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川上
□陈君玲
母亲拿着父亲的一张小照片,笑眯眯地说:“看人家,多上相!”我凑过去,看到父亲在朱红的底色上微笑着,眉眼弯弯,一派春风和煦的样子。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似乎不是。和煦只是某个瞬间,更多时候,在家庭内部,父亲是一个耿介、沉默,不可捉摸的人。我们长大后,才隐约明白,父亲的内心始终有着郁郁难舒的一部分。 天性使然,还是生活的磨难所致?还是两者都有? 他养大了一串孩子,送走了耄耋之年的老父,唯一的姐姐也已不在人世。他所有的产业,只剩下这几个孩子。 我们没有一个活得春风得意,和他一样,都是在底层挣扎求生的劳苦大众。他最看重的、唯一的儿子,是个“于勒”式的人物:漂在外面,音信稀少,很难给他一个安详的晚景,这一点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 父亲比我大十八岁。我出生时,他还是个少年;我步入中年,他的暮年也开始了。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岁月的河正在流过我们,如果我漟着这条河溯流而上,往昔的场景,那些关于父亲的点点滴滴,也许会重现眼前…… 我十八岁那年,父亲从县城带回两件仿呢西式上衣,我那件是淡红色,妹妹那件是灰绿色。我穿着它在油菜花田照相。铺天盖地的金黄油菜花,中间一个红影子,衣服的红映上脸颊,青春就像一滴血,在草纸上惊心动魄地洇开了。 我十四岁那年,父亲带回两双旅游鞋,姐妹俩一人一双。那么漂亮的鞋子,简直让人惊叹!我穿着它上学,要好的女同学马上发现了,跑过来用英文说:“新鞋子!”我羞涩地一笑。喜剧的是,不到两天,新鞋的底和帮完全分了家,鞋帮带着完整的鞋垫,躺在院子的角落里,看起来还是一双完好的鞋。 我十二岁那年,父亲从集上带回两件圆领衫。我的是藕色的,胸前盘着大朵绢花,枝枝叶叶都是那么美。我钟爱地穿了那些年,直到头再也钻不进去了。 我八岁那年,父亲带回两条围巾,窄窄的、葱绿配柳黄的提花,夹着些黑格子。对于这条围巾,我不喜欢,那时校园流行绒毯一样厚的大红围巾,单薄的小绿围巾,根本没人围。后来,我如愿以偿地拥有了大红围巾;后来,小绿围巾围到了我儿子的脖子上;后来,我儿子长大了,小绿围巾还是鲜艳如初,有一天我会把它围在我孙子的脖子上。 我八岁那年,二十六岁的他,已是两个女孩的父亲,即使那样,他还是漂亮的,穿着劳动布工装,步履矫健,凤凰自行车前杠带着妹妹,后架坐着我,车轮轻快地滚动在春风里,杨柳依依,风和日丽。 继续往前走,走到四十年前,那时还没我,父亲是个少年,瘦瘦小小,中午放学回家没有饭吃,到门前的菜园子里拔葱、摘菜,自己做饭。 再往前走,到五十年前,半个世纪之初,父亲正好是七岁。一个没妈的孩子,跟着父亲在荒野上牧猪。他奔跑着,跑过饥荒年代,跑过苦难岁月,跑进母亲和我们的生命里。 感激命运的偶然,让奔跑的父亲和我们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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