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指鹿为马 忽然想起指鹿为马的故事。 当年大秦朝堂之上,充塞着高智商的臣工,赵高竟然把一头鹿拉出来,让大家辨认是什么动物。然后把说是鹿的人杀掉,而那些会见风使舵说是马的人,就成为他的羽翼。 赵高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树立威权。他利用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来考验那些高智商的人,用他们的回答来判断他们的立场,决定他们的生死。这个看似荒诞却很严酷的史实,首先体现的是对话语权的占有和显示。因为有了话语权,就可以公然地把鹿说成马,就可以把说实话的人杀掉。掌权者最终以他人的生命为筹码,建立起自己的不合法的威权。 这个故事中那个重要的道具——鹿,是很冤枉的。几千年来,它一直无辜地站在众人面前被称作马,一定委屈却无可奈何。因为它不会辩解,连说话的能力也没有,即使它知道自己是头鹿,也不能为自己正名。这就是任人宰割者的命运,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别有用心的人的道具却无力自明,是可怜的。其实,有这样命运的不仅是鹿,或者说,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鹿”并不是唯一。所有被强行扭曲,被强行代言的人或者物,都是那头委屈却不能自明的“鹿”。 还有那些被杀掉的大臣,也是话语权被剥夺的最终体现。他们本身的言行,并不一定代表有目的的抗争。他们只是坚持自己的认知,实话实说而已,没想到却为此送了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对统治者的劝诫,提醒他们要重视民意。实际上,民之口说说而已,很难成川;更多的时候,是夺得权势者自己有了话语权,就不让别人说话,甚至要因此杀别人的脑袋,他们之害甚于任何的川!这样的社会环境是可怕的,一定没有真相可言。朱子说,天不生仲尼,将万古如长夜。不能说实话,则是仲尼生而被杀。也有人说: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可见话语权的重要性。如果真的能够捍卫自己或者他人的话语权,鹿和马就不会相混了。 人都有求得活命的权利,都有珍惜生命的本能。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成为烈士。从这点看,我们似乎就不能责备那些跟着赵高一块指鹿为马的人。但是,当明明知道有人在撒谎以谋私利、害天下的时候,却选择随之同流合污,是可怜而可恨的。而且他们即使跪着趴着,也不一定能长久保全自己。因为,自古以来邪恶都不是人间正道,都不会长久。况且,那为害一时的奸佞之人,最终连自己都不能保全,况其爪牙哉?那么他们应该怎样做,才能既不附逆,也不因为说实话而掉脑袋?我看只有沉默。不知赵高那厮让不让沉默。如果能够保有沉默的权利,也许是一种不太坏的选择。 可是又有一个问题,赵高作为秦庭高官,明知道鹿马不同,却为什么公然指鹿为马?他的自信是什么?他现在当然是遗笑万年了,但在当时,他以正常的心智状态,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行为? 我想,这应该涉及到权势之中的人的心态吧。当时赵高肯定已经有了足够的权势,他也从中感受到权势带来的快乐和满足——众人谄谀,气焰指天,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时人性的弱点会使他的贪欲越发强大。于是他想要得到更大的满足,更大的权力,想要囊整个宇宙于自己的怀里。因此他才会有如此荒唐的行为,害人最终害己。所谓利令智昏,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说他利令智昏,也不一定是全昏。他在选择道具的时候,选择了鹿和马,他没有选择鹿和兔子,也没有把鹿说成是老虎。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鹿和马是两种不同的动物,也是两种有着高度相似性的动物——这就是他的清醒之所在,也是他故意的混蛋无赖之所在——利用两者之间的相似,他就可以强行指鹿为马;利用两者的不同,就可以排除那些不服从他的人:以此来表明话语权在自己的手里,权势也在自己的手里,于是顺之者昌。所以,他只是半昏。 我不知道,用权势争取话语权,再用话语权加强威权,是不是始自赵高,但他确实是一个明显的坏例子。 不过,他毕竟还是找了一头鹿作道具,比那些连道具都不用,只用赤裸裸的暴力和恐怖的人,还要优雅一些。后者,连最后的遮羞布都不要了。 还有,话语权的争夺,不只是在朝堂之上,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区别只是权势的大小或者利益的多少。 看街头人的争斗,会发现话语权的争夺还有另一个途径。两个吵架的人,双方耳朵都不聋,却都争着高声喊叫,一声高于一声。他们满口胡言,东扯西拉,效果不在于言辞清楚,只在于把对方的音高压下去。直累得气喘吁吁了,却还没有开始讲理。讲理是不需要高声喊的,但是如果讲理他可能就输了。所以,只能用力喊,直到用声音压死对方。所以声音的高低也是一种取胜的凭借! 撒泼,无赖,嘶喊以取得话语优势,是市井小人的常用伎俩,比起赵高,就省了找鹿的麻烦。 他们的共同处就是都不讲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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