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孙品洪 于 2013-12-13 22:25 编辑
有人说，郭诚诗“劝君莫扣富儿门”，“不如著书黄叶村”，乃指雪芹写《红楼梦》事。更有郭敏“访曹雪芹不值”一诗为证，说明“曹雪芹”其人的真实存在。 郭诚、郭敏认识“曹雪芹”，并和“曹雪芹”是至交、朋友，这个没错。他们和“曹雪芹”是同时代人，只是寿命长短而已，这个也没错。但是，有一个细节，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两个人的所有诗文中，都没有说“曹雪芹”写的是《红楼梦》，只是说其“洪才河泄”、“诗酒赓和”，“寻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等。另有张宜泉也只是提“其人工诗善画”、“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再加一句“年未五旬而卒”罢了，甚至连半点“善文”或“善著传奇”、“小说”也没提到过。而这三个人，都是明确见过“曹雪芹”本人的人。 《红楼梦》有政治关碍，当时的人都不敢看的。因为在那时，不仅写书的人要被治罪，连看的人、传的人也要跟着获罪的。所以，《红楼梦》的作者是断不敢把自己的名姓、家底抖落出来的；所以，作者才用了个假名，并且还是个女人的名字——江浙一带，“雪芹”为女子专用名，古今皆是如此。——并言明只是“披阅、增删”，而非“著”，以此来混效是非，掩人耳目；所以，作为朋友的郭诚、郭敏、张宜泉，才小心翼翼，尽量避免提及作品名称和作者的真名实姓来。也就是说，这三个人所提的，只是作者亲撰的假名字而已。 三个明确见过“曹雪芹”本人的人，无一例外都绝口不提《红楼梦》。相反，没有见过“曹雪芹”本人，甚至在读《红楼梦》一书之前根本不知道曹雪芹系何人的永忠、明义，却在作者死后若干年，第一次看到《红楼梦》，便大谈“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颦颦宝玉两情痴”，“儿女闺房语笑私”；“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知”，“莫问金姻与玉缘”，“聚如春梦散如烟”，甚至直书“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等语，何也？ 永忠、明义虽然知道小说有碍语，但从他们的诗的内容上来看，二人已经入了作者的圈套，把假的当作真的来看了。因此，我们不应排除永忠、明义，从郭、张那里沿用了“曹雪芹”这个称谓，会想当然地把假名当作真名，来给作者“坐实”了的可能性。（所谓“以讹传讹”。） 我不妨再举个例子：民国时期，周树人为了逃避新文审查，用了很多假名来发表文章。在众多的假名中，尤以鲁迅用的最多，所以，大家习惯叫他鲁迅先生。同时代人在报刊上，没有用其真名的。即便是现在，言论自由了，但我们在行文时，仍称他为鲁迅先生。譬如我们的报纸，常刊有“纪念鲁迅先生诞辰**周年”的标题，而从不标题为“纪念周树人先生诞辰**周年”的。所以，在作者写书之时，乃至以后，郭诚、郭敏、张宜泉一直引用托名“曹雪芹”替代作者真实姓名一事，也就再普遍不过了。 有一个现象，恐怕大家都忽略了。那就是，和作者同时代的人，只要是直接染指《红楼梦》小说的，没有一个用真名的。比如“脂砚”、“杳杏子”、“畸笏叟”，——“雪芹”也不能例外。 再说，郭诚、永忠等都是诗人。诗人的话，就一定可信吗？程伟元在“序”中明确后四十回是其自鼓担石上购得，并经与友人（指高鹗）整理而成，就连高鹗自己在“序”中，也不承认自己是补者，而只是个出版人。可是，某个诗人却在一首诗序里说了一句，《红楼梦》后四十回“俱兰墅所补”，而我们竟就信了，将作者署成曹雪芹、高鹗，而将第一功臣程伟元给一脚踢没了。——冤不冤哪？！ 就在行将结束此文之时，忽又想起另外一件事来：据网上一则新闻，江青的一幅旧照片，以33万元的天价拍出。这幅照片，毛泽东曾为之题过“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诗句。 江青本不姓江，也不叫清，江青之前，她叫李进。李进也不是她的本名，是她到了延安以后，取的一个带有进步意义的名字。李进之前，她叫蓝萍。 那么，毛泽东在题诗的时候，为什么不写“为江青同志题照”，或是“为蓝萍同志题照”，而要写“为李进同志题照”呢？原因很简单，江青在发表这幅照片时，署名是“李进”，毛泽东自然就写“为李进同志题照”了。 同样，《红楼梦》的作者在写书时，署的是托名“曹雪芹”，再加上当时文字狱的盛行，极少数知情的人，不管作诗还是作文，自然也就顺称其为曹雪芹了。 《红楼梦》的作者与“曹雪芹”三个字之间的关联，可能盖在于此。
——2013-12-8 草于“品红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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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8 23: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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