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西分宜 严一新 一、新诗的提出及发展历程略述。 唐诗宋词曾创造了他们的辉煌,产生了足传千古的伟大作品。但文贵创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欣赏者也会对同一种形式的作品产生审美疲劳。因此,元明产生了曲。同时,明清之际,各种形式的民歌也空前活跃,也产生了伟大的作品。民歌大量采用口语和方言,其实就是白话文诗歌,就是继唐诗宋词元明曲之后的白话文新诗。纵观历史,《诗经》三百采自民间。《汉乐府》也是民间采集的。唐诗宋词元曲都是先从民间开始,然后文人采用其形式。明清之际民歌的这种文言到白话文的转换,是一种符合规律的自然的世代更替和历史进步,保持了很高的文学性。但由于民歌多艳词,多反映民间疾苦,针砭上层社会黑暗和虚伪的内容,这就让主流士大夫阶层在接受上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 五四时期,一大批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文人,无法用传统诗歌形式翻译外国诗歌,也不能熟练地运用传统形式创作诗歌。于是提出了用白话文,不拘形式写作诗歌的主张,“新诗”的概念就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了。由于他们受到西方的影响较深,国学基础较薄弱,而民歌又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所以,最初的新诗写作,几乎与祖国传统文化没有传承关系。且由于“五四”白话文运动,是文人发起的一种刻意行为,少自然之韵致,文学性大打折扣。但是,随着诗人们年龄的增长和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日益精进,以及民族诗人的加入,新诗慢慢地有了中国风味,中国精神。特别是在社会面临深刻变革,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背景下,一大批以天下为己任的民族精英,忧国忧民,写出了许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我们伟大民族,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反映了新时代精神的伟大中国新诗作品。 此外,民歌也在不断发展,不断为民族精英所接受,用以抒发爱国情怀和宣传革命理想。如江西山歌和陕北民歌的形式就得到了当时苏区精英们的广泛应用。新诗和民歌慢慢走上了合流的轨道,这本来是新诗发展的正确轨道,是白话文诗歌从文人的刻意提倡回到了中国诗歌本来就早已开始的自然进化,世代更替轨道。民歌的特点是:自由,没有固定的格式(或者说格式可以不断创新),但却保持了诗性,保持了诗歌的最基本要求,继承了传统文化的血脉。当然,像中国诗歌历史上的其它体式一样,民歌形式一旦到了文人手上,文人不可能受其制约,文人只是借鉴它的长处,而决不会臣服于它。新诗作者们也是一样,借鉴民歌而不局限于民歌,他们要在更加广阔,更加自由的空间驰骋。 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中国主流诗坛为之一变。一帮人把持诗坛,把从西方捡来的枯枝黄叶当成宝贝,并武断地认为那才是诗歌,才是新诗发展的方向。对国人的其他各种形式的诗歌写作,以“土”、“老套”、“过时”为盾牌,挡在国家办的《诗刊》之外。对新诗发展的历史,则只认可早期完全西化的诗,对徐志摩推崇备至。而对贺敬之,郭小川等民族化诗人不看重。他们与民间完全脱节,既不接地气,也不接传统。而他们的东西,不知所云,人们看不懂,社会不接受,最终让诗歌淡出了中国广大社会大众的生活。所谓“诗人”,也成了大众不屑、嘲讽的对象。 这时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历史上从来没有“专业诗人”,这个时期居然有了。这些“专业诗人”除了写点东西外,更多的是举办和参与各种诗歌活动。他们的活动类似传销:认购了他们的杂志,与他们混个面熟后,就会适当安排发表你的作品。然后你就可挂上诗人的名号,再去你那块地方举办和参与诗歌活动。他们的写作和活动,基本上在圈子内封闭运行,不与社会大众发生关系,也无社会影响力。但是,他们却以“诗歌”的名义,“文化”的名义,以他们相当于某某级别干部的身份,要求政府买单。他们也发展一些企业主为圈子成员,当然目的是要企业主买单。 真正的诗人,往往个性鲜明,坚持有感而发,直抒性情的独立写作。他们不可能认可某个圈子的主张,加入圈子。这段时期,中国新诗主要在民间发展。当然,真诗人都有各自的职业,诗歌灵感来自他们各自的生活。可以说,没有生活就没有诗歌。因此,真诗人不可能是“专业诗人”,也不可能结帮拉派。这样,坚持独立创作的真诗人就显得形单影只。他们手上没有媒体工具,只能在网上发表作品,而网上发表受众有限,主流媒体不关注。这时就出现了主流诗坛进入不了民间,民间诗人上不来台面的中国诗歌史上从未有过的尴尬局面。 习主席于今年一月份点赞了一位叫王建林的战士1984年写的一首诗。这首诗无论思想情操还是艺术水准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押韵,打标点,句式规范整齐,语言通俗易懂。但三十年多过去了,一直难于面世。这就是民间诗人诗歌的状况。王建林恰与海子同岁,海子虽出了诗集,有更多作品,但艺术水准却很难找出高于王建林这首诗歌的。 二、关于“新诗”概念的阐释。 新诗概念提出以来,有太多的诗歌社团,诗歌流派,提出过许多不同的诗歌主张。各种主张之间,相互排斥否定,至今也没有形成相对权威的定义。但诗歌本应是兴到之作,文章本天然,妙手偶得之。只管抒写自己性情就是,不应该有这许多争论。我觉得,所有这些抱团取暖的流派主张,都失于偏颇,病于“刻意”。其作品虽浩如烟海,可读者却寥寥无几。 我认为,“新诗”首先应是诗歌,符合“诗歌本质之探讨”一文中关于诗歌的定义。其次,相对古典诗词而言,它不受严格的格律、格式的束缚,更为自由,用语白话化。所以,新诗又有自由诗,白话诗的别称。自由和白话化,是新诗的“新”字的全部含义。是新诗与古典诗词的分野所在。根据这个认识,我认为,凡是用当下日常用语,包括还活在当下的某些文言词语写作的,突破了古典诗词格律、格式束缚的诗歌,都属于新诗的范畴。它包括每句字数整齐,每段句数整齐的诗歌。也包括每句字数不一,每段句数不一的诗歌。因既然是自由诗,就不能一面提倡自由,一面又规定只能这样,不能那样。弄得新诗的形式比古典诗词还单调。特别要指出的是,不押韵,不打标点,分行断句不遵守现代汉语规范要求,这不是新诗的特点。而是非诗的特征。 三、当前主流诗坛状况。 可以用三个不认可来评价。一是民间不认可。“诗人”二字几乎成了贬义词。听说谁是诗人,不会产生敬仰,而会不屑和嘲笑。二是官方不认可。习主席召开文艺座谈会,文艺各界有代表参加。诗、书、画,诗为首。可是书、画都有代表参加,唯独没有诗人代表参加。就是当前的所谓诗坛,还没有一个可以得到官方认可的称得上诗人的人,可以代表诗人去开会。所谓皇冠上的明珠,已经黯淡无光了。三是市场不认可。出版社不愿出诗集,书店也难以找到当代诗人诗集。在各界都有人成为富豪的情况下,所谓诗人,还处于贫困潦倒的状况,还出现了某些媒体向社会发出“救救诗人”的怪事。当然,我们不能用财富来衡量一个诗人的成功与否。但诗人必须有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努力工作,热爱劳动。诗只能有感而发。所谓“专业诗人”,把写诗当谋生手段,本身就是一种病态。 喜欢写诗的青年,不能跟着当前主流诗坛转圈。虽然他们手上控制了几份杂志,但其实也没有多少发行量,对社会毫无影响力。因此,宁可不发表,也不要投他们所好。那是没有出路的。 四、当前主流诗坛病在何处? 一是“洋”。中国的科学技术近代以来落后于西方,西方也是凭借技术的先进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我们不能因为西方科技的领先,便以为西方什么都好。就像我们不能因为某个丑星的成名,而去模仿他的身材长相一样。中国文学的发展,其实远胜于西方。在我们的唐诗宋词达于顶峰时,西方还匍匐在耶稣的神像前,慢慢熬过中世纪的黑暗。西方的文艺复兴至今,才几百年时间。科技可以在短期内突飞猛进,但人文精神的发展,是需要时间来积累的。可有些人本末倒置,不愿下功夫学习祖国历史文化,提出什么要把西方诗歌“横移”到中国。这无论从人文精神上还是从诗歌形式上都是走不通的。从人文精神上讲,西方还在信奉基督教。他们的贤达,大都热衷经济和政治。而中国文化,从孔子开始,就不信鬼神。但讲究人性修养。我们的贤达,淡泊名利,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境界西方人目前根本无法企及。中国的诗歌作品和诗论诗话,浩如烟海。而西方还处在慢慢积累阶段。西方要产生苏东坡和王安石、陆游这样的达人,起码还需要几百年时间的文化涵养。形式上更加走不通。因此,西方诗歌“横移”到中国,完全是笑话一桩。可目前诗坛主流,无论从理论上还是诗歌内容上,都在照抄西方,认西方诗歌为祖庭,言必称西方。(文化提倡和保护多样性,一国有一国之文化。认错祖宗是我国文化观念中的大忌) 二是乱。中国古典诗歌本来是有严格定义,严格规范要求的。可白话文新诗运动以来,很多规范都被突破。一突破理论上就乱了,就没有规范要求了。于是随便一句话,我说是诗,你没法否定。随便一个字,我说是诗,你也没法否定。比如有人以“生活”为题,写了号称最短的诗,就是一个“网”字。还有所谓三个字的诗,三句话的诗等等。这是对诗歌的作践和亵渎。其实新诗对古典诗歌的突破,主要是对形式规范的突破。而我国古人对诗歌内容的规定性作了很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真理性的认识,这是无法突破,不能突破的。如诗言志,诗写性情,“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等诗论诗话,就指出了诗歌的真谛,是万古不变的真理性认识,是无法突破的。可我们当前的主流诗坛,由于不学习祖国历史文化,跟在西方后面东施效颦,至今还在荒原上跋涉,不知方向。对于什么是诗,什么不是诗都无法分辨。一个“网”字,反映了作者的性情还是志向呢?什么也没反映。如果说反映了作者对生活的认识,没有半点情感色 的纯粹谈认识,可以写成文章,决不可以写成诗。诗要有诗的意境,诗的韵味,一个“网”字,根本不具有诗的品性。而且用一个字来概括生活,无疑是极其片面的。无论你再用多少字来阐释,都不具有任何意义。 乱也表现在诗歌的形式上。诗歌的形式确实在不断变化中,要不断求变。但变也要有边际。诗之所以称为诗,与散文肯定要有区别。诗与散文的边界在哪里?一定要清楚明确。 目前主流诗坛在诗歌形式上有两大主要病症:一是不打标点,二是不押韵。这两大病症是把前人翻译外国诗歌时的无奈,错误的当成了范式演变过来的。我们可以看看早期前辈翻译家的翻译作品,他们其实很努力地追求押韵,追求诗歌体式的整齐,追求标点的准确。但毕竟两种文字间,有许多无法完全对接的地方,在翻译时有许多无奈。如没法完全押韵,如有些句子过长,为了照顾到诗句的整齐,不得不分两行排列。虽分成两行,但其实是一句话,所以前面这一行自然就不能有标点。这本来是无奈之举,但当前主流诗坛却把无奈当成了范式,完全不押韵,完全不用标点。不押韵就突破了诗与散文的边界。不打标点就无法清楚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让自己的文字产生歧义。写诗文就是要表达,只担心文不达意。哪有故意含糊其辞,让读者去猜想,去臆度的。说白了,就是他们本没有什么想表达,只是无病呻吟而已。还有一些其它方面的病症,有很多人在把脉分析,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五、我对所谓名人名句的分析 说实话,我对当下主流诗坛基本上不关注。所谓名人,在我眼里从来没有站立起来。 首先说说北岛的“名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有点像绕口令。它的意思是什么呢?需要进一步的解释你才明白。就算你北岛确实高尚,社会确实不公。但高尚者死了,果真会有“高尚”两字来做你的墓志铭吗?现实中多少高尚者死了还背着污名的。再说,高尚就必死吗?夸张也要合情理呀。如果按照他的诗意改一下:卑鄙者畅行无阻,高尚者走投无路。是不是意思更明白,更贴切,文字更精炼呢?所谓名句,在我眼里,就是病句。所谓名句尚且如此,其他的文字我就不会看下去。所以北岛在我眼里没站起来。 再说说顾城的“名句”:“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 而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首先,作为中国人,黑色的眼睛是正常现象。我知道顾城要控诉黑夜,但黑夜给了你正常的眼睛,你控诉什么?对于寻找光明的诗意,就是一句大白话。谁不寻找光明?谁愿在黑暗中摸索?这个诗意许多前辈诗人不知表达过多少次。所以,所谓名句,无论表现手法或者所表达的意思,都没有任何新意。 再说说海子的“名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字面上看,是写他面向大海看到的景象。春天,是许多诗人用过的表示美好的意象。“春暖花开”也是一句熟语。无论面向山丘,草地、乡村或城市,春天来时,都可看到“春暖花开”的景象。甚至江河湖泊,也有水草的花儿开放。可就是面朝大海,只有海浪汹涌,海鸟飞翔,战舰远航。他怎么能看到“春暖花开”呢?这么一个无解的句子,把它捧为名句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我这么一说,有的人心中偶像倒地了。他可能很不舒服:这么多人赞扬,偏你说不好,你算老几?我不算老几,我只是《皇帝的新衣》寓言故事中的那个孩子,尽管满世界的人都赞叹皇帝的新衣如何漂亮,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感觉。决不人云亦云。 近三十年来,没有正常的文学批评,只有文学炒作。而大多数人只认势,不认理,为各种炒作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一帮人把持几份刊物,互相吹嘘,就会很快形成一种“天下大势如此”的气候,你不跟着吹,你就是不懂诗。只认势,不认理的芸芸众生,看到大势如此,也就跟着说好,这就是这些人成名的原因。但时光是无情的,泡沫迟早要破裂。 六、中国新诗的成就。 我国的白话文新诗,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难道就没有成就?有。但真正新诗的成就却遭到了当下主流诗坛的打压。如陈然的《囚歌》: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这首诗内容高尚,催人奋进。形式上符合规范要求,表达上平易流畅。 又如夏明翰的《就义诗》: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又如周文雍的《刑场遗》: 头可断,肢可折, 革命精神不可灭。 壮士头颅为党落, 好汉身躯为群裂。 这些诗都表达了革命志士为信仰敢于牺牲的高尚精神,真切感人。这是血写的,用生命铸成的诗篇。语言通俗 ,直抒胸臆。这些诗必像金子一样在文学史上闪闪发光。 再如何彬的《奴隶恋歌》: 亲爱的, 让我轻轻的把你纽扣解开, 看他们的皮鞭, 今天又打伤你哪一块? 亲爱的, 你刚才把眼泪吞向肚里, 不愿在他们面前抛洒, 现在对着我,你可以哭个痛快。 人家总叫我们忍耐, 但是—— 到底我们这一辈子, 还能不能把头抬? 亲爱的, 我替你把伤裹,我替你把泪揩; 我们不能尽是痛苦, 更不能尽是悲哀。 亲爱的, 你再受了他们的欺侮, 家里你是幸福的,因为有我在。 亲爱的, 你饿了一天, 这里还有一点剩饭剩菜; 你吃吧, 我少吃一顿,还可以忍挨。 亲爱的, 你累了一天, 我替你把枕席安排, 我给你唱歌, 你在我身边先睡下来; 愿你在梦中随着歌声, 走到一个自由世界; 我还要坐一会, 我还要看那东方的虹 。 (1941年10月6日狱中作) 何彬牺牲时才26岁,其诗歌我认为就目前而言,无论其情怀,其视角,其表达,都是新诗百年以来的一个高峰。如不是反动派的残酷杀害,假以时日,必成为世界级的伟大诗人。 此外,还有陈毅解放前后的诗。还有郭小川,贺敬之等诗人的诗,都是新诗史上的光辉篇章。这些诗都是血性之作,是生命的呐喊和宣言,诗人也用生命去践行了自己的诗意。可看看当下为新诗百年所做的新诗选集,居然很少有选本选到上面提到的这些诗,何彬的诗居然没一个选本选到。岂不是怪事? 如果谁要说这些革命志士的诗是假、大、空,要么没眼光,要么不是从艺术出发,而是从对革命怀有抵触情绪的政治立场出发。 北岛和顾城等,写的也是政治诗,他们的红火,除了炒作之外,也沾了政治的光。因为他们否定刚刚过去的时光,恰好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符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彻底否定”的口味。但把革命志士的诗与北岛和顾城等的诗一比较,优劣立现。革命志士有信仰,有为信仰奋斗和不怕牺牲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们的诗歌押韵,遵守现代汉语规范要求,使用标点,表达上质朴自然,不事雕琢,这些是新诗发展的正确方向。他们的诗让我们热血沸腾,让我们正气浩然。而北岛和顾城等为否定而否定,既没有提出自己的信仰,也没有表现出为信仰而舍身的崇高精神?在诗歌形式上则可用一个“乱”字描述。因此他们的诗歌无论形式和内容,都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东西。 七、新诗的方向 1、西化必是死路。自从白话文新诗运动以来,就有人提出,中国新诗的发展,要走西化之路,提出要把西方诗歌横移到中国。八十年代以后,大陆诗坛步台湾诗坛后尘,竞相模仿西方诗歌,希望走出一条捷径,引领中国诗界风气。但西方科技先进,不等于文化也先进。特别是诗歌,西方诗歌远远达不到中国诗歌的高度。而且,文化的生命在于独特性,中国文化,中国诗歌,必须有自己的个性,才能在世界文坛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每一个作者也必须有自己的个性,才能在文坛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西化之路走了这么多年,诗歌最终淡出了人民的生活,诗人甚至成了被嘲讽的对象。无论理论和事实都告诉我们,中国新诗的发展,西化之路是走不通的。 2、复古没有出路。毛泽东善于写古典诗词,是古典诗词在近代的一座高峰。但他可能是中国古典诗词的最后一座高峰。原因是语境已发生根本变化,文言已淡出人们生活。所以,毛泽东自己因为从小接受的是旧式教育,深谙中国古典文学精髓,善于写古典诗词,但他不提倡写古典诗词。甚至因为自己的崇高地位,害怕给社会错误导向,也不发表自己的古典诗词。但生活中还是有人在写古典诗词。由于西化的诗歌走入了绝境,被普遍否定,今年评鲁迅文学奖,就预先确定排除西化诗歌。于是周啸天和柳忠秧感到机会来了,两人竞逐这个奖项。他们走的是复古之路,并没有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探索和贡献。虽然奖项拿了,但他们两人的诗也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并不是古典诗词不优秀,而是古典诗词规范较严,不易掌握,影响我们的自由表达。文白相间,有时恰到好处,不露痕迹。有时就会变成阴阳脸,很难看的。此外,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元曲,古人也在不断求变,我们怎能不变?因此,复古没有出路。 3、学古人之精神,写当代之诗歌,抒今人之情怀。这是新诗发展的正路。古人之精神是什么?我归纳如下:一是自由。其实中国古人写诗,并没有什么格律要求。他们自由抒写,格律自动来到笔下。格律是清代人研究古诗词,发现古诗词在格律上有规律,是清代人总结出来的。于是提出七律应是什么格律,七绝应是什么格律。不符合这格律要求的呢,便归为七古,五古。古代的许多名诗,大多是自由诗。 如李白《蜀道难》: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 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 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 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 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 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 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又如李白《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再如刘邦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再如北朝民歌《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现)牛羊。 总之,他们只管自由抒写,究竟是七古还是七律,还是别的什么,随诗评家鉴定。 二是大胆创新。唐诗宋词元曲,古人在不断求变。宋词经清代人总结,词牌有八百多钟,曲牌也有数百种。也就是说,古人在不断创新诗的格式。我们处于新诗开创时期,无疑更需要创新精神。 三是精益求精。古人不断创新,但并不散漫无拘。他们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追求精致。讲究“三炼”,即炼字。炼句、炼意。 四是要学古人在精神上不断修炼提升自己的品质,努力达到旷达、天人合一的高境界。只有人品提高了,诗品才能提高。 在中国古人精神的熏陶、指引下,我们写当代诗歌,在形式上不断求新求变,其宗旨是流畅、艺术地抒发今人之真情怀,我们的新诗就会是中国古典诗词血脉的延续。就会像唐诗宋词元曲一样,是一种自然演变,无论怎样变,仍然具有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就会适合中国百姓的欣赏趣味。由于他在世界诗坛独具品性,也能赢得世界诗坛的青睐和敬重。总之中国新诗的发展,必须把根深植于中国古典诗词的肥厚土壤,由此形成我们的中国特色。我们也吸纳世界各国的优秀成分,吸纳我国当代人文发展的新成果,由此形成中国新诗的当代性。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诗歌的新辉煌,中国新诗的盛世,就在不远的前方。 近代中国沧桑巨变,出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大多数新诗都充满政治情怀。这是一种正常的值得肯定的现象。有些人主张写个人情怀,这无可厚非。但如果认为写政治情怀就是假、大、空,就未免偏激。你不关心国家命运,难道也不允许别人关心国家命运吗?当然,百姓毕竟是国家民族的主体,百姓情怀的抒写,也应该是诗歌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次我寻找中国诗,深入民间,找到的就是百姓人写百姓情怀。他们与政治无缘。也没有文人,诗人之名,而是从事各行各业,依靠自己的职业养家糊口的寻常百姓。他们不是为写诗而写诗,而是有感而发。因此,他们的诗反倒是真性情的写作。最近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的《乡村恋歌》,就是我找到的一本好书,不仅内容质朴纯真,醇美如蜜,如酒。在新诗形式上也做过一些探索。我认为这符合新诗发展的方向,是祖国传统诗歌血脉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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