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治通鉴》是二手货，不足取信于人”的再证明

平原君

关于“《资治通鉴》是二手货，不足取信于人”的再证明

      2020-6-5 我曾在论坛发一帖子《顾颉刚：<资治通鉴>是二手货，不足取信于人》,是说《资治通鉴》引用小说《汉武故事》不足信。近日在网上闲逛，看到一家论坛上有一篇澎湃新闻记者采访著名历史学家辛德勇谈汉武帝的文章，也提及《资治通鉴》引用小说《汉武故事》之事，辛先生是专家，说得更透彻，提供了更多的材料。作为严肃的学者，司马光之所以引用《汉武故事》，其目的在于“资治”，这一点我的看法是与辛先生一致的。另，我在帖子的附注中说《汉武故事》的作者不详，辛先生指出是南朝刘宋时期王俭编纂的，可补我帖子之不足。文章较长，这里只引述有关《资治通鉴》的一段。原文如下：

    （辛德勇）我之所以会研究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问题，本来是因为在北京大学给研究生讲目录学课，在介绍编年体史书的时候，想尽可能清楚一些，讲述《资治通鉴》各个部分的史料价值。当年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在这一方面，是由黄永年先生给我启蒙的。黄永年先生授课时，清楚告诫，研究秦汉史问题，绝不能引用《资治通鉴》作史料。现在轮到我给学生讲授这一问题，在准备转述业师成说的时候，想到了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一文。由于这篇文章立论的基本依据，是《资治通鉴》，而且这一做法，还得到了一些学者特别的赞赏（例如台湾的张元先生），所以，不得不花费很大精力，查阅相关记载，审视其是否合理。
    考察相关文献和史事之后，我相信业师黄永年先生的见解确切无误。在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的北宋中期，在《史记》、《汉书》这些基本史料之外，看不到其他记录西汉政治史事的可信资料（个别社会生活琐事除外）；甚至可以说，司马光当时所能见到的可信史料，与我们今天已经相差无几。因此，《通鉴》若是述说有《史记》、《汉书》和诸如《盐铁论》这样的汉人著述所未见的重要史事，其史料出处，便大可怀疑。
    我一查考，果然不出所料，《通鉴》这些纪事，出自南朝刘宋时期王俭编纂的小说《汉武故事》，是完全不能信据的。

澎湃新闻：《汉武故事》究竟如何不可信？

辛德勇：这是一个更基本的史料学问题。
    关于《汉武故事》的内容，大家看我举述的例证，如汉武帝与“死而有灵”的“神君”大行房中之术，又如王母娘娘在两只青鸟夹侍下降临长安城承华殿中，授予汉武帝仙桃，并与之彻夜深谈，由此就可以知道，它绝不是一部记述历史事实的著作。
    如果我们今天写中华民国史，大家都知道不能采录《金陵春梦》讲述的郑三发子的行事。司马光在编写西汉时期历史的时候，却直接截取《汉武故事》的文字，显然比这还不靠谱儿。      

澎湃新闻：您在研究中提到，司马光对这一点也有认识，那么，司马光为何还采用此说？

辛德勇：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有着强烈的用世目的，他是希望当政的君王大臣，都能够借鉴历史的经验，更好地治理国家。治理国家最好的方式和途径是什么，政治家们往往会有不同的想法。汉武帝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横征暴敛，这都是司马光极力反对的，但汉武帝又是人们谈论历史以取资借鉴时十分引人注目的历史人物，不容忽视。为此，司马光颇费一番心机，把汉武帝塑造成合乎他要求的历史形象。《史记》、《汉书》等可靠史料记载的汉武帝形象，既然不合他的期望，无奈之下，只好乞灵于故事小说。所以，司马光采录《汉武故事》，可以说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类似的做法，在《资治通鉴》中还有很多，譬如他采录情色小说《赵飞燕外传》，比使用《汉武故事》还要过分很多。

我就在水一方

是的么，再读。

yitiao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