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王振江38307 于 2014-8-25 11:28 编辑
(1) 《 咱 娘 》 2014年1月7日 【题记】 许昌人习惯上把朋友的母亲称作娘,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说话会把我家的母亲称作“咱娘”;如果谈到对方的母亲,会说“恁家的咱娘”。如果谈到第三人的母亲,会说“某某家的咱娘”。 许昌人的咱娘,是伟大的母亲! 她们含辛茹苦地把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家庭的多产儿至少姊妹四个,有的姊妹五个、六个、七个,甚至八个的拉扯大。她们是最慈爱、最善良、最吃苦、最忍耐、最平凡、最默默无闻、最没有享过福的一个群体。她们一辈子没有用过像样的妇女用品、她们一辈子没有享受过卫生洁具、她们由于生孩子留下的妇科病带来的痛苦,因为没钱看病会默默地忍受终生、她们一辈子没有用过化妆品!但是她们为这个家奉献了一生,为这个家撑起了大半个天!她们都有一个古老的传统观念和本能,那就是——维系好这个家,把闺女、孩儿拉扯大……
【正文】 “振江,咱娘给你做的胡辣汤,让你回家去吃饭!” “振江,咱娘把过冬的大白菜菜给你留了500斤!要是不够言一声,你赶快领着人来地里拉菜!” “振江,长明两口子又打架了,长明家的咱娘叫我赶紧来找你,咱娘说:除了振江,谁也降不住长明那个孩子乖!” “今儿个咱娘诀(駡)我了,不让我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玩,只准跟着振江哥玩!” “咱娘让你去商量商量我结婚的事儿哩!” “咱娘让你去商量商量我的吃面条的事儿哩!” … … … 下面就是在我的生活里接触的许多“咱娘”中的几位咱娘: 王晓家的咱娘;国强家的咱娘;建州家的咱娘;大宝家的咱娘;宏昌家的咱娘;喜德家的咱娘;建立家的咱娘;长明家的咱娘;宝山家的咱娘;建民家的咱娘;垂静家的咱娘;青青家的咱娘、松山家的咱娘;伟忠家的咱娘;HH家的咱娘;还有“你钱婶儿”。 等等、等等… … (2) 王晓家的咱娘: 王晓,是我来许昌认识的第一个人,是我交的第一个朋友、是我的发小。那是1963年,我快7岁了,王晓5岁。我家刚到许昌的当天,我从家里溜出来到后一排刚盖好的空房子里玩。在空房子里遇到了王晓,他光着屁股拿着一个三八大盖式的木头枪,这枪没刷漆,就是白茬木头作的,很像真枪。我想摸摸,王晓坚决不让我摸。这个情节我记得太清楚了。后来才知道,王晓是厂里高级工程师的最小的儿子,王晓的父亲是旧军队起义人员,技术高超,威信很高。据说汽车从他的身边开过去,他凭着听声音、闻气味就能判断出汽车的毛病在那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厂里的大人们分成了造反派和保皇派,派性升级斗争激烈。我们小孩子之间也分成了好几派,今天你跟我好了,明天我又跟他好了,今天你“叛变”了,明天他又打入“敌人内部”了,反反复复不亦乐乎。王晓的父亲是保我爸的中间派。因为他的徒弟多,两派中间都有他的徒弟,所以基本上没人敢惹他,而且他说话还能顶作用。王晓他爸在各派之间周旋,使我爸得到了保护,基本没有挨过打。 局势紧张的时候,王晓他爸也不敢明着和我家来往,许多信息就靠我从中间过话传递,于是我经常以找王晓出去玩为掩护,去他家,从王晓他爸那里得到一些是否开我爸的批斗会的信儿,一旦知道要开我爸的批斗会了,我和我爸就会随时开溜到外边去逃避批斗。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王晓家的咱娘。因为我们孩子之间的不断翻脸,王晓和我不玩了,他又加入反对我爸那伙人的孩子中间了。在批走资派的高潮时期,王晓也和其他许多孩子一起,喊着打倒我爸的口号,从我家的后窗户后边“蹬蹬蹬”地跑过去,再“蹬蹬蹬”地跑过来。王晓的母亲知道这事以后,把王晓狠狠打了一顿,还罚王晓下跪了很长时间。 王晓的母亲坚定地相信我爸是好个人。
1963年我家来许昌时,我哥上小学6年级和王晓的大姐是同班同学,我姐上小学3年级和王晓的二姐是同班同学。平时我哥我姐与王晓家也经常来往,哥、姐在家里经常提起王晓家的咱娘,多么有本事,多么有文化,多么会讲故事。于是我也加入了听故事的行列。我的印象里,王晓家的咱娘,身体不好,很少下地,整个冬天都会在大床上度过,据说她是大家闺秀,读过私塾,读过女子师范。她讲起故事来就像说书般地动听吸引人。往往把院子里的大小孩子都吸引过去听讲故事。我在她那里第一次听到了三国演义、水浒、武松等名著的名字和部分故事。尤其到过年的大年三十,孩子们都挤到王晓家的咱娘家熬夜,像我哥这一茬人是纯粹为了获取知识,受到良好的启蒙。而我却是惦记着王晓家咱娘身后的那一碗豆豆,那是咱娘把黄豆滚上白面和白糖在油锅里炸的小点心,每年只做一小碗,每人一次只准捏上一粒吃,每次孩子们揑完豆豆,王晓家的咱娘就会抿着没牙的嘴笑眯眯地立即把豆豆藏在身后…… 王晓的大哥这时已经参加工作有了三个孩子,都送到爷爷奶奶这里养着。文革武斗激烈时,王晓的大哥当上了工作单位的造反司令,腰里別着双枪,带着两个警卫耀武扬威地从外地回来探亲,我们都好奇地去听大哥讲“战斗故事”。但是王晓家的咱娘却发火了,非要王晓的大哥辞掉司令,上缴枪支。大哥与母亲顶嘴,王晓家的咱娘说:“把枪给我!”她接过驳壳枪非常老练地“咔咔咔”把一把手枪卸了个零散,又“嚓嚓嚓”把手枪瞬间组装好,这一动作着实让我们瞠目结舌被惊呆了! 没等王晓的大哥缴枪辞职,就被打成了“反革命”被开除遣送回许昌,从此在许昌市西关那一片的大街上,多了一个腰里系着一个蓝布单子艰难地拉着架子车的汉子,帮车辕的是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 这一年王晓家的咱娘、王晓家的咱叔一年内同时撒手人寰,留下了一窝孤儿。厂里为老两口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在大喇叭里反复唱着“河深海深不如阶级有爱深”的革命歌曲声中,王晓的姊妹四人,一个大哥的媳妇,三个大哥的孩子一共八个孝子贤孙,披麻戴孝地给全厂职工下跪磕头谢孝,感动了全厂。 这时我爸又因为“老、中、青三结合”被结合上了革委会副主任。在我爸的主持下,专门派车到扶沟县为老两口买了上好的棺木。把老两口葬在了许昌的烈士陵园。 以后我上初中高中时,学校每逢清明都要组织扫墓活动,每次活动我都要到王晓家的咱娘的陵墓前去看看,去为老人家扫扫墓。 这时候我会想一件事:王晓家的咱娘为什么会那么老练地玩枪?为什么有资格进烈士陵园? 我会联想到江姐,我会联想到双枪老太婆…… (3) 国强家的咱娘: “啊宏嘞——顶犟!” 这一声呼唤,基本上是伴随着每天晚上的大喇叭中的国际歌而响起的。每到这时,我们在一块玩耍的小伙伴们就各回各家睡觉去了。这是国强家的咱娘在唤她的孩子们的声音。 国强家是上世纪印度尼西亚的归国华侨。国强姊妹四个,分别叫国宏、国强、国跃、杜鹃。国强的父母给自己的儿女们取这样的名字,可见当年漂泊海外备受排挤的华侨对祖国的热爱和向往! 国宏是我哥的同龄人,杜鹃是我姐的同龄人。国强年龄比我大上两岁,国跃比我小上两岁。国强在大院里是第二餮(厉害)的孩子,因为第一餮的是双胞胎,每逢打架兄弟俩会一块上。我在院子里还排不上前五餮呢,所以我得不停地追随前三餮的人。我也成了前三餮的人拉拢对象。 有一次我欺负了国跃,杜鹃让国强来打我,但是国强始终没出手打我,这个情节让我记了一辈子。 我的许多第一次都是在国强家见识的:第一次看见鸭绒被;第一次看见弹簧拉力器;第一次看见华侨家里那圆柱形的海绵枕,是睡觉时用来夹在两腿中间的享受品。 国强家的家运急转直下,是从国强的父亲患了肝癌开始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国强的父亲两手插在裤兜里,右嘴角总是叼着个燃着的烟头,说话时烟头会不停地颤动也掉不下来。他父亲病重到郑州住院去了,这时她姑姑从海外匆匆回来探望,问路正好问到我,我就把国强的姑姑领到国强家的门口,国强的姑姑进不去屋,就扒着窗户往屋里边看边哭。不久,国强家的咱娘和戴着孝的,抱着骨灰盒的四个儿女回来了。 从此,国强家的咱娘一个人负担起家庭重担,每天要骑自行车到当时许昌的大北郊,现在的八一路上的一家服装厂上班。 这是1969年,我家也搬到了许昌西北郊的王月桥住了。我也上了初中,每天都步行着到市一中上学。我和国强家的咱娘会经常在正在兴建的许昌市医院西边墙外的路上碰上面,每次见面,国强家的咱娘就会喊我的小名:“小蛋儿!来!娘跟你说两句话!”我就会站下来听她给我絮叨几句。那时我十三、四岁,不懂多少人情世故,就礼节性地听一会儿,然后各走各的。现在想来,那时孤儿寡母的,国强家的咱娘,是没地方也没有人可以说说话的。 更令人难忘的是,国强家这时根据国家的政策可以办理出国手续,可以出国投亲靠友了。但是国强的姐姐杜鹃因为与许昌市内一个本地小伙子自由恋爱有了爱情,这种情况是不准男方出国的,所以两人必须得分手。国强家的咱娘在情急之下说了杜鹃两句狠一点的话,杜鹃就喝了敌敌畏,没有抢救过来。杜娟的死对国强家的咱娘打击很大,他们的家庭因为减员了两口人,日子更难了,国强家的咱娘仍然顽强地坚持骑自行车到服装厂上班。路上遇到我仍会喊住我站下来絮叨几句,直到他们家办完全部手续离开许昌去了香港…… 多少年过去了,国强家的咱娘,她那和蔼母亲的形象仍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里。对她那“啊宏嘞——顶犟!”呼唤孩子的声音,仍然感到那么的亲切! (4) 建州家的咱娘: 建州是我最要好的初中、高中时期的同班同学之一,他一直是我的班长。他家住在许昌洞上村的戴家(门字里边有个外字的那个字),他家门口的路是我上学的必经之路。 初、高中的四年时间里,我是天天上学时每走到这里就会喊上建州同路,放学时我们再同路走到这里分手。 建州家就是我们这一路上同学们的歇脚点、俱乐部、活动中心。在这里,闪烁着我们青春的火花、跳跃着我们少年火热的心、产生了诚挚的友谊、唱出了许多激昂的歌声…… 1970年时的戴家(?)只有四五户人家,前面现在的整个安装公司的地盘全部是鱼塘,东西北三面是庄稼地。建州家门前就是鱼塘的堤坝,戴家(?)就像海洋中的小岛,环境很是优美。 第一次跟建州来到他家时,建州家的咱娘热情地接待了我。建州家的环境让我想起了几年前我曾经跟着我们省汽修家属院第三餮的国轩来到这里走过亲戚,他亲戚家的堂屋桌子底下还有一个红薯窖呢!没想到我这么一说,建州家的咱娘就接上话了:“你说的那一家就是俺家!你看红薯窖还在这儿哩!我是国轩他姑,国轩他爸就是建州他舅哩!”这一絮叨,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更亲近了! 自不多絮叨四年多的时间里建州家的咱娘,为我们同学们做了多少顿饭吃。那时候建州的父亲是生产队里特派在市内掏粪,公家给配备有架子车下盘和装大粪的箱式上盘。这样,他自己家准备一副架子车上盘就可以互换着用。那个年代谁家有一辆架子车也是不得了的事,相当于现在家里有一辆奥迪车一样奢侈! 我的两个侄女在市医院出生后出院的时候,都是我借建州家的架子车把她们拉回家的。知道我要用架子车拉我嫂子和侄女出院,建州家的咱娘就会提前把架子车打扫得干干净净,再铺上一个草帘子,我带去被褥就行了。我能借来架子车,就像现在能借来奔驰、宝马轿车一样牛逼,很是让人羡慕! 岁月荏苒,我的侄女长大了,工作了,我往往会开玩笑地说“恁们出生后是我用建州家那个爷爷奶奶的大粪车给恁俩拉回来的!”我的两个侄女就会感激地给我买酒买烟孝敬我一番。 那个时代,如果是偏远的农村,遇到重病号,往往会牵动一个家族的人力物力,得用一个木床抬着病号进城看病。我就经常看见这样的情景:有人抬病号,有人等着替换,有妇女提着暖瓶领着孩子,有人提着马灯在前面领路,一行十来个人行色匆匆,没有话语,只有沙沙的脚步声…… 现在好了,村村通公路,哪个村随便招呼一声就能来一辆面包车。打个120电话,急救车就能开到家门口。 古人云:“耳畔频闻故人死,眼前但见少年多。”现在我们这一代人多年不见,都会产生此人“是否还健在?”的疑问,更别说老一辈人了。 已经20年没去过建州家了,很想看看建州家的咱娘。09年的一天,我试趁着,先去建州家隔壁我们的同班同学君业家,想打听一下情况再说,心里很忐忑,特意晚上才去。在漆黑的大门外喊了两声“君业”,无人回答,于是我就扯开嗓门高喊君业的外号: “老膘!老膘!” 黑暗中没有老膘的答应声。 突然隔壁建州家却传出了底气很足的、清晰的、爽朗的笑声:“哈哈哈哈!啥时候了,还有人喊老膘哩!听这声音可是个老熟人儿那!”我一下子就听出来多么熟悉的,多么亲切的,多年没有听到了的,那是建州家的咱娘的声音啊! 天已经很晚了,怕打搅她老人家,我未敢过去看看建州家的咱娘。返回的路上,一想起老人家那底气十足爽朗的笑声,我的心里感觉美美滋滋地!建州家咱娘的这爽朗的声音几年来一直在我的耳畔回荡。我默默地为她老人家祝福! (5)
大宝家的咱娘: 我上初中、高中的四年里,每天上学从西北郊王月桥村(许禹铁路筹建处)我家的住处步行到许昌市一中,单程4华里,一天要有两个往返约16华里的路程。 这一路上和我同行的还有城西的三里村、袁庄、穆庄、水寇村、小王庄、孙庄、许昌县河街公社的同学,我们一路同行,他们离学校的距离单程分别是6里、8里、10里、12里,他们比我更紧张更辛苦。 大部分同学是在夏天午休时间长的作休时间里中午放弃午休也要走回家吃饭,冬天午休时间短,就带干粮,中午不休息,不回家。 我们就像长征队伍一样,日复一日不知疲倦地疾步行走在这条求知的道路上。大家互相招呼着走在一起,又礼貌地打着招呼分手。一路上,我们探讨、我们唱歌、我们呼喊、我们争论、我们抬杠、我们嬉闹…… 我们是滚动的火,我们像飘动的云。 常常是我家的窗户后边响起一声口哨或响起一声呼唤,我应上一声立马翻墙过去加入上学的行列。 在许昌市第一中学初中高中的四个年级里,来自许昌西北郊农村的男女同学不下200人,我家和建州家就是这条路的必经之路,无形中也成了同学们的联络站、歇脚点、茶水站。不觉之间,我成了这条上学路线上的“小名人”。 附近民间也有了:“路上有事不用慌,赶紧去找王振江。”因为我家是西北郊进城的必经之路,平时过往的人,只要说一声: “我跟你的某某同学是一个庄的。”于是讨碗水喝,架子车、自行车打个气、补个胎。寻个绳子、钉子、棍子、橛子之类的,我家都准备的有。因为我家的住处就是一个地方铁路的“筹建处”,方便。 我所住的房间北边窗户下边就是上学必经的小路,那时候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我的窗户上也没有安装铁栏杆。我爸妈就在屋里靠窗的桌子上放上茶水、蒸馍、应急药之类,从这里走过的同学都可以无偿享用。 我爸是个没文化的县级干部,把感冒药写成“干毛”,拉肚子药写成“拉月土”,哪位同学需要时就高喊一声: “叔!娘!我吃了两片干毛约(药)!” “叔!娘!我拉月土啦!让我吃点约(药)!” 听到看到这些,我爸妈就非常有成就感地笑了。 平时我全家人都在前面院子里呆着的时候,会经常听见屋子里“咕咚咕咚”的声音,那是从房后走过的同学们扔到我屋子里的白菜、南瓜、冬瓜、红薯、玉米等等之类的农作物发出的响声。 我家——“许禹铁路筹建处”的大门外有一座木头桥横跨在运粮河上,桥以东是市区,桥以西是市郊和县区。这桥是西北郊及县属河街公社进城的必经之路。平时的节假日、周末,不少同学都会帮助家人进城卖土产,我家就经常收到人们送来的樱桃、杏、桃之类的水果。因为西北郊这一带做豆制品的人多,我家也经常收到不要钱的豆腐。 有时我在大门口站上一会儿,就会有卖豆腐的突然停下了,卖豆腐的同龄人就会上来拉着我的手使劲地摇晃着说: “振江,久闻大名,久仰,久仰!我和某某是一个村的!”于是切下一块豆腐硬塞给我。 难怪许昌有句老话:“熟人儿,多吃二两豆腐!”原来这句话是有来头的! 就在这一群同路上学同学的队伍里有一个和我最要好的同班同学,他叫穆清宝,我们都叫他大宝,家住西郊的穆庄。 穆庄村东头有一块空地,空地边上立着一根剥光了皮的丫字形大树杈,树杈上面钉了一块木板,安装了个篮球框,这就是篮球场了。那时候许昌的业余体育活动主要是篮球,几乎有人的地方都会有各式各样的篮球场的。人们之间的较量往往通过打篮球决定谁餮不餮。我们那时就以穆庄的篮球场为战场在那一片儿立擂,与周边的年轻人比试高低。 第一次去大宝家,大宝家的咱娘专门为我们打的鸡蛋茶,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喝到许昌的鸡蛋茶,第一次被当成大人对待,第一次像贵宾一样受到礼遇。许昌农村的规矩:凡是来了尊贵的客人,就在烧开的白水里给你打上几个荷包鸡蛋以表示尊重欢迎(条件好的还能放上点白糖,条件不好的就是白水煮鸡蛋)。根据客人的尊贵程度,鸡蛋的数量分别是2、4、6、8个,客人必须要吃完才说明对主人的尊敬。第一次喝鸡蛋茶,大宝家的咱娘给同学们每人打了四个鸡蛋,我的碗里却有六个鸡蛋,还没等我张嘴说出来,大宝就用脚碰了我的脚一下,给我使了一个眼色。后来大宝告诉我,这叫: “亲不亲碗里分,咱娘是向着你哩!” 我们去打篮球了,大宝家的咱娘就开始张罗着给我们烙馍。我们这一群狼崽子哪里能想到,这一顿鸡蛋可能就是大宝一家人半年的油盐酱醋钱!烙馍卷芥疙瘩咸菜丝的好味道让我记忆一辈子! 那时候,每半天的上课前还要唱20分钟的革命歌曲。因为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人品不太地道,我率先贴大字报反起了“潮流”。课前的歌声也变了,不知道谁起了个头,大家就会一起高唱: “瓦偶瓦偶犁地哩, 庄稼老汉送饭哩, 啥饭肉包饭, 哼哧哼哧两大碗, 两大碗呀两大碗!” 然后是哄堂大笑。 老男班主任气得,两眼红红的。这时大宝给我使了个鬼脸又引了个头,唱起样板戏《沙家浜》里刁德一的经典唱段: “这个女人那,不寻常……” 于是全班也跟着唱了起来。刚唱完,不知谁又喊道: “老母猪吃火柴!” 全班异口同声喊: “不咋嘬!”(用嘴把火柴引着火的意思,在这里是不咋地的意思),又继续喊: “老母猪吃高粱!” 全班又异口同声喊“顺杆子爬!”(老母猪要想吃到高粱,得骑拉着高粱杆往前走过去)…… 十六、七岁时期的我们太年轻、太欢乐、太顽皮!谁也没想到,这时候离大宝走到生命尽头的时间不到两年了! 我们这一届高中生本应该1973年毕业,但是延长了半年才毕业。毕业前同学们都想照个像留个念。喜德借来一个旧135照相机,大家喜出望外,全班的男同学都翻墙跑到学校隔壁的小西湖公园照相留念。我们都有一个心愿:就是把我们的留影照得伟大再伟大一些,于是大家都站在高高的土堆上,负责照相的人则躺在沟底用仰视镜头照了一张全班男同学的合影照。当像片洗出来一看,像躺倒的一片死人,大家少不了嬉笑一番。 1974年我们城市户口的下乡,农村户口的返乡各奔前程去了。大宝回乡后到市内的第二烤烟厂干了季节工人,我们起初书信频繁,慢慢地书信稀少下来,但是彼此知道都在那儿,都在干什么,同学的感情丝毫没有减弱。 1975年,班长建州突然从许昌来到我们新建队,一脸严肃神秘的表情说:“咱班的同学都跟我回许昌一趟有要紧事!” 我问:“是跟谁打架啦?” 建州说:“算是吧。” 走到路上建州跟我们说:“大宝死了!” 这是个晴天霹雳惊人的消息! 原来,有一天大宝在上班的路上掰了几穗生产队的玉米,被人看见告到队里,队里开了大宝的批斗会,大宝受不了这份羞辱上吊自杀了。大宝家的成份不好,在那个唯成份论的年代贫下中农出身的人掰个玉米根本不算什么事情,家庭出身不好的就不得了了。 来到穆庄,大老远就看见大宝的父母在村头站着等我们,但是我们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宝家的咱娘看见我们更伤心了,用手捂着脸哭着就往屋里跑。 到家后,家人还给我们讲了一些细节,其中一个细节觉得很奇怪,就是河南有一种说法:在农村每一个上吊自杀的人,上吊那个位置的脚下都会挖出一个“硬生虫”来,如果及时,用硬生虫的土和到水里灌当事人,还能把人救活的。(在农村深土层中可看见有拳头大小的土蛋蛋,很硬,中心有一个虫子——这蛋蛋叫硬生虫)大宝脚下挖了两次才挖出硬生虫,灌了一肚子水也没有灌过来。 这一次大宝家的咱娘又给我们每人烧了鸡蛋茶,别人碗里的是六个,我碗里的是八个,还有红糖。但是这一次我是流着眼泪喝的鸡蛋茶。我们试图说些安慰的话,大宝家的咱娘喃喃地说: “人都没了,恁们不会再来了……” 确实我们再也没有去过大宝家。 后来我在许昌的小铁路工作,小铁路就在大宝家的穆庄前面经过,偶然在火车上经过穆庄,我都深情地看那个别致的Y型树杈杈蓝球栏,想那亲不亲碗里分的鸡蛋茶,回味那烙馍卷芥疙瘩丝的味道。 心里默默地祝福大宝家的咱娘! 大宝的学习不错,如若不发生这样的事,1977年恢复高考,大宝肯定能考上一所像样的大学! 大宝的死,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的生离死别,让我悲伤了很久。
(6) 宏昌家的咱娘: 我家在郊区 “王月桥”这个地方的许禹铁路筹建处住了7年,我家东边院墙外边就是宏昌家的后地,宏昌在市二中上学,平时我们也经常一路去上学,因为住的只隔了一堵墙,我和宏昌的来往也比较密切。 河南农村过年时一般都是吃熬菜,大年初一宏昌会端上一大碗熬菜到村里的饭场吃饭。那时候每个村庄都有饭场,一个村的人各端着自家的饭在饭场吃饭。这时的饭场也成了新闻发布中心,信息交流中心。每逢开饭的时间,到饭场准能找到宏昌,看见饭场里的人们都端着一大碗熬菜,翻动着碗里的粉条、肉片、炸鱼块、炸豆腐片、炸藕条、萝卜馅肉丸子、黄花菜、木耳、蘑菇、大白菜等等,还自言自语地说: “想吃肉了” 于是把大肉片子塞进了嘴里; 那个说:“想吃豆腐了”于是就把豆腐片塞进了嘴里; 也有的说“想吃藕了”于是就把炸藕条往嘴里一塞“嘎巴”一声咬下去,然后便是“格叽格叽”的咀嚼声 整个饭场一片“唏里哈啦”的吃饭声音,太有诱惑力了! 曾几何时,每逢过年宏昌家的咱娘,就会端上一大碗熬菜隔着院墙喊我的名字,给我家送来冒尖的一大碗熬菜。我家也会用宏昌家的碗装满我家的特色炒菜回敬过去。 这是我第一次吃到的河南特色熬菜,现在想起来,河南的熬菜真是一绝,即绿色又健康环保,即简洁又丰富多样。我看真应该好好地保留推广!
(7) 喜德家的咱娘: 上初中、高中的四年时间里,我们学校“学农”对口单位是北郊的洪山庙大队,到了三夏季节(就是收麦子的时候:夏收、夏储、夏种),全体同学都要去参加劳动,中午自带干粮。高中时,我们班来了一个洪山庙的同学叫喜德,高个子,很黑,大家都叫他黑大个。喜德家的房子紧挨着青泥河的河堤。我们班在他家的生产队劳动。喜德的父亲是生产队长,母亲是妇女队长,对我们非常照顾。中午休息时,我们男女分成两大拨人在河堤上的大树凉阴底下吃干粮。这时喜德家的咱娘就会把家里的席子腾出来给我们休息用,同时还给我们供应甘草菊花茶。 我们吃饱喝足后就在河堤上放声高唱革命歌曲。 由于喜德我俩的关系很好,平时喜德到我家找我玩的时候,喜德家的咱娘就会说; “抱棵白菜!” “拿几个萝卜!” “提点儿红薯!” 喜德就会乖乖地不惜5、6里路的路途劳累到我家走一趟。 喜德人很快乐,篮球也打得不错。还会点乐器,我是受他的感染花30元买了个二胡。他还会点摄影和暗房洗相片技术,我是跟着他学会了冲交卷,洗相片的。 语文课,用“黑乎乎”造句,喜德的造句说:“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看见前面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到跟前一看,是一条黑狗。”我到现在还认为此造句没错。但是语文老师在全班把此造句当笑话奚落了喜德一顿,我很为他抱不平! 可能潜在着抑郁的内在心理,往往喜德来我家玩的时候也不多说话,坐上一阵子就走了。有时我不在家,他也会默默地坐上很长时间。我回家时,家里人就会说: “黑大个来了,拿了一颗白菜,在那墙根底下坐了半天,啥也没说,又走了。” 那时候,过冬的大白菜、大萝卜还需凭票供应,非常稀缺。喜德家是“菜区”,喜德家的咱娘,每年都会给我家留上许多过冬菜,着实让我在院子里风光透了!一到这时候,院里的人家提前一个多月就开始讨好我了,为的就是能从我这里买上一些过冬菜。 我的第一次吃河南的婚宴席就是在喜德家吃的。 1974年4月22日我们下乡。到了五一节我们一大帮子同学就回来参加喜德的婚礼了。这时喜德的对象已经怀孕六个月了,不结婚不行了。那时许昌的婚宴都是在家里搭上棚子自己做的,非常丰盛,一点花架子都没有,就是让人吃好喝好。因为是第一次,这顿婚宴的味道让我记忆了一辈子。 等于喜德是我们班同学最早结婚的人,最早有孩子的人,最早有孙子的人。等于比我结婚早了10年,比我有孩子早了13年。 喜德孩子的年龄比我们高中时期同学中最后一个有孩子的同学的孩子年龄整整大了18岁! 进入新世纪,我妈跟着我哥在离喜德家不远的地方住。我已经很久没见过喜德了,有一次问我妈见过黑大个没有? 我妈说:“黑大个跳井自杀了!” 也不知道喜德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过不去的坎儿……
(8) 长明家的咱娘: 长明是我接触的社会上的朋友。通过长明我又有幸认识了宝山和建民,使我和这三个人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 那时候长明接触的人群比较复杂,加上年轻,惹的事层出不穷,他的家里非常为他担心。我们认识以后,长明家的咱娘寄希望我能领着长明往好处走。长明全家人也非常尊重我,家里的大小事都找我商量。赶上应酬的事,也会让我陪着喝两杯,印象最深的一回喝醉,我几杯酒下肚,便晕了起来,但是脑子很清醒,只是觉得一切事物都很遥远。 长明家门口有一家卖碎肉的,很便宜,时哩猛哩(偶然的意思)长明家的咱娘,见我去家了,就买来刚出锅的碎肉让我们吃,也没放什么调料的碎肉,煮得烂烂的,纯肉味,现在还想起这种香味呢! 长明家的咱娘还让她的大女婿给我们找活干,大姐夫当时在城河边上的土产公司上班,有一次他故意刁难一家来拉椽子的客户,最后让长明、宝山我们仨为他装了一大汽车椽子,我们挣了10块钱,这也是我第一次挣这样的出力钱。 长明结婚后两口子经常生气打闹,长明家的咱娘,每逢这种控制不住的局面就会不分白天黑夜,都要跑3里地来我的家找我。有时是严冬的后半夜,长明家的咱娘也会敲响我的窗户,站在窗户外边可怜巴巴的样子要求我去管一管。当然,看在老人家的面子,我会义不容辞地帮老人家的! 河南的媳妇挺不好当的,哪一家子不是姊妹数人,加上老老少少,还有七大妗子八大姨,贤惠的媳妇要把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长明家的咱娘这个角色就扮演得非常好非常到位。把家的里里外外亲戚都处得很好。 记忆最深的就是长明的爷爷的葬礼是在老家举行的。长明家的咱娘得主持丧事的里里外外,得不停地迎来送往。还得会哭,哭得还得让人看了悲悲切切,但是客人要走时,还得立马改变表情,这种场合的笑容与悲切表情都要恰到好处,长明家的咱娘就做到了这一点! 河南千千万万个家庭中,有多少这样的媳妇在这样角色中度过了平凡的一生啊!
(9) 宝山家的咱娘: 在许昌的某条小街上,某个小学校的门口,有一个小摊儿,小摊儿的后边坐着一个老人在经营者小学生用品的小生意。这个形象已经有十几年了。最近几年我的情况不妙,所以我经常从那里路过,但是我几乎没有停下来给老人家打个招呼。不过每当从那里经过,我都要深情地看一看老人那熟悉的身影,从心底发出感叹和祝福!她就是宝山家的咱娘。 09年的一天,我从那里路过时没有看见老人家的身影,心里咯噔一下子忐忑不安起来。不出所料,第二天就接到宝山家的咱娘前一天在自己的出租屋里走了的消息。她老人家坚决不给儿女添麻烦,坚决不到任何儿女家去住。坚决自己租个临街小屋,做点小生意养活自己。 1977年经长明介绍我认识了宝山,那时宝山17岁,没了父亲,一大家子的姊妹们全靠老母亲拉扯着。宝山的家境使宝山更懂事更坚强。当初我们一起练功的几个人中间,宝山也是最刻苦的之一,那时每天早上长明和保山就会跑4、5里路来喊着我,我们再一起跑步锻炼。为了练中国式摔跤的“把劲儿”,我们每一家都有用耐火砖掏的石锁一样的“小推子”,不管到谁家去玩,都是边聊天边扎着马步像马步冲拳一样地一连推上千次。宝山还会偷偷地自我加大锻炼力度,结果宝山的两个手心全部被小推子磨成了厚厚的老茧。因为这一手的老茧,宝山参军体检时还被误会成是否有病,后来还专门让体委开了证明才算通过。 那时候在许昌这个小城壳楼里生活的人们都会为自家的宅子不停地修缮,尽可能地增加空间的利用。宝山当兵的时候,正是家里翻新房子的时候,仅靠老母亲是撑不下来的。到了部队的宝山便装作胃痛被遣送回来复查身体,想把家里的房子盖好再说。我和宝山家的咱娘竭力劝宝山归队。于是我就把兄弟们全部调动起来,竭尽全力帮宝山家工下作盖房子,直到房子竣工时,我累得一下子泄了气四脚拉杈地躺倒在了大街上…… 宝山在部队又不幸负了伤,住院期间双手又痉挛十指伸不开了,当时需要坚持服用天麻丸,那时候我们看病是全报销,我就发动单位的小弟兄们去医院开天麻丸,结果开了一大旅行包的天麻丸让宝山带走了。 结婚后,我媳妇从外地回来,宝山家的咱娘专门为我们两口作了一顿胡辣汤,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吃家里自作的胡辣汤。自作胡辣汤,事先熬好骨头汤,放肉丁、木耳、黄花菜等,非常好喝!以至于从那以后只要喝胡辣汤,我媳妇都要絮叨一句:“没有宝山家的咱娘作得好喝!”宝山家的咱娘作的胡辣汤成了我们衡量其他胡辣汤的标杆。 按迷信的说法,宝山家似乎犯了什么邪,这么多年来经常遇见大凶之事,不是房倒屋塌,就是血光之灾、家庭减员,换个人是绝对熬不下来的!宝山家的咱娘就这样坚强地走完了人生路。我非常后悔没有给她老人家叩头!我非常后悔没有为她老人家守灵!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只要可能,我要尽一切努力参与为朋友的老人守灵。但是这之前我一连在殡仪馆为三个朋友的老人守灵,已经精疲力竭,精神也近崩溃!以致我非常自责!非常遗憾没有为宝山家的咱娘守灵!
(10) 建民家的咱娘: 1977年的一天,长明急匆匆来到我家喊我,说建民家的咱娘在家哭呢!别人谁也劝不住,让我赶快去劝劝建民家的咱娘。 来到建民家一看,建民家的咱娘正抱着脚脖子不停地哭着。 原来建民姊妹5个,老大是个女的,从建民往下排4个都是男孩儿。当年建民十六、七岁,弟兄之间基本上年龄相差一俩岁。这四个男孩子如一窝狼崽子,能吃能喝能睡能淘。没认识建民时就经常听长明说了许多建民家的事,特别让人记得清楚的就是建民弟兄四个盖一条破被子,把被子拎起来会看见透过来的斑斑光亮。 这一次让建民家的咱娘伤心的事是:建民家的咱娘听人家说孩子们太爱吃肉,要想让他们不想吃肉,就得在他们睡醒午觉以后给他们吃没有放盐没有放任何调料的大肥肉,一下子让他们吃腻住,以后就好了,以后生活费方面能省下来很多钱的。建民家的咱娘就下定决心用下半个月的生活费买了一大块肥肉,炖了一大锅白条子肉。哥四个睡醒午觉后一看还有肉吃,于是稀里哗啦把一锅肉吃的一干二净!没吃够,还嗷嗷叫着要肉吃!建民家的咱娘算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情急之下痛哭了一场。 其实我在“许昌人的咱娘”里有人缘,不是我有什么本事,就是我能耐心“倾听”。 建民家的咱娘渲泄了一番情绪,日子还得过,孩子还得养,于是赶紧出门找建民他舅借钱去了。 建民下乡时我已经回城工作了。那时我经常骑自行车到建民的新建队去玩。建民当兵那一年因为拦汽车回青年队和司机打了架,到部队后部队还派人来许昌调查建民的情况。我就一方面和建民家的咱娘为建民的事到处跑路平息事态,另一方面还得替建民写检讨给建民寄到部队去。 那一段时间我同时与十来个在部队的朋友通信联系,帮他们幕后写检查、写入党申请书、编写黑板报专栏,帮他们复习高考,其中有一个小兄弟还考上了军校,现在已经是大校军衔了。 建民复员后我们几个又走到了一起,宝山、建民、王晓都很争气,都在省地市的中国式摔跤比赛中拿了好的成绩。 那个时期几乎朋友们的婚礼都是我给主持的,接下来又是一轮“吃面条”,再后来大家都各忙各的啦,再后来弟兄们再见面基本上不是在“红事”上见面了,而是在送朋友家老人的“白事”上见面了!真让人唏嘘感叹! 要过年了,【许昌人的咱娘】暂时写到这里,以后有机会还要继续写。 ——我深深地祝福所有许昌人的咱娘! ——我深深地怀念许昌人的咱娘! 【补充】 还有许多“咱娘”要写,在此简要补充一下,算是个提纲,待有机会再详细写。 (垂静家的咱娘): 因为垂静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咱娘要和咱叔一起写。我记忆最深的是垂静家的咱娘教我的生活小常识:丝光袜子每天晚上洗后,搭在那里,第二天早上就干了。因为70年代时候,很多人只拥有一双袜子。大夏天的,这个方法就解决了卫生问题。 (青青家的咱娘): 青青是我的同学,垂静的爱人。我失恋后,青青家的咱娘很是为我操心找对象,这一点令我非常感激!那时我十分自卑,也很无助。青青家的咱娘有一句经典的名言“一老本等”(一老本等的意思就是老老实实、不好高骛远的做某些事 直板就是说话做事不会拐弯抹角)这是垂静第一次到丈母娘家听到的话。后来成了我们新建队知青们的口头禅了。我用这句话当自己的座右铭,凡事都要提醒自己:“一老本等”! (HH家的咱娘) HH家的咱娘很要强,党员、护士长。上世纪60年代,我国有一个震惊世界的纪录片《针刺麻醉》,被麻醉的人就是HH家的咱娘,当时她患肿瘤,需要手术切除。出于政治任务的考虑,HH家的咱娘写了遗书、做了保证、宣了血誓。终于在忍受剧痛中完成了手术。 05年的时候我去看望她老人家,听她在接电话,又听到了一句经典的话:“70不留餐,80不留宿”,原来是她的好友邀请她去家里住几天玩玩。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晰,如果我能活到七老八十的话,我也应该注意“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餐”的! (你钱婶) 是我妈的老闺蜜。和我家住一幢楼,经常和我妈在一起唠家常。我妈常把“你钱婶”挂在嘴边,这是我听到我吗说的最多的词汇。“你钱婶”没事就纳鞋垫送人。九十年代是我创业的阶段,“你钱婶”就不断地给我纳鞋垫子。一个地地道道农村妇女,还新潮地把鞋垫纳上“潇洒走一回”之类的时髦词儿。前年办完我妈的后事,我姐在广场上跳舞,碰上“你钱婶”的女儿。 问:“我王婶咋样了?” 答:“走了!不在了!” “你钱婶”的女儿捂着脸哭着跑步走了。因为“你钱婶”也走了,我姐也捂着脸哭着跑回家了。 写到这里我也流泪了。因为我的鞋柜子里还有不少没顾上穿的“你钱婶”纳的鞋垫。 … … … ——我再一次深深地祝福所有许昌人的咱娘! ——我再一次深深地怀念许昌人的咱娘! 【完】 现在我常感叹: ——时间都去哪儿了?不觉之间就老了! ——无限感慨、无限留恋、无限回想、无限憧憬! ——现在人老了,坚定一个信念:要为1942逝去的先人们立块儿碑,碑不在大小,但是这块儿碑我们河南人我们许昌人的心中要有。
现在我常喃喃自语: ——王老汉哪王老汉!58年得开悟,36年磨一剑!
现在我常扪心自问:
——1942的儿孙们都去哪儿了? 敬请看《四季歌文学社区》我的【日志】: ——【我的梦-让更多的河南人看《1942》】 ——【我的梦-为1942三百万亡灵建园、立碑、过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