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流水啊，西流水

张学武

致那个即将逝去的年代
（代序）

明晓东


确切地说和学武老师相识于十年前。之前仅知道在我所在的县城有这么一号人物，很牛气、很优秀的一位语文教师。2006年，身边几位热血青年办起了“数字赤城”网站，因为对家乡的热爱，对文学、文化的执着，在很短时期时网站就做得风生水起，也因此聚集了很多“精英”。学武老师便是“精英”之一。
出于对学武老师的尊重，也是带着尊重心理接近他这个人，走进他的作品。学武老师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在他身上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迹，这些都表现他的言谈行为和以后的文字上。记得相识不久一次去黑龙山户外笔会，行走在途中，他指着道路两边的平地说，小时候这两边都是森林茂密，风吹过松涛和海浪一样让人兴奋和畏惧；冬天满河川的冰，冰在那时在某种意义上是条便捷高速公路……那时便勾起对那个时代羡慕。起初他在网站论坛里上传一些教学方面的作品，我逐渐了解他的教育教学风格。准确讲，这些既是文学作品，更是一个个完整的教案。在当时没有视频课件和极少教学辅助用品的情况下，他对一堂堂语文课里那些经典名著的教学设计，通俗易接受，角度新颖，又别具匠心、煞费苦心。一方面反映了他对教学孜孜以求、认真敬业的态度和品质，另一方面也充分显示了他所具备的才华。这些才华并非与生俱来的，更是与后来工作岗位上认真敬业相伴增升、相辅相成的。有一次我面对面和他说，我遗憾在学生时代没有遇到他，不然我的文学基础会打得很好。他的那些关于教学的作品被他收为一个叫《苦爬》的集子里。他说有好多老师拿他的“教案”当论文去评级，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这些作品一直被学校沿用为教案。在我看来，其中一些篇章必然会在语文教学史上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后来他陆续上传小说、散文。受上世界八十年代文学思潮的影响，起初我并不怎么喜欢他的小说风格，在当时文坛也是比较排斥浩然那些政治现实主义作家的。而学武老师特别崇拜浩然，作品风格受其影响极大。当接触多了，看多了，发现一个道理，存在即是合理。学武老师笔下记述的乡村、人物是一些作家笔下所表现不出来的。
如果给过去的历史以时间段划分，我觉得在某种意义可以大致划分出这样的两段：即解放后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为一段，八十年代到现在为一段。七十年代前和八十年代后两个时代有着截然不同的概念，包括人、事、物，观念、语言和行为。而我正是出生在两个时代中间的那段－－七十年代，这个年代既了解和继承一些七零前的一些东西，姑且说东西吧，因为无所谓好与坏。又理解知道一些八零后变化后生成的东西。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历史删去七十年代这十年，那会是一个明显的分裂和断层。
学武老师作品里明显的那个时代痕迹和特征。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情感、矛盾、斗争方式，也有已经和正在消失的手工时代的民俗记录；有那个时代脸谱化的农民、教师、干部，也有上世纪特有的生产队、大队、农田等生产生活环境；有劳作、开会、文艺节目排演活动等集体生活，也有改革开放之初农村里人们观念的冲突和转型的轨迹；有恢复高考、就业打工等新鲜事物，也有乡镇政府到处签字白条、农村信用社贷款回扣等那个年代特有的现象……他以一个当事人的视角，感知、记录、怀念那个时代，把那些具体的事物变成自己的作品。
大概在每个人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村庄，自己的初恋，里面有着不可复制和再生的童真和美好的成份。张老师心里的村庄是西流水村，她的初恋是小柳凤。西流水村、小柳凤又似乎是那个时代人共同村庄和初恋。所有村庄都是贫穷、生活方式简单，人与人之间单纯，充满着温情。即使是斗争也象小孩子过家家一样，现在看来常常会哑然一笑。每个初恋又都是尚未拉过手的纯洁，却令一生的怀念。正是最初形成的，影响一生的情结，使得他的几乎每篇作品都有小柳凤，西流水村的痕迹。
那时我们也经常在网上交流，在看作品的同时，我建议他再走进农村，写当下的农村。因为农村的时代在变，人们的思潮、观念也在变，与他印象中的农村已不相同。但他的观念已经形成，远不如我这个中间人更敏感和冷静。
八年前在学武老师接近退休年龄的时候，他病了，病来得象狂风暴雨。开始是脑血管的问题，后来又是肝、肾方面出现了问题。而此时正是他创作的一个巅峰时期，《当代教育》、《今古奇观》、《读者文摘》相继发表了他的作品，突然光临的病，让一切又归于零。不光是行动不便，大脑思维也暂停服务了。我和好友无堤专门去看望病中的学武老师，按我的主意带了干红葡萄酒，开玩笑和他说希望还能一起喝酒。再后来极少见到学武老师，偶尔上班路上见他跛着脚独自走在河边，含混不清的口语招呼，我感受到了他内心深深的孤独。此时我觉得不管是身边人的热情与冷淡都已走不进他的内心。
最近一段时间经常见学武老师在空间上传作品，点击阅读竟是新写的。便在第一时间认真读了起来。依然是那个年代和那个年代里的人，他的父亲、母亲，他的大哥、三弟，还有老队长、老校长、小柳凤。在文字里体会着那个年代，怀念那个年代的单纯、纯真、朴素。有一天学武老师的ＱＱ亮了，他说准备出几本文集，请我给写序。我在屏幕这边愣了半天。他看不到我的表情。我觉得任何推脱和客套都有可能让我们之间变得生分，既然他和我说了，说明已是他有理由的选择。随后我爽快地答应了。为了写好这个“序”，我说我做东，约个饭吧，叫上我们当初的几个“文学青年”。
一顿约饭也不容易，大家各自忙。最终坐在一起仅是学武老师、我、无堤和玲珑小乔四个人。我蓦然想起一句话，所有的欢聚都是久别重逢。学武老师说这是他得病八年来第一次外出的聚会。我们都有点惊诧。一个小小的县城，也因为不同的圈子而独立成各自的世界。
这八年，上帝给了他足够的苛刻。也让他在这八年中失去了许多珍贵的东西。不光是社会地位，还有健康、家庭、写作的思维……这其中每一件对我们常人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只是经历过后，才发现，人在上帝面前没有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不然面临什么样不公正的待遇，对于你只有接受，或是承受。学武老师就是承受了，个中滋味也只有他自己才是切身感受。当一个人拥有越多的时候，或许还会抱怨上帝的不公。但当一些最基本的东西都离你而去的时候，在心情波动之后，可能让自己更冷峻。象是偶然一天，剥去的浮华，显现了本真。那么人的本真是什么，在这里大概可以说是生命了。生命是一切一切的基础，生命的存在会焕发一切生机。特别是经历过曾经沧海之后，该淡的淡了下来，该浓的变成更化不开。正是所谓上帝不公平的待遇，也给了张老师第二次创作的动力。
老朋友没有客套和虚套，谈话间自然走进我们要探讨的作品和我们曾经与共的快乐时光。怀念那个年代成为我们一个核心的主题，遗憾、温馨、感叹，而且每个人的不同思维全都汇聚在学武老师的思想里，这让我想起当时在网站他一天一篇作品的业绩。这次聚会更象促进兴奋的填加剂，让他不断兴奋起来。我们谈了他自命名的《人生》，我想一定是他一生繁华之后的冷峻思考。所谓忏悔，正是这样的大起大落后的深刻返观和思索。谈起他这次创作的二次高峰，他说，前些时找了个算命的先生，说他的阳寿73岁，对这个假设的十几年的时间来说，他有危机感，所以才用不太利索的手指每天敲打着过去的经历和见识。我们对此只当作笑谈，但都认同这种文学的使命感，看身边上班的都是零零后年代，而对于这些零零后了解那个逝去的年代，只能靠留存下来的文字了。
那顿饭结束好长时间了，我的序却迟迟没有交稿，我知道学武老师在等待，因为这是他目前唯一在做的事。我信息里说，老师，你就当在等一碗好饭吧。而我认为饭的好坏全凭人的口味，反正我这个厨师在认真地配料、调理、用火，以一颗虔诚的心纪念学武老师笔下里那个美好的年代，也致敬我这位尊重的这位师长、大哥。
学武老师，一个从“西流水村”成长并走出的有文化的孩子，象一只高悬天空的鹰，用后天的知识、见识和经历，带着那原始的执拗再回看和洞察曾经的村庄和村庄里的人，有一种距离，一种高度，一种牵扯人心的思念，让人久久不能释怀。
愿学武老师艺术生命长青。


                                         2017年5月24日晨













西流水啊，西流水



第一章

1
这是一九七七年冬天,也是我高中毕业回村劳动的第二年，父亲当上了西流水大队第三生产队的队长。
这个结果谁也没有想到，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令人瞠目结舌。队里前任队长丁富，外号老鱼杆就公然站在街上说，张祥这个人，我还不知道他？十岁就跑到内蒙多仑唱戏，五一年回来过一次，当过三年乡长，后来放着乡长不当，又跑到故园县唱戏，从小没干过一天庄稼活，打六三年回来，在生产队里劳动，就没见过他跟别人说过话，他要是能当好队长，我头朝下走路。
确实，自从六三年故园县剧团解散，父亲回到故乡西流水参加生产队劳动，就没有站在街上跟人们说过话，在队里锄地、割地休息的时候，父亲也是默默地坐着抽烟，平时父亲也不串门。晚上没事干，就坐在窗台前，就着煤油灯看书。父亲什么书都看，包括学校发给我们的课本。那年村里给每户发一套《毛泽东选集》，别人家都是把《毛泽东选集》放在柜上正中央，上边还压着一座毛泽东的石膏雕塑象，父亲却把《毛泽东选集》放在窗台上，每天晚上都看，看了整整一个冬天。父亲看书有个毛病，就是不会默读，看什么书都要读出声音来，而且还要抑扬顿挫读出节奏，就如同唱戏念道白。母亲觉得父亲一个人看书太浪费煤油，就在父亲读书时，她也就着灯纳鞋底，结果每天晚上我们几个孩子都是在父亲的读书声和母亲的纳鞋底声中进入梦乡。
一九七七年的冬天，村里来了七八个下乡干部，说是下乡干部，实际上是从各村抽上来的社员，名字叫贫下中农宣传队，简称贫宣队。他们到哪个村下乡，就在哪个村记工分，参加哪个村的分红。一天晚上，贫宣队队长一个人来到我们家，进门就喊：“老张，还认得我吗？”
父亲正在灯下看书，听到喊声，忙揉了揉眼睛细看，端详了半天，父亲才如同大梦初醒般地说：“哎呀，是你呀，老郭。”赶忙上前握住老郭的手。这个被父亲称为老郭的人，名叫郭喜，是我们村东边的鹿鸣大队的人，距离我们村四十里。解放前就当过村长，解放后是县里的宣传部副部长，六二年响应上级号召，主动要求回农村参加劳动。父亲当乡长时，他就在县里工作了，俩人性格相同，脾气相投，可自从父亲去了剧团后，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虽然后来都知道对方已经回到农村，且相距不远。
那一夜，俩人在我们家谈了很久很久。
2
自从贫宣队进村后，每天晚上都要开会，先是学习文件，后是揭摆问题，最后是查证落实，处理总结。学习文件阶段，贫宣队人照本宣课，念，社员们在队房炕上把脑袋往裤裆里一扎，听。这个阶段很快就过去了。接下来是揭摆问题，这个阶段就麻烦了。开始社员们还是脑袋往裤裆里一扎，任凭贫宣队人怎么动员，就是一言不发。被逼无奈，贫宣队人就想了个绝招，抓阄，谁先抓着，谁先发言。社员们没办法了，于是就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乱说一气，贫宣队队长老郭来了一听，觉得犯了方向性错误，就说：“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就是要斗私批修，尤其是干部们头脑中的自私自利，有人说这叫小四清，对了，就叫小四清，要彻底清除头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确立社会主义思想，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社员听了贫宣队长的话，顿时明白了，杜宝就说：“有这话你不早说，早说我早明白了，不就是要整干部么？好，我先发言，那天我亲眼看见老鱼杆从队房拿了一堆麻绳头，当废品卖给了小卖部，换了盒丰收烟。张慧，记得这事吧。”张慧就是我的名字，说实在的，我还真不记得了。
这时老鱼杆说：“什么一大堆，就两根麻绳头，换了八分钱，我自个贴了一分，才买了盒大丰收。”
杜宝就说：“无论大小，总是有吧？下面就不用大伙再揭发了，站起来，你自己交代吧。”他好象对搞运动的套数十分清楚。
老鱼杆立马站了起来，小脸腊白，汗也流了下来，说：“我当了三年生产队长，就干过这么一件坏事，我现在就赔偿。”说着就四下来摸衣服找钱。
这时候，谁也没想到，我父亲站了起来说：“老丁，别摸了，我这里刚好有一毛钱，拿去赔给队里吧。”老鱼杆抬头看了父亲一眼，目光里有仇恨，有感激，很复杂。看着父亲手中的一毛钱，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接下来老鱼杆交代了三个晚上，也没交代出个什么。
结果，我父亲就成三队的队长。杜宝成了指导员。
3
回到家，我问父亲：“为什么杜宝那么恨老鱼杆？两根麻绳头的事，也值当在会上提出来？”
父亲说：“他俩肚里的疙瘩，这辈子是解不开了。那年夏天，你还在念高中，连续下了几天雨，地里庄稼和草疯长，老鱼杆就急了，挨门挨户吆喝妇女去薅地拔草。杜宝当时是个缺粮户，老婆在家看孩子，老鱼杆就站在门口骂，话说得挺难听，杜宝不在家，他锄地去了。老婆只好把三岁的儿子交给才七岁的哥哥照看，自个儿去薅地，等到收工回来，发现俩儿子都不见了，就赶紧四处找，结果在村西的玉米地里找到了，俩孩子光不溜丢，只穿了一个兜肚，躺在地里死了。杜宝老婆呼天抢地地哭,一把一把地揪自己的头发,一下接一下地打自己耳光,几个女人上去拉她, 还从孩子的嘴里抠出来几粒玉米。她的眼泪、鼻涕流了一胸脯，这时收了工的人们顾不上回家，都围过来看，杜宝老婆看见老鱼杆，突然不哭了，两眼闪着光，那眼光碰到谁，谁都不自觉地哆嗦一下，老鱼杆慌了，赶忙退出来，杜宝老婆突然指着老鱼杆，惊恐万状地喊：“鬼，鬼来了。”
原来那块地紧挨着村边，种的玉米被村里的鸡给啄了不少，老鱼杆生了气，就在补种的玉米籽里掺上1605，俩孩子就跑到玉米地里抠玉米籽吃，结果就给药死了，杜宝老婆当时就晕了过去，杜宝回来一看就明白了，因为那玉米就是他补种的，农药是老鱼杆给掺的，当时杜宝就说，这地离村子这么近，要是把人给药着，可就麻烦了。老鱼杆说，谁没事来吃这玉米？没想到竟药死了杜宝自己的孩子。杜宝气的疯了一般，拿起菜刀就向老鱼杆家冲去，嘴里还骂，操你妈的，你害了我们一家，我也不叫你活着，老子今个豁出去了。街上人见了，赶忙上前把他抱住。事情过去半年多，老鱼杆见了杜宝都是绕着走。你说他俩的疙瘩结得大不大，紧不紧，死不死？”
4
父亲刚当队长的时候，完全听从上级的安排，上级让干啥，他就干啥。慢慢地父亲就变了，变得越来越胆大，越来越出格。最开始的变化是从锄地开始。本来老鱼杆对父亲当队长就很不服气，准备着锄地的时候拿出真招，出父亲的洋相。那天大伙来到西地，这是三队最大的一块地，最长的地垄有二百多米，地里种着谷子，已经有一揸多高，远远望去，已经是一片绿色。老鱼杆阴阳怪气地说：“往年都他娘是老子锄边垄，今年轻省了，新官上吧。”他知道父亲锄地没有他快，父亲要是锄边垄，他准备紧跟在父亲屁股后边，专门在父亲的脚后跟处下锄，搞得父亲顾前顾不了后，顾后顾不了前，速度自然就更慢，大伙就可以说说笑笑，连锄地带叨唠家常了。
没想到，父亲站在地头，说：“往年锄边垄的是队长，今天锄地的招数要改一改，要选出一位把式来锄边垄，不但要锄得快，还要锄得好，要在前边给大伙做出榜样，当然锄边垄肯定要多受累，多吃苦，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咱们也要多给报酬，锄边垄的人要多给记两分。谁来锄边垄呀？”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正在大家相互看的时候，苏永生的儿子苏坡站了出来说：“我来。”说着就把锄头伸进了地垄里，后边的社员们一个个就跟了上去，父亲排在最后一个。老鱼杆就骂了一句：“啥时候也少不了这种显猴！”就这样 ，一项延

续了十几年的套数就被轻易地打破了。


第二章
1
说起生产队里干活，我想先来说说前任队长老鱼杆。
老鱼杆其实名叫丁富，人们都叫他老鱼杆，因为这家伙长地又高又瘦，这外号还是我爷爷起的。解放前，老鱼杆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俘虏过来后，又给共产党当兵。他的能耐就是人跑得快，人们都说他脚心里长着三根毛，天生就是飞毛腿；他也很有力气，在部队专门负责扛机枪；枪打得也准，能端着机枪打天上飞着的乌鸦。他家有三口人，老伴天生是个歪脖，歪脖前面还长个婴代，也就是早些年经常吃不加碘的粗盐造成的粗脖子。儿子十八岁，从小不喜欢念书，头脑简单，脾气很大，从十五岁就在生产队劳动。父子俩都是庄稼把式，生产队所有的活计都能拿的起放的下。
但父亲从来看不起他们。晚上，我们一家人坐在炕上围着一张方形的炕桌，在一盏昏黄的油灯下，吃着晚饭。街上，郑家大门外，那座广播架上的钟铛挡地响了。父亲说：“这是老鱼杆在敲钟，听，也没有个节奏，一下紧挨一下，就象催命似的。人家二队队长梁富敲钟，就是两下，两下，再三下，下来就是重复，就象一边敲钟，一边在念古诗。一队队长路兵敲钟是一下接着一下，慢腾腾的，象一边敲钟一边还在琢磨事儿。”果然，钟声停了，传来老鱼杆那驴叫般的声音：“三队社员们都到队房开会了！”那社员两个字特高特刺耳，听那声音就觉得脊梁沟里有把锯子在上下拉动。
我和老鱼杆的斗争就是从这次队会上开始的。我看着父亲问道：“爹，今天开会，我也去吗？”
父亲没有抬头，只是说：“去吧，不去要扣工分的。去了给我告个假，就说我身子不舒服，就不去了。”沉默了一会又说，“到那儿后，什么也不要说，只管听，安排你干什么，不要随便答应，也不要随便不答应。就说一切等回家跟我商量后再定，记住了？”
“记住了。”我答到。
2
村子东头大道南边有一处大院，这就是第三生产队的队部，人们都习惯称之为队房子。队房子有正房十间，西边的三间，靠近西山墙是一溜大炕，炕上虽然铺着新席子，但席子被抽烟人们给烧得到处都是窟窿，就在这到处都是窟窿的炕席上，堆着几卷看不清什么颜色的行李，晚上队里的饲养员们就住在这里。靠北墙挨着炕沿的地方是一张满身油腻的办公桌，桌上放着马灯，这是晚上记工员给社员们记工分的地方，南边挨炕沿靠窗户盘着一个特大号锅台，那锅很大，听说是五八年大办食堂时留下的，中间地上安着盘石磨，腊月里，队里用它磨豆腐，南边窗户上糊着旧报纸，天长日久报纸已成黑黄色，四周墙壁从来就没有粉刷过，现在可以当黑板用了，上面有孩子们用从学校偷来的粉笔画的马牛驴猪狗鸡之类，屋顶没有顶棚，上面檩子椽子吊下来的灰尘连成一嘟噜一串的，快要挨到人们的头顶了。
生产队的队会就在这里召开。
队长老鱼杆看到人来的差不多了，就高高地坐在磨盘上，喊到：“行了，行了，别他娘的穷吵吵了。少说几句，没人拿你当哑巴卖了。眼瞅着谷雨就到了，春耕播种是头等大事，春天种不下去，秋天就没有收成，那时侯，老婆孩子就等着喝西北风去吧。今年种地同往年种地不一样，麻烦事挺多，头一件就是公社下了令，上等的好地，都必须种杂交高粱、杂交玉米，少种谷子，至于黍子、糜子之类压根就不让种，说是种杂交高粱杂交玉米，省工，锄上两遍就行了，更重要的是种那玩意产量高，亩产能上纲要。可有一样，大家清楚，那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根本就不是人吃的东西，牲口吃下去都上火，人要吃下去，拉屎时，把屁股眼撑的灶火门大，都拉不下来，这罪大家都受过。可你要是硬顶着不种，公社就会给你办学习班，给你扣上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帽子，那后果可就麻烦了。大家说，这事该怎么办？他娘的。”老于杆说完，从兜里摸出一条纸，从旁边一个人手中抓过烟袋，捏出一撮烟末，撒在那条纸上，然后放在手心里一转一拧，用舌头一舔，一只烟就卷好了。旁边的张全祥就赶紧掏出火柴凑上去给点着。老于杆抽着烟，等着大家发言。
“真他娘的狗逮耗子，多管闲事，人家老百姓种地，有他公社什么俅事？啥事他都管，种地他管，分粮食他管，母鸡下蛋他也管，就连老娘们生孩子，他们也管。可一个劳动日分红八分钱，还拿不到手，受苦受累一年，到了还是白大白，这事他就不管了，哼，什么东西！”坐在炕上的樊宝忍不住，先发言了。
“甭扯那没用的，这事就在眼皮底下搁着，绕不开，躲不转，”老鱼杆接着说，“老鼠拉木锹，大头还在后边哩，公社说了，县里要在云州修水库，马上要动工了，每个生产队要抽调五个人到水库工地去，都要四十五岁以下的好劳力。”
“他娘的，这不是胡闹吗？云州离咱们这里十万八千里，他们那里修水库，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凭什么让咱们给他们拉帮套？”
“说的是呀，正是春耕大忙季节，咱们队里总共才二十几个劳力，种地的时候最少也得上五副套，一副套五个人，五副套，五五二十五个人，就是把老娘们都动员上，也不够呀！”
“队长，别的咱都不管，磨道里的毛驴，听喝呗。关键是家里的粮食没有了，眼瞅着就要揭不开锅了，修水库也好，种地也罢，总的好赖让人吃饱了呀？就是一头牛，你也不能只让它拉犁，不让它吃草吧？”
屋里人们的吵嚷声、咳嗽声，裹在汗味、苦辣的烟味和臭屁味当中一阵阵地涌出来。我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呆呆地看着天上的星星，前面不远处牛圈的屋檐下，一群姑娘正在那里说着什么，不时还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互相低声骂着、打闹着。我怀疑她们正在议论我，因为几次提到我的名字。
“二虎子，二虎子，来了没有？” 突然老鱼杆在喊我的小名。我有点不高兴，在家里父母都已经很郑重地喊的大名，这家伙在这么多人面前，居然还在喊我的小名，我本来不想答应，但不知为什么，最后还是答应了。
“嘿嘿。”老鱼杆笑了，虽然我在外屋地只能听到那声音，但我敢断定，老鱼杆笑的时候，那长着几根黄胡子的嘴一定是紧紧闭着的，两眼还斜视着身边的什么。接着他说道：“我看你这书念得也到头了，公子哥的日子也该结束了，从今以后，你就是生产队里的人了，这你还得从头学起。人呀，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该吃苦的时候，你就得弯下腰吃苦，该出汗的时候就得出汗，不能总让别人养活着，哈哈哈。”这次在那笑声中，老鱼杆的应该是嘴张开了，而且还张得很大，那两颗门牙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黑黄的光。那笑声里，似乎有他十几年来对生产队所有缺粮户的满腹仇恨，和作为余粮户的一腔怨气。
“行了，够了。”这时我听到蹲在墙角的杜宝说话了，“挺大个老爷们，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跟人家一个孩子扯什么蛋，呈什么能。散了会，大家还急着睡觉哩。”
“我又没说你，你拔的什么撅，真是逑吃萝卜蛋操心。”众人面前，老鱼杆也不甘示弱，接着说：“明天就要开犁种地了，二虎子，你是扶犁呀，点籽呀，还是溜粪，拉碌碡呀？扶犁，那是技术活，垄要直，沟要匀，遇到石头要提前把犁杖提起，免得把犁铧碰坏。哼，这活，我看你十年八年你也拿不下来。点籽，那更是技术活，籽要撒在垄沟里，不能撒在垄背上，稠稀要均匀。别看你念了十几年的书，这活，恐怕你干不了。溜粪吧，那可是脏活力气活，点籽的刚过去，你立马就得把粪溜到垄沟里，多少要均匀，不能羊拉屎一样，一趟犁走过去，你就得把挨着这垄沟的所有粪堆都得溜完了。看你那细胳膊细腿，蚂蚁似的，这活你也够戗。赶着毛驴拉碌碡吧，那是老娘们干的活，一天下来只能挣八分，不够一个劳动日。你说这活该咋办？高不成低不就，横竖不成材，我看你还是跟着韩才当个羊半子吧，要不就准备去云州水库出外工吧。”
听到这里，我早已气极了，把临出门时父亲嘱咐的话忘的一干二净。我站起来说道：“你说够了没有！告诉你，我不去当羊半子，也不去云州水库，我要跟着大伙去种地，我去溜粪！”

3
散了会，回到家，我把会上发生的一切向父亲作了汇报，父亲听了后，笑了，说：“跟我猜的差不多，老鱼杆这家伙是个余粮户，在生产队说话就是气粗，对咱们缺粮户的孩子念书生来就看不惯。”
先前，我一直在上学，对生产队的事不甚了解，就问父亲：“这余粮户和缺粮户究竟是怎么回事？”
父亲说：“这话说起来就长了，简单跟你说吧，缺粮户就是家里人口多劳力少的户，实际上家里并不缺粮，人口多，分的口粮自然就多，缺的是口粮款，因为劳动一年挣的工分分的红，不够交的口粮款，年底应交给生产队钱。余粮户就是家里人口少劳力多的户，人口少，分的粮食自然就少，还都是成年人，家里粮食总不够吃，余的是口粮款，劳动一年分的红，超出了口粮款，年底应该从生产队往回拿钱。关键就是缺粮户们不给生产队交款，余粮户们就分不到款。”
是呀，我家七口，都是孩子，是典型的缺粮户，每年腊月分红的时候，生产队的队房里总是吵成一锅粥，不过都是余粮户们在吵。他们坐在队房的炕上，冲着蹲在地上的缺粮户们大喊大叫：快交钱吧，不能让老子一年白干了哇。”
“他妈的，白天黑夜就知道和老婆做孩子，这时候不交钱了，凭什么！回家去，把小子女子抱出来顶债吧。”
缺粮户们则低着头一声不啃，只是偶然相互瞅一眼，挤眉弄眼地笑一笑。其实，余粮户们仅在精神上占优，缺粮户们却是在物质上占优。不过好多缺粮户们还是经受不住精神上压力，就让孩子们早早的离开学校到生产队劳动挣工分。象杜宝，俩闺女，连小学也没念，就到生产队干活了。
我明白了，就在这样的日子里，父亲却要把家里的五个孩子都要供到高中毕业，真不容易呀。记得四清运动的时候，工作队员就到我家，劝父亲不要让我念书了，让我在家哄弟弟，让母亲到生产队劳动。
父亲说：“好，不过不能让二小子在家哄孩子，要哄孩子也得大小子，大小子大，他哄孩子我放心，二小子调皮捣蛋，他哄孩子，我不放心，要是出点啥事，后悔就来不及了。”
但我大哥当时是学毛著积极分子，出席过县里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哪能让他弃学回家哄孩子呢？结果还是母亲继续在家哄孩子，我们继续上学读书。
父亲后来对我们笑着说：“不花钱，白念书，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将来不会再有这样的好日子了，你们现在是赶上好光景了，这真是托毛主席的福哇。”
不到半天的时间，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农村真正的阶级斗争，这斗争，真的，不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4
第二天，太阳还没有升起，就传来老鱼杆那一下紧挨一下的钟声。我忙呼噜了几口饭，就来到队房的院里。院子里乱成了一锅粥，有人在牵牛，有人在整理犁杖，有人在领粪簸箕，有人在领点籽葫芦。特别是那几个扶犁的庄稼把式为了一头牛在你抢我夺。
生产队里七大八小共有三十几头牛，每头牛都有自己的名字，也有自己的脾气，有老实巴交的，也有偷奸耍滑的，有善解人意的，也有专门跟你闹别扭的，也有不管你如何吆喝，挥动鞭子如何吓唬，它总是你有千条秒计我有一定之规的架势，也有对自己转世成牛始终愤愤不平，逮住机会就给你弄出点乱子的。那犁杖有好使的，也有不好使的。生产队里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每年种地头一天，你用的是哪头牛哪副犁杖，那以后始终用这头牛这副犁杖，直到春播结束。因此有的人起五更就来到队房院里挑选牛了，有的人甚至头天晚上就把他相中的牛牵到自己家里，比如杜宝。这时他牵着老赵王和脱耳马芳笑咪咪的走出来，看到樊宝梁瑞等人一个个骂骂咧咧，垂头丧气的样子，故意把鞭子甩得吧吧作响。
东大地，是第三生产队最好的一块地，在村子东边，出了村就进了地，有八十多亩，每年都是谷子玉米轮着茬种。去年这块地却种的是杂交高粱，今年最好是种谷子，可上边非让还种杂交高粱，还派来个包村干部专门监督。我们这一组，扶犁的是苏坡，点籽的是丁亮，他就是老鱼杆的儿子，溜粪的是我和姜海，打砘子的是小柳凤，她就是苏坡的闺女。
苏坡是个正而巴经的庄稼人，他蹲下抓起一把土说：“一个冬天没好好下过一场雪，一点墒也没有，瞧这土，干得象上锅炒过一样。”说着抬头看了看天。
姜海接过来说：“老天爷的事，你也操心，放心吧，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这姜海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文化大革命闹的最凶的那几年，他是村里第一个造反派，整天呼风唤雨，吆五喝六，看谁不上眼就批斗谁。这几年才消停了。
丁亮正往点籽葫芦里倒谷种，这时队长老鱼杆背着半口袋种子来了，把口袋撂在地头说：“这是他娘的杂交高粱，待会要是公社来人检查，你就当着他们的面种这玩意，他前脚一走，咱还种谷子。”
丁亮说：“要是扒开土看垄沟，不就露馅了吗？”
老鱼杆说：“没事，今年包咱们村的是老孙，这家伙打解放以来就当干部，到现在连个副书记也没有熬上，其实咱们搞的这点小把戏，他心里也明镜似的，咱们当着他的面种杂交高粱，是给他找台阶下，回到公社他也好交代。等到庄稼长出来，生米做成了熟饭，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拿咱没办法。”说完老鱼杆还斜楞了我一眼，张张嘴，想说什么，又没说，就一蹶一蹶地走了。
“开犁了——”
苏坡对着广阔的田野，高喊了一声，似乎要唤醒脚下这块沉睡了满满一冬天的土地，接着他一手扶梨，一手举鞭，指挥着花脸子和猛张飞向前走去。在他身后一条直直的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垄沟就呈现在太阳底下，人们的眼前。一双喜鹊从头上飞过，还喳喳地叫，两条蛐蟮被犁给翻了出来，象刚睡醒似的，在垄沟里伸着懒腰。
丁亮右手提着点籽葫芦，左手拿着一根小棍，不停地敲打着安在葫芦上的葵花杆，只见那谷籽就从那葵花杆的一头均匀地蹦跳出来，撒在垄沟里。 “书呆子，别傻看，快溜粪。”突然身后负责打砘子的小柳凤喊了一声，我才想起自己该干什么。赶忙拿起粪簸箕开始溜粪。心慌着急，粪溜得很不均匀，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还有一点没有的。抬头一看，扶犁的点籽的已经走出老远。
小柳凤过来，抢过粪簸箕，把毛驴缰绳扔给我，说：“书呆子，看清楚，这样溜，这样溜。”只见她腰一弯一挺，胳膊一甩，那簸箕里粪就象一条灰色的瀑布，扬出去有两米多远，然后有均匀地落在垄沟里。动作连贯协调，紧凑潇洒。她一边溜粪，一边说：“其实种地也没啥，扶犁我会，点籽也行。好了，今天我就替你溜半天粪，你就替我达砘子吧，那活是个人就能干。”
5
中午，散了工，回家吃饭的时候，父亲问：“干得怎么样，累不？”
我说：“也没啥，上午是小柳凤替我溜的粪，我替她打砘子。”
父亲说：“下午你自己溜粪，不能让她替了，不会就学，不懂就问。对了，我跟大队说好了，给你找个新活，小卖部的售货员，原先的售货员不要了，他当售货员不到一年就亏了一百多。你当上这售货员一定要好好干，大队一年补助一千五百分，参加大队分红。最重要的是干上这活，就不用出外工了，要不这次去云州水库，老鱼杆肯定让你去。明天就去接手续，晚上就开始卖货。”
说实在话，我不太愿意干这活，我看不起整天做买卖的人，虽然小卖部只是每天晚上卖一阵。但我还是同意了，因为毕竟可以不用出外工了，每天晚上小卖部下了班，还可以回家看看书，写写字。
果然不出父亲所料，中午吃完饭，我来到队房子时，就看见老鱼杆走过来，对我说：“二虎子，后晌你就不用来溜粪了，回家准备准备，明天去云州水库工地吧。”
我听了，没说什么，继续整理我的粪簸箕、刮粪板。
“听见没有，我跟你说话哩。”老鱼杆的公鸭嗓子一下子提高了许多。
我站起来笑着说：“看来这云州水库我是去不成了，你还是另找人吧。”
老鱼杆一下子跳了起来，喊道：“怎么，你不去？告诉你，在这三队，我吐口唾沫就是颗钉。”
我说：“老鱼杆，这么说，在三队你就是皇帝了。”
老鱼杆跨上一步站在我的面前，说：“凭什么你叫我老鱼杆？在村里还没人敢当面这样叫我，你个乳毛还没褪尽的家伙！”
这时候，队房院里好多准备种地的人们都围了过来，其中和我一块溜粪的姜海过来说：“别他娘瞎吵吵了，叫你一声老鱼杆，怎么了，你是少了一块肉，还是矮了半截？你就问清楚人家不去云州水库的原因就得了。”姜海这家伙虽然现在不是造反派的头头了，但还是生产队里的大社员，没人敢惹。
老鱼杆斜楞了姜海一眼，又回头问我：“你说，为什么不去云州水库。”
我说：“不是我不去，是大队不让我去，他们让我当了大队小卖部的售货员了，明天就要办理交接手续，你说我还能去吗？”
老鱼杆顿时火了，扭身就走，边走边骂：“我操他个妈，这队长，我没法干了，这么大的事，也不告诉我一声，我找大队书记去，叫他给我说个明白。”
6
春播结束了，社员们本该歇一歇，拉点土抹抹墙，拾掇一下自己家院里的小菜园，然后再赶上牛车，到南沟割几车过夏的柴火。可公社一声令下，全社的男女所有劳力和全部牛车都到万亩滩搞大会战。一下子全村乱了套，就象全村要大迁徙一样。家里边，女人们在给男人准备衣服，男人们在捆行李，找铁锹镐头。街上人们在吆五喝六的牵牛套车。队长老鱼杆更是东跑西颠，骂了这个训那个，一会喊人准备粮食蔬菜，一会叫人找钢钎大锤，见到我后说：“这回你也躲不了，也得去，小卖部交给你爹看着，这是大队书记说的。”大队民兵连长一副雄赳赳的样子，一手拿红旗，一手提着行李，招呼民兵赶紧集合整队。
万亩滩在我们村的山后边，离我们村有二十几里，万亩滩边上有个村子叫小白草，小白草的村南头靠着公路有个大车店，一共五间房，南北两排大炕。我们三队的全体男社员都住在店里，车就停在院当中，牛就拴在院里的牛棚里。女人住在各家各户。
第二天，天还没亮，老鱼杆就喊大家起床吃饭上工。原来公社要在万亩滩上修一条长十里的大渠，女劳力负责挖渠，男劳力负责运石头备料，石料场就在小白草东边的山里，我跟着人们赶着牛车来到石料场，那石头大的有整头牛大，小的也有磨盘大，一辆牛车一次只能拉一块石头。装车的时候，先得把牛卸下来，把车辕子抬起，好几个人拱一块石头，慢慢地把石头放到车上，放得过快过猛，就把木头车给砸坏，弄不好还能把人给砸着。一天下来，我衣服上的扣子就全给磨的一个不见了，只好把袄的两扇前襟互相一掩，然后用一根榆树梢子捆在腰上。
晚上回到店里，老鱼杆见我躺在炕上在拧一根榆树梢子，就笑着说：“怎么样，这活舒服吧？”
我虽然累得腰都象断了似的，但我却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说：“舒服，当然舒服，今后天天这样才舒服！”
晚饭是小米粥，菜是一锅开水，放上一堆切好山药红萝卜，再抓一大把咸盐扔进去，没有一点油。但大伙吃的很开心，只是杜宝呲着牙，列着嘴说：“樊宝，你他娘不会少搁点盐，把人给咸死了。”
樊宝是做饭的，他哈哈一笑说：“没别的作料，只好多放点盐，这才有味呀。”
正在吃饭的时候，大队书记赵贵来了，他看了看锅里的饭菜说:“这么重的活，光吃这个可不行，张慧，小卖部还有多少病号面？明天都给我弄来，给大伙蒸顿馒头吃。”
7
半个多月的万亩滩大会战，终于结束了,大伙收拾行李终于可以回家了。虽然人们的衣服磨破了，鞋子绽帮了，胡子长了，人瘦了，脸黑了，一个个象个叫花子，但大家还是很高兴，做在牛车上，老鱼杆还唱了起来：
这家门楼修的高，
院里一片楂蓬蒿
槽上拴个爬蛋驴，
柜里一堆冻山药。
这是早些年正月十五闹秧歌时，秧歌队给各家个户拜年时唱的，原词是：这家门楼修的高，院里一片新面貌，槽上拴的金马驹，柜里锁的大元宝。不知什么时候新面貌变成了楂蓬蒿，金马驹换成爬蛋驴，大元宝改成冻山药。
说真的，老鱼杆这人除了对村里念书的人恨之入骨外，别的都还是很不错的。小时侯他儿子丁亮十四岁了还跟和我们刚上学的念一年级，学校就在本村，可老鱼杆的老伴还要给儿子烙一大堆莜面饼子，到了学校，人家都在听课，可丁亮就知道抱着个莜面饼子啃，放学时把没吃完的饼子扔给大伙，结果念了不到半年就不念了。老鱼杆把他摁在院里狠打，可打完了，他还是不上学，老鱼杆把他领到自留地头，指着一块大石头说：“看，就这块石头，你把它搬到地那头，再搬回来，一口气连搬十遭，你就不用念书了，我也吊死鬼烙肚，死心塌地了。能吗！”没想到丁亮不但搬了，而且还多搬了一遭。老鱼杆看了，头一低，一只手从胸口手背冲外往外摆了摆说：“好好，我认输了，今后就在生产队干活吧，这叫命。”
夏锄大忙季节开始了，早上太阳一露头，我扛上锄头就要去上工，父亲突然问：“今天是第几天天了？”
“什么第几天？”我回头不解地问。
“锄地呀。”
“奥，第八天了。”
“好了，够了，今天老鱼杆再要说什么，你要给我狠狠地顶住，不过千万不要骂人，等那家伙开口说了脏话，骂了人，你就死死抓住不放，彻底把他打垮。”
实际上，苦呀累的，这些我都不怕，反正也豁出去了，就这一百来斤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最不能让我容忍的是老鱼杆的那张臭嘴。每天他都要到我锄过的地垄上检查三四遍，用锄头边扒拉着边说些夹枪带棒的话，“这锄地没有在学校凉快吧，看看，这地锄的，草没尽，土没松，我看你这十几年的书算白念了。”每当这时，我真想上前一锄头把他那张嘴给挖下来，可是我记住了父亲说的话，父亲当时在砖瓦场干活，他说：“孩子，锄地的时候，老鱼杆少不了要找你的毛病，你可要给我记住，不管他说什么，你都不要顶嘴，忍着。”
今天父亲放了话，我不打算再忍了，我要反戈一击了。
这是我头一天种地来过的东大地，虽然种地的时候没有下透雨，可种罢地后来接连下了几场大雨，如今谷子已经长的有半尺高，绿油油的。大家到了地头，老鱼杆就呸呸朝手心吐了两口唾沫，回头看了我一眼，就把锄头摁进了垄背里，开始锄地。十几年来，留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队长要锄边垄，边垄土硬草多，队长要锄两个生垄背，夹着垄沟，一边一锄，要锄草，松土，刮苗，刮苗就是把垄沟里长得过稠的苗锄掉一些，将来薅地间苗时就省力了。第二个人锄的是半个熟垄背，一个生垄背，熟垄背就是前边那人锄剩下的半个垄背，锄起来比较省力，生垄背就是没有锄过的垄背，锄起来比较费力。紧跟在队长身后的是苏坡，随后按着能耐大小依次排开，最后一个当然就是我了。一般说来，后边的人是不允许超过前边的人，这样一来，锄地的人就自然排成一条斜线。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这些锄地的人们中，谁强谁弱，谁是庄稼把式，谁是生瓜蛋。这规矩说起来，是早年长工们给地主锄地时留下的，不同的是当年锄边垄的叫把头，如今叫队长了。
老鱼杆着家伙，难怪让他当队长，就这锄地，队里就没人比的了，看他那锄板铮明瓦亮，那锄把被一双满是老茧的大手磨得紫红光滑。他一手在前，死死地把锄头摁进土里半尺深，一手在后稳稳地掌握着方向，前腿弓后腿绷，然后身子向后一坐，前腿伸直后腿弯曲，把锄头向后一拉，，就见那死板坚硬的土地，在他的锄头前边翻卷着一溜浪花，草被连根拔起，稠稀不匀的小苗被锄尖刮得成了整整齐齐的一排，然后他倒手换步，探头弯腰，把锄头伸进另一边垄背。所有动作协调连贯一气呵成，不管地垄有多长，他都是一口气从这头锄到那头，中间不擦汗，不直腰。
锄到地头，老鱼杆才站在一棵树下，直了直腰。一边掏出烟袋抽烟，一边喊：“麻利点，快锄，是死是活也得把这块地锄完，听见没有！别慢慢在那给锄把号脉。”说完，在鞋底叭叭磕了磕烟锅头，往手心吐了两口唾沫，把锄头又伸进地垄里，迎着我锄过来，终于，我俩在地中间碰头了。我不直腰也不擦汗，就象没看见老鱼杆一样，继续往前锄。老鱼杆破例停下来，直起腰，歪着脑袋看着我说：“二虎子，你看你这地锄的什么玩意？前边是木碗子，后边是门槛子，当是叫你挖坑点种哩。”
我慢慢直了直腰，撩起衣襟擦了擦汗，说：“队长，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什么都会，我回到队里锄地总共还不到十天，我得有个学习的过程呀。”话说得很谦虚，可我的口气表情完全是一副耍弄人的样子。这是从开始锄地以来，我头一次跟他顶嘴。
老鱼杆怒了，说：“过程？等你过程够了，庄稼跟草长得一般高了。”
我说：“我也想快点学会，可是没人教呀，要不你教教，我看看。”
“凭什么？凭比脸哩。”老鱼杆脱口而出。
我立刻收起笑嘻嘻的样子，说：“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老鱼杆两眼一瞪说：“再说一遍？再说一百遍，怕你个球！凭比脸哩！”
我笑了，说：“你知道不，我回到村里来锻炼，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说过，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奥，你就是这么欢迎的？什么凭比脸，你这话是在骂我哩，还是在骂毛主席！今天你要不给我说清楚，咱们就到公社说理去。”
这时社员见我俩吵起来了，就都围了过来。那年月虽说文化大革命不那么轰轰烈烈了，但是随便漫骂毛主席还是不小的罪名。前年我们队的张全祥在街上抽烟，把抽剩下的半截烟头扔在地上，被一个小孩子捡起，一看是毛泽东四卷里的纸，就报告了老师，老师不敢隐瞒，又报告了大队，大队就开了批斗大会，把张全祥给斗争痛哭流涕的。
老鱼杆顿时傻了眼，见围过来好多人，就没好气地说：“有什么好看的？去去，锄地，二虎子，你小子行，我不管你了，你想怎么锄，就怎么锄，到秋天大家就等着喝西北风吧。”说完就去锄自己的那垄地。
但我并不罢休，走过去，对紧跟在后边的 苏坡说：“来，咱俩换换，你锄我那垄。”苏坡二话没说，就一步跨到我那垄上。
我紧跟在老鱼杆的后边，锄头始终不离他的脚后跟，嘴里还说：“什么你不管了，说的到轻巧，你是队长，你不管，谁管？上级号召农业学大寨，你却让大伙喝西北风去，这是什么思想！”老鱼杆一句话不说，只顾低头锄地，可是我那明晃晃的锄板总在他的脚后跟晃悠，他生怕我砍了他的脚，这样一来，他的步伐就乱了，速度也慢了。后边的社员也不得不停下来，一边锄地，一边说起了闲话，说一阵，笑一阵，嘻嘻哈哈，轻轻松松。
中午，老鱼杆气冲冲地找到了大队书记，说这队长，他死活也不当了。正赶上公社阎书记来下乡，阎书记听了情况后，不但没有安慰老鱼杆，反而上纲上线地把他狠狠地批了一顿，直批得老鱼杆小脸腊白，汗流满面。然后又找来生产队的指导员苏永生，苏永生就是苏坡的父亲，小柳风的爷爷，阎书记当下决定，不让我跟男人们去锄地了，让我跟着苏永生去跟一伙妇女去薅地，还让苏永生好好做我的工作。
下午，我就跟着苏永生去薅地了，这苏永生是生产队里有名的老好人，尤其擅长和稀泥，队长同社员吵架了，夫妻之间生气了等，他总能在两者之间找到突破口，找到平衡点。下午上工前，他到了我家，慢声细语地对我说：“张慧呀，上午你们吵架的事，我都听说了，这事开始不怨你，是那老鱼杆故意找人毛病，故意欺负你，可后来你就有点过了，逮住理不放，听说在收工的路上，你还一路追着老鱼杆吵，可老鱼杆始终没说话，要不是别人拦着，你还要追到他家不可？不过话说回来，这家伙也欠有个人这么收拾他一顿，要不他还真以为生产队里他就是老子天下第一，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好了下午你就不用去锄地了，跟着我去薅地吧，看在我的面上，就算给老鱼杆个台阶下，毛主席不是说过，斗争要有理有节，现在咱们是该要节一下了。”


第三章
1
既然提到苏永生，我就想说说小柳凤。
薅地的有二十多人，有十几个四五十岁的妇女，有三四个刚过门半年多的媳妇，剩下的就是一群姑娘们了。这群姑娘的大名我一个也叫不上来，小名倒是都知道，小柳凤就是苏坡的闺女，苏永生的孙女，好象叫苏什么莲，又好象叫苏什么凤，作为一个农村姑娘，她从小在生产队的长大，性格泼辣、直爽。没上过学，不识字，但会唱歌，不管什么歌，她只要听上两遍，就能全部唱下来。还有姜海的妹妹，人们都叫她姜家老女，十八九的大姑娘了，也不知道打扮，整天穿她妈穿过的旧衣服，杜宝的俩闺女，大闺女叫小屋，二闺女叫马架，名字是她奶奶给起的，她奶奶从小家里穷，靠串房檐过日子，总希望丈夫能给她盖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哪怕是一间小屋，一个小马架也行，于是就给杜宝的闺女起了这么两个小名。还有生产队记工员张敬雨的闺女，人们叫她三女子，外号灶王爷，她妈刚生下她三个月时，抱出来让人们看，那时我爷爷还在世，看见她长得特别黑，就随口说了句，这丫头象个灶王爷，于是这就成了三女子的另一个名字。那年月生产队的姑娘们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脸色黑红黑红的，春夏秋冬，严寒酷暑，风里来雨里去，又从不涂抹什么这个膏那个孀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都不识字，没文化，从小没念过一天书，七八岁时就跟着母亲在地里玩，刚过十岁就在母亲的帮助下参加薅地，十四五岁时，什么薅地，锄地，割地，掐谷穗，冬天赶牛车送粪，就全不在话下了。这些女孩子中，模样最好看的要算小柳凤了。
其实，我和小柳凤也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只是在劳动中，我俩没少被人开玩笑。比如今天，他们都薅到地头了，我还在半地里，那些老娘们就对着姑娘们喊：“咳，你们还不快给张慧接接垄，帮帮他。”
“是呀，帮他薅到头，好给咱们道道古。听说他肚里古可多了。”
我们这里把讲故事称为道古。每年大年三十晚上熬夜，村里会道古的几个人都被人们抢个一空，我这号的就被妇女们拉到家里，坐在炕头，给我摆上茶水、糖块、瓜子什么的，让我给他们道古，那年月，村里没有收音机，更没有电视机，唯一的娱乐就是一伙人围坐在炕上，点上一盏小油灯，听故事。
喊了半天，姑娘还是不动，只在地头打闹。妇女就说：“告诉你们，谁给张慧接垄，我就给谁说媒，让谁给他当媳妇。”
“姑娘们，同意不同意呀？”
小柳凤首先站起来说：“前晌锄地的时候，他就把队长给气得嘴歪眼斜的，这家伙不是个好枣，你们谁想嫁给他，就嫁吧，我们不跟你们抢。”说完就蹲在我的地垄上，给我接垄，其他的老女子、小屋、马架、灶王爷等也都过来帮忙，他们还对我喊：“看你给晒得蔫柔呱嗒，怪可怜的。”“这垄可不是白接，到头你得给道古。”这些丫头片子们干活就是麻利，三下五除二就把我剩下的半垄地给薅完了。到地头，我就给他们讲了一段《薛仁贵征东》。
2
晚上吃完饭，我到小卖部去卖货，迎见苏永生老伴去我家串门，我跟她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小卖部在大队部院子的东房里，共两间房，中间没有腰墙，一进屋，里边一目了然，北边一间靠东墙摆着个歪歪扭扭的货架，上边放着烟酒茶糖针头线脑之类，南边一间是收购来的一些麻绳头，旧鞋，废铁等，还有一大缸麻油，一大箱子收购来的鸡蛋，一个大长柜横在顾客与售货员之间当作柜台。晚上，年青人们没事干，就来到小卖部里扯闲篇，顶多花上一分钱买上两根丰收烟，在众人面前喷云吐雾地显摆一番，不一会也就散去。人们走得差不多了，我就拿出一本书来看，这时候，一阵风似的闯进一群姑娘，打头的就是小柳凤，进了屋就大惊小怪地喊：“吆，念了一辈子书，还没念够哇！”
我站起来说：“啥叫一辈子，我才刚二十岁——你们要买什么呀？”
“怎么，不买什么，就不许来瞧瞧。”
我说：“好好，瞧吧，瞧吧。”
小柳凤说：“谁说我们不买什么，我们要买的，就怕你这里没有。”
我说：“除了天上的月亮，弄不来，其他的你说要什么，我这都有，没有的话，我明天可以去白草供销社进。”
小屋说：“我们要买识字，有吗？”
我笑了，说：“要买识字，那得到学校去，而且要从小就去，你们都这么大了，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哈哈哈，他们笑着又一阵风地跑出去了。
3
半个多月没有见着老鱼杆了，心里怪想他。这天早上我正准备去薅地，在街上突然看见了老鱼杆。他几步走到我面前，说：“二虎子，你站住。”
我站住了，看着他，没说话，他倒是先说：“今天，你不用去薅地了，跟我们一起去南沟拉柴火，快去拉牛套车吧。”说完就腾腾地走了。
我就朝队房走去，心想，今天怎么了，老鱼杆主动找我说话，既没有讽刺我，更没有挖苦我，只不过仍叫了一声我的小名，难道这家伙后悔了，听我父亲说，我们两家其实还算是亲戚，我爷爷那一辈弟兄七个，其中老大的儿子又生了闺女，嫁给了柳条沟的杨家，生了闺女长大后嫁给了老鱼杆，细排起来，我应该称老鱼杆老伴为大姐，称老鱼杆为姐夫。
“想啥哩？”我抬头看到小柳凤正从队房走出来，手里还牵着一头牛。
我说：“没想什么，你牵着牛要去干啥？”
“啥也不干，这牛是给你准备的，今早上我听到老鱼杆跟我爷爷说，要去南沟拉柴火，说是叫你也去，我一听，就知道老鱼杆这家伙没安好心，南沟离咱们这里来回有二十里，柴火都在山上，那山路特别窄，特别陡，弄不好就翻车，翻了车就掉进沟里，你可要当心。我就知道你马马乎乎的不当会事，就早早给你挑了头好牛，这家伙叫老赵王，特别会坐坡，山越陡，他坐得越稳。”
我接过牛缰绳，说了声“没事”就去套车了。
我们一行十辆牛车出发了，老鱼杆打头，他儿子丁亮排第二，我在最后。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这个说要乘机给孩子拔捆醋柳柳，那个说要砍根镐头把儿，老鱼杆就说：“千万小心，这时候山上长虫可是多，搬柴火时要先用镰刀扒拉扒拉。”
经过南沟村，又往里走了五里地，我们停在两排起伏的大山下的一条狭长的沟里。老鱼杆说：“柴火就在山上，但不在一个地方，分散放着。大家要把牛车赶到山上，一个人去一处，我去最远的。”接着他就指挥人们分别去了不同的地方。最后轮到我时，他看了我一眼，笑着说：“你去哪里呀？”
我说：“哪里有柴火，我就去那里吧。”老鱼杆就说：“你就去那里吧。”他回头指了指身后的大山，“从这条小路上去，有个平台，旁边有四十个柴火，你把它装上车，拉下来就行了，这是最近便的地方。”
我赶着牛车沿着山路，向山上走去。这路不但陡峭，而且歪斜，靠山上一边高，靠山下一边低，路面坑坑洼洼，要不是有两条深深的车辙和几摊牛粪，根本就看不出这是条路。到了地方，我把牛卸了下来，拴在车辕子上。开始装车，早些年跟父亲上山割柴火，父亲装车时我见过，那时我把柴火一个个递给父亲，然后再有父亲装到车上，什么地方应该装得宽些，什么地方应该装得窄些，我都清楚，我一边装，一边数，哪里是什么四十个柴火，整整五十三个。装了满满一大车。装好后我把车辕子抬起，喊了声：“掉掉掉。”那老赵王就乖乖地退进车辕子里，我把牛鞍子放在牛脊梁上，把牛鞅子放在牛脖子上，把该拴好绳子都拴好，认认真真地前后检查了一遍，确认没什么问题了，就就对牛说：“老赵王，你可要给我撑住呀，咱俩的小命就全看你的了。”我抓住牛缰绳，站在牛的右边，准备下山了。这山真是陡哇，牛屁股眼几乎对着天上，老赵王真是条好牛呀。只见它两条后退死死地戳在路上，牛屁股死死地往后坐着，尾巴死死地贴在屁股沟里，两条前腿一步迈不了半尺向前挪着，突然，老赵王停住不走了，鼻子呼呼地喘着乳白色粗气，我一看，前面左边车辙里有个大坑，这要是走过去，肯定是哐咚一声，连车带牛就翻到沟里去了，我慢慢地松开牛缰绳，对牛说：“你可要稳住，别动！”我转到牛前边，搬了几块石头，把那个大坑给填平了，然后回来抓住牛缰绳继续向前挪动，终于我们下了山，我一看，我身上的褂子都被汗给湿透了，我心里好激动，忍不住抱住牛脑袋，在牛的脑门上亲了一口。啊，原来我是第一个下了山的！
人们陆陆续续下了山，连最远的老鱼杆也回来了，只是不见老鱼杆的儿子丁亮和姜海，这时只见丁亮跑了过来，老远就喊：“快来呀，姜海的车翻了！”
我们跑过去一看，果然姜海的车翻在路边，一个车轱辘在上，一个车轱辘在下，整个牛侧躺在两根车辕子中间，呼呼喘着粗气，两只眼瞪得老大，四条腿还不断的蹬，要不是装着柴火整个车连牛就肚朝天了。
老鱼杆就骂：“真娘的麻烦，都快下山了，还翻了车。”
姜海就说：“这牛不好好坐坡，还好我一路上死死地拽着牛缰绳，才走下来，没想到快到山根时，这家伙突然惊了，差点把我也给拽个跟头，我一松手，就翻了。”
老鱼杆说：“别说了，赶紧弄车。姜海你好好拉住牛，苏坡你到上边去拽柴火，来来，咱们大家从这边往上抬。”
“一、二、三。”大家一起用力，终于两个车轱辘都着了地，牛也站了起来。老鱼杆到牛屁股上一摸说：“怪不得这牛惊了，你看看，牛尾巴根下边都是血，这牛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人们摸它的尾巴根，一摸就惊，甭说拿柴火硬戳了。”
有惊无险，终于可以回家了。回家时，我还是排在最后，因为老赵王走路特别慢，人家别的牛，敲它一棍子，就能跑几步，可我的老赵王就是有个狼在后边咬它屁股，它也是不慌不忙，一步一步地挪动。别的牛车已经到了砖瓦窑，我还在离村不远的路上。不过我老远就看见三队的一群姑娘们站在村南的一棵老榆树下，好象在迎接我，其中就有小柳凤。
4
这几天我发现小柳凤的奶奶晚上来我家串门来得勤了，上次来的时候，是我主动跟她打招呼，最近这几次，不等我张嘴，她就先跟我说话，什么吃饭没有呀，今个干啥活了。等我从小卖部回来时，她就走了。我就问母亲，小柳凤奶奶天天来干什么来了，母亲就笑了，说是来串门，叨闲话，拉家常，没什么干的。
一九七五年的秋天来了，山上的蔡树红了，杨树桦树黄了，只有柳树还是一派绿色，山下的谷子一片金黄，秋风一吹，那大片的谷子地里就掀起一阵波浪，就象有孩子在上面打滚玩耍。我也成熟了，身上的肌肉一疙瘩一块的，紫红黑亮，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生产队里再没有我拿不下的活，割地的时候我割得最快，就连老鱼杆也落在我的身后，自然成了把头，就象一艘劈风斩浪的军舰，我就是那舰首。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坐在谷子个上，从裤兜里摸出一块小磨石磨镰刀，小柳凤和姑娘们在一旁唧唧喳喳逗着玩。等我把镰刀磨快了，小柳凤就说：“二虎子，把你的磨石借给我磨磨。”
旁边的灶王爷就笑着说：“借什么借，就让他给你磨磨不就得了。”
旁边的老好子酸溜溜地说：“都快成两口子了，还这么客气。来，他不给磨，我给你磨。”
周围的社员们大笑起来。姜海就说：“张彗，得抓紧呀，小心别人跟你抢。”
小柳凤脸通红，站起来对大伙说：“两口子就两口子，怕什么？”
我赶忙说：“都别瞎起哄，来，小柳凤，把镰刀给我，我给你磨磨。”小柳凤坐下把镰刀扔给我，顺便把脖子上出毛巾也扔了过来。我拿过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又给她扔了回去，然后就低头噌噌地给她磨起镰刀来。
老好子就说：“呵，我看你们是越说越来劲了，瞧瞧，一条毛巾扔过来扔过去的，搞对象，好歹也得避避人吧。”
5
庄稼上场了，女社员们围成大圈在掐谷穗，中间几个人拿着木叉把妇女们身边的谷穗叉起来扔到场院中间摊开了。我在妇女身后捆杆草。这时，苏永生悄悄地走来，对我说：“大队部来了个人，公社的，说是找你。你去吧，我替你捆杆草。”
我拍拍身上的土，就朝大队部走去。到了大队部一看，原来是公社的教育专干栗老师来了，这时候，人们正忙着收秋，大队部里就他一个人。他跟我说：“围场沟大队的小围场沟村缺个民办教师，我想让你去，你愿意吗？”
我当然愿意了，这可是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啊，我说：“愿意，什么时候去呀？”
栗老师说：“先别着急，这事你还得跟大队生产队商量通了才行。他们要是不同意，这事就很麻烦。”
中午，我兴高采烈回到家，把这消息告诉了父亲母亲，他们也显得有些喜出望外，母亲说：“总算熬出头了。”
父亲说：“吃完饭，我就去找大队书记。”中午吃完饭，父亲就出去了，我们在家里等着。不一会，父亲就回来了，我听得父亲的脚步有些沉重，他进了屋，我发现父亲的脸色有些不快。
我就问：“大队书记怎么说？”
父亲坐在凳子上，掏出烟袋装了一锅烟，抽了一口说：“他没意见，还说孩子念十几年的书，能混个差事很不容易，但他说，这事还得老鱼杆放话才行，叫我好好跟老鱼杆说说。”
下午我继续到场院捆干草，心里却想着当民办教师的事，看来这事就在老鱼杆一句话了。场院里已经铺满谷穗，老鱼杆站在场院中间，他一只手拽着三根缰绳，身子稍向后仰着，
随着三匹马拉着三个碌碡在绕着场院跑圆圈，他也在慢慢转动，另一只手高高地举着鞭子，不时还叭地一声，打个响鞭，嘴里还唱着碾场的调子，喔嗥嗥——喔嗥嗥——那声音悠扬高亢，使人想起蒙古的马头琴。这家伙今天格外精神，就如同注射了兴奋剂。不知是谁把我要民办教师的事给透漏出来，人们边干活边议论着。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虽然议论的人离我较远，但我听清楚他们在说什么。支持的人说，当教师好啊，咱是没那个能耐，有能耐咱也去，反对的人说，那不行，三队的人，分三队的口粮，就得在三队干活。他大哥高中毕业就出去当了民办教师，轮到他了又要出去，他们家的人就该享福，咱就该受罪？你甭提他大哥，人家走的时候连户口也弄走了。他家本来就是缺粮户，他一走，少个挣工分的人，他们一家又要叫大伙养活，这怎么行！对，这事得大伙开会，都同意他当民办教师，就让他去，不同意就没门。我听着，反对我当民办教师的人都是些余粮户，他们乘机发泄着心中的愤闷。老鱼杆也听见了，大概他心中十分高兴，只见他甩了声响鞭，又喊了起来：喔嗥嗥——喔嗥嗥——得儿驾。
晚上收工后，我回到家，进屋看见母亲正从锅里往一个大盘里捞一只煮熟了的鸡，锅台上放着一碗打好的鸡蛋，进了里屋，发现炕上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把筷子，一瓶酒和几个酒杯，还有一盒大境门牌的烟。我就问：“妈，你这是干什么呀，又是杀鸡，又是炒鸡蛋，还有酒？”
母亲就说：“请老鱼杆吃饭，”这时就听得院里一阵脚步声和说话声，走到院里一看，只见父亲和生产队指导员苏永生俩人一边一个抓住老鱼杆的胳膊正往里拉，苏永生还说：“大家都在一个队里，抬头就见面，你吃我一顿，我吃你一顿，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父亲也边拉边说：“他姐夫，孩子念书回来，在生产队里没少让你操心，早就想请你来坐一坐。”
后边还跟着大队书记赵贵，村革委会主任王全。老鱼杆就象要进屠宰厂的肥猪一样，打着坠死活不肯进来，赵贵就在后边推了他一把，说：“就是请你吃顿饭，交交心，联络联络感情，你这么让人家死拉活拽的就没有意思了。”
终于老鱼杆被拖进屋，又被摁在炕上，里边靠窗户坐着赵贵，外边父亲跨坐在炕沿上，把老鱼杆夹在中间，另一边坐着王全，苏永生。我弟弟妹妹都打发到邻居家玩去了。父亲冲着外屋喊：“端菜吧，”接着就拿过酒瓶先给老鱼杆斟了一杯，然后给赵贵、王全和苏生斟上，边斟边说：“看来今年的收成不错，这都是咱们队长干的好呀。”接着大家就说起今年的收成来，说玉米长的如何壮，谷子长得如何好，山药如何个大，就是不提我当民办教师的事。母亲又炒了一个山药丝，端了上来，特意看了父亲一眼，意思让父亲赶紧说正事，但父亲就想没看见一样，继续说收成，父亲说：“在生产队里，队长呀，其实既是东家，又是把头，也可以说既不是东家，又不是把头，为什么呢？说他是东家，因为他要操心，操全队的心，吃喝拉洒都要操心。说他不是东家，是因为生产队是大伙的，不是他一个人的。说他是把头，是因为所有的活，他都要带头，说他不是把头，因为他没有享受把头的待遇，过去给地主当把头，每天晚上地主都要好吃好喝地犒劳把头，可是队长呢？散了工后，还得回家和稀粥去。当队长不容易呀，要是没有点吃苦耐劳大公无私的精神还真不行。所以说呀，今年大丰收，社员们能吃饱饭，首先要感谢的就是咱们的队长呀。来，队长，干了这一杯。”于是大家都举起酒杯，冲着老鱼杆说：“来，干了。”
桌上的一只鸡，只剩下了一堆鸡骨头，一盘炒鸡蛋也见了底，一盘山药丝吃得一根不剩。这时候老鱼杆挺直了腰，把筷子放在桌子上，俩眼红红的，说：“甭扯别的，老张，你今天请我喝酒，不为别的，其实就是为了二虎子去围场沟当民办教师的事。好啊，我同意，我没意见，不过话得说在前边，要去，就得把户口一起迁走，要迁户口就得把你们家十几年欠生产队的口粮款一分不拉地都还清，这要求不过分吧。”
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冲进屋里，指着老鱼杆说：“老鱼杆，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这个破民办教师我不当了，户口也不迁了，这口粮款我一定一分不落地还清，你就放心吧，从今以后，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6
就在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小卖部里待着，心里就象放着一块烙铁，这时候小柳凤悄没声地来了，爬在柜台上默默地看着我，我看出她在为我难过，痛苦，因为她眼中闪着泪花。但她却笑着说：“你识字，有文化，这些都在你的肚子里，谁也夺不走，抢不去。你年龄还小，以后一定有机会。就算没有机会，你活得也比我们心里畅快，亮堂。你刚参加劳动，觉得很苦、很累、很憋屈，其实，用不了一年，你就挺过来了，什么老鱼杆，小鱼杆就都不在话下。这叫什么？叫换骨头，一旦你的骨头换了过来，身子骨强壮了，你就会觉得劳动没什么可怕，还觉得大伙在一起干活挺高兴的。”
那一晚，她说了很多，我也说了很多，在这样一个小山村里，我好象一下有了可以说话的人，有了知音。

哈哈哈，父亲忍不住大笑起来，母亲边打扫地边说：“事情叫你们爷俩办砸了，你还笑，”
父亲说；“从今天这事可以看出，我儿子是个有骨气的人。我也看出来了，今天你就是给他下跪磕头，他也不会答应。其实这事一点也不怪老鱼杆，老鱼杆就是个放炮的，后边装炮弹的是赵贵。要不是赵贵事先跟他通了气，垫了底，装了药，他敢那么牛逼烘烘，理直气壮？我所以要请他来喝酒，就是要看看赵贵到底是个啥态度，是姓蒋，还是姓汪，看来这赵贵还是赵贵，他是铁了心了，自从他当上了大队书记，村里的年轻人，有几个出去的？他当个大队书记，就以为村里这片天就是他的了，年轻人们的小命就捏在他手心了。其实，这事看起来是坏事，暂时不能去当这个民办教师了，实际上也是好事，他逼着咱们要好好学习，增加才干，只要你有了能耐，有了真才实学，甭说一个赵贵，就是十个赵贵也挡不住。你不是看过《薛仁贵征东》么，那张士贵要比赵贵强几百倍，最后都挡不住薛仁贵出头露面，更不要说小小的赵贵了。关键还是看你自己。”



第四章
1
生产队里缺粮户是多数，家里孩子多，劳力少，队里有活干不了，很着急。父亲就想了个办法，把村边的地包给这些人，给的工分和完成的时间是事先定好的，但承包的社员们却觉得很好，想什么时候上工，就什么时候上工，想什么时候收工，就什么时候收工，自由，灵活，方便。社员们都说这办法高明。这是父亲的第二项改革，又成功了。
五月单五端午节快到了，今年父亲出了个新招，就是要给大伙一家磨一锅豆腐，但磨豆腐这活也要承包，全队二十五户，磨二十五锅豆腐，五天完成，每天给记十分，谁愿承包谁就承包，如果没有人承包，那就提高工分待遇，如果承包的人多了，那就竞争，谁要的工分低就承包给谁，最后光棍汉梁瑞和老好子承包去了，每人每天记九点五分。
一天，社员们正在锄地，突然天阴了，不一会下起雨来。社员们都跑回了家。那雨一会大一会小一会紧一会慢，整整下了一天。难得有这么个空闲，我和父亲坐在炕上叨唠起生产队的事来。正说着，门一开，杜宝来了，父亲赶忙推过烟笸箩，拿过纸，让杜宝卷烟抽。杜宝现在是生产队的指导员了，有事没事就来我家坐一会。
杜宝说：“解放前咱们受苦人穷，那是没有地，给地主当长工，受剥削受压迫。现在地主富农被打倒了，共产党坐了天下，咱们受苦人还是受穷，是咱们不好好干吗？不是，社员每天劳动，一颗汗珠子落地摔八瓣，都在拼命干活，是地里庄稼长得不好么？不是，地里每年的庄稼长得很好，每年打的粮食也不少，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父亲笑了，说：“你这么一说，解放前和解放后，共产党坐天下和没坐天下都一样了？”
杜宝也笑了 ，忙摆摆手说：“不一样，当然不一样，过去国民党的时候，土匪大帮到处都是，现在没有了。过去国民党当官的来了，手里提着马鞭子，一句话说的不对，就给你一鞭子，现在共产党的干部来下乡，吃饭是派饭，还要掏粮票掏钱，还要跟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现在跟过去比，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是说，咱们一年四季受苦受累，为什么还是没钱花，粮食还是不够吃？”
父亲看了看窗户外边，雨还在下，就对我说：“张慧，去你的小卖部给赊半斤白酒来，我今个好好跟你伯伯聊聊。”
我拿了个瓶子走了，回来时见外屋地的锅台上已经从生产队分回来一锅豆腐，炕上已经放好了桌子，母亲给熬了一铁锅豆腐烩酸菜，连整个锅端到桌子上，杜宝见冒着热气的一铁锅豆腐，高兴得眼睛都笑的没了，说：“我上回吃豆腐还是过年的时候，酒，都快三年没有闻到酒味了。对了，昨天夜里我老婆和闺女们给包了一大锅粽子，张慧，你去我家，就说是我说的，让他们给端过一盆粽子来。”
2
杜宝家在村子最北边。我开门看了看，雨还在下，但是已经不大了。我就向杜宝家跑去。进了屋看见杜宝老婆正在外屋地忙活，灶火堂里烧着火，锅里煮着粽子，木头锅盖已经老旧了，上边沿着锅盖和锅的缝隙蒙着几块黑手巾，锅上冒着热气，弥漫在屋子上边。
杜宝老婆看见我来了，就高兴地说：“哎呀，你今个怎么这么稀罕，还是头一遭来我们家吧。”
我说明了来意，杜宝老婆说：“粽子刚下锅，等一会熟了，我让小屋给送去。你先进里屋等会。”
里屋炕上放着桌子，小屋、马架、小柳凤、灶王爷正围着桌子在饥荒吵闹的打扑克，小柳凤见我来了，就说：“我不玩了，你们老偷牌，叫张慧替我。”说着就伸手往炕上拉我。我上了炕，拿过小柳凤的牌，正准备出牌时，老好子来了，一进屋就大声喊叫：“我猜你们就在这儿。”
灶王爷说：“下雨天，不在家好好待着，跑这儿来干什么？”
老好子笑着往外屋看了一眼低声说：“趁雨天。没活干，搞对象呗。这不张慧也来了么。”
我把扑克扔在桌子上：“你们玩吧，我先回去了。”
老好子抓过扑克，就爬上了炕说：“他不跟你们玩，我跟你们玩。”
小柳凤不知什么时候就来到外屋，见我出来了，就端着一个碗，里面有个已经剥好的粽子，说：“来，尝尝，看熟不熟。”
3
我回到家对杜宝说：“粽子已经熟了，小屋马上就给端过来。”
父亲给杜宝斟了一盅，说：“咱们生产队也不能一天就知道干活，也要想办法搞好大家的生活。”
杜宝说：“谁说不是来。可队里穷呀。”
父亲说：“说起生产队的穷来呀，那真是筛子扣锅，不打一处跑气。先说这干活吧，你说一颗汗珠子落地摔八瓣，不假，种地，锄地，收割的时候确实如此，可生产队不光是这些活呀，象今天，要是雨停了，社员们就得出来干活，干啥呢？垫牛圈，平常不干活的人也来了，男女老少一大群，热闹倒是热闹，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可活却没多少，就是把牛圈里粪给挑出来，把一些干土给挑进去，铺开，垫好，就完事了，一个下午呀，二十多人呀，这就是人们说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来，喝了这盅。”
杜宝说：“是的是的，不过这样的活毕竟不多呀。”
父亲说：“不多？多了去了。每年开春起，倒粪，修路，栽树，修大农田，地里检石头，这些活都没有质量和数量上要求，可生产队开出去的工分可不少呀，占全年总共分的三分之一还多。”
杜宝是个沾酒就脸红的人，两盅酒下肚，脸就由黄变红，由红变紫了，听了父亲的话，就说：“这么多呀？这事我还真没想到。你说这该怎么办呢？”
父亲说：“简单，两个字，包工，规定好时间、质量、数量就成。”
杜宝说：“要是谁也不想包，那怎么办？”父亲说：“好办，那就提高工分待遇。”
杜宝说：“工分高了，大伙都要抢着包，怎么办？”
父亲说：“更好办，就象今年五月单五给大家磨豆腐一样，竞争，谁要的工分最少，就包给谁。”
杜宝乐了，把酒盅放在桌子上，一拍大腿说：“好，就这么办。乘今个阴天下雨，咱们就召开社员会。”
父亲抬起手往下按了按，说：“不着急，不着急，开会前，咱们还得找那些大社员通通气，摸摸底，打打招呼，免得开会时瞎吵吵，你一言，我一语，把事给搅黄了，保证一开会，就成功。”
4
父亲先找了姜海，这姜海曾是造反派头头，动不动就上纲上线，人们说他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父亲把要开会和会上要办的事跟姜海说了一遍。姜海听了很高兴，他高兴的不是包工的事，高兴的是生产队长有事先来跟他商量，征求他的意见，这是有生以来头一遭。他觉得很荣耀，就说：“哥，这事我支持，早就该这样了。”
从姜海家出来，父亲又去了老鱼杆家，老鱼杆见了父亲很惊讶，还以为父亲是来找他要那一毛钱的。父亲笑了，说：“我来是跟你商量件事。”
老鱼杆说：“跟我商量什么事？现在你是队长了，啥事你说了算。”
父亲就把跟杜宝说的话又跟老鱼杆说了一遍，没等父亲把话说完，老鱼杆就一下子从凳子上坐起来，大声说：“好，好，我同意，我没意见。我早就看不惯了，清闲活，老婆孩子都去混工分，重活，累活，一个个都躲在炕上不动弹，这一下把这些人都给治了。”
从老鱼杆家里出来，父亲又找了几个人，就去敲钟，召开三队社员会。就是没有找我们家房后边的樊宝，结果事情就差点坏在这个人身上。
队会仍在队房召开，见人到的差不多了，杜宝就首先发言：“咱们生产队是一个大家庭，全队男女老少的吃喝拉撒都指望生产队，可生产队里干活时有人出工不出力，干多干少都一样，这样一来好人吃了亏，懒人占了便宜。”
他的话还说完，姜海就插话说：“甭扯那没用的，直奔主题。”
父亲就说：“咱们生产队有好些活没法用质量数量来衡量，所以我们准备实行包工，比如说这垫圈，哪个社员愿意承包，谁就承包，一年一千分，比如说倒粪，队房大门口那个粪堆，三个月必须倒一次，保证运粪的时候，不用拿镐头刨，赶上牛车就能用铁锹装车拉走，一年给一千工分。”
“等等，等等。”这时樊宝说话了：“听你这话的意思， 就是不让大伙一块干活了，实行包干到户了，怎么觉得就跟刘少奇六二年搞的那包产到户一个样哩，离资本主义可不远了，这可是大是大非方向路线的问题。”
会场上一下子静了下来，大家面面相觑，然后都盯着父亲，我心里也不由地咯噔一下，暗暗为父亲捏了把汗。
这时候父亲似乎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出，他掏出烟袋，装好烟，点着了，抽了一口，慢慢说到：“这首先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就是集体生产，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生产队的土地、牲畜、房屋，一切都是集体的，这就保证了 社会主义的性质没有变，年老体弱的劳力和一些妇女们跟大伙一块去锄地确实有困难，就在村里垫垫牛圈，倒倒粪，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这就叫各尽所能，根据他们干得多少好坏记工分，这就叫按劳分配。”
“对，对，这话说得对。”姜海这个曾经的造反派头头，站了起来，他平时就看不惯樊宝那嘟噜个脸，一副故做深沉的样子，樊宝以前曾是县里的团委副书记，六二年下放回老家，文化大革命时曾当过大队书记，跟姜海是一对冤家，俩人不见面不吵架，一见面就吵架。姜海斜楞了樊宝一眼，说：“谁愿意承包垫牛圈的活，说话呀，没人愿意，我可要承包了，我还不耽误生产队的活，一头早晚稍带脚，我就干了。”
光棍汉梁瑞说话了：“垫牛圈和倒粪两样活，我一个包了，我也不要两千分，有一千八百分就行。”梁瑞今年快七十了，又有气管炎的病，所以他提出要承包。
父亲说：“这两样活就都承包给梁瑞了。好，散会！”
第五章
1
田林与梁富又吵架了。午饭后的人们顾不得上工，都来看热闹，大街上站满了人。
梁富是二队的生产队长，田林是二队的社员，俩人象斗架的公鸡，吵得不可开交。
这田林是二队的一个铁匠，家里就他和一个快八十岁的老娘。四清运动前家里开着铁匠炉，四清运动一来，就没收归公了，结果这个田铁匠就不高兴，整天跟二队队长吵架，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媳妇，没事干就整天串门游户，要不就拿个唢呐领着一群孩子漫山遍野地转悠。四清时樊宝当大队书记的时候，还在全村开过他的批判会，俩人到现在还记着仇，见了面都是拧着脑袋走。父亲看见今天俩人又吵上了，就走过来，推着梁富的脊梁，把梁富推进了二队的队房里，父亲说：“都快六十的人了，你跟他吵什么劲，销销气吧，气出了病，难受的是自个儿。”
梁富说：“你说这家伙气人不气人，今个上午，罗家营来人说，他们要给牛钉掌，问我行不行。我就说行，可人家赶了牛来了，田林说他病了，干不成活了，要回家躺一躺，没办法，我只好好话说了一箩筐，把人家劝回去。等中午散了工回来的时候，我却看见他又领着一群小孩子，吹着唢呐要上山了，我拦住就问，你不是有病了吗？他两眼一瞪说，咋，有病就得死？不能出来溜达溜达，散散心，活动活动筋骨，他妈的。我就问，你骂谁哩？他说，我骂狗哩，你管得着？”
父亲就笑了说：“行了，生产队就是这样，”
从二队队房出来，父亲看见田林还在骂骂咧咧的，父亲就说：“你不回家，还等什么。”田林平时跟父亲关系不错，这时就赶忙凑过来，从兜里掏出一盒烟来，抽出一支，递给父亲，还亲自给点上火，说：“哥，我就看不惯这种人，看不起穷人，瞧不惯富人，整天趿拉双破鞋，还牛逼烘烘。我早就想跟他吵一架了，今天总算逮住个机会。”
2
晚饭后，杜宝又来我家闲聊。
父亲就问杜宝：“你觉得田林这人咋样？”杜宝说：“不咋样，今天中午还跟二队队长吵了一架哩。”
父亲笑了，换了个话题，说：“现在咱们应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提高社员年终分红。”
杜宝说：“怎么提高？现在队里穷得吊蛋精光，晚上记工分连灯油也买不起，分红的事根本就不敢想。”
父亲说：“所以说呀，我们现在要办两件事，一是想方设法降低工分的支出，二是千方百计增加收入，挣钱。咱们搞的承包，说白了就是降低工分的一个办法，当然还有其他办法，但不能一下子都实行，要慢慢来，一步步走，要先有舆论，要有个过程，等到时候了，水到渠成了，实行起来也就方便了。说到挣钱，也不是没有办法，一个臭皮匠，三个诸葛亮，咱们队里男女老少一百多口，还不顶个二三十个诸葛亮？关键是看你敢不敢干，有没有胆量。比如说公社粮库要盖房，二百多间呀，一间四百，十间四千，二百间就是八万呀，除去砖瓦木料水泥工钱，干落就是四万呀。”
杜宝说：“事倒是好事，砖瓦，咱们有砖窑，木料咱们有树林子，水泥，咱们买去，可咱们最缺的是手艺人呀，垒墙瓦房都要泥瓦匠呀，可咱们队里没有呀？”
父亲说：“这你就说到点子上了，没有泥瓦匠，我们可以去请呀，我老外父他们村罗家营就有，请几个泥瓦匠，我们出几个小工伺候，不过咱要偷偷告诉咱们队的小工，你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当小工，是学手艺，手艺学到手，咱就自己干了。咱们也可以来点鼓励政策，谁先学到手，咱们可以奖励谁一百工分。”
嘿嘿，杜宝乐了，说：“这办法好，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舍不得媳妇逮不住流氓。剩下就是如何想办法让粮库把这工程包给咱。”
父亲说：“这差事，我看就非你莫属了，听说你跟粮库主任有点拐弯亲戚，明天你去白草跟他拉拉关系，实在不行，就请他吃顿饭，不过这饭费，咱得说清楚，事办成了，饭费咱生产队报销，办不成你就自己掏了。”
嘿嘿嘿嘿，杜宝又乐了，说：“你这家伙就是贼，行，我去。”
第二天早上，杜宝就去了公社粮库。中午刚过就回来了，没有回家，就直接来到我家，还没进屋就喊上了：“老张，事情办成了。”进了屋，坐在炕沿上，不等父亲让，就自己拿过父亲的烟袋，装了一锅，抽了两口，说：“我不光请了粮库主任，还捎带请了罗家营的大队书记，还好我今天去了，要不这活就是罗家营的了，他也去找粮库主任，要揽这活，结果我买了两盒大境门烟背后悄悄地硬塞进他的兜里，他也就蔫不溜的不说了，我跟粮库主任当下就写了合同，这不是，”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两张纸放在炕上，父亲拿起合同看了看，杜宝说：“我顺便就跟罗家营的书记说好了，雇他们八个大工，不过价钱有点高，两块半一天，一天顶咱们社员十天，咱们去年分红不是一天才二毛五么。当时我也顾不上跟你商量，就一咬牙给定了。”
父亲问：“吃饭的单据呢？”
杜宝笑了说：“没有，饭是梁库主任请的，我就花了两盒烟钱，二毛五一盒，一共五毛，也没有单据，记工分时你就让记工员多给我记两个工吧。”
父亲也点上一锅烟，说：“今天这活干的不错，超额完成了任务，应该表扬。”
杜宝赶忙摆了摆手，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说：“这事晚上开的社员会吧，让大家知道。”
父亲说：“不用，不用开会，社员们明天也都知道，”
3
父亲任命姜海当建筑队队长，让他在生产队挑选八个女的，八个男的当队员。要求男的不能超过四十岁，女的不能超过三十岁。姜海乐得屁颠屁颠的，自从文化大革命过去后，他在生产队就没有当过官，他是村里第一个初中没有毕业的文化人，那是父亲刚从沽源回到村里的那年，村里请父亲给教戏，姜海就书也不念了，回到村里学唱戏。刚学了一年，上边来了指示，不让唱老戏了。接着就是四清运动，上边又挑选他去当四清工作队员，他去半个月，就不干了，说是想家想得不行，终于来了文化大革命，他在村里文化最高，于是就成了造反派司令，还娶了邻村的姑娘当媳妇，一时间成了风云人物，正要领着村里的年轻人去北京串联见毛主席，结果上边一声令下，要求他们要原地闹革命，不许上北京串联了。接着各单位陆续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他也就没什么事了。今天父亲突然任命他当建筑队长，他高兴得不得了，当晚就召开建筑队会议，传达了父亲的意图，他说：“明天我们就要去粮库盖房了，可我们都是小工，大工都是罗家营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们的手艺学到家，队长说了，谁先学会，能当大工，队里奖励一百分。不过要记住，我今天说的话，都是咱们的秘密，对谁都不能泄露。干活的时候一定要跟大工搞好关系，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蹲墙根拉屎，暗地用劲，争取半个月之内都能成为大工。”
4
杜宝风急火燎地来找父亲，见了面，气还没有喘匀，就说：“老张呀，你怎么能让姜海当建筑队的队长呢？”
父亲笑了，拍拍杜宝的肩膀说：“先坐下，抽袋烟——建筑队要经常在外边干活，这个人要咋呼，要能干，嘴皮子要利索，罗家营那些个大工都是些走南闯北的家伙，你说生产队里除了你，除了我，还有谁能对付得了。樊宝那人倒是行，但他只是嘴头子行，却干不了受累的活，就是能干，咱们去求他，他也不肯去。他跟咱们不是一路人呀。”
杜宝坐下了，低着头抽烟，说：“姜海这人呀，总是不让人放心。”
父亲说：“没什么不放心的，工程款不用他经手，咱们亲自去结算，他贪污不上。再说他干的过程中，咱们还要看，实在不行就拿下，这不就是一句话的事。”
杜宝抬起头说：“那就让他先干着。”
父亲说：“还有一件事，我想了好久了，就是下不了决心。”
杜宝说：“什么事呀？还叫你这么费劲。”
父亲说：“我想搞个铁匠炉，给人们打个镰刀、镐头，给村里村外的人们的牛呀马呀驴骡的钉个掌，再有时间还可以跟队里的木匠合作打些铁车卖了挣钱。”
杜宝说：“事儿倒好事，可上哪儿去找铁匠呢？”
父亲说：“铁匠是现成的，就看你敢不敢用。”
杜宝睁大了眼睛说：“你是说二队的田林吧？不行！这家伙手艺是不错，脑袋很聪明，捣鼓个什么机器呀也在行，可谁能管得了他呀？在二队就整天跟队长吵架，挺大人了，还提着个喇叭四处转悠，到现在连个媳妇也没有。让他来，还不是给你找麻烦来了。”
父亲说：“他为什么跟队长整天吵架？因为他心里不平呀。一个手艺人，打一天铁挣十分，社员们锄一天地也挣十分，他心里能平衡吗？他整天提个喇叭四处转悠，不好好干活，结果就说不上媳妇，成不了家。这因果关系就颠倒了，他是因为没有媳妇才提着个喇叭四处转悠呢。假如他来到咱们三队，社员们锄一天地给十分，他打一天铁，咱给他十五分，甚至二十分，这样他心里能不平衡吗？”
杜宝说：“这恐怕不行，社员们锄一天地挣十分，他打一天铁就挣十五甚至二十分，社员肯定有意见，同样干一天活，受一天累，凭什么他挣的就多，别人挣的就少，这不公平么。象樊宝这样的社员肯定第一个站出来跟你闹，我要是不当这个指导员，我也会跟你闹。”
父亲说：“说到公平，咱们得好好算一算帐，人家打一天铁——就拿打镰刀来说吧，一天最少能打二十把镰刀，最少能卖三十块钱，除去烧煤用铁和工钱，最少生产队能赚二十多块。可社员们锄一天地最多能挣多少钱？去年咱们队里分红是二毛五分钱，当然这是扣除了公积金、公益金之后，咱们就给他多算，一天五毛钱，想想，同样干一天活，一个一天创造二十元的人却要跟一天创造五毛钱的人享受同样的待遇，你说这叫公平吗？社会主义讲究多劳多得，可这劳动跟劳动不一样，有体力劳动，有脑力劳动，有粗活，有细活，有技术活，有没技术活等等，创造的价值不同，当然待遇也就不同。人家住在北京那些造原子弹的人能跟咱们庄稼汉一个待遇吗？”
5
姜海领着他的建筑队一行十六人，早晨六点起床，七点吃饭，不到八点就来到公社粮库。他是想要在队长和社员面前露一手，看看我们建筑队，新官就有新气象，年轻人就是有朝气。
没想到，到了粮库后，发现人家罗家营的八个大工早就到了，而且已经挖好了地基，挂上了线，坐在那里就等着小工们来给和水泥、搬砖了。看见姜海张口就骂：“他妈的，怎么才来！太阳都快到脑瓜顶了，你当是在生产队里，混一天挣十分，这活虽说是你们队包下的，可俺们是大工，俺们就图一个字，钱。咱们这是包工活，早干完，早结算，早回家，别门槛上拉屎，蹭棱子，磨洋工。”
罗家营是我姥姥家，骂姜海这人我认识，外号叫赶早儿，平常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赶早儿，他这“赶”就是抓紧，他这“早”就是时间。我赶忙上前说：“舅舅，您也来了？”
赶早一看是我，语气稍缓和了些说：“奥，是你呀。”
姜海也马上满脸堆笑，过来赶忙给递上一支烟，说：“哥，我们今天是头一遭干这活，不懂规矩，您今天就稍微担待些，明天我们保证比你们先到一步，你看，时间也不早了，这活该怎么做，您就发话吧，”
赶早儿斜楞了一眼姜海说：“姜海，告诉你，这可不是文化革命破四旧那会儿，想怎么胡闹，就怎么胡闹，要按规矩来。好了，娘们们挑水和洋灰，记住比例是五比二，就是五铁锹沙子，两铁锹洋灰。小伙子们赶紧搬砖，放在地基边上。”
姜海立马执行，不过稍做改动，叫我和老好子去挑水，叫小柳凤和灶王爷先去筛沙子。姜海自己先去搬洋灰袋子，都是一些年轻人，说干就干。人们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还真没错。
小柳凤见我挑水过来了，就说：“张慧，这都是你爹给找的好活。”
在一旁正和洋灰的小屋和马架反驳说：“是我爹给揽的。”
我赶忙说：“对对，是你爹跟粮库签的合同，要不是你爹，我们哪里能干上这样的轻省活呀。”
小柳凤顿时乐的哈哈笑了起来。马架白了小柳凤一眼，回头对我说：“不过，主意可是你爹出的”
小柳凤说：“听杜宝说，你爹可有水平了，说话，就象卖瓦盆的，一套一套的。”
6
中午，父亲在村头等着二队队长梁富，梁富扛着锄头过来了，父亲把他拦住，说：“老梁，等等，我有两句话说。”
社员都回家了，梁富说：“啥事？”
父亲说：“没啥大事，你们队里的田林，最近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不好好干活呗，我算服了，也懒怠管他了，他想上天入地由他去吧，权当生产队白养活这么个人吧。”
父亲说：“看来你是把他当作累赘了。”
“要光是个累赘倒好了，还三天两头跟我吵架——你怎么关心起这家伙来了？”
父亲说：“我关心他干什么，我是关心你呀，他有事没事找你吵架，要把你气出个好歹来，都一个村住着，我能不着急吗？”
“可不是这几天我胸口老是有点疼，没准是他妈这小子给气的。啥时这小子噶蹦死了，我就心静了。”
“哈哈哈，看来你们成了冤家对头了。”
“当初不知是谁给弄的，就把他分给二队了，摊上这么个家伙，算是倒霉了。”
“这么说，你是不想要他了。”
“不想要又能怎么办？”
“要是这样的话，你就把他给三队吧。”
“怎么？你真要他？”梁富俩眼瞪得酒盅子大。
“不为别的，就为给你老兄减轻点负担。”
“说话算数？”梁富抓住父亲的胳膊。
父亲说：“哄你干啥。”
“那咱们可就说定了，不过话说清楚，不光他去三队，他老妈也得去，光人过去，我们队可不贴一分土地，顶多把那破铁匠炉白送给你们三队。”
“不过还得问问田林愿意不愿意，他要是不愿意，还是白搭。”
“要问就趁早问，走，咱们现在就去他家。”
7
三队的铁匠炉开张了。
田林脖子上穿个新的劳动布做的护襟，上头套在脖子上，中间拴在腰上，下边到了膝盖下边，一手握着把长把大钳子夹着一块铁在炉子里上下翻动，一手握着把小铁锤习惯地在铁砧上边敲打。社员丁亮在后边拉风箱，风箱的风很大，吹得火苗呼呼地直往上窜，当田林用钳子把烧红的铁拿出来，放到砧子上，丁亮就赶紧撂下风箱，拿起大锤开始打铁，田林的小锤敲在哪儿，丁亮的大锤就砸在哪儿，一时间，铁匠炉里火星四溅，叮叮当当的声音传出老远。
一群孩子妇女挤在铁匠炉门口上看热闹。这时大队书记赵贵走了过来，拨拉开门口站着的人，进了铁匠炉，高声喊到：“停，停，停停。”
田林只顾打铁，看也没看赵贵一眼。
赵贵声音提高了一倍，说：“跟你们说呢，听见没有？”
“等等。”田林边打铁边说，“我把这几锤打完，要不时间一长，铁就凉了。”
“凉就凉了，有什么了不起。”赵贵说。
“说的轻巧，这是用煤烧出来的，这都是钱，不是你家的，敢情你不心疼。”田林说着，小锤还不停在铁上敲打，丁亮高举大锤在田林敲打过的地方狠狠地砸，叮当叮当的声音连续不断，直到那铁慢慢的由金黄变成火红又变成暗红，田林才把它放进炉内。回头用毛巾擦了擦汗，一手往下压了压，示意丁亮先歇会，又掏出一支烟点着了，抽了长长的一口，一扬脖吐了口浓浓的烟圈，说：“咋了，书记？”
赵贵问：“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在二队，跑到三队来了？”
田林说：“二队不想要我，三队愿意要我呗。或者说我不想在二队，想来三队。怎么了，不行？”
赵贵说：“你是生产队的社员，不能想上哪儿，就上哪儿，还有个规矩没有？真是自由主义。”
“我都想去哪儿了？转了圈不是还在村里么？二队要是不放我，我也走不了，三队要是不要我，我也来不了。我还有自由的地儿吗？”
“你要想换个生产队，你得先写申请，大队研究后，批准了才能换！”
“假如二队不放我，三队不要我，我就是写一百个申请，又有屁用！”
这时父亲来了，说：“赵书记呀，找了你半天，没想到你在这里，其实田林早就把申请写好了，那天在街上碰巧遇见我，就把申请给了我，让我看看，挑挑毛病，然后他再交给大队，可我把这申请往兜里一搁，就给忘了，瞧瞧我这记性。”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张揉得皱巴巴的纸，双手递给赵贵。
赵贵展开看了一眼，上面开头写着“亲爱的，尊敬的大队党支部”，就笑了，说：“没事，没事，也就是办什么事，好歹得有个手续，上边要是追查下来，咱们也好歹有个支应不是？”
父亲跟着赵贵走了，铁匠炉又响起叮当叮当的声音。



第六章
1
我老爷来了，姥姥早就去世了，剩下老爷再没有找老伴，一个人生活的也挺有滋味，没事的时候，喜欢给年轻人们说个媒拉个纤的，有时还自我吹嘘说，罗家营一多半年轻人的对象都是他给说成的。
父亲见老爷来了，很高兴，还破天荒地来小卖部打了半斤酒，回家亲自给老爷炒了酸菜烩辣椒，然后就坐在老爷对面跟老爷喝起酒来。
父亲说：“你们罗家营有没有三十岁上下没有对象的姑娘，或者离了婚还没有找着对象的茬？”
老爷乐了，说：“说这事你算问对人了，要问别的，我还真一窍不通，可要问谁没有对象，谁着急要找媳妇，我可是门清。”老爷抿了一口酒，抬起头看了看顶棚，一手摸着下巴上的胡子，思考着。突然，他说：“还真有一个，三十二了，刚前年离的婚。以前找的男人本来是个庄稼人，是样田公社的，后来去供销社当了售货员，就跟供销社的一个女的勾搭上了，回到家死活不要现在的媳妇，非要离婚不可，加上我们村的这个女人，又是个强脾气，死活不说下句，结果就离了，回到村里，整天也不上街，不跟人们接触，连毛三年了，到现在也没有找着。”
父亲问：“这女人叫什么？人性咋样？”
老爷说：“人们都说，媒人，媒人，两头瞒哄，我可不是这样，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女人呀，他爹叫罗明，就是我们村西头那家，你认识的，她名叫罗凤英，是个很贤惠的人，尤其对公公婆婆非常孝顺，要说毛病么，也不是一点没有，就是脾气太强，太直，说话不会拐弯——你是要打算给谁说哩？”
父亲说：“要说的这人，你也许认识，就是我们村早些年唱老戏时，唱过《胡迪骂阎》里边的胡迪，唱过《斩子》里边八王千岁。”
“奥，我想起来了。”老爷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就是老田铁匠的儿子，叫什么田——”老爷在抓头皮。
父亲说：“叫田林。”
“对，对，叫田林。后生长挺标志，戏唱得也不错，听说也是个铁匠，活做的比他爹还好。怎么，现在还是光棍？”
父亲说：“这田林呀，名声不太好，因为四清运动时，他的铁匠炉被没收了，他心里结了疙瘩，想不开，就跟干部们吵架，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时挨过批斗，他就破罐子破摔，加上屋里没有个媳妇，他老娘呢，也快八十了，没个人管他，就成了现在的样子，原先他是二队人，现在我把他弄到三队来了，刚来三队，表现还可以，要是能给他找个媳妇，我想他会变好的。”
老爷说：“不过呀，耳听是虚，眼见为实，我得看看这个田林，头一次见这后生，还是十多年前，他在台上唱戏，我在台下看戏，等于没看。凭我这么多年的经验，现在的年轻人，只要我跟他说上三两句话，就能了解个八九不离十。”
“好，咱们现在就去他家。”
老爷笑了笑，说：“不，不，我不能去他家，他要是愿意的话，可以来你们家。”
“哈哈。”父亲笑了起来，说，“您老的套套还不少，对，就叫他来咱家。”
2
老鱼杆揣着一肚子的不平，向队长家走去，边走边骂。哼，一家三口，两个男子汉，连一个老婆子都养活不起。杜宝那个贼，老婆一年一个地生，跟老母猪似的，一家八口，就杜宝一个贼在队里劳动，可人家一年到头不缺吃的。这叫什么世道！合作社那年月，秋天打下粮食是按工分来分，谁出工多，谁分的粮食就多，后来变成人民公社，秋天的粮食按人口分，不论大小，顶个脑袋就分一份口粮，还说什么按劳分配，简直就是按脑袋分配。唉，说一千道一万，都怪自己的老婆不争气，来了三年就生下一个丁亮，就再也生不出来，一到冬天，在老婆肚上一折腾就是多半夜，累得腰酸背疼，可就是不见成效，跟生产队的地一样，作务一年，就是不见收成。他娘的，简直就是个骡子！老鱼杆一路走，看什么都不顺眼。
“荞面箩，莜面箩，
打开爷爷晒晒我。
不晒我，晒大伙，
大伙里面还有我。”
一群小孩子在 我家院墙外边的粪堆上唱着，跳着，互相推着。一个孩子冷不防被推到老鱼杆的腿上，老鱼杆一躲，结果被一块石头给拌了个跟头，一屁股坐在地上，老鱼杆爬起来，连屁股上的土也顾不上拍，就扯开破锣嗓子骂了起来：“妈的，杂种，有人养没人管的，爷爷我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掉下摔八瓣，就养活了你们一伙贼，凭啥！凭你娘屁股大，还是凭你娘肚皮白！老子上辈子欠你们的了，还是该你们的了？就该这辈子给你们当长工，拉帮套！不要脸的东西，哪一时，老天爷睁眼，叫狼掐死你们，叫长虫咬死你们，叫雷公爷劈死你们！来一场瘟疫，叫你们死个一干二净，断子绝孙！”老鱼杆越骂越来气，直骂得眼睛血红，小脸雪白，脑门上青筋暴跳，嘴唇哆嗦得说不话来。
那群孩子们就象在看耍猴子，在看大戏，乐得拍这手又蹦又唱：
你骂我，我骂你，
我到北京告老李。
北京有个卖糖的，
把你鸡鸡拽得长长的。
轰的一声，孩子们象一群受了惊吓的麻雀，飞走了。就剩下老鱼杆一个人孤零零地象根树桩戳在太阳底下，歪三扭四的身影投在院墙外边的粪堆上。一头老母猪躺在那里，一群小猪崽爬在母猪的黑肚上，一拱一拱地吃奶。老鱼杆恶狠狠地冲着它们吐了一口稠稠的痰，向我家走去。
3
“老张，在家吗？我来借粮食来了，要不我们一家三口就都得把脖子扎起来了。”刚进院，还没进屋，老鱼杆就喊上了。
我家炕上，里边坐着我老爷和父亲，炕沿边坐着田林。老爷很能说，也很会说。他给田林正描绘着婚后的幸福图景，父亲不时插上几句，嘱咐几句，田林高兴得两手直搓膝盖，恨不得利马把媳妇娶到炕上，三个人说得正热闹时，老鱼杆来了，进了屋，不管父亲他们在说什么，就说：“去年秋天，我一家分了一千二百多斤粮食，三百斤玉米，三百斤谷子，二百斤高粱，剩下就是些山药什么的，一天三顿，最少也得四斤，我家那个丁亮，就是跟田林打铁的那个，一顿饭吃三大碗山药粥，自从开始打铁，饭量又是猛增，刚锄罢地的时候，我们就没的吃了，这家借一升，那家借一升，胡胡弄弄到了今天，实在过不下去了。就算我把脖子扎起来，不活了，我老伴也把脖子扎起来，不活了，可我儿子总不能也扎起来吧？他还没娶媳妇，还正在长个，现在你是队长了，你是说的算，是叫我们活，还是叫我们死，就你一句话！”
父亲说：“先消消气，有话好好说，别总是死呀活的。其实咱们队也不是你们一家缺粮，差不多都缺，只不过有的户缺的多一点，有的户缺的少一点。这样吧，我们先登记一下，看看各家究竟缺多少，汇总一下，然后我来想办法。”
老鱼杆说：“你能想什么办法？你手里有粮食？还是咱们队里有粮食？我当过队长，知道咱们队里的家底，库房里没有多少了，留的那几千斤储备粮，上级根本不让动，要等起了战争才能动。”
父亲笑了，说：“看来你对咱们队里的情况还是很了解呀。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老鱼杆说：“要不为啥让你当队长哩，把我给撤了呢，办法还是你想吧，反正共产党不让饿死人。”
“那好，你先回去，明天就等着拿口袋分粮食吧。”
老鱼杆向前走了两步，来到父亲的眼前，瞪大了眼睛，说：“这话可是你说的啊！要说话算数，一口吐沫一个钉。”
“是我说的，这里还有田林，可以做证。”
4
在白草粮库盖房的小柳凤出事了。
粮库的房是准备储存粮食的，所以房盖的就特别大，墙垒得就特边得高，当墙垒到两丈多高时，小柳凤提着装满水泥的胶皮桶在脚手架上走，当走到大工的身边时，那大工正弓着腰在拿砖垒墙，屁股蹶得超过了脚手架的宽度，小柳凤想从那屁股后边绕过去，没想到她一条腿刚迈过去，大工弯腰要拿砖，屁股一顶，就扑通一声，小柳凤就从两丈高的脚手架上栽了下来。
我赶紧跑过去，见小柳凤周围已经站了好多人，大工边比划边说，他正忙着垒墙，没发现小柳凤从他身后过。姜海大怒，早忘了要跟大工搞好关系的事，就破口大骂：“他妈的，你眼瞎了，这么大个人，从你身边过，你就没看见？我早就看你没安好心，是故意的！”
大工一脸的委屈，说：“我真的没看见，我就一门心思垒墙来着。”
我一把推开那个大工和姜海，上去一手揽住柳凤的腰，一手端起柳凤的两腿，把柳凤抱起来，嘴里骂着：“呛呛你妈个逼，赶紧送医院。”柳凤脑袋靠在我的胸脯，一手楼住我的脖子，两眼闪着泪花看着我。我什么也顾不得了，这时姜海推过一辆小车，我把柳凤放在车上，喊了声“灶王爷，过来扶着。”就推起小车朝医院跑，姜海一伙人后边紧跟着，半路上，老好子要替我推，我就把小车交给老好子，自己先跑到医院找医生。
经过一阵忙乱，医生出来说小柳凤的一条胳膊断了，一只脚脖子扭得脱了臼，这时小柳凤在病房里喊：“张慧，你进来。”我就进去了，姜海、老好子和小屋、马架、灶王爷也跟着进来了。小柳风的胳膊，医生已经给绑了夹板，打了石膏，脚脖上也缠好纱布。她疼的不轻，但还是强装笑脸对我说：“没多大事，就是吓了一跳，回去你跟我家里人就说过了一两天，我就回去了，叫他们不要来看我。
这时候，医生说：“病人需要住院，最少一个星期，这里需要个陪床的，看是让家里来人，还是你们当中出一个。”
小柳凤说：“刚才我不是说了，不让家里来人。”说完就俩眼盯我。
姜海就说：“那就灶王爷留下，男的还需要到工地上干活，医疗费的事，你放心，这是工伤，我回去找队长商量，马上把钱给付了。这里暂时没什么事，剩下的人该回去上工了，病人病要看，工程也一天不能耽误。”
5
第二天上午，父亲和苏坡、苏坡的父亲、母亲、老婆来到医院看了小柳凤，父亲还特意在街上买几个苹果。安慰了小柳凤一番，父亲让苏坡一家留下，跟小柳凤说说话，自己来到粮库工地看了看，叮嘱大家一定要小心，千万要注意安全。姜海过来把父亲拉到一个墙角下，姜海说：“事情麻烦了。”
父亲问：“怎么了？”
姜海说：“昨天小柳凤出了事，今天那个大工就没有来，还有他的一个本家大哥，一个伯伯也没有来。总共八个大工，一下少了仨，工程进度立马就慢了下来，你说这可咋办？要不你跟罗家营说一说，让他们再派几个大工来。”
父亲从腰带上抽出烟袋，抽着烟，问：“到今天你们来了一共多少天了？”
“整十五天，半个月。”
“手艺学的怎么样了？”
“不怎么样，”姜海说，“大工们催着要砖要水泥，小工们忙的团团转，不过有几个学得还可以，象老好子，你儿子张慧，我们私下里说起这事，老好子还吹牛逼说，不就是垒墙时要错开缝，看准线，抹平灰么。可真要让他们上，估计他们还不敢。”
父亲站了起来说：“没事，让年轻人上，大不了就是返工么再来么。对了，书店有专门讲如何当泥瓦匠的书，上边讲的很清楚，你去买几本来，让大家边学习，边实践。”
姜海两手一摊说：“大部分人都不识字呀！”
“你不是初中毕业吗？张慧还是高中毕业哩。你们俩给大家念，不懂的地方，大家就讨论，再说身边还几个师傅么，实在不行就问，事情到了今天这地步，也不用再保密了，明说了，我们就是要借这次给粮库盖房的机会，培养一支我们的建筑队。”
6
刚吃罢中午饭，老鱼杆就背着条口袋，来到队房的院里。院子里空空荡荡，只有几只鸡在沿着墙根寻找食物，老鱼杆坐在牛槽上，把口袋垫在屁股下面，一边抽烟，一边骂：“吹牛逼，说是今天分粮食，分你娘个鸟！”
这时候，樊宝倒背着手，不声不响地走进来，慢声细语地说：“一个人坐在这里骂谁哩？”
老鱼杆吓了一跳，从牛槽上跳下来说：“你这家伙悄没声的，怎么跟鬼似的。”
樊宝不但没生气，反而笑了，说：“大晌午的，不在家歇着，跑到队房干啥来了？还拿了条口袋，叫我给逮住了吧。”
“逮住个屁！我来分粮食来了。”
“分，分什么粮食？”樊宝吃惊地问。
“鬼知道分啥粮食，反正昨天队长说的。”
樊宝笑了说：“给你个棒槌就认真，生产队就剩那点储备粮了，他敢动？他要是动一动，我就到公社奏他一本。”
老鱼杆说：“你他娘就跟唱老戏里的白脸奸臣一样，今个奏这个一本，明个奏那个一本，哪一天把你个人给奏倒了，你就吊死鬼烙肚——死心塌地了。”
樊宝不理这个茬，却说：“好，我也回去拿口袋，今天他要不给我粮食，我就到他家里闹去，闹他个天翻地覆慨而慷，闹他个灰头土脸倒憋气。”
“这话还象个人放的屁，有点味儿。对，就跟他闹，看他在全体社员面前还咋当这个队长。”
俩人正说着，街上响起当当当的钟声，接着是父亲的声音，“三队社员们注意了，都拿上口袋到队房分粮食了。”话音未落，就听见喔喔的叫声，只见一辆三匹马拉的胶轮大车进了队房的院里，车官是罗家营的人，车上装着满满一车粮食。车后边跟一群拿着口袋的男女老少，高兴地喊着：“分粮食了，分粮食了！”最后进来的是父亲和指导员杜宝。
原来昨天下午父亲跟着老爷和田林去了趟罗家营，老爷跟田林去了罗明家，给田林提亲，父亲就找到老爷的孙子乔荣生，还没等父亲说话，荣生就问：“姑父，你们队里社员们的口粮够不够吃呀？”
父亲就说：“还可以，就是有个别几户有点缺。”
荣生说：“实在不够的话，我们队借给你们一些把。”
父亲本来到罗家营就是要借粮食的。罗家营和我们村虽然只有三里远，可罗家营都是平地，土又肥，每年打的粮食多，有富余。听了荣生的话，父亲说：“行呀。”
荣生吸了口气，笑了，就象有点牙疼似的说：“姑父，咱们都是自家人，我也不哄你，我们的粮食都是前年的，坏倒是没坏，就是有点旧了，不新鲜了，借给你们可以，这个我能做主，不过还的时候，你们可要还新的，就是今年秋天刚打下的，要不我跟社员们不好交代。”
父亲说：“行，不要紧，不过你们得给我们送去，你们队不是有马车么，拉上两趟，一车五千斤，两趟共一万斤，可是说好了，我们只要谷子，不要玉米。”
荣生说：“好吧，你今天在我家吃饭，吃完饭，就给你们送。完了事，马车还要去供销社拉脚哩。”
父亲突然来了兴趣，问：“你们给供销社拉脚，一年下来，能挣多少？”
荣生没说话，只是举起一根手指头。
父亲问：“一千？”
荣生摇乐摇头说：“一万。”



第七章
1
我跟姜海请了半天假，说有好长时间没有进货了，要到供销社进点货，再说这一段时间破烂也收了不少，堆了满满一地，需要赶紧运到收购站卖了。
下午我赶着小毛驴拉的一辆胶轮小车就上路了。把破烂卖给收购站后，我没有先去进货，而是买了一小瓶雪花膏和几个梨，就去了医院看望小柳凤。进了病房，看见小柳风的奶奶正在卷行李，小柳凤在灶王爷的扶持下，正在练习走路。看见我来了，小柳风很高兴，说：“两三天了，连个影儿都没有见你，还当你把我们给忘了呢。”
我说：“哪有两三天，你前天才住了院，我今天就来了。”
灶王爷说：“前天，昨天，今天，这不正好三天么？”
我说：“前天我送你到医院，今天我又来了，中间只有一天。”
小柳凤说：“一天还少呀？”
我说：“你看，我还给你们买了这个。”说着，我拿出了雪花膏和梨，“这雪花膏是往你脸上涂的，梨是给你清热解渴的。”
灶王爷说：“什么？雪花膏，我看看，我这脸黑，我先抹点。”
小柳凤马上把雪花膏夺了过来，说：“着急个啥！这几个梨，你先拿去吃吧，我不要了。”
灶王爷有点不好意思，就接过了梨。我一下子明白了，看病人是不能拿梨的，不吉利。就说：“我是怕你上火，可没想别的啊。”
小柳凤说：“听说工地上姜海给买了好多书，让大家看，你能给我弄一本来么？听说都是如何当好泥瓦匠的书。”
我心里想，你又不识字，要书干什么。小柳凤似乎知道我在想什么，就说：“你别看我不识字，不识字，咱不会学么！”
灶王爷说：“跟谁学？”
“跟他。”小柳凤看着灶王爷，一手指着我。
小柳凤奶奶说：“你今天不是要出院回家么，赶紧收拾东西吧。”
灶王爷说：“怎么回呀？连个车也没有。”
我说：“正好，我有车，我今天是来进货的，赶着毛驴车。你们收拾东西，等我一会。”我走到门口又返还来，对灶王爷说：“你大名叫什么来着，老叫你——怪不好听的。”
小柳凤说：“人家大名叫，张——学——琴。”

2

三个月过去了，又是一个丰收的秋天，再过几天就可以开镰收割了。趁这工夫，田林要结婚了，要举办婚礼了，媳妇就是罗家营罗明的闺女罗凤英。这消息惊动了全村人，都说田林这家伙从二队挪到三队，算是走了狗屎运了。田林上身穿一件的确良白衬衣，袖子挽到胳膊上边，露出紫红的大手，下身穿一条兰色涤纶裤子，脚上一双黑皮鞋，锃光瓦亮，见了谁，都是乐呵呵的。三队没有马车，跟罗家营借了辆马车，车上瘩着个席棚子，棚子上边又盖上一块新床单。马车专门从罗家营空车来到我们村，然后再从我们回去接新娘，车官不是别人，就是我的表哥乔荣生。田林本来让父亲当总管，父亲说自己顾不上，就推荐杜宝当了总管。杜宝就让我母亲和他老婆担任迎亲的，让生产队的小柳凤、小屋、马架、老女子和灶王爷，不，张学琴来帮忙招待客人。
院门口一阵鞭炮声，张学琴跑进来喊：“新媳妇到了，新媳妇到了。”
我母亲和杜宝老婆赶忙出去迎接，田林扎撒这双手，不知怎么办好，母亲说：“赶紧过来背上呀！”
田林说：“没几步，干脆我就抱上吧。”说着伸出双手从马车上把新媳妇抱了出来，快步跑回家，人们一阵大笑。罗明和我老爷从后边一辆车上下来，父亲、杜宝忙过去又是握手，又是搂肩膀，十分热情。不一会儿，村里的大队书记赵贵，村革委会主任、民兵连长等一伙客人前来祝贺。父亲拉过田林悄悄问：“你应该把二队队长梁富也喊上。”
田林说：“我这里忙得腾不开手呀。”
父亲说：“腾不开手也得去请，你必须亲自去，他家离这里不远，快去把。”
田林就撒丫子朝梁富家跑去。
说话间，酒席开始，五间屋子的炕上地下全都是桌子，老年人们就坐在炕上，年轻人们坐在地下的长条板凳上，大队干部、父亲、梁富坐在东间屋。炕上两张桌子并在一起，父亲让大队书记坐正面，大队书记让父亲坐正面，俩人你推我让。大队书记说：“咱们今天这不是开会，是坐席，田林能娶上媳妇，你的功劳最大，你不坐正面，谁敢坐？”
父亲也就不客气，坐在了正面。杜宝站在地上，模仿着饭馆里跑堂的样子，高声喊：“上菜，上酒，宴席开始了——”
为了今天的酒席，田林专门杀了一口猪，所以菜肴很丰盛，摆了满满一桌子。大家互相敬酒，田林和新媳妇过来了，田林指着父亲对新媳妇说：“这可是咱们的大恩人，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们要好好敬大哥几杯。”
梁富说：“我也是你的恩人呀，没有我，你能来到三队？不来三队，能娶上这么俊的媳妇？”大家听了哈哈大笑。
父亲喝得有点多了，说话也就放肆了，他说：“要说这生产队呀，大集体呀，还真是个好制度，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分粮食，人多力量大呀。要是好好闹，每个人的收入完全可以超过一个县委书记，只是窟窿太多，四处漏气呀，奥，你们不信？听我给你们算一算。县里修云州水库，修大农田，县交通局要人给公路拉沙子，修公路，公社修万亩滩，修的千松沟水库，修胜利大渠，办的小矿山，办的农机站，每年给公社中学盖房，拉柴火，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民办教师的补助工分，每年生产队出外工的人挣的工分，加在一起就是十万分，几乎占生产队总工分的一半。”父亲扳着手指头算，扳过来，又扳过去。说：“公社以上的任何单位都可以随意抽调生产队的劳动力，而且不给一分钱，只是劳动完后，给社员开具一张工分单，回生产队记分，可这些工分没有给生产队创造一分钱的价值，却要参加生产队的分红。每年开回来的工分单比生产队自己记的工分都多。本来一个劳动日可以分红一块钱，可这些工分一加进来，一个劳动日就只能分两三角钱，甚至七八分钱。假如没有这些个工分参加分红，那么每个劳动日的分红就可以达到一块多钱，那么一个社员的收入就相当于当时一个公社书记的收入了，生产队就没有缺粮户了，也就没有了缺粮户与余粮户之间的阶级斗争了。再假如这些出外工的劳动力再外出打工给生产队带来了收入，那一个社员一年的收入就可以超过当年的县委书记了，”
大队书记赵贵说：“老张这话说的有理呀，中央早就知道，周总理就曾坚决反对农村的一平二调，坚持公社要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可是这难以执行呀，农业学大寨运动一来，全乱了，谁想抽调生产队的劳力，谁就抽调，反正生产队的工分有的是——看，光顾说话了，来，干了这杯！”
父亲喝醉了，书记说话时，他竟靠着窗台打起呼噜。
3
白露一过，秋分就快到了。生产队召开社员会，宣布秋收劳动方案。父亲说：“今年收秋，跟往年有所不同，一句话，就是时间紧，任务重。怎么个紧法呢？公社来了通知，要求我们必须在半个月内，把地里的庄稼全部割倒，然后抽调十名壮劳力去万亩滩搞大会战，剩下的劳力在家打场。按照往年的套数，半个月肯定是收割不完的。那该咋办呢？两个字：承包。一家一户承包一块地，当然也可以几户承包一块，工分咱们事先定好了，比如东大地，一共三十亩，按一天一个人收割两亩算，需要半个月，那我们就给应当给一百五十个工分。其他地块，都以此类推。全队一共二十五户，我们就把全队的土地分成二十五份，当然这二十五份大小多少是不相等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户劳力多，有的户劳力少。劳力多的就多承包，多挣工分，劳力少的就少承包，就少挣工分。假如同是一块地，几家都要承包，那就一个办法，也是两个字：竞争，谁要的工分少，就包给谁。下边就有指导员杜宝宣布每块地的工分。”
杜宝就站起来宣布，宣布完了之后，他又说：“承包可是承包，但不能光图着快，还要保证质量，所以我们要选两名质量监督员，每天抽半天时间对收割后庄稼地进行检查，监督员的工分由大家负担，就是检查出哪家收割的不合要求，就扣哪家的工分，扣出的工分就是监督员应挣的工分。下面大家开始竞争把，先说东大地，谁来承包？”
竞争得很激烈，最后苏永生一家以一百三十分竞争到手。其他的地块也很快竞争完毕。接着选出质量监督员，一个是老鱼杆，一个是张全祥，就是曾用毛泽东选集里的纸卷烟挨过批斗的那人。杜宝接着又宣布了扣分标准，规定丢五个谷穗扣一分，茬子高过一寸扣一分等等。父亲正要宣布散会的时候，老鱼杆站了起来，说：“等等，我想说几句。大伙选我当质量监督员，那大伙就得给我捧场，咋捧呢？就是要把庄稼收割好，别让我找出毛病来。找出毛病来，我可是翻脸不认人，扣了你分，就是我的分。话说回来，大伙也可以监督我，看到我有不公平的地方就提出来，我一定改。”
父亲第一个站起来给老鱼杆鼓掌，大伙也就跟着鼓掌。老鱼杆顿时红了脸，忙摆手摇头。
4
大队书记赵贵天不亮就起来了。收秋这么大的事儿，公社只给了半个月的时间，接着就要搞大会战，他心里不能不紧张。老婆做好了饭，他好歹拨拉了几口，就朝街上走去。街上男女老少乱嚷嚷的，常言说，八月秋忙，秀女上场，早年，连整天在家里待着，没事做靠描龙绣凤打发光阴的姑娘，这时候都要下地干活了，更何况是今天。二队队长敲钟了，一队队长敲钟了，可怎么就不见三队队长敲钟呢？莫非老张还没有起床？不可能呀，老张是个勤快人呀。
赵贵向老张家走去，到了街门口一看，街门早已上了锁，他又朝村边的庄稼地走去，东大地里只有苏永生一家六口在收割庄稼，已经收割了一大片。赵贵就快步走过去问：“嗨，老苏，怎么就你们一家来了，别人呢？”
苏永生头也不抬，一边割谷子，一边说：“都割地去了。”
“都在哪儿呢？”
“地里，庄稼地里，一户一块，都承包了。”苏永生说着，站直了腰，用袖子擦了把脑袋上的汗。这时，太阳才从东山头上露出半个红脸，很惊奇地瞧着眼前的一切，似乎在说，啊，起的这么早哇，还是我睡过头了？
赵贵紧走几步，过去拉住苏永生，问：“什么，承包了？到底怎么回事？”
苏永生就把昨天晚上开会的事简单地说了一遍。就说话这么个工夫，别人已经挥舞镰刀割到前边去了。原来他们家也实行了个人承包，一人五垄，谁落在最后，晚上谁就负责洗锅刷碗。小柳凤的胳膊和脚脖子已经好了，这时她还在辆库工地上。她才八岁的弟弟在后边负责拾谷穗。
一家人都快要割到地头了，赵贵还在原地站着，心想，这老张鬼主意就是多，虽然这主意有点馊，但毕竟调动了大伙的劲头，照这样闹法，用不了半个月就能收割完毕，比大囫囵快多了。对，一队二队也应该这么搞，眼下别的都是小事，抓紧时间，完成收割任务是头等大事。
5
父亲正在南沟砍棒秧，姜海满面笑容地来了。俩人坐在地疙塄上，姜海说：“粮库的房盖好了，咱们那帮姑娘小伙子还真行，现在无论垒墙还是瓦房，泥匠全活都能拿下。粮库主任那天验工时说，你们干的不错，下年我们盖房还找你们。”
父亲高兴得笑了，说：“对年轻人，今后要敢于大胆使用，要把手伸得展展的，心放得宽宽的，不要怕出错，错了咱就返工，重来。明年你还是建筑队的队长，待遇跟我这个队长一样，一年补助五百工分。从明年开春起，你们就不干庄稼地里的活了，专门揽工程，搞建筑，挣钱。记住，不要骄傲，不要满足，将来的活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级，你们不仅要在公社成为搞建筑的头一份，还要到县里，市里，北京承包工程。所以从现在起，你们要学会测量、看图纸、使用机器等。没有师傅，我们可以出高价聘请，或者跟人家好的建筑队合伙承包，一句话，边干边学边提高。”
姜海听得有些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了。他望着眼前一片已经割了庄稼的土地，觉得眼界更加宽阔，前途更加远大。心里更加踌躇满志，说：“好好。”
父亲说：“眼下收秋是头等大事，你们回来后就先回到各家各户承包的地里参加收秋，下午你先和杜宝去两库结帐，对罗家营那几个大工给钱的时候不要太抠，要适当多给一些，我们以后还有用的着他们时候，多交个朋友，多条路么。”
姜海说：“行，吃了中午饭，我跟杜宝就去。”
父亲笑了，说：“吃中午饭，谁给你做呀？大伙都忙着收秋，中午肯定不回家了，都带着干粮哩，你现在就先去割一阵庄稼吧，中午我让杜宝找你。”

6
晚上，我们一家人正掌灯吃饭，杜宝乐滋滋地来到我家。一进屋，他就说：“老张，猜猜，我们这次挣多少钱？整整两万多呀。罗家营出了八个大工，咱们出十六个小工，可罗家营挣的比咱们少多了。”
父亲说：“那是当然，咱们是工程承包人，他们只是给咱们打工的。说起来还是你的功劳呢，当时你要是晚一天，工程就是人家的了。”
杜宝说：“我不过是跑跑腿，主意还不是你出的吗？返回来想想，他们挣得也不少，每个月一人就挣七八十，咱们公社书记一个月的工资才不到五十。”说着他掏出一张纸，“具体收入开支多少，我写了一张纸，各个项目都写在上面了。”
父亲问：“钱拿回来了吗？”
杜宝说：“那么多的钱，我没敢放在身上，都存到公社信用社了，这是存单。”
父亲说：“好，存在那儿放心”
杜宝说：“就是咱们去的那些小工的工分，是不是再重新考虑一下，原先定的是一天十分，现在看来有点少。大工们急着挣钱，催得小工们一天马不停蹄地干，汗都顾不上擦。”
父亲说：“是有点少，不过这事要通盘考虑，要同村里干活的人平衡，小工再受累也是体力活，没什么技术，我看可以比照铁匠炉的丁亮适当多给点，丁亮是抱大锤的也没有什么技术。”
杜宝说：“那就照丁亮的给记十二分，后来变成大工的那几个，每天记十五分，咋样？”
“我看这样挺好。今后生产队要想搞好，分红要高，就要记住两条：一是减少工分，一是增加收入。减少了工分实际上等于增加了收入，增加收入实际上等于提高了分值。减少工分就要搞承包，杜绝出工不出力的现象，让那些吊儿郎当整天混工分的人没有落脚处。增加收入就要广开门路，搞好副业，鼓励社员们学手艺，学技术。咱们生产队以后有条件了，要办个图书馆，多买些科技方面的书，古人说，书中自由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指的就是这个。世上有三种人，一种是靠体力挣钱，一种是靠手艺挣钱，一种是靠脑袋挣钱。靠体力挣钱一辈子受穷，靠手艺挣钱能混个温饱，只有靠脑袋挣钱的人，才能吃香的，喝辣的。哈哈哈，越说越远了。”
7
八月的秋天，太阳正毒，晒得地上的石头都烫手。庄稼人弯着腰，挥舞着镰刀忙着收割。太阳光直射下来，人们紫色的肩膀、胳膊和脖子被晒的起了皮，闪着耀眼的白光，午后，正是一天最热的时候。
老鱼杆和张全祥开始质量检查了。
“咱们先检查谁家？”张全祥问。
“从东往西挨着来。”老鱼杆说，“今天你要做好吵架打架的准备，你看，我还拿着根鞭子呢，谁要是敢跟我动手，来横的，我就让他尝尝我鞭子的厉害。他娘的，往年收割，总有人丢三落四，拿生产队的粮食不当会事，可是那时我忙着割地，顾不上查，这口气憋了好几年了。”
张全祥说：“要是真吵起来，打起来，人家都是大人孩子一家一家的，咱打不过人家年，挨了揍，吃了亏，可咋办？”
“嘿嘿黑。”老鱼杆冷笑一声说，“告诉你，我巴不得有人跟咱动手，他敢动我一根手指头，我立马躺在他家地里，不起了，知道不？这叫工伤，从此咱就躺在家里，三个月不干活，队里还得给咱记工分，给咱买药。什么秋收打场，万亩滩大会战，都跟咱没有关系，咱就等着分粮食，白挣工分了。”
他们先来到苏永生包的东大地，苏坡就站起来笑着说？“呵，丁大监督来了，欢迎啊。”
老鱼杆说：“你他娘欢迎不欢迎，我都得来，没办法，这是全队社员选的。”老鱼杆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两眼不停地在地里搜索。可是搜索了半天，没有发现半点问题。老鱼杆失望地对张全祥说：“他娘的，比鬼舔的还干净，走，到别的地方看看。”
小柳凤喊：“走好啊，不送了啊，哈哈。”
“丫头片子！”老鱼杆说，“我就不信，都回弄的这么干净，走，看下一个。”
可是一连检查了好几家，家家都是一样，大人在前边收割，孩子在后边拾谷穗，收拾得一干二净。
“还剩谁家了？”老鱼杆问。
张全祥说：“就剩队长一家了，他家在南沟砍棒秧，那玉米棒子还在棒秧上，不会掉在地里，还用检查？”
“不，要检查，看看棒秧茬子高低。要是超过两寸，今天就拿他开刀了。”
其实在他们没来之前，父亲就一再叮嘱，棒茬要低，不能超过两寸，镰刀背要紧贴地皮，还亲自检查了好几遍。老鱼杆他们来了一看，一下子象晒蔫了茄子，坐在地塄上呼呼只喘气。一句话不说。突然，老鱼杆站了起来，冲着父亲喊：“老张，老张，你过来。”
父亲发现老鱼杆来了，就走了过来，说：“怎么样，今天该扣谁的工分了？”
“扣个鸟，这活我不干了，你另请高明吧。”老鱼杆生气了。
父亲说：“碰到钉子了？”
老鱼杆站起来，伸出双手，手心朝上，对父亲说：“整整一个下午，检查了一周圈，一个谷穗没拾到，茬子没有超过两寸的，这不白干了么？”
“好啊。”父亲说，“这说明咱们的质量监督确实发挥了作用，你们功不可没呀！”
“不没个屁！你说我们俩这半天的工分咋记呀！”
父亲高兴得笑了起来说：“那天开会的时候，杜宝没把话说清楚，我也给忽视了。你们俩每天下午检查半天，队里给你们俩每人记五分，如果查出了问题，扣出来的工分，再给你们加上。”
“奥——是这样啊，白让我生了半天气，好，明天下午接着查，我就不信。”老鱼杆杵了张全祥一拳说，“咱们走吧。”
走到半路上，张全祥对老鱼杆说：“你想不想多挣工分？”
“废话，谁怕钱多了烫手。”
张全祥说：“我有个办法，能让你想挣多少工分就挣多少工分。明天我们检查的时候，兜里事先揣上几个谷穗，到地里，把谷穗悄悄地给扔在地上，我们就——”
没等张全祥把话说完，老鱼杆就抬腿踢了他屁股一脚说：“我就知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告诉你，这种害人的招儿，我就是饿死，也不干，难怪那年批斗你，看来一点都没有冤屈你。”



第八章
1
晚上，我从小卖部出来，走到大队的大门外，碰见小柳凤她们一群姑娘。我问：“天这么晚了，你们不回家，在这里干什么？”
小屋说：“等个人。”
“等谁呢？”
灶王爷张学琴说：“等你。”
马架说：“好了，人也等出来了，人家柳凤要跟张慧谈对象了，我们还在这儿凑什么热闹。”说着一群姑娘轰地都跑了，就剩下我和小柳凤。
我说：“你真的看上我了，那还等什么，明天咱就去领证，后天就拜天地吧。”
小柳凤杵我胸脯一拳，说：“哪能这么快呀！好歹也得找个媒人吧。”
啊，还要来真的呀！我有些吃惊了，说实在的，自从回到生产队劳动后，觉得小柳凤对我确实不错，种地时帮我溜粪，薅地时给我接垄，特别是那次去南沟拉柴火，她提前给我拉出了老赵王这头牛，要不不定出什么事哩。可我把这些只当作年轻人闹着玩，从没有想过这就是搞对象呀，再说这么大的事，总得经过父母呀。我就问：“这事你父母同意了吗？”
小柳凤说：“甭管我父母，你就先说你是怎么想的。”
我说：“这事来得太突然，我还没来得及想呀。”
“奥，还没想呀，那就甭想了。我已经有对象了。”说完就扭身走了，小屋、马架、张学琴她们一伙女孩子原先不知藏在什么地方，这时突然跑出来也跟着小柳凤走了，一路上，不知她们唧唧喳喳说些什么。
我回到家，心里很郁闷。看见铁匠田林和丁亮在我家正跟父亲说话，我就进了自己的屋里。
只听丁亮说：“我不打铁了。”
父亲问：“为啥呀？”
“打一天铁，才挣十五分，我爹他们割一天地，核算下来就是二十分。”
“哈哈哈。”父亲笑了，说：“你问问田林，人家一个大铁匠，一天才挣二十分，你一个小铁匠一天能要多少分？再说你爹他们一天能挣二十分，不假，挣二十分，得受二十分的累，每天不到五点就出发，中午不休息，晚上八点多才回家，一天要干近二十个小时。话说回来，这样的活，再干个几天就结束了。回头再说说你们铁匠铺，现在还叫铁匠铺，用不了多久，就改名了，叫铁器加工厂，或者叫金属加工厂，不光是打几把镰刀镐头，给牲口钉钉掌那么简单了。听公社说，今年冬天，咱们这里就要通电了，那时侯，咱们还要搞工业，还要挣大钱。为什么让你来铁匠铺？就是因为你年轻，有力气，干活实在，又肯动脑筋，让你来，就是要你给田铁匠当徒弟，学手艺，将来咱们的铁匠铺搞大了，发展了，田铁匠和你就是创始人。年轻人呀，遇事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不要只看手心那一点。当然了，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干，咱们就换人。”
听着父亲的话，丁亮俩眼越睁越大，越来越亮，最后他站起来说：“我干。”
2
八月十五中秋节到了，生产队要宰羊了。队房院里放着一张桌子，被宰的羊临时圈在牛圈里，往年宰羊队里要派五六个人，图的是个热闹，今年只派了三个人，老鱼杆、老好子和小柳凤。往年宰羊都是老鱼杆的活，今年仍有他操刀。老好子所以要求要参加，是因为小柳凤，没想到，小柳风凤没有来，临时换成了小柳凤的妈，苏坡老婆，老好子就很失望。
老鱼杆吩咐说：“把羊拉过来，放在桌子上。苏坡家的，你去烧火。”
往年宰羊是一天的活，可今天三个人经过一上午的忙碌，八只羊都宰了，羊皮毛冲里搭牛槽上，羊肉羊骨头割剁成了小块，放在笸箩中，羊下水都煮好了，切碎了，放在几个大盆子里。羊头、羊蹄子扔在牛槽里，就等着人们来分肉了。可太阳已经当头，只有几个小孩子拿着个小篮站在旁边。老鱼杆边坐着抽烟，边磨叨：“光顾着收秋，连八月十五都不过了。”终于杜宝来了，他一进院子，就吃惊地说：“哎呀，真够麻利的啊，一上午就都收拾妥了。”
老鱼杆说：“都啥时候了，人们还不来分肉。”
杜宝说：“压根也没有计划中午就分呀，往年不都是晚上分吗？没想到你们这么快。这样吧，先把东西抬进屋里，让苏坡家的给看着，你们先回家吃饭，吃完饭，上地里干活，晚上大伙回来再分吧。”
3
天高了，地阔了，往年收割庄稼差不多了。往年需要小一个月的时间,今年半个月就收拾的干干净净了。可庄稼人更忙了。
老娘们到地里掰棒子，男人们跟在后边捆棒秸，还要往场院拉庄稼，拉完了庄稼的地块，还要进行翻地秋耕，要不一上冻就不能耕地了，另一部分人还要到公社的万亩滩搞大会战。
杜宝在家负责农业，往年掰棒子都是早上太阳出来上工，太阳下山收工，一天挣十分，能掰多少算多少，尽管老鱼杆在后边不停地骂，可人们照样还是嘻嘻哈哈，一边干活一边东家长西家短地叨闲话。今年杜宝也学着父亲的做法，把生产队分粮食的大杆秤和大箩筐拿到地里，老娘们掰的棒子论分量记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五个女人前边掰，一个男人后边捆棒秸，男人的工分随着女人走，顺便还要检查女人掰得干净不干净，发现丢一个棒子就扣一分，扣出来的工分给男人记上。一时间，地里没有了嘻嘻哈哈的笑声，只听见一片喀嚓喀嚓掰棒子的声音。
小半天天过去了，苏永生站起来直了直腰对前边的女人说：“不歇会儿了？我的腰都快要断了。”
他老伴就在前边说：“想歇你就歇会儿。”
苏永生说：“歇会儿倒是可以，可这棒秧谁给捆呀，早晚还不都是我的事。”

父亲带领一群壮劳力去万亩滩参加大会战，去万亩滩有两条路，一条是近路，得翻过两道梁，一条是远路，但都很平坦。赶车的人们都走平路。一队的社员千斤子挥舞着鞭子对人们喊：“谁坐车，赶紧上呀！”说着就一屁股跨坐在车辕口辕马的屁股后面，啪地甩了个响鞭，作为村里的第一个车官，他心里充满了自豪，加上又有一群姑娘坐在车上。一伙年轻人就叽里咕噜地往车上爬。这时父亲早已上了马车，突然，父亲又从车后边出溜下来，说：“我不坐了，我从梁上走呀。千斤子小心呀，注意安全。”
结果，马车走出了沟门口就要上公路时出了事。千斤子从马车上往下跳时，不小心被马的套绳给拌住，一头栽下来，马车轱辘斜着从他的胸口压过去，车上坐着二十多人，千斤子一声也没有喊出来，就断了气。
千斤子是一队保管员李树成的儿子，李树成六十多岁，老伴早已去世，身边就这么一个儿子，儿子成了家里的一把手，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儿子不想上学了，老头就说，对，念书没用。儿子想上山放羊，老头就说，放羊好，自由自在。儿子长大了，想赶马车，老头就说，好，赶马车有出息。老头本来脾气很倔，喜欢清净，讨厌热闹，可每年正月，儿子找来一群姑娘来家里打扑克，他就悄悄地给放上桌子，烧好开水伺候着。儿子是老头的心尖子，命根子呀。当他看见人们把千斤子从车上抬下来时，千斤子七窍流血，血已经结成黑紫色的时，一个千字没喊出来，就晕死过去。
生产队长路兵来了，提着烟和酒。老头说：“好了，你拿回吧，这酒是我儿子的血呀，我能喝吗？”
大队书记赵贵来了，提着点心，老头说：“行了，这点心就是我儿子的骨头呀，我能吃吗？”
公社书记阎庆等一大群人都来看望，拿出三百块钱，老头说：“算了，我儿子要是没死，你有闲空来吗？钱你拿回去吧，我要钱已经没有用了。”
晚上父亲回到家，他已经知道千斤子死了。吃饭的时候，母亲说：“好好的一个后生，早晨出去还欢蹦乱跳的，回来就没气了。听说去的时候，你也在车上坐着，怎么后来就不坐车自己走了？”
父亲说“车上人太挤，车又跑的很快，道又不好走，我就下来了。那千斤子赶车也太张狂，耀武扬威的，我怕出事，最后还是出事了。”
可我后来听说的却跟父亲说的不一样，那天千斤子赶着车出了村口，不知什么人在路两旁燃起两堆火，父亲看见这两堆火，就立马从车上跳下来，一句话没说，就从梁上走了。
4
千斤子死了，千斤子的老父亲保管员也不当了，撂挑子了，生产队的一切劳动也不参加了，每天就是一样活，到南边照坡上割柴火。南边照坡本是村里的禁坡，禁止村里人去割柴火，可李成却不管什么禁坡不禁坡了，背回来的柴火，堆了满满一院，只留下一条进出的狭窄的小路。每天晚上，都把桌子放到炕上，一副扑克牌搁在桌子上，烧好开水，放好茶叶，坐在炕角等着千斤子领着一群姑娘来玩，可千斤子再没有回来。
一队的马车暂时没有人赶了。一队队长路兵放出话来，一队不要这马车了，连车带马一块堆要卖了，谁想买谁谁就买。父亲找到指导员杜宝、还有姜海，苏永生，老鱼杆等人商量，意思是想买这辆马车。半天谁也不说话，只是低着头抽烟，父亲说：“一队路兵说了，马车五百，三匹马一千五，明显比实际价格低多了，如果我们不买，肯定就要被别的村买走了。”
老鱼杆说：“便宜是很便宜，可就是没人愿意赶呀，千斤子刚咽了气，人们都说这车这马妨车官，怕被千斤子的鬼魂给缠上。”
杜宝说：“你要是实在想买，那就问问社员们，谁愿意赶这辆马车，要是真有人不怕死愿意赶，那咱就买，要是都怕被鬼给缠上，那就算了。”
晚上队里召开社员会，父亲坐在队房的磨盘上，把要买一队的马车事情说了，大家立刻议论起来，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七嘴八舌，赞成的说便宜，跟白检似的，反对的人说，一队的路兵也不是傻货，凭什么这么大个便宜让你白拣？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还有的说，一队开了三天社员会，要找个新车官，可大伙就是一声不啃，没有一个人愿意赶这破马车，路兵是没办法了。杜宝站起来说：“说别的都是扯淡，买与不买，就看一条，有人不怕鬼，不信斜，有胆量愿意赶这马车，咱就买，要是都怕死，怕鬼，咱就趁早死了这念头。”
会场上一下子静了下来，谁也不说话了，过了一袋烟工夫，突然从磨盘后面的阴影里站起一个人说：“我，我愿意。”
大家抬头一看，说话的是张全祥。
父亲笑了，说：“好。”
第二天，父亲找到路兵，一手交钱，一手交车，买卖成交了。父亲站在车辕子里，两手把住车辕在前边拉，张全祥、老好子、姜海在后边推，把马车弄到三队的队房院里，杜宝一个人牵着三匹马跟在后边。这时三队的社员都来看新鲜。接下来父亲的行动就让人吃惊了，他让人们都往后撤，只见他拿过一团事先准备好的烧纸，单膝跪在车轱辘旁，把烧纸点着了，火苗呼呼地直往窜，嘴里还念叨着：“千斤子一路走好啊，你的车我们三队买下了，你要保佑车官平平安安，一路顺风。”又从队房里提出一桶水，拿来一把扫帚，把扫帚沾上水，把车洗得干干净净，等水都干了，又从队房里拿过一瓶黄油漆，一把刷子，把马车重新油刷了一遍，这样一来，一辆崭新的马车呈现在人们眼前。父亲站起来，拍了拍手，说：“好了，千斤子走了，马车变成了新的，跟千斤子没有关系了。”



第九章
1
有人写了一封匿名信，直接寄到了县政府，把父亲给告了，说父亲当生产队长，搞包产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还公然在队房院里上香烧纸，搞封建迷信，不知怎么搞的，这信竟到了县委书记的手里，县委书记很重视，亲自打电话，要白草公社进行调查，等待处理。消息马上传遍了村里的犄角旮旯，大街小巷。人们议论纷纷。
这天父亲正坐在院里的门台阶上抽烟，大队书记赵贵来了。他坐在父亲旁边，也是抽烟，半天只反反复复一句话，“这事弄的，这事弄的。”因为这里边也牵扯到了他，割地的时候，父亲搞承包，他还在一队二队推广了父亲的作法。父亲说：“你不用唉声叹气，这事跟你没关系，天塌下来有我一个人顶着，大不了就是挨批斗，蹲监狱。
公社书记来了，晚上在大队召开会议，父亲作为特例，也被叫去参加。公社书记阎庆坐在办公桌旁边，声色具历地说：“革命群众控告你，你犯了两款大罪，第一，你在生产队搞包工记分，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不相信社员群众。二是大搞封建迷信，以买马车为名，烧纸上香，祭奠鬼神。今天叫你来主要是要你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争取宽大处理。”
父亲站在办公桌旁边，他说：“我承认我是搞包工记分，但没有搞资本主义，生产队的一切都还是集体的，没有分给个人。正因为我相信社员群众，我才搞包工记分，社员群众早就对出工不出力的现象看不惯了，我这样做，正是顺应民意，正是相信大多数群众的劳动积极性。说我搞封建迷信，这一点我不承认，在队房院里我只是烧点烧纸，并没有上香，现在老百姓家里死了人，谁不烧纸？清明的时候上坟，谁不烧纸？毛主席还说过，今后村里的人死了，要开追悼会，要寄托我们的哀思。千斤子活着的时候，是村里的模范社员，如今他为了公家死了，难道我们不应该想念他，不应该寄托一下我们的哀思？”
公社书记阎庆“啪”地拍了一声桌子，腾地站了起来，指着父亲吼到：“好哇，你这个反革命分子，还这么嚣张，告诉你，搞包工记分，跟刘少奇搞的三自一包是一脉相承，虽然还没有分田分地，但这是在往资本主义路上走。”
“哐”的一声，门开了。涌进一群社员来，没想到领头的竟然是前任队长老鱼杆。后边还跟着杜宝、小柳凤、姜海等人。老鱼杆进了屋，走到公社书记面前说：“你就是公社书记阎庆吧，我问你，你到生产队劳动过没有？”
公社书记阎庆上下打量了老鱼杆一番，问：“你是谁？我们开的是党支部会议，你怎么来了？”
“我是第三生产队的社员，大伙都叫我老鱼杆。因为在他前边我是队长，后来他上台了，把我给弄下去了，听说你们开会就是要整三队队长，我也想说几句，行不行啊？”
公社书记听说是前任队长，是父亲上来把他给顶下去的，那肯定跟父亲有仇，于是就高兴地说：“行啊，当然行。你就说说他是怎么搞包工记分的。”
“那我可就说了，我当过队长，知道生产队干活是怎么回事。有的人老实厚道，干活不藏奸，不耍滑，可也有的人干活是偷奸取巧，总想占便宜，我说也说了，骂也骂了，结果屁事没管，生产队还是一样的记工分，自从今年实行包工记分，就大不一样了，好人称心如愿，多挣了工分，懒人也不藏奸，拼命好好干。往年收割庄稼最少也要二十多天，今年不到半个月就收割完了，质量还比往年强，你说包工记分这办法好不好？”
书记不高兴了，说：“你这话讲的就太有问题了，一个生产队首先要看走的是什么道路，如果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一时效率再高，质量再好，我们也要坚决斗争，如果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一时出现点差错，质量低些，效率差些，我们也要大力支持，总之我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姜海这是过来说：“你是一个公社书记，说话怎么这样没有水平！干活质量低的，效率差的，你倒要大力支持，干活质量高的，效率好的，你反要坚决斗争，究竟谁是反革命，谁是真革命？”
“社会主义的地里都要长了草，我们一年到头吃什么，喝什么？缺吃少喝都饿死了，谁来搞社会主义？”小柳凤在人群里也发了言，老好子听了，首先鼓掌，还高声叫好，其他人也跟着拍巴掌，一时间，大队部里吵成了一团。
2
第二天，早晨天还不亮，母亲就起来了，她摸黑找出了一件旧夹袄，一双鞋子。父亲也起来了，他边穿衣服，边问：“这么早，你起来干什么？”
母亲说：“给你找几件换洗的衣裳。”
父亲说：“用不着，说不定过几天，我就回来了。”
天麻麻亮了，母亲到外屋去做饭，父亲坐在炕沿边抽烟，闻的外屋有麻油的味道，父亲问：“做啥呀，一股麻油味。”
母亲没有回答，不一会，母亲回到里屋，放上桌子，把饭端了上来，原来是烙饼，炒鸡蛋。父亲说：“你这是干啥哩，不年不节的，多浪费。”
母亲两眼红红的，显然刚才是流泪了。这时却笑着说：“老张，快吃吧，待会就凉了。”回头又对我说：“你领上弟弟、妹妹出去玩，等你爹吃完了，咱们再吃。”妹妹眼里含着泪花望着父亲，突然扑到父亲的怀里大哭起来。弟弟也扭过脸去，无声地抹着眼泪。
这时院里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随后一伙人涌进了我家，头一个就是杜宝和他老婆，接着是姜海、苏永生、苏坡、田林，还有小柳凤她们一群姑娘，老好子紧跟在小柳凤身后。最后进来的是老鱼杆和他老的歪脖老伴，歪脖老伴上来就拉住母亲的胳膊说：“哎，好人没好报呀。”说着就哭了。
老鱼杆回头就骂：“哭什么哭！”又对父亲说：“今天有我在，谁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姜海说：“对，包工记分，就说我们大伙干的，我哥他是被逼无奈。”
杜宝说：“当初搞包工记分时，大家都高兴，如今出了事，大家都得担着，不能炒豆子大伙吃，砸了锅一个人赔。”
谁也没想到，父亲这时候却哈哈大笑起来，他说：“杜宝呀，你刚才说反了，炒豆子就是要大家吃，砸了锅就得我一个人赔，因为我是队长呀，你以为当队长就是领着大家干活，指派你干这个，指派他干那个，不，关键时刻要敢于担当，再说这也不是什么大事，顶多也就是两三年，我就回来了。大家该干啥就还干啥，我还没吃饭，好歹得让我吃口饭吧。”
正在这是街上传来汽车的喇叭声。院子里又涌进来一大群人，屋里已经没有地方，只好站在院里。大队书记赵贵领着几个干部摸样的人穿过人群进了院，走到门口时，赵贵喊：“咳，咳，大伙给腾腾路，县委书记来了。”
县委书记刚进门口，就大声喊：“谁是张祥呀？让我见识见识。”
父亲就说：“我就是，谁要见识呀！”说这话时，父亲一下子抬起了头，直起了腰，挺起了胸，母亲用衣袖把眼泪擦净，紧紧地挨着父亲。
县委书记是个小个子，但很胖，他上前拉住父亲的双手，使劲地上下摇着，笑着说：“哈哈哈，我电话上少说了一句话，就让你老张出名了，成了全县的名人了，就连你们村也成了全县的名村了，你是咱们全县第一个搞承包记分的队长，我们这次来，就是要好好总结你们搞的承包记分的经验，要在全县推广。”
父亲一时竟没反应过来，他呆呆地看着县委书记，不知说什么好。大队书记赵贵过来拍着父亲的肩膀笑着说：“昨天全弄反了，你是第一个搞承包记分的人，我是第一个推广你的做法的人，你这次出了大名，我也出了小名。”
母亲说：“这么说，不用抓去蹲大狱了？”
县委书记说：“谁敢抓？谁敢抓他蹲大狱，谁就得先进大狱。我今天把县委宣传部的人也给带来了，待会就到大队听你介绍情况，让他们认真给进行总结，一定要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还要让他们给你准备一篇有分量的讲话稿，过几天县里要召开三级干部大会，你要在会上好好介绍介绍你们的经验，要在全县推广。”
刚才还昂首挺胸的父亲，身子一下软了下来，杜宝和姜海赶忙上前扶住，父亲慢慢地坐在炕沿边，眼泪就如同断了线的珠子噼里啪啦地掉了下来。

3
“啥时候分红呀？”
“场也打完了，粮食也分到家了，大伙就盼着分红哩。”
“赶紧分红吧，眼看就要过年了，大家也好购置些年货，过个好年。”
一九七九年农历腊月初，老鱼杆等一些往年的余粮户们在队房院里围着杜宝，吵成一片。杜宝说：“会计正在算帐，要统计工分，要统计收入，要统计支出，要一户一户地算，不能出一点差错，你们没看见三个生产队的会计加上大队会计，四个会计正噼里啪啦集中在大队部扒拉算盘。再说，就是算好了，结果出来了，也得等队长开会回来揭锅呀。”
往年分红都是在正月十五左右，今年大伙预感到今年分红要比往年高，很可能就没有缺粮户了，余粮户们就可以直接从生产队往回家拿钱了，所以大家就等不及了，明知道问也是白问，不到时候队里不会揭锅，但大家还是围着杜宝问个不停，图的就是过一过嘴瘾，心里舒坦。
今年还跟往年不同，往年一立冬，全体社员一个不剩，都到公社的万亩滩搞大会战，男男女女的十分热闹，滩上插满了红旗，贴满了标语，大喇叭里播放着学大寨的歌曲，还有这个村的挑战书，那个村的迎战书。今年不知为啥，公社突然不搞大会战了，往年沸腾的万亩滩今年俏无声息了。往年这时候生产队里今天刮牛圈。明天刨粪，总能给大家找点活，总是不让大家休息，可今年刮牛圈倒粪之类的活都承包出去了，父亲开会前跟杜宝一商量，干脆就给社员放假了。结果上点年纪的人们就上山割条子，回来编筐，年轻人们愿意干活的就上山割榛杆子拉到供销社收购站卖了挣钱。晚上就打扑克，下象棋。甚至丢猴子押宝。
大队书记赵贵看不惯了，看到一群一伙 的姑娘小伙子们东家出来西家进去的疯跑，就拄着铁锹拦住他们说：“这年轻人们，没一点正形，快过年了，你们也好歹给闹闹秧歌，要不唱台戏，也让村里红火红火，热闹热闹，震震地气，多少年没有听到锣鼓镲的声音了。咱们村过去唱老戏的时候，那可是远近闻名的。哎，我看你们也没这个能耐。”
年轻人们哪吃得住这个，于是大家一嘈嘈，就聚到了姜海家，商量唱戏的事儿。屋里炕上地下已经有了七八个人，炕上放着一个大火盆，里面是满满的红火炭，把屋子弄得暖乎乎的， 姜海的老母亲抱着一摞蓝边大碗进来说：“喝水吧。”说着又把暖壶提了进来。
后街的老好子一听要唱戏，就从炕上蹲起来，说：“真是异想天开，唱戏是那么简单的事儿，服装呢？乐队呢？剧本呢？幕布呢？要啥没啥，连个排戏的地儿都没有。”没等他说完，旁边的姜海“啪”一巴掌，把老好字正在扳着手指头数叨的手打开说：“我看你简直就是个活智叟，靠你求也栏不成，剧本，好办，我上公社中学去借，服装？不就是几件黄衣服，几个黄军帽么，好办，咱们村的姑娘都有，再拿红纸剪个五角星，剪个红条条沾上就行，乐队，咱们村过去唱老戏，乐队是现成的，叫谁谁不来？排戏，龙王庙的西禅房不是闲着吗，就搁那儿，”于是唱戏的事儿就定下来了。
4
父亲从县里开会回来了。这一阵子，父亲一会被打到谷底，一会又被抬上山顶，真是大落大起。可是成了全县学习旁样的父亲回来后很不乐观，母亲首先发现父亲有些不对劲，就问父亲：“你这是怎么了？从开会回来就愁眉苦脸的。”
父亲叹了口气说：“散了会后，县委又让我多留了两天，说你们队搞的包工记分给农村改革开了个好头，但不能止步不前，还要在改革的路上继续前进。”
母亲说：“这不是很好么？”
父亲说：“好什么呀好，你知道他们说的不能止步不前，要继续前进是啥意思？人家要咱们搞联产承包。”
“啥叫联产承包？”
“就是把队里的地都分给社员，让社员们自己种，自己收，自己交公粮。还说人家安徽早就这样了。”
“那生产队哩？”
“哪里还有什么生产队，散摊子了。”
“那不就跟解放前一样了吗？”
“谁说不是呀。”

正说着，姜海领着几个年轻人进来了。说要借三队的龙王庙里的西禅房排戏，准备过年演出。父亲听了十分高兴，他说：“有几年没有唱戏了，应该热闹热闹了。”
龙王庙在村东头，对面是戏楼。走进一个歪三扭四的砖门楼，迎面就是坐北朝南龙王庙的正殿，如今成了第一生产队的库房，东禅房如今是第二生产队的库房，西禅房属于第三生产队，一直是冬天用来圈羊，成了羊圈。可年前一连死了几只羊，有人说在夜里看见过披头散发的鬼在西禅房出现，半夜还听见鬼吃羊的声音，于是就把羊圈到别处了，从此天一黑，这里就没人来了，连小孩子们藏蒙蒙都不来。
可今天这里热闹了，年轻人们拿着铁锹、扫帚，铲羊粪、扫蛛网、糊窗户，没想到屋里靠北山墙还有一铺大炕，紧挨着炕还有一个锅台，只是炕没有了炕沿，灰头土脸地躺在那里沉默不语，锅台没有了锅，一个黑黢黢的洞傻乎乎地对着屋顶。
村里的人听说年轻人们要唱戏，稀罕得不行，都来看热闹，过去唱过老戏的几个四五十岁的人也来了，要求加入，第三生产队的杜宝来了，穿件老羊皮袄站在当地，歪着脑袋东看看，西瞅瞅，年轻人们说，我们已经跟队长说过了。没想到杜宝喊道：“去，到三队队房子找张木匠给弄根炕沿来，跟饲养员说，把队房屋里那口大锅先搬来，安上，再弄些棒秸来，把炕烧得热热的。”大伙一听全乐了，二话没说，带着杜宝的圣旨分头去了。另外两个队长也不甘落后，叫人搬来了一领席子，铺在炕上，还找人挑水和泥把炕上裂了缝的地方抹严实。
5
当当当当，
“三队社员注意了，今天晚上开队会了。”杜宝在敲钟，在喊开会。其实他还没有敲钟的时候，社员们已经都到了队房了，不光一家之主来了，老婆孩子也都来了。他敲钟的目的，纯粹是要敲给全村人来听，要让全村人都知道，三队今天要分红了。
三队队房的屋里，今天特意点了一盏煤气灯，这煤气灯是早年唱戏用的，好多年不用了，今天田林又把它找出来，经过一番擦洗修理又点着了，贼亮，把犄角旮旯连墙角的屋顶的灰尘吊都给照的一清二楚。
今天苏坡是第一个到的，往年他都是蹲在磨盘后边，今天来了就一反常态，坐到了炕上正中间，老鱼杆来了，一看苏坡把他多年的位置给坐了，要是往年，他早就一声大吼，把苏坡赶走了，今天却俏没声地挤在炕上的一个角落，把屁股搁在那里，脸上还笑眯眯的。女人和孩子们只好挤在门口和外边窗户台边。
杜宝和会计最后到了，看到满满一屋子的人，那吵吵嚷嚷的声音都快要把屋顶掀翻了。就大声说：“大伙别吵了，都安静下来，来来，先给咱们的会计腾一个地方。”会计就是灶王爷张学琴的爹，他脖子上挂着个大书包，一手把书包捂在胸口，一手还提留个小炕桌。坐在炕上中间的几个人，忘了还要给会计留个位置，就颠着屁股往后边挤，后边人不给腾地方，只好跳下地来。杜宝把炕桌从会计手中拿过来，放在炕中央，会计才一手捂着书包爬上炕。
“杜宝，怎么队长还不来呀？”老鱼杆问。
杜宝说：“队长今晚上来不成了，在大队开会哩。”
“又开会？真是的，各路大将都来了，元帅不到，怎么升帐呀！”姜海嘟囔着。
杜宝说：“队长说了，让我们不要等他。现在我正式宣布，今年我们队一个劳动日分红——”
大伙都不说话了，瞪大眼睛，静静地等着。
杜宝说：“一个劳动日分红，七毛！”
炕上地下屋里院里顿时嚷成一片，有人拍手鼓掌，有人拍着大腿叫喊，还有的孩子们在院里蹦着高高。不等杜宝发话，老鱼杆就喊到：“别嚷了，别嚷了，听队长，不，听指导员接着说。”
杜宝说：“往年一个劳动日最多分过两毛钱，最少分过八分钱，五分钱，甚至有一年还倒贴二分钱，结果挣的工分越多，倒贴的越多。今年为什么能分七毛呢？这里边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总的工分数减少了，因为我们搞了承包记分，加上今年冬天公社县里没有搞什么大会战呀，修大渠的，冬天里，我们又给大家放了假，今年我们全队的支出的工分才十五万分，往年都是二十万，二十七八万。第二，是我们今年的收入增加了，我们成立了建筑队盖房，开办了铁匠炉打了铁车，买了马车拉脚，还开办了砖瓦场，加上今年的粮食也收得好，达到了十四万斤，总收入达到十三万多。结果我们队今年一个缺粮户也没有了！下面我们让会计把各项的收入支出详细地给大家说一遍。”
“甭说了，就直接说每户分多少钱吧。”
“对，直接给分钱吧”
会计却不管人们怎样嚷嚷，还是照本宣科地把各项收入支出念了一遍，接着才开始念各家各户挣的工分，分的粮食，应分的钱数。大家都静声屏气认真地听。
6
大队部里正在召开党支部扩大会，实际上就扩大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父亲。公社书记阎庆亲自来参加。上次就是他来的，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在县委书记面前他痛哭流涕，拍胸顿足，表示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结果给了他个记过处分，保留原职。这次他是带着上级指示专门来推广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对此他充满信心，一是这里有很好的工作基础，是全县第一个搞承包的村，老百姓积极性很高。二是上级正大力推广安徽经验，要求在短时间内拿出成绩。可以说是上有天时，下有人和，自己只要因势利导，自然是水到渠成。然后在全公社大力推广，成为在全县甚至全地区全省落实联产承包制的第一个公社。目前国家正迫切需要这方面的典型，自己就马上双手给送上一个，那样的话，上级满意，群众高兴，自己前途无量。
他看了看开会的人都到齐了，就站起来说：“我这次来到咱们村，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深刻检讨我上次来所犯的严重错误，毛主席曾经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实践证明毛主席说的非常正确。我们村第三生产队搞的承包记分实际上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雏形，是联产承包的第一步。可是当时，由于我平时学习不够，脚步还停留极左年代，缺乏革命的敏锐性，在群众的创造性面前，不但没有给予积极的引导和大力的支持，反而采取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差点把这新生事物给扼杀在摇篮之中，差点把这联产承包的幼苗给毁掉，对此，我深感惭愧。在此我诚心诚意地说一声，对不起了，村里的干部们，对不起了，第三生产队的队长张祥同志。”说着他摘下帽子，对着父亲，对着前来开会的人们深深地鞠了一弓，直起腰戴帽子时，竟还流出了眼泪，他掏出手绢擦了擦眼睛。看了父亲一眼，要是这时父亲能够从炕上跳下来，十分激动地握住他的双手，那该多好啊。可是父亲没有，只是坐在炕上低着头抽着旱烟。
他只好又说：“那什么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呢？就是把本来属于农民的土地还给农民，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具体说来，就是把生产队队的土地，牲畜，农具按人口分给农民，农民向国家交纳农业税，出售公粮。这样就彻底打破了大锅饭，把农民彻底从平均主义下解放出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张祥同志在这方面给我们带了个好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下面就请张祥来谈一谈。”
被点名了，不得不说了。父亲慢慢地起头来，说：“阎书记呀，这承包记分和联产承包可大不一样啊，我没有搞过，没有经验，也不知好不好，如果上级有红头文件，必须实行联产承包，那你们就看着办吧，要是还没有红头文件，那就先等等，这么大的事，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这不亚于二次土改呀。”
大队书记赵贵说：“这件事很重要，什么是很重要，就是非常重要，什么是非常重要，就是十分重要。大家要认真讨论研究。”说完欠了欠屁股，不小心腾地一声，放了个屁。
旁边坐着的王全说：“你这屁放的，一点都不臭，连点味儿都没有。难怪人们说，臭屁不响，响屁不臭。” 大家顿时大笑，会场一下子活跃起来。
公社书记阎庆没想到自己精心准备的一番讲话却是这样的效果，很生气，就大声说：“大家都严肃点，我们在这里研究的问题，关系到生产队的前途，关系到老百姓的命运。”
“这话你说到点子上了。”父亲说，“这事不只是在座的几个人的事情，这是全村人生死祸福的大事，我看还是听听广大群众的意见吧，大多数群众认为联产承包好，我们就不妨试试，如果大伙认为不好，那我们还是要谨慎些。”
阎庆说：“我们是要征求广大群众的意见，但首先我们的干部，我们的生产队干部，大队干部要走在群众的前边，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王全说：“你刚才不是说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是什么幼稚可笑的吗？让我们这些又幼稚又可笑的人去给英雄们当带头人，这不是笑话吗？”大伙听了又笑了起来。

7
龙王庙的西禅房里传来喇叭声、胡琴声和锣鼓镲的声音，年轻人们开始排戏了，排的是《智取威虎山》，有角色的在地下排戏，没角色的坐在炕上看热闹，村里的男女老少也都来了，孩子们有的挤在门口，有的把在窗户上，看稀罕。大队书记赵贵也不时光临指导一番。离过年还有好几天的时间，村里的媳妇们就把信捎回了娘家，说西流水村正月里要唱大戏。老汉们坐在正殿的窗户下的台阶上抽旱烟，晒太阳，道闲话。
“知道不？要出大事了。”
“啥事呀？比天还大？”
“当然比天大了，又要土改了。”
“土改谁呀？地主去年就死了，就是活着，他也没有地呀！”
“土改谁？土改生产队呗。昨天公社书记来了，说要把生产队的地呀，牛呀，犁呀都分给社员们，要单干了。”
“啊！不可能吧，这事可不要瞎说。”
“这事谁敢瞎说！听公社书记说，人家南边早就分了，生产队早就拆了。”
“他妈的，毛主席刚走，他们就要翻天呀！生产队是有毛病，但再有毛病也不能散伙呀。”
这时王全来了，人们就问：“听说要解散生产队，真有这么回事吗？”王全说：“还没定呢，说要征求群众的意见。”
“咋个征求？大家说散就散，说不散就不散？大家说了算？那还养活那么多官干什么？他娘的！”
王全说：“别着急，今天晚上就要开全村社员大会，到时候有啥话就说。”
8
老鱼杆最近心里特爽，生产队分红，他一下子分了四百多块，都是脆巴巴的现票。今天下午，嘴里叼着一根九分钱一盒的丰收烟，正在街上显摆，这时，村里来了两个瞎子，说西河大鼓的。一男一女，男的弹弦子，女的一手敲鼓，一手打钢板。在街上给大家说唱了一小段《老来难》，老鱼杆觉得很好，就给留了下来，住在老鱼杆家里，老鱼杆跟说书的讲好价钱，一晚上一升小米，老鱼杆负责到各家各户给敛米。
村里人听说来了说书的，就象过节似的，晚上男女老少都提的小板凳出来听说书，老鱼杆把田林修好的煤气灯拿来，让田林给点上，挂在大街上老刘家南房的屋檐下，又从自己家里搬来一张桌子，一条长板凳，说书人拿出了家伙身什，就要开始说书了。
这时，公社书记和大队干部们走过来了。大队书记赵贵站在说书人旁边说：“社员同志们注意了，今天晚上，我们本来要准备开全村社员大会，没想到来了说书的，把大家都给吸引到这里来了，公社书记说了，这样也好，一举两得，又能开会，又能听书。下边先请公社阎书记讲话。大家鼓掌！”
可是大家谁也没有鼓掌，只有赵贵拍了几下巴掌，见下边没人响应，也只好作罢。
公社书记倒是很理解，他站在桌子前边说：“赵贵刚才让大家鼓掌，大家没有鼓，为什么呀？因为大家恨我。”接着他又把昨天晚上在大队部讲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又脱帽给大家鞠了一弓。大家见他说的很诚恳，就乐得笑出了声，甚至有些人还给拍了几下巴掌。阎庆感动了，满含热泪地把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事情讲了一遍。没想到下边一下子乱了，好多人站了起来。
老鱼杆第一个站起来说：“我赞成包工记分，我反对分田单干！”
“我反对单干！”
“我赞成老鱼杆的意见！”
阎庆看见乱了套，就把双手抬起 ，做了个向下按的动作，说：“大家不要嚷，一个一个来，慢慢说。”
姜海扒拉开众人，走到阎庆跟前说：“你今天来了，你今天要是不来，我还准备去找你。要想解散生产队也不难，你得把为什么要解散生产队的理由告诉大家，或者说生产队到底哪儿不好？”
阎庆上前握住姜海的手，激动地说：“你就是姜海吧？我听说过你。”
姜海抽出了自己的手，说：“这跟我是不是姜海没关系，我就想听听生产队究竟有什么坏处。”
这个问题，阎庆还真没来得及思考，他只是一切听从上级的，上级说好，那当然就好，上级说不好，那当然就不好。不过他毕竟当了几年公社书记，对农村的事还是了解一些。他略一思考，说：“生产队挨饿，吃不饱，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生产队分红低，一个劳动日才七八分钱，老百姓劳动一年，没钱花，这也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干活大囫囵，出工不出力，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这样就极大地挫伤了社员们的劳动积极性。”
姜海说：“你说的完全正确，但是我要问，社员们挨饿吃不饱肚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就拿我们队来说吧，全队人口一百，打的粮食十四万斤，可全队社员的口粮才四万斤，剩下十万斤，大部分八分钱一斤卖给了国家，社员们能吃饱吗？再说分红，生产队一年总的工分是十五万，可是出外工一项就是十万分，都干什么呢？给县里修水库，拉沙子，修公路，给公社修胜利大渠，修千松沟水库，给贫宣队补贴，还有什么农机站，小矿山等等，如果没有这一切，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就可以分一块钱，差不多赶上你这公社书记了，分红能低吗？”
不算不知道，一 算吓一跳。姜海接着说：“你刚才说生产队干活大囫囵，出工不出力，这是真的。正因为这样，我们今年才实行了包工记分的办法，自从实行了这个办法，哪个社员不是起五更睡半夜，拼了命地干活。谁还敢说他们出工不出力。所以，我劝你还是多从自己身上找找毛病，少弄些劳民伤财的工程。告诉你，生产队是个非常好的制度，要不是你们这些人来破坏，生产队早就搞好了。一句话，团结起来力量大。所以我坚决反对拆散生产队！”
姜海的话音刚落，大伙就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连坐在桌子旁的两个瞎子也站了起来，高举双手鼓掌。

9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掸尘土。母亲嘴里磨叨着,手里忙活着,开始打扫房了。她头上包着头巾，身上围着护襟，先把里屋柜上摆的瓶瓶罐罐，收拾到柜里边，把炕上的被褥拿到院里放在旧花池子上，席子卷起来，抱院子里的墙角。她正要端一盆水准备撒地，院里进来三个妇女，有杜宝老婆，姜海媳妇，还有老鱼杆老婆，母亲从不喊她们的名字，叫她们的时候，只是在她们男人名字后边加一个家字。
母亲扎撒着双手，说：“哎呀，今个你们来的可不是时候，我这正要打扫房哩。”
杜宝家的说：“我们来得正是时候，我们是来帮你打扫房的。看看，你一个倒先忙活上了。”
老鱼杆家的以往碰到杜宝家的连话都不说，今天却主动上赶着跟杜宝家的没话找话。她说：“昨天晚上，我们那家伙留了两个说大鼓书的，结果书没说成，倒跟公社来的那人吵了一架，回去蹲在炕上一句话不说，一个劲地抽烟。”
杜宝家的回头对姜海媳妇说：“听我们闺女回去说，你们姜海真有一套，公社来得那人，开始还以为姜海要向着他说话，还跟姜海拉手，没想到挨了姜海会一顿数落，气得直翻白眼。”
姜海媳妇说：“我们那东西，哪儿都显着个他，回到家，我说他，人家生产队、大队的头前人都在，用的着你去显摆。你猜他说什么？他说这是关系什么中国农民命运的大事，这不是显摆，是敢于斗争。”
母亲说：“姜海说的对，你可不能给他泼凉水，拉后退。”
人说三个女人一台戏，真是不假，四个人一边干活，一边拉家常，高兴劲来了，还你捣我一拳，我推你一下的，似乎忘了自己的年龄。
突然，老鱼杆老伴低声说：“咱们队过了年，正月里有人要半喜事了。”
“谁要办喜事？”杜宝家的问。
老鱼杆老伴见杜宝家的主动跟她说话了，很是高兴，她歪着脖子，小眼睛不停地忽闪着，说：“就是小柳凤同老好子呀。”
杜宝家的听了嘴一撇说：“我当是谁哩，人家俩呀早就搞上了，今年夏天有一天下雨我还看见他俩在田家门洞里说话哩。”
姜海媳妇忙给杜宝家的使颜色，示意她不要再说这事了，还偷偷地看了母亲一眼，恰好这个小动作被母亲瞅见了，母亲推了姜海媳妇一下笑着说：“行了，别使眼色了，其实小柳凤跟老好子挺好的。”
既然话说开了，杜宝家的就说：“其实小柳凤最开始看上你们的小子，可你们小子对人家待理不理的，这才让老好子钻了空子。”
母亲说：“啥叫钻了空子，我们那小子年龄还小，今年才二十一岁，比小柳凤还小两岁哩。”
杜宝家的说：“你就别拿岁数说事了，有次在家里，我们家的小屋和马架说小柳凤要跟你家的小子搞对象，我们那家伙就说，甭听人们胡说，他俩根本就没戏，人家张祥哥的儿子将来肯定要离开农村，要到外边吃公家饭，要端铁饭碗。”
母亲说：“连个民办教员都当不上，还吃什么公——”母亲说了半截，猛然想起 老鱼杆老伴就在跟前，赶忙停住，不由地吐了吐舌头。
老鱼杆老伴说：“这事都怪我们那家伙，加上没有好人给出主意，就给人家当枪使了。要搁在今天，就是打死他，他也不会干那缺德事。”
母亲说：“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它干什么。”
四个女人糊窗户，刷墙壁，打扫炕，敲打席子，抖搂被褥，说说笑笑，不一会就打扫完了。姜海媳妇问：“顺便把窗花和年画拿出来贴上得了。”
母亲说：“我们老张说，要等到二十八再贴，贴上就要过年了。”

10
一共八个人骑着自行车进了村，有公社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副主任，派出所所长、副所长，还有三个年轻人。他们本来正在家里炸糕、磨豆腐、购买年货，准备过年了，没想到公社书记一个电话就把他们给催得来了西流水村，成立联产承包工作队，阎庆自任队长。电话上阎庆还说，不拿下西流水，决不收兵，过年也要在村里，过个革命化的春节。
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虽然公社书记急得起了一嘴燎泡，可公社一般干部们倒一身轻松，天塌下来有书记顶着，他们怕什么？
派出所所长说：“今早上，正在家里和黄米面，准备炸糕，书记就来了电话。炸糕这玩意，我只是喜欢吃，可讨厌炸，接到电话，我就边穿衣服边装做十分紧张的样子说，出大事了，我得赶紧走。”
革委会副主任说：“我看呀，这西流水应该改名字了，叫高家庄。”
年轻人就问：“为啥要改成高家庄？”
副主任就摇头晃脑龇牙咧嘴装出一副汉奸的样子说：“不扫平高家庄，我决不收兵！”
大家就想起老电影《地道战》里龟田队长，忍不住大笑起来。
进了村，刚走进大队部，水还没有喝一口，阎书记就召开工作队成员和大队党支部会议，大队干部们早就来了，都坐在炕上。工作队们只好随便找了几个板凳坐下。
公社书记阎庆两眼红红的，显然一夜没睡好。他说：“县委开会说，要把西流水打造成全县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进典型，总结出成功的经验在全县推广，所以我们的工作意义十分重大。虽然这个村以前实行承包记分的办法，但距离联产承包还有很大的距离，群众一时又对党的政策不理解，包括我们的一些村干部，工作起来难度很大，但困难再大，我们也要迎难而上。 群众不理解，我们就要想方设法让他们理解，群众不执行，我们就要千方百计让他们执行，总之，就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大家想想，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革委会主任是个即将退休的人，从土改就参加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他说：“这联产承包可不是件小事，其程度不亚于第二次土改，土改时候反对的是地主富农，观望的是中农，拥护的是绝大多数贫下中农，阶级阵线十分清楚，谁好谁坏是一目了然，现在的联产承包，谁反对，谁支持，还是一片朦胧，再说集体所有制已经搞了近三十年，群众已经习惯了一起劳动，工分分红这一套，一下子要解散生产队，包干到户，群众肯定不适应。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今天开一个社员大会，明天就分田分地，后天就大功告成。首先我们要摸清情况，弄明白哪些人支持，哪些人反对，反对的人中，又有那些人在台前，哪些人在幕后。所以我建议，我们暂时不要开大会，要开小会，甚至还要找个别人谈话，敌人要一个一个地消灭，堡垒要一个一个地攻破。要用过去搞阶级斗争办法搞联产承包，要找出那些幕后的人，也要让大家畅所欲言，大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不想说，就鼓励他们说，但在他们的发言过程中，一定要做好记录，等他们的发言中出现了错话，不和时宜的话，甚至反动话，我们就要紧紧抓住，杀他一个回马枪，过去讲什么是说服教育，说服教育就是说服、教育加捣鼓，什么是捣鼓？就是开展大批判，实行专政，杀一儆百，然后再搞什么联成承包，那就会水到渠成了，所以工作的重心不是引水，而是挖渠，什么叫挖渠？挖渠就是清理掉一些绊脚石，拦路虎。”
主任的一番话，阎庆听了连连点头，姜还是老的辣呀。
11
父亲来到龙王庙，西禅房里年轻人们吵吵嚷嚷正在商量排戏的事。父亲把姜海喊了出来，俩人来到西禅房和龙王庙对角的地方。父亲说：“你们现在排的是《智取威虎山》吧，现在需要改一改，改成排《白毛女》。”
姜海说：“怕来不及吧，今个二十六，马上就要过年了。再说《白毛女》是芭蕾舞剧，咱们根本就不会呀。”
父亲说：“咱们这个《白毛女》跟芭蕾舞剧的《白毛女》不一样。咱们的《白毛女》从解放后演起，幕布一拉开，就是白毛女土改分得了土地，回家后高兴地跟大春商量着地里要种什么庄稼，如何取得丰收的事情。后来大春上了朝鲜，参加了抗美援朝。白毛女这时候已经怀上了大春的孩子，但她仍坚持下地劳动，不幸累倒在庄稼地里，是赵大叔和乡亲们把她救了起来，眼看着白毛女怀着孩子，生活很困难，大春的母亲就过来帮助，这个地方是个重点，白毛女要有大段的唱词，要唱出她对旧社会的痛恨，对共产党的感激，重点要唱出对眼下生活无奈，就在这时候赵大叔组织起全村第一个互助组，后来又改成初级社，高级社，带领乡亲们走上集体化的道路，最后大春从朝鲜回来，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生活越过越好。”
姜海听了很感动，他说：“这不就是咱们村苏永生一家的事么？当时苏永生就参加抗美援朝，家里的留下苏永生老伴和一个孩子，就是苏坡，生活很困难，我爹组织互助组，第一个就吸收了苏永生老伴。”
父亲说：“咱们村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咱们要通过这个剧，唤醒人们对以前生活的回忆，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
“好，很好，我一定要把这个剧本写好。争取过年的时候给大家演出。”姜海说。
父亲说：“还有一个事情，公社来了八九个人的联产承包工作队，晚上可能就要开会，
记住了，不管他们说什么，怎么说，咱们就一个办法，一言不发。顺便告诉老鱼杆他们也要这么做。一不要跟他们辩论，二更不要同他们吵架。”
姜海说：“上次给县政府写信告你的人，我查出来了就是——”
父亲忙摆摆手说：“不必说了，我都知道了”
12
晚上，开了四个会。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在大队部开会，三个生产队分别在各自的队房开会。公社革委会主任和一个年轻干部在大队部，剩下的六个干部，一个生产队两个在队房。
父亲没有参加大队部的会，他和公社书记在村外散步。虽然是寒冬腊月，但天气不太冷，天空中只有几颗星星，深蓝的夜色衬托出周围大山的清晰的轮廓。没有风，夜很静，只有俩人走路的声音。俩人都戴着皮帽子，不同的是父亲外边套着羊皮袄，阎庆外边套着皮大衣。阎庆从兜里摸出一盒烟，递给父亲一支，自己叼了一支，父亲掏出火柴先给阎庆点火，阎庆忙用大衣襟挡住外边，俩人弯着腰，几乎脸对着脸，互相都能闻到对方的气味。火点着了，俩人又直起腰来抽烟，烟火忽明忽安。
阎庆问：“老张呀，过了年多大岁数了？”
父亲说：“虚岁五十四了。”
阎庆问：“几个孩子呀？都干什么呢？”
父亲说:“五个，三个小子，两个闺女，大小子在咱们县城关公社当教师，二小子在生产队劳动，剩下的仨孩子都在念书。人口多呀，前几年，一直是生产队的缺粮户，每到年终分红的时候，余粮户们就做在队房的炕上骂。今年好了，不是缺粮户了。”
阎庆说：“拉扯五个孩子，还都要念书，不容易呀。”
父亲说：“说起来，还要感谢生产队呀，没有生产队，我这五个孩子一个也念不成书。”
阎庆笑了，说：“难怪你不赞成解散生产队，不赞成包干到户，看来你跟生产队的感情很深呀。”
父亲也笑了，说：“今天在这里谈话，没有别人，就我们两个，我一个庄稼人不会说话，说对了错了，你不要计较。”
阎庆说：“今天，我们俩单独出来，我就是想跟你好好交交心，咱们都把扣子解开，露出胸膛，不藏不掖，都说说心里话。”
父亲说：“你来到村里头一天，还极力反对我实行的包工记分，说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为什么后来就来了个大转弯，不仅表扬包工记分的办法，而且还更进一步，要解散生产队，要包干到户。时间不长，前后变化这么大，究竟是为什么呢？”
阎庆笑了，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说的做的都要服从党安排，一句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我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就坚决反对，党叫我搞包产到户，我就勇往直前，大力推行。我阎庆这一辈子就把这一百多斤交给党了。”
父亲也笑了，说：“在你心中什么是党呢，上级就是党，上级是谁呢？上级就是县委书记，你刚才说的话，我就可以给你换成这样的话，县委书记叫你干啥就干啥，一切听从县委书记的安排。”
阎庆说：“这样不对吗，县委书记是党在咱们县的代表，听他的话就是听党的话，这有错吗？”
父亲说：“可是你忘了最关键的一点，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你认真执行上级的指示，很好，但你更应该听听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对上边的指示要学习，要研究，对下边广大人民群众的情况更要调查，更要了解。可你来到我们村后一不调查，二不研究，不问问今年分了多少粮食，一个劳动日分多少钱，上来就开会要解散生产队，要联产承包，这样只看上边的眼色办事，不顾广大群众的死活，这是一名共产党员吗？”
父亲以为自己说的话，会让书记发怒，没想到书记竟哈哈哈大笑起来。他又从兜里摸出烟，递给父亲一支，自己叼了一支，父亲又掏出火柴先给阎庆点火，阎庆又忙用大衣襟挡住外边，俩人弯着腰，几乎脸对着脸，互相都能闻到对方的气味。火点着了，俩人又直起腰来抽烟，烟火忽明忽安。
阎庆说心里想，是呀，我要听上级的话，我还应该了解下层，了解民意。我应该向群众传达上级的指示，我还应该向上级反映群众的呼声意见。可是，我的工资，我的升迁，我的调动都是上级决定的，换句话说，我端的是谁的饭碗？上级的饭碗，没有上级，我什么都没有。人们说，当官不给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话说起来响亮，可有谁真这么做呢。
阎庆说：“老张呀，我们当干部的是要多听一听群众的呼声，群众的意见，可是话说回来，人民群众成千上万，张王李赵各有各的意见，千村万户，各村有各村的情况，那么谁的话最能代表最广大群众的意见呢？上级，上级站的高，看的远，眼界开阔，他，只有他，能总结概括出最广大的群众的愿望。”
父亲笑了，说：“正因为这样，所以在落实上级政策时，才要因地制宜，不能死板硬套，千篇一律呀。”
阎庆说：“对，是要因地制宜，不能千篇一律，但作为上级不能没有一个总的方针，总的政策吧？”
“有哇，就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让国家强大起来。”
阎庆说：“刚才说得有些飘了，空了。咱们还是说说联产承包的事吧。你能在全县带头搞承包记分，为什么就不能带头搞联产承包呢？”
“很简单，承包记分，我搞了，效果也看到了，联产承包，我没有搞过，效果也没有见过。”
“好了，看来呀，我们一时也谈不拢，时间有的是，我们慢慢谈。”
13
第三生产队的队会在队房召开，人来了不少，男男女女坐了满满一屋子，光磨盘上边就坐了五个姑娘，其中就有小柳凤，小屋，马架，灶王爷张学琴和姜海的妹子老女子，老好子来晚了，四下看看，不知道把自己的屁股放在哪里。小屋就对旁边的老女子说：“来咱俩挤挤，让老好子跟小柳凤挨上。”
老好子说：“挨上就挨上，过了年我们还要一个被窝睡哩。”说着就往磨盘上爬。小柳凤这时面红耳赤，一脚就把老好子给踹了下来。砸丁亮身上。
丁亮说：“呵，这未来的媳妇，真够狠的，老好子，你可要小心了，小心新婚之夜 叫媳妇一脚把你给踹下来。”大伙哈哈大笑起来。
突然这笑声停了下来，就象有人用刀喀嚓切断一样。大家抬头一看，原来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和派出所的所长来了。派出所所长腰里涨鼓鼓的，明显是掖着手枪或手铐子。大家赶忙往边上挤，以便给领导让出一条路来。所长挤进里边，坐在记工员的位置上，拿出一个本子，准备记录。副住任没有坐，就站在地上说：“社员同志们，注意了，我们现在要开会了。今天开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大家畅所欲言，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什么看法都可以说出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大家都低着头，不说话，会场里特别安静。
“姜海，谁是姜海？”副主任问。
大伙都扭头看着靠墙角坐在炕上的姜海，姜海就抬起头，伸长脖子，张着口，用一根手指头指着自己的喉咙，声音十分沙哑低沉地说：“我，哑了，说不了话了。”说话的时候，脑袋还左右摇摆。坐在磨盘上的女孩子，看着姜海那滑稽的样子，都捂着嘴低声地笑。
“老于，老于，谁是老于呀？”副主任又问。半天没有人回答。苏坡实在看主任有些可怜，就说：“我们队里没有姓于的。”
主任说：“怎么会没有呢，听书记说，昨晚顶数他的喊声最高，叫唤的最欢。”
苏坡说：“你说的是不是老鱼杆呀。”
“对对，就是这个人。”主任说，“称呼老于就挺好么，为啥后边还要加个干呢？”
人们顿时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笑得东倒西歪，姑娘们笑得相互爬在肩膀上，直不起腰来。
“别笑了，有什么好笑的。”老鱼杆突然站了起来，说：“都是咱们队长他爹给起的外号，这人就爱给人起外号，人家好好一个大姑娘，他给人家起个外号叫什么灶王爷，如今他早死了，可起的外号却流传下来了。告诉你们啊，我姓丁，叫丁富，以后不许再叫我老鱼杆，我有鱼杆那么瘦吗！”
突然所长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十分严厉地说：“笑 有什么可笑的！我们这是在开会，不是在看戏，这会关系到大家今后的前途和命运。”说着他又指着坐在他身边的老好子说，“你说，生产队散了好，还是不散好！”
老好子头低到裤裆里，闷闷地说：“见着你，我害怕，说不了。”
他又问坐在炕沿边的一个妇女：“你说，散了好，还是不散好！”
那位妇女说：“我不会说话，说多了，怕绕倒了。”
后来再问谁，谁也低着头，装做没听见，甚至坐在炕头的一个人还睡着，扯起了呼噜。

14
当天夜里，工作队不睡觉，连夜开会，各自汇报各自的情况。公社主任先说了村干部会的情况，他摇摇头说：“情况很不好，看来这些村干部都是些运动油子。对于联产承包，他们既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只是说不清楚，不知道，没见过。”
去第三生产队的副主任说：“三队的情况比说的干部会更糟糕，他们要不装聋作哑，要不就嘻嘻哈哈说别的，开玩笑。”
主任问：“你跟那三队队长谈了半夜，谈得怎么样？”
书记说：“那家伙还真能说，说话一套一套的，听他说话，根本看不出他是个农民，有理论水平，不过我们谈得还酸算融洽。”
主任说：“这里边肯定有猫腻，背后一定有高人指点。今天我们换种方式，开会的规模再缩小，大队干部一组，小队干部一组，社员们呢，人口多劳力少的一组，人口少劳力多的一组，采取蘑菇战术，看谁的毅力强，看谁更有耐心，这不是小事，不能指望三天两天就能解决问题，要有持久战的准备。还要再把公社伙房的大师傅调来，带上白面大米，油盐酱醋，咱们自己开火，过年呀，一定要让大家吃好喝好，养足精神。昨天吃派饭，老百姓家里就是一碗小米饭，一碟盐菜。”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县委书记给打来了电话，说：“谁让你组织工作队，大闹西流水的？简直是胡搞！联产承包是个新事物，是好是坏，实际效果我们还没有见过，上级也没有正式文件，因此要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眼看要过年了，先让干部群众过个消停年，过了年，我们要组织干部到安徽去考查，一切工作等考查回来再说。”
放下电话，公社书记阎庆气得脸都白了，嘴里嘟囔着说：“要我抓典型，总结经验的是你，要我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也是你。”其他干部却高兴了，都笑咪咪的收拾东西，准备回家过年。
工作队撤走了，村里又恢复了正常的状态。



第十章
1
大年三十，家家都把自家院子门口打扫得干干净净，大年初一，天不亮，就见空中火花一闪一闪，炮声响成一片，最热闹的是孩子们，他们穿着新衣服，一群一伙地在街上乱跑，大街中央人们拿出了锣鼓镲，咚咚呛呛地敲打起来，牛官把牛群赶出了牛圈，牛们在街上稍稍停留，就朝东边走去，大家看牛走的方向是东边，这就证明今年的喜神从东边来，大家就打着锣鼓镲朝东迎去，这叫迎喜神，是全村人的集体活动，迎回喜神就是自由活动了。
杜宝、苏永生一前一后来到我们家，还没有进门，就喊上了：“过年好！”父亲赶忙迎接出去，也喊了声“过年好！”母亲忙着斟水，父亲忙着敬烟，仨人坐在炕上攀谈起来。自然就说起联产承包的事来。
杜宝说：“自从成立起农业社生产队，今年是最心宽的一年。我卖了俩大猪，挣了三百多块，秋天打完场后，刨药材又挣了二百多，生产队分红，我一家九口，虽不是余粮户，但也不是缺粮户，按老鱼杆的新说法，叫自给自足户，这是几十年来头一遭呀。”
苏永生说：“生产队要是这样搞下去，日子会越来越好。”
父亲说：“实际上今年还不是太好，要是生产队解散不了，明年会更好。为什么？因为照现在的形势发展下去，明年县里公社肯定不会再搞什么大的工程，公社的小矿山、农机站肯定要下马。到时候生产队一下子就富余十多个劳动力，这十多个劳动力，我们用来扩大建筑队，运输队，铁匠炉改成农机修理厂，那我们收入就会大大增加。我的想法是明年一个劳动日分红最少达到两块。”
杜宝瞪大了双眼说：“你这个目标要是真能实现的话，那我们家也就成了余粮户了。”
父亲说：“那时就不存在什么余粮户和缺粮户了，等我们的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要按月发工资了。”
苏永生说：“要是上边硬要拆散生产队哩？”
父亲说：“你知道工作队为什么突然撤走的原因吗？我知道了，上边并不强迫每个生产队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切都由社员自己做主，只要我们大家一条心，我们就能保住生产队。上边提出搞联产承包也不是没有道理，中国这么大，农业人口这么多，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各有特点，实行一种模式，肯定顾了这里，顾不了那里。就好比有一千个人，不管脑袋大小，只给买一种帽子，那结果肯定是有人脑袋大，觉得勒得荒，有人脑袋小，觉得太松，风一刮就掉了。有的地方就适合搞联产承包，搞了老百姓就能吃饱，不搞老百姓就得要饭，那为什么不搞呢？有的地方集体生产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农田水利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集体比一家一户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那为什么不坚持集体生产呢？”
杜宝手里夹着烟却忘了抽，结果烟火烧了手指头。他赶忙扔了烟头，把烧了的手指头放到嘴里，说：“这么说，咱们的生产队拆散不了？”
父亲说：“也不能这么说，当上边来人把推行联产承包当成一种荣誉，并跟他个人的升迁挂上钩，那就麻烦了，为了他个人的利益，就会不顾一切地硬来，加上生产队里个别人因为个人的恩怨，再极力迎合，很可能一不留神就解散了。”
苏永生说：“上边的政策是好政策，可一到下边就变味了。就象山泉里流出的水，刚流出泉眼时很清凉，可流着流着就不清凉了，就乱了，最后还成了臭水坑。”
父亲说：“我从广播喇叭里听过一句话，当时怎么也想不明白，现在我明白了。马克思说，真理，再向前迈出一小步，就成了谬误。咱们为了解决出工不出力的问题，搞承包记分，效果非常好，可以说是真理了，可现在要搞联产承包就不同了，就成了错误。好比一个人多喝两碗冷水肚疼了，吃两颗去疼片就能解决问题，你却给他一大瓶子去疼片，让他一口吞下去，结果肚子是不疼了，可人也给药死了。”
杜宝有抽出一枝烟，点着了，吸了一口，说：“以前没有发现，你这脑袋里还真有货，挺深的理，让你一说就简单明白了。我看你当个县委书记是绰绰有余啊。”
父亲大笑说：“我要是能当县委书记，那你就能省委书记了。”
2
大年初三的晚上，村里要唱戏了。
周围几个村的人们听说演的是《白毛女》，而且同北京的芭蕾舞剧《白毛女》不一样，剧本是村里人自己编的，人们很好奇，也纷纷前来观看。天还没黑，孩子们就把自家的凳子搬到了戏台下面，占住了坐儿。天刚檫黑，田林就把煤气灯挂在前台口上面，把台上台下照得清清楚楚，田林的老丈人和外母娘也来了，跟田林媳妇坐在一起，看着田林在台上走来走去，象变戏法似的摆弄着煤气灯，老丈人不停摸着下巴，样子十分自豪。
开始唱戏了，大幕拉开，姜海扮演的大春要去参加抗美援朝，喜儿挺着个大肚子和乡亲们为他送行，演喜儿的是小柳凤，按剧情要求临分别时，喜儿要趴在大春胸前掉眼泪，当姜海张开双臂准备拥抱时，小柳凤却一转身背冲着观众咯咯地笑出了声，姜海只好顺势一手举过头顶，一手放在胸前说：“乡亲们，再见了。”就走下后台。
台下的观众们顿时大笑起来。苏永生拍着大腿说：“哎哎，演砸了，抱抱就抱抱么，又不是真的，怕啥？我当年去朝鲜走时，你奶奶就趴在我肩膀上，哭得淅沥哗啦。”
当演到喜儿下雨天晕倒在地里，被赵大叔的老伴救回家，扶着小柳凤坐在炕边时，演赵大叔老伴的是一队队长路兵老婆，今年五十多岁了，早年村里唱老戏时演过青衣，很有表演天赋，她端着一个碗，潺潺微微地递给小柳凤，说到：“孩子呀，你大春哥不在家，你可要挺——住呀”这就是叫板，下边乐队开始伴奏，这时小柳凤想起奶奶常跟他说起的事情，不由的有了感情，她唱到：
盼星星盼月亮，
盼来了救星共产党。
分了田分了地，
实指望翻身得解放，
实指望今年收成好，
实指望今秋多交公粮，
那曾想我身怀有孕难下地，
大春朝鲜去打美国狼。
土地荒芜长满草，
你说稀黄不稀黄。
唱着唱着小柳凤就不自觉地趴在路兵老婆的肩膀上，路兵老婆就一手扶着小柳凤，一手做着动作，唱到：
喜儿呀你别着急，
咱穷人都是一个样。
大春不在有乡亲，
拼命也要把地种上。
你赵大叔正在想办法，
听说要成立互助组，
团结起来把难关闯。
路兵老婆真是人老精神不老，她唱的声音高亢激越，晋剧味十足，加上动作表情十分到位，连小柳凤也感动了，举手投足配合默契。于是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时苏永生俩眼红红的，不时用袖子擦着，他老伴早又哭得淅沥哗啦，趴在苏永生的背上，肩膀还不停抽动。
散戏后，人们还不走，大队书记赵贵走上台，对演员们宣布道：“明天大家借的东西先不要还，罗家营大队刚才来电话，请你们后天到他们村演一场，我已经答应了。”
3
正月初八，小柳凤出嫁了，嫁给了老好子。年前，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可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还在关心着父亲的生产队，关心着父亲的承包记分。
正月十一，正当我在家胡思乱想的时候，就听院里有人在喊：“张慧，在家不？”
我听出喊我的是老好子，就迎出去。老好子见我出来了，就说：“听说你考上大学了，喜事呀！走，今天我请你去我家吃饭。”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想象着小柳凤围着护襟正在炒菜的架势，想象着我和老好子盘腿坐在炕上，小柳凤把菜炒好，一盘一盘端上桌子的情景，想象着，那小两口眉来眼去幸福的样子，心里边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是高兴，还是懊悔？是幸福，还是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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