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岁月那些人》一个孤独的人之死

闲散之人

那些岁月那些人之十二

　　                                    

                                                           一个孤独人之死

　　有的时候，我的记忆会出现一些偏差，但是，我很自信，对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我很少出现错误。

　　我的少年时代并不枯燥，也并不无聊，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世界，都有属于自己的童年往事。最淘气的时候，我和伙伴们坐在小巷的矮墙上，百无聊赖的看着小巷偶尔走过的行人。那时候有两种流动职业者，一种是走街串巷的弹棉花的人，还有一种是专门通烟囱的，俗称“打烟筒”。他们或推着自行车，或挑着担子，扯着各种腔调喊着“弹—棉花”或扯着长音喊着“打烟筒”。悠悠的喊声，在小巷窜来荡去。也称为我们这些孩子取笑合作乐的对象，每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先于他们齐声喊出：“我儿长大干什么？”那边走街串巷的匠人不知道顺着就喊出了：“打烟筒”或“弹棉花”。一来二去，这些人有了觉察，但是，那里奈何我们这些熟悉地形的孩子？他们怒骂甚至追打我们，我们会泥鳅一样消失在小巷的犄角旮旯，任由那些匠人跳着脚儿骂。

　　去年我看了电视连续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面的一段描写，那些个主人公的一句贯穿始终的台词：“我们谁跟谁啊，我们一起偷幼儿园的向日葵，坐在墙头朝过路的行人吐痰玩。”那是一段很真实的生活和过去啊。

　　穿过小巷，走到东端，然后顺着朝北的一条不算太陡的坡路，走上不到百十米，就来到了那个公园。那个公园后来被更名为“儿童公园”。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总是感觉它很大。在公园的西部是几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大排的杨树，杨树的稀疏的林间空地，见缝插针的摆设着一些如今看来无比简易的儿童玩具。转盘，跷跷板，单杠，用来攀爬的架子等等。那曾经是我的乐园，我的天堂，我的世界。而在这公园里，还有着一座舞厅，一座圆形的舞厅，我儿时进过那座舞厅，也看过大人们勾肩搭背跳舞的场面，当然这一切都发生在文革前。

　　很多年后的一天，我偶然穿越了这个公园。我突然感觉它是那么小，小的我自己都怀疑，这是我儿时的那个公园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大约就是我长大了。如今，这个公园依旧在，但是，早已经不是我儿时的模样。

　　在公园的东边，是一个人工湖，按照我们当时的叫法“南大湾”，其实它有着一个很好的名字。很多年后，我出差经过武汉，看到过烟波霭霭的东湖，在杭州看到过月影婆娑的西子湖，以及今天我工作的这座城市厦门，那个极为漂亮的筼筜湖。我时不时地想起，我儿时记忆里的那个湖。它很小，很小。但是，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它很大很大。

　　我的一个表姐，那一年她二十刚出头，很不幸她患有精神病，我父亲在医院工作，所以，特地把她从老家接来治疗。那里知道一天夜里，她悄然溜出了我的家门，她一个人居然溜到了那个湖边那些小木船上。她解开了拴船的绳索，然后一个人摇着船就去了湖中央。当我们一家人找到湖边的时候，那个场面是十分骇人的，发病的表姐将小船摇在湖心，居然站在摇晃的小船上，大声地唱着歌儿。要知道湖中心的水深据说十几米啊，那一夜据说折腾了很多人，不幸的万幸，我那精神病的表姐安然无恙的被解救。

　　我一直认为，一座城市如果有水，它就显出几分生命和灵秀。多水的城市总是给人一种很旺盛的生命活力的感觉。其实我们那座城市，除了有大海之外，城中恰恰缺少的就是水。而我家门前这座湖，当时也是这座城市为数不多的湖之一。要是按照我现在的感觉，我绕着这个湖走一圈，绝对不会超过半小时。可儿时感觉这湖面很辽阔，深邃。

　　一九六七年的深秋，我和几个小伙伴，趴在湖边的栅栏上，亲眼看见人们在湖中拖出一个溺毙的人。早些年，这个湖是开放性的，但是，因为夏季总有不知深浅的孩子在湖中游泳，而也是不是的发生溺水身亡的悲剧，后来这个湖的三分之二湖面都设上了高高的栅栏，栅栏是铁的那种，上面带着锋利的尖刺，攀越是很危险的事情。

　　拖在湖边空地斜坡的乱草丛上的是一个我们相当熟悉的人，因为他是我们的邻居，因为他就住在小巷东头的那栋灰色的平房里。

　　姑且称他姓金吧。

　　那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溺水身亡的人。腹部肿大，脸被涨泡的有些走形，颜色是惨白的那种。他穿了一身蓝色的中山装，那衣服的左胸前，别着一排奖章之类的东西。

　　老金死了，总之老金是死了，我亲眼所见。

　　怪人老金死了，“瘟神”老金死了，这消息就像深秋掠过小巷的风，迅速的传遍小巷，人们蜂拥到“南大湾”看一眼这个“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大右派，现行反革命。

　　知道生命是什么吗？生命就是一张纸的正反面，穿越了就结束了。很多年后，我在不同的场所陆续看过一些溺水而亡的生命，有孩子，也有耄耋的老人，但是，我必须承认，没有一个能像老金这个溺水者留在我脑海里的具像那么清晰，那么挥之不去。

　　一九七0年，随着父母到了三线农村的我，在一个水库下方的水湾里学游泳，不知深浅的进入深水区，就在我垂死挣扎的时候，被一个我称为“四哥”的人，一把推出，四哥救了我。如今虽然我会游泳，但是，对于水我还是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因为我笃信一句话“淹死会水的，打死犟嘴的。”

　　我不知道死去的老金会不会水，也不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心中在想些什么。

　　老金无儿无女。确切地说，老金曾经有儿有女。但是，在他被定义为“右派”的时候，他的老婆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他，想一想充满着理解，在那个年代，谁愿意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个身份不好的影子里。

　　老金的爹据说是国民党的一个少将，这个少将的爹在解放战争中率部起义，所以，国家给他很高的荣誉，在卫戍区当了一个副司令员。但是，因病早逝。

　　据说老金是小巷文化最高的人，他毕业于清华文史系，主修历史。也曾经是这座城市的文史专员，客观地说，老金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但是，据说他在大鸣大放的时候，说了不该说的话，结果在落实右派名额的时候，他当仁不让的成为右派。而文革开始后，具有人举报，老金对文革颇有微词，认为是“乱象”，而立马荣膺了“现行反革命”称号。

　　老金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原本不应当出现在我们的小巷之中，但是，当年他拒绝了他那个卫戍区副司令员老子的安排，执意领着新婚燕尔的妻子，在小巷的那栋灰色的平房里安家乐业。并在那里生了两个孩子。我记忆中对老金的妻儿毫无印象。事实上，我们对老金也几乎无印象。因为他是小巷中，一致认为有“臭架子”的人。偶尔的时候，看见他总是在腋下夹着几本书，旁若无人的走过小巷，每每如此，邻居们便会愤愤然“臭架子，摆给谁看？”

　　摆“臭架子”的老金，很快就没有了摆架子的资格，因为一顶大右派的帽子已经让它成为他所供职的那个文史研究所的看门人，但是，老金依旧不与邻居们搭话，唯一的区别是，过去走路目不斜视，平视前方的眼睛，如今低眉顺目了许多，大多数时间，老金走过小巷的时候，都是低着头，好像在寻找些什么。

　　老金是小巷被红卫兵们最早揪出来的，而有关文革是“乱象”的说法，也源于和他一起在文史门卫守门的另一个同行的“举报”。

　　红卫兵们在批斗老金的时后，充分展现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温良恭俭让”。老金的妻子，在老金被定性为反革命后，第一时间领着两个孩子消失，所以，灰色的平房只有老金一个人住着。当红卫兵们五花大绑的把老金捆粽子一般的弄在人们面前的时候，老金据说已经在单位被翻来覆去的批斗了多少次了，而且据说“革委会”已经签署了对老金的逮捕命令。老金的脸浮肿，嘴角流着血，头上顶着一顶据说有十几斤的纸帽子，颈上挂着一个细铁丝做吊带的木板，上面赫然的黑字“金XX”上方是注脚或者是眉批“大右派，现行反革命”，那铁丝已经深深地勒入肉中，以至于颈项上都看得出来渗出的血丝。红卫兵们牵着他，走的慢了，后面的会毫不犹豫地朝着老金的屁股踹上一脚。

　　很多年后，我在读一本有关生命和尊严的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脑海里就会突然浮现出老金的这一幕。在那一刻有关人性，有关生命，有关尊严都是最廉价的。老金被一次次的批斗，被一次次的折磨。

　　红卫兵彻底抄翻了老金的家，老金那据说足有六七千册的藏书，被红卫兵们集中在小巷口的空地上付之一炬，而老金的一些文字，一些通信据说也直接成为他反党反人民的证据，而被“革委会”专案组重点“收藏”。

　　其实我看到老金躺在湖边的时候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反革命死了——活该”。苍白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嘴角的血渍好像还在。老金死于这个深秋，死于据说第二天就要正式逮捕入狱的前夜。他是如何从家中绕过红卫兵的火眼金睛，独身一个人走入湖水里的，没有人看得到，在他投水的那一刻他想到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很多年后我在大学学到屈原的章节，学到《离骚》知道了那个投江的诗人，国家重臣的清高。不知怎么就想起老金的那种惨白的面容。

　　老金胸前的那一排奖章是他获得的各种荣誉称号，其中有一枚，是他父亲送给他的。而红卫兵们折腾最厉害的是，逼着老金交出人民公敌蒋介石授予他父亲的“中正剑”，事实上，直到老金死去，人们也没有寻觅到“中正剑”的任何影子。而红卫兵们最愤愤不平的是，每一次批斗老金他都一言不发，用沉默来应对一切。

　　2003年我探访小巷的时候，听到邻居大妈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大概是一九七九年前后，老金那空无一物的家，突然亮起了灯。那灯在昏暗的小巷里，显得刺眼。人们看到了老金的妻子和孩子出现了。原来老金被打成反革命后，自知时局凶险，说服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这一走就是十几年，十年生死两茫茫，再也见不到老金了。

　　老金的妻子领着两个孩子，在人们指引的老金被打捞上岸的地点，燃起香火，一家人相拥泣不成声，引来围观者无不叹息。再后来就是老金被彻底平反昭雪，但是，尸骨难寻。

　　我偶尔坐车路过这座湖，湖水依旧澄碧，依旧波涛荡漾。湖面上，各种小船在悠然自得的飘来荡去，湖边的杨柳依依。

　　儿时记忆中的那座舞厅早已经在文革期间荡然无存。而那些粗大的杨树也所剩无几，湖边更多的是充满着商业味道的商家店铺。我曾经驻足在湖边，湖边的栅栏已经拆除，而一道穿湖而过的甬道石桥，让湖水显得绰约动人。

　　不知道有谁能记得这样的故事，也不知道有什么必要讲述这样的故事。其实，我在整理这个系列的时候，就一直处于一种矛盾和自责之中，我有必要去折腾这些往事么？苏霍姆林斯基有过这样一句话：“人类有许多高尚的品格，但有一种高尚的品格是人性的顶峰，这就是个人的自尊心。”这是一个有关生命尊严的话题，老金用自己结束自己的方式，维护了自己生命的尊严，自己人格的尊严。就像老舍先生投身太平湖那冰冷的湖水一样，谁能知道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些什么呢？

　　而那些曾经辱骂殴打过老金的人，如今一定都还在很滋润的活着，其实，不需要忏悔，因为他们也找不到究竟为什么而忏悔，但是，我们更应当问的是，如果再有这样的疯狂，这些人会如何呢？

　　在那个湖里，文革期间不止投水自尽老金一人，所以，每当我看到那一池碧水的时候，我总觉得那湖水里荡漾着一些无法挥去的灵魂。老舍先生投身太平湖的时候，据说在湖边坐了整整一天，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天啊。而老金投湖的时间，一定非常仓促，也就是说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死亡，或许那就是当时最好的“解脱”。我对历史的信任度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已成反比。我发现当初的许多想法太单纯也太脆弱，脆弱的如同一张纸，一捅就破了。而甚幸的是透过这层捅破的纸，我看到了血腥和残酷。

   

         残忍长着锋利的牙齿，它血腥而残暴的撕碎了我们心中的一切美好和善良，所有沉溺在疯狂的人，都不知道如何自拔。

文革初期，我没亲眼看到自杀的人。可是到了1970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我们那仅有100名职工的高中专学校，在短短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就有2位老师自杀，一位跳了长江，一位投一个池塘而死，死了还开了几天批判会。

李听圃

不堪回首的过去，让我们记住那些岁月，为了他不在重演。告诫我们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