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泪水

JIANJUN801

    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看见过父亲的泪水，仿佛他天生就是一尊钢筋铁打的雕塑。雕塑，又怎么会流泪呢？ 但我一直坚信，父亲一定是流过眼泪的。
    从小就不怎么喜欢我的父亲，因为他太凶了，或许小时候的我确实有些淘气，记忆里真的没少挨父亲的屁板儿。从小的我就倔强，每次挨父亲的屁板儿时，从来不躲闪、不哭、不求饶，父亲总是在狠打了几下之后说上一句“这个倔小子？！”就此罢手。母亲也会经常大声地接上一句“你就知道打？还不是和你一个模子！”
    在我的眼睛里，父亲的形象绝对是一个标准的男人，一米八零的个子，宽宽的肩膀，身材胖瘦适度，腰板儿倍儿直，肌肉不算发达，但也是一块儿一块儿的。在父亲方正的脸上，五官的配置就像我经常在作业本儿的背页画的关羽，端肃威严，只是那张嘴好像比关羽的稍微厚了一点。
    在我的感觉里，父亲就是个典型的东北大老爷们儿，一个彻头彻尾的大男人主义，一点家务事儿都不会做，还喜欢抽烟，爱喝点小酒。对孩子们总是是一脸的严峻，难得笑容。只要有外人来告状，从来不调查研究，也不懂得以理服人，动辄就用屁板儿来说话，这样的父亲怎么能够让人感觉和蔼可亲呢？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根本就没有读过什么书，所以连父亲自己也搞不清楚，他怎么会写得一手刚劲流利的钢笔字。不过，父亲的心灵手巧可是真的。记得一次，母亲不知从哪儿截来一“木匠”，给家里打一个五斗橱，越打越不像回事儿，还糟蹋了许多木料，那“木匠”终于进行不下去了，不得不吐露真言，说自己不过就是一个在农村里给人家修理犁头锄把的。最后还是父亲亲自动手，完成了家中那第一件像模像样的家具，五斗橱，所见之人无谁相信，这不是出自木匠之手。父亲心灵手巧的故事举不胜举。母亲说，这也是她当年能够说服自己，嫁给我父亲这个穷小子的最重要的理由。
    父亲十三岁就离开了家乡，独自在外闯荡，做过的事儿杂乱无章，矿山的小矿工、铁匠铺的小铁匠、工厂的小徒弟、大户的小雇工。据母亲说：“父亲十三岁时就“人高马壮”，胆儿大、厚到、勤快、不知苦累，所以从矿山的工头、铁匠铺的老铁匠到工厂的老师傅都喜欢他。”但让父亲最不能忘怀的，还是那个大户的老爷，用母亲的话说：“那老爷不知是那只眼睛走了眼，竟然把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许给了一个山沟里出来的穷小子。”那个大户的女儿，自然也就成了我的母亲，我觉得这是苍天有眼，否则，怎么可能有我这条生命，如果我这辈子有需要感谢的人，理所当然，首先要感谢的就是那个大户老爷了。遗憾的是，我有生以来就没有见过这个与我的血脉息息相关的亲人，我的姥爷。
     哈尔滨解放后的第五个春天依然寒冷，在这个有着东方“小莫斯科”之称的城市，人民政府开发了一片儿新的工业基地，哈尔滨动力之乡。刚回老家营口完成了婚事儿的父亲，带着母亲又踏上了这块冰雪的天地，开始了异乡的家庭生活，那一年父亲二十一母亲十八岁。父亲在哈XX厂先后工作了十二年，从徒工一直做到车间主任，父亲出徒后年年都是厂里的先进、标兵，后来是省里的劳模，这些都是母亲告诉我们的。
     那是一个备战备荒的年代。59年夏天，父亲响应党的号召，携全家五口支援三线建设，从东北冰城来到了四川的那个小城筹建XX工厂，那一年我四岁，隐隐约约着一些模糊的记忆。那一年XX工厂上马大会战，父亲基本就不着家了，偶尔的回来好像就是为了改善一顿伙食，狼吞虎咽之后不是掉头就走就是倒头就睡。想听他一句话仿佛就是皇上所赐的金口玉言，可望而不可求。
    记得那时候的家里，经常有一些自称是父亲徒弟的人来看望，我那时总感觉父亲在厂里不应该是一个八级工老师傅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徒弟？父亲的徒弟到底有多少，好像数也数不清，反正家里老是有陌生的面孔出现，而且都操着四川口音。那时的我还不能完全听懂四川话，只是从他们的表情中看出，他们都很喜欢我的父亲，在他们嘴里都异口同声，说父亲是个好人，正直、善良、和蔼，语气中似乎有些崇拜。那时的我总觉得父亲这些徒弟是受蒙蔽了，盲目，我的父亲怎么会和蔼可亲呢？
    59年的秋天，全国三年自然灾害伊始，中央指令筹建中XX工厂暂时下马，父亲的徒弟大部分也都下放返回了家乡。家里依然很难见到父亲的影子。记忆里最深的，就是我跟着母亲在厂子周边空地开荒，种红薯。父亲的那些返回了家乡的徒弟们依然经常会来家里看望我们，也会带来一些红薯干、花生之类的紧俏之物。
    62年的一天，父亲的一个徒弟匆匆忙忙跑来家里，跟母亲说父亲受伤住进了医院。一个月后父亲被抬回了家中，只能卧床，吃喝拉撒都由母亲照料。那些日子我印象里的父亲，总是龇牙咧嘴的想挪动身体，之后又不得不皱着眉头乖乖地躺了回去。后来听母亲说，父亲那天正在一个车间巡视，突然发现一个天车驶来，天车的吊件正预碰向一堆码好的矽钢片，此时旁边还有一个工人正在干活，父亲冲过去用身体压在了那个工人身上，那堆矽钢片上面的一层落下来，砸在了父亲身上，腰部的伤情非常严重。还好那堆矽钢片落下的只是最上面的一小层，否则我们就永远见不到父亲了。但是那段时间，一个想法一直萦绕于我，或许、肯定，父亲的身板儿永远不会有那么挺拔了。
    奇迹的是，三个月后父亲就着急忙慌的上班了，更奇迹的是，父亲的身板儿依然挺得倍儿直，只是他的腰部多了一样东西，一付约四十公分宽，由六根合金钢板支撑的皮腰带，前后紧紧地夹住了父亲的腰部，此后，父亲便有了这付钢筋铁骨的腰。父亲的这付腰带我曾用手敲击过，绝对是那种钢钢的金属声，清脆悦耳。每当我看到父亲腰上的这个东西，就会想起中国古代将军的盔甲，还挺神气的。
    之后好多年，父亲从没有因为腰的不适停止过工作，当然，也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付钢筋铁骨的皮腰带。其实父亲的腰部自这以后就没有停止过疼痛。在阴雨与寒冷的季节，父亲穿的衣服总是比任何人的都多，母亲特地为他织了一个古铜色的毛背心，经常可以在父亲的身上见到。因为那个时候的天府之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起码有两百多天都在下雨。
    四川的夏天好像一个蒸笼，那个年代没有空调，每到夏天便是父亲最难过的时候了。由于合金钢板皮腰带与工作中的父亲形影不离，父亲的腰部皮肤长时间的侵泡在汗水里，总是像婴儿的皮肤嫩嫩的白里透红，加之行动中难免合金钢板皮腰带与不堪一击的皮肤经常磨擦，所以父亲的腰部总是伤痕累累，甚至经常多处溃烂化脓，全家人看了都心痛不已，可父亲总是跟没事人儿似的，连眉头都没有邹过一下。还记得那些日子，为父亲腰部的溃疮擦洗消毒换药，是全家每一个成员的事儿。
    “文革”开始不久，父亲就成了自然的“走资派”，经常被“革命群众”戴高帽、挂牌子批斗。父亲被批斗时母亲从来不让我们去看，一次父亲被批斗回来，脸上、身上都是血渍斑斑。后来听人说，父亲被批斗时站在一个舞台的桌子上，由于腰上有那付钢筋铁骨的皮腰带弯不了腰，只是低着个头，“革命群众”说他不老实有对抗情绪，一个叫崔南天的造反派头头上台去使劲搬他的头，父亲从桌子上摔到舞台又滚到台下，头破血流，父亲还是坚强的自己站了起来，脸上没有泪水也没有任何表情。那一天我哭了许久，只是脸上看不到泪水而是心里的，我想我此时的哭泣，一定是和父亲从台子上摔下来的那一刻是一样的。
   “文革”的第二年，因为厂“革委会”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父亲很快就被“革委会”结合工作了。之后，家里又少见了父亲的影子，父亲依然是那么的马不停蹄，不知劳累；依然是拖带着他那永远也弯不下去的，钢筋铁骨的腰；父亲的徒弟们依然紧紧地围在他的身边；父亲在我的印象里，我与父亲的距离，依然是明明就近在咫尺，却仿佛又远在天边。
    父亲在家里很少说话，所以我们也很难知道父亲工作中的事儿。父亲对孩子们更是少言寡语，印象里最深的，就是在我即将进厂参加工作的那天晚上，父亲算是一本正经的对我说了一番话：“儿子，好好干！听师傅的话，和同志搞好团结，为人要正直，老老实实的，做好平常的事，做一个平常的人。” 我那个时候对父亲的这些话懵懵懂懂，好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人的一生一世，要想做到正直，要想做好每一件平常的事，做好一个平常的人，是非常不容易的。
    人人都说父亲是一座山，没错，我的父亲也是一座山，可是我觉得这座山都是悬崖峭壁，棱棱角角，没有绿意葱葱，没有一棵树。并且这座山的山峰一直被厚厚的云笼罩着，很难让我看清他的真面目。     
    父亲说自己就是一个平常的人，做的都是平常的事，所以我们从来听不到父亲一句高亢、炫耀的话。父亲的故事除了我们亲眼所见，许多是母亲讲给我们听的，我想父亲这一辈子一定还有许多故事，只是这些故事是连母亲也不知道的，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因为父亲从来就不会对家人说他工作中的事儿，说他自己曾经如何如何的苦难、如何如何的坚强的。但有一点我可以确定，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唉声叹气，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泪水。   
    终于有一天，我看见父亲的眼圈似乎红了，因为那年我当上了兵就要走了。我用余光注视了父亲许久，父亲一直没有看我，我走出家门，父亲看了我一眼，依然一句话也没有说。新兵在当地武装部集训期间，父亲也没有来看过我。其实这些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可我多么希望有一天太阳是从西边儿出来的。
    新兵们马上就要集合登上军列远行了，依然不见父亲的影子。我看见母亲被姐姐搀扶着，一直沿着那条铁轨走向远方，头也不回。突然，一种酸楚，一种内疚，一种失望同时涌入心头，我不顾一切，嚎啕大哭，泪水倾盆。就在我登上军列的那一刻，妹妹递给我一个纸条，我在车上展开，上面只有五个字“儿子，好好干！”这是父亲的字体。列车开动了，我抹着泪水，凝视着车窗外远处的那团白云，拼命地搜索着父亲的影子。我多么希望那影子是饱含着泪水的，因为我真的不想他永远这么“坚强”。



来源: 父亲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