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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爱付出 无怨无悔
有人说：未哭过长夜者，不足以语人生。而我这个哭过无数次长夜者，含泪来追忆我的深深浅浅、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来时路。 1961年暑假，当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就曾暗暗下过决心：为了完成学业，不在大学前三年（我们是五年制）谈男朋友。所以入学后对于无论是来自高年级同学、还是来自原来中学同学的追求，我都断然一律拒绝。然而他的出现却让我改变了初衷。 那是在第一学期后的寒假里，我初中一位女同学约我去她家里玩，去了后才知道是她有意安排我和她堂兄认识的。其实，我虽然没见过她堂兄，却早已从她那里，知道了她堂兄及家里的一些情况。她的堂伯父、伯母早已过世，只有兄弟俩人，哥哥在外工作，嫂嫂在农村。我们同学都知道她堂兄是个大学生，是她崇拜的偶像。我考上大学那年，她堂兄也正好大学毕业，留校做助教。 那天，他堂兄穿的一套蓝色中山装已经洗得发白，上衣的下摆已经发毛成索状，裤子的后面快要打上补丁，脚上的布鞋也快要露出大拇趾了。然而，这一套“寒酸”的行头却难以掩饰他的英气、他的豪气、他的正气、他的帅气。也正是他的不修边幅、他的“寒酸”让我对他有了好感，他没有因为来和我见面而刻意修饰，让我看到了他真诚、真实、朴实的一面。 也正是因为他的“寒酸”让我对他产生了些许同情心，他没有母亲，没有姐妹，生活无人照料。我在想：我从小跟母亲学得一手针线活，如果我和他在一起，一定能够把他的生活打理得体体面面。这是令我改变初衷的理由之一。 他不仅外表给人真诚、真实、朴实的印象，交谈中也坦言自己是个穷酸教师，一无所有，他说希望我慎重考虑，不要草率从事。这句话我至今仍觉就在耳边。他不似有些男士，初次见面那么过分的热情，过分的殷勤。甚至隐隐还能觉察出他的几许忧伤。也正是他的坦诚和这几许忧伤让我再次对他产生信任感、安全感，我相信他不会干扰我的学习，相信在我读书期间他不会向我提出结婚。就这样他改变了我在大学前三年不谈男朋友的自我约定，我们浪漫、纯真、清贫的爱情，就这样开始了。 此后每个星期日，我都会早早赶到他的住处，我们先去他们学校旁边的苗圃里读一小时的外语，然后回来我就开始忙活了，我会将他所有的东西翻个底朝天，被子、衣服、袜子该洗的洗，该缝的缝。我从我们家里拿来布票给他买了一双鞋，买布给他做了一条裤子。他同学送给他的一件制服棉衣已经穿了好几年，脏的程度可想而知，我拆了洗干净，翻了面用手工一针一针缝起来。大年三十，我坐在我家的热炕上还给他补袜子，嫂子还拿我开玩笑开心。有一年暑假，就是送他棉衣这位同学，又给了他几卷纱布，我一夜没睡，做成一个蚊帐，他在日记里曾记下我当时做蚊帐的情景，那日记我一直保存着。 我常常都会在他那里忙到很晚，吃过晚饭，他开始送我回学校。他的学校在东郊，我的学校在南郊，相距三十多里路，我们大多都是步行，再长的路在情人脚下都是短的，这句话我们体会得最深刻。在这段三十多里路程上，有我不尽的回忆…… 我不仅料理他的生活，有时也给他的同事帮忙缝被子，钉扣子，补袜子。自从我走进他的生活，他的一切就变了样，他说他不再是过去没人管的“野人”，而成了最幸福的人。他周围的同事、朋友都知道他找了位手巧的女朋友，都很羡慕他。 1962年困难时期，西安大部分院校放假一年，他被下放到农场，在那里被传染上了急性黄疸型肝炎，由于治疗的不彻底，后来转为慢性肝炎，再后来又转为肝硬化。我们家里人知道后，全部反对我和他的婚事，而我却觉得自己是个学医的，我不照顾他谁照顾他，义无反顾地和他继续来往。我们的爱情也在我对他生病期间的关心和照顾中、在那些缝缝补补、洗洗涮涮中升温了，为了能让我能安心完成学业，1965年他毅然决定跟随单位部分老师去了四川。他人虽去了远方，心却还在我身边，在去四川的途中，他每到一个大站都会发一封信给我，第一封信中写到“我在这昏暗的灯光下给你写信，虽然才离开你几个小时，可还是牵肠挂肚，放心不下你……”他到新单位后再发一封电报报平安。接下来就是每周准时的两地书了。 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的生活再也没有平静过，其间的煎熬，辛酸难以言说。起初是他被打成牛鬼蛇神关进牛棚，我留在学校搞所谓“革命”，直到1968年我才分配到了他的单位。那时他的慢性肝炎已经转为肝硬化，白细胞降低、肝脾肿大，每年一二次急性复发，1972年开始出现腹水。在那年月，他这样的身体状况，非但不能休息，反而还要参加那些超负荷的劳动，还要经受无数次的审查，没完没了地写检查。所有的家务、管孩子的担子我都一人扛。他不知道油盐酱醋米面多少钱一斤，也不知道自己的衣服放在何处，换洗时都是我拿出来给他。 我在百忙中还挤时间给他做他喜欢穿的布鞋，做呢子大衣。而他的病情却复发的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严重。每次病情复发时，基本上都是在家里治疗。中午，我把孩子从幼儿园接回来往地板上一放，先给他输上液，再开始做饭。在我上班去之前，必须给他换上第二瓶液体，放好酒精棉球和痰盂，由他自己拔针。他不愿意去住院，说在家里舒服，他自我嘲讽说：“就是部长们生病也享受不到我这么好的待遇。”到后期，因严重的黄疸致皮肤瘙痒，彻夜难眠，为了保护肝脏又不能随便吃药，自己把皮肤抓得多处没皮了。到了晚上，为了让他入睡，也为了不让他再抓破皮，忙碌了一天的我，还会坐在他身旁，一边替他轻轻地抓，一边陪他说话，直到他睡着了，我再去休息。再后来他又合并末梢神经炎，下肢无力举步艰难，上下楼梯时几乎都是我架着他走，用自行车推他去看电影。由于他外出不方便，我买了一套理发工具，学会了理发，从此，他理发也就不用出门了。 在精神上,我同样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每次病情复发后，我去化验室取他的肝功化验单时，心情的沉重，犹如等待判决书，我本来就是个爱哭的人，每每此时我无法管住自己的眼泪。我同样也承受着政治上的巨大压力，1977年他还被隔离审查一年零三个月，这期间，我既要照顾他的生活，给他送饭、送药，也要作为知情人被审查、写揭发材料、参加学习班写检查，更重要的是我要给他信心，只有我相信他是一个好人，我是他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即使在全厂几千人批判他的大会上，我也会让他衣着整洁、精神地走上批判台。 无论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艰难，精神上的压力有多大，而我们爱的热度却依然如初，只要他病情稳定下来，我们会带着孩子去爬山，去散步。他能听出我上楼的声音，也常常会站在阳台上，在下班的人群中寻找我，希望早一眼看到我。有一次我出差送病人，他明明知道我不会回来，却天天吃过晚饭，带着儿子坐在我们医院前面的鹅卵石上等我，企盼我意外的回来。他在给我的信中说：“你走了后我学会了做饭，我把家里都收拾干净了等你回来。” 1976年松潘、平武地震时，青川是靠近震区最近的地方，大家都住地震棚，每次回家取东西都是他抢着回去，他说他已是半条命了，我比他重要，孩子能离得开他而离不开我。他给儿子说妈妈是金不换，他说他这一生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选择了我，虽然他大我5岁，他却说我就像他的姐姐、他的母亲。这是他对我所有付出的最好回报。 由于政治上和疾病的双重折磨，他的病情不断恶化，我是无回天之力留住他了。他肝昏迷后，因为重度腹水必须半卧位，但他自己已经没有自制力了，身子总往下溜，即使这时候他不省人事，我还是尽量要让他舒服些，我坐在床上扶着他六天六夜，给昏迷中的他做着各种护理，他是在我怀中停止呼吸的……我亲自给他理发、洗澡、更衣，给他穿上我做的布鞋，我依然要让他体面的上路。当他真的离我而去时，对于他的后事，我没有向单位提任何要求，人已经没有了，那些丧葬费的多少对我已经不重要了。医院领导让我先去借公款，办理他的丧事，我没有去，我要用我的钱最后送他一程，给他买骨灰盒。他走后5个月，我从青川调回我的老家西安，他的骨灰盒一直在我房间放了三年，在他三周年忌日那天，才隆重送回他的老家，安葬在他的父母墓旁。 送走他，我的心愿就是靠自己的能力，抚养大两个儿子，后来调动工作在选择单位时，为了照顾好儿子，我选择去了工作较轻松的工厂卫生所。当我的儿子一天天长大，大儿子已经工作，小儿子也在大学读书，我即将走出困境时，我却再次陷入了困境，企业不景气，我和大儿子在同一单位，都发不出工资，为了生计，也为了寻找我的价值，在我56岁时，孤身来到南国，开始了我的打工生涯。人生的各种滋味我都饱尝了。所幸，苦尽甘来，儿子都有了自己的事业，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也可以告慰逝者在天之灵了。 我带着用自己家里布票给他买的鞋走进他的生活，在人生的风雨泥泞、坎坷荆棘中与他相知相守，相依相伴。临终，又让他穿着我亲自做的布鞋，和我道别，这不带金钱色 的爱情却让人生死相许，隔世相恋，近26年来，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不曾忘记过他。 为爱而付出，我无怨无悔。 2006-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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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 17: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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