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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卢沟桥事件钩沉（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发生在1937年7月7日的事件，史称“七·七事变”（或称“卢沟桥事变”），离现在已经八十多年啦，亲历过这场灾难的人也渐渐地逝去了。
历史远去，但他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从觉醒到崛起的作用一点不能低估。我家离卢沟桥不远，还是在上中学时参观过卢沟桥，但退休之前因工作的关系一直没有来细看过，听报道说国家重视革命历史传统的教育，近年来经过几次重新修建，宛平及卢沟桥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晃都四十多年了。我猜想许多国人跟我一样也因同样的原因没有机会来此参观。为此连续两天参观了宛平城和卢沟桥，实地走访了一些历史遗址，拍摄了一些实物照片和视频，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实物资料。接着连续在网上搜集了一些有关七.七事变相关人物的回忆文章和个人专辑资料，对事变相关疑点进行了澄清和考证。纠正了自己原来许多认识上的误区，还原了许多当年事变的真相使得七七事变的整体发展脉络在我的视野里逐渐清晰起来，由于近年来思想解放一些政治禁区得以打破，一些事件当事人及亲属的回忆录得以出版，海峡两岸和日本方面的一些研究资料逐步解封，一些新的资料得以陆续出现，使得事件本身一些历史的迷雾逐步褪去，那些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形象逐渐鲜活起来。这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以及相关人物的各种表现，其所代表的两个国家的利益集团冲突和博弈过程更清晰的重现在我们的面前，使我深受震撼。我想这一段史实完全有必要按照历史的真实重新写出来。更正同我一样的国人在认识上的误区。把一段血与火的战争史诗呈现给我的国人们。
在介绍七七事变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位于北京市西南约15公里处的永定河上。永定河，旧称桑干河、卢沟河，河水一直由西向东流淌进了北京城。跨越在永定河上的卢沟桥，始建于宋、金时期的金大定二十五年（公元1189年），距今有着800多年的历史，是北京最古老的一座石拱桥，与河北赵县的赵州桥（又称安济桥）和福建泉州的洛阳桥，合称中国的三大古石桥（另一种说法是：广州永济桥、赵县赵州桥和泉州洛阳桥）。卢沟桥东西长266.5米，南北宽9.3米，全是用白石砌成，有11个桥拱，桥畔有汉白玉石碑两座：一座碑记，叙述着清代重修卢沟桥的经过；另一座碑记，是清乾隆皇帝题写的“卢沟晓月”四字。“卢沟晓月”是古“燕京八景”之一，据说黎明时分，站在古桥上凭栏远眺，斜月低垂，晨霭苍茫，西山诸峰，笼罩轻烟，古桑干河上，晓雾蒙蒙，恍若一幅月色迷离的天然画卷。
在桥的两旁还建有281根望柱，每根柱子上都雕有神态各异的石狮子，有大有小，不一相同，或静卧、或嬉戏、或张牙舞爪、或回眸顾盼。尤取是俏皮的小石狮，有的爬在雄狮背、有的依偎在母狮膝下，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有心人即使认真地清数，都无法点得清楚，所以北京有句俗语就叫做：卢沟桥上的石狮子——数不清。（据权威部门的统计数据，卢沟桥上大大小小的石狮子，共有501只。）在卢沟桥的西头，还有一对憨态可掬的石象，伸长着鼻子的姿态，好像是要到永定河里汲水一般的逼真
宛平城，建制始于商末，直到辽开泰元年（公元1012年），才改幽都县为宛平县。“宛平”二字，取自《释名》：燕，宛也，宛然以平之义。据记载最早建于明末崇祯年间，由御马监武俊于1638年-1640年主持修建，当时称拱极城。而卢沟桥要比拱极城早得多，是金代明昌三年（1192年）建成，距今已有八百多年了。
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王朝迁都北京，大兴和宛平为依郭京县（国都所辖之县）。当时，北京以前门大街中轴线为界，东面为大兴县，西面为宛平县。明清及民国初期，此地在宛平县辖区内，但并非县治所在。1928年，设置北平市时，宛平县划归河北省，其县署由北京城内迁到此，并成为拱卫京畿的拱极城，自此改称宛平城，并成为县治所在地。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流经北京的西部和南部。卢沟桥，作为当时永定河上惟一的桥梁，是北京南下中原的唯一通道，拱极城因其特殊地理位置，也成为南来北往的商旅必经之地。
拱极城原是明朝为防范农民军和清军的进攻而建，故卢沟桥及拱极城在军事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城东西两门与桥面为一直线，桥城相连，俨若雄关。清代以来，宛平城西及永定河两岸商户逐渐迁建城内，打破了单纯的军营格局。
宛平城作为卫城，形制结构与普通城池不同，城内初始并无一般县城的大街、小巷、市场、钟鼓楼等设施，并仅设东西两座城门，东为“顺治门”，西为“永昌门”（清代改为“威严门”）。宛平城是中国华北地区唯一保存完整的两开门卫城。全城东西长640米，南北宽320米，总面积20.8万平方米，“局制虽小，而崇墉百雉，俨若雄关”。
宛平城北八百公尺处有一铁桥为过火车而建筑的。桥北就是著名的回龙庙。
一、七七事变发生前的华北态势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日军已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东面是日军扶植的冀东殷汝耕的伪政权和所属伪军万余人，北面的热河集结有日本关东军，西北面的察哈尔驻有伪蒙疆自治政府军4万人，东南面则是被日军强占去的战略要点丰台。此时的北平，唯有西南面尚为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一部所控制。因此，卢沟桥就成了北平通往南方的唯一门户和保持对外联络的唯一通道。一旦日军占据卢沟桥，平汉交通则为之堵塞，北平也就进退失据，将成为一座死城。这样，作为北平的咽喉，卢沟桥势必成为中日双方必争之地。
二、中日双方的兵力部署情况：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在平津（北平、天津）及附近的冀察（河北、察哈尔两省）地区，驻扎的中日军队主要为中国的第二十九军和日本的“中国驻屯军”。
中国第二十九军
第二十九军原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国民军）部队。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后，1931年1月西北军余部经张学良整编，编为一个军，番号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由西北军“五虎将”之一宋哲元任军长，秦德纯、刘汝明任副军长，辖两个师。同年6月又按全国统一番号改称第二十九军，部队增加1个师的编制。1933年长城抗战中，二十九军亮剑喜峰口，与日寇血战，享誉国内外。长城抗战后二十九军扩充为4个师、6万余人的一支劲旅。1935年《何梅协定》后，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撤出河北，二十九军更是成为华北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
二十九军大刀队
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二十九军已有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特务旅、2个保安旅，共5师23旅的兵力，另外有直属军事教导团，冀、察、天津保安队，总兵力达到了10万余众，据日方统计为近8万人。
中国第二十九军兵力编成表
第二十九军分驻于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军部驻南苑。第三十七师驻北平和保定地区，该师师部驻西苑，一〇九旅驻保定(一部驻任县)，一一〇旅驻西苑、八宝山、卢沟桥和长辛店一带，一一一旅驻北平城内。第三十八师驻天津附近韩柳墅、小站、廊坊、马厂和大沽一带，其一一四旅驻北平南苑。第一三二师驻河北任邱、河间一带，该师一旅驻大名、广平、长垣地区。第一四三师驻察哈尔省及河北省境内平绥铁路沿线。骑兵第九师驻南苑和固安、易县。特务旅驻南苑(一团驻北平城内)。冀北保安部队和独立第三十九旅驻黄寺和北苑。
此外，在冀察一带驻防的还有东北军万福麟、冯占海部及阎锡山的晋绥军一部，这些部队大约有15万人。
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
据称，当时第二十九军部队，除驻卢沟桥和长辛店的第三十七师一一〇旅二一九团有战备任务，准备对付日军的挑衅外，其余各部均为平时按治安需要配置的，不是战斗部署，都无明确的战备任务。所以在军事上疏于戒备。
二一九团上校团长吉星文，抗日名将吉鸿昌之侄。“七七事变”前除团部与第一、第二营位于长辛店外，第三营驻防宛平城和卢沟桥一带。第三营为加强营，配备4个步兵连，1个重迫击炮连，1个轻迫击炮连，1个重机枪连，共1400余人。第三营兵力部署：以第十一连配置于铁路桥东及以北地区，第十二连配置于宛平城以南，第九连配置于宛平城内，第十连集结于卢沟桥西首为营的预备队，重迫击炮连配置于铁路桥西首，重机枪连(1个排配属第十一连)集结于城内东北、东南两城角，轻迫击炮连(1个排配属第十二连)集结于城东门内准备支援左右邻步兵作战。1937年7月7日夜，第三营在中校营长金振中率领下，奋起抵抗日军的猖狂进攻，全民族抗战由此开始。
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〇旅二一九团三营营长金振中
第二十九军编制序列表
军 长 宋哲元 副军长 秦德纯 佟麟阁
参谋长 张樾亭 副参谋长张克侠
第三十七师（西苑）
师 长 冯治安（兼河北省主席） 副师长 许长林 陈春荣
参谋长 张 亭 李宝善
第一〇九旅旅长陈春荣（保定、任县）
第一一〇旅旅长何基沣（西苑、卢沟桥、长辛店）
第一一一旅旅长刘自珍（北平）
独立第二十五旅旅长张凌云（保定）
第三十八师（天津）
师 长 张自忠（兼天津市市长） 副师长 李文田 张锡町
第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
第一一三旅旅长刘振三
第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南苑）
独立第三十九旅旅长院玄武（北苑）
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
第一三二师（河间）
师长 赵登禹（兼河北省保安司令）
第一旅旅长刘景三（大名）
第二旅旅长王长海
独立第二十七旅旅长石振纲
独立第二十八旅旅长柴建瑞
第一四三师（张家口）
师长 刘汝明（兼察哈尔省主席）
第一旅旅长李金田
第二旅旅长李勇志
独立第二十九旅旅长田温其
独立第四十旅旅长刘汝明兼(宣化)
骑兵第九师（南苑）
师长 郑大章
骑兵第一旅旅长张德顺（固安）
骑兵第二旅旅长李殿林（易县）
骑兵第十三旅旅长姚景川（宣化）
冀北保安司令部（黄寺）
司令 石友三
第一旅旅长陈光然
第二旅旅长吴振声
军部直属
特务旅旅长孙玉田（南苑）
军事教导团
日本“中国驻屯军”
“中国驻屯军”是日本根据《辛丑条约》获得的在中国境內驻屯军队特权的产物，为日本陆军最早的海外驻军之一，原称“清国驻屯军” ，大岛久直中将为第一任司令官，司令部设于天津海光寺，兵力部署于北京、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国（即清朝）灭亡。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日本明治四十五年）4月，日本将“清国驻屯军”改称“支那驻屯军”（即“中国驻屯军”。“支那”是近代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蔑称）。因该军驻扎华北，通常被人们称为“华北驻屯军”。因其司令部设于天津，又被称之为“天津驻屯军”。
日军北平驻屯军的兵营，位于东交民巷内，其前身为詹事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增加“中国驻屯军”兵力。到1935年，驻华北的“中国驻屯军”兵力达到12个中队，1700余人。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继续扩大“中国驻屯军”规模。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决定增强“中国驻屯军”三倍兵力，总人数由1771名增加到5774名；新设中国驻屯步兵旅团，为“中国驻屯军”主要力量；同时改一年交替制为永驻制。
1936年6月初“中国驻屯军”扩编以后兵力编成表
注：士兵为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军官为将、校（佐）、尉官；军士为上士（曹长）、中士（军曹）、下士（伍长）
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根据日方公布的数字，“中国驻屯军”为5700余人。而实际的增兵人数据称远远超过日方公布的数字。据中国军方（二十九军）调查，日军在华北各地分布的兵力：北平1564人，丰台1746人，通县850人，天津1700人，大沽、塘沽150人，唐山580人，昌黎80人，秦皇岛留守营240人，山海关820人，其他各地共约500人，总计8230人。在华北各地的日本特务机关，也归“中国驻屯军”节制。而据上海《申报》的调查，增兵后“中国驻屯军”的兵力达1.4万人。此外，北平以东，有日本卵翼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伪军1.7万人：北面和西北面，有日本豢养的察北的伪蒙军约4万人。
“七七事变”时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
“中国驻屯军”兵力分布如下:
天津部队
军司令部(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步兵第二联队(缺第三中队及第三大队)(联队长萱嶋高大佐)，炮兵联队、战车队(队长福田峰雄大佐)、骑兵队、工兵队、通信队、宪兵队、军医院、军仓库。
北平部队
中国驻屯步兵旅团司令部(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步兵第一联队、炮兵联队一部、电信所、宪兵分队、军医院分院。
分遣队
通州(步兵第一联队的一小队)、丰台(步兵第一联队的第三大队、步兵炮队)、塘沽(步兵第二联队的第三中队)、唐山(步兵第二联队的第七中队)、滦州(步兵第二联队的第八中队)、昌黎(步兵第二联队的一小队)、秦皇岛(步兵第二联队的一小队)、山海关(步兵第二联队第三大队本部、第九中队) 。
“七七事变”当夜挑起事端的，正是驻丰台的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第八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
“中国驻屯军”编制序列
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天津）
司令官 田代皖一郎中将
参谋长 桥本群少将
中国驻屯步兵旅团（北平）
旅团长 河边正三少将
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北平）联队长 牟田口廉也大佐
中国驻屯步兵第二联队（天津）联队长 萱嶋高大佐
驻屯军直属
中国驻屯炮兵联队（天津）联队长 铃木率道大佐
中国驻屯战车队队长 福田峰雄大佐
中国驻屯骑兵队队长 野口欽一少佐
中国驻屯工兵队队长 田中宽大尉
中国驻屯通信队（电信第二联队）联队长 真崎信行大佐
辎重第五大队大队长 木野茂义大尉
汽车大队大队长 福田吉次大尉
中国驻屯宪兵队队长 藤井慎二大佐
中国驻屯军病院
中国驻屯军仓库
北平特务机关(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
通州特务机关(机关长细木繁中佐)
太原特务机关(机关长茂川秀河少佐)
张家口特务机关(机关长大本四郎少佐)
济南特务机关(机关长石野芳南中佐)
青岛特务机关(机关长谷荻那华雄中佐)
驻北平武官辅佐官(今井武夫少佐)
七七事变前夕日军在卢沟桥演习后留影
其他国家在华北驻军
除中日军队外，当时在华北驻屯的外国军队有英、美、法、意四个国家，司令部都在天津。部队驻屯在天津、北平，也有的国家以小部队分屯于塘沽、秦皇岛、山海关。
英军属驻香港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管辖，在天津722名、北平236名，以及其它合计1008名，二年交替制。
美军属驻菲律宾的司令官管辖在天津658名，美国海军直属的北平部队508名，以及其他合计1227名。
法军属驻天津军司令官管辖，在天津1375名，北平229名，加上其他的合计1823名。
意军属驻上海的远东舰队司令官管辖，其海军部队在天津229名、北平99名，计328名。
29军的的由来
第29军原来是冯玉祥的西北军，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失败，于是在1931年的时候西北军残部被张学良整编为1个军，番号是东北边防第三军，军长是西北军五虎将”之一的宋哲元，下辖2个师，同年6月份的时候，全国统一番号后改称为第29军，部队增加了一个师，参过过长城抗战，29军大刀队和日军进行白刃战。
长城抗战后，29军扩编为4个师，6万余人，1935年《何梅协定》后，中央军和东北军撤出了河北，29军就成为了华北地区的守军，到1937年七七事变的时候，29军下辖4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1个特务旅，2个保安旅，共5个师23个旅的编制，此外还有军部直属教导团、冀、察、天津保安队，总兵力达到了10余万众。
29军战斗序列
军长：宋哲元，副军长：佟麟阁、秦德纯，
参谋长：张樾亭， 副参谋长 张克侠
第37师：师长冯治安，驻守西苑。副师长：许长林、陈春荣，参谋长：张亭
第109旅：旅长陈春荣，负责保定和任县的防守。
第110旅：旅长何基沣，负责卢沟桥、西苑和长辛店的驻守。
第111旅：旅长刘自珍，负责北平防守
独立第25旅：旅长张凌云，协防保定
第38师：师长张自忠，驻守天津。副师长，李文田。
第112旅：旅长黄维纲
第113旅：旅长刘振三
第114旅：旅长董升堂，负责驻守南苑。
独立第26旅：旅长致远
独立第39旅：旅长院玄武，负责驻守北苑
第132师：师长赵登禹，负责驻守河间
第一旅：旅长刘景三，负责驻守大名
第二旅：旅长王长海
独立第27旅：旅长石振纲
独立第28旅：旅长柴建瑞
第143师：师长刘汝明，负责驻守张家口
第一旅：旅长李金田
第二旅：旅长李勇志
独立第29旅：旅长田温其
独立第40旅：旅长刘汝明兼，负责驻守宣化地区
骑兵第九师：师长郑太章。负责驻守南苑
冀北保安司令部：石友三，驻地黄寺
对1937年发生的“七七事变”，有些年轻的读者朋友感到不解：“七七事变”时中日军队怎么会在卢沟桥打起来？当时日本军队不是在中国东北吗?那时华北还没有沦陷，那么挑起“七七事变”的日本军队是从哪里来的?
《辛丑条约》签订后，日本就借口在中国平津、河北地区长期驻军
这事儿说来话长。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辛丑条约》。在这个条约中，列强不仅向清政府勒索了4.5亿两白银，还附加了许多苛刻条件，其中一条，就是外国军队可以驻扎在北京和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的12个战略要地。实际上，在《辛丑条约》签订前的4个月，日本政府就以“护侨”“护路”为名，宣布成立“清国驻屯军”，在中国平津、河北地区驻军，从此就赖在中国不走了。
“八国联军”中的日本军队屠杀中国人
清朝灭亡后，北京改称北平。北平作为元明清三朝以及袁世凯与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首都，本该是中国最重要和最核心的守备重地，但其周边却驻扎着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队，这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大国亘古未有的咄咄怪事，实在令中国人难以忍受！要知道，这支日本军队可不是到中国来“维和”的，日军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武力灭亡中国，侵占中国领土，以及掠夺中国资源。这些凶恶的日军，就像一群已经鸠占鹊巢的恶狼，不仅是对中国安全的现实威胁，更是中国人痛彻心扉的奇耻大辱。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日本原拟借机出兵中国，扼杀中华民国，后因帝国主义间矛盾重重，不得不放弃武装干涉的计划。日本于1912年，将“清国驻屯军”更名为“中国驻屯军”，并乘中国混乱之机增加了驻屯军人数。到“七七事变”发生时，日本“中国驻屯军”驻扎在平津地区已达36个年头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地区，接着就大力推行以征服中国和称霸亚洲为目的的扩军备战，加快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步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借口天津发生暴动，从广岛调兵进入天津
1933年，日军向山海关进攻，继而占领了热河。中国军队虽顽强抵抗，但日军还是推进到了长城沿线。最后中日签署了《塘沽停战协定》，这份协定承认了长城是中国政府与伪“满洲国”间所谓的“国界线”，致使日军直接兵临平、津城下。
中日签订《塘沽停战协定》
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悍然决定向中国华北增兵。根据日本公布的数字，增兵后的中国驻屯军由原来的1700余人增至5700余人。而据调查，日本实际的增兵人数远远超过他们公布的数字。据上海《申报》调查，日本增兵后的兵力达1.4万人，还有人认为日军兵力超过2万。分别配置于北平、天津、塘沽、唐山、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地。
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兵力配置要图
“七七事变”前，日军完成了在平津地区的兵力部署
到“七七事变”前夕，日军对北平已经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其兵力部署如下：
北平以西，有日军5000余人；
北平以北和西北，有日本豢养的察北伪蒙军约4万人；
北平以东，有日本卵翼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军1.7万人。
日军在平津地区的具体兵力部署是：
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及其直属战车队、骑兵队、工兵队、通信队、宪兵队、军医院和军仓库，驻扎在天津。
“中国驻屯步兵旅团”司令部，率步兵第1联队(欠第2大队)、电信所、宪兵分队、军医院分院驻北平，其中第3大队驻丰台，另有1个小队驻通县。挑起“七七事变”的日军，就是隶属于第1联队的第3大队。
第2联队和第1联队第2大队、炮兵联队驻天津，其中第2联队第3大队第7中队驻唐山，第8中队驻滦县。第9中队驻山海关。第1大队第3中队驻塘沽，另有1个小队驻昌黎，1个小队驻秦皇岛。
就这样，日军完成了其在平津地区的兵力部署。这些日军可不是仅仅在平津地区进行所谓的“护侨”“护路”，他们频繁举行军事演习，不断制造事端和进行挑衅，为发动战争寻找借口，成为中国京畿要地的心腹大患。
1936年秋，在丰台的一个日军中队遇到训练归来的中国29军一个连队，日本小队长及两名骑兵策马冲入中国连队队列中，导致中日两军“擦枪走火”，事后中国驻军被迫从丰台撤退至两公里外。此后，日军以宛平城、卢沟桥为攻击点的“军事演习”更加频繁地举行。这段史实，体现在了电影《七七事变》中。
日军的挑衅行为，造成平津地区局势紧张、剑拔驽张，最终导致“七七事变”爆发。
日本《北支事变画报》第一辑封面：中国驻屯军7月9日夜晚
天津海光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的所在地
说起“七七事变”时日本在中国平津地区的驻军，那就绕不开天津海光寺，因为那里当时不仅是日军在平津地区最大的兵营，而且还是“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的所在地。
海光寺始建于清代1705年，是一座佛教寺院，位置在天津城南门外。1719年，康熙皇帝南巡时驻跸天津，赐名海光寺，还亲笔书写了匾额“随处湘音”，又作了两副对联赐给海光寺。康熙皇帝的青睐给海光寺带来了好运，许多官商纷纷解囊捐助，对海光寺又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和扩建，并且在寺外开凿了两道水渠，种植了上万株的柳树。使得海光寺周围成为天津地区一处绿柳夹岸、红莲掩映的美景圣地。而冬日这里的“平桥积雪”，更是被列入“津门十景”。此后，海光寺名声更隆，香火更盛。
杨柳青年画中的海光寺
到了清代后期，海光寺由盛及衰，并且见证了中国的衰落和屈辱。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进犯天津，胁迫清政府在海光寺签订了《天津条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海光寺被划为天津日租界。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天津，义和团和清军一起在海光寺、八里台一带与联军展开激战。佛门圣地海光寺就是在这场战役中被八国联军的炮火彻底摧毁的。战后，日本为其驻军需要，在海光寺的废墟上建起了兵营。翌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天津因有日租界，驻军最多，驻屯军司令部就设在距日租界很近、被日军作为兵营的海光寺。从此，海光寺又成为日本武装侵略和吞并中国的军事大本营。
海光寺的日本驻屯军机构庞大，部门齐全，其中心任务就是计划如何用武力灭亡中国。海光寺兵营建造期间，抓了许多中国壮丁参与施工，谁知工程结束后日军竟把他们杀人灭口了。海光寺的日军经常外出演习，不仅扰民还造成交通堵塞。日本在海光寺犯下的侵华罪行，可谓罄竹难书。
日军海光寺兵营
1936年4月，日本见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增兵华北，抽调各个军种编入海光寺的中国驻屯军。这时的驻屯军除司令部外，还有步兵旅团司令部，两个步兵联队(华北驻屯步兵第一联队和第二联队)，驻屯军战车队、骑兵队、炮兵队、工兵队，以及受驻屯军节制的驻华北航空大队，各地守备队等，总数不下二万人，成为一支兵种齐全，具有攻战能力的正规军队和野战兵团，可以压制六个师的中国军队。与此同时，正式使用了“华北驻屯军”名称，司令官也由少将级提升为中将级，并由原来的军部任命改为由天皇亲授。这样，海光寺的华北驻屯军，就成了日本全面侵华的“指挥中枢”和“急先锋”。
当年的海光寺，位置在今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与南门外大街交汇处东北侧，南门外大街以东，多伦道以南，万全道以西，南京路以北的合围区域内。作者于2018年前往天津海光寺考察时，看到这里是一处道路交汇的区域，周边高楼林立，路上车水马龙，毫无史料上描述的万柳夹岸、河渠环绕的影子。问起来，当地人会告诉你，这附近最有名的单位是“血液病研究所”和“二七二医院”。而当年香火盛隆的庙宇和阴森恐怖的兵营，已经踪迹全无，全都消失在了岁月长河中。据说，在血研所的大院里，还保存着当年日本兵营遗留下来的营房、马厩及带有无线电屏蔽装备的作战指挥中心等设施。作者认为，对于海光寺这个曾经见证了中国近代以来多个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地方，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该对现存遗址遗物加以保护，并在海光寺原址上勒碑为记，让后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而如今，人们只能从海光寺这个地名中，去追寻这里当年曾经发生的那些事件。
二战前夕，斯大林曾经说：中国没有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她。这种落伍，首先在中国和日本的较量中残酷地展现出来。当时的中国与日本，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呢？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中日之间的实力相差悬殊是非常惊人的。从经济基础角度看，日本每年的工业产值相当于60亿美元，中国当年的经济产值也就13.6亿美元，日本当年的钢产量是580万吨，而中国当年的钢产量只有4万吨。日本当年煤的产量是5070万吨，中国是2800万吨。中国那么多的煤，只有日本的一半多一点。日本的石油储备169万吨，中国的石油只有1.31万吨。铜呢，日本是8.7万吨，中国只有700吨。飞机，日本每年可以造1580架，当年就能造这么多，中国一架也造不了。大口径的火炮，日本当年生产了744门，中国连一门也造不了。日本当年造了330辆坦克，中国一辆也造不了。汽车，日本当年造了9500辆，中国也是一辆造不了。军舰，日本当年生产的军舰是52400吨，中国一吨也造不了，也就是说当世界进入这个机械化军事时代的时候，中国居然不能生产任何一种机械化时代的主战兵器，坦克、飞机、军舰、大炮都不能造，那么无论是经济形态、技术形态还是军事形态，日本都已经遥遥领先中国一个时代。
具体到双方军事实力的直接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差别就更大。卢沟桥事变以前，中国海军，中华民国的海军两万五千人，装备舰船是66艘，分为巡洋舰、轻巡洋舰、运输舰、练习舰、鱼雷艇等等，总吨位只有57608吨。
而日本海军截止到1937年，它拥有舰船285艘，总排水量达到115万吨，比中华民国的海军整整多了110万吨，日军的海军编成是12.7万人，当时的编成，有4搜航空母舰，航空母舰是6.9万吨，将近7万吨。水上飞机母舰2艘，3.1万吨，战列舰9艘，27万多吨。重型巡洋舰12艘，轻型巡洋舰21艘，驱逐舰102艘，潜艇59艘，练习舰1艘，一个练习舰就有1万吨排水量。潜水母舰5艘，还有布雷舰、海防舰、炮舰等等，一大批的军舰还在建造。其中在建造的两艘战列舰，就是后来名动天下的“大和”号和“武藏”号。一艘军舰的排水量就在7万吨，也就是说日本一艘军舰的排水量相当于整个中华民国全部海军军舰的吨位，这就是双方当时海军的差距。
当年明治维新时期，和中国洋务运动时期，本来清朝造舰能力应该在日本的十倍以上，到了中华民国时期，居然差距有这么大。空军呢，当时中国空军仅仅装备是600余架飞机，作战的飞机只有305架，也全部是买人家的，美国的、欧洲的，欧洲的主要是意大利的双翅膀飞机。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在抗日战争当中，先是苏联支援中国大量的飞机，还派出它的航空队过来帮助中国作战，在后期美国的飞虎队带着飞机也过来，就是因为你自己不能造，空军非常弱小。你没有这个整机生产能力，零部件也没有，这就是是航空工业的差距。
在抗战爆发的时候，当时民国空军能够投入作战的飞机，只有200余架，能执行任务的飞行员只有600多人。可是日本呢？每年生产飞机是1500多架。战略后期进入极限动员以后，日本每年能生产飞机一万到两万架。当中日进入全面交战以后，日本的海陆军航空兵总共有飞机2700架。它还有舰载飞机，大量的舰载飞机。陆军战斗力差距就更大了。从人口上看，当时我国是四亿多人。熟悉战争史的读者都知道，自从拿破仑战争以后，各国实行的都是平时少养兵，节省经费，多储备预备役的兵力。当时中国正好相反。平时养兵，民国的时候养兵170万，四亿多人的一个国家，养兵170万。当时国民党的现役的步兵是182个师，还有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加上还有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等等。当时中国的预备役，只有150万人。以当时中国人口数量这么大，可是只有这么少的预备役的部队，说明动员能力非常差。
那我们再看日本，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时候，日本的人口为九千万，日本把它统计的是多少人呢？大概是9000万人左右，日本当时养的常备军38万人，变成17个常备师团，4个混成旅团、4个骑兵旅团，还有5个野战重炮兵旅团、3个战车联队、16个飞行联队，还有一些守备部队等等。
日本有一个规定，就是凡是17岁到40岁之间的男子必须服兵役，也就是说战争一旦发生，它可以动员的参战的兵力达到一千万人。其中受过军事训练，可以迅速形成战斗力的人，最后达到将近450万。它前面38万人，到最后侵华战争爆发的时候，迅速补充了几百万人。日本，当时的军事动员体系，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效率极高。日本可以利用朝鲜到华北的铁路网，而且它掌握了太平洋，特别是西太平洋的海军优势，把兵员运到中国，运到朝鲜，很快就能输送到中国的腹地。
当时有一个统计，就是它从朝鲜每星期可以运两到三个师，从朝鲜运到满洲，每星期运两个师。在华北战场，日军可在开战的八到十天，由本土直接运来两到三个师团。在沿海战场，日军第一梯队用两到三个师的投入，就要一个星期。而后呢，再续加同样的兵力，八至十天，非常快。
一个中国将领曾对日本有这样一个判断，事实上在后来的战场发展中，就是这个样子。它的动员能力甚至还超出了中国政府的预见。再就是在兵员的训练上，同样中国和日本的军队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当时中国的士兵大多数都是文盲，黄仁宇写过《万历十五年》，他在抗战的时候，当排长，据他的记录，他就发现了基层的军官，连点名的花名册都点不了，不认识字。平时就更谈不上研究战术了，打仗全凭血气之勇，凭冷兵器时代那种动员，那种激励士气的方法。进攻的时候呢，以密集的队形蜂拥蚁附，像蚂蚁、像蜜蜂一样。可是一旦失败，就各自逃散，完全没有战术。单就射击训练来看，当时一发子弹的价值，在中国相当于7斤半大米，或者是35个鸡蛋。所以平时，由于这个东西如此昂贵，军队在训练当中，舍不得打子弹，一发子弹射出，七斤半大米就没有了，只能是空枪射击，这就导致后来军事训练素质非常低下，枪法不准，在战场上就体现出来了。
当时条件最好的中央军，装备最好，也不过是每个兵配发15发子弹，做实弹射击。而打起仗来以后呢，每个兵只能配发20发子弹。可是日军，《步兵操典》规定，新兵入伍后，每月用于实弹射击的子弹，步枪不能低于150发，机枪不得低于300发，结果就是日军每个中队都有三分之一步枪兵可以达到优秀射手的水平。中国军队和日军作战，他的枪法非常好，加上步枪的性能也好，在对战当中，中国军就非常吃亏。至于火力差距就更大了，“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时候，中国全国75毫米以上的火炮，只有800多门，全国只有这么多，而其中的重炮只有48门，你想中国军队，整个火力连日本军队的一个零头都不到，
登上弹痕累累的宛平城楼，在一幅幅历史图片面前，我的耳畔仿佛回荡着激烈的枪声和那慷慨激昂的呐喊：
“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之，不得后退。”——29军军长宋哲元的军令
“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秦德纯（中方卢沟桥谈判代表）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到来了！抗战的一天到来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它消灭，把它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砍去！杀！”——《大刀进行曲》（作者：麦新，原名孙培元，在“七七事变”的第三天就创作了这首抗战歌曲。）
现在，宛平县城依然矗立在卢沟桥头，而桥上的战火痕迹，早已随着日寇的失败而消逝了。抚摸着身边的石狮子，我想，它们见证的不只是匆匆的过眼云烟，卢沟桥所承载的也不单单是一段历史风云——一段不能忘却的岁月，写满了宛平城头。
看过一篇文章，大意是关于现在中日两国的历史考卷的题目。
中国的考题是：甲午战争发生在哪一年？战败后清政府赔偿了日本多少白银？
日本的考题是：日本和中国在近代史上，差不多一百年左右就会发生一场战争，假如一百年后的今天，再次发生战争的话，谈谈你的应对构想。
——这就是中国和日本的历史教育差别。文章的作者指出，如果光是教育我们的学生，只记住那些乏味的数字，而不是深刻地反醒历史教训的话，那么下一场的战争，中国必定还是要挨打的。
——这，并不危言耸听！历史往往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读史、知史，就是要古为今用，而不仅仅是空洞、枯燥的说教，和那只有偶尔才被记起的“形而上”的所谓“爱国主义教育”的口号！
七七事变发生
那是1937年7月7日的下午，驻扎在丰台的日军一个中队(相当于连)，由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在卢沟桥的回龙庙与大瓦窑附近，进行夜间实弹军事演习。晚上十时四十分左右演习结束，日军声称一名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以此作为借口，要强行进入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宋哲元的29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日军随即出动了驻丰台的一个联队，以枪炮开路，猛轰卢沟桥，向宛平城内的29军将士发起进攻。中国守军在团长吉星文、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还击，双方在卢沟桥一带展开激战。抗日战争的第一声枪炮，终于在卢沟桥畔响起了，从而拉开了中国抗日救亡的战争序幕，也雪涮了“九一八”以来不抵抗和丧失东北三省的耻辱。7月8日凌晨，日军以一个大队渡过永定河，从宛平城西迂回进攻。以另一个大队从丰台镇方向向宛平城东门进攻，并一度占领了城外铁路桥，切断了平汉铁路。
当夜，中国第29军调动何基沣旅从北京西郊增援，由八宝山方向向占领铁路桥的日军展开反攻。而坚守宛平城内的一个营也出击支援，在方圆不到两公里的地域内，双方整夜反复以近战肉搏的争夺。到7月9日凌晨，29军夺回了铁路桥等地。此后数日，日军一边以谈判争取主动，一边增兵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日军将关外的关东军紧急调至长城一线，并将天津、通县等地的日军重新部署，到7月30日先后有一个师团、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和临时航空兵团等新军投入战斗，使29军面临的形势日趋恶化。29军以伤亡将士5000余人的代价（其中副军长佟麟阁，在指挥战斗时，被敌机炸弹击中，壮烈殉国；132师师长赵登禹，率领敢死发起冲锋，在大红门附近中弹，光荣捐躯……）坚守宛平城20多天后，最终被迫撤出卢沟桥，北京、天津随即失守，整个华北随后全部沦陷……
金振中讲述：
我于1936年春，奉命率所属的加强营（不久就调为本团团长），接任宛平和卢沟桥的防务，当时计有步兵四个连，重机枪一连，重迫击炮一连，轻迫击炮一连，合计战斗力1400余人，当时人人已料到要有一场激烈的战斗，我推定，以不怯，不傲为宗旨与日寇折冲。
抗日前我师是第29军的第37师，师长冯治安共辖109，110，111共三个旅，我是第110旅，旅长何基沣共辖218，219，220三个团，我是第219团第三营营长（不久就调任团长）这时师部何我旅三个团，均驻在北平西苑，本营奉命接防苑平和卢沟桥，就离开可西苑，不久团长吉星文又奉命率领第一二两营和团直属队伍接防长辛店以及以南沿途各铁路站，从此本营与师直接联系得多。
我接防宛平和卢沟桥面临的尴尬
“九一八”东北事变后，蒋介石在报纸上，曾发表声明，就着重说出：“攘外必先安内”，就是说把国内共产党平下去，才能说抗日，在对内的文件说在他三个五年计划未完成前，要尽量和日寇避免发生军事冲突。但卢沟桥，是北京的咽喉，又是南下车要道，是日寇必争的要地，如果卢沟桥再被日寇窃据，北京就形成死城，接着华北就要变色原驻宛平和卢沟桥的队伍，是本师110旅218团第二营营长王殿富，他屡次向上禀报，形势紧张，兵力单薄，因此，师就内定命我接替宛平和卢沟桥的防务，于是团长吉星文就转告我：“做准备，接防宛平和卢沟桥”。我听到这番预告后，我就在考虑，我若接防宛平和卢沟桥后，如果日寇进犯，轻则把城和桥让出，这不战而退的罪责完全落在我的肩上。这时纵再长出百个嘴，也说不脱我的罪责，俗言说跳近黄河也洗不清，地地道道成为国史上谩骂的罪人。若战，则又触怒上级的旨意，这真是翻帖门神左右难，于是我又反复考虑了通宵，究竟何舍何从，两计不能求全，最后决定，我宁可牺牲我个人的小小职位何短短的生命，也决不辜负举国同胞殷殷期待抗日的热潮，这是我预定接防宛平和卢沟桥后，所抱定的决心。
我奉命接防宛平和卢沟桥后，就拜谒师长冯治安，请示：我接防宛平和卢沟桥，对于当前日寇不分昼夜的围绕宛平和卢沟桥，名曰演习，其用心险恶。可想而知，久之，或偷袭，或硬夺我城桥，届时如何应付，师长回答说：“既要本着南京政府指示——在三个五年计划未完成前，尽量避免与日寇发生军事冲突，又要顾全本军处境和名誉。平津是我国著名的大都市，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要地，不但国内而且国外人士亦深切关注，稍有失当，即时就要遭到国内外人士的指责和唾弃，甚至不能存在，再以本军现时处境来说，也是本军临时好机会，如经济收入方面，不但满足我军开支，还可逐步壮大实力，对于添置武器又较为便利，舍此很难找到好的事。因而与日寇的军事冲突越往后推迟越好，这样与本军和国家均有大大的好处，望你善自为之。”我听到师长冯治安上面一系列的话，内心却感到应付日寇极为尴尬，但我仍照团长吉星文开头预告我，作准备，接防宛平和卢沟桥，所抱定的决心——就是宁可牺牲我个人小小职位而后短暂的生命也决不辜负全国同胞殷殷期待抗日的热潮，而回答之。我回答师长说：“关于目前国内外形势，和本军现实处境，我均聆听，我接防宛平和卢沟桥后，只有本着师长刚才一系列训示，以不惹事，不怕事，维持目前局势，但是到了最后忍无可忍的关头，如日寇偷袭或硬夺我城桥，我只得抱定和城桥共存亡而已，以维护本军名誉和报答举国同胞殷殷期待抗日的热潮。”师长听罢沉吟片刻说：好罢。
兵力部署。我把战斗力较强的第十一连布置于铁桥及其以北龙王庙，把第十二连布置于由城南角起，至以南河岔，把第九连布防于城内，第十连集结于铁桥西首，为营之预备队，重迫击炮连布置于铁桥西首，主要任务，歼灭敌之战车和敌之密队伍，轻迫击炮集结石桥南侧，便于支援第十二连，重迫击炮连布置于城内南北两角，便于支援两翼邻队。队伍布置就绪后，我每天挤出时间，随时随地要向队伍作一二次的精神讲话，以历代军人模范和勇敢善战等，激励官兵，并制定两句誓言，就是“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来捍卫城和桥，并制定两句誓言，在每次开放前和睡觉前必须先把这两句誓言背诵一遍后，才许吃饭或睡觉，为此我经常查看各连，排，班做的如何。
我自接防宛平和卢沟桥后，（原是本师218团第二营）时时警惕日寇偷袭我城桥，同时又预防，因日久官兵对于警戒玩忽或松懈，应战的准备，因此，凡遇阴雨天或茛日，我总是彻夜不眠，川流不息的巡视各岗哨，来补救上述一切弊端，我这等等的措施，早已为驻丰台的日寇所熟悉，我自接防后，日寇以日夜不息的名曰演习围绕我宛平和卢沟桥，除试探我方守备情况外，其企图想伺隙侵占我宛平和卢沟桥，卒因我守备森严未能达到他的愿望，最后才来个硬干，偷袭我城桥。
由七月初以至七七事变，这段时间里，阴雨连绵，未曾间断，在这天六号下午二时，我为搜集在这阴雨连绵这几天里日寇一切动态，想协同住营部翻译日语的王参谋官，到日寇常在的铁桥东演习一带地区查看查看，王以地石泥泞过大，稍等几天而却之，于是我只得一个人换着便服，扛着大锹向日寇常在车站（卢沟桥车站）以东地区作演习附近查看，而刚漫过车站，遥远就看见日寇队伍在面前七八百公尺处，不顾雨淋和泥泞，对我方城和桥为目标进行攻击式的演习，其后面的炮兵，如临大敌地忙迫作业，急急忙忙地构筑阵地，和布置一切其后面隆隆不绝的战车声，也渐渐接近，我未便久留，久转回来，立即召集排，连长开会，把我刚才亲自目睹日寇演习情况，详细说明，并谆谆告诫，不管日寇来犯不来犯，而我们要时时刻刻准备日寇来犯地准备，必须这样，才能免却临时仓皇而误事，同时又严告，若果真日寇来犯，不进入我阵地前100公尺内不许射击，必须这样，才能显示良好效果，这时敌想往后逃跑，也脱不了我们的火网，同时才能显示出我方有沉着应战的胆气。
七七事件发生始末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荷枪实弹由其非法驻扎的丰台兵营出发，开往永定河边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七时三十分，日军演习开始。图为《日本的战史》中的卢沟桥附近地理位置图。
8日零时左右，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电话通知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声称在卢沟桥演习的日军突然听到枪声，集合点名后发现缺少一名士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要求立即进入宛平城搜查放枪者。图为卢沟桥宛平城鸟瞰图。
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同时，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率一个中队从丰台赶赴卢沟桥。7月8日凌晨5时许，日军向卢沟桥永定河一带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第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爆发。图为下令炮轰宛平城的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左）及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右）
卢沟桥事变后，经过交涉，7月9日，双方曾达成了停火撤军协议，但日军并不遵守，仍向第二十九军驻卢沟桥地区的守军发动进攻。图为《申报》对卢沟桥事变的报道
图为驻丰台日军第三大队队长一木清直率部进犯宛平县县城。
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抗敌的枪声，揭开了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帷幕，卢沟桥从此便成了整个中华民族团结御侮、英勇不屈的象征。那么，是谁奋勇当先，在卢沟桥点燃了中华大地抗日圣火的？历史告诉我们，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旅第二一九团第三营营长金振中。
金振中，字霭如，1903年生于河南固始县一个贫寒农家。成年后入冯玉祥部队，给冯玉祥当侍卫，不久考入西北边防陆军军官学校。军校毕业后，在冯部历任排、连、营长，曾参加五原誓师和北伐。
金振中戎马生涯的一生最辉煌的时光是在抗日战场上度过的，九一八事变后，他一直随第二十九军转战在长城内外。
1933年2月，日军在占领热河后，继续南下直逼长城各关口，一时间华北震动，平津告急。
第二十九军官兵在军长宋哲元将军指挥下义赴国难，在长城一带严阵以待。将士们义愤填膺，摩拳擦掌，与日军决一死战。1933年3月，二十九军与日军激战于喜峰口、罗文峪，打响了著名的长城战役。金振中的第三营奉命抢占喜峰口东侧的烟筒山以堵击日军。战斗打响后，金振中身先士卒，亲率全营官兵凭借大刀、手榴弹和不怕死的精神，同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了殊死搏杀，他的头部、右臂负伤，仍坚持指挥战斗。经过两个小时拼搏，击退了日军，迅速占领了烟筒山阵地，为喜峰口大捷立了大功，受到了师长冯治安的嘉奖。
1936年，日军为进一步实施其肢解华北、侵吞中国的罪恶计划，指使汉奸宁雨时率伪军3000余人，窜到北平西40公里的东西斋堂，策划成立“冀西防共自治政府”。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闻讯后，急令部队以剿匪名义，迅即围歼。第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遂命金振中第三营打先锋，直捣斋堂村。时值农历除夕之夜，风雪交加，气候奇寒，沿途雪深盈尺，但部队在金振中率领下士气极高，一鼓作气赶到斋堂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对敌包围。正在酣睡中的敌人惊慌失措无力抵抗，一个个束手就擒。翌日晨，团长吉星文率援军赶到，当即布置追歼西逃残敌，金振中的第三营仍一马当先，又歼敌千余，并活捉大汉奸宁雨时，一举粉碎了一个尚未出笼的汉奸政权。此战，金振中被列为特等奖，并记大功一次。
二、
从1936年10月份起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日军在占领通州、丰台、南口以后，又把卢沟桥和宛平作为侵占北平的战略目标，不断在宛平城东北、卢沟桥一带及平汉铁路北侧进行挑衅性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时为日本驻华武官今井武夫在战后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当时日本政界消息灵通人士中，都在谈论一个神秘的预言：“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今井武夫真是一语泄露了天机。
日军指挥官密授其部下士兵向中国军队寻衅滋事以挑起事端，战事已呈一触即发之势。师长冯治安和旅长何基沣认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应慎重考虑派守宛平城和卢沟桥的部队。经过反复研究，认为由二一九团金振中的第三营防守城、桥最适合。金振中英勇善战，有胆有识，很注重以爱国主义精神激励部下，全营士气高昂。第三营又是一个加强营，辖4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还有轻、重迫击炮各1连，共1400余人。
师长冯治安召见金振中，对他说：“北平的局势国内外深为关注，稍微失当，就会危及国家的前途和我军的荣誉。因此，与日军的争端要尽量推迟才好，望你善自为之。”
金振中回答：“本着师座的训示，以无事为好，但到了忍无可忍的关头，也不能怕事。若日军犯我宛平和卢沟桥，我只得抱着与城、桥共存亡的决心，还击日寇，以报举国同胞的殷切期望和维护本军的荣誉。”
三、
1937年7月6日，驻丰台的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冒雨率领全中队在炮兵配合下绕过宛平县城，拐到铁路北面的大瓦窑一带，再次在事先未通知中方驻军的情况下，在卢沟桥第二十九军所部驻地附近举行实战演习。
金振中为侦察敌情，午饭后换上便服，在大瓦窑日军演习地附近观察着敌阵。凭着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人的敏锐目光，金振中感到一场恶战已迫在眉睫，便立即回营部召集营、连、排三级指挥员开紧急军事会议。
“日本人就要动手了！”金振中进行战斗动员，“我们的头脑必须清醒，如果有一个来犯的鬼子从我们的火网里逃走，那就是我们的失职，做下了有辱于国家和民众的事情。追查责任，首先要追查今天在座的各位。弟兄们，我们肩上的责任重如泰山呵！”他继续说，“当然，我们应该本着最高当局的对日军只应战不求战的方针，不首先开第一枪，只是在日军进入我们阵地百米内，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才能开火……”
金振中紧急调整兵力部署。把战斗力较强的第十一连置于铁路桥和桥北，重迫击炮连置于铁桥西端。第十二连附一重机枪排和一轻迫击炮排置于城南。第九连于城内，另两个重机枪排集结在城内东北角，第十连作为预备队在石桥以西待命。另两个轻迫击排暂置于东门内，以策应左右部队，并用沙袋将东门完全堵死，只从西门出入。
散会后，他又亲自到第十一连跟连长和几位排长一道研究守桥的具体部署：一排长高志儒率部防守铁路桥东北前沿阵地回龙庙；二排长李文成率部镇守铁路桥咽喉；三排长李毅岑率部沿阵地作预备队待命。部署完毕，金振中站在烟雨蒙胧的铁路桥上特别提醒担负守卫铁路桥的排长李文成，铁路桥与石桥（卢沟桥）同等重要，而铁路桥头是一片空地，没有拱卫的物体，兵力容易暴露，且一旦日军进攻，兵力无法展开，只能死守。
李文成接受布防命令后，深感责任重大，顾不得吃晚饭，立即召集各班长研究部署火力，带领战士们挖战壕、筑工事。
四、
1937年7月7日，驻守丰台的日军第8中队，仍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又到回龙庙和大瓦窖一带演习。
回龙庙在宛平城西北，大瓦窑在宛平城东北，宛平城、回龙庙、大瓦窑成三角形，各距1．5公里，而其中回龙庙虽是弹丸之地，但战略地位却很重要，中国常年有驻军在这里守卫。驻军的任务主要是与宛平驻军互为犄角，从南北两方护卫平汉铁路桥，日军一旦进攻铁路桥，就会受到两翼驻军的夹击。
幕色降临，雨声淅沥，在大瓦窑演习的日军不但迟迟不撤，还在加强构筑工事。为防万一，宛平县警察局在天黑后便把西门关闭，不许出入。
何基沣旅长也觉察到日军当日的演习极为诡异，情况很严重，便一方面电告在保定的师长冯治安，请他马上返平；另一方面命令第二一九团全体官兵：“如遇日军挑衅，一定坚决回击！”
夜10时40分许，宛平城内守军突然听到城东北方向日军演习场地响起十几声枪响。接着，便是日军集合的哨声和跑步声。
少顷，金振中接到报告，据日军称：一名新兵在“演习”时被我城内驻军捉去，日本军官要求率队进城搜查。金振中立即联想到九一八事变，预感到日军要故伎重演，便断然拒绝：“日方士兵被抓纯属捏造，进城搜查绝对不能允许！”
金振中立即将此情况向上报告。何旅长当即斩钉截铁地命令第二一九团并第三营：（一）绝不容许日军进城；（二）日军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三）我军守土有责，绝不退让；放弃阵地，军法从事。
当夜11时刚过，金振中接冀察绥靖公署许处长打来电话：“据日方说，他们的一名演习兵被宛平城内华军捉进城去，现在他们强烈要求进城搜查。”
金振中在电话上告诉许处长，“在这黑漆漆的雨夜，日军事前未征得我方同意就到我卢沟桥警戒区内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与我方毫无关系。”金振中特别提醒，“千万莫要听信日方谎言，日军的企图是偷袭宛平城，只因我守备森严，无隙可乘，便捏造士兵为我所捉，以此为借口，乘夜进城搜查之机，诈取我城池。”
诚如金振中所言，日方所说的那个失踪的士兵名叫志村菊次郎，是个传令兵，因小解掉了队，20分钟后便归队了，日军军官明知如此，却借题发挥，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就在金振中跟许处长通话期间，有3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士兵，鬼头鬼脑地顺着卢沟桥桥头附近高粱地悄悄逼近桥头，企图作夜袭侦察。李文成排发现日军后，大声喝问并迅即冲入高粱地抓捕，偷袭的日军见势不妙，赶紧狼狈逃窜。正在桥头查岗的李文成详细了解情况后，预料到日军不会就此善罢干休，便立即命令全排全部进入战位，并将情况迅速报告连、营长官。
金振中刚刚放下电话，激烈的枪炮声便响了起来，炮弹飞越宛平城墙，将守军营指挥所炸塌，正在值勤的士兵两人被炸死，5人被炸伤。各防守阵地纷纷来电话向营部报告：“日军正向我方扑来。”
此时，营部与团部、旅部专用电话线被日军炮火破坏，金振中无法向上级请示，便果断地下达了还击的命令。当然，金振中绝不会想到，由他直接下命令还击日军侵犯的枪声，竟是中国人民震惊世界的八年全面抗战的开始。
宛平城中日两军开战打了1个多小时，日军在金振中第三营官兵勇猛反击下伤亡惨重，始终未能接近城墙。
五、
时间到了8日凌晨2点，金振中接到冀察绥署的电话，内容是中日双方已达成两点协议：一、停止射击，阵前死伤官兵各自运回；二、绥署和日方各自派若干人于5点钟分乘汽车前往日本北平特务机关交涉有关事宜，要金振中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参加交涉。
金振中离开指挥所时，特意给部下下了一道命令：“日军在哪里进攻，就在哪里将它消灭！”
在交涉中，日方虽承认“失踪的士兵”已经归队，但仍蛮横无理地要求我守城部队退出城5公里，以便日军进城“调查失踪原委”。并且一再恫吓中方人员，若10分钟内还无解决办法，严重事件将立即爆发，枪炮无眼，不但君等殊危，且宛平也将化为灰烬，还要中方赔偿一切损失。
日方的威慑、恫吓，在中国爱国官员和爱国军人面前没有任何效力，他们正气凛然地跟日方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义正词严地驳回侵略者的无理要求。金振中告诉宛平县县长王冷斋，日军这是在借谈判以争取时间整补部队，准备更大的反扑。
果然不出金振中所料，5时30分，双方还在谈判之际，金振中便接到报告：驻扎在丰台的日军第1联队第3大队主力部队在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领下，分乘8辆大卡车气势汹汹地向我宛平城开来。
金振中向日方代表提出强烈抗议后，便拂袖退场，回指挥所指挥退敌。在距宛平城不远的沙岗村，金振中发现日军已经布防完毕，部队已展开了战斗队形，全部都散在各个点上。见此情形，金振中命令预备队第十连沈忠明排火速赶至铁路东桥头和回龙庙阵地，协助守卫桥头和回龙庙。
守卫铁路桥的排长李文成，在日军进攻宛平城时就率全排33名士兵全部进入桥头的堑壕，处于高度警惕状态。待增援的沈忠明排进入阵地后李排便退入掩体稍事休息。
天大亮后，东警戒线方向出现大队日军。沈排长跳出堑壕，站在掩体前威武而严肃地说：“此处是我军事戒区，外国军队未经我军允许不得进入。”话音刚落，“啪！”日军军官竟拔出手枪向沈排长射击。沈排长胸口便冒出一股殷红的鲜血，“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80余名战斗员见状，个个怒目圆睁。“打！”随着营长金振中在电话上下达还击命令，早已做好准备的战士们手中的长枪、短枪、机关枪、手榴弹对准来犯之敌猛烈还击，日军纷纷中弹倒地。
日军很快增至500余人。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像狼群一样冲入守军阵地。守军在李文成排长指挥下，抡起大刀冲入敌群砍杀。半个小时后，守军80余名士兵终因寡不敌众，绝大部分战死在桥头阵地；铁路桥东桥头阵地和回龙庙落入敌手，但日军也损失百余名。
8日7时30分，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对驻天津的各部队下达准备出动的命令。下午1时，日军驻扎丰台的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大佐从北平赶到宛平城东前线，亲自指挥作战。
日军投入兵力2000余人，中方守卫宛平城和卢沟桥的金振中营原有1400人，但在铁路桥等处战斗中已有百余员伤亡，能直接投入战斗的还有1200余名。
日军炮兵先向宛平城猛轰一阵后，用9辆坦克配合步兵压向宛平城，妄图一举克城。守军在金振中指挥下，以步枪和手榴弹等轻武器硬是把强攻的日军打退。日军反复冲击皆受挫而退，完全没有料到会遭到中国守军如此强硬的抵抗。
就在宛平城鏖战时，旅长何基沣亲率旅直属队一部开往八宝山、大井村一带主动出击，以策应宛平城与卢沟桥保卫战。
战斗持续了整整一个白天，日军毫无进展。在战斗力上，日军虽还占优势，但士气已堕，便于当晚9时停止进攻。
六、
8日下午3时许，师长冯治安打来电话，问金振中：“你现在决心怎样？”
金振中气吞山河般地答道：“三营官兵，誓与城桥共存亡，这就是我们的决心！”
“好！”冯师长说，“今晚有人去宛平跟你联系。”
从7日夜战斗打响之前，宛平守军与师、旅、团联系的专用电话线全部被日军破坏，金振中知道，师长的电话是从丰台邮局民用电话转来的，会意后便没有多问。
这一天，所有上级对金振中的命令都是“固守宛平，就地抵抗”。军部转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给二十九军发来的电报也是：“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蒋介石这样的命令，实属空前，金振中受到极大鼓舞。他号召全营官兵，下定决心，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作为埋葬敌人和自己的坟墓，誓与日军血战到底，一寸国土也不让人！
8日夜8点，保安第四团第二营曹营长奉冯师长之命率全营官兵前来增援。所带700余人全交金营长指挥。
金振中认为，铁路桥、回龙庙失守，铁路咽喉被日军所扼，形势对我极为不利。经研究后大家一致同意，组织突击队夜袭铁路桥，定将铁路桥、回龙庙夺回。
9日凌晨2时，细雨霏霏，黑夜沉沉，伸手不见五指，金振中亲率突击队在茫茫夜色掩护下悄悄接近东桥头，两面包抄，出敌不意地冲入敌阵。顿时日军阵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官兵们挥舞着大刀片向日军的头上砍去，喊杀声惊天动。一时间，阵地上血肉横飞，人头翻滚，日军被砍得东奔西窜，鬼哭狼嚎。
金振中的才19岁的传令兵用大刀接连砍了8个日本兵的头，大刀口全卷刃了，最后献出了自己一腔热血。
此役仅用一个小时，日军一个中队几乎被我全歼，突击队也伤亡200余人，铁路桥和回龙庙终为我所收复。
打扫战场时，天已经蒙蒙亮了，一个隐匿在日军尸体下面的日本兵向金振中投去一颗手榴弹，金营长腿被炸断。紧接着，又开了一枪，子弹击中金营长的头部。金营长的随从护兵怒吼着将这个日本兵剁成肉酱。金营长被抬到包扎所，立即被护送到长辛店车站转送至保定医院救治。经全力抢救，金营长总算活过来了，但被截去了右腿。
七、
在金振中营长住院疗伤期间，全国各阶层人士纷纷前来慰问。中国共产党也派代表携带慰问品前往慰问，并赠送“抗日先锋”银盾一枚，这使他激动不已。
金振中伤愈后，立即重返前线，靠留有残疾的一条腿支撑，参加了武汉保卫战。他任副旅长兼团长，指挥所部在汉口东大界领一带与日军鏖战3个月。武汉失守后，于1940年参加鄂北会战。此后，他又在许多地方参加过对日作战。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金振中在何基沣任副司令的第三绥靖区任一附员。人民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金振中跟随张克侠、何基沣于1948年11月8日在徐州东边贾汪地区起义，随起义部队开到山东解放区，投身到人民革命行列。不久，即复员回河南老家，生活上受到人民政府优待。
十年动乱时期，名震中外的抗战英雄金振中也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给他落实了政策，并增补为河南省政协委员。
1985年3月1日金振中因病去世。遵照他临终前的遗言，他的儿孙将他的骨灰撒到了卢沟桥畔。
真相一——日本丢失的士兵之谜
真相一：「失踪」的那个日本兵到底去了哪里？
「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
那么那个「失踪」的士兵到底去了哪里呢？一个当时驻守在宛平城附近、永定河大堤上的排长齐国轩（后来到了台湾），他在日记中提到了这样的一件事。就在事发当天晚上，他们驻地阵前来了一个日本兵，这个日本兵当时在驻地附近徘徊，并且久久不愿离去。后来，当远处开始传来密集的枪声的时候，他才离开了阵地。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可以得出，那个「失踪」的日本二等兵就是这个到当时中国军队阵地附近徘徊的那个日本兵，大概是听到了枪声后，才离开的。后来回到队伍中，队长也层层上报直至当时的日军最高指挥官。但是，日军仍下令「可以坚决开始战斗」。
当时的日方谈判的代表也承认了，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已经归队的事实，但日本的战略意图本来就是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战争机器已经开始，事件的发展进程一步是中方忍让就能平息的。
「失踪」的士兵是无意间走错了路吗？
在说这个事情之前，先来看看与这件事几位类似的「藏本英明失踪事件」。
1934年，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接到上级命令，要他自杀殉国，日本政府计划以此来要挟中国当时的政府，最终攻占南京。藏本英明接到命令后，准备在死之前好好吃一顿，于是便到了当地的一家小饭店饱餐一顿。吃完饭后，他发现自己身上的财物已经被搜刮完毕，于是便把袖口上的黄金纽扣留下来抵债。这之后，藏本英明便躲到了南京紫金山附近，隐居起来，以为这样也能达到日本政府要挟中国政府的目的。与此同时，日军便开始实施原本的计划，岂料，根据金纽扣的线索，中国当时的政府很快找到了藏本英明，于是日军的计划也就破产了。
其实卢沟桥「失踪」的那个士兵就是另外一个版本的「藏本英明」。
日本东洋协会调查部于1937年7月下旬调查绘制的军事地图
为了达到与中国开战的目的，日军便安排这个在日本军中地位最低的士兵到中国守军的阵地，希望中方杀死这个「误闯」阵地的日本士兵，但是结果却是这个士兵在听到枪声后便很快回到了日军的队伍中。之所以说这都是安排好的，那是因为在一份日本公布的资料当中，清楚地提到了这次事先计划好的「挑衅事端」，尽管没有详细提到如何实施挑衅。当晚「失踪」了的日本兵志村菊次郎，日军为了掩盖真相，随后安排其退出现役，遣送回国。1944年，日本在亚洲战场已呈强驽之末，志村菊次郎再度入役，是年10月在缅甸被孙立人的部队打死，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充当了可怜的炮灰。
真相二——七七事变为何战斗最先发生在宛平城，
由于29军守卫着卢沟桥，双方战斗都是围绕着守城和攻城展开的，而且宛平的行政公署也在城内，一些谈判和交涉都在此举行，不打下宛平城，日军的侵华战略企图就无法完成，
因此宛平城的攻防战成为双方的焦点。日军以7月7日攻城的炮声开启了七七事变的序幕，但战地记者报道是从8日的双方激烈争夺卢沟桥铁路桥的战斗开始的，扼守卢沟桥平汉线大动脉的铁路桥是战略要点。一旦丢失，北平就成了一座死城、孤城。因此卢沟桥的战斗牵动了全体中国人的心，群情激奋，全民族的抗战大幕就此拉开。
真相三——战争怎么会在这儿爆发？这儿是中国和日本的分界线吗？”
卢沟桥并非边关塞外、疆界海防，连万里长城的一处垛口也不是。它就位于北京西南。绝不是中日两国的分界线，可战争又确实在这里爆发。为什么战争还未打响，日军就抄到了京师以南的卢沟桥——京畿重地的咽喉？
而在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究竟以多少兵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就更少有人知道了：华北地区全部日军不超过8400人。而该地区的中国军队有多少呢？仅宋哲元的29军就不下10万人。查遍世界战争史，敌人在战争爆发前，以如此悬殊兵力深入对方领土，公然叫嚣1个月内攻陷大片领土——华北，从未有过先例。
日本军队到底是怎么跑到了中国平津地区？这事儿说来话长。日本军队早在参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从1901年起就以“护侨”“护路”为名，在中国平津、河北地区驻军。
辛亥革命后，日本于1912年将“清国驻屯军”更名为“中国驻屯军”。因为该军驻扎在华北，又称为“华北驻屯军”，又因其司令部设在天津，也称“天津驻屯军”。1937年制造“卢沟桥事变”的，正是驻扎在丰台的“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就这样，到“七七事变”发生时，日本“中国驻屯军”驻扎在平津地区已达36个年头了。
到了1935年，日本大力推行以征服中国和称霸亚洲为目的的扩军备战，加快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步伐。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悍然决定向中国华北增兵。根据日本公布的数字，增兵后的中国驻屯军由原来的1700余人增至5700余人。而据调查，日本实际的增兵人数远远超过他们公布的数字。据上海《申报》调查，日本增兵后的兵力达1.4万人，还有人认为日军兵力超过2万。分别配置于天津、塘沽、唐山、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地
到“七七事变”前夕，日军对北平已经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其兵力部署如下：北平以西，有日军5000余人；北平以北和西北，有日本豢养的察北伪蒙军约4万人；北平以东，有日本卵翼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军1.7万人。就这样，日军完成了其在平津地区的兵力部署，卢沟桥地区剑拔驽张，战争一触即发。
真相四——为什么日军第一炮就命中了宛平城里的专员公署？
对于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中日从7月8日午夜2时开始进行谈判，但谈判持续到凌晨并无结果。到了凌晨4时23分，急不可待的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下令在现沙岗村大枣园沙丘阵地的炮兵向宛平城开炮。随即日军在一木清直大队长指挥下向宛平城发起进攻。至此，这场危机已经升级为动用武力，也揭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序幕。
日军的第一炮就命中了宛平城里的专员公署，将专员公署建筑给炸毁了。
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宛平县长王冷斋由此想起一个细节：在宛平专员公署成立那天，日军一木清直大队长前来祝贺。令人奇怪的是，从日军驻地到宛平城有好几里地，一木清直那天并没有像往常那样骑马，而是徒步走来的。王冷斋此刻才明白，这个日本军官那天是在用双脚测量到宛平城要害目标的准确距离！
王冷斋所见的情况能说明两点：一个，能看出来日本人做事认真和重视细节。再一个，说明日本人炮轰宛平城是早有预谋的。为了获取目标的精确坐标，这个日军大队长竟然用自己的双腿当尺子，去丈量宛平城里的坐标。
真相五——现在的卢沟桥上为什么没有明显的战斗痕迹？
日军在正面进攻宛平城未果的情况下，随即改变进攻方向，集中兵力猛攻卢沟大铁桥和龙王庙的中国守军。龙王庙的中国守军只有两个排，才70多人，而日军却有500多人。这是一场兵力对比悬殊的战斗，其实这更像是一场屠杀！在兵力上数倍于己的日军面前，这些中国士兵表现出了坚强的民族气节，他们用步枪、机枪和手榴弹顽强阻击日军，最后弹尽枪绝，他们就用大刀进行白刃战，使日军付出了伤亡百人以上的惨重代价，但两个排的中国守军也全部阵亡。
那么，日军为什么盯上了这座龙王庙？他们的目的，是要控制卢沟桥北面300米的那座卢沟大铁桥。
这座大铁桥，连接着京（北平）汉（汉口）铁路，是这条交通大动脉上的一个重要桥梁。控制了它，就相当于控制了京汉铁路和华北交通的命门
早在距今800多年前，那时的金国统治者，为了京畿地区的交通便利，修建了一座坚固的大石桥，叫卢沟桥。这座桥当时是沟通大都（北京）与华北地区联系的交通要道。
过了将近450年，到了明末的时候，为了瞰制卢沟桥，朝庭就在卢沟桥的东边，建起了一个城堡，当时叫做拱极城，后来叫宛平城。宛平城的西门，正对着卢沟桥，距离卢沟桥也就200来步。
到了1906年，新建的京汉铁路也从这里经过，这样一来，卢沟桥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取而代之的，是位于卢沟桥以北的卢沟大铁桥。
因此，当时中日军队双方争夺的重点是在这座铁桥，因此当时双方在石桥上并没有发生特别激烈的战斗，只是在桥的中部有一些冲突，这也就是为什么石桥中部有一些弹痕，但是桥的整体没有受到太大损坏的原因。
真相六——赵登禹将军是死于“卢沟桥事变”吗？
我们都知道赵登禹将军之墓就在卢沟桥旁边，所以很多人都会误认为赵登禹将军是牺牲在“卢沟桥事变”，但实际上他是死于事变后的20多天，原因是中了日军埋伏
赵登禹将军
“卢沟桥事变”后，赵登禹所在的第29路军奉命进行抵抗，1937年7月28日，他率领部分军队奉命从南苑机场往北撤退，撤到今天丰台区的大红门附近时，由于他身边的一个名叫周思进的汉奸将情报出卖给了日军，赵登禹将军一队人便遭到了伏击。当时赵登禹将军乘坐在一辆租来的汽车里面，想在骑兵部队的掩护下冲出日军的包围，可是没想到汽车轮胎轧到了一匹被日军打死的战马身上，汽车熄火，此时日军机枪打中了赵登禹将军，他便牺牲在了汽车里面。
赵登禹将军牺牲以后，他的遗体确实葬在卢沟桥旁边，这是按照他家人的愿望，让赵登禹将军为北京城守着大门。
真相七——29军真是奉蒋介石命令从宛平城“悄悄撤退”的吗？
事变爆发后，日军急切想攻占宛平城，进而打开进占北平，甚至进窥中原的通道。
7月8日，侵华日军一边在城内与中方进行交涉会商，一边迫不及待地在城外进行武力恫吓，甚至在东北角向中国守军射击，“以迫击炮攻城，命中专员公署，房屋大都被毁”
7月11日起，日军再次以大炮轰击宛平城及其附近一带。城内居民被迫往城外安全地带疏散，中国守军29军各部分散于各处应敌。日军出动飞机在各处侦察扫射，战事时断时续，由北平至宛平电话也常被日军破坏，不能通话。29军军长宋哲元奉命下令北平部队经门头沟向保定方向撤退，何基沣率第37师110旅在宛平至八宝山一线掩护部队南撤。
此时，日军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急速转进丰台地区，并且在装甲车队和炮兵部队的配合下，进入宛平城附近的一文字山，即沙岗村界大枣园一带，开始攻击包围日军野口骑兵部队的29军部队，最终城外中国守军撤出战斗。
7月29日上午9时，日军中国驻屯步兵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在丰台驻地召开所属各部队长会议下达了攻击卢沟桥、宛平城的“步—作命第六二号”命令。牟田口联队长在16时从丰台出发，赶往一文字山指挥作战。一文字山是一个小沙丘高地，非常适合作为炮兵观测地，也是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18时12分，日军从城外东北角和东侧开始炮击。与此同时，在洪泰庄的福田装甲部队从城壁东南角附近展开行动，向宛平城西侧进攻。
当晚，据日军气象兵记载为西南风，好似雨天前的天气，湿气甚大。因此，爆炸后的浓烟久久不散，炮兵的观测极为困难。18时40分，日军联队长牟田口难以观测炮击着弹情况，觉得很难在预定时间开设两条突击路线后，决定在东北角构成突击路。于是和铃木炮兵部队协定将所有炮火集中轰击一处，结果在19时20分轰开一条宽约20米的突击通道。日军利用夜战进行突击，中国守军虽临危不惧，死守阵地，可是因敌我火力相差悬殊，日军阴谋最终得逞。
日突击队在19时45分占领了东侧城墙，随后突入城内，向中部地区和西侧城墙突进。中国守军且战且撤。20时30分，日军进攻到宛平城西侧，宛平城失守。30日，包括宛平城中国守军在内的掩护部队完成任务后撤退至长辛店，旋即撤往河北。
从此，整个北平完全沦入日军之手。
二，金振中所写《七七事变的发端》
七七夜晚十时，绥署许处长，来电话问我说：据日方说，他方的演习兵被宛平华军捉进一名，他方要进城搜查。我说在此雨夜，对面均辨不出人的面貌，日方为何能来我城桥警戒线内演习，这明明是，想偷袭我城和桥，因我守备森严，无隙可乘，乃又捏造我方捉他演习兵一名，他这种讹诈，我方是不能接受的。这电话刚落音，震天动地的枪炮声，穿落我城和桥以及周围，同时高，陈，王三个连长均纷纷向我报告，均说寇兵如潮水般向我们阵地扑来，如何应付，我回答说：只要进入我阵地前100公尺内，以猛烈火力而消灭之，决不放他生还。从此双方就发生激战，在这刹那间，单以营部房屋，就接连被炸倒，炸塌五大间，士兵被死两人，伤四人，在这激烈的战斗中，我就急急忙忙奔到城上指导战斗，随时随地以“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两句誓言激励官兵，继而转斗桥上，最后我又奔到右翼第十二连均以两句誓言激励官兵，在这一过程中，我所带领的随从兵被日寇飞子弹穿死两个伤一个。
在这反复冲杀激烈战斗中，至夜下二时，许处长又来电话说：现日方提出两点建议，我方已同意，（1）双方立时停止射击，双方阵地所遗留的死伤官兵可允许各自运回。（2）由绥署二人，日方四人（内有日高级顾问缨井德太郎）一共六人，预定天亮后，六时，乘汽车两辆，进入宛平城内进行调查昨夜所出的事故，我方已同意日方提出这两点，望你通知所属，不要误会。我接到此通知后，我把原通知后又加了两句：来的汽车，至我岗哨前五百公尺处，令其停止，经我岗哨检查后，才可放其行过来。 此外又通知王冷斋及时到城东门来，我就急忙来到东城门上，接着王冷斋也到来，我就把绥署来的电话和昨夜所发生的事故各向王介绍，转眼遥远就看到由东来了汽车两辆，渐渐驶到我警戒线内，被我岗哨阻止，经检查后，才向我城门驶来，我和王冷斋出城迎接汽车来的绥署两人，日寇高级顾问缨井德太郎也相继下车，各叙几语，就共同到专属，刚坐下，缨井德太郎首先就向我说：为使昨夜所出的事故不失扩大，由就地解决，华军有接受以下三点：（1）现时守城和桥的华军要撤出城西10华里以外，以便日军进城搜查昨夜晚所失没的一名演习兵，否则日军要以极猛烈的炮火，把城和桥化为灰烬。（2）昨夜晚日方所遭的损失，应由华方负责赔偿。（3）严惩这次造祸的祸首（指我）。当时我就考虑到，这次日寇代表来宛平，名为调查则其实际，不外下列两点：其一，他想袭用丰台车站前例，以吓唬和威胁，把城和桥让给他，这样既能符合他的上级唆使，又符合他的单位军事领导向上邀功的愿望。其二，昨夜晚攻击我城与桥的日寇遭到挫败后，其伤亡的官兵和劳累以及弹药的消耗，即待整补和休息，他借这个调查，拖延过程时间以达到上述所需要的愿望。并可以继续施展他的吓唬和威胁，如果仍不得逞，再继续攻击我城和桥。我根据上述两点判断，我就当时回答缨井德太郎，（1）丰台距宛平八华里之多，在这雨黑夜，顶面均辨不出人的面貌，队伍根本不能出来演习，而你方队伍又偏偏来到我城与桥警戒线内演习，你方的险恶用心更暴露世人的见闻。（2）你说少一名演习兵，何凭何据何人证明，这样凭空捏造事故，是卑鄙行为，讹诈作风，世人闻之更加愤愤不平。（3）你方军队驻在丰台车站，我方军队驻在宛平，你方日制各种枪炮弹，均纷纷降落我宛平和卢沟桥以及周围，使我方居民房屋被炸塌炸倒累累，而军民被炸死炸伤的惨不忍闻，你方驻丰台车站以及周围的人看到这样惨苦的灾祸没有，而你方反而嫁祸于我方，搅赖有害于此吗？也是益增你方暴横不可比拟的恶劣行为，想你方也不乏正义之士，闻之必指责你方这类肇祸的祸首们，总之我方遭到这样诺大的损失，应由你方负责赔偿，因祸首完全在你方。
在这谈判争论过程中，已达到上午九时半，日寇队伍应整顿补充等已得到就绪，仍得不到他方代表出城回答他的要求，料想光用口头威胁，势难成功的。于是再加以武力威胁，迫使我方即时就范，因此又纠合各兵种，向我城和桥进行猛烈攻击，谈判桌上，即时也遭到炮弹降临，在参加谈判的除我和四个谈判的日寇外，其余均一哄而散，缨井德太郎等四个日寇乘此紧急关头，又无其他人在，向我提出如下两点：（1）先把我四人送出城回到队伍里，说明城桥的华军于日落后可撤出城桥。（2）我等四人（缨井说）愿与你到城东北角插上白旗，表明已允许日方的要求，也可终止日方的攻击，并保证你（指我）一切安全等等骗言来愚我，我听到这一系列的骗言后，勃然大怒，我连忙厉声说：先把你这四个寇头砍下来，纪念我方死伤的官兵，也不足泄我官兵之愤恨，由此激怒了我随从兵和宛平公安队，从屋内把这四个日寇揪出来，日寇通译官爱泽首先被就地枪决，绥署来的林更宇，周永业，从旁私下向我建议，余下三个日寇可暂缓处决，作为人质，我想说的有理，接受他二人的建议，但剩下的三个日寇均吓得颤栗不止，立时面呈死灰死色，缨井德太郎拧住我右胳膊，松井拧住我左胳膊，辅佐寺平拧住我背后衣下襟均拧死不松，我命随从兵把这三个谈判日寇个个背手捆缚起来，连成一串，随我到城和桥上，示给攻我城桥的日寇们看看这三个日寇丑态，当时我只顾指挥战斗，忘却把这三个谈判的日寇拍照下来，事后很为后悔。
“九一八”东北事变后，驻在华北的日寇，也积极扩大，侵略以蚕食的伎俩，想逐步达成肢解华北的阴谋，针对当时我国军政府腐败弱点，以吓唬和威胁完成其为所欲为的愿望，日益嚣张起来，以便邀功于他上级，而硬搞七七事变，是他事前未料到的挫折。
据说何梅协定，何已承认的十七条，内中有此一条：即凡我方的较为重要机关里，要有日方派进的高级顾问缨井德太郎，就是我方冀察绥署的高级顾问，在七七事变，日寇偷袭我城桥遭到挫折后，日寇是不甘心的，而缨井挖空心思，不避险难，出面斡旋，挽救这一败局，于是以调查谈判等花招愚弄我，如促使我插白旗，或允许落幕和队伍撤出城桥，并保证我一切安全无恙，使我把城桥让出来，以完成日寇为所欲为的愿望，显然缨井来宛平谈判前已与内部策划好的花招，这是毫无疑议的。
谈判还未得到结束，日寇又进行向我城桥猛烈进攻，而铁桥东面更为激烈，我惟恐铁桥东端发生危险，我立时把守城防的第九连抽出来，城防临时给宛平公安队防守，我就率领第九和十两连队伍，冒着极密集的炮火，出击围攻我铁桥东端的日寇，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恶劣战斗，才把围攻我铁桥东端日寇击退二华里以外，战况才得到稳定。
午后二时，日寇联队附“森田”派华人持信又来吓唬我，信内向我提出以下两点：（1）进入宛平城的高级顾问缨井德太郎等一共四人，要即时送来日方接受，这是双方不许射击。（2城和桥的华军在本日下午五时以前要撤出城桥西十华里以外，以便日军进城搜查昨夜晚失没的一名演习兵，否则日方必以重点捣毁城和桥。我立时在来信信皮背后，回答两条：（1）城和桥的守兵，誓与城和桥共存亡，任何威胁是吓不倒的。（2）缨井德太郎一行四人，也愿与我城和桥共存亡，望你不要顾虑。
我把日寇来信内容和我答复信内容详细介绍给我所属官兵知道，我又策划日寇来犯应战的对策，预想敌若果真来犯，他必先以强烈炮火，把我城和桥一带阵地摧毁后，再以战车掩护其步兵抢夺我阵地，在这夺我阵地的情况下，他的炮兵必向我阵地后五百公尺左右延伸其射击，我们为避免无益的牺牲，在敌炮开始射击时，各连队伍阵地除留少数人监视敌之动态外，一律隐藏起来，等敌步兵接近我阵地，再跃进出来与敌作肉搏战，轻重迫击炮连主要摧毁敌之战车和敌密集队伍，重机枪连，在敌轰我阵地时，掩蔽起来，等敌炮兵向我阵地延伸射击时，重机枪连集中火力向来犯敌射击，并能把来犯之敌消灭我阵地前为好。营所控制的第九和十两连，根据当时战斗情况，而以战斗最激烈，最为危险方面加入战斗。
至午后六时，敌的炮兵果真向我城桥以及周围猛烈射击，直至晚八时才停止，而未见其步兵出动，未知何故。
而我应战方针也未得用上。至九日早六时，驻丰台车站的大队长“一木清直”，（日大队的编制要比中的要大些）在他的阵地附近，躲躲闪闪的，以望远镜向我城和桥以及周围反复看了好几十遍后，指挥其炮兵向我城桥进行猛烈轰击，经过两小时，就出动十数辆战车，掩护其步兵向我城桥扑来，我右翼的第十二连最为激烈。我命轻重迫击炮连集中火力消灭第十二连阵地前敌之战车，重机枪连集中火力消灭第十二连阵地前来犯之敌的密集队伍，我率领第九和十两连队伍，由第十二连右翼攻击来犯之敌左侧背，双方发生肉搏战，战斗至十一时许，日寇大队长“一木清直”饮弹而亡，于他的队伍后面，我命我方队伍全面出击，激战至正午十二时，才把来犯之敌击退下去，由此更激起了我军对日寇的怒火。
十号上午八时，日寇联队长“牟田口廉”（日联队比中的团大）亲临指挥，先以强大炮火，把我城和桥以及周围，炸得尘土狂飞，浓烟滚滚，弥漫天空。周围数里内，造成咫尺难辨。继而以加倍兵力集中极强大炮火，伴以战车掩护其步兵，围攻我城桥。而铁桥东端阵地日寇重重包围，战斗最为激烈。我想击垮包围我铁桥东端的日寇，我把轻重迫击炮两个连的炮火，调集铁桥东端集中火力消灭敌之战车和敌之密集队伍。重机枪连集中火力消灭威胁我铁桥东端左翼日寇，我率第九和十两个连队伍，向包围我铁桥东端右翼的日寇猛烈侧击，经反复肉搏战，仍未催垮顽固之日寇，而我铁桥东端阵地，卒被日寇占领，这时已至下午一时，双方队伍均疲惫不堪，双方相距仅四百多公尺，形成对峙状态。
这一场战斗被住营部的翻译日语的王参谋官报师长冯治安，冯治安电话问我现时卢沟桥的战况如何，我说战况虽紧张，而士气还不馁，师长又说：现时卢沟桥的战斗为举世关注，关系到本军的荣辱，你应当如何，我就回答说：我与所属官兵誓与城桥共存亡。我宁可死于战场，决不死于法场，简言之，宛平和卢沟桥就是我和所属官兵的坟墓，师长又说：本日下午三时有人与你联系，望你注意，我已会其意，至午后三时，果然有保安四团二营周副营长长胜带领四个连长来见我说：我营奉师长命令，归编你这个团，全营战斗力共七百余人。晚八时，由我营曹营长率领带来，当时我命张副营长鸣歧率领新来的周副营长和四个连长，把目前第三营阵地详细看一遍，以便参加战斗。
我为恢复失地，打垮日寇嚣张气焰，于下午八时，召集所属军官，说明于本夜零下二时，全面出击，夺回我铁桥东的失地，以第三营队伍为主，向占我失地的日寇夺取。第二营遗留下的阵地由新来的第二营接替，在本夜晚全面出击时，第二营先派出一个连，接替第三营遗留下的阵地，即左由龙王庙亘大铁桥，右止城南河岔一线阵地，宛平城防，现时是宛平公安队的主要责任，还是在我们身上，曹副营长要特别注意，预定本日夜零下二时，全面出击，支援我铁桥东端，夺取失地的战斗，第十一连向占我失地的正面之敌出击，第九连右接第十连左翼，向占我失地的日寇右侧背出击，第十二连左接第十一连右翼，向占我实地的日寇左侧背出击，第十连为营之预备队，在第十一连右翼后三百公尺处跟进，出击前进时，各出击队伍，尽可能摸进敌阵地内为主，其余在预备队。
轻重迫击炮，以不失时机，消灭敌之战车河密集队伍，在我队伍出击前进时，要结合战况，射程向前延伸，摧毁敌的后方增援队伍和交通，重机枪连紧随第十一连后，根据战况，不失时机，支援我方队伍，曹营长所属队伍，向当面之敌进行猛攻，使不能抽出队伍支援铁桥东端他的队伍。
各单位注意以下四项：（1）出击开始时间，本夜晚零下二时。（2）本夜出击联络记号，每官兵以白毛巾围绕脖颈。（3）本夜口令：必胜。（4）我桥东失地恢复后，发射五发红色信号弹为记号，各出击队伍才可撤回原阵地，至零下二时各出击队伍均到达出击预定的位置，转眼间，震动天地的枪炮声混为一体，我所率领了的第三整队伍与日寇发生争夺战的激烈战斗，经过一小时之多，即转为相继不绝的肉搏战，我一面督促曹营长向当面之敌猛攻，并把他所留的预备队第六连，抽给我，我又抽出重机枪一个排，连我原留的第十连，合计两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排，向日寇左侧背猛攻，才把占我失地的日寇击溃，我的失地才恢复，各连队伍均兴高采烈的只顾追击击溃之敌，忽略未逃脱零星之敌，我也只顾随追击队伍前进，不意未曾逃脱零星之敌，在黑暗隐蔽之处，以手雷炸我，把我左腿下肢炸断，紧接又来以手枪弹，从我左耳旁钻进，透过右耳下出，当时得到随从兵抢救，抬出战场，被送到了长辛店车站，引起中外记者关注，他们把我团团围绕起来，纷纷问我战斗情况和拍照我伤势。我因伤痛难忍，简单回答数语，就乘车来到保定斯诺医院进行治疗，关于我的受伤经过和战斗情况，翌日晚就广播全国，翌日早全国报纸均以第一版位置披露我受伤情况和战斗经过，这种报纸在各大都市博物馆内很可能找到。
军人天职是保国卫民，而日寇已侵入我国内，是我辈军人奇耻大辱，在这七七事变小小的战斗，纵各有点滴功绩，实不足以弥补日寇祸入我国之羞，复承举国同胞，推出代表，不惮边远和酷暑，纷纷来到宛平和卢沟桥，慰问我守城和守桥官兵，并以大批珍贵事物，如卷烟，橘子，饼干，鞋袜，衬衣等等赠给我官兵，我官兵感愧之余，只有努力杀敌，以报答举国的期望和厚意。
宛平县长王冷斋：
七七事变当晚，日军以失踪了一个松井久太郎士兵为名，强行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当时宛平县的县长名叫王冷斋，严词拒绝说：“日军演习本属非法，进城搜查更是无理，城门绝不能开！”接下来的几天，日军为了逼王冷斋就范，用大炮轰击宛平县政府，办公室均被炸毁，王冷斋不为所动，把桌子搬到院子里，继续办公。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位王冷斋是什么人？为什么之前从未听说过？今天客栈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王冷斋是福建闽侯人，年轻时投笔从戎，考入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与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是同期同学。不过，王冷斋没有像大多数同学那样从军，而是在北京办起了《京津晚报》，针砭时弊，对反动军阀和政客进行口诛笔伐，甚至遭到北洋总统曹琨的通缉也不妥协。1937年初，因日寇在平津华北一带不断蚕食鲸吞，很多人要么离开，要么跟日本人妥协，但王冷斋却临危受命，担任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因宛平城地势险要，早就成为日军觊觎的目标，从1936年起，日军就在宛平城外不断增兵，并时常举行以宛平城为假定目标的实战性演习。为此，日军一直想窥探侦测宛平城内的布局，但由于中国守军戒备森严，一直未能如愿，现在他们借新任县长到任之际，借口祝贺拜会，实行窥探之伎俩。这天，日军第1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带着一个“卫兵”，没有像平常那样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而是徒步进城。更滑稽的是，这个“卫兵”一走进宛平城，居然开始踢起正步，像个大马猴一样，引得宛平百姓纷纷窃笑。（图：一木清直）殊不知，这个“卫兵”并不是普通的卫兵，而是一个经验老道的炮兵测距员，因日军一直得不到宛平城内的布局数据，所以借此机会，日军竟然想到了这样的诡计，让这个测距员踢正步，暗中计算着各个目标的步伐数字，从而完整测出了宛平县政府和军营的数据。后来，日军向宛平城内开炮时，竟能发发命中，足见日寇的厉害。王冷斋到任后第一次与日寇交锋，是阻止日寇修建大井村机场。大井村位于宛平辖区，日寇一直想着在这里修一个军用机场。王冷斋到任后，日军参谋秦岛中佐就拿着地图来办理割地手续，并口口声声说已经得到了王冷斋的上级批准。王冷斋当然知道日寇的企图，就以并未接到这样的指令而予以拒绝。秦岛中佐大怒，叫道：“你敢违抗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命令？”王冷斋也拍案而起：“什么司令部？我又不是你们日本的官员，这种卖国协定我坚决不签！”时间来到了1937年7月7日晚，日军借口参加演习的一个士兵失踪，要派兵进城搜查，王冷斋当即向守军下令：“日军演习本属非法，进城搜查更是无理，城门绝不能开！”日寇遭到守军拒绝后，悍然向宛平城开炮，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七七事变。为了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王冷斋约定准许日军派代表进入宛平城，与我方人员一同查看是否有失踪日军，并进行谈判。日军代表得寸进尺，蛮横地要求中国驻军撤出宛平城，被王冷斋坚决拒绝。日军联队长又诱骗王冷斋和驻军指挥吉星文出城与日军谈判，王冷斋再次拒绝。日军见王冷斋软硬不吃，便悍然向宛平城内开炮，第一发炮弹就命中了王冷斋的县政府大厅。所幸王冷斋早就觉察日军会这么干，就提前将办公桌搬到了院子里，在日军的炮火中，王冷斋泰然自若，继续办公，指挥对日寇的反击。七七事变后，北平陷落，而宛平城依旧牢牢掌握在中国军队手中，这与王冷斋的强硬态度和高明的指挥是分不开的，毕竟是保定军校的高材生。王冷斋在七七事变中的表现，也赢得全国人的一致盛赞，所谓：“宛平有贤令，抗战首鸣镝。”在抗战时期，王冷斋继续奔走于各地，济南、西安、香港、贵阳……行程万里，宣传抗日。抗战胜利后，王冷斋作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出席对日本的东京审判，据理力争，说到激动处泪流满面。建国后，王冷斋被任命为北京文史馆馆长，于1960年病逝，享年69岁。提起七七事变，大家都知道赵登禹、佟麟阁、秦德纯等名将，却不知道抗战县长王冷斋，实在是憾事！
王冷斋的回忆：
7月8日凌晨4时，牟田口廉（当时日军现场最高指挥官）也威胁中方谈判代表，要进宛平城搜查失踪士兵，要中国军队让出宛平城东门，被我代表王冷斋严辞拒绝。那么这位英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人生结局又如何呢？
王冷斋，原名王仁则，字若璧，笔名冷公，福建闽侯人。15岁转读福州陆军学校，18岁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1916年5月毕业。为人生性耿介，有胆识，又风度翩翩，有文人气派。早年从事文化工作，在北平创办《京津晚报》和远东通讯社，后任北平市政府参事、北平新闻检查所所长
王冷斋
(1892～1960年)
闽县人，曾居黄巷。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入福建陆军小学堂，再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民国6年(1917年)7月，参加讨伐张勋；后弃武从文，在北京自办“远东通讯社”和《京津晚报》，因抨击曹锟贿选总统，报社被封，逃往上海。民国24年，任北平市政府参事兼宣传室主任。不久，接任宛平县长。民国26年元旦，任河北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辖区为北平周边四县宛平、通县、大兴、昌平）兼宛平县长。当时日军驻华北特务机关企图扩建兵营、机场，派员到县政府，要求按其图纸办理割让土地手续，冷斋严辞拒绝。7月7日，在宛平东门外演习的日军派3个军曹，以日兵志村菊次郎失踪为由，要求入城检查，被守城-拒绝。冷斋由北平电话通知“各派代表三名到现场调查后再作处理”。深夜，日方再次胁迫冷斋，让其进城检查，冷斋正颜厉色拒绝。日方突然袭击平汉铁路桥守军，轰动中外的“芦沟桥事变”发生。冷斋称“效法张睢阳，此其时也”，坚决抵抗。援军赶到，迅速收复阵地。日方先采取缓兵计，后大举攻城。国军奉命撤退，宛平失守。冷斋扼腕浩叹，隐居香港。香港沦陷后，到桂林任大同银行监察。抗日战争胜利后，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历数日军侵华罪行。民国35年定居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冷斋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第二届、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芦沟桥事变始末记》、《芦沟桥抗战纪事诗五十首》等。
王冷斋回忆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在此不断制造事端，为此，1937年1月1日专门成立了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王冷斋任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有关涉外事宜归北平市政府统一节制。在与日军交涉、周旋中，王冷斋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凡涉及主权事，寸土不让。日军图谋在大井村建立飞机场，多次带着事先绘制的地形图到宛平，要求按图割地，都被王冷斋坚决拒绝。日方从正面交涉不成，乃变计从民间着手，勾结当地汉奸和地痞流氓，以重利诱惑居民自愿租卖土地。王冷斋发觉后，当即派人到大井村调查，将为首的汉奸抓起来，向居民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从而使日军的阴谋诡计落了空。致使日方在丰台圈地六千亩的阴谋落空。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以失踪士兵为由要进宛平搜查，我方坚决保证城内并无失踪日兵，并拒绝日军进城的要求。日方的一次次威胁利诱，都遭到了王冷斋的坚决回击。8日凌晨一时左右，日军开始攻城，枪炮齐发，专署、县府首当其冲，被炮弹轰塌。王冷斋于谈判决裂之后，即移驻到守军指挥所，组织驻军进行抗击，由此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全面抗战开始后，他到大后方参加抗战。日本侵略军占领平、津后，王冷斋随二十九军撤退，先后在济南、开封、西安组建第一集团军办事处。1939年春，他离开军队赴香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流亡贵阳。
1945年8月日本投降，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王冷斋赴东京出庭作证。他出席了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建国后，王冷斋曾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全国政协委员。1960年6月21日，王冷斋因患肺气肿病逝，终年68岁。著有《卢沟桥事变始末记》、《七七事变的回忆》、《卢沟桥事变纪事诗》等，王冷斋的独特经历和民族气节，将永远受到后人的尊敬与怀念。
7月8日凌晨4时，牟田口廉（当时日军现场最高指挥官）也威胁中方谈判代表，要进宛平城搜查失踪士兵，要中国军队让出宛平城东门，被我代表王冷斋严辞拒绝。那么这位英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人生结局又如何呢？
王冷斋，原名王仁则，字若璧，笔名冷公，福建闽侯人。15岁转读福州陆军学校，18岁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1916年5月毕业。为人生性耿介，有胆识，又风度翩翩，有文人气派。早年从事文化工作，在北平创办《京津晚报》和远东通讯社，后任北平市政府参事、北平新闻检查所所长。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以失踪士兵为由要进宛平搜查，我方坚决保证城内并无失踪日兵，并拒绝日军进城的要求。日方的一次次威胁利诱，都遭到了王冷斋的坚决回击。8日凌晨一时左右，日军开始攻城，枪炮齐发，专署、县府首当其冲，被炮弹轰塌。王冷斋于谈判决裂之后，即移驻到守军指挥所，组织驻军进行抗击，由此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全面抗战开始后，他到大后方参加抗战。日本侵略军占领平、津后，王冷斋随二十九军撤退，先后在济南、开封、西安组建第一集团军办事处。1939年春，他离开军队赴香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流亡贵阳。
1945年8月日本投降，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王冷斋赴东京出庭作证。他出席了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建国后，王冷斋曾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全国政协委员。1960年6月21日，王冷斋因患肺气肿病逝，终年68岁。著有《卢沟桥事变始末记》、《七七事变的回忆》、《卢沟桥事变纪事诗》等，王冷斋的独特经历和民族气节，将永远受到后人的尊敬与怀念。
1937年7月7日晚，宛平失陷之际，
王冷斋身着长衫、神情寂寞，
在各城门前依依留影，不舍故园。
“七七事变”之际，在与日军交涉、周旋中，王冷斋坚持立场，
凡涉及主权一事，寸土不让。
抗战胜利后，王冷斋作为“七七事变”的重要见证者，
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以活生生的证据证明了日本战犯的累累罪行，
被称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王牌证人”。
在卢沟桥黑云压城、
战火纷飞的那段抗战岁月里，
王冷斋以古体诗的形式，
真实记录了“卢沟桥事变”的始末
以及宛平前线的紧迫局面。
1937年7月，王冷斋（左三）会见记者，
说明日军炮轰卢沟桥，挑起“卢沟桥事变”的情景。
这组诗后来集结成册为《卢沟桥抗战纪事诗四十首》。
这本诗集与王冷斋的另两本著述《卢沟桥事变始末记》《七七事变的回忆》，
为后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史料。
如，刚接到宛平城外枪响的时候：
一声刁斗动孤城，
报道强邻夜弄兵。
月黑星辰烟雾起，
时当七夕近三更。
比如，描述被日军绑架的情景：
挟持左右尽弓刀，
谁识书生胆气豪！
谈笑头颅拼一掷，
余生早已付鸿毛。
比如，敌我力量悬殊，日军大举进攻的时候：
中枢大计决机筹，
指示周行定远谋。
维系和平成绝望，
牺牲今已到关头。
在王冷斋的诗句中
81年前卢沟桥上的烽火连天
仿佛跃然眼前
长虹万丈跨卢沟，胜地流传七百秋。
桥上睡狮今渐醒，似知匕首己临头。
你是否能感受到
作为中国人
那一刻内心的悲痛与无奈？
如今，81年过去了
血和泪的国耻不容忘记
华北事变后，日军在威逼利中国冀察当局及其支柱第29军遭到失败后，即从军事上步步进逼，蓄谋重演九一八事变的故伎，频繁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一手制造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最终实行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全面全民族的抗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在丰台东站驻扎有一木清直率领日军第三大队。这支部队距离中国驻军仅有几百米，从1936年开始就一直在寻找机会不断制造摩擦。当时主政北平的宋哲元面对日军的不断挑衅，一味的进行忍让。最终在事变前，宋哲元借口回家修祖坟离开了北平，将军权交给了代理军长冯治安。
1937年7月6日，日军开始在卢沟桥一带演习，中国守军与日军进行了武装对峙。冯治安对中国守军下令：“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寸土都不许退，可采武力自卫及断然处置。国家存亡，在此一举。假若冲突，卢沟桥即是你们的坟墓！”
7月7日，日军有在龙王庙一带演习，并借口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驻守这里的29军37师110旅219团3营营长金振中对日军的这一无理要求断然拒绝，并将日军的行动向上级做了汇报。冯治安面对日军的武力挑衅，下达了作战指令“卢沟桥为平津咽喉、华北锁钥，关系至重，务必固守，不准日军一兵一卒进入，不许放弃一尺一寸国土，彼如开枪，定予迎头痛击！”
日军在被中国守军拒绝进入宛平城后，调兵包围了宛平城，并动用大炮进行了轰击。金振中毫不退让的率领官兵奋起抵抗，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
双方激战到7月8日凌晨，中日双方达成协议，天亮后派代表进入宛平城进行停火谈判。在谈判中日方尽管承认所谓的“失踪士兵”已经归队，但依然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宛平，让他们好进城调查日军“失踪的原因”，同时还要求中国方面赔偿他们的全部损失，尤其要严惩奋起抵抗的金振中。如果中方不答应日方要求，那么日方将动用全部武力将宛平夷为平地。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132师师长章赵登禹对全体官兵讲话，动员大家和日本侵略者反抗到底，当时29军所有人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终于可以打鬼子了，从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军人一直憋着一口气，面对日军的时候中国人的斗志非常高涨，他们不怕牺牲，不怕战死，就是希望能够和侵略者痛痛快快的打一场，作为中国人他们不怕马革裹尸，因为背后是千千万万的中国老百姓。
日本军队为了占领中国，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从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军事演习。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称有一名日军士兵于演习时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
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要求。日军向卢沟桥一带开火，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予以还击。这便掀开了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日军自1931年占领中国东北后，为进一步发起全面战争，陆续运兵入关。到1936年，日军及伪军已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今北京市)。
中国守军和日军在卢沟桥激战，日本派大批援军，向天津北京大举进攻。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战死。7月，天津沦陷。
7月8日早晨，日军包围了宛平县城，并向卢沟桥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驻军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官兵奋力反击。排长申仲明亲赴前线，指挥作战，最后战死。驻守在卢沟桥北面的一个连仅余4人生还，余者全部壮烈牺牲。
日本起先已经先后在中国发生无数次事变与挑衅，但是由于中国国民政府一再退让，所以，那些事件都被人遗忘的多，但是七七事变不一样。第二十九集团大军在长城一带不断抵抗日军，但是由于蒋介石，一再下令不要发生正面巨大摩擦，势单力薄的二十九集团大军，只好边打边仓皇撤退，将长城一带，让与日军。最后干脆撤退到长城的几乎最东边了，就是北京一带，此时北京的东北，西北已被日军占领，二十九集团军，就算想撤，也无路可撤，如果向南边撤去，将被国人大片哗然，背负不举抗日的大旗，而且南方也是别人的地盘，到那里，这么庞大的集团军，必定受人排斥。当时，日军已经占领北京众多区域，但是日军还不满足，不断袭扰，挑衅，29军一再忍让，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卢沟桥一带的日军，在中国驻军附近演戏，并谎称有人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中国军队拒绝这无理要求。于是日军发动进攻，29军众多将领，认为已经无法退让，一忍再忍要忍到何时，经过考虑，最后决定，不再退让日军，严守卢沟桥，以防攻陷宛平城的日军，再向卢沟桥进攻，之后卢沟桥多次发生战役，所以七七事变还有种叫法，就是卢沟桥事变。因为二十九集团大军，有近7万人，十分庞大，尽管武器很原始，但却是九一八事变后，与日军交战，中国方面出动军队最多的一次，打得也最为激烈。第二，29军和共产党，大众百姓，学生们的关系很好，所以战事发生后，共产党，大众百姓，学生们在全国各地宣传29军的抗日举动，掀起抗日巨大浪潮。第三，北京是中国北方最大，最重要的经济文化的城市，如果北京都被夺取了，华北危急，中国危急，所以侵略北京，将掀起国人的巨大反响，连中国许多地方军阀，某些亲人派的人也无法忍受了。所以，最初在卢沟桥一带，引发的小事件，不断扩大，乃至全中国掀起抗日浪潮
吉星文的作用：
1937年7月7日夜间，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驻军的拒绝。日军从丰台调至宛平城外，列成攻城架势，一面通知北平市长秦德纯，威胁要武力解决。
抗日战争的打响。
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中国守军第29军第110旅奋起抵抗，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他们表示“愿与卢沟桥共存亡”，“日军要求我军撤出卢沟桥，则有死而已，卢沟桥可为吾人之坟墓”。吉星文团连续击退日军3次进攻。日军第3大队直扑龙王庙和附近的铁路桥。守卫桥头阵地的29军只有两个排。他们表示“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同日军展开拼杀，终因寡不敌众，60多名战士壮烈牺牲。日军也在河堤上丢下了上百具尸体。
日军悍然挑起卢沟桥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7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电全国：“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
7月8日夜12时许，吉星文团突击队的青年战士用绳梯爬出宛平城，出其不意地将日军1个中队全歼在铁路桥上，夺回了铁路桥和龙王庙，军心为之大振。
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要求本“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同时，红军将领致电宋哲元，表示“誓做贵军后盾” 北平中共地下组织发动各界同胞援助29军抗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代表赴前线慰劳抗日官兵；青年学生参加情报、募捐、救护等工作，并组织战地服务团；长辛店的工人运送枕木、铁板和铁轨到宛平，修筑阵地；郊区农民为前线输送粮食、饲料、燃料和民工。人民群众的支援，激发了29军广大官兵的抗日热情。
同日，蒋介石电令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全国备战，并令第26路军孙连仲等部4个师归宋哲元指挥，开赴保定、石家庄，支援第29军作战。
冀察当局却根据国民党政府“应战不求战”的方针，放弃了歼敌的有利时机。于7月9日晨，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达成三项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到丰台，29军撤向卢沟桥以西；三、城内防务由保安队接防。7月10日，日本又在“就地解决”的幌子下，提出29军向日军道歉，卢沟桥、宛平县和龙王庙地区不得驻扎中国军队等无理要求。
11日，日本政府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诬指中国守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非法射击”，决定增兵华北，任命香月清司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并从驻朝鲜日军抽调第20师团来华。随后，大批日本关东军开抵天津，并以重兵进犯北平郊区。
日军进攻卢沟桥受挫后，日本政府一面以“不扩大方针”和“就地解决”为幌子；一面向华北增兵，加紧侵略部署。
11日，日本内阁决定增兵，并发表《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其参谋本部命令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分别从辽宁公主岭(今属吉林)、河北古北口(今属北京)向顺义县城高丽营地区集结；第20师由朝鲜经山海关进入天津一带；关东军飞行集团6个中队飞抵山海关、绥中、锦州，高炮、装甲等特种部队开赴华北；令中国驻屯军步兵旅主力集结于北平以东地区，总兵力约10万人。
15日，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拟制了进攻平、津的作战计划，要求参战部队于20日前集结完毕。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一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但这时蒋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幻想，仍想将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企图通过外交途径，谋求和平解决。
7月19日，宋哲元抵北平后，下令拆除城内的防御工事，打开关闭数日的城门，谢绝全国各界赠送给29军的抗战劳军捐款。同时，继续与华北日军进行谈判。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向日本使馆提议，中日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将部队撤回原地，然后由外交途径解决，遭日本外务省拒绝。
当时，29军军长宋哲元正在老家山东乐陵“度假”，一度幻想和平解决事变。7月11日，他到天津，仍忙于同日方和平交涉，认为“卢沟桥事变”只是“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因而延误了战机。
7月20日，日军中国驻屯军所属部队已分别集结于密云、高丽营、天津和北平附近地区。在日军向平、津地区集结期间，中国政府军事当局派兵一部向保定、石家庄地区集结。第29军令第132师在永定河以南集结，令该师独立第27旅进入北平担任城防。当日下午，日军炮击宛平城和长辛店。守城官兵在团长吉星文指挥下，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25日夜，日军由朝鲜调来的第20师步兵第77团，袭击廊坊中国军队第38师第226团守备区。守军被迫自卫。次日拂晓，日军在航空兵与装甲部队配合下，攻占廊坊，守军向武清转移 北仓、杨村、落垡诸车站亦被日军占领。当晚，日军中国驻屯军第2团袭击了北平广安门驻军独立第25旅第679团。
26日下午，香月清司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驻守北平城内和西郊的第37师于28日午前撤至永定河以西，尔后向保定方向撤离，否则，日军将自由行动。 27日凌晨，日方未待中方答复 便派驻屯军第2团围攻通县城外守军独立第39旅第2团第1营，攻占宝珠寺、团河、黄村等中国守军防地。
27日下午，宋哲元拒绝日方通牒，向全国发出自卫守土通电，令原准备撤防的第37师迅速进入西苑至卢沟桥一线阵地；第132师速至南苑集结。以该师师长赵登禹为南苑方向作战总指挥；催促孙连仲等部北上抗日。此时南苑驻军有第38、第132师各部及特务旅等共4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7000余人。当晚赵登禹到达南苑，所部主力尚在涿县，途中，南苑防御部署尚未调整，亦未构筑防御工事，情况十分危急。
28日晨，日军向北平市郊发动总攻，以第20师主力配重炮40门，在坦克部队和炮兵掩护下，对南苑展开攻击。日驻屯军步兵旅主力由丰台向南苑进攻，切断南苑守军向北平方向的退路。守军被迫仓卒应战，利用营房周围障碍物及村庄为掩体，顽强抵抗，有些阵地失而复得。但由于日军飞机与大炮轮番轰炸，守军无法展开，加之通讯设施被炸毁，指挥失灵。官兵苦战至下午2时，战死约5000人，29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率2000余人的部队守卫南苑。在敌密集炮火之下，处境极为不利。面对强敌，佗赵两人决定誓死坚守，他们指挥部队英勇抗击。
7月28日由晨至午，战斗激烈，双方损失惨重。下午，佟麟阁等奉命率部向大红门转移，中途被日军包围，乃挥师继续与敌人苦战。佟麟阁在指挥右翼部队向日军突击时，被敌机枪射中腿部，佟仍率部激战。敌机又来狂轰滥炸，他头部受重伤，流血过多，英勇殉国。赵登禹师长在激战中右臂中弹，仍继续作战。不久，他腿部等处亦受伤，赵登禹率部突围北走，车行到黄亭子，赵被日军伏兵击中胸部，壮烈殉国。佟麟阁、赵登禹为国牺牲的噩耗传往全国，激发了军民抗日复仇的义愤。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追赠佟麟阁、赵登禹为陆军上将。
28日下午，宋哲元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留北平和敌人暂时周旋，自己于当日晚离北平赴保定。第37师撤至永定河南岸布防。
29日8时，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攻击北苑与黄寺。黄寺守军冀北保安部队与日军战斗至18时后撤退 北苑守军独立第39旅与日军战斗后转移到古城，战斗结束后又返回北苑。该旅于31日被日军解除武装。在城内的独立第27旅被改编为保安队维持治安，数日后突围到察哈尔省归第143师序列。
驻防天津的第29军第38师部队，于29日凌晨主动向天津日军发动攻击，攻占天津总站日军驻地，并向驻海光寺日军司令部和东局子飞机场展开攻击。开始时较为顺利，后在日军飞机、炮火反击下，至15时开始撤退，随之天津沦陷。
29日驻通县伪冀东保安队反正，并向通县日军和伪冀东自治政府发动攻击，取得胜利。当日下午，反正部队撤离通县向北平转移，在城北受到日军的袭击，然后转移向保定。第29军第37师奉令南撤时，该师第110旅在宛平至八宝山一线掩护军部和北平部队经门头沟南撤，任务完成后，于30日撤向保定。
30日，日军占领北平、天津，日军独立混成第l旅团和驻屯旅团分别在30日晚和31日进占长辛店西面高地和大灰厂附近地区。至此，平、津作战结束。
补充
吉星文，字绍武，扶沟县吕潭镇人，乳名黑星，排行第三。少年时期立志效族叔吉鸿昌之为人，当兵报效祖国。
1926年，不满20岁的他只身到灵宝县文地镇，由19师师长吉鸿昌介绍，到宋哲元旅当骑兵。因其刻苦钻研军事，作战勇敢，被提升为连长。1932年3月，他参加了长城要塞喜峰口对日作战。该处地势险要，日军经常来骚扰。1932年3月11日，任37师109旅219团营长的
吉星文接到命令带兵袭击敌后，吉星文带全营官兵，巧妙绕过日军右翼，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于次日凌晨攻战王家、瓦房等村，将村中敌人全部歼灭。此次胜利，吉星文被提升为219团团长。
1937年6月，219团奉命调往卢沟桥。卢沟桥是北平通往内地的门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37年7月7日，日军诡称在军事演习时一士兵失踪，无理向中方要人，声称要到宛平县城搜查。面对日军的威胁，吉星文当即拒绝。7月7日夜，日军向219团阵地开炮轰击。吉星文立即向冯治安副军长请示，冯当即表示：“为维护国家主权，寸土不能让，可采取武力自卫。”吉星文立即命令守桥部队还击。
日军遭到反击后，竟然派兵杀害我执勤官兵并将我桥头堡占领。吉星文非常痛心，决心与日军决一死战。因为卢沟桥一旦失守，整个平津局势将动荡不安。在这民族危急的关头，吉星文提出，卢沟桥坚决不能丢。7月8日晚，吉星文进行了精心安排：一、将日军要进宛平县城搜查的事，交给王冷斋专员应付；二、宛平县城防务由姜团副负责；三、自己带人悄悄出城，直奔三营营长金振中营部，召集连长以上军官商议。他分析形势，鼓舞士气，组织敢死队夺回桥头堡。在他的号召下，官兵抗日情绪十分高涨。当时报名参加敢死队的有300多人。吉星文亲自挑选出150名精干人员，编成5个组，敢死队每人带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一把，准备出击。
敢死队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神出鬼没，在20分钟内，将几十名日本兵全部消灭，一举夺回了桥头堡。吉星文立即把卢沟桥事件的真相向上级作了报告。日军吃了亏，疯狂向中方阵地炮击，企图再次夺回桥头堡。由于216团的坚决抵抗，日军的阴谋未能得逞。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呼吁全面抗战，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全民族抗战的旗帜正式打起。
由于南京政府的妥协，7月26日下午，吉星文奉命将卢沟桥防务移交给地方保安部队。就在219团撤离的数小时后，卢沟桥失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吉星文晋升为109旅旅长。
1938年5月初，吉星文奉命开往安徽宿县，急进涡河，占领赵家集、芦沟集，迎战蒙城以北进犯的日军第九机械化师团。到宿县后，虽然吉星文旅连夜急行军，但仍赶不上敌机械化部队的进度，日军占领了那两个集镇。吉星文为完成阻击日军之任务，将全旅及配属的一个团分成两路投入战斗，并亲自指挥一路进攻赵家集，利用地形迅速接近敌人，将敌人死死缠住。这次战斗使敌人未能前进，使得徐州中方数十万大军安全转移。不久吉星文晋升为37师师长，后任33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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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七七事变83周年纪念日，每一个中国人应该牢记的教训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七七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许多人都想当然地认为，既然当年日本人是打算“全面侵华”，他们的准备应该是很充足的；现在的宣传，也喜欢强调七七事变日本如何蓄谋已久。
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开始，从此，中国人民进入艰苦的八年抗战时期。
何应钦就任军政部长后，鉴于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步步进逼，即制定了1934年至1938年的整军备战五年计划。
七七事变发生时,中日双方兵力比较
日本 总兵员：448.1万人
现役兵：38万人
后备役兵：73.8万人
预备役兵：87.9万人
战斗兵(包括现役、预备役、后备役兵)：199.7万人
第一补充兵：157.9万人
第二补充兵：90.5万人
陆军：常备师团17个
海军：舰艇约190余万吨
空军：飞机约2700架
中国军(不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
总兵员：320万人
陆军现役兵：170余万人
壮丁训练者：150余万人
学校军训：截至1936年底，训练完毕的高中及其同等学校合格为预备兵士者，仅17490人，专科以上学校合格为候补军官者880人。
步兵：182个师又46个独立旅
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
炮兵：4个旅又20个独立团
(其他特种部队除外)
海军：舰艇约59015吨
空军：飞机314架
对上述敌我双方兵力的状况，何应钦当时的心中是有一本大概的账。这本账是他恐日病的主因。
由此而来，被动的、消极的备战或避战以及延缓战争爆发，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当时何应钦心中还应该有另一本账，诚如他自己所统计的那样，除去维持治安的部队，中国陆军(指国民党军)在开战前预定第一线之初期使用兵力：总计有步兵80个师又9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炮兵2个旅又16个独立团，其他各特种部队队尚不计算在内，陆军所能投入的总力，中国方面显然占据绝对优势。
这后一本账，何应钦却没有算，即使算了也未加利用，以增强国民党军的抗日信心和战争初期的主动权。
他本可发挥的军事才能，可既受国民党抗战政策的制约，又被恐日抗战的积习所淹没。
1937年中国和日本国力对比
中国：
国土总面积 1142 万平方公里 (外蒙古还未独立) 37 万平方公里 (外蒙古还未独立) 31 : 1
人口总数 4.6 亿 0.9 亿 5 : 1
工业总量 13.6 亿美元 (占GDP 10%) 60 亿美元 (占GDP 80%) 1 : 4
钢铁总产量 4 万吨 380 万吨 1 : 145
煤年产量 2800 万吨 (其中外资企业占55%) 5070 万吨 1 : 2
石油年产量 1.31 万吨 169 万吨 1 : 129
铜年产量 0.07 万吨 8.7 万吨 1: 121
飞机年产量 基本无生产能力 1580 架 /
大口径火炮年产量 无生产能力 744 门 /
坦克年产量 无生产能力 330 辆 /
汽车年产量 无生产能力 9500 辆 (设备能力为年产30000辆) /
年造船业能力 不详 47.32 万吨 /
年造舰能力 仅能生产少量小型舰艇 5.3 万吨
乱曰: 中国自清末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给日本后，国势大衰。民国建立之后又是军阀混战，发展缓慢。至抗战军兴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弱国。而日本自从在甲午战争中大胜中国，得到了清廷巨额赔款以后，国势大增。至1937年，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国。抗战前夕，中日两国国力根本就不是在一个数量级上。诺大的中国在当时与撮尔倭国的差距之大,今天想来，也令人汗颜。
军事
工业 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尚不能生产。飞机和舰艇虽已生产出少量产品，但主要部件仍需进口。无批量生产能力，按战时标准，实际上等于不能生产。仅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 工业门类齐全，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飞机，舰艇均可生产研发，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等的年生产能力，完全满足进行大规模战争的需要。 差距太大
陆军 步兵182个师又是6个旅，骑兵9个师又6个旅，炮兵4个旅又二十个独立团极其他少量特种部队（其中40个师是以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黄埔军校生为军官而组建的部队，训练与装备较其它部队为好）。陆军总兵力约200万人。兵役制度不完善，军需补给与人员补充能力薄弱。 陆军有17个常备师团，4个混成旅团，4个骑兵旅团，5个野战重跑旅团，3个战车联队，16个飞行联队，及守备部队。总兵力约38万人。但由于完善的兵役制度， 尚有后备兵员总计448万余人。加上海军，日本战时陆海军共可动员1000万人。 差距很大
海军 中国海军自甲午战争遭日本海军歼灭性打击以后就一直未能恢复元气。至1937年，全中国所有的的舰队加起来只有大小舰艇120余艘，总排水量约11万吨。但实际作战的舰艇仅60余艘，排水量约6万吨，且多为超龄旧舰。无论从装甲，火力，射程，航速上讲，抗战时的中国海军都远逊于日本海军。虽然也可制造少量舰艇，但重要零部件都要进口，且无批量生产能力，根本满足不了战时需要。 日本海军自甲午战争中大败清之北洋舰队之后，一跃冲天而起。日本海军军舰种类齐全,全部可以自主设计制造，年造船业能力47万吨。至1937年，日海军共拥有大小舰艇285艘，总排水量约115.3万吨，其中战列舰9艘（27.2万吨），航空母舰4艘（6.9万吨），巡洋舰33艘（21.5万吨）......，实力仅次于英美海军,居世界第三位. 差距太大
空军 1937年时的中国空军尚处于初建阶段，共拥有各种飞机600架，其中作战飞机305架。大部分飞机分别购自美，意，德，英，法等国，机种复杂，维修不便。至全面抗战爆发时，能参加起飞战斗的飞机仅223架，能执行任务的飞行员620人。基本无飞机制造能力。 日本没有独立的空军，航空兵分属陆海两军。日航空兵机种齐全，飞机设计制造能力完善，年产量达1580架。零式战斗机曾独领风骚一时。至1937年，日航空兵（陆海两军）总共有作战飞机1600架，此外还有运输机，训练机及研究机数百架。 差距很大。
1937年的日本，全国已经进入了狂热的战争状态，民众对天皇非常迷信，不少人真的认为天皇是神明，将天皇视为信仰，士兵作战时的疯狂士气的根本来源就是对天皇的忠诚，正是有了“天皇”这个鸡血，才让日本士兵在战场上做出各种疯狂的举动，这也让日本国民非常团结，全心全意为战争服务。而当时中国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情况，当时的中国只是名义上的统一，事实上还是军阀割据，而国共之间也处于内战的状态，各大军阀相互抵制，不惜动刀动枪。而国内的资本家也依旧没有放松对底层民众的压迫，这也导致了很多人对国民政府尤为不满，所以当时中国的情况非常糟糕，虽然全国统一了战线，但矛盾不是说没就没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军的士气，对抗战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卢沟桥事变后，从两国的武器对比上可知，日军武器装备统一，而且相对很先进，而我军这边却连枪的发不到位，不少军队只能靠缴获来维持作战，而在单兵装备上，日军有统一的头盔、军靴，我军大多数军队没有头盔，有的还只能穿草鞋；单兵作战实力的差距也非常大，日军经过系统化的专业训练，单兵素质非常高，无论是射击、小组配合作战还是白刃战，日军都有着压倒性优势。所以当时中日两军在军力对比上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我军一开始就是处于不利的状态。而且日本自身有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在战争的刺激下，军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37年，日本军工业投资额达到了22亿日元，比1936年增加了两倍，占到同年工业投资数的61%。当时的日本的工业能力，可以年产1580架各类战机，330辆各类坦克装甲车，9500辆各类汽车，而中国当时的装备产量，加上从外面进口的，也不到日本的零头
二战的日本为了侵略中国，做了大量的准备，相应的日本军队士兵的作战水平也是相当的高，最近就有人翻出了一些抗战时日本士兵的作战水平资料，以及当时国军的作战能力，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由于1943年日本将大量日本精锐从中国调往太平洋战场，剩下的多为新兵或者娃娃兵，所以下面讨论的日本士兵以1943年以前的为准，大家不要相信抗日神剧里面的东西，咱们还是要正确认识二次大战日本的实力，毕竟咱们要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日本士兵：
1、100米内弹无虚发，枪法相当的准，并且不喜欢乱放枪！
2、反应速度特别的快，遇到敌人不慌不忙，如果遇到伏击战，在敌人放完三枪之后，估计可以立即还击了，最多应该也就十几秒的反应时间。
3、白刃战厉害，还记得《太行山上》这部电影就有过日本军队与八路军拼刺刀的片段，遇到白刃战日本军队都是不虚的！
4、斗志昂扬，深受武士道精神的灌输，作战不怕死，意志力极强！
5、身体好，那会日本兵吃的东西特别好，身体都是很健康的！
国军士兵：
1、枪法奇差，100米内单无实发，而且容易紧张，爱放冷枪！
2、反应呆滞，由于训练少，老兵也少，所以经常被日本兵快速击溃！
3、身体素质差，那会国军的物资匮乏，都是靠外部支援，士兵那会能吃饱饭就不错了！
4、白刃战不行，大多是乱冲乱上，然后被日本士兵一冲而散！
5、意志力不坚定，除了少数军队，比如张自忠、薛岳等少数将领统帅的军队，其他的军队基本是长官不在，就会一哄而散！
在这里，笔者只提到日本士兵与国军之间的差距，这里的差距是普遍差距，并不能代表所有，但是可以代表大部分，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部队没有算进来，不过终归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国军与日本军队的差距这么大，不过二战后期，尤其是1943年以后，日本军队的战力就下降了很多
然而，事实上不是这样。七七事变和918事变一样，最开始只是日本人试探性的冒险行动，只是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一再妥协退让，才演变成进一步大规模军事行动。
七七事变发生时，驻防平津的宋哲元的29军共有75000人，而根据《何梅协定》驻扎同一地区的日军只有5600人，并且分散驻扎在平津各地。就是说，中日双方这一地区的兵力对比是13：1。中方军队数量、战争道义占据绝对优势。在卢沟桥制造事端的日军甚至只有一个大队。
假如29军奋勇反击，是能够肃清北津日军的，日军内部主张冒险的一派很可大能就此收手。然而，从蒋介石到宋哲元的国民党高层是如何处理七七事变呢？
事变发生后的第4天，29军长宋哲元竟然与日军签订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接受了日本的条件，向日方道歉，处分责任人，第37师撤出卢沟桥，并答应取缔抗日团体。这一举动及往后的一系列退让，让日本人进一步断定中国没有坚决抵抗的决心，日本军队内部反对冒险的一派被说服，日本本部迅即做出增兵决议，调动驻扎在伪满洲国、朝鲜半岛的日军6万多人包围北平，威胁天津。
这与6年前9.18事变时的情况是相似的。当时，驻扎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只有1.5万人，而东北军却有20万人，结果同样因为不抵抗政策，短短几月东三省就全部沦陷。
为了给调兵赢得时间，日本人打着和平协商的旗号与宋哲元“和谈”。由于国民党高层及宋哲元对抗战犹豫不决，对用“和谈”解决争端心存幻想，因而只是认真和谈，从未认真备战。7月26日前后，日军完成包围北平的部署。等待宋哲元部的，不是和平，而是一纸最后通牒。
7月28日上午，最后通牒时间已到，日本人侵占北平的枪炮声响了。由于缺乏战备和战略决心、仓促应战，结果宋哲元当天就仓皇出逃，29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殉国。次日北平沦陷，第三天天津沦陷。七七事变爆发23天后，平津都失陷了。
日本赌徒的一场冒险，竟然成功了，并很快演变成大规模的、全面的侵华战争。倘或国民党从9.18事变时起，甚至哪怕从七七事变时起，都拿出坚决态度、全力抗日、全民抗日，日本人敢于如此胆大包天吗？
蒋介石和国民党高层为什么对9.18、7.7事变采取妥协投降政策？这是由于蒋介石集团是大买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对他们来说，只要能保住自己的政权，东北、华北都可以丢；他们眼里政权是第一位的，主权是第二位的。
由于看不到民众的力量，唯武器论的他们，相当多的人认为要么抗战必亡，甚至直接投降（汪精卫）。最后，只因为日本人打到上海、南京，威胁到自己和英美帝国主义在华核心利益了，蒋介石才被迫正面抵抗。
面对外敌，一切腐朽没落的政权都必然是丧权辱国的，这一条金标准自古以来都是灵验的。慈禧太后那句“宁与洋人不与家奴”，就形象地反映了这种政权的心态。蒋介石集团是晚清政权的翻版，其没落、腐朽、反动性是一样的。
真正能捍卫国家民族利益的、领导力量，在延安。那里才是中国的希望
以上是重温这段历史的一点感悟和思考，希望引起过人的深入思考，为了我们民族的复兴和强盛，我们的忧患意识必须加强，我们的国防战略不能不做出改变。
仅此，作为对 “七·七事变”七十周年的纪念，以及对抗战英烈们的缅怀和敬意！
后来成为金陵中学副校长的洪大中他是第一个把七七事变消息传递出去的人
“1937年7月7日，日本人借口士兵失踪，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我所栖身的这个校园，也不复原本宁静治学的气氛，卷入战火。无数学子、校友保卫家园抗争暴虐。”后来成为金陵中学副校长的洪大中，正是七七事变发生时，第一个把日军攻占宛平的消息传递出去的人。这段历史洪大中曾多次讲给儿子洪铁民听。
洪铁民告诉扬子晚报记者，1937年7月7日半夜，洪大中当时任宛平县政府秘书兼二科科长。熟睡的洪大中被激烈的炮声惊醒。院子里大伙叫嚷着：“日本人不是演习，是进攻！”四处逃窜。洪大中赶紧找到了时任宛平县长王冷斋。情况危急，王冷斋交给了洪大中一个艰巨的任务，他说：“日本人第一发炮弹就击中了县衙，宛平电话断了，可能北平还以为日本人在演习，你要想办法把消息传递出去啊！”洪大中临危受命，让人用一个大竹筐把他放到了城墙外面。洪大中拼命往丰台县城跑，他知道，县城的商会里有一部电话。洪大中第一个电话打给了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对方这才知道日本人进攻宛平的消息。随后，洪大中又打给了自己曾任职的《大公报》报馆。正是有了洪大中的及时报信，使得29军得以及时反应，向宛平增员。
为了能把宛平的最新战况及时传递出去，县长王冷斋下令部队修通了丰台到宛平的电话线。2天3夜的时间里，洪大中一直守在电话旁，把宛平城的战况通报给秦德纯。然后，再将秦德纯的指挥部署告诉王冷斋。1952年，洪大中从南京市政府调入这所校园担任副校长。每逢给金陵中学的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都会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给学生们听。
沈忠明：镇守铁路桥的排长
在北京丰台区地方志上记载着一位安徽英烈的名字：沈忠明，中共党员，安徽省濉溪县马桥区黄营子村(现我省淮北市烈山区宋疃镇黄营村)人，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年27岁的他奉命驻防卢沟桥畔永定河东岸的回龙庙。面对日寇，他率领全排奋勇杀敌，最终倒在血泊中。70多年间，他的后人一直寻找他的坟墓却一无所获，只好在家乡给他立了一座衣冠冢。
在他的家乡，英雄故事代代传
新安晚报、安徽网记者日前来到卢沟桥和北京丰台区委党史办。“沈忠明是在卢沟桥事变中牺牲的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北京丰台区委党史办工作人员王真胜告诉记者，尽管沈忠明是安徽人，但他的有关信息一直记载在北京丰台区地方志上。
据介绍，沈忠明是1910年9月出生在安徽省濉溪县马桥区黄营子村(现我省淮北市烈山区宋疃镇黄营村)，1933年5月到张家口投奔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同盟军解散后，沈忠明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29军37师110旅219团。1936年经中共地下党员周树一介绍，沈忠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北京回到合肥后，记者又联系了省民政厅、淮北市烈山区民政局、濉溪县民政局等多个部门。经过一番周折，记者获悉，沈忠明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不过多年前都搬离了黄营村。大儿子和女儿已经离世，小儿子沈树敏今年82岁。
“他是我们村第一个烈士，是在卢沟桥事变中牺牲的。”黄营村党支部副书记沈恕斌说，沈忠明的英雄事迹在村里代代流传，“我听老人们说，他人很好，很忠厚。”
记者辗转联系上了沈忠明的小儿子沈树敏，目前他居住在蚌埠市五河县。“父亲离开家的时候，才23岁。谁也没想到，他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沈树敏感慨万千。
“其实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1933年，他去张家口投奔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母亲怀上我才4个多月，哥哥6岁。”沈树敏说，幼时关于父亲最多的记忆，就是信件，信封上通常注明：“沈忠明家报平安”的字样。遗憾的是，这些信件并没有保存下来。
“他信寄得很勤，字写得也好，是个文化人。”沈树敏说，祖父和母亲都不识字。每次父亲有信来，母亲就会很激动地找村里有文化的长辈帮忙念。“除了报平安，父亲还会经常寄照片回来，让家人们看到他的近况，不过大部分都是他和战友们的合照。”
血战卢沟桥，为国捐躯铸忠魂
“1937年3月，我祖父还去部队看望过他，当时他已经是排长了。”沈树敏说，不曾想到，这竟是父亲和祖父最后一次见面。后来祖母去世，家里曾经给父亲发过一封急件，催他回乡奔丧。却不知，那时父亲已经殉国。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就没有了父亲的消息。”
沈树敏说，起初家人以为因为战乱，导致信件中断。过了很多年，父亲依然音讯全无，“其实我们心里猜到了父亲已经去世，但都不愿意说。直到见到了父亲的入党介绍人周树一，才确认了死讯。”
沈树敏告诉记者，周树一和父亲是同乡，当时他们都在国民革命军第29军，但驻守不同地方。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第二天，周树一赶到卢沟桥了解情况，并找到了父亲的尸首，就地掩埋。
“如果不是周树一，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父亲牺牲时的情景。他曾经找过我们，但是没找到，还以为我家没人了。”沈树敏说，上世纪70年代周树一从太原回乡探亲。得知此事，在五河任教的他连忙前去周家探望。“当时周树一快60岁了，他看到我眼泪就下来了，说‘你父亲是为抗日牺牲的。我现在年龄越来越大，如果我不讲，恐怕就没人知道了，我良心上过不去。’”
据悉，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沈忠明担任219团3营10连1排排长，驻防卢沟桥畔永定河东岸的回龙庙。7月8日黎明时分，日军向铁路桥和回龙庙的中国守军扑去。而我守军只有70余人的兵力，装备仅为6挺轻机枪、70条步枪。当时沈忠明排长一面向营长报告敌情，请求作战命令；一面积极备战。凌晨5时30分，日军朝回龙庙发动进攻。沈忠明与新增援的第11连李毅岑排长带领战士们一齐开火，保卫卢沟桥的战斗由此打响。
“全体战士都非常勇猛。等敌人杀到阵前时，父亲就率领全排战士抡起大刀，冲入敌群，与敌人展开肉搏。”提起父亲奋勇杀敌的场景，沈树敏声音低沉，“当时父亲深受重伤仍在战斗。最后，被敌人刺了两刀倒在了血泊中。那年，他才27岁。
全排战士除两人回城报信外，其他人都为国捐躯了。”
从妄图不战而取到发动侵略战争一本正气长存的史书人物篇 卢沟桥战斗中的中方主要军政人员：
王冷斋 吉星文 金振中 洪大中 沈忠明 与事变有关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将领：
宋哲元 秦德纯 佟麟阁 冯治安 张自忠 赵登禹 张克侠 何基沣 张寿龄 过家芳 朱军
与事变有直接关系的日方人员： 田代皖一郎 梅津美治郎 牟田口廉也 森田彻 一木清直 志村菊次郎战场篇
与事变有关的地点：丰台 大井村 卢沟桥宛平城 迥龙庙 大枣园 五里店 大瓦窑 卢沟桥火车站 廊坊 团河 广安门 南苑组织篇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九军的建立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九军南苑军训团 西北军、二十九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大事记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附录 卢沟桥事变回忆录 卢沟桥抗战纪事诗(五十首) 王冷斋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词 佟麟阁将军殉国处调查报告(节选) 七七事变目击者座谈摘录 塘沽协定 何梅协定 秦土协定 冀察绥靖公署和冀察政务委员会 事变时中国二十九军战斗序列表 事变时日军战斗序列表(一) 事变时日军战斗序列表(二)
侵华日军本多利太郎就日本战争罪行长跪卢沟桥向中国人谢罪
在文章的结尾，让我们以一位首次报道卢沟桥事变的战地记者的原话结束这篇回顾：
在《芦沟桥抗战记》中，小方预言：“我站在芦沟桥上浏览过一幅开朗的景色，令人眷恋：北面正浮起一片辽阔的白云，衬托着永定河岸的原野；伟大的芦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
家国情怀
职业精神
日本人对卢沟桥事变的处理方式感到后悔
2014年09月27日19:52 新浪历史 收藏本文
“七七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军部首先采取的态度还是不扩大事态，7月8日上午召开了省部(陆军省、参谋本部)联席协议会，傍晚以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名义发电，指示当时正病入膏肓(7月15日死去)的天津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陆大25期)：“不扩大事变，不行使武力”。
“七七事变”爆发前的卢沟桥
来源：人民网
但是，这只是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陆大34期，后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最后做到陆军次官)、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和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陆大33期军刀组，最后做到参谋次长)这几个主张不扩大事态的人的意见。这几个人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占据了最重要的几个职位，所以陆相杉山元大将也就随大流，同意了这个意见，这就是这封电报的由来。
石原是这样想的：如果和中国开战，即使把战斗区域限制在黄河以北地区，也需要：
一、同时动员15个师团；
二、使用一半以上到目前为止积蓄起来的军需准备量；
三、战火可能烧过黄河，扩大到上海；
四、半年以上的作战时间；
五、55亿日元以上的军费。
所以需要采取不扩大政策。
所谓军国主义，“军”就比“国”大，军部既然已经定下来了，接下来7月9日的临时内阁会议，也就跟着否定了杉山元陆相提出来的向华北增兵两个师团的建议，而通过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
但杉山元只是看在不扩大派的人多才同意了不扩大，等开完了会被扩大派一推，杉山元也就改变了主意。
本来那张被战后老是美化的石原牌画饼是一个极大的悖论：因为有了石原莞尔这个日本陆军的异类，才会有这张石原牌画饼，同时也正因为有了石原莞尔，这张饼才会成为画饼。日本民族有个缺点，缺乏计划性，缺乏远见。像石原莞尔这样作出几十年战略规划的人，实属凤毛麟角。所以石原莞尔从陆军大学校毕业后，15年间无法进入陆军中央机关，一直是不受欢迎的边缘人。而当15年后，石原莞尔作为民族英雄进入陆军中央后，表面上风光无限，但实际上在陆军中央十分孤立。石原最致命的短处就是没有官场经验，不知道应该怎样在官僚机构中上下周旋来推广自己的想法。石原除了些形如黑社会似的大陆浪人以外，没有朋友，没有人来指点他应该怎么做。而且石原是中央官僚和少壮军官们妒嫉的对象：他是以一种非主流的方式成功的。
在石原身上还披着“战神”的荣光的时候，大家不敢出头反对他的意见，因此石原可以达成自己的目标。但荣光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特别是石原莞尔被后起的那些以石原莞尔为榜样的参谋们看作前进路上的绊脚石的时候，所有的反感和牢骚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喷了出来。
其实不只在平津当地，就是陆军中央，也是扩大派占了大多数，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军务局兵务课高级课员田中新一中佐(陆大35期)和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
天津军司令官病入膏肓，参谋长桥本群少将(陆大28期军刀组，后来做到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但是由于诺门罕事件的牵连，1939年被转为预备役)倒还是主张慎重行事，但一帮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却无比关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陆大21期)、参谋长东条英机(陆大27期)，朝鲜总督南次郎(陆大17期，后来的甲级战犯)、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陆大22期，后来做到总理大臣，甲级战犯)等，纷纷上书，要求中央“决断”。关东军还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前线给牟田口们打气。
当时这些人当然没有想到，他们这是在挖坑埋大日本帝国，对于他们来说，“惩膺暴支”仅仅是一个合乎常识的选择。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这些所谓扩大派也没有想到，以后的战火会扩大到全中国，甚至烧遍了半个太平洋。不就是惩罚一下那个衰弱了还不肯老老实实的支那吗？怎么就值得石原莞尔那么神经质呢？石原在卢沟桥事变以后主张不扩大事态的论调，除了引起日本陆军中央机关的官僚和少壮派军官反感之外，没有任何效果——什么扩大事态？这个所谓的事态不就是你石原本人制造出来的吗？
其实这些扩大派的主张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仅仅主张把中国军队赶出平津地区的，也有像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那样，说干脆把黄河以北全部解决算了，最积极的是陆军省军务课长田中新一，他说“不扩大就不扩大，反正不拿下上海也确实不算扩大”。
先别急着说田中新一狂妄，按照当时昭和军阀的思维方式，田中新一没有出什么格，就是石原莞尔本人也提出了“支那兵的撤退，责任者的处罚，支那方面的谢罪和今后的保障”这四条所谓不扩大的条件，并且一天以后被内阁会议追认了。所以蒋介石在庐山文告中是这样说的：“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
“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因为中华已经没有了退路。
蒋介石的庐山文告，在战后不少日本人的回忆中，都全文或者接近全文引用，因为他们在失败了以后，才听出了这段他们不屑一顾的话中，实际上凝聚了历经四千年风雨沧桑的中华民族的力量和决心。
有一位以后还会说到的人物叫濑岛龙三(陆大51期)，此人号称是“昭和三大参谋”之一。1995年9月，厚达500余页的《濑岛龙三回想录？几山河》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两个月内增印10次。
濑岛在那本回忆录里坚持认为，发动“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扶持“满洲国”是“有点问题……但是租借关东州，经营南满铁路和驻扎必要的兵力是日俄战争的结果，并且由朴利茅茨条约得到国际承认的结果”；谈到太平洋战争时，在承认“牺牲了三百万日本人的尊贵生命，丢失了先人建筑起来的领土，给他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在世界上丧失了日本的信用”以后，还是断言太平洋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或计划战争”，而是“自存和自卫的受动战争”。
不少陆军参谋在回忆录中都深刻或不深刻地批判了陆军大学校的人才培养方式，而濑岛龙三在回忆录中对陆大的教育方式则大唱赞歌。
但是就是这个濑岛龙三，在谈到“卢沟桥事变”时也流露了一句：“其实不但不应该扩大卢沟桥事变，而且当时就应该放弃根据‘辛丑条约’而得到的日本在平津地区驻兵的权利。”
和当时的所有皇军参谋一样，濑岛的这个认识太迟了一点。
战败以后，特别在这个卢沟桥事变问题上，所有人都想摆脱干系，就连牟田口廉也都是这样。在一次由杂志《丸》举办的座谈会上，牟田口再三声明自己一枪未开，全是“支那军在挑衅”，连在一边的松井久太郎中将(陆大29期)都听不下去了，拿出当年的报纸和牟田口自己签发的报告，上面“打”字一片，牟田口这才闭上嘴。
日本帝国是已经全体疯狂了，这次的卢沟桥事变和以往的事变不同的是，政府内阁也紧紧跟上，腔调一点不比军部差。7月11日召开的由首相近卫文麿、外相广田弘毅、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和藏相贺屋兴宣参加的“五相会议”，虽然还在唱“不扩大”的高调，但已经同意了派兵，而且五相会议结束以后，日本政府立即召集了传媒、贵族院、众议院和财界代表，请求协力，以形成“举国一致”的临战体制。
取代病入膏肓的田代皖一郎中将的新任天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陆大23期)，从东京出发时还信誓旦旦地向石原莞尔保证：“在不扩大方针下不使用武力，争取在现地和平解决。”但11日经过汉城时给小矶国昭一通洗脑之后，第二天在传媒面前就已慷慨激昂地表示：“决不能默认中国的无理和暴虐，日本要进行正义的进军，惩罚他们的暴戾。作为军司令官，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制定了用兵作战计划，请国民们看着皇军的行动。”
7月20日，陆军大臣杉山元又再次提出了动员提议，这次得到了内阁同意。局势已经不是石原能够控制的了。石原只好在7月27日下令在内地再动员三个师团，以援救在京津一带遭到顽强抵抗的日军。7月28日，“支那驻屯军”向北平、天津发动了全面进攻，至此，石原的“满洲国”和“最后决战”的画饼，已全成泡影。
没有人注意石原警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得从日本民族性里面去找，日本民族有一个特点就是对过程的重视大于目的。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做不做是态度问题，做得怎么样是水平问题。在处理卢沟桥事变这件事上，首先日军参谋们没有想到会引起几乎亡国的后果，其次就是亡国对他们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在“爱国”就行了。
所以在卢沟桥事变以后，不扩大事态在心理上和物理上都是不可能的。
虽然不可能，但是近卫文麿首相还是尝试作了最后的努力，他有点想和蒋介石直接谈判以寻找摆脱危机的方法，但优柔寡断的性格又使他无法做出这一举动，石原莞尔愤愤地说：“在危机面前，一个国家的总理肚量仅仅如此，亡国者就是近卫文麿。”
近卫文麿派了西园寺公一到上海和宋子文见面，商谈由大陆浪人宫崎龙介作为首相特使访华的可能性，后来的经过近似于间谍小说，宫崎龙介化名西希与志乘坐法国客轮，通过英国人和宋子文见面，商谈了到南京面见蒋介石的细节，蒋介石也答应如果有好的条件可以谈判。
近卫文麿听取了宫崎龙介回来后的汇报，找到杉山元说明了情况，杉山元没有反对，但是领受了近卫文麿首相全权密令的宫崎在神户准备上船去上海的时候，却在码头上被宪兵逮捕。
近卫文麿火了，找杉山元问话，杉山元还是照例说些谁都听不懂的话来搪塞，气得近卫文麿只好自认倒霉。
卢沟桥事变的结果就这样定下来了。“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帷幕，从此以后，中国人在血与火中搏斗了八年。而被那帮参谋们拖进战争的日本帝国呢？在挣扎了八年以后也土崩瓦解了。
卢沟桥事变到底是怎么回事
2018-01-10 13:49
问：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为什么在北平郊区的卢沟桥，会有一支日本军队？这群日本兵是什么时候来的？
答：1900年在北京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日本驻清国公使馆秘书杉山彬被清军杀死，后来在《辛丑条约》当中，清政府被迫容许十一个列强的军队驻扎在北京至天津一带，说是为了保护列强的侨民。日本就是在这十一个列强之列。所以日本依据《辛丑条约》，于1901年派出一支部队，名曰“清国驻屯军”，驻扎在北京和天津（简称“平津”）一带，名义是保护使馆和侨民。
问：日本这支“清国驻屯军”在北京和天津一带，一直驻扎了长达36年？
答：是的。这支日军部队，原先叫做“清国驻屯军”，大清帝国倒台之后，改称为“支那驻屯军”，而中方在史料中则称之为“中国驻屯军”。
问：这支驻屯军在平津一线驻扎了36年，没有和当地的中国军队擦枪走火？
答：这支日本部队驻扎在北京和天津一带36年，基本上和当地的中国部队维持了和平共处。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的一段时间，发生了“丰台事件”，就是在行军的过程中，中日两军偶遇，两军的马匹以及士兵发生了肢体碰撞，引发了一点点轻微冲突，但总体而言，这支部队驻扎了36年，基本上和中方大体做到相安无事。匪夷所思的是，中方文史资料有第二十九军的官兵回忆，在七七事变之前，第二十九军竟然和这支日本驻屯军曾经开过联欢晚会。但事实上细想也符合情理，因为中央军通过《何梅协定》等协定退出华北之后，华北事实上已经成为西北系军阀宋哲元的天下，宋哲元不是国民党嫡系，与蒋介石离心离德，宋哲元当时的算盘是夹在日军和蒋介石之间生存，所以宋哲元本人在日常要与这支日本驻屯军维系表面上的友好，其实也符合逻辑。
问：这支日本驻屯军有多少人？
答：人数并不多。1936年以前不到两千人，1936年增兵，从1771人增加到5774人。
问：为什么清朝的部队、以及后来北洋政府的部队，甘心容忍这支日本部队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长期存在？
答：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年依据《辛丑条约》驻兵在平津一带的，其实不仅仅是日军，还有英军、美军等，这是很容易被历史爱好者忽略的事实。第二个原因，当年晚清和北洋的官僚，对帝国主义采取的是妥协绥靖的外交政策。晚清和北洋事实上基本还是同一伙人，只不过是换了个名堂。当然，妥协绥靖的外交政策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国家大局是好还是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不深入谈。
问：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地点是在宛平，而且日本兵来演习的地方是在宛平城眼皮底下的卢沟桥，这个地方是否在日本兵的驻地之内？
答：《辛丑条约》所规定的驻兵地点并不包含宛平在内，也不包含丰台，更不包含卢沟桥。但是，在若干年之前，驻华英军在丰台建设了兵营，当时的中方不知为何，没有阻止英军，英军撤走了之后，日本驻屯军以这个为借口，也进驻了丰台兵营。另外还有一个事实是：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的三十六年之间，日本驻屯军在平津一带不定期演习，而《辛丑条约》关于演习的地点，也没有相关的规定，而更要紧的是，当时无论是晚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没有对这支日本部队进行过严格的约束，而且在事实上，也确实是约束不了。
问：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答：1937年7月7日，从当天下午大概四点多钟开始，日本“中国驻屯军”有一支中队，在宛平城外、卢沟桥边的一片空地上演习。
问：故意到卢沟桥边的空地上演习，宛平城就在视线之内，城内就有中国的守军，这是不是故意挑衅？
答：理论上无法排除。但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并不是驻屯军的第一次。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的《华北治安战》记录：当晚演习的日军官兵知道龙王庙晚上有中国官兵站岗，所以他们为了避免误会，故意背对龙王庙，向另外一个方向（地名：大瓦窑）演习，在这一点上，《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也有相同的记录。当时日本驻北平使馆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在《今井武夫回忆录》也指出此前这支驻屯军在此前也在卢沟桥附近演习过，并且遭到中方部队冯治安的抗议，说日本部队演习时候把子弹射进宛平城了，并叮嘱今井武夫转告驻屯军“以后要注意点”，今井武夫自称接到投诉后到驻屯军开展调查，结果是“查无此事”。除了日方史料之外，中方也有多处史料指控日本驻屯军在1936-1937年间在华北不分地点，到处演习，“频繁挑衅”。双方的说法大致相符。
问：当晚的事态是怎样发展的？
答：日军声称，演习到当晚22:00过后时分，有人在黑暗中向演习当中的日军放冷枪。
问：日本方面所指控的这一阵“冷枪”，到底是否真实存在？是不是日本方面蓄意捏造的？
答：中国方面的金振中留下了相关的材料。金振中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第110旅第219团第3营的营长。事发的时候，金振中本人就在宛平城内，他事后写道：他亲耳听到了当晚十点半左右在城外响起一阵枪声。金振中的证言，可以参考金振中自己所写的回忆证言《卢沟桥抗敌经过》，这篇证言收录在《文史资料选编》第25辑，是北京出版社的，出版年份为1985年。金振中的证言，与日本中队长清水节郎等人的证言互相吻合的、彼此一致，时间、地点、事情，都一致。因此，如果仅仅论这一阵枪声本身的话，两国的史料倾向于它客观存在。
问：那么到底是谁在黑暗中、向演习的日军开枪呢？
答：有可能是日本军中激进分子想挑事，也有可能是赤俄方面的人，依据事发时候日本驻北平使馆助理武官今井武夫的回忆：在“七七事变”之前，在日本的军中存在有这样的传闻：“七夕将有大事发生”。说到这里，我有必要注解一下：中国的“七夕节”，指的是农历七月七日，而日本的“七夕节”，则指的是公历的7月7日。依据今井武夫的说法，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日本军中不但存在这个传闻，而且东京军部还为此派了专员前往平津，调查这个传闻的出处，同时也视察一下：“中国驻屯军”当中，有没有人在密谋闹事，如果有，则果断处置、将其扼杀在萌芽当中，那时军部还不希望和中国打仗，从这个传闻来看，日本军中的激进分子，的确有嫌疑。
问：赤俄方面的人，这种嫌疑有什么依据？
答：最大的依据是：赤俄是中日战争爆发的最大受益者。史料显示：中日战争爆发之后，莫斯科的某些要人非常高兴，事前，华北的学生以及地下工作人员对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进行了渗透，这由多种史料所证实。《今井武夫回忆录》声称，那段时间曾在中日两军中间地带搜到一些放鞭炮的学生，问他们用意，他们说是受赤俄势力指使。
问：那么当晚一阵冷枪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答：日军声称：他们遭到冷枪袭击之后，立即集合、点名，发现少了一个士兵，这个士兵的名字，叫做“志村菊次郎”。于是，这股日军声称：结合“冷枪”和“失踪”两件事，认为一定是宛平城里的中国军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乘着黑夜，偷偷将志村菊次郎绑走。
问：那么志村菊次郎这个失踪的日本兵，他是干嘛去了？
答：这个日本兵，据说是拉肚子去了，而且拉完肚子之后，他在黑夜中还迷了路，到处转悠，走了许多冤枉路。
问：有作家认为这个日本兵是受日本军方指使，故意离场，蓄意挑事的。
答：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然而严肃的历史研究都讲证据，就这点而言，客观地说，目前证据不足。
问：这股日军的长官以为志村菊次郎被中国军队绑走了，所以他们要求中国守军打开城门？
答：是的。这股日军于是气冲冲地走到不远处的宛平城门下，大声喊叫，要求城内的中国守军开门、让日军进城去、搜索失踪的日本兵。
问：那么这个失踪的日本兵志村菊次郎，据说不久之后就归队了？
答：是的。志村菊次郎很快就归队了，但是宛平城下的日军并没有因此罢休。
问：为什么不罢休？
答：因为日军一口咬定是第二十九军在黑暗中向日军放冷枪，所以日军要求第二十九军就“冷枪”事件，给个合理的说法。大队长一木清直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一年之后（即1938年），接受日本《朝日新闻》采访，他对记者是这样说的：“我当时接到了志村菊次郎归队的报告，但我认为还是应该坚持和中国军队交涉，否则中方会以为我们可欺，日后会得寸进尺。之前的丰台事件就是例子。这次毕竟是中国方面向我军开枪射击了，如果我们就这样草草撤走，那么就会给二十九军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只要向日军射击，日军就会逃跑，那么今后日军威信扫地。”
问：一木清直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答：要听懂一木清直这段话，还真是需要一点历史背景知识。一木清直所说的“丰台事件”，指的是“七七事变”之前的一段时间，在丰台发生的两军摩擦事件——中、日两军行军在路上偶遇，双方的马匹和士兵发生了肢体摩擦和冲突，幸运的是没有升级到大规模冲突，经调解之后平息了。在接受《朝日新闻》采访的时候，一木清直所讲的这段话，其实是这个意思：尽管失踪的士兵志村菊次郎已经归队了，但是日军不能就这样罢休，因为还有一个事情必须要追究到底——中国军队在黑暗中向日军开冷枪。这个事情如果不追究，那么中国军队就会说：日军真怂，放几枪他们就跑了。那么日后，日本军队在平津这一带，就没有脸面再混下去了。而中国军队则一定会得寸进尺。换句话说，一木清直是要找中方追究“冷枪”这件事，即所谓的防微杜渐。一木的事后解释符合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并能被当时的日本媒体和受众广泛接受，因为日本人就是这样的德性，事事较真，总喜欢将小事化大。
问：有没有可能一木清直所讲的其实全部都只是借口？也许他在内心深处，就是想以这件事为借口、蓄意挑起战端？
答：有这个可能。但那毕竟是人的心理活动，外人很难知晓，也很难证明。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六年前蓄谋挑起“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升官了，名利双收了，一木清直以及他的上司牟田口廉也，作为日本军人，想要效仿石原莞尔、挑起战火、火中取栗，也并非不可能。在当年有一个怪现象：日本中下级军人挑起战端、为日本赢得利益，往往引发日本民族主义狂热，日本政府在狂热的民意之下，往往追认军人先前的胡作非为，而日本政府的追认行为，又往往对其他日本军人起了鼓励的作用。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问：有研究认为事前“中国驻屯军”的某些中上层军官早就制定了针对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住所的突袭计划，并据此认为卢沟桥事变其实是蓄谋已久。
答：这样说恐怕有失严谨。当年华北的抗日气氛很浓厚，中国驻屯军的中上层军官平时吃饱了撑的制作针对宋哲元的奇袭计划，是他工作的分内事，因为中日关系紧张，理应提前制作应急方案，所以反过来说，如果他不提前制定这样的应急计划、以备万一，那么反而是他的失职。军人在和平时期制作各种应急计划是正常现象，并不能证明什么。
问：那么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
答：依据日方声称，接下来，大约在凌晨三点多的时候，又有人在黑暗中向日军放冷枪（这一点未见中方有印证史料），日军于是立马报告上级，联队长牟田口廉则通过电话，向演习的日军下达了进攻的命令，日军于是开始向宛平城开炮轰击。遭到炮击之后，宛平城内的中国守军通过电话、征求了秦德纯（在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的军长宋哲元已经回乡休假，秦德纯是当时第二十九军的“代军长”，同时也是“北平特别市”的市长）的批准，奋起反击。于是，7月8日凌晨5、6点钟左右，中日两军双方的战斗，正式打响。
问：所以所谓的“七七事变”，真正打起来其实是在7月8日。
答：对。所谓的“七七事变”，其实并不是爆发在7月7日，因为如果你从开枪才算起的话，“七七事变”其实是爆发在7月8日的早晨。
问：七七事变爆发之后，蒋介石是如何反应？
答：事变爆发之后，蒋介石立马命令中央军北上支援，蒋介石的想法是，此前中央军因《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文件退出了华北，七七事变爆发，正好是中央军重回华北的大好机会，蒋介石想通过中央军北上，向日方施压，并使华北回到《塘沽协定》之前的状态。
问：国民党中央军北上，宋哲元据说是反对？
答：得到中央军北上的消息后，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非常紧张，他担心两点：第一，他担心中央军北上会刺激日军，这一点他估算正确；第二，他担心中央军一旦重回华北赖着不走，他的地盘化为乌有。
问：国民党中央军北上对日本构成了何种刺激？
答：中央军北上的情报很快就到达东京的决策中枢，东京于是在7月11日火速下命增兵华北三个师团，日本增兵华北的行为，使局势失控。中央军北上以及东京决定增兵华北之后，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的人员频繁走访国民政府外交部，要求中央军暂缓北上，但同时又说日本外务省无权干涉日军的增兵行为，国民政府认为荒唐，报以一笑。
问：局势失控的表现有哪些？
答：具体的表现就是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日本增兵华北的部队遭到第二十九军的敌视，第二十九军官兵主动攻击日本增兵部队，其中广安门事件日军受挫，于是日本进攻南苑，发起报复，随后北平天津都沦陷了，局势全面失控，蒋介石在上海开辟战场，大战正式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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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20 20: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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