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林讲北平“漳州会馆”的旧事

清平乐

林林讲北平“漳州会馆”的旧事
文/陈镜清

最近，漳州文库编委会整理出版古籍《漳郡会馆录》，这是漳州古籍文化研究的珍贵成果。《漳郡会馆录》记事，基本覆盖有清一代北京漳州会馆的历史沿革。这部《漳郡会馆录》辑于光绪年间，其记事延续至宣统三年（1911）。其实，在京城设置“漳州会馆”早已有之。
庄亨阳《秋水堂集》就收录了《续置漳州会馆碑记》。该《碑记》记载：“吾漳会馆，肇顺治间，洎雍正年，宗伯文勤蔡公，以公车日盛，迮不能容，率合众力别典煤市宅一区，直六百两。时林君孚亭谒选居京，捐金若干，云以成其父志，郡人义之。”
翻阅《漳郡会馆录》，促使我想起，晋京采访漳属同乡老前辈林林时，他谈到了北平就读“中国大学”住漳州会馆的往事。
1996年仲夏的一天，我征得林林老先生同意，到北京崇文门东大街22号楼，登门拜访这位杰出的新闻界老前辈、著名书法家、诗人。诏安人多数喜茶，我带上“诏安八仙茶”做伴手礼，拜访林老。他已八十六岁了，还亲自开门领我到书房接受采访。
看到“诏安八仙茶”，林老格外亲。访谈就先从茶事聊起。他讲了送“八仙茶”给书法大家赵朴初的情景，特别是赵老赋诗称赞“八仙茶”。同时，还讲了古代茶诗和中日茶文化交流的故事。原来林林老前辈，还是一位茶文化大师。
品茗之后，林老就我拟写的访谈提纲要求，回忆起离开漳州来北平求学的情景，其中有一大部分讲述在“漳州会馆”的故事。
林老回忆说： “1927年，我到漳州龙溪第三中学高中读了一学期后，被诏安县召回老家当小学校长。但我自感学力不足，当了一段时间，想争取再读大学。1929年，因有同乡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我只身北上，也想进这所学校学习。中国大学是1913年由孙中山、宋教仁、黄兴创办的，旨在培养建国人才。宋教仁兼任校长，黄兴兼第二任校长，黄花岗烈士林觉民之兄林长民，曾是第四任校长。革命先驱者、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的李大钊曾在这所大学任教。是年夏，我进入中大政治经济系学习，四年后毕业。在校期间，我曾多次到漳州会馆参加活动。”
林林说，他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就住在漳州会馆。在漳州会馆他结识了许地山。1930年，北平的漳州会馆开馆务会议，他也参加。会议主持人却是燕京大学教授许地山。他当时觉得许地山是大名鼎鼎教授、文化界名人，却愿意为家乡的漳州会馆事务操心，亲力亲为，甚为敬佩。许地山的散文《落花生》，写的就是漳州的“落花生”，因为漳州对花生都叫为“落花生”。写这篇散文时，许地山就在漳州当老师，所以就有署名“龙溪许地山”。散文《落花生》，寓意高尚，林林说在家乡时就读过，令他难忘。在北平“漳州会馆”能认识到许地山教授，又跟他一起参加馆务会，“真是幸事”。后来，许地山与燕大当权者司徒雷登合不来，1935年8月主动应聘到香港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主持中文系工作，建议革新。后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香港分会任职，也为宋庆龄保卫中国同盟做了许多工作。柳亚子先生称赞他说：“香港文化可以说是许先生一手开拓出来的。”任继愈说他是“道教研究的先驱者”。
林林说：“1941年3月，我从桂林到香港，在某个文艺联欢会上，向许地山教授请教，与他亲切交谈。这年6月我离开香港到菲律宾，8月间就听说许先生因心脏病离世，终年才四十八岁，英年早逝，令人痛惜。1955年我任驻印度大使馆文化参赞，读了他所著的《印度文学》，以及他翻译的印度故事集。此是后话。”
“陈伯达也住过漳州会馆。”林老讲起在漳州会馆与陈伯达往来的情况。陈伯达1931年从苏联回国，在北平被国民党逮捕。“苏联那时在大家眼里是红色的世界革命根据地。从红色首都回来，国民党知道了，难免要以监狱侍候他”。陈伯达被捕了，国民党要员张贞与华侨领袖王雨亭出面把他保释出来。
“张贞是什么人？国民党中央委员，福建籍将官，中将或上将，起码中将吧，地位很重要。陈伯达当过他的秘书。他很爱才，明知陈是共产党，也要保他。”
陈伯达出狱后，与林林同住在漳州会馆一个院子里，常常见面。陈伯达举目无亲。他病了，经常咳咳吐痰。林林帮他去取药。陈伯达是个读书人，研究问题做学问，经常要买书找资料。林林回忆说：“他要读谭嗣同的《仁学》，我跑到琉璃厂帮他买来。我那时很崇敬共产党。”
“1933年，中国大学教授吴承仕办《文史》杂志。我和陈伯达常投稿。陈伯达写历史方面的文章。我主要写作，从日文翻译苏联研究俄译《源氏物语》的文章。陈伯达一口闽南惠安音，讲课不行，写文章倒在行。我离开北平之后，吴承仕教授的进步很受陈伯达的影响。”
由于同乡，又曾在北平漳州会馆住同个院子里，加上都是《文史》杂志的撰稿人，所以，以后林林与陈伯达有几次往来。

2022年6月13日初稿

清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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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乐 发表于 2024-6-9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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