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故事.求知路漫漫】

上下游 · 发表于 2017-8-22 14: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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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知就是学习，但学习并非就叫求知。求知与学习的主要区别在于广义与狭义，求知系刻意追求以达目的。
知识是智慧的前提，知识是聪明的源泉。知识是通过学习获取的，求知又是获取知识的更重要手段。
知识并非泛指书本上的东西，而是已知未知世界的总和。因此求知（学习）的知识包含书本上的和认知（实践）中的这么两大部分。
“幼而学、壮而行”是讲学习要从小开始，学习的知识长大用于实践。“活到老、学到老”是讲一辈子都应当学习，同时寓指知识是无穷尽的，特别强调在实践中的学习。
我的母亲是小学教师，环境使我在还未入学前我就认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八个字。这八个字就这样陪我渡过了六十年人生。
小学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蒙胧且无忧无虑。所学不过语文、算术、自然常识。时光在横竖撇捺、加减乘除与寓教于乐的自然常识课中度过。当时学习时使用的是“九年一贯制”教材，数学教学引用了正负数和求取未知数，语文教学中的汉语拼音和作文写作有所偏重。这在当时的区镇小学教学中也是不多见的。小学六年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勤思好学的习惯，为我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以莫大帮助。
一九六五年小学升初中，进入土城镇中学（前称果园中学亦即“五、七”中学。此后籍贯由赤水县人变为习水县人）勤工俭学、半农半读的学习。当时课程并非全日制那么齐全，更为糟糕的是一年过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原本不完整的教学秩序被彻底破坏了，虽然后来有“复课闹革命”要求，但此时社会仍然是动荡的，人心是涣散的。现实是造反派仍在闹，喊复课却无动静。上课是有一天无一天。学生不学，老师无奈。一天教数学的李瑞银老师正在上课，不少同学在下面讲话，李老师非常生气，在训斥无效的情况下，突然作出一个让全班同学永生难忘的举动——将讲台上的墨水瓶砸碎，用玻璃碎渣扎破额头，血流满面，此时全体同学都震惊了，顿时教室里变得鸦雀无声，当时我大脑一片空白，但此场景却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至今难以忘记。书没有读，勤工俭学活要照干——喂牛喂猪，栽桑养蚕。一群半大不细的孩子，总认为干活比读书自由，课外比室内自由。整天嘻嘻哈哈，亦颠亦狂。对于学习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初中数学就只学到一元二次方程，政治学的是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至于外语、化学、物理课课本都没发。尽管如此，到一九六八年“上山下乡”时还得了个“初中毕业文凭”。
从一九六八年十月到一九七四年四月，我渡过了六十六个月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生活。此时我已经二十二岁了。这年我赶上了“工农兵学员”这趟车。进入贵州省化工学校开阳磷矿分校，分在地质测量班，从此与地质测量结下不解之缘。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八个年头，国家科学技术、教育文化正处于青黄不接状况。
进入化工学校学习等于“跳出农门”，我心想这下可以安心学习专业技术知识了。可谁知事与愿违，原因是文化革命还没有结束，“四人帮”还在横行，学校仍然处于不正常状态。学校教学条件差，更谈不上师资力量。学生基本上都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出来的，有的是高中生、有的初中生、有的初中没毕业、有的根本没有上过初中、还有的可能小学都没有毕业。这批学员，当过知青的都是渴望学习的，因此在学习中都是非常认真的。但有相当多的学员则是来混的，特别是回乡青年和矿山子弟，上课不听讲，下课不温习，不是请假，就是旷课。我在学校是属于学习类的，因此学习十分认真刻苦，其它方面主动积极。在班上我是学习委员，在学校我是“教育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可好景不长，一九七五年底，“四人帮”为了“抢班夺权”，再次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将重新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再次打倒，同时导致我们学习“流产”，被迫停止学业，提前参加工作。
由于在化工学校没有完整地学习到专业技术知识，使我在参加工作后一度感到能力有限工作困难，好在我的勤奋好学与师傅热心指导，才使我在较短时间内能独立承担露天矿测量工作。
时间到了一九七八年，“四人帮”被粉碎了，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国家恢复了“高考”，我也得到了第二次学习的机会——被开阳磷矿矿务局选送到“长沙有色高等专科学校（矿山地质专业）”学习。这次二年半的学习，让我系统地掌握了有关矿山地质相关知识。到长沙有色高等专科学校，我才知道什么是专业学校。该学校前身是“湖南冶金学院”，后来改为冶金部属“长沙冶金学校”，现在的“有色金属高等专科学校”。在当时，在我眼里，这所学校环境是一流的，教学条件、师资力量也是一流的（比贵州大多数高校各方面条件都好）。
到长沙读书，学费是单位出的，学习是“带薪”的，教学条件是优越的。到长沙学习不但寄托了我求知的梦想，同时承载着单位与领导的重托，因此我没有理由不认真学习，没有理由不以优异成绩向组织汇报。
在长沙学习期间，我的时间几乎都是在教室和图书馆渡过的，此外有时也在林荫下，校外小道上，以及邻近的岳麓山，但手里总是拿着书，边思考边死记硬背。专业知识就是这样点点滴滴积累下来的。几年下来，我顺利完成了全部学科，专业学科都在优良以上。这为我后来的独立工作打下基础，也为一九八一年被评为地质技术员，一九九四年被评为地质工程师奠定了专业基础。
我的求知路是漫长的，断断续续的，也是迟到的。所谓漫长是因时间跨度大（一九五九年小学入蒙到一九八0年长沙毕业计二十余年），断断续续是讲当知青与工作后又去学习，迟到的则是讲22岁与26岁才进专科学校。
在求知的路上我是不幸的，也是万幸的。不幸的是该上学的时候适逢“文革”，该念的书没有念，念书的时间却花费在“接受再教育”上，并几经周折。万幸的是在求知的路上，不但赶上“工农兵”学员这班车，还赶上了改革开放恢复教育另一班车。
有人说我们是不幸的一代，从某种意义讲的确如此：阶级斗争为纲——受父母出身影响；遭遇“三年困难时期”——身体发育受影响；“文化革命”、“上山下乡”——求知学习受影响；计划生育——繁育后代受影响；企业破产“下岗”——生活生存受影响；企业改制——收入分配受影响等。但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从我来讲也是幸运的：“上山下乡”算工龄，专业学习未花钱；先苦后甜任“中干”，五十三岁喊让贤；“老骥千里时不待，等候社保把门开。

(作者：承上与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