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张学武 · 发表于 2018-3-9 10: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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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一、父亲走了
我的父亲到死都没有麻烦过我们。他活的时候,看到八九十岁的老年人炕上拉炕上尿，子孙们皱着眉头在床前床后接尿端屎，就说，我老了，甭说端屎端尿，就是一碗水，我也不用孩子给端。他果真说到做到，一九九一年深秋时节，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他突发脑溢血，头天后半夜得病，第二天早上就停止了呼吸，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年仅六十四岁。记得当时我正在赤城一中教书，夜里做了个梦，梦见父亲被一伙人拥上了一辆马车,我后边紧紧追赶,父亲不时还回头冲我招手,但紧追慢追就看不见影了。记忆中父亲一生从没得过病，甚至没见过他吃药，我也没有做过类似的梦。第二天不知怎么的，我总感到心慌意乱，总觉得有大事要发生。果然，上午九点多钟，老家里捎来了信，说父亲病重，叫我赶紧回去。我到了白草医院一看，父亲躺在床上，一脸的安详，他真的走了，真的连一碗水都没用我们给端。
父亲啊，受了一辈子苦，终于熬到孩子们都有了工作，都成家立业了，你又恢复了工作，有了退休工资，该好好享享福了，你却早早的走了。但看你走时躺在床上的表情，你似乎并不觉得遗憾，似乎觉得很满足，很惬意，很放心。

二、艰苦的童年

说父亲受了一辈子苦，真是一点不假。父亲三岁上就失去了母亲，继母对父亲开始还不错，但随着继母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就顾不上父亲了，能够照顾父亲的只有他的一个姐姐，我应该称之为大姑，但大姑很快就出嫁了，嫁给了一个二流子丈夫，生了一个闺女后，就死了。听父亲说，大姑很漂亮，也很巧妙，做针线活时能够倒背着手穿针引线，这手艺,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父亲也很巧妙，从小喜欢画画，据说家里的墙上被他画的全是一出一出的古戏。真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才。父亲从小喜欢唱戏，每年正月里，村里唱大戏，都少不了他，他不但扮相漂亮，而且嗓音圆融，前前后后的村里人都说他将来是个唱戏的料。父亲的毛笔字写得也漂亮，后来到剧团工作，用毛笔写大幅戏报的活，非他莫属。大姑死后，父亲就成了一个野孩子了，听村里老年人说，十冬腊月，天寒地冻时父亲还光着脚在东场院嘌嘌地跑，跟一群孩子们玩藏猫猫。父亲一生只念过两年书，准确地说是念了两个冬天的书，虽说爷爷也当过私塾先生，但却顾不了自己的儿子，一到春天就要下地干活了。父亲和爷爷一起从春到秋，起早摸黑地做务庄稼了，

三、离家出走

父亲后来还是离开家了，到了内蒙一个叫做多伦的地方，进了一个戏班子，认了个师傅。走时父亲才十一岁。这段生活。父亲后来很少提起，我们也就无从知晓。只是知道父亲就是在这段日子里学会了自己给自己剃头，父亲剃头时，总是先端来一盆热水，把头发弄湿了，然后拿过剃头刀，拇指、食指、无名指在下面顶着，剩下的两根指头在上面压着，从前到后一刀一刀地剃，时间不长，一个铮光瓦亮头就呈现在面前。现在大概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父亲还学会了蒸馒头，烙饼，擀面条，搓莜面窝窝。我家里现在还有一块搓莜面用的窝窝砖，瓷的，白色，还有花，就是那时父亲带回来，后来留给我们。现在除了我家，大概谁家也没有这样的窝窝砖了。最重要的就是父亲在那段日子，通过自学认识大量的汉字，学会了看书，那时多伦城里居然还有一个图书馆，有大量的藏书。既能借阅，也能购买。父亲每个星期都光顾这家图书馆，时间长了，居然积攒了小半柜的书，可惜的是这小半柜的书在文化大革命时，都被父亲自己给烧了，一本也没留下。至于父亲的师傅，我只见过一面，那还是一九七七年夏天，我在白草中学念书中午回家时，看见我家门口停着一辆小气车，周围站着好多看热闹的人。才知道是我父亲的师傅来了，还带着他的儿子闺女。印象中，那位我应该称之为师爷的人，个子很高，脑袋很大，除此之外，现在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后来听父亲说，他的师傅在山西跟丁果仙唱过戏，唱《空城计》时，丁果仙演诸葛亮，父亲的师傅演城门口打扫卫生的老军。

四、不愿意当官
解放前夕，父亲回到了老家张家营，已经十八岁的大后生了。父亲的一生种过地,下过煤矿,当过兵,真可谓工农兵都干了.但父亲最最喜欢的还是唱戏。后来父亲当了白草乡的乡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祖坟冒青烟了，可父亲竟没把这个乡长当回事儿，听说坝上沽源县成立了县剧团，要招收演员，父亲居然就撂下乡长不干，同他的一个本家大哥跑到沽源去了。俩人在沽源合唱了一出《捉放曹》，就被录取了。后来父亲回到白草开党员证明，可当时的乡党委书记（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就是不给开，还说：“只要你回来，乡长还是你的乡长，党员还是你的党员，要是不回来，一门心思想唱戏，那就算你自己脱党。”还哼了一声，说：“放着乡长不当，非要当个穷唱戏的，真是鼠目寸光！”可父亲一跺脚，不给开拉倒！二话不说就走了。现在细想起来，还是当乡长喝算，好歹也是国家干部，前途无量呀。后来我把这个想法跟父亲一说，父亲就笑了，说，就我这直脾气，干行政工作，肯定不行，等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非把我斗死不可。
五、辉煌的三年

父亲在沽源县剧团一共待了三年。这三年，可以说是父亲一生中最辉煌的三年，也可以说是最倒霉的三年。说他辉煌，是因为在这三年里，父亲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尽情地发挥了自己艺术天赋，说他倒霉，就是因为在这三年中父亲被打成来右派分子，注定了后半生吃苦受罪的命运。
父亲刚到沽源剧团时，二十六岁，正是血气方刚，才华横溢之时。不管是武生、老生、须生，还是大花脸、二花脸，三花脸，甚至老旦、青衣。都能拿得起放得下，当然最拿手的还是须生。据母亲说，父亲在沽源唱过一出《算粮》，轰动了整个县城。沽源县城有个年青女人，是县里一个什么局长的媳妇，因为长得十分漂亮，盖过了沽源县城的整个南街，因此有个外号叫“盖南街”。自从看了父亲演的《算粮》，就入迷了，终于有一天打听到我家的住址，就拿了好多的烟酒点心，亲自来到我家，说是要看看父亲究竟长得什么样。按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个铁杆粉丝了。在沽源父亲演过《盘丝洞》里的猪八戒，惊动了县公安局，惊动了县长。因为在演《盘丝洞》时，好多人买不到票，只能站在礼堂外边大喊大叫。礼堂里边也是座无虚席，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父亲在日常生活中是个十分严肃，不苟言笑的人，但在演猪八戒时却把猪八戒的贪财好色，幽默风趣演得活灵活现。县长终于下令，再加演一场，地点在县城后边的大草滩里的。那一晚，真个是家家户户，倾巢出动，万人空巷。散戏后，人们回到家里，居然没有一家失窃的——连小偷们也看戏去了。
那年张北县剧团来沽源唱戏，演的是《杨金花夺印》，演出效果很好。沽源县剧团也想排这出戏，于是剧团的张团长就亲自出马到张北剧团讨要剧本，好话说了千千万，可人家就是不给。父亲就自告奋勇说：“不就是一个剧本么，我今晚去给偷回来。”团长顿时来了精神，站起来说：“好，你真要给偷回来，明天我请你喝酒。不过咱把话说在前边，出了事，得你自己兜着。”父亲说：“那是当然。”当晚，父亲来到礼堂，买了张最好位置的票，看张北剧团演出的《杨金花夺印》。散了戏，父亲回到了剧团。团长问：“剧本呢？”父亲从兜里掏出了一个本子，扔到团长的办公桌上，：“就这。”团长拿过来一看，只见厚厚一本子，里边画满了勾勾叉叉，圈圈点点。父亲说：“这就是剧本，不光有道白、唱词，连服装、道具、家具点也一样不少。”于是剧团就连夜派人根据父亲的本子把剧本给整理出来。
经过这件事，团长对父亲就另眼相看了，说父亲的记忆力高得惊人，简直称的上是过目不忘。可这也引来不少的麻烦。有一次在乡下演出《穆桂英大破红州》，临演出时，演穆桂英的演员，却突然有病不能来了。大家心理都很明白，知道这是在耍大牌，这是在等的团长前去说好话，去央告，她好乘机发一发脾气，甚至提出一些苛刻的条件等团长来答复。团长气得眼都红了，在后台来回转。父亲当时担任舞台监督的工作，看看时间要到了，就大声地说：“不来拉倒！我来演这个穆桂英。杨六郎的角色，让老刘演。”团长说：“行吗？你从来没有演过呀！”父亲边化装边说：“你要是不放心，就去求她。”结果父亲演的非常到位，台下掌声不断。团长握住父亲的手，激动得不停地摇。父亲这期间还编写了一部现代戏，名叫《八路军三打平定部》。导演说他从来不会导演现代戏。父亲就自己当导演，自己出演主角，演出非常成功，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

六、成为右派

二十几岁的父亲成了台柱子，加上父亲平时就严肃认真，爱讲真话，视戏如命，对任何有损剧团声誉的行为，也是疾恶如仇。毫不放过。可以想象，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父亲在人们眼中是何等的傲慢，何等的不可一世。不要说一般演员，就连团长对父亲也是表面佩服，而心存妒忌，必欲整之而后快。
机会终于来了。一九五七年冬天，一场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开始了。父亲理所当然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理由有三：一是父亲反对中国共产党，二是反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三是压制社会主义接班人。而且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说他反对中国共产党，是因为有一年冬天剧团下乡演出，坝上不象坝下，戏楼都是巍峨壮观，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几乎都是明清年间兴建的，而坝上村子中只有一个高大的长方形的平台，那平台的四周有三面砸着土板墙，唱戏的时候，就在那三面墙的上面蒙一块很大帆布。这样的“戏楼”简陋不堪，结果那年下乡演出的时候。夜里来了一场特大的暴风雪，把剧团里所有的服装、道具都给埋在大雪里面。父亲带领着一伙人起早没有吃饭就去抢救，经过一个上午的苦战，终于保住剧团的全部家当。可是负责管理服装道具的人，也就是常说的箱官自始至终没有出现，父亲找到箱官时，发现箱官在房东家早已经喝得酩酊大醉。父亲当时就抓住箱官的衣领把他大骂了一顿，还说了句万不该说的话：“你还是党员哩，你真给共产党丢人。”那年月，辱骂共产党员，就是反对共产党！说父亲反对粮食统购统销，是因为一次打饭时，父亲说了句“统购统销政策好是好，就是吃不饱”，于是这就成了反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说父亲压制社会主义接班人，是因为当时剧团新招收了一批学员，年龄都在十一二岁，剧团每月只负责这些孩子的伙食，衣服和日常生活等，不给发工资，只发几块钱的补助。于是有的孩子们提出也要给他们发工资。父亲就说：“咱们剧团是靠唱戏吃饭，你们现在还是孩子，还不能正式登台演出，凭什么拿工资？”结果这就成了压制社会主义接班人，开会斗争父亲的时候，发言最积极的就是这些学员。可是剧团最终也没有给这些孩子发工资。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下午，全县文化教育系统在县大礼堂召开大会，宣布右派名单，当主持人读到“张智祥”时。同时站起来两个人，一个是父亲，张寿祥，一个是沽源一中的一名教师，张智祥。当时就过来四个警察二话不说，五花大绑把那个张智祥给捆了起来，同时主席台上的主持人宣布对张智祥实行逮捕，宣布对父亲张寿祥在原单位进行改造。
也就是那天晚上，我出生了，我们住在一家姓薛家的南房里，母亲每当回忆起我出生时的情景，总是皱着眉头，两手在空中比画着说：“那屋里真冷呀，墙上满是蒸气冻成的冰，三白落地。生下你后，只哭了一声，就没有动静了，我就哭着在守炕锅台的灶火堂前烧火。半天你又哭了，又活了。”说着母亲又笑了起来。至于父亲被打成右派的事，她很少提及。父亲也从来不说，偶尔说起，父亲也只是夸赞我出生时那个接生婆，说他如何有能耐，抽的烟如何上档次，等等。至于那个主张给父亲戴上右派帽子的剧团张团长，不久后在一次车祸中出了事，脑袋被砸出了个大窟窿，就离职回家了，剧团也解散了。

七、颠沛流离的日子

剧团解散后，父亲没有回老家，领着一家人到坝上的村里教戏生活。先后到过三间房、五合庄、羊阔乱、西辛营子等地。那正是一九六零年，三年困难时期。听老家的人说，那时坝下的村里边，正大搞食堂，村里人吃糠咽菜过着挨饿的艰苦的生活。我们一家人在坝上生活的还可以，最起码没有挨饿。
记得有一年过春节的情景，一间不大的小屋里，坐在里面，那感觉就如同后来上大学坐在自己的蚊帐里一样，虽小，却温馨，一盘不大土炕上放着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串小鞭炮，真的很小，因为能在屋里放，虽然很脆，但不吓人。父亲点着一支烟，从那串小鞭炮上拆下一个，然后用烟头一点，随后往地下一扔，当的一声响了。父亲吐一口烟，微微一笑说：“哈哈，看来今年不错，听这炮响得，肯定通通快快的。”然后又点着一个，又往地上一扔，就见母亲赶忙用双手捂住耳朵，结果那小炮冒了一股白烟没有声音，一家人都看着父亲，好象这没响的小炮预示着今年有什么灾难，没想到父亲又吐了一口烟，微微一笑说：“哈哈，看来今年不错，听这炮响得安安稳稳。”
长大后，有次我跟父亲谈起这件事。父亲说：“那是我被打成右派的第三年，咱们一家人主在沽原县的一个小村，那个村子叫三间房儿，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难啊！要是没有点儿乐观精神，能熬到今天？” 从这件事儿中，我知道了人活在世上，不能没有乐观主义精神。
搬到五合庄时，我家住在粮库主任家里，粮库主任经常不在家，家里就剩下主任的媳妇。那女人对我们非常好，经常给我们送米、送面。要知道，在那年月米面比什么都金贵。后来我家又要搬家了，要到一个叫做羊阔乱的地方，当羊阔乱的马车来的那天，正好粮库主任的媳妇回娘家了。父亲就催促车官赶紧收拾东西装车，赶紧上路。母亲就说“不着急，等房东回来告个别也不迟。”父亲就把母亲拉到一边说：“等什么？等她回来，我们就走不成了。”后来我们问起这事的时候，母亲就笑了，说：“那年头，要没有这媳妇，我们一家五口真不知如何过来。这事你父亲一开始就跟我说过，也真难为了你们的父亲。”

八、回家的路上

在羊阔乱待了两年后，一九六三年的春天，我姑父——也就是我后奶奶的大闺女的女婿来到了我家，说我爷爷老了，身体也不行了，意思是让我爹回去。还把父亲拉到一边悄悄地说我爹被打成右派的有关档案，剧团给寄回了家，正好姑父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就听了爷爷的话，一把火把档案给烧了——这当然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于是我们就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还发生了一件事。
两辆牛车慢慢地在路上爬行，前边一辆牛车上，坐着我的父亲、母亲、哥哥和妹妹，后一辆车上装着四五口袋粮食，这是父亲在坝上高原奔波了七八年的积蓄，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爸爸有理由为此很感到自豪，我就坐在那装粮食的口袋上，我们又要搬家了。不知为什么，当时六七岁的我特别喜欢搬家，搬家的时候，是我最兴奋的时候，一家人忙里忙外，收拾这，收拾那，该保留的保留，该丢弃的丢弃，特别是那搬家的路上，心里边既有对以前那个家的怀念，又有对即将住进的新家的憧憬。遗憾的是，爸爸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搬家了，这次我们要搬到坝下的赤城县白草乡的一个叫做张家营的村子，爸爸说那是我们的老家。后来参加工作，每到一个地方，呆不了三俩年，就想调动，这毛病大概就是那时养成的。
坝上高原，苍蓝的天空显得很低，似乎一伸手就能摸到那棉絮似的云彩，在那很低的天空下，是一眼看不到边的绿，车下一条灰黄的土路幽幽地伸向那苍天与大地相接的地方。道路两旁的草中点缀着各种各样的野花，差不多所有的野花，我都能叫出它们的名字，那黄的是金疙瘩花，那紫的是喇叭花，那白中透着一丝青绿的是马莲花，那花丛中蹦跳的蚂蚱也有各种各样的名字，那一下子能飞出两三仗远的叫灰灰串儿，那只能蹦，而不能飞的，我们叫它大黄马，那只能爬而不能蹦的，我们叫它驴驹子。一只灰灰串从一株喇叭花上飞起，落在拉车的老牛屁股上，还喳喳地叫，怪好听的，我不由的伸手去拍，结果蚂蚱没有拍着，我却从牛车上掉了下来，那笨重的车轱辘从我的小腿上压了过去，我不由地“妈呀”大叫了一声。爸爸、妈妈、哥哥、妹妹几个，全下了车跑了过来，还有车官。父亲一脸的吃惊，妈妈一脸的焦急， “压着没有？”爸爸两眼看着我问。 “压哪儿了？”妈妈两手在我的身上乱摸。 “车轱辘从这儿压过去了。”我指着我的一条小腿给爸爸、妈妈看。爸爸轻轻地端起我那条小腿动了动，问道：“疼不？” 我不说话，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 “试着站站，我看看。”爸爸说。我挣扎着一点一点地站起来。“试着走走，我看看。”爸爸说。我一瘸一拐地在爸爸眼前走了几步。爸爸长长地舒了口气，说：“看来没事。”
“怎么能没事呢？这么重的车，四五百斤的粮食。”妈妈不放心地看着爸爸。爸爸说：“没事，要是有事，早动不了了，哈哈，看来这小家伙，不是一般的人物，命大，将来定能成大事，四五百斤重的车，甭说一个小孩子，就是一个大人的腿也早给压断了，这家伙居然一点事儿也没有，这不是有神仙在暗中相助，是什么？”哥哥和妹妹听了爸爸的话，直勾勾地盯着我，两眼放出一种异样的光，仿佛我就是那神仙。我自己也不知一下子从哪里来了精神，腿也不觉的疼了。看着周围的一切就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长大以后参加工作，总想没有自己办不成的事儿，自信心十足，虽然因此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时不时的也表现出一种目空一切的傲气，惹得周围的人看不惯，这大概就是那时坐下的病根。其实，那次我的腿所以没有被压断，并不是那车的重量不够，更不是我的骨头硬，而是因为那坝上的土路路基在夏天的时候又软又湿，车轱辘压在我的腿上，我的腿就陷进了湿土里。这一点，我想我爸爸当时一定是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想不明白，当时为什么爸爸不把真相告诉我们，而要编出那么一套假话。

九、赶上了好时光

父亲被打右派这事，村里人知道的很少，就是知道的人也没有什么证据。档案烧毁了，爷爷没有告诉奶奶，姑父也没有告诉姑姑，父亲更是跟谁也没说，包括母亲和子女。因此，父亲作为一个的“阶级敌人”就安然无恙地隐藏了下来。后来的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及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公社先后派人到沽源查证，但沽源剧团早已解散，文化局没有父亲的档案，所以也就无从查起。父亲在生产队里还先后担任过会计、生产队长、生产队指导员。
那年月，生产队里的“阶级斗争”实际上是很激烈的，但绝不是贫下中农与地主富农的斗争，而是缺粮户与余粮户的斗争。所谓缺粮户就是家里人口多劳力少的户，实际上家里并不缺粮，人口多，分的口粮自然就多，所缺的是口粮款，因为劳动一年所挣的工分分的红，不够所分口粮应交的口粮款，年终应交给生产队钱。所谓余粮户就是家里人口少劳力多的户，人口少，分的粮食自然就少，而且还都是成年人，家里粮食总不够吃，所余的是口粮款，劳动一年所分的红，超出了应分口粮应交的口粮款，年终应从生产队拿回钱。矛盾的关键就在于缺粮户们不给生产队交款，余粮户们就分不到款。
我家一共七口，都是孩子，是典型的缺粮户，每年腊月分红的时候，生产队的队房里总是吵成一锅粥，不过都是余粮户们在吵。他们坐在队房的炕上，冲着蹲在地上的缺粮户们大喊大叫：“快交钱吧，不能让老子一年白干了哇。”“他妈的，白天黑夜就知道和老婆做孩子，这时候不交钱了，凭什么！”“回家去吧，把小子女子抱出来呀。”缺粮户们则低着头一声不啃，只是偶然相互瞅一眼，挤眉弄眼地笑一笑。其实，余粮户们仅在精神上占优，缺粮户们却是在物质上占优。不过好多缺粮户们还是经受不住精神上压力，就让孩子们早早的离开学校到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就在这样的日子里，父亲却做出了一个令全村人都感到吃惊，都无法理解的英明的决定。他说吃苦受累我一个人抗着，但要把家里的五个孩子都供到高中毕业。白天，父亲在生产队劳动，夜里，父亲在生产队当饲养员，白天黑夜连轴转。记得四清运动的时候，四清工作队员就到我家，劝父亲不要让我念书了，让我在家哄弟弟，让母亲到生产队劳动。父亲说：“好，不过不能让二小子在家哄孩子，要哄孩子也得大小子，大小子大，他哄孩子我放心，二小子调皮捣蛋，他哄孩子，我不放心，要是出点啥事，后悔就来不及了。”但我大哥当时是学毛著积极分子，出席过县里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哪能让他弃学回家哄孩子呢？结果还是母亲继续在家哄孩子，我们继续上学读书。父亲后来对我们笑着说：“不花钱，白念书，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将来不会再有这样的好日子了，你们现在是赶上好光景了，这真是托毛主席的福哇。”
结果我家五个孩子全都读到了高中毕业，我考上了师范，妹妹竟还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三个孩子参加了工作，端上铁饭碗，没有参加工作的两个，现在成了个体户，挣的钱比我们还多。现在回想起来，要不是父亲当年顶着巨大的压力，坚忍不拔坚持，哪有现在我们的好日子。村里人提起这事，也都说父亲当年站的高，看的远,不同于一般的庄稼人。

十、生产队搞不好的原因

回想起生产队的事，我总爱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人民公社好好的怎么就变成乡镇了？生产队好好的怎么就散了滩子？真的是由于大锅饭，人们出工不出力，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了吗？真的是由于生产队这种所有制形式弄的农民饥寒交迫的吗？我高中毕业曾在生产队劳动过两年，还当了半年的生产队队长，记忆中那时侯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很高呀。再说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谁敢偷懒呢？我有些茫然了。后来知道了河南有个南街村，江苏有个华西村，都因为坚持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成了全国最富的村，而在八十年代初率先在全国搞起包产到户的安徽小岗村，听说到现在还很贫穷。这究竟是怎么怎么会事呢？
当过生产队会计的父亲终于给我解开了这个难题。他说：“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明白生产队分红是怎么回事。比如生产队全年的总收入是一万块钱，生产队全体社员一年挣的工分是十万分，十分算一个劳动日，也就是一万个劳动日，拿这一万个劳动日去除这一万块钱，那一个劳动日就分红是一块钱，说白了生产队到底是一个经济实体，不能不算经济帐。可问题是当时的公社、县政府压根就不把生产队看成一个经济实体，而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可以不用花一分钱代价随意驱使的部队，公社要盖房找生产队要人，要成立农机站、要建设小矿山找生产队要人，交通局每年要修公路找生产队要人，县里要修水库，要搞农田基本建设要找生产队要人。社员们称这些劳动为出外工。。记得那年月，公社以上的任何单位都可以随意抽调生产队的劳动力，而且不给一分钱，只是劳动完后，给社员开具一张工分单，回生产队记分，可这些工分没有给生产队创造一分钱的价值，却要参加生产队的分红。每年开回来的工分单比生产队自己记的工分都多。本来一个劳动日可以分红一块钱，可这些工分一加进来，一个劳动日就只能分两三角钱，甚至七八分钱。假如没有这些个没有为生产队带来半点效益的劳动日参加分红，那么每个劳动日的分红就可以达到一块多钱，那么一个社员的收入就相当于当时一个公社书记的收入了，生产队就没有缺粮户了，也就没有了缺粮户与余粮户之间的阶级斗争了。再假如这些出外工的劳动力再外出打工给生产队带来了收入，那一个社员一年的收入就可以超过当年的县委书记了，哎呀，那样的话，还有哪个社员愿意解散生产队哩？可突然有一天这个得不到国家一分钱军饷，一粒粮供给的生产队饿瘦了，累倒了，却说这是因为生产队这种所有制形式不好。”
听了父亲的一番话，令我茅塞顿开,我佩服父亲,他不仅是个会唱戏的,而且也是一个懂政治、懂经济的。我奇怪了，当初解散生产队时，国家那么多有水平的领导人，为什么就不分析分析生产队搞不好的内在原因，还是压根就不想分析，或者说压根就对生产队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就比如一个女人生了一个孩子，这孩子才两三岁，他的父亲，就让他上山打柴，下地干活，承担一个壮劳力才能承担的工作，有一天这孩子终于累倒了，有病了，不能再干活了，孩子的母亲也因病去世了。这位父亲其实是一个后爹，既不给孩子看病，更不让孩子休息，反倒高兴地说，我早就说，这孩子长不大，没出息，于是地把孩子抓起来，当着众人的面，把孩子活生生摔死在门台阶上，摔的时候，还不许站在旁边的众人哭喊，甚至逼着周围一些看热闹得人做出兴高采烈的样子，振臂高呼：摔得好，摔得好，摔出了一个新时代！我怀疑那摔孩子的后爹，在孩子还没有出生时，就已经对那孩子恨之入骨了，只是当时孩子的母亲还年轻，还一时不得其便，不好下手，等到孩子的母亲老了，去世了，时机成熟了，他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咬牙切齿地把孩子给摔死了。可是那孩子似乎并没有死，而是变成了一个幽灵，时不时在人们感到世道不公时，就会出现在人们的梦中。

十一、我弟弟死了

其实，我家本来八口人，我大哥是在父亲当乡长时生的，我妹妹是在坝上五合庄生的，还有两个弟弟，一个最小的妹妹，都是回到老家后生的。六个孩子中，最聪明的要数我的第一个兄弟了。父亲给他取名叫棱山。不但人长得俊，而且还相当懂事，可惜三岁时得肺病夭折了。记得是一年夏天，大哥和背着棱山的父亲去白草医院看病，我们在家里等着，直到太阳落山了，还不见回来。我就一个人跑到村外去白草的路上等。终于看到他们回来了，大哥走在前边，背上背着棱山，棱山的头耷拉在大哥的肩膀上，随着大哥的脚步还左右摇摆。后边跟着父亲。走到村里的后梁上时，父亲让大哥停下来，他自己回到村里，拿来了一把铁锹，一领旧席子，就这样把兄弟给埋了。兄弟的死对母亲父亲打击非常大，埋了弟弟的第二天，父亲的头发就全白了，母亲就象疯了一样，整天一句话不说，只是村子周围转，越是阴天下雨，电闪雷鸣的时候，她越往村外跑，有时都深更半夜还不回家。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外边下着小雪，屋里一家人围着一盏油灯坐着。父亲说话了，他说白天在街上，碰到了一个算卦的先生，先生说棱山是天上玉皇大帝手下的一个马童下凡，说我家太穷，根基太浅，福不住这样的神童，如今早回到天上去了。期间还有很多细节，我都忘了。可我们都相信这是真的，母亲更是登着两眼，听的如痴如醉。躺在被窝里，还在磨叨：“玉皇大帝，马童，下凡，难怪那么伶俐，那么懂事。唉，我们是穷，福不住呀，不过也好，回到天上享福去了，总比跟我们受穷吃苦强。”后来母亲就渐渐好了起来，几年后又生下我的妹妹，妹妹的名字是我给起的，小名叫双双，大名叫张月明。六岁上小学，全年级第一，上初中，全年级第一，上高中时参加中考，还是全县第一，高考的时侯又是全校第一，最后考上了哈尔兵工业大学，大学毕业后又考上了研究生，但没有念，就直接参加工作了。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在那年月，哪有什么算卦先生，更不要说大白天在街上公开给人算卦了。可父亲的一番假话，却医好了母亲的病，可父亲自己心灵深处伤痛又有谁去抚平呢，父亲的四十几岁就一头白发，又有谁去恢复呢！
十二、我被父亲打了一顿
我爹从一个县剧团的编导被打成右派，下放回了老家，在村里边不论见到谁都笑嘻嘻的，脾气好得很，但他在背后却对我说：“小子，到了外边不要受气，谁胆敢欺负你，你就狠狠地揍他。”为此他还给我准备了一根三尺多长小胳膊粗细的桦木棍子，让我整天掂在手中，见着狗打狗，见着鸡打鸡，孩子们谁敢喊我一声右派什么的，我就往死里揍他，时间一长，孩子们见了我就如同见了老虎，我走到那里，那里的孩子就立刻作鸟兽散。不管我在外边闯了多大的祸，父亲也不捅我一指头，有一次，我们几个孩子在村里的戏台上玩儿，戏台上放着生产队的一台铡草机，铡草机上有两个齿轮，用手一扳上边那个齿轮，下边的那个齿轮也就跟着转，十分好玩儿，村里的石柱子那天正在那里扳得起劲，我过去抓住齿轮也要扳，但这个不识死活的家伙就是不松手，还把一根肉乎乎的手指头伸到两个齿轮中间，瞪着眼威胁我，我一发狠，猛地一扳齿轮，就听石柱子像狼掐住似的大叫，我扭头一看，只见石柱子手上全是血，我顿时吓坏了撒手就跑。躲到戏台对面的龙王庙里。时间不长，就听得庙外边人声鼎沸，几个孩子一起嚷：“在这呢，在这呢，我看得真真的。”我探头一看，啊，可了不得了，一大群人，有石柱子，石柱子的爹和娘，有村里的一些大人孩子，似乎全村人都来了，我一想大事不好，扭头就跑，就听我爹在后边喊道：“兔崽子，往哪跑！”我回头见父亲从地上随手拾起一块大石头，有猪头那么大，朝我砸过来，但我往东跑，那块石头却飞向了东南，不偏不斜，正砸在墙角两只正在作爱的花狗身上，两只狗无辜挨揍，也无暇分辨，嗖地一下子窜了个踪影皆无。我藏在生产队的草垛里，不敢回家，太阳下山了，月亮出来了，村里家家户户点上灯，又熄了灯睡觉了，村子里静悄悄的，我在草垛里，听到有人喊：“二虎子，二虎子。”声音不大，但我听得请清楚楚，是我爹和我娘，我无声地从草垛里钻出来，无声地走到父亲身边。父亲摸了摸我的后脖根儿，说：“小子，没事了，回家吧。”父亲没有揍我。
但是后来因为一件极小极小的事儿，我差点儿被父亲打死。
有一阵子，村里的孩子们时兴玩“砸宝”，我总是输，这一天我又输了个精光，我突然想起了东屋的土仓子上那个小箱子，那里面是满满的书，记忆中父亲很少看那些书，只是在每年大年初一，生产队放假的时候，父亲才把那箱子搬到炕上，把那些书一本一本地拿出来，用手一本一本地摩挲上一遍，再一本一本地放进箱子里，搬到东屋的土仓子上，然后看着那个土仓子，一袋一袋地抽烟。
尽管家里没有一个人，但我还是像贼一样，蹑手蹑脚地溜进了小东屋，登着一个小板凳，从那土仓上搬下了那个放书的箱子，从里边拽出了一本书，藏在烟囱旮旯，咬牙切齿地把那本书撕开，叠了一堆“宝”，塞了满满一裤腰，剩下我都把他们藏在烟囱后面。没想到，有一天中午，母亲回姥姥家了，家里只有我和父亲，吃饭的时候父亲还啥事儿没有似的，吃完了饭，我下地穿上鞋正要出去，父亲拦住了我说：“回来。” 我回来了。父亲说：“把袄和裤子都给我脱了。” 我低头看了看我的衣服，没有弄坏也没有弄脏呀，怎么让我脱呢？ “脱了！”父亲再一次命令。我无奈，只好把袄和裤子都脱了下来。身上只剩下了一件小背心，那时我还没有穿裤衩，那时村里的孩子都不时兴穿裤衩。父亲又说：“把裤带给我。”
我无限迷惑地把裤带递了过去。没想到父亲转到我的背后，很麻利地用裤带把我的双手给捆了起来，我急了，说：“爹，要干啥呀？” “干啥！”父亲拿过不知啥时就准备好的一根荆条，狠狠地抽在我的屁股上，接着父亲也不说话，一边呼呼地喘着粗气，一边一下挨一下地从我的肩膀开始往下抽，一直抽到了我的小腿上。我不敢哭，更不敢喊，只能咬紧牙关，死死地挺着，就觉得浑身上下疼得像火烧火燎的。我不敢扭头看，但我想我的后背一定是一道挨一道的红印子，像花狸猫一样。完了，父亲坐在炕沿边说：“知道为什么揍你不，告诉你，家里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弄坏，就是我的书不能给毁了，书，知道不？这是书，是世上最值钱的东西，一个不知道爱惜书的人，是永远不会有出息的。今天揍你一顿，就是让你长点儿记性。”
在此之前，父亲从没有跟我发这么大的脾气，更没有打过我，记得有一次公社供销社下乡送货，我看到别人家的孩子，用麻绳头、旧鞋、破铜烂铁换糖吃，我馋的流口水，就跑回家，把父亲的一把旧锄头拿去换了两块糖，母亲知道后急得嘴上都起了泡，因为那锄头是父亲用从信用社贷款买的，但父亲没有打我，只是坐在那里唉声叹气。没想到一本破书，竟值得父亲发这么大的脾气，我心里不服，后来发生的事儿就更让我不服气。原来这就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半年后的一天，我跟着学校里的一帮同学挨家挨户“破四旧”，完事儿后回到家，，发现父亲蹲在灶火门前，他的身边就是那个放书的箱子，他正低着头把书一本一本地往灶堂里扔，听到我的脚步声，父亲抬起了头，我吃了一惊，只见父亲老泪纵横。哼，当爹的也知道忏悔。

十三、韩才替父亲出外工

父亲在生产队劳动的时候，正赶上县里修云州水库，全县每个生产队出十个身强力壮的劳动力，一个月轮换一次。整个生产队壮劳力也不过二十个人，一下子就抽走一半。修水库的活是又苦又累，一天二十四小时，所有人分成三班，一班八个小时，三班换，白天黑夜连轴转。
那天生产队开会，宣布下个月的轮换名单，其中就有我的父亲。但我母亲当时正卧病在床，家里实在离不开人，当父亲提出自己有困难时，那个生产队队长是个余粮户，平时就对我们一家人看不惯，更看不惯我们一家大大小小的孩子都念书，就说：“这没办法，再说谁家没有个事，老婆有病，可以让你那大小子照顾么。”我父亲就说：“我们大小子还要上学哩。”队长说：“这好办，书就不用念了，专门在家照顾你老婆，我家孩子就没念过书，从小在队里劳动，现在也活的好好的。”于是父亲就同队长吵了起来。这时地下慢慢站起一个人来。这人名叫韩才，平时在队里当羊倌，整天跟一群羊打交道，跟队里社员谁也不接触，开会时也从来不发言，今天却主动站了起来，说：“行了行了，不要吵了，轮到张寿祥这班，我替他去。羊，就先让我儿子放着。”社员们全都吃惊得一下子抬起了头，盯着韩才，心里大概都在说，这家伙是不是疯了，别人想躲还来不及，你倒好，自己给自己找罪过。队长就说：“不行，你儿子下个月也该轮到上水库了。”韩才就说：“我连着干俩月，这样行吧。”结果韩才就替父亲去云州水库了。走的时候，父亲亲自为他送行，俩人相跟着走了五六里地。
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但社员谁也不清楚其中的缘故是什么。后来父亲跟我们说出了原因。那是一九六零年的春天，父亲在沽源剧团工作的时候，突然有一天韩才找到了父亲，韩才是从内蒙回来的，已经有两天两夜没有吃东西了，到剧团时正赶上剧团中午开饭，父亲就把自己分得的一大碗莜面愧率，一口没动。全都给了韩才，韩才就靠这一碗愧率垫底，一口气走回了坝下老家。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甭说一碗愧率，就是小小的一根红萝卜，十块钱一根，都没地方买呀。没想到事情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韩才还记得，并做出了替父亲上水库来报答的决定。

十四、父亲当队长

父亲当过会计，生产队秋天分蔬菜、分粮食的时，都是父亲把着帐本，念到谁家的名字就给谁家分，可我家总是排在最后。父亲当过生产队的队长，父亲当队长时，搞过不少的花样，比如，夏天锄地时，他就把村子周围的地留下来，还规定锄完这些地的时间、质量、应该记的工分，结果队里那些孩子多劳力少的户就主动要求去锄这些地，因为锄这些地，可以自由支配时间，有空闲就来锄一阵，家里有事就先回家忙。后来那些余粮户也要求干这样的活，哪怕这地不在村子附近，也没有问题。父亲当下就拒绝了，但大伙到了地头时，父亲就指着身边的地：“这块地，谁来锄？一共给记五百分。那块地，谁来锄，给记三百分。”结果眨眼之间，社员们就主动分成小组下地干活了，剩下那些干活慢，上了年纪的人，父亲单独给他们划出一些地块，让他们去锄。结果往年生产队锄完一遍地得花三万工分，可父亲当队长时，不到两万分就完成任务了。后来生产队的其他，比如刨粪、运粪、收割庄稼等，也都采用这样的方法。
父亲当队长时，还给生产队贷款买了一辆胶皮大车，专门负责给供销社跑运输，直到秋天收庄稼时，才回来拉庄稼。父亲所在的生产队叫三队，二队有一个铁匠，姓田，四清运动前家里开着铁匠炉，四清运动一来，就没收归公了，结果这个田铁匠就不高兴，整天跟二队队长吵架，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媳妇，没事干就整天串门游户，要不就拿个唢呐领着一群孩子漫山遍野地转悠。四清时还在全村开过他的批判会。父亲就找二队队长商量，想把田铁匠弄到三队来，这是二队队长求之不得的事，当下就答应了，还把一座铁匠炉白送给了三队。田铁匠来到三队后，父亲想方设法从我母亲的娘家村给他找了个年轻的寡妇做媳妇，田铁匠非常感动，就在生产队铁匠炉里给三里五村的人们打镰刀，给牲口钉掌，在父亲的指导下，他还同木匠合伙给生产队打铁车，结果那年冬天，生产队就打了三十多辆铁车，全都卖给了附近村里，收入很是可观。
父亲当队长的那年，生产队的工分减少了，收入增加了，尽管外出工的工分仍占工分总数的一半多，但年终分红时，一个劳动日达到了五角钱，余粮户们不用缺粮户们掏腰包，就能从生产队拿到现钱，真个是皆大欢喜。遗憾的是父亲的队长，只当了一年，就下台了，原因是父亲在队里搞的是小包工，走的不是正路。

十五、做戏装

一九七八年，村子里又可以唱老戏了，可我们村却不能唱。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唱老戏用的行头除了蟒和靠，都一把火给烧成了灰，看到别的村叮叮哐哐的唱戏，那些曾经唱过老戏的人，就憋不住了。他们集中到我家，一边咒骂着文化革命时的造反派，一边唉声叹气。父亲就说：“这好办，唱戏用的行头我来做，只要大队出几个钱就行。”于是一伙人找到大队书记，书记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一个姓于的余粮户，这时似乎也忘记了跟我们缺粮户的不快，就说：“我家三口人，都是大人，我把我们的西屋给你们腾开了，烧热了，你们就在我家做行头。”于是父亲就领着一个后生坐在姓于的西屋开始工作了。服装好做，父亲给开了个单子，写清了各种布料的颜色、尺寸。买回来后，父亲几乎不用尺子，拿过布比划比划就给剪开，交给裁缝去做了。关键是头饰，也就是唱戏戴的帽子，村里人简直想不出应该如何做。可父亲却似乎早已心中有数，他叫人弄来了些铁丝，旧报纸，一大把麻，一大碗白面，还有一些颜料。那天村里人差不多都来看，姓于的西屋挤的水泄不通，父亲坐庄炕上，就象表演魔术一样，不一会就用铁丝折成了个帽子的模样，然后再在上面糊上就报纸，把那麻洗净晒干，用细铁丝捆成一个个的小球，分别涂上红黄蓝绿各种颜色，固定在那帽子上，一个头饰就做好了，跟真的一模一样，人们看着不住地连连赞叹，都说咱可没有这样的脑筋。村里又开始唱老戏了，一唱就是五天。

十六、重回沽源

时间不长，村里的地主、富农、四类分子都摘帽了，听说别的地方连右派也给摘帽了，还给补发了工资，恢复了工作。碰巧这时候沽源剧团又恢复了，家里人劝父亲也去沽源看看，能恢复工作更好，不能恢复也没什么。我姑父说：“恢复什么，连档案都找不着了，四清的时候，工作队也去查过，什么也没有查到。”父亲只是笑笑，继续给临近的一个村子做着唱戏的帽子，等把帽子做好，给临村交了货，挣了一千块钱后，父亲就去沽源了，临走时，父亲只带了三百块钱，说三五天顶多不过一个礼拜就回来。可是三五天没有回来，一个礼拜没有回来，整整过了一个月零三天，这一天我也收到了宣化师范的录取通知书。父亲终于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他一进门就高兴地说：“我终于摘掉右派的帽子了，我也恢复了工作了。”
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父亲整整二十一年，我也从小学、初中、高中、最后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师范。当村里的高音喇叭宣布父亲摘掉了右派帽子时，我哥开玩笑地说：“你就是个扫帚星呀，你一来，父亲就倒霉，你一走父亲就翻身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父亲去沽源事情办得并不顺利。一下车，父亲就直奔公安局，因为只有父亲知道他的档案在公安局，从尘封了二十一年档案中，父亲一本本地翻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档案。后来拿着档案就去了县委宣传部，麻烦就出在宣传部，部长说：“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了，有些问题我们也不清楚，等调查调查再说吧。”实际上就是推坡话。父亲似乎并不着急，就说：“那就调查吧。”接下来就是宣传部人上班，父亲也上班，宣传部人下班，父亲也下班。父亲就坐在部长斜对过的一张椅子上，每天上班就问一句话：调查得怎么样了，人家说：正在调查，下来父亲就看报纸。一直等了一个月零两天，部长终于说话了：“行了，你的问题调查清楚了，决定给你摘掉右派帽子，恢复你的工作，还到剧团上班，你去办手续吧。”
父亲终于又到剧团上班了。走的那天，生产队用大马车送我们，啊，我们又要搬家了。村里人都出来为父亲祝贺，和父亲拉手，我们一家七口坐在马车上和乡亲们挥手告别。

现在想起来，父亲的一生可以说是艰苦的一生，奋斗的一生，更是精彩的一生。我们为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而自豪。如果父亲小时候再多念几年书，哪怕念个小学毕业，父亲的人生就会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