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那三年(粮食关)

上下游

1960－1962年（也有资料说是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困苦不可言状，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5000万（数据来自百度知道——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是新中国成立至今唯一的一次人口负增长。这次“困难”，当时的宣传归咎于“苏修卡我们脖子”，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可事实上却是人祸大于天灾，正如某首长所说的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三年困难时期之前，先是大办钢铁运动，后是人民公社化，都对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据过来人回忆（我也依稀记得），58年、59年，庄稼长的都很好，但大锅饭、大食堂，加上大炼钢铁，庄稼没人管，许多都烂在田里了。浮夸风、官僚主义更是三年困难时期和群众非正常死亡的罪魁祸首。

这三年我8~10岁，这个年龄虽然尚不懂事，但让我始终忘不掉的是那饿肚子的滋味和那些个填饱肚子的吃食。

那三年，我和姐妹三人是随母亲在隆兴场度过的。最开始和最初的印象是粮食定量减了，每顿放在“罐罐头”的米少了，后来“罐罐头”加了杂粮，甚至到月底没粮食尽吃红薯了。俗话说“一顿不饱十顿饥，十顿不饱啃烧箕”。长达三年的饥饿，饿的是皮包骨头，“只长肚子不长个子”（捞毛捞草塞肚子充饥，肚子成了“死肚嵌”）。补了三年（1963~1965年）到小学升初中时个子才1.32M高，——这不“三年困难时期，长身体受影响”。（一）

说来你们可别笑，那几年，肚子都填不饱，哪来油水和营养，没有油水和营养，晚上就要多起夜（解小便），小孩的我“来尿”（尿床）也就避免不了了。这不，天天晚上“来尿”，有时甚至一晚上来二、三次，毫不夸张地说冬天的床铺从来就没有干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妈没有少操心，什么方法都用了——听说猪尿包灌糯米煮食能治“来尿”，结果效果仍不理想，哎！

第一年，大家都没有“经验”，定量少就少吃点，实在饿得慌就弄点瓜果蔬菜充饥。

第二年，大家就开始想办法了。用粮食计划去换碎米，用计划去换杂粮，以求填饱肚子。

第三年，大家的办法就更多了。政策也开始有所松动，大家可以找点田边地头种点杂粮蔬菜，养点家禽，改善改善生活了。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适逢收获季节，还可以去捡拾点粮食。夏粮收割时，捡点胡豆、碗豆和小麦；秋收时捡点稻谷、高粱和红薯。因母亲是当地老师，许多社员都认识我们，因此有时会有意无意地掉些粮食，所以每次我们去捡粮食都有不错的收获。如果没有这些捡拾的粮食，恐怕很难度过那些饥寒交迫的岁月。

在那些个饥寒交迫的岁月，人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觉悟是非常高的，生产队收割的庄稼堆在学校的礼堂，尽管没有人看管，但没有谁去动一粒。谁会相信，但的确如此。（二）

在隆兴场的日子里，有几样事让我记忆非常地深刻：

一是夏粮收割时去捡粮食，我们会将捡到的胡豆、碗豆或小麦（连壳）放在桔杆里烧熟，然后择取食用。如此一来，往往弄得“花迷戏脸”。   

二是采摘兔草喂养兔子。由于兔子繁殖快，喂养的兔子多，因此经常“打牙祭”（改善生活）吃兔子肉。

三是到河沟搬（土语）螃蠏、摸泥鳅，到田里捡螺蛳。有一次我和宋世友（宋一模校长的儿子）到河沟摸泥鳅收获还蛮大呢，在一个孤立的小水凼头捉到了一脸盆泥鳅，饱了二家人的口福。

四是难以忘掉那栽种在核桃树下的“棒棒菜”。不知是饥不择食还是咋的，直到今天那“棒棒菜”的滋味让我始终忘记不掉。

五是仍让三妹记忆犹新的是小小年纪的我趁大人不在家偷偷做“烧饼”来吃。

六是刻骨铭心的一件事：一次学校吃肉，听说外公要到隆兴来，我将猪肉留下给外公，结果当晚可恶的老鼠将留给外公的肉偷吃了，气得我含着泪大骂“狗日的老鼠”。

七是怪我母亲抠（土语——克扣）我肚皮，其实每顿母亲和姐姐都要赶点（挪的意思）饭给我吃。

八是小小年纪的我一餐竟吃了32个糯米汤粑……。

要叙述的实在太多，一桩一件也实在让人心酸。（三）

1962年，我们跟随母亲回到了土城，这时困难时期尚未结束，生活还得继续。我们就跟着外公谋生活，当然这时政策已经逐步放宽，人们可以通过劳动搞点小营生。诸如做点副食加工，

搞点家庭副业，也可搞点种植、养殖。路子宽了，也就有了生计。

在此期间，我和老表就常常帮着推销副食品，用外公加工的烧饼拿到过往的航运船只上换取粮食，赶场天帮着卖食品、卖凉水，以赚得微薄的收入。

在此期间，全家人全体动员“打草帽”（编织草帽）、做“蚊香”，以此挣得一块八角，贴补家用。

在那个时候，拿钱都买不到物资，还不用说没有钱。为了“救命”，我父亲将土城街上的房屋都变卖了，得到300元钱买得几十斤大米；为了生活，外公同样将陶场坝乡间房屋换了几斤猪肉！更有甚者，当时流传着“一斤猪肉一个干部”、“10大米一个干部”、“20斤南瓜一个干部”等等。可见当时物价竟然如此。（四）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饥饿使人们什么都不顾忌，真可谓：“麻雀吃胡豆——不跟屁眼商量”。我曾经吃过的食物有：糠粑、蕨根粑、枇杷皮粑、油饼粑、苷蔗皮粑、豆渣粑、“消肿糕”等等。因外公在供销社上班，有时也带些诸如兔子头脚和内脏回来弄干净吃。有的人还因饥饿吃“观音土”，结果是吃进去却拉不出来。人们因营养不良普遍浮肿，甚至怀不上孩子。

往事不堪回首，还有句话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这场灾难中能够幸存下来，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当年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都无足轻重，谈论是非曲直更无必要。现在人们要的是：社会安宁、物价稳定、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子女孝顺，家庭和睦。仅此而也！（完）

（作者：承上与启下）

结束语：我已经过这三年困难时期（时年8~10岁），情形与“人世尘埃”叙述的差不多。三年困难时期这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事情，只要我们这一批人没有死完，这记忆就不会消失。
　　三年困难时期与反右、文革等一样，是共产党执政中犯下的严重错误，谁也不能否认，重要的是共产党能拨乱反正，勇于纠错，这才有今天的改革开放与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安居乐业。
　　至于当初究竟死了多少人，这似乎显得不甚重要，重要的是承认事实，特别是中央政府，应当还原历史，告诉全国民众，那三年究竟死了多少人？？？？应让国人明白，更让党和国家领导人清醒，将来不能再犯如此大错，不能再走犯错的老路。

老党

三年自然灾害，绝大多数资料是指1959——1961。文章的结束语我建议您删掉。我的感受是：我们这个年龄，应是珍惜当下，享受未来。纠缠于您我解决不了的问题，得不到答案的问题，空耗细胞、甚至影响身心健康的问题，没必要。那个年月我有记忆，万幸，觉得现在活得还可以，所以，面对无能为力的事，就束之高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