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文化精髓溯源 ……刘勰《文心雕龙》新译——连载中

克谐

汉晋文化精髓溯源
……刘勰《文心雕龙》新译

注①底本《文心雕龙》（南北朝）刘勰著；《国学典藏书系》丛书编委会主编，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11（ISBN978-7-5463-4208-5）。

第一章        文化溯源
（原道第一）

      为什么说，文化所包含的道德内涵，可与天地日月同生同灭呢？因为色彩有红黄的差别，体型有方圆的区分，而日月交替才能呈现天象的绚丽，山川跌宕方可感受地质的纹理。这就是所谓“道德文章”的根本。仰观日月星辰的闪烁，俯察地理山水的风光，衡量高低尊卑的位置，天地两仪依次确立。在这中间加上拥有自然灵性的人类，“天地人”始称三才。人类是五行中的精华，也是天地间的心脏。有了心脏便有了语言，有了语言才有了文化和文明，这就是自然规律。环顾世间万物景象，从动物到植物皆有文章：龙凤色彩绚烂昭告祥瑞，虎豹华美鲜亮展示雄壮；云霞艳丽凝滞超越画工匠心，草木花香胜过织锦妙想。所以外在的美，贵在自然而然。像林间万籁，亦如竽瑟声调，而泉石叮当，恰似磬钟鸣响。之所以如此者，因为外形相像，便有类似声鸣，而文明一旦雏形，随即规章渐成。没有自觉意识的物件，尚且可以熠熠生辉。作为万物心脏的人类，又怎能没有文化灿烂呢？
      人类文明的起源，如同天地混沌一样，根本出自太极。最初，人类对自然造化的感受和赞美，能够表达出来的文字符号，亦不过就是被后来称为“易”的图表和数目而已。易理规章的成形定型，起自伏羲画卦，终于孔编十翼。其中《乾》《坤》二卦，《文言》解析甚详。所以说，言语文字之表现，天地人心之坦露也！至于《河图》孕育八卦、《洛书》规范九畴、玉版刻纹镂空之含义、竹石丹书形状之意图，又是谁的杰作呢？对此，只能说是天启神谕罢了。
      鸟书替代结绳，是真正文字的开始。《三坟》述说炎帝、太皞的故事，年代久远，虚无缥缈，证实乏术。待到唐尧虞舜权势交替，业绩遗事的文字记录开始繁荣起来。在这些文字里面，帝王言行于咏叹之间，凸显壮志情怀；大臣献策在条理之中，初见奏折谨严。夏禹家国天下，声名业绩恢弘，书录繁文愈多。历经殷商至于姬周之初，文采考究胜过记述内容，像《雅》《颂》流传弥远，辞藻愈发新颖。奢靡之风，文王堪忧，故拘羑里而作《周易》，繇辞深浅精微，旨在其命维新。周公才俊委以重任，光大文化歌赋扬名。孔夫子继承圣王先哲，删编六经金声玉振，微言大义扶危救急，启迪百姓耳目聪慧，恢弘天地日月光明。
      文字自风姓伏羲初创，至孔氏厘定规则，遵从的无外乎文化道德本真。象形比照河图洛书，数论卜验蓍草甲龟。机变仰观银河星宿，造化俯察地貌民风。然后，因地制宜，依人施教，肃清本末，去伪存真。成就辉煌业绩，载入文籍华章。所以说，古代圣贤帝王，深谙“三才”存亡根本规律，著述立说宣教后世，而后来继位者遵循历史文化事理，触类旁通，再接再厉。《易经》有言“故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言谈辞令之所以能够鼓动天下者，因为他们传达的正是自然道德的文化规律。
      总而言之：天地人间的道德本真，尽管微妙玄虚，但却无处不在。古代先贤攫取其中的道德精髓，凝结成了仁孝礼仪文化。既符合龙图天启，又顺应龟书神谕。银河星宿与之交相呼应，大众民生本应顺势作为。

老党

克谐 发表于 2019-1-25 20:49
第五十章  为什么创作“文心雕龙”
（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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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谐老师作品更新得很快呀，辛苦了，欣赏学习您的新篇。

克谐

第五十章  为什么创作“文心雕龙”
（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五十》）

    究竟什么是“文心”呢？简单说：就是写文章的用心；若详细一点讲：是指在提笔书写文章时，作者所有的心思、想法、用意及其目的等。陆机在《文赋》中说：“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阅读别人的作品时，我能够读懂书写者的心思和用意。”另外，在秦汉之前的稷下学官中，有一个涓子（生卒姓名待考定）写作了《琴心》，还有一个王孙子（姓王孙生卒名不详）著述的《巧心》，他们都是将“心”字放入了书目标题中，并将写作心愿与书中内容表现的近乎完美。所以，我在标题中直接选用了“文心”二字，表明本书是与书写文章的内容有关。至于“雕龙”二字，因为古人写文章，有的就称作“雕缛成体”，本意就是如同把粗木头雕刻成龙图腾一样，而这与邹奭之流，只注重精雕细刻、故弄玄虚、神乎其神的“雕龙”之意，没有太大关系。
    亘古至今，宇宙浩渺，时光倥偬，单在人世间，原本属于智愚贤不肖诸色人等杂处，知识水平参差，才能良莠不齐；在这其中，所谓出类拔萃者，不过是指那些在智慧才能方面具备了独到之处的人们而已。毋庸讳言，每个人的年龄自然有时而尽，生命个体注定都会终止，唯有生命之年所创造的有形艺术杰作，得以存留身后，或能福润后人。天地万物，不但形态各异，而且姹紫嫣红，更是气象万千；在这其中，所谓孕育化生的依据，亦不过五行更迭、阴阳变化而已。综括人的一生，单凭五官感触，却能够书写出来，恰似雷霆万钧，抑或气势磅礴，仿佛风云变幻一般的韵文佳作。这一切岂不是已然超越了天地时空的局限桎梏！难道不是已经超出了大千万物的天然造化，等同于巧夺天工的神奇灵秀了吧。所以说，纵然躯体形骸如同飞蛾草芥一样的脆弱短暂，而一生一世的盛名荣誉，却会像金石宝器一般持久而不朽。古代先贤一再宣扬“君子处世，树德建言。”的理想，绝不是玩弄文字游戏的蛊惑人心，而是面对有限生命时，对人对己的真情倾诉、慷慨悲歌和啼血绝唱啊。
    在七岁时候，我曾经梦见天上云彩像织锦一样绚烂夺目，并且触手可及。待到三十岁以后，还曾梦见我捧着红色礼器，跟在孔夫子身后向南行走。当黎明时分醒来，我欣喜若狂……这件事实在太神奇了，要知道圣人是多么难得一见啊！竟然还托梦眷顾我这样的无名小卒。因为在我心目中，自有人类以来，没有再赶得上孔圣人伟大的了。于是，我沉思冥想，如果能够答谢苍天垂青和圣人惠顾，并且值得投入一生一世去做的事业，莫过于像孔圣人一样的整理文籍、注解经书吧。但是，在孔圣人身后，像马融、郑玄这样的大儒，已经把经书弘扬的博大精深，即便我个人再努力，也不可能另辟蹊径，以至于超越前人了吧。然而，涉及文章篇籍中的问题，特别是把它作为文化载体的自身特性和艺术规律，尽管这一部分内容对于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的经书典籍而言，不过类似当作陪衬的青枝绿叶而已。但是，在现实生活之中，像规定大家如何交往的“五礼”（指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离不开他，治理社会安宁的“六典”（即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离不开他；即便在帝王将之间，也需要依赖他，才能够相互了解、彼此沟通和共同交流，而国家一切军政要务更需要通过他，才能够张弛有度，并达到安之若素。所以说，尽管研究、解析和说明文章的体裁样式、修辞格调、内容特色以及诸如此类的细微末节等问题，最终必定还会追溯到经书典籍的内容实质性上面。然而，随着时代久远，特别是伴随文集浩瀚及其花样翻新，后继学者不只是眼花缭乱，而且各持一端，甚至已经莫终于是了；另外，汉晋以来，显而易见的是，文人作家的脾性愈来愈喜好猎奇，尤其热衷浮夸怪诞，并一味追求形式上的艳丽色彩，愈发专心致志于细枝末节的极端乖巧……如此文化风尚的社会，必定使离经叛道者愈行愈远，而伴随以讹传讹的文化习性难改，终将导致传统文化误入歧途且痴迷忘返。《尚书·周书·毕命》上早就指出：“辞尚体要，不惟好异。”而《论语·为政》中已然强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他们两者训导和教诲的宗旨，都是要求文章写作时，务必主次分明，决不能舍本逐末。鉴于明确了上述认识之后，我才开始着手创作本书。
    纵观华夏文化的发展历史，只是到了近代，类似评说文章的专业著作，才开始逐渐多了起来。例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应场的《文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生卒年不详字宏范东晋文学家文论家目录学家）的《翰林论》等。然而，作为批评文学，他们的立论角度和评价视野，却像是躲在犄角旮旯一样的局限狭隘，而不是像站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中央，不但可以高瞻远瞩，而且能够继往开来。因此，他们现有的论说评述，有的只是褒贬当时的流行佳作，有的局限评说前代的名家名作，有的单纯指摘古今作品的雅俗正偏，有的笼统综括文章篇籍的得失梗概……如果再去评价此类评论性作品文集的得失短长，像曹丕《典论·论文》，虽然详细具体，但不够全面，而曹植《与杨德祖书》，尽管理由充分，但不公道；应玚的《文论》，华丽简略，颇显空洞，而陆机的《文赋》，措辞微妙，感觉琐碎；挚虞《文章流别论》深刻独到，语言不够精致，而李充《翰林论》浅显概括，思辨失之单薄。此外，还有桓谭、刘桢、应贞、陆云等人，偶尔于文章之中，评价论说，语出惊人，即便判断结论准确，却欠缺追根溯源，更没有探究文学批评的价值意义。事实上，任何文化性问题，如果不能像圣贤先哲一样，真正给予全面而精辟的讲述、论证和判断，那么无论在过去业绩成就之中是否有过是非得失，都必定不可能成为文化传承意义上的经验或教训！因此，他们又怎么可能成为“扬长避短、有益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贡献呢？
    《文心雕龙》在整体设想和文本构造上，简而言之，就是“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具体而言，就是以宇宙人间的自然道德为宗旨，公开尊崇先哲圣贤为老师，将经典当作读习参照的文体标杆，参照纬书的钻研方式方法，遵循像《诗经》演变成骚体的艺术规律，通过例举稽查，把文章写作中诸多关键性问题，极力阐释明确和分析透彻吧。
    凡评价文章，或说成文学批评、文艺批断，首先要像现今流行的“有韵为文、无韵为笔”话语一样，第一步就是进行恰当的分门别类；然后，就是究根溯源；再者，确立名称和定义概念；随后，选择代表性例文章句，即举例说明；最终，总结特征，挑明各种类别存在的价值意义。在本书上半部分的前面诸篇，属于提纲挈领，并把整书的主题思想，以及上面提到的分类原则和写作思路，基本都讲解清楚了。至于书写文章时，究竟如何区别对待内容与形式的具体问题，以及在不同体裁之下究竟“情志”怎样表现，或者“文采”应该有何特征等状况，其大致篇章内容的安排如下：《神思》《体性》是讲述情怀志气表达的方法、方式和尺度，《风骨》《定势》是描绘个性气质与文章体例的相互影响，《附会》《通变》是探究文学创作中继承和发展问题，《声律》《练字》则是从阅读角度追溯韵律和字词的源流趋势；而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时序》论述文学盛衰与时代的密切关系，《才略》追溯历代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知音》说明文学欣赏和作品评价的难易程度，《程器》讲评作家个性品德与社会成就的关系问题；在最后，也就是本章《序志》，不仅说明全书的创作意图和框架结构，并且作为本书序言吧。其实，通过该书下半部分的后面诸篇，全书的纲目安排，也就一览无遗了。至于全书为何总共50篇，则是依据《易经》数理，即《周易·系辞上》所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所以，在本书50篇之中只有49篇，可以作为通常文章写作的艺术指南吧。
    毋庸置疑，如果仅是针对某一篇文章，无论进行评价还是当做序言，都相对容易一些；如果旨在整理和归纳众多文章的得失优劣，那就绝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其实，这里面的道理也不难理解，即如同观察和采集鸟兽的羽毛皮色一样，虽然在外表上好像只是五色斑斓性差异，但在质地根本上，完全就是源自个体骨血的滋生养育。也就是说，凡涉及表面现象与本质联系之类的复杂机理和内在因缘等问题，在貌似一目了然的简单事实面前，如果用心于使用字词文句，来将其中的道理描写得即清晰而又准确，那么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和水平，往往都不仅仅是极其困难，而最为难上加难的却是词不达意的羁绊和缺憾。正因为如此，本书在分门别类之中，尤其于稽查例举时的评说和议论，如果与他人近似或雷同，绝非就是人云亦云，而应是本该如此吧；如果与他人不同或相悖，也并不是贪图标新立异，而应是理所当然。至于这其中之所以出现了相同或差异的具体原因，决不是这些评价说法是否源自古人还是今人，主要还是通过具体性分析之后，能够得出来的比较中允公道的判断结论而已。
    立足当下，环顾古往今来的文坛景象，尽可能悉数其中的所有风云人物及其全部佳作名篇。这虽然就是本书立意之初，曾经极力想达到的境界高度。但是，在《周易·系辞上》中，既然孔圣人也发出了“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由衷感慨，而像我一个人，亦不过只有瓶水管窥的艺术水平，又怎么可能全面丈量清楚需要矩矱为准绳的文学天地呢？呜呼！在既往文化长河中，经书鳞波，文籍浩瀚，我的见识和评说，如果能够跻身其中，顶多算是沧海一粟啊！瞻望来世之渺茫，我的《文心雕龙》或许会像石沉大海，终将蒙尘渊底了吧。
    总而言之：生命百岁终有岸，知识汪洋大无边；一步登天属儿戏，拾阶而上必坦然。从来浮游多闲趣，寂寞丹书如面谈；亘古知音何相逢，心有灵犀一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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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谐 发表于 2019-1-11 09:03
第四十七章 如何评价作家的才能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四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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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章  文人德行与人物楷模
（刘勰《文心雕龙•程器四十九》）

    《尚书·周书》中有一篇《梓材》，主题是警戒政府做官的人们，要求他们不仅时刻心系民生安危，而且还要特别注意外在礼仪风貌。在《梓材》一文中，当举例论证时，有这样一句话：“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涂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朴斫，惟其涂丹雘。”其大意是：如果建造居家房屋，不只是忙于砌砖垒墙，还要粉刷墙壁和盖好茅草房顶；如果用贵重木材做家具，不仅要求榫卯严丝合缝，还要粉刷上色彩油漆，加以保护和显示珍贵。所以，从国家尊严考虑，对待任何人才就要像珍惜贵重器物一样，既要保证内在实际堪用，还要注重外在品质雅观。因此，西汉孔安国说过：“为政之术，如梓人治材为器。”但是，近代的文官学士，通常只讲究外在的盛名荣耀，而不再深究内在的品德美善。正因为如此，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感慨：“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其大意是说，文人自古至今不拘个人小节，很少有人单凭节操而立世扬名。与曹丕同时代的韦诞（公元179年-251年字仲将汉末三国京兆杜陵人著名书法家）更是恣意诋毁当时的文人雅士。于是，后来的评论家，与他俩的论调随声附和，并且一起唱衰人文，甚至归结成为“文人们一概不拘小节”，俗称“文人无德”。如此状况，岂不令人悲哀！
    纵观以往那些名声远扬的文学大家，例举存在于他们身上的瑕疵，众所周知的像司马相如携寡妇私奔，并收受贿赂；杨雄嗜酒不择室友，刻意阿谀谄媚；冯衍纳妾驱妻，多私寡恩；杜笃强人所难，心胸狭隘；班固攀附权贵，纵亲行恶；马融结党营私，贪财奢靡；孔融傲慢失度，狂言遭难；祢衡狂放不羁，秽语杀头；王粲锋芒毕露，急躁冒进；陈琳处事鲁莽，行径粗陋；丁仪贪婪成性，不择手段；路粹狐假虎威，鲜廉寡耻；潘岳勾结陷害，丧尽天良；陆机攀附权贵，屡遭讥嘲；傅玄妄自尊大，刚愎自用；孙楚躁动偏执，不自量力……诸如此类的人格缺陷或行为错误，发生在不同时代的文人作家身上，确实屡见不鲜，而且不胜枚举啊。其实，自古以来，不仅文官雅士如此，并且将官武夫依然，尤其是发生在古代将军相国身上的拙劣故事，更加夺人耳目。例如管仲背负盗窃恶名，吴起贪婪好色，陈平性情污秽，至于周勃、灌婴都曾经谗言诬陷他人……类似的劣性和污点，在其他朝廷命官身上，更是不可胜数啊。若深入分析其中原因，其实也不困难，比如孔光（公元前65-5年字子夏曲阜孔子14世孙）贵为西汉宰相，尚且献媚汉哀帝宠臣董贤，更何况类似班固、马融和潘岳等位卑的小官吏呢？另外，还有被当时民众骂为“膏肓之疾”的王戎，身为西晋开国大臣，尚且卖官鬻爵，甚至吝啬成癖，又何况像司马相如、杜笃这种穷困卑微的文人小官，更不要说丁仪、路粹之类卑鄙无耻之徒了吧。但是，孔光献媚丑态的自甘卑微，却无损于他还是有名的儒者；王戎吝啬的劣性骂名，也影响不了他在“竹林七贤”中位置……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究其根本，就在于他们的学术成就和事业功绩，确实大大超出了他们本身品德的缺陷不足，从而缓冲了当时和后来者对他们的讥讽热嘲。事实上，除了上述一些大家名流之外，再看忠君爱国的屈原、贾谊，和机敏警觉的邹阳、枚乘，以及仁孝忠厚的黄香（公元约68-122年字文强江夏安陆东汉官员24孝子“扇枕温衾”故事主角）和安贫乐道的徐幹等，他们不仅仅是品德高尚的作家名士，甚至更像是洁白无瑕的珍宝美玉啊！怎么能说一切作家必定都有过失和瑕疵呢？
    毋庸置疑，世间的才情气质，从来因人而异，所以存在各自身上的缺点、不足和错误，如果一个人不是出生即达到圣贤大德的“先哲”高度，恐怕没有一个人一生一世符合十全十美的标准。因此，也就没有必要针对每个人都去求全责备了吧。毋庸讳言，在世俗常情中间，人们对待帝王将相之流，往往因为他们权势地位的尊贵隆重，一般情况下总是忽略或原谅了他们的缺陷和错误。但是。当人们对待文人作家之时，却又因为他们位卑官微，常常给予吹毛求疵一样的讥笑嘲讽。这种由来已久的社会现象，并非属于一种什么出人意料的特殊文化时尚，恰似从高处汹涌而下的江海，必定横行奔流，以至于所向披靡，而那些孱弱细微的河流，注定有着坎坷曲折的命运遭遇吧。所以说，即便两个人有着同样的缺点毛病，却会因为社会名声的高低，彼此获得的褒贬多少，必定显著不同，而社会地位的尊卑，同样也会有与之雷同的情形结果。正因为如此，世间所谓的“功成名就”，对于文人雅士而言，就是要成为服务于社会的有用人才。正如左丘明在《国语·鲁语·敬姜论劳逸》中诠释的道理一样，公父文伯的母亲敬姜，作为一位聪慧的妇人，通过例举坚守手工织布的风俗传统，来驳斥好逸恶劳的腐化危害，借此诠释了治国方略的正误，那么但凡读书学文的大丈夫，又怎么能够不求闻达于国家的政经要务呢？当初像扬雄、司马相如等人，就是因为只注重文章色彩韵律，而没有实质性建功立业的用心和谋划，因而他们社会地位始终不高。再看东晋的庾亮，本身才华清秀，只因军政业绩的卓著而名噪一时，但是关于他的写作才能，却很少有人称颂。其实，如果庾亮不是做了高官，单凭他的文才一样可以赢得名声。所以，文才武略集于一身，如同左右手相得益彰一样，也是完全可能啊。例如春秋时晋国的卻縠（公元前682-前632年姬姓郤氏名縠晋国公族是晋国第一任中军将）不但酷爱读书，而且精通《诗》《尚书》，并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将军。所以说，像卻縠那样爱好诗书文籍，不是也可以精通武艺吗？再者，还有孙武的《孙子兵法》，其著述文质的华美珍贵，真的如同珠玉赤金一般……谁还敢妄言钻研军事武略者不可能精通丽辞华章呢？
    《周易·系辞下》有言：“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就是说，凡立志要做出一番事业的文人雅士，就是要致力于修身养性，练就完善自身的德才学识，审时度势，相时而动。杨雄在《法言·君子》中说过：“或问，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究其道理，就是要培养自身长成像楠木一样魁梧坚实，而且修持个性品质要像樟树一般珍奇高贵。所以，凡著书立说者，就应该有助于国计民生的富裕强盛，而且文人大家一旦立身出仕，不但足以堪当国家栋梁之才，即便仕途不利，或人生落魄，也一样可以独善其身而且著书立说；如果仕途顺利，或生途显达，则能够因势利导，得以建功立业……像这样的文人雅士，才是《尚书·商书·梓材》论说的人才标准吧。
    总而言之：人材自古多瑕疵，德艺双馨太珍奇；屈原、贾谊生楚天，邹阳、枚乘起梁地。朽木难雕不成器，樟楠年久见优质；文人独善唯自在，福禄人间功德圆。

克谐

老党 发表于 2019-1-17 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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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党兄：我准备冲刺过大年了，遥祝春节快乐啊！

老党

克谐 发表于 2018-12-31 10:44
第四十六章 物色繁华情意浓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四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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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谐

第四十八章  艺术知音与文学批评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四十八》）

    自古道：“同好易得，知音难觅。”在音乐领域，单凭聆听音乐旋律，确实不容易知晓乐曲初创者的内心想法和意欲表现。如果有谁仅是聆听音乐，即刻能够与创作者心灵沟通，并且还能够完全理解旋律中的内涵，那么像这样的听众，相对音乐创作者而言，也就是常言赞叹的千载难逢的知音了吧。事实上，无论音乐，还是文学，凡一切堪称艺术性作品，在创作者与观赏者之间，若能够达到上述音乐领域的“知音”程度，或许真的是千载难逢吧。于是，人们禁不住要问：“世间时常哀叹的知音难逢究竟为什么呢？”下面，我们暂且撇开文化中最为抽象的音乐不谈，仅是针对文学领域一样普遍存在的“知音难觅”问题，通过例举稽查，来帮助大家明辨因由吧。
    如同上面已经提到的，关于“知音难觅”的话题，虽然起自音乐，却普遍存于一切艺术领域，而且在文学界，确乎更加通俗易懂；也就是说，针对作家及其文学作品而言，真正的知音难觅一样属于司空见惯的现象。自古至今，在文学领域，但凡敢于自称属于某某作品“知音”者，也就是那些已经公开谈论文学作品的人们，他们有的只是一般阅读欣赏者，有的多是作家或专业艺术评论家，而有的确切的说就是权势阶级，比如帝王将相之流。然而，在身份、地位、教育和学识等方面，尽管他们存在显著性不同，但无一例外的，他们难免都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缺点、不足或误区。
    第一个就是“多贱同而思古”。如何理解这话意思呢？例如《鬼谷子·内楗》开篇有言：“君臣上下之事，有远而亲，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简单解释这一段话，就是说，即便宫廷官府中的帝王将相们，他们对于生活在同一时代，甚至就是眼前身边的贤达能人，也不懂得珍惜敬重，反而对于风闻传说的，尤其是特别遥远的所谓名家高人，不仅是极力羡慕和热切期盼，甚至不遗余力地吹捧不已。再比如，当初韩非的作品《储说》出来之后，秦始皇读罢，恨不能即刻就要面见作者；另外，正当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名声远扬之中，汉武帝读后，随即感慨不能与作者生活同时。然而，韩非的宿命，竟然是被毒死在秦始皇的监牢里，至于司马相如的命运，亦不过始终被帝王视为倡优而已。究其根本，诚如东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广譬》所言：“贵远而贱近者，常人之用情也。”
    第二个即“崇己抑人”。例如班固与傅毅，他们二人文才相当，而班固批评傅毅“下笔不能自休”。其实，在作家之间，类似这样互相评头论脚的事情，原本自然而然，纯属司空见惯。像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一文中，当提到陈琳时，就说过：“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另外，因为丁廙（公元?-220字敬礼三国时沛郡人魏国文学家）曾经于请教曹植修改文稿时，大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文稿名声好坏，始终都是我自己来承担，谁去在乎是否有人给我修改过文稿呢。”为此，曹植特别赞赏丁廙，并评价丁廙前面说的话“通情达理”。但是，当时的刘修（生卒不详字季绪荆州牧刘表之子官至东安太守留有诗赋颂等）却因为特别喜好评说他人的文章，竟然被曹植比作古代热衷贬低圣贤帝王的“碎嘴子”田巴（战国时齐国善辩的人曾被鲁仲连驳倒）。由此，亦不难看得出，曹植对他人的评价，明显带着个人喜恶的偏见。所以，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讲出来“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话，绝不是空穴来风啊。
    第三个就是“信伪迷真”。西汉末年，有一个辩士叫楼护（生卒年不详字君卿齐人祖辈世代行医曾随父亲在长安行医出入贵戚家）不知在何种场合下，他曾经评价文章时说过，司马迁能够写出来《史记》，都是请教东方朔的缘故。然而，闻听此言的桓谭竟然也说，《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就是东方朔的原话。像这样一种市井闲人的无聊扯淡，竟然还能被名人大家引用来当成事实评语。所以说，但凡专业作家或名人贤达，如果再评价文章时，不仅不应该信口雌黄，由此也应该懂得为何要谨小慎微评说文章的道理了吧。
    通过举荐上述事例，显而易见，回顾以往针对文学作品及其作者的评判历史，当置身世俗社会，并跨入文学批评的门槛之后，迎面首先遇到的就是像秦始皇、汉武帝一样的显赫人物，他们即使个人的眼界敏锐，但是对于作品和作家的评估，却最常堕入“贵古贱今”的流俗。其次，就是类似班固、曹植等名人雅士，尽管他们自身才学不凡，但却过于自以为是，时常仅凭个人偏见评说他人短长。再者，有的评论文章者，本身就是门外汉，他们评书戏说，不过就是插科打诨而已；尽管如此，有的专家学者，竟然引用流言蜚语，甚至将其当成了真凭实据；前者即楼护，后者则桓谭。所以说，当初杨雄写完《太玄经》后，在请教刘歆时，刘歆冲着杨雄直言不讳地说过：“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类似刘歆这样一种，为将来会把前人殚精竭虑的文学作品，当作盖酱坛子的家什，近似弃若敝屣的过度担心，反而不是纯属多余的闲话，或杞人忧天的笑话，竟然还一语中的，并且变成了世间延绵不绝的情景再现和实话实说了。
    时至今日，评价文章或批评文学之所以困难重重，其根本原因究竟何在呢？人世之间，像麒麟与小鹿，或凤凰与野鸡，按说在他们两者之间，说天壤之别亦不为过吧，进行分辨区别不应该是难事。至于珠玉与碎石的差别，甚至拿到亮光下面，即便肉眼辨别，也能易如反掌。但是，据《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记载，有一种名叫“獐子”的小鹿，在鲁国有人却当成了传说中的神兽麒麟。在《尹文子·大道上》中，提到楚国境内有的人误把野鸡当成了凤凰；同样是这本书上，还讲了一个魏国人，因被他人蒙骗，竟把美玉当成石头扔掉了。在《阚子》（阚子或即阙子纵横十二家之一待考定）一书里，说是一位宋国人，始终把燕国石头当作珠玉一样珍藏。所以说，即便在外表差别上十分显著的两件器物，竟然还会有人无法辨别区分开来，那么像隐含着不同气质和诸多情怀的文章篇籍，谁还敢说区别优劣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呢？
    自古至今，书海浩瀚，汗牛充栋。单就区分、比较或评价文章作品而言，绝不仅是在质量上给予优劣、好坏、是非一类“非此即彼”的简单划分，而是需要针对形式内容上的芜翠繁多和错综复杂，给予重点辨析及分层说明。在这其间，凡涉及到作者与读者方面，尤其是文章评说者，即便属于专业的文学批评家，也会因为各自知识水平的高低不同，加之个性偏好的条件因素，所以得出的结论，必定会千差万别，而不可能面面俱到。例如性情慷慨者，阅读激情扬昂的辞藻，忍俊不住击节欲舞；性格含蓄之人，沉思精致缜密的语句，按耐不住也会喜形于色；热心喜庆热闹者，见到瑰丽华彩的字词，难免心潮彭拜；喜好猎奇争胜者，遇到怪诞诡异的文章，即刻凝神定气。所以，对于适合心意的，一般会有习惯性的赞赏称颂；对于不称心如意的，经常性会是挑剔性的摒弃排斥，类似这种往往就是依赖一己之见，来评述千姿百态文章的言行举止和心理模式，如同《淮南子·汜论训》所说的“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道理一模一样啊！
    所谓世间经验之谈，莫过于亲自操练过千首乐曲者，必定会懂得音乐的妙趣所在，而见识过千口宝剑的人，自然不难辨别利剑的真假优劣。因此，若拥有比较全面地分析文章是非得失的判断能力和批评水平，其中所谓的得道法门，或说必由之路，就在于事先须有十分广泛的文学书籍阅读和生活知识积累。这恰似见识过高山险岭的巍峨俊俏，即刻会明白小山土丘的矮平单薄；亦如领略过大海波浪的浩瀚汹涌，随即便知晓小河涟漪的纤细微弱。唯有这样的经历，才有可能克服个性私心的轻重偏向；只有如此见多识广的实践，方能摆脱人情好恶的短长束缚。然后，才有可能真正像杆秤一样的公平衡量，亦犹如明镜一般真实反映。拥有了如上能力基础之后，如果开始评价文章时，只需要从六个方面入手：第一是要看作品选用的格式为何，也就是体例、体裁的类别归属；第二是审视作品的遣词造句，看是否规范恰当和色彩丰富；第三是对比作品继承、变化和发展的程度多寡；第四是辨别作品主题和引领方向的正邪对错；第五是分析作品引经据典或寓意例举的准确与否；第六是权衡作品音韵节律的和谐水平如何。其实，经过这样六个方面的深入思考之后，一部作品的优劣判断，随之昭然若揭了吧。
    亘古至今，任何文章都是作者有感而发的产物，而文学批评就是通过作品本身，来找寻出来书写者，于创作之时的全部感受和所有情怀。这就如同循着水波找寻流水的源头一样，尽管源头遥远幽深，但必定有迹象可寻。虽说时代间隔或路途遥远，在瞬息万变的时空维度内，若随时随地都能与作者促膝交谈的设想，近乎天方夜谭。但是，在任何维度之内，但凡通过文章，只要有足够的明察秋毫，即可全面剖析作者创作时的情感内涵……这正是堪称“文学批评家”的能力水平所在啊。所以说，不必抱怨作品的古奥深邃，只须担心批评家的鞭长莫及吧。譬如《吕氏春秋·本味》中的故事，曾经俞伯牙鼓琴志在山水之时，钟子期聆听应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而当俞伯牙的旋律心系流水之际，钟子期闻乐高呼：“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像无形音乐尚能够拥有知音如此，而有形文章又何必哀愁批评之难呢？事实上，心与心之间的遥相呼应，恰似眼睛观察世间万物，眼睛查看愈发细致入微，内心才能分辨的愈发清晰到位。然而，世间庸常的观察者，痴迷于事物的外部表象，不经过深入细致的辨别，时常品尝和热衷吹捧的不过是一些浅薄劣等的产品而已。因此，庄周曾经讥笑人们喜爱《折杨》《皇华》的庸俗，而宋玉最为伤感少人热衷《阳春白雪》的高雅。再者，前有屈原在《楚辞·九章·怀沙》中悲歌：“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采。”而其弦外之意，则是凡能够知道他的歌中异采的，就是他的知音；后有杨雄于《答刘歆书》里宣称：“心好沈博绝丽之文。”这里面言外之意，就是着重强调他自己特别不喜欢肤浅寡淡的字词语句。所以说，唯有见识渊博而能够欣赏和鉴别他人作品深意的人，才能获得心有灵一点通的欣喜和快慰。这犹如春暖花开之际，凡登上高台欣赏季节美色的人们，都难免拥有心花怒放的情怀；亦如同只要有着美味佳肴的饭店，必定能够食客云集的道理一样，原本都是那么的简单浅显。人们都知道国色天香的兰花，佩戴在任何人身上，整个人都会飘逸着沁人心脾的芬芳；同样，优秀的文学作品，就是民族、区域、国家特色文化中的精华，必须细细品味，才会懂得其中由来已久的独特魅力和绝色韵味。一切渴望成为艺术知音，一切愿意投身文艺批评队伍，一切自觉追求文明品格和优雅高尚的人们，还是请你们慎重对待上述的事实和分析吧。
    总而言之：洪钟万钧锻造易，没有夔旷定音难；书架好书万千册，不懂评价徒茫然。声色奢靡误家邦，金声玉振兴文明；通晓本章知音事，不负世间著述人。

克谐

一并感谢诸位先生和同道的鼓励！
虽然《文心雕龙》临近结尾，在刘勰连续几篇总结性章节中，确实有继往开来的艺术见解和文学高论，但因为临近春节，家务俗事繁多，实在不能再展开闲扯了。本来计划元旦前，便结束这个系列。虽然自己原谅自己拖到春节，但不能一拖再拖了。私下有朋友问我，何必如此逼迫自己呢？对我而言，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以往经验告诉我，不如此必定半途而废之！

一方

原来曹丕是这样的，很感慨。克谐先生的学问做得越来越好了。大赞，

yxq一叶扁舟

拜读了！又捡知识纵观两汉、西晋文化，文人雅士们各显神通，文辞荟萃。尽管风格迥异、良莠不齐，而对我们今天的文学修辞却终是一笔莫大的财富。特别喜欢这句“竹柏异心而同贞，金玉殊质而皆宝”来形容巨匠们的文献。
做学问很是辛苦，致敬、问好先生。冬祺！

李听圃

拜读，赞赏。

克谐

第四十七章 如何评价作家的才能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四十七》）

    本章节所评述的“九代之文”，笼统地讲，起自唐尧虞舜，止于两晋、刘宋，中间则有夏、商、周三代，加之赢秦、刘汉、曹魏。时长跨越两千余年，文籍数量之多，已经不可胜数。论说卓越期间的作家及其作品价值意义，只能有详有略，一带而过吧。
    虞舜夏启前后，具有代表性的名人佳作，一是《尚书•皋陶谟》中记载，掌管刑狱的皋陶首先明确提出了，为官从政者，必须具备“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九种品德；二在《尚书•舜典》中，记载了乐官夔，率先校准乐器，演奏水平达到了“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极致程度；三者《尚书•大禹谟》中，东夷首领伯益公开警示帝王，像“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不仅关系着国家兴衰，也是个人成败的自然规律；四则是夏朝第三任帝王太康失国后，传说他弟弟唱响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五子之歌》。列举上面流传至今的经书篇籍，他们不仅文辞温润祥和，而且义理典雅中正，堪称惠及千秋万代的文明典范啊。
    在姬周替代子商的西周时代。据《尚书•商书》记载，商朝曾有《仲虺之诰》，其中的商汤名臣仲虺，不但坦陈了“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已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等崭新观念，而且为国家革命指点迷津；另外，在《尚书•商书•伊训》中，伊尹作为商代开国功臣和五朝元老，对当权者提出了“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等忠告，为专横独夫敲响丧钟；再者，像《诗经》中，类似周宣王的太师尹吉甫创作的《崧高》《烝民》等“穆如清风”的雅颂，如同上述篇章一样，不仅义理隶属正大光明的经典，而且文采堪称教书育人的模范啊。
    自姬周迁都洛邑以及整个春秋阶段，王室大权旁落失魄，各等诸侯逐强争胜，王侯将相之间，相互频繁聚首，各级各类誓言盟约，此起彼伏，明暗相间。于是文坛之上，英才豪骏，各显其能，奇葩蜂拥，明星璀璨。若论其间的人物多样，恰似玉石仓库，尽管良莠不齐，却是琳琅满目；若看涌现的作品繁杂，犹如丝绸店铺，虽然质地不同，但是光彩夺目。依据《春秋•左传》记载，在这期间，楚庄王时的令尹孙叔敖（约公元前630年-公元前593年芈姓蔿氏名敖字孙叔河南省淮滨人与薳敖应为一人）善于借鉴古典经验治理新政，因而成就卓著；晋国大夫士会（约公元前660年-约公元前583年因被封于随、范以邑为氏别为范氏谥武）极力推崇遵照仪礼来治国安邦，所以功名显赫；晋文公时上卿赵衰精明文韬武略，得以福禄后嗣；郑国子产擅长辞令，捍卫郑国尊严；郑国正卿游吉（公元前?-前507年春秋郑国前于522年继子产执政）不只是才貌双全，而且能够继往开来；郑国行人公孙挥熟稔外交辞令，赢得名声载入史册。上述《春秋•左传》中的人物事迹，都是在文采辞令方面卓越超凡，并因此功勋当代、名垂青史。
    进入战国阶段，处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时代，置身战火连绵之间，“军功、武力、强权”成了社会的主旋律。然而，“文人、雅士、圣贤”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反而愈发超凡脱俗，以至于层出不穷。于是，诸子百家如同雨后春笋，倚仗各自为是的道义学说，不仅横空出世，更是四处游说。荆楚大地之上，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风范，奇峰突起，独树一帜。列国之中，燕国上将军魏人乐毅的《献书报燕王》，据理争辨，明哲保身；逃入秦国的魏人范雎，在上书《献书昭王》中，含沙射影，直逼要害；游说六国功成名就的苏秦，在他《苏子》（亡轶）诸篇中，言之凿凿，急功近利；楚人李斯在秦国的《上书谏逐客》，坦陈利弊，感人至深……书写这些作品的文物，如果不是深陷战国烈火中间，而是立足崇尚诗文的文明汉代，他们一准就是扬雄、班固之类人物了吧。除此之外，赵国人荀况，在学术思想上不仅是一代宗师，而他的《赋篇》同样是辞藻丰富焕丽，并且义理深刻鲜明，无愧于儒学大家的称号啊。
    西汉初年，若论“文韬”中独拔头筹者，当属陆贾；他的《孟春赋》（亡轶），应是汉赋成风的嚆矢；他的《新语》诸篇，即符合儒家经书典范，特别在言词语句上，更是朴实简练，并且直言明辨。贾谊才华颖秀，如同文坛骏马，他的《过秦论》《论积贮疏》《吊屈原赋》《鵩鸟赋》等，震古烁今，绝非徒有虚名。枚乘《七发》和邹阳《上书吴王》，均是笔下生辉，同样气宇轩昂。董仲舒专注儒家论断，司马迁精研史料记传，前者则有《士不遇赋》，后者随见《悲士不遇赋》，两者都归属于《诗经•小雅•四月》中“君子作歌，维以告哀。”的情愫，却是古今文人墨客一以贯之的诉诸衷肠。司马相如读书渊博，在文采意境上，尊崇屈原、宋玉的瑰丽诡异，虽然号称辞赋家的宗师，但深究文本内涵，他的义理淹没在了辞藻魅力中间，所以杨雄《法言•君子》中有“文丽用寡者长卿也”的评价，确实中肯精辟。子渊王褒著述，文句骈俪华采，字词细致精巧，擅长绘声绘色，表现冷静自若。在艺术创作中间，论说最善于投机钻营而处心积虑的文学大家，首屈一指当属子云杨雄，其文句寓意高妙幽深，字词遴选绮丽诡异，时常殚精竭虑，习惯文质谨严。
    东汉时的桓谭，精通多种文体，作品丰富多彩；朝廷大司空宋弘向光武帝举荐人才时，称桓谭堪比司马相如，但看他的《仙赋》等诗词，言语浅显缺乏文采，可见其长项在于讽谏奏本，而不擅长华丽辞藻。冯衍儒雅奇才，虽偏好“说辞”文体，但置身东汉盛世，却郁郁不得志，但他的《显志赋》，如同病蚌成珠一样，反而愈加光彩夺目。
    纵观两汉期间，论父子相继才华盖世者，莫过于班彪、班固和刘向、刘歆。人们过去认为他们父子，班固的文史才华优于班彪，刘歆的博学见识精于刘向，但在今天看来，班彪著述的《王命论》是何等睿智而明辩，而刘向编纂的《新序》亦堪称完备而精练，所以人们皆称昆山盛产美玉，却忽略了昆山之所以会产出美玉的更高品质。东汉时期，傅毅和崔骃并驾齐驱文坛之上，崔骃的儿子崔瑗和孙子崔寔相继名垂青史，堪称文风、家风代代相传了。另外，这一时期还有杜笃和贾逵蜚声文坛，若评说他俩的文学才能，在名列崔骃、傅毅一类作家中，应居末流。再有李尤（约55-约135年或约44-约126年字伯仁广汉雒人东汉文学家）偏爱铭赋，意图高瞻鸿儒，但才力不及，犹如折翅大鸟，必定振羽难飞。但是，像马融一代宗师，思想精致，眼界高瞻，著述立说颇具经书典范，篇章文质相得益彰。还有王逸见识广博，集注《楚辞章句》惠顾后学，但个人作品文采欠佳；王逸儿子王延寿继承父志，年少才俊，魅力非凡，他的《鲁灵光殿赋》描绘景物形貌，细致精微，辞藻瑰丽，颇具枚乘遗风。
    整个东汉时期，博学奇才，层出不穷。前有张衡多才多艺，后有蔡邕雅正精研，他俩文史兼通，才华隔代相望，正所谓“竹柏异心而同贞，金玉殊质而皆宝。”啊！如果说刘向的奏议贵在旨趣鲜明而文辞沉静，那么赵壹（字元叔汉阳郡西县人大致生活于汉灵帝在位公元168至189年前后）的辞赋好在内容面广而体例舒展，再者孔融着墨挥毫气势逼人，更有祢衡立等可取思维迅捷，他们各具特色，创建了多彩的文艺风格。类似这样的人才，还有潘勖，因精通经书而闻名于世，他的《策魏公九锡文》成为卓尔不群的时代力作；再者，王朗虽然因专注儒家经典而扬名达志，但也擅长序论铭文。据上例举，亦不难看出，在西汉司马相如、王褒以前，文学创作之中所谓“量才示能”，主要通过运用个性语言，来抒发情怀志向，而不是抄录经典语录，借以展示自我德才学识；然而，自扬雄、刘向之后，文人墨客愈来愈倾向于将个人的志向意图，掩映在引经据典中间，这种显而易见的趋向、区别和差距，在认识上不仅需要特别明确，更需要深刻地辨别、分析和谨记。
    汉魏晋交替时期，文帝曹丕才华恒逸清秀，以往对他的评价有些过分贬低，说他比曹植相差甚远。其实，曹植思维敏捷、才气俊俏，尤其在诗歌上魅力无穷，而且章表更是出类拔萃。但是，曹丕思虑周全、下笔舒缓，不图虚名争先，他的乐府格外清新昂扬，而《典论•论文》更是思辨精要。所以，针对他们兄弟俩的艺术才华，只有分别两人短长，才能明辨二者是非。然而，一般世俗褒贬才能，习惯随声附和，并不都是明察秋毫。因此，曹丕尊为帝王，他的文学才华反而被人看低；曹植处境窘迫，其文学技艺徒然倍增夸赞，这一切都不是理性真实的艺术评价。另外，与他们同时代的王粲，同样才华横溢，写作敏捷缜密，内容广泛多样，文辞很少累赘拖沓，若摘取他诗赋中的优秀语句，足以堪当经书典范。因此，如果评价“建安七子”中谁的文学成就最高，非王粲莫属。再者，像陈琳和阮瑀，因擅长书记檄文而闻名于世，徐幹以辞赋论著被时人称颂，刘桢“气格自高”而文采飞扬，应玚才学双优且诗赋俊秀。其他，例如路粹和杨修精巧于笔札书记，丁仪和邯郸淳流传论述闻名，像这一些作家的才华和作品都有十分独到之处。除上述之外，还有刘劭的《赵都赋》，可以奋起直追前代的名家名作；何晏的《景福殿赋》，足以表率后学。应璩风趣诙谐，用《百一诗》彰显志向；应贞精通义理，以《临丹赋》展示才华。嵇康独出心裁，杜撰高论；阮籍颐指使气，谱写诗歌。他们分别选择使用不同的格调形式，发出了共同的心声和夙愿；他们各自舒展不同的文学翅膀，朝着同一个艺术方向，一起奋飞翱翔。
    步入西晋时代，张华的诗赋，神采奕奕，清新流畅，他的《鹪鹩赋》寓意深刻，类似韩非《说难》。左思奇才妙想，深谋远虑，他的《三都赋》惊世骇俗，而《咏史诗》出类拔萃，仅这两篇佳作，已经让他殚精竭虑了。潘岳思维敏捷，文辞畅达，他的聪明才智集中体现在《西征赋》里，而其他如《悼亡诗》等哀悼文本，则是发自肺腑的真情倾诉。陆机博学深思，辞会广泛，文章虽然构思巧妙，但过于审慎而言多复杂。陆云开朗干练，深谙简繁利弊，所以文采鲜明洁净，擅长短小篇章。孙楚思绪纷繁，虽惯常直抒胸臆，但尚能疏通顺畅。挚虞陈述思想，必定遵循天道而温良典雅，他的《文章流别论》不只是中规中矩，确实亦流光溢彩啊。傅玄铭文佳作，内容多是规劝警戒，他的儿子傅咸上疏奏议，颇具刚正不阿的家风文风，他们父子都是栋梁之材，而不是时尚鲜花的衬托陪伴。成公绥作赋较多，逞一时之美。夏侯湛作品临摹经书范本，近乎貌合神离。曹摅善写长诗，清纯秀丽，而张翰喜作小诗，明辨属实，他们二人各居特色，互有短长。张载、张协兄弟俩，在文学才华和作品成就上，确实不相上下，情形如同《论语•子路》所说“鲁卫之政，兄弟也。”的模样。刘琨作品气势雄壮，卢谌著文情深理明，而他俩的特色，却都是时局形势的压力造成。
    东晋郭璞才俊辞艳，思维飘逸，名列晋朝中兴第一；他的《南郊赋》蔚为大观，而《游仙诗》凌云似仙。庾亮撰写章表，思虑缜密，文辞通畅；温峤笔记书札，遵循事理，清新顺达，他俩堪称文人墨客中的能工巧匠吧。孙盛和干宝，都擅长编纂史料，虽然各取所需，但都遵循《尚书》中《典》《训》体例，所以看似各立门户，其实文采家风相似。袁宏立意高瞻远瞩，却因过度卓越超群，而显得偏颇乖离。孙绰诗文遵循玄理，虽然中规中矩，但却寡淡无味。殷仲文在《南州桓公九井作》中坦荡出来“孤兴”情调，谢混于《游西池》里荡漾“闲情”风韵，他们尽管吹散了盘踞文坛已久的“谈玄”浓云，但在他们的诗文中间，却依然显而易见着残云缥缈。所以，尽管他俩被视为开辟文化新风的先锋闯将，但他们的作品还是不能尽如人意吧。
    至于刘宋一朝的文人雅士，他们的诗歌文籍同样繁多而鱼龙混杂，由于时代较近，影响深浅，不言自明，也就没有必要逐一甄别了吧。
    纵观东汉的文学才干，和西汉时期相差无几。晋代文坛，基本与建安文学可以媲美。但是，在曹魏时期，文学家热议话题和崇尚目标，则是汉武帝“元封”时代；而刘宋以后，类似的文艺高论，反而多是汉末“建安”话题了。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事实上，并不是因为这两个时代，都特别崇尚文学和招贤纳士，而是“时势造就人才”的道理，古代和今天都是一样的啊。
    总而言之：人才难得太玄乎，性格不同异禀能；但逢一朝崇文艺，遍地丹青遗万代。汗牛充栋莫徘徊，有涯无涯贵自在；任凭春花迷望眼，秋收何愁没果摘。


【注解】
1、《尚书•虞书•皋陶谟》相关部分：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禹拜昌言曰：“俞！”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何忧乎欢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皋陶曰：“朕言惠可厎行？”禹曰：“俞！乃言厎可绩。”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
2、《尚书•虞书•舜典》相关部分：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3、《尚书•虞书•益稷》相关部分：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4、《尚书•虞书•大禹谟》相关部分：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祗载见瞽叟，夔夔斋栗，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兹有苗。”
5、《尚书•商书•仲虺之诰》全文：汤归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诰。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仲虺乃作诰，曰：“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乂，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简贤附势，实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听闻。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徯予后，后来其苏。’民之戴商，厥惟旧哉！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已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6、《尚书•商书•伊训》全文：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总已以听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训于王。曰:“呜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灾。山川鬼神，亦莫不宁，暨鸟兽鱼鳖咸若。于其子孙弗率，皇天降灾，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鸣条，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圣武，代虐以宽，兆民允怀。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天家邦，终于四海。呜呼!先王肇修人纪，从谏弗咈，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以至于有万邦，兹惟艰哉!敷求哲人，俾辅于尔后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训于蒙士。’呜呼!嗣王祗厥身，念哉!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
7、陆贾《新语•君子之道》：是以君子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强，虚无寂寞，通动无量。故制事因短，而动益长，以圆制规，以矩立方。圣人王世，贤者建功，汤举伊尹，周任吕望，行合天地，德配阴阳，承天诛恶，克暴除殃，将气养物，明□设光，耳听八极，目睹四方，忠进谗退，直立邪亡，道行奸止，不得两张，□□本理，杜渐消萌。夫谋事不并仁义者，后必败；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后必崩。故圣人防乱以经艺，工正曲以准绳。德盛者威广，力盛者骄众。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
8、西汉董仲舒《士不遇赋》开头部分：呜呼嗟乎，遐哉邈矣。时来曷迟，去之速矣。屈意从人，悲吾族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悠悠偕时，岂能觉矣。心之忧欤，不期禄矣。遑遑匪宁，秪增辱矣。努力触藩，徒摧角矣。不出户庭，庶无过矣。
9、西汉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全文：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好生恶死，才之鄙也；好贵夷贱，哲之乱也。照照洞达，胸中豁也；昏昏罔觉，内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选。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逆顺还周，乍没乍起。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
10、西汉王褒《圣主得贤臣颂》开头部分：夫荷旃被毳者，难与道纯绵之丽密；羹藜含糗者，不足与论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于穷巷之中，长于蓬茨之下，无有游观广览之知，顾有至愚极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应明指。虽然，敢不略陈愚而抒情素。记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审己正统而已。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所任贤，则趋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则用力少而就效众。
11、东汉桓谭《仙赋》全文：余少时为中郎，从孝成帝出祠甘泉河东，见郊先置华阴集灵宫，宫在华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怀集仙者王乔赤松子，故名殿为存仙，端门南向山，署曰望仙门，窃有乐高妙之志，即书壁为小赋，以颂美曰：夫王乔赤松，呼则出故，翕则纳新，夭矫经引，积气关元，精神周洽，鬲塞流通，乘凌虚无，洞达幽明，诸物皆见，玉女在旁，仙道既成，神灵攸迎，乃骖驾青龙，赤腾为历，躇玄厉之擢嶵，有似乎鸾凤之翔飞，集于胶葛之宇，泰山之台，吸玉液，食华芝，漱玉浆，饮金醪，出宇宙，与云浮，洒轻雾，济倾崖，观仓川而升天门，驰白鹿而从麒麟，周览八极，还崦华坛，氾氾乎滥滥，随天转璇，容容无为，寿极乾坤。
12、东汉冯衍《显志赋》部分内容：冯子以为，夫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风兴云蒸，一龙一蛇，与道翱翔，与时变化，夫岂守一节哉?用之则行，舍之则臧，进退无主，屈申无常……正身直行，恬然肆志……览天地之幽奥兮，统万物之维纲。究阴阳之变化兮，昭五德之精光。跃青龙于沧海兮，豢白虎于金山。凿岩石而为室兮，托高阳以养仙。神雀翔于鸿崖兮，玄武潜于婴冥。伏朱楼而四望兮，采三秀之华英。
13、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结尾部分：乱曰，彤彤灵宫，岿山穹崇，纷厖鸿兮，崱山力嵫厘，岑崰嶷，骈巃嵸兮。连拳偃蹇，仑菌蜷产，傍欹倾兮。歇幽蔼，云覆霮?，洞杳冥兮。葱翠紫蔚，田碨瑰玮，含光晷兮。穷奇极妙，栋宇已来，未之有兮。神之营之，瑞我汉室，永不朽兮。
14、应璩《百一诗•昔有行道人》：昔有行道人，陌上见三叟。年各百余岁，相与锄禾莠。住车问三叟:“何以得此寿?”上叟前致辞。“室内妪貌丑。”中叟前置辞:“量腹节所受。”下叟前致辞:“夜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得长久。
15、晋应贞《临丹赋》：陟绵冈之迢邈，临窈谷之濬遐，览丹源之冽泉，眷悬流之清波，漱玄濑而漾沚，顺黄崖而荡博，激重岩之绝根，拂崇丘之飞崿，然后阴渠洞出，阳澮旁开，倏熠高鹜，皓暚长怀，盘溢郁没，云转飚回，屏侧为之飞陨，壁岸为之陂隤，列以青林，荫以绿枝，柽松蓊茸於其侧，杨柳婀娜乎其下，（此处有脱文）则高溜承崖，悬泉属岭，别流分注，冰莹玉静，清波引镜，形无遁影。
16、魏晋曹摅《赠韩德真诗》：余光不照。怨在贫妇。谷风遗旧。伐木敦友。嗟嗟人间。一薄一厚。时无展季。臧文何咎。萧生既没。谁与结绶。摄余衣冠。归守丘阜。平生之要。不忘在久。枉尔结驷。轼我垄亩。

克谐

yxq一叶扁舟 发表于 2019-1-7 10:25
莫怨物色繁华，错怪见异思迁，从来勃发情志似神助，自古昂扬意气答如流，船到桥头直，功到自然成。先生好手 ...

据说，纪晓岚评价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的“赞”属于：诸赞之中此为第一。那么，其文章中的“赞”究竟好在哪里呢？
刘勰的《物色》之“赞”原文如是：“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

大半年来一直鼓捣的这件事，我自己最大的收获，莫过于总算看明白了，刘勰的“征圣崇经”，其本质上既不是独尊儒术，也不是依从黄老或老庄，更不是鼓吹释教，事实上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一本类似现在各行各业屡见不鲜的所谓“成功之路”的指南针而已。

鉴于读书中了解到上述情况，我曾经围绕上面的“赞”琢磨再三，而一叶扁舟君引述的部分，我应该是推倒从来了三四次之后，尽管始终不满意，但现在样子大概基本符合“直译、意译、释意“”之“镜影”的大致风貌吧。

克谐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9-1-2 22:38
在新年来临之际，欣赏着您的物色繁华美文，如沐春风，如遇花开。读您的连载，都感觉受益匪浅，用心反复细读 ...

谢谢新春祝愿！也祝你新年新气象，遥祝开心、顺心、爱心永远伴随身旁！

yxq一叶扁舟

莫怨物色繁华，错怪见异思迁，从来勃发情志似神助，自古昂扬意气答如流，船到桥头直，功到自然成。先生好手笔！学习、捡知识。致敬并问好先生！

云上云上

在新年来临之际，欣赏着您的物色繁华美文，如沐春风，如遇花开。读您的连载，都感觉受益匪浅，用心反复细读，受益匪浅，感谢您的辛勤付出，遥祝您新春快乐，幸福安康，万事如意！

克谐

第四十六章 物色繁华情意浓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四十六》）

    春夏秋冬，四时轮替，暖阳舒展，阴冷寒战。伴随外在四时变化和内在阴阳生潜，大千万物则有枯荣死生的容貌景象，而心虑情怀，便会有喜怒哀乐的起伏冲动。一年之中，什么时候阳气才萌动呢？例如《大戴礼记•夏小正•十二月》所说“玄驹贲”的自然现象，就是指黑蚂蚁开始躲入地下的时节。那么，何时阴气凝聚呢？《大戴礼记•夏小正•八月》描绘的“丹鸟羞白鸟”景象，也就是鸟类大量进食，开始准备迁徙的时候。自然界中，昆虫禽兽尚且敏感着四时阴阳的微妙变化，并且出自生存本能，随时准备迁徙躲藏。以此类推，人世之间，所谓情怀志气的阴柔阳刚，如同山川中乱石美玉，至于诗人作家的文采华章，恰似草木间英华荣秀，他们同样也会有顺天应时的规律变化啊。所以，年末岁初，春情萌动，则有蠢蠢涌动的肝亢欲盛；夏日炎炎，热浪滔滔，常伴烦躁不安的心火过旺；天高云淡，秋风气爽，激发深沉幽远的蹁跹思绪；雪花翻飞，寒冬凛冽，唤醒矜持萧条的唏嘘哀伤。岁岁年年，春华秋实，夏热冬寒，气象演化万千之中，兴衰胜败格外显著分明；年年岁岁，睹物思迁，触景生情，吟咏抑或挥毫之间，荣辱得失难免狂放应时。犹如秋风乍起，一叶飘落，勾起世道炎凉的沧桑回忆；仿佛寒蝉嘶鸣，两声凄厉，唤醒人生苦短的悲悯哀伤。更何况还有“明月清风思秋夜”的千古思念，甚至于“丽日繁花慕春晨”的万物情长啊！
    诗人和作家惯常睹物生情，意随景迁。他们喜欢山川江河之间流连忘返，热爱花草树林之中徜徉缠绵。他们无论脱口成诗，还是挥笔文章，与六合景色风貌，时常相互映照；与八方鸟语花香，习惯彼此唱和。譬如在《诗经》里面，类似声情并茂的诗文歌词，已经俯拾皆是。《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中“灼灼”，用花色鲜艳指代女子的青春靓丽；《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依依”，用柳条飘荡来展示体态的轻盈妩媚；《卫风•伯兮》“其雨其雨，杲杲出日。”的“杲杲”，是用雨后太阳的明亮灿烂，来反衬思念遥遥无期的困苦煎熬；《小雅•角弓》“雨雪瀌瀌，见晛曰消。”中“瀌瀌”，借用雨雪翻飞的盛大貌，来比喻内部矛盾的严重状况；《周南•葛覃》“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的“喈喈”，选择树梢鸟儿急切悠扬的声音，来表达女子出嫁后将要回娘家时的欢快；《召南•草虫》中“喓喓草虫，趯趯阜螽。”的“喓喓”，则是通过草虫求欢时的讯号，直言不讳地传达少女思慕与恋人偶遇的想象和期盼。除了上述依傍环境中色彩、景象、声音激起了作者诗兴大发的例证之外，另有《诗经•王风•大车》中“谓予不信，有如皦日。”和《诗经•召南•小星》的“嘒彼小星，三五在东。”的语句，前者选择“皦日”（明亮的太阳）作为信誓旦旦的信物，不但表白了自我追求目标的明确和坚贞，而且形象极其简单直观，可谓一言以蔽之；而后者则用“嘒星”（闪烁的小星星）来代表自我生命的微弱和渺小，更是一语道破天机，堪称掷地有声。再者，在《诗经•周南•关睢》的“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和《诗经•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的字词，前者“参差”与后者“沃若”，虽然都仅是两个字，却把诗歌作者意欲表达的时俗冷暖和人性尴尬，完全揭露殆尽。综括上述例句，都是选用极少的字句，传达了作者极其丰富的心情思绪……所谓声情并茂和见异思迁，借此可以一览无遗了。所以说，即便再过百年千载之后，若能找到可以替代上述诗意内涵的字词文句，也必定不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吧。
    进入战国时期，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文学艺术风格，替代了像上述《诗经》一样“简约、率真、形象”主基调。而新的艺术风尚的最突出表现和特征，就是极尽想象臆造之能事，将周围万物的景色声音，给予了广袤无限的联想、勾勒和创新，甚至其中一些奇形怪状的容貌声色，仿佛是各种美景色彩交叉叠放在了一起，因此也衍生出来一系列绮丽怪诞的字词。例如用“嵯峨”来形容山势高大峻峭，而“葳蕤”则是描绘草木茂盛时，枝叶繁花呈流苏状下垂的样子。待到西汉司马相如驰名文坛时期，他们热切追求的描绘山川景物的典范佳作，亦不过就是要求展示稀奇古怪风景的措辞行文，不仅是格外精致灵动，还要有音韵旋律上的和谐瑰丽。所以，代表这一阶段文学风格的辞赋，最常见的是使用一些相同或近似的字词，鱼贯珠串，错综复杂。正因如此，文坛上一直流传着这样说法：“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其大意是指，像创作《诗经》风格的诗人，尽管字词华丽，却恰如其分，而热衷汉赋的辞人，他们的字词文句不仅是过于华丽，而且已经属于繁琐了。举例说明，在《诗经·小雅·裳裳者华》中“裳裳者华，或黄或白。”只是了了几个字，尤其“或黄或白”，即刻点名了花朵盛开的时节或事实，而在《楚辞·九歌·少司命》的“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为了挑明是秋天的兰花，还特别用了“绿叶”“紫茎”。其实，凡使用五颜六色描写事物，关键是要抓住其中最为鲜艳醒目且层次分明的颜色基调，如果色彩层次不清或杂色其间，一旦真实细致地使用文字展现出来，效果反而眼花缭乱，必将大跌眼镜吧。
    近代文章，在描绘景物的风气上，热衷于物体形态上的精致逼真。其实，无论远瞻山川云海的起伏变化，还是近观草木虫鸟的生死枯荣，其中所谓文学创作，无论隶属吟诗歌赋，还是归入章奏经传，究其艺术宗旨的根本，始终都在于志气情怀的深刻高远啊。至于描写事物景色的技巧微妙，关键在于善于观察，并能够恰如其分地刻画出来，如同在他们身体上贴附一个特性标签一样吧。所以，坊间还流传这样一句话：“巧言切状，如印之泥。”也就是说，真正能够精巧准确地勾画事物的文字，如同盖在物品封泥上印章一样，原本不需要过度雕琢篆刻，更没必要使用过多文字，而把细枝末节都照顾的面面俱到；这其中的关键，只在于将要转达的主要信息暴露无遗，借此达到瞥一眼即知大体内容，看字迹就能判断大致时间的根本目的罢了。
    斗转星移之间，世间万物，即便四季轮替，但他们在形色体貌上，也基本一直恒常不变啊。然而，落实在文章创作中一个个具体作者身上，他们之间的思行情志，不但因人而异，更是变化多端，并且经常是非无常。因此，有的文章作者，仿佛在不经意之间，反而创作出来一些登峰造极的景象描绘佳作，而有的人，即便挖空心思，甚至殚精竭虑，却与艺术佳品渐行渐远了。返回头，再看《诗经》和《楚辞》，他们之所以能够引领艺术风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真正抓住了所要表现事物的特色要害啊。所以，后继书写文章的人，即便就是那些锐意创新的艺术闯将们，他们一般都会尽量避开《诗经》《楚辞》中较为明显的强项锋芒，只是吸收其中成功经验，于顺势利导之中，寻求其他能够标新立异的突破。由此，也不难看出，只有从过去成功范例中，善于捕捉技巧灵感，才可能于相对不变的事物景象中，创造出来新的艺术偶像和成功典范。
    面对外部世界的四季轮回、气象更替，作者在把时节变化引入到文章中间之际，如果能够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莫过于既像信手拈来，亦犹如恬然自得；同样，世间万象从来都是物色繁杂，作者无论寄情山水还是闻鸡起舞，都要抓住事物的特征精髓，尽可能用简洁干练的字词，给予表达的既要准确又要清晰……这样才属于深入浅出，并且才会形象生动。例如描写飘香四溢，要仿佛有香气随风扑面而来；又如表现情景转化，要像亮光明暗闪烁一样直观动人。自古至今，诗人作家之所以延绵不绝，就在于他们之间必定属于承上启下，并且代代相传。若深究其内在环节的关键所在，就是要在继承中求发展，于发展中找准突破点，并敢于大胆创新……唯有创新的文学艺术，才能实现具有真实性进步或实质性飞跃的成功业绩。例如西晋时，在前代辞赋名家已经创作了许多描绘京都的杰作佳篇前提下，而左思不惜耗费十年精力完成的《三都赋》，之所以还能够产生“洛阳纸贵”的社会效果，正如当时文学家张华评价的“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其大意是说，左思的《三都赋》即便读完了里面文字之后，其文章中含义，仍然还能回味无穷，甚至时间越久越会新意不断。所以，像左思这样的成就，就是在继承中求发展，属于达到融会贯通后，最终取得了创新性成功的典范吧。
    溯本清源，在天地之间，像山川、林海、沃土等自然万物，才是亘古至今一切文章篇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和物质宝藏。至于本文所说的“物色”与词汇多寡问题，无论形式还是内容的情景描绘，一旦字词文句过于简单，必定出现支离破碎、漏洞百出的缺项，然而极度精细的雕琢篆刻，则不但会显得繁琐累赘，甚至过犹不及。毋庸讳言，屈原何以能够在文坛之上“独领风骚”呢？答案就在于他文章的字词话语中，囊括了楚山越水的灵气和神助罢了。
    总而言之：山峦叠张，水廻路长，草木斑驳，云蒸霞光。举目所及，物变星移，有感而发，诉诸篇籍。想却不见，唯叹息春日迟迟；思已别离，故倍感秋风飒飒。莫怨物色繁华，错怪见异思迁，从来勃发情志似神助，自古昂扬意气答如流，船到桥头直，功到自然成。


【注解】《晋书·左思传》相关部分：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也。家世儒学。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学钟、胡书及鼓琴，并不成。雍谓友人曰：“思所晓解，不及我少时。”思遂感激勤学，兼善阴阳之术。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不好交游，惟以闲居为事。造《齐都赋》，一年乃成。复欲赋三都，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籓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及赋成，时人未之重。左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恐以人废言……司空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克谐

虽说弄不清楚，“阳历、阴历、农历”究竟那一个计算“年、岁”时段，才更加合理精确。但是，再上班时，通行的书写时间，只能是2019年，而不再有2018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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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年末岁尾之时刻，一并感谢在过去，尤其2018年，此处新老朋友对我的关注、支持和厚爱，愿我的存在给大家带去欣慰、快乐和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