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四大才女·诗歌（4-2-3-2②）

呼正林

古代四大才女·诗歌（4-2-3-2②）

［镜缘斋］·呼正林/抄录·编辑

此诗在抒情主人公艺术形象创造上的最大特色，是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这一特色，首先体现在抒情与叙事关系的处理上。诗人全然摒弃纯客观的叙述，叙事时总是饱含着感情。诗中叙事性较强的段落，如写被掳西去的第二拍，在胡地生育二子的第十一拍，别儿归国的第十三拍，重入长安的第十七拍，无不是以深情叹出之。同样是写被掳西去，在五言《悲愤诗》中写到“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柜。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以叙事详尽、细节逼真见长；而在《胡笳十八拍》的第二拍中，则说：“云山万重兮归路遐，疾风千里兮扬尘沙。人多暴猛兮如虺蛇，控弦被甲兮为骄奢”，处处表露出诗人爱僧鲜明的感情－“云山”句连着故土之思，“疾风”句关乎道路之苦，“人多”句“虺蛇”的比喻、“控弦”句“骄奢”的评价，莫不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诗中侧重的段落并不多，更多的情况是在抒情时顺便带出，也就是说，是为了抒情才有所叙述。例如，为了抒写“伤今感昔”与“衔悲畜恨”之情才写到胡地的习俗（第三拍），为了说明自己度日如年、难以适应胡地的日常生活才写到胡人的衣食起居（第六七两拍），等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的物色，更主要的则是体现在感情抒发的突发性上。诗的感情，往往是突然而来，忽然而去，跳荡变化，匪夷所思。有时意到笔到，不避重复，如责问上天，前后出现四次之多，分别见于第一、八、九、十六各拍；有时又天马行空，来去无迹－如第四拍（“无日无夜”）正从个人经历的角度慷慨不平地抒写怨愤，第五拍（“雁南征兮”）忽然转出对雁抒怀的清冷意境；写战争氛围的第十拍与写衣食起居的第六七两拍都理为了抒写乡情，本该相连，却于其间插入责问上天的第八九两拍。“正所谓‘思无定位’，甫临沧海，复造瑶池。”（谢榛《四溟诗话》卷四）这种感情表达的非理性化本身，乃是主观感情色彩强烈的一个重要标志。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的特色，在抒情方式与语言运用上也留下了鲜明的标记。诗人常常是“我”字当头，言无回避；还喜欢夸张其辞，极言以尽意。诗作一开篇即连用两“我”字以起势，紧接着以“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二句指天斥地，直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的变奏，这是何等样的胆识魄力！第八拍的“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这一迭连声的责问更是把“天”、“神”作为被告送到了审判席前。篇中夸张的说法与夸张的词语在在皆是，如“无日无夜兮不思我乡土，禀气含生兮莫过我最苦。天灾国乱兮人无主，唯我薄命兮没戎掳”（第四拍），“天无涯兮地无边，我心愁兮亦复然”（第九拍），“四时万物兮有盛衰，唯我愁苦兮暂移”（第十四拍），“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六合虽广兮受之应不容”（第十八拍），等等。以上种种的总汇，形成了全诗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的总体特色，使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得以凸现出来。

抒情主人公艺术形象的成功创造，还得力于深入细腻的心理描写。女主人公在“志意乖兮节义亏”的情况下，为什么不以一死以全节气呢？第十一拍披露了隐衷（见前引的“我非贪生而恶死”第四句），说明她是出于深厚的乡土之思才偷生苟活下来的。由于这一剖白，人物活动的思想感情基础被揭示了出来，这就不仅消除了对这一人物形象可能引起的误解，而且使她变得可亲可敬起来。第十三拍抒别儿之痛，第十四拍诉思儿之苦，尽管具体写法并不一样－第十三拍借助想象与通过行动来表现，第十四拍则寄情于梦幻，但在展示特定情况下的人物的心理变化这一点上，却无不生动传神，维妙维肖。诗中最引人注意的心理描写，则要推对归国与别儿一喜一悲的感情纠葛的描写。诗人深深体会到“去住两情兮难再陈”，因而不惮其烦，三复斯言，如“喜得生还兮逢圣君，嗟别稚子兮会无因”（第十二拍），“愿得归来兮天从欲，再还汉国兮欢心足。心有怀兮愁转深，日月无私兮曾不照临，子母分离兮意难任”（第十五拍），“今别子兮归故乡，旧怨平兮新怨长”（第十六拍）。通过不断地重复，对于矛盾心理的表现，起到了强调与深化的作用，从而更加突出了人物进退维谷、痛苦难禁的情状。

明人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说：“东京风格颓下，蔡文姬才气英英。读《胡笳吟》（按，即指《胡笳十八拍》），可令惊蓬坐振，沙砾自飞，直是激烈人怀抱。”所谓“激烈人怀抱”，是说在读者心中激起强烈共鸣，顿生悲凉之感。为什么《胡笳十八拍》会具有如此巨大的艺术力量呢？

总结上文所论，一言以蔽之曰：是由于此诗通过富于特色的艺术表现，成功地创造出了抒情主人公蔡琰这一悲剧性的艺术形象。

（陈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