不清楚，而过于情绪化。”对于“十七年”文学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段历史距离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遥远，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时代语境上都已经真正进入了“历史”范畴。逐渐抛却了“当局者迷”的干扰，这段历史的本真面目在我们面前应该渐趋清晰。按照唐弢先生的观点，此时写史应该渐入佳境。可事实好像并非如此，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文学史家自信而决绝的姿态相比，对于“十七年”文学如何进入文学史，近年来的学者们却表现得越来越犹豫不决。问题不但没有因为时间的推延而明了，反而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



   　这应该是一个可喜的进步。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说明我们对这段历史的思考正在走向深入。“十七年”文学如何进入文学史，其难度一方面来源于当代文学史写作自身的诸多困惑，比如文学史写作如何最大程度地呈现历史原貌？绝对的客观公正是否可能？如果主观因素不可避免，那么如何处理史家价值判断与文学史实之间的关系？具体到“十七年”文学，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十七年”文学在整个20世纪文学史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应该如何评判这段备受争议的历史？评判的标准是什么？这一标准是否科学有效？等等。



  与此同时，在关于十七年文学如何进入中国文学史的工作过程中，中国作家进行了一个类似假设的方针以对此进行论证。这一假设的基本内容是把文学史的评价标准逐渐移向文学审美领域”，“原则上是以审美标准来重新评价过去的名家名作及各种文学现象”，“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渐高。之所以提倡“重写”，是因为当时大家普遍对已有的文学史著作不满意，因为当时的文学史著作对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选择和评判多还停留在意识形态的视角，这在要求文学“向内转”、呼唤“文学自主性”的80年代自然是要受到批判的。“重写”的目标之一便是“要把文学史的评价标准逐渐移向文学审美领域”，“原则上是以审美标准来重新评价过去的名家名作及各种文学现象”，“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由此可见，“重写文学史”旨在颠覆与重建，颠覆的对象应该是以往政治标准视角下的文学史著作，或者说颠覆的是以往史家价值判断的标准，重建的目标也是将政治标准置换为审美标准。对当代文学史来说，颠覆和重建的重点主要是在“十七年”文学。当时对文革文学和刚刚开始不久的新时期文学的争议相对较小。 如果没有对宋德利童年的人格及其人文环境进行一个透彻的分析，那么我们会永远也不能解释一个出生于中国四十年代的美籍华人复杂的文化心态是如何形成的机制。



    历史的痕迹正如熟睡的那些青铜——青铜由于氧化而形成的绣迹斑斑，恰似历史刻画的不朽壁画。曾经有一个钢琴曲《保卫黄河》的电子分镜作品所采用的画面就是青铜上的绘画。一个古老的中华民族经过无数次的轮回与往复，最终却是在黄色文明的发源地黄河奏响了迎接曙光的交响。青铜的记忆是深刻的，宋德利的记忆也是深刻的。当一名来自天津的诗人将这种跨越时代的民族交响冷风下那些熟睡的历史景象再现在我们的眼前时，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民族诗人宽阔的胸怀。同时这种宽阔的胸怀也是叛逆的结果。一个民族总是在危机的关头才想起变革。而每一次变革的结果都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隔湖听钢琴协奏曲《黄河》

——宋德利（1970年春天津南郊部队农场）

泱泱大河曲，

滚滚天上来。

思风发胸臆，

哮然湖自开。



    孟晓云《胡杨泪》中“胡杨三千年，长着不死一千年，死后不倒一千年，倒地不烂一千年”的思考路线曾经被宋德利采用。这种将历史与现代人格价值观念融为一体的创作方式，与宋德利的诗歌创作主张极为相似。但作为同龄的中国作家，诗人我们只能怀着崇拜的心情称孟晓云为老师。宋德利清楚的记得，孟晓云的《胡杨泪》刚刚发表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竟然在早晨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以极其庄重的语气播送了与《胡杨泪》的相关消息。这对宋德利的触动很大，但在当时来说，作为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之下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待一篇普通的报告文学竟然象对待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那末隆重推出，宋德利尽管触动很大，但还是不甚明白一篇报告文学与中国的命运有什么关系。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宋德利朦胧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思考意识，这就是说政治前进的进程有时侯需要文学创作来助推。也就是说，在宋德利的文学思考还没有形成体系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政治文学的概念。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后来的所有时间里，宋德利并没有将自己的文学创作与政治领域接轨。



   其中一直更令我们不解的是，宋德利并不信仰宗教，但是却崇尚博爱。所以，我们在分析研究宋德利文化人格轨迹及其创作思想进化轨迹的时候遇到了一定程度的困难。宋德利曾经亦不明白的是，一字不识的贫下中农代表竟然管理着学校里的几十名教师。尽管这些非常不正常的现象直到他上而立之年之后才基本结束，但是并没有给宋德利一生的价值思考带来太大的影响。据宋德利自己解释说，在那个时期，其实我一直都保持着一种及其理性的思考模式。这种模式的产生说来非常荒诞。竟然是看样板戏《红灯记》受到的启发。因为许多不同的文化单位都来过他们这里演出过样板戏《红灯记》。他发现李玉和和铁梅会见时坐的石头，每个剧团的石头所绘制的色彩与线条都不一样，五花八门。这些不同色彩风格的石头摧毁了宋德利心目中样板的神圣。在这种思考的基础上，宋德利后来的关于石头题材诗歌的创作中很明显柔和了这种一系列的解构思考。从样板戏《红灯记》到《胡杨泪》宋德利感受的是一个传统价值观念被摧毁又被重新评估的时代变革。在不断出现困惑中，宋德利漠然藐视的是历史的嚣张与阴谋营造的传统观念及其传统的人文思想，期待一个崭新理性时代的到来。而由《胡杨泪》所带来的关于价值观念的思考其实早已定论。但实际上我们现实生活的发展并没有出现相应的收获和实现。我们今天依然徘徊在社会价值趋向的争论之中。

李听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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