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皇皇体出巴山,口水成河波浪宽。
大有挺身充大禹,侧听谁处报安澜。
附:从“老皇皇体玉楼春”看理论界的两个不良倾向 文/大有同人
近几天,“老皇皇体玉楼春”俨然成了一个热门,朋友圈、微信群、公众号中,各处都在议论乃至模仿。然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灰犀牛”事件,并非“黑天鹅”——它不是偶然性的突发状况,而是某些长期被忽视的因素,积渐积微所成的结果。明白了这点,我们就知道若只对事件本身嬉笑怒骂的话,对扭转风气并无大补,毕竟用不了几天,热点就会过去,必得从理论层面做些梳理才行。
如果对近些年来诗词界的风气稍加关注,就会看到两个现状:有诗词学会以及官方半官方背景的诗赛,水平通常不如民间团体、诗社组织的诗赛;年高德劭的名家教授评选出的作品,往往不如中、青年诗人评选出的作品质量高。大抵如此,偶有例外。
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倒挂”。这个倒挂的出现,与一个时期以来主流理论界的两个不良倾向直接相关:一个是太过看重诗词主题的“立意”“情怀”,以为作品表达了很好的立意、情怀,就是好作品了;另一个是太过看重诗词语言的“时代感”“通俗化”,甚至把它们当做评价诗词最重要的标准。
第一种倾向十分“官方”。比如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湖南诗词学会会长彭崇谷先生就认为,诗词的“最高层面为立意,思想情怀”,诗词应“格调高尚,正能量”,“教化育人作用应置于诗词水准的最高层面”。类似提法无限的拔高了诗词的“意”,而不知在“意”以外,还有“气”“味”,这对文学特别是古典诗词的认知,尚处在很低的层次。
贺知章《回乡偶书》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殷尧藩《同州端午》说:“鹤发垂肩尺许长,离家三十五端阳。儿童见说深惊讶,却问何方是故乡。”立意相似,但因为写法不同,前者生动一些,后者平直一些。
江总的《九日长安诗》说:“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王维《杂诗》说:“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立意相似,但因为写法不同,前者刻意一些,后者自然一些。
李白《将进酒》中讲“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是消极情绪,但不能因此说它不是好诗;乾隆《古希》中讲“惟是惕乾励朝夕,戒其玩愒度光阴”,这是都是积极的,但不能因此说它是好诗。
鲁迅有五言的《无题》,里面讲“钩棘”、“静喑”、“萧森”,这是负能量的意象,但不能因此说它坏诗;郭沫若有《宇宙充盈歌颂声》,里面大谈特谈“光辉”、“丰碑”、“太阳”、“光彩”,这是正能量的意象,但不能因此说它是好诗。
类似的例子很多。我们看到:对于相同或相似的立意、情怀而言,因为写法的不同,作品就有了风味的不同,而其间又是有高下之分的。对于不同的立意、情怀而言,也并非是立意好的就是好诗,情怀不好的就是坏诗。认为诗要有好的情怀、要有教育意义的观点,有些类似于清人沈德潜的“格调说”,只不过比沈氏的观点更浅白偏颇。
第二个倾向,是受百数十年以来的主流语境影响的。五四运动以降,像“革命”、“创新”这样的口号,似乎成了一个天然正确的东西,而完全没有考虑这样一个逻辑前提:是不是只有在旧事物是个坏东西时,革命和创新才是正确的?倘若旧事物本身是一个好东西,我们真的一定要把它拆开、砸碎,去“创新”吗?
诗词,是一门艺术。我们不能用太过现实的态度去对待艺术,认为新的就好、旧的就不好。社会上出现了书法创新,于是有了各种丑书;社会上出现了京剧创新,于是有了比基尼京剧。丑书也好、比基尼京剧也好,是在创新吗?我看不是。这不是创新,这是创伤。诗词与书法、京剧一样,都是产生并繁荣于过去时代的艺术形式,它们作为文化遗产与小众爱好而存在就可以了,怎么能为了虚假的繁荣而改变固有的特色呢?
著名诗人曾少立先生写文章评价这次获奖的玉楼春,说他“更愿意从小说的角度来看待和写作诗词”,从这个角度出发,则作品“可以只模拟某人声口”。是以既然这个作品写的是一位老农的话,那么“口语化一些,俗一些土一些,打油一些,其实都不是问题”。对此,我们要问:诗词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去借鉴小说,是无可厚非的,但应该在视角、构思层面,而非语言层面。如果写农民就用农民的口语去写诗词,那么难道写乞丐就用乞丐的口语、写娼妓就用娼妓的口语吗?我并非是故意用这样讨嫌的类比去丑化农民,只是说,口语化、俗、土、打油到如此程度的词,已经不是大家喜欢的那个词了。
多次大声疾呼诗词要创新的曾少立先生,在文章中把“拟古”当做了一个和“游离、隔、空洞”并列的缺点;在一个诗词活动中被评为"古典诗词承传人"的来均先生,则更为直白一些,他把凡是没有“时代感”的诗词,统称为“装逼体”;多年以来,以中华诗词学会为代表的官方半官方组织一力主张“创新”,他们以“普及”为名,用降低艺术门槛、迎合庸众口味的方式来搞“复兴”;在许多诗词活动中,雅正、古朴风格的作品被打压的程度令人发指,随之而来的是通俗、浅显,继而发展到了油滑、机巧。这都是有脉络可循的。
我不反对时代感,但同时以为,在有时代感的同时,不应改变古典诗词既有的审美情趣。从李杜苏辛的作品来看,与其说诗词要有时代感,毋宁说,诗词应该穿越时代,而不是拘泥于时代。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千古以上的作品,我们至今读起来,依然凛凛然有生气。
再把视角拉回到这首具体的作品上来。钟振振教授点评它说“写新农村而诸要素能得其全,所以为佳”,周啸天教授则说其“赞美由衷,一气呵成,有快板腔”。虽然在一次交流时,钟教授说评选时有过切题等方面的综合考虑,但不难发现,所有的问题无不发轫于本文提到的两个不良倾向。
我听说,有“获奖专业户”之称的苏俊先生在颁奖会上,听到某诗歌学会领导在台上讲"古诗词必将被新诗取代"便当场反驳并拂袖而去,我虽与其素无交往,也想要为他点赞。苏先生以作诗为业,能在这样的场合公开表达异议殊为难得,倘若我们这些爱好古典诗词的人,都能像苏先生那样敢于发声抵制前述的不良倾向,又何愁诗界风气不能扭转呢?坐而论道,起而行之,与诸君共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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