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楼主 |
发表于 2018-8-28 21:38:37
|
只看该作者
二、小户人家
我的童年是在长辈的关爱下度过的。因为父母忙于田间劳动,所以我是由奶奶带大的。奶奶个头较高,且长有下力人特有的大脚板,但因常年劳累,身体较弱。你从她满头的白发和满脸的皱纹,就会断定她必然经历过艰苦的人生。在我童年的时候,奶奶曾对我讲述过以前的岁月——
爷爷的爷爷在刘家兄弟中排行第三,爷爷的父亲是独子,爷爷弟兄两个,爷爷的哥哥去世较早,留下一个女儿由爷爷奶奶抚养。爷爷是勤劳的,也是热心为大家办事的人。村东头供全村人用水的大坑塘的岸边上竖立着刻有爷爷名字的石碑,石碑上记载着坑塘修建的过程。至今,村上的老人还常说起,村西头十五米深的新井(又叫深井)是爷爷领着大伙开凿,又从二十里外拉来石块砌成的。
奶奶二十岁到了刘家,二十一岁时生下了大姑,二十四岁时生下了二姑,想要儿子的爷爷奶奶对二姑的降生有点失望,给二姑起名叫“多儿”,意思是多余的了。女儿是不能再要了,十五年后盼来了伯父的出世,刘家有后了,老人相当高兴,为伯父取名叫“明会”。又过了三年,奶奶四十二岁时,父亲出生了,一家人没有了应有的高兴,穷人家养活不了过多的子女,给父亲起名叫“搭拉儿”。从名字可以看出,父亲的出世是不大受欢迎的。
那是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爷爷带领着全家耕种着祖上留下来的近三十亩土地,过着清贫的日子。突然,晴天一声霹雳,1942年农历四月,爷爷身上长毒疮刚见轻,又忙于收拉成熟的大麦,夜晚睡在装麦的大车下面,着凉后病情复发加重,于农历四月初七撒手人寰。这时,大姑二姑早已出嫁,随后,十七岁的伯父按照当时“二丁抽一”的规定,尽管因身体太瘦,体检没有通过,也不得不去国民党部队当兵,一家人只剩下五十六岁的奶奶和十四岁的父亲,母子二人开始了更为艰难的生活。
1942年麦后,河南省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秋粮基本绝收,1943年,又过蝗虫,茫茫大地,绿色全无。再加上繁重的苛捐杂税和兵匪的骚扰,苦日子可想而知。我们村上不少人因饥饿而去世。一位老汉听说八里地外的村里有舍饭,没想到白走了一趟,舍饭没吃到,饿死在回来的路上,尸体也被饿狗吃掉,真应了他常说的一句话,“沟死沟埋,路死路埋,狗皮棺材”。一位老太太死在村东的洼地里,被外出回来路过的村民发现,转告了他的家属,才得以全尸安葬。村里有些人家,只好把年幼的子女卖到逃荒去的南方,让他们讨个活路。奶奶也曾外出要过饭,奶奶说,她试图伸手从大户人家的猪食槽里抓出半个馒头,却被狠心的主人放出恶狗紧追狂咬。
叶县是国民党汤恩伯部队驻扎的地方,“水、旱、蝗、汤”被人们称之为四大灾难。人们传说,汤恩伯是“旱鳖”托生的,旱灾是他带来的。于是,一些地方就兴起了“煮旱鳖”。 其实,灾难何止在叶县,三千万人口的河南省,那二年的灾荒就饿死了三百万人。
小户人家是喂不起牛的,要种地就必须与庄稼户(即有牛的户)换工,即给人家锄地、干杂活,人家给你犁地。爷爷去世之后,最初没人家愿意和我家协作,只能靠奶奶、父亲一锨一锨翻地撒种。后来,经多方说合,才得以和一庄户人家换工协作。因父亲年龄小,不能给人家锄地,就承担了为牛割草的任务。年少的父亲,每天必须割两大箩头青草,才能够供上两头牛吃。由此换来人家给自家犁地。生活的艰辛,使得父亲比同龄人个头要小,身体要差。
生活再难,徭役是不能少的。1944年农历四月初,父亲与同村另两位年轻人被派往叶县修城墙,又被派往离城十八里的任店镇,把存放在那里的炮弹和地雷抬到县城,意图抵御日寇的攻击。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日本飞机的几番轰炸之后,国民党的部队连日本人的影子还没见着,一枪未放就下令西撤,并命令修城墙的部分民工抬炮弹等物品随行。县长跑了,县城管事的人也跑了,下余的民工也就各自散去。父亲他们走到半路,又遇上日本飞机轰炸,就只好躲进麦地里,几经周折才回到了家。县城就这样让日本人占领了。后来,在叶县西南距县城六十多里路一个叫“刘东华”的小山村,成立了新的县政府办事机构,管理着下余的半壁江山。岂止是叶县县城,整个中国的大片领土和千千万万个同胞,就这样被丢给了日本强盗,任他们恣意践踏和蹂躏。……
1948年,叶县获得解放,水深火热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不久,母亲进了刘家门,一家人这才过上了安稳的日子。1949年夏,久无音信的在国民党部队当卫生员的伯父,从淮海战场被解放的士兵的阵营里回到了家乡。之后是我的降生,伯父小卫生所的开业,伯母的进门,堂弟国兴的出世……。
是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哪有我们幸福的家!父亲请来了第一张毛主席像,恭恭敬敬地贴在堂屋墙上。奶奶经常指着毛主席像对我说:“这可是咱的大恩人哪!”随着家中人口的不断增加,奶奶也从繁重的田间劳动中腾出手来,先后带大了我们两家(1954年伯父、父亲分家)八个兄弟姐妹中的前六个 ,她心爱的孙儿孙女。奶奶的晚年是幸福的,她于1971年去世,享年84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