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关于宋德利诗歌创作及其思想成长过程中的文化环境

苗洪

谨以此文敬献给世界各地的中国南开大学校友,导师及宋德利先生！




★ 大型传记文学《宋德利——东方译魂》 ★——
     
                                                苗 洪   著

                    第五章  关于宋德利诗歌创作及其思想成长过程中的文化环境

北美评价

   一位极好的诗人，真诚而灵性，四大名著完美的跨文本演绎，一个扣人心弦的创举。诗歌文本的四大名著有着柔和、丰富的品质，充满强烈的视觉冲突，再现了一个让你愿意相信的神话与魔幻主义色彩的诗歌故事，并没有因为其中刻意增加的东方文化元素成分而变得黯淡无光。

   一位多情而伤感的诗人，没有必要把那些著名的魔幻场景看得太认真，还好其中一些高明的再制作和几处无伤大雅的缩短之处，使得它们没有沦为庸俗之作。

  万言诗歌《红楼梦》中男女主人公的旷世情缘会让每一个人感动，它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界的一大盛事，因为它使沉迷于语言暴力和失常性乱之中的北美读者感到耳目一新，或许人们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身边或自己正在进行着的某种爱情。王文娟所扮演的林黛玉是空前绝后的唯一经典。宋德利笔下的林黛玉却只是一个来自彼岸的轮回载体。

   孙悟空是最精彩的一个角色，特别时当他用自己的方式猴性假装归顺上帝精神的时候。可怜的上帝，哪怕是使用了无所不为的力量，也只是增加了语言与语义的可悲悖论。





    中国评价




  长篇诗歌经典之作。四部21世纪之初震撼全国的经典万言诗歌，集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主义与国学冲突于一体，在一段段充满迷离色彩的故事中探索中国历史的神秘瞬间，再现了现实主义及其抽象主义的诗歌境界。



  从故事结构上来看，诗歌文本四大名著的创作从表面上看，所执行的是一个忠实于原著的主体方针。但是，实际上，最后的结果是由一位旅居美国二十年的美籍华人将中西方文化思想与文学思考进行植入式的再创作过程。无论是林黛玉，曹操，宋江等人物的再现，其实是一个中西方文化交汇后的再处理。如果没有这种意义的处理方针，那么中国的读者就无法通过一个美籍华人重新演绎之后的四大名著的万言诗歌本质是什么。当然，我们并不是希望经宋德利语言及文本转换后的四大名著就面目全非。这是原则。由于诗歌文本的四大名著规模浩大，且重新注入了许多现代语境的重塑，对于国内出版界来说，出版发行需要承担极大的工作量及其市场风险。目前，我们只能在网络媒体阅读诗歌文本的四大名著。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见传统纸媒样式的诗歌文本的四大名著。


   宋德利正式开始跃入诗坛的日期尚不明确，横跨近半个世纪。我们在反观宋德利诗歌创作的漫长岁月，几乎经历了中国诗歌历史的所有阶段。宋德利与中国诗歌历史发生明确碰撞的交汇点应该是在我们八十年代初期的文艺复兴时期。专制文艺体系即将进入瓦解阶段，而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艺复兴状况主要体现在伤痕文学及其多元化的文艺创作及其文学价值的重估方面。宋德利正式进军诗歌创作,标志着其诗歌及其诗歌理论的基础正式奠基.宋德利主义在中国诗坛的诞生,体现着中国诗歌17年，三十年复兴之路的标志性成就.宋德利的时代不仅仅是文艺复兴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时代，在传统的诗歌观念与现代的诗歌创作并行的过程中,宋德利既继承着西方诗学本质元素,又继承着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学理念,将深度印象主义与现实主义批判相结合,同时又颠覆着我国文艺专制时期的现实浪漫主义风格,在中国诗歌创作领域独树一帜.他在现实主义的风格中又柔和着鲁迅敢于直面血淋淋人生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节,使他的诗歌既体现着强烈的美学价值,又体现着对社会对意识形态的高度关注.在追求诗歌的主流意识及其诗歌的生态意识之间完整无缺的体现着一个现代诗人对社会的关注,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在作品中坚持不懈的呼唤着社会人文底线的同时,又对传统观念中抑制人性发展的元素进行无情的抨击,体现出一个诗人旗帜鲜明的创作立场及其价值立场.宋德利在诗歌中敢于承担着解剖历史的文学创作使命，他的诗歌创作及其诗歌理论的建立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一系列思考基础而展开的拓展。针对着宗教仪式及其宗教信仰与社会政治信仰的关系,包括实现中国梦想的主流创作方针及其诗人本身所渗透的分裂的人格思考及其精神家园意志领域的思考,宋德利提出了自己的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的理论见解，并且付诸创作实践，从而对中国现代意义的新诗及其理论作出了重大的探索突破，不仅仅是对云南区域诗歌群,也对整个中国新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德利的诗歌及其创作理论系统主要由“场所”、“生命”、“绘画”三说构成，突破了诗歌传统创作中的主体条件、言意关系、风格美学三个方面的理论问题，而宋德利的创作天赋、觉悟程度的能力、富有形象思维能力的视觉层面则使得他对这些问题的突破点明显凸显。


  《1》 关于宋德利诗歌的空间及场所意识。


    在创作这部传记之前，我们创作组就与传记有关的问题，采访了宋德利先生。通过这个专访我们可以感受到宋德利作为一名诗人的专业追求与流派的诞生意识。但是实际问题是，如果我们仅把作品所要讨论的主题限制在某一个特定的场所，很明显就会导致各种不同类型的客观事物存在的独立意义。由共同特征引发的共同思考现象必然结果是独立思考与独立分析的流失。孤立事件的概念在这里其实是遭到否定。在宋德利主义诗歌理论体系的元素当中，同时渗透的是一种回归自然的浪漫主义元素。朱光潜在其著作<西方美学史>中曾经在对卢梭的回归自然与浪漫主义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后认为，"卢梭的回归自然有回到原始社会自然状态的涵义，也有回到大自然的内涵。"但是我们的许多诗歌理论家在理解朱光潜先生的理论时出现了一种概念方面的偏差，卢梭关于这一回归自然的提出,到底是指民族文化的原始状态抑或是在在返回自然环境的生态系统中体现回归的愿望呢?这个问题在目前的诗歌理论家那里的解释似乎是模棱两可或者说是模糊的.他们最终只是简单扼要的把这种回归意识仅仅只是理解为在所谓的自然生态系统环境中去体现这种回归的意识.宋德利指出,如果我们仅仅只是把卢梭的这种回归意识理解为在所谓的自然生态系统环境中去体现,那么无疑最终陷入的困境依然是现实主义意义的浪漫主义境地.因为无论是今天的生态还是历史的生态系统环境,他并不是断裂的概念,所以,卢梭的回归自然,按照朱光潜先生的逻辑推理,则既有人文色彩的回归,也有着自然美学的回归意识.但实际上,我们目前意义的回归意识,仅仅只是单方面的体现在山水及其历史遗痕元素的回归行为.一方面,他们试图通过种种系列意义的表层回归意志来体现文化的回归内涵,另一方面却又一再强调,这种自然的回归意识最终阻碍的是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确认.实际上,坚持在原始生态意义的文化层面中体现人文的回归正是使得中华民族文化身份得以确认的主要途经之一。

   在这一场所理念的实践过程中，最初宋德利曾明确把场所精神作为自己诗歌创作的理论支撑。在他《华夏圣贤300吟》中若隐若现的体现了这种创造的场所意识形态。但是，在这些作品当中，他仅只是个尝试。所谓场所精神在作品中的体现，只不过是简单的在某个固定的场合里叙述着故事的背景和诗歌的主题。纯属常规性的按照叙述的规律性安排着时间，地点和人物。也就是说，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把场所精神的引入，只是限制在一个简单的表层阶段。

    当然，作为一个尝试的必然过程，我们还不能要求一个作家，特别是一名具有西方文化心理的作者完全上升为理论上的场所创作及场所精神的提升，不可能立即达到一个我们心理预期的效果。在这一过程当中，应该说宋德利的作品在寻找真正的场所精神灵魂核心方面起初还存在着响当程度的迷茫。他还没有完成一个如何从普遍意义的场所概念提升到一个具有特别重要的，特殊意义的场所概念。在他近半年多的尝试过程中，最大限度的只是做到了把具体意义的现实场所引入了某些虚幻的，抽象的环境及场所背景，但还是在场所创作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没有比较大的突破。一些作品对这一场所精神的体现也只是局限于现实主义的主题之内，没有形成质变。始终没有完成这个现实主义场所精神的体现，是宋德利这一时期作品水平线没有获得理论提升的制约瓶颈。

   在这个时期，他试图完成这个场所理论的提升， 无疑，《华夏圣贤300吟》使宋德利完成了一个将现实主义的场所精神上升为理论上的场所精神的一个突破。另外在我们分析研究针对宋德利作品的过程中，有一个特殊的评论创作现象、即部分评论家仅把某篇评论的焦点不是放在如何解析欣赏作品的主题方面,而是放在着重阐述宋德利创作手法的研究及阐述方面。其实这是一种转化角色的借用评论方式。也就是说,将作者临时替代为作品中的人物和评论文章里的角色。当然并不能每篇作品的评论和欣赏都适合这种角色的替代格局。因为对于某些作品而言作者会有意无意的渗进自己的人生经历或特殊的主观意识,类似的模拟作品就能使用这种评论方式。简单的说就是指作者在作品里塑造的那个艺术形象其实就是把他自己当成角色原型处理的。就象我们目前欣赏的这篇有关圣战的作品,就某个角度而言,可以理解成作者对自己创作水平的提高及追求努力过程的真实心理及实际行为的真实写照。

   我们在解剖宋德利经历的同时,实际上也在理解欣赏着作品的主题内容。所以就象目前的这篇评论文章在解剖完宋德利的创作经历之后,也就基本完成了对这部作品的评论及欣赏,假定如果宋德利在作品里。隐藏着其他方面的主题思想而现在都不需要太多的精力就完成这个评论过程了。所以无论宋德利笔下的这些圣贤的信仰是什么,为什么而战其实都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在理解作品得过程中就直接完成了对一名圣贤的灵魂的解剖及认知。同时通过，《华夏圣贤300吟》,我们了解了不同历史时期每个圣贤对于信仰的忠诚和矛盾的人格立场。在这个不定义的场所里,宋德利实际上也完成了场所精神创作理念的升华。特别是将灵魂伦理化是作者整体创造理论水平支点的超越与提升。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通过宋德利的一系列作品可以发现，他在建立理论上的场所精神时有一个误区。就是他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每一篇里都能体现出他的场所精神。其实，这种场所精神创作理念的建立只是理论的形成，是外界媒介认识一个作家的元素符号，而不是他的作品里一定要包罗万象的都引入这个场所精神的理论机制。当然，宋德利这种心理的形成只是这个场所精神的理论机制还没有得以完整的提升和定性状态下的正常反应。因此，纵观宋德利比较近期的作品，他似乎是已经完全意识到了这点的存在。就如我们现在看见的这篇《尧》就完成了一个理论的突破。许多作家包括许多著名作家其实在自己的流派属性上都有一个严重的误区存在。就是误以为用理论支撑创作而不是用作品体现理论，这就无形间导致了创作范围的狭窄。所以，后期的宋德利作品在这个方面就做的比较好，没有刻意的一定去在某一场所阐述自己的创造意图或创造主题。而是用作品引导读者自己去设想自己认定的这个场所是什么，而不是一定要由作者告诉读者他所设定的诗歌环境是场所是什么。


    如果这个作者一定要把故事的发生地及背景放具体的某一位置，那只能是对读者的愚弄。因此，宋德利目前的作品基本上不再特意去设定或安排某一固定的场合及场所，让读者和故事里的人物一起去做灵魂的飘流或远行，而不是将一个灵魂旅行者的目的地一定是西藏的布达拉宫或者说某个朝圣的场所。作者在作品里赋予了场所概念的自由，是个理性的解脱，是个自由的放飞，也是作者创造理论上的成熟与提升。真正的场所应该是在有无之间，她是诗歌及文学创作必须的使用手段。场所的固定其实是在干扰读者自由的阅读情绪和欣赏定向，是对读者思维的切割。
《尧》
尧父乃帝喾，号为高辛氏，
喾位七十年，驾崩传子挚。

尧年方十三，佐挚将政掌，
封地在于陶，十五改封唐。

年方十八岁  代挚为天子，
高贵不傲慢，富有不恣肆。

洪水成灾患，命鲧将灾平，
九年无功返，启用禹成功。

设置谏言鼓，百姓尽其言，
树立诽谤木，百姓可评判。

在位七十年，儿子不成器，
启用贤良才，微服访田里。

看中农夫舜，有意考验他，
娥皇与女英，二女便下嫁。

又让舜进京，朝中先试用，
整整三年后，让位天子政。

其仁也如天，其知也如神，
接近他如日，远望他似云。

二十八年后，撒手赴天国。
帝王行禅让，舜帝创先河。

《王粲》

稚童拜名士，名士倒屣迎；
却因相貌丑，刘表拒不用。
谁知曹丞相，器重倡驴鸣；
刘勰论诗赋，冠冕七子功。

君看同一人，褒贬竟不同；
刘表重相貌，可笑弃文雄。
细思当今事，多学刘表情；
一俊遮百丑，全民闹整容。

  我们目前所欣赏的这组历史题材的诗歌作品，应该说是宋德利在追求理念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突破意义的诗歌作品。宋德利第一次在作品里引入了灵魂与伦理的熔融关系。灵魂与伦理其实是个崭新的思维概念。仅推出不到半年的时间，但这个灵魂与数据的概念也之局限性的使用在技术性的设计方面，但引伸到文学创作领域，应该是宋德利首开先河。作品里，一个为信仰而彳亍的灵魂独行者的形象跃然纸上。宋德利在这部作品里，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没有去过多的渲染这些圣贤的心理状态，也没有刻意去描述他的信仰是什么，所以，作品中的圣贤或许什么信仰都没有，他始终信仰的其实就是他自己。他相信自己才是自己真正的信仰，自己的主宰者。当神灵的崇拜心理演变为自我的崇拜，其实是一种潜意识的觉悟。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灵魂和肉体才是合二为一的宗旨。他之所以习惯了一直坚韧的圣战，是因为人的一生都在战胜自我中度过。实际上，宋德利的这种场所概念最终因为其作品空间的多层次扩展而中止运用。其实即便在以上所提及的一些作品中，宋德利的场所元素已经违反了场所的基本属性。

《2》关于宋德利作品中的电子分镜的现代视觉审美

   从总体来看，宋德利诗歌作品所包含的审美特征元素特别丰富与完整。作为一名诗人，在诗歌的结构布局及其所追求的绘画风格，使得这一审美过程具有着一定程度的综合意义。关于宋德利诗歌中所体现的造型艺术的审美特征，主要体现在色彩方面以选取蓝色为主要的作品色调，并通过荧火虫的有限距离的光线传播，将远近不同的物体在空地上形成着远近景不同层次的视觉效果中折射出环境幻觉般的迷离效果，让人的思考获得着一个落差布局的结构空间。在这么一个扑朔迷离的空间区域内，使人类的思考处于着一个相对活跃的，动态的思考局面。同时路灯的光明与客观环境直接构成的明暗结构，又使人类的思考范围始终在某种程度上定位于光明与黑暗两者的思考领域之内。这种由环境直接折射出的关于黑暗与光明的思考方针，由视觉状态直接转入精神及其意识层面的思考，突出着宋德利作品的思考置换元素，是宋德利诗歌艺术直接获得的是抽象主义及其印象主义的效果提升。



   其实关于诗歌的视觉元素的审美特质并不能一个陌生的概念。诗人在创作过程中，为力图避免空泛、抽象的语言，以绘画的手法和表现手段（色彩对比、色彩和谐人 使诗歌语言转化为一幅幅色彩丰富、统一、和谐的日常生活画面，给读者以强烈的视觉刺激，触发读者丰富的色彩想象，引起共鸣。关于这种视觉元素的运用，其理论支撑或者说创作实践基础研究，我们从美国二十世纪最重要、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威廉•卡洛斯•威廉斯那里获得印证。在宋德利诗歌由文字转化为视觉艺术的过程中，现代意义的电子分镜视觉元素的运用是一个主要的转换结构及其结果的终端体现。关于诗歌视觉艺术的概念，在我国许多诗歌理论家那里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资料，但将电子分镜的处理流程运用于诗歌意境的转换过程中，宋德利是首倡。实际上，这种电子分镜式的创作方针，将给不同历史时期的圣贤人物的塑造能够起到动画片式的或幻灯片式的艺术效果，并在强烈的视觉冲突中拉近了现代与历史人物的临场距离。

   宋德利诗歌中所表现的这种独特的审美特征，并不是只表现在他的一部分作品之中，而是表现在他所有的作品之中。这种审美倾向的普遍存在，使宋德利的作品形成着一个比较完整的审美体系。这种审美体系完整性的建立，实际上让诗歌评论家在评论他的诗歌过程中形成了比较艰巨的感觉。也可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诗歌评论家参与宋德利诗歌作品的拒绝意识。当然，这并不等于是说宋德利不欢迎评论家们对他的诗歌进行着各种不同类型及其各种不同意见或者说各种不同观点的评论，只能说是在评论家们评论宋德利诗歌的时候，因为宋德利诗歌中所普遍存在的判逆意识，这让评论家们无法在自己所熟悉的坐标里去进行合乎理论体系逻辑的立场去评价他的诗歌。

    宋德利诗歌的贡献并不是在于他创作了一个具有特别重要独立性的诗歌审美意义或者说审美形式，而是在于他的诗歌在蕴藏着一种新的理论体系。从一个崭新的诗歌创作形式中发现着一个关于崭新理论体系的存在，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复杂并且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宋德利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明确提出的并且遵循的是一条拒绝摹仿的创作原则，这必然是他的作品远离着评论家熟悉的诗歌理论，诗歌评论家因为无法用自己熟悉的理论体系去作为宋德利诗歌评论行为的依托，这种现象其实直接导致的宋德利诗歌在社会接受或者说认识过程中的成份的削弱。许多方面的诗歌理论都不再为我们认识宋德利的诗歌作为理论依据或者说参考坐标，这实际上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是个令人非常鼓舞的喜讯。我们中国诗坛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所有的诗歌评论家都在期待着中国自己本土的诗歌理论的完整性的体系性的诞生。其实我们的诗歌评论家们作为一个精英群体，一直都试图在中国本土诗人那里寻求到一个区别于国际模式的理论元素。可实际上，他们的这种美好愿望的实现是非常艰难的。每一篇诗歌的评论皆仿拟每一个评论家清楚被辨识记忆的诗歌风格。他们习惯操弄诗歌中角色的感伤、自虐、脆弱或疯狂,拯救或毁灭。他们（顾城、海子、遇罗锦、三毛等）被推到前台，成为精神分裂主义的标榜，成为不断累聚阴影的城池。最主要的限制就是我们的本土语境所折射的东方意识形态元素及其文化认同的结构的不明确状态。我们目前诗歌所体现的创作意识应该是一个及其低端的状态，他们只是从现有的诗学元素中去局限性的展开诗歌创作。所以我们中国的诗歌总是慢一步。其实这一慢一步仅仅只是个形式上的慢一步。不敢以明确的态度去承认自己的优点，是中国诗歌创作最大限度的制约。

《3》宋德利来自于人格分裂状态的冷思考方针

  在客观思考中能够清晰的辨别出那一个是真实的自我，那一个是虚构意义的自我，是宋德利人格精神发展过程最具理智意义的思考结构。他既不排除着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包括社会的阴暗及生存危机的思考意识，又清醒的合理的处理着这种来自客观世界与心理期待的差异状况。他理智的认为在现实情况与心理期待之间存在的差异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尽管他不信仰政治，但是却信仰政治伟人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在他的思考过程中，一直坚持的理论理念是，客观意志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这种明朗的健康的心理结构，驱使他在成为知名诗人后的诗歌创作一直都是既体现着强烈的现实主义批评意识，又体现着对希望的坚信理念。


   也就是因为如此，致使在他四十年的创作经历，从未有极其明显的精神分裂的代表作品而引起比较广泛性的轰动。他一直认为的观点是，作为一名诗人，不能无限制的张扬内心世界的危机意识。我们恐惧阴暗，但是却不能放弃对光明的追求。宋德利诗歌的理性之光与理想主义色彩，是区分于其他诗人的主要标志。世界在宋德利的思考中是一个具有多样性多义性的客观存在，仅仅以个人的主观理解去分析整个世界的价值意识，未免有失科学依据。尽管人性是一个永恒的命题，生存危机在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会存在，因此，我们不难以抽象主义的观点去审视去透视我们生存的时代。宋德利在他多年的创作过程中，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一直都是一个科学而平缓的态度。

   在宋德利的创作意识当中，通过诗歌透露的不仅是一个道德规范的理解命题，更多透露的是一个精神世界的拯救问题。在一个唯美主义的范畴内去揭示一个阴暗的心理世界，让黑暗美的别致，让黑暗在审美中遭到结构而上升为光明。宋德利这种徘徊在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深度思考，其实是一种介于激情与理性之间的思考行为。他没有简单的去控诉黑暗的存在，也没有简单而激情的去歌颂与崇拜光明，因为黑暗的存在是光明的潜在通道。你无法感受黑暗的寂寞也就无法感受光明的炽热。在黑暗与光明面前，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否定黑暗存在的前提下唯一的歌颂光明与希望。他们是一个辩证统一体的逻辑关系。如果说在林森浩的生命当中曾经存在过真实的物质领域的生存危机，那么因此由生存危机带来的理智思考，决不会导致这种简单的残酷结算方式，因此精神的拯救意识成为宋德利后期诗歌作品主要的表达方式。

  如果我们一定要把宋德利这种诗歌中渗透的精神拯救意识上升为理论的理解，那就是用一句话即可概括，他是一位徘徊在理性与感性边缘地带的精神独行者。在这个独行的过程中，由童年意识的觉悟转换为对事物的客观分析，是宋德利诗歌创作中所体现的独立标志。实际上这种理智创作思想的运用，也是我们中国诗歌创作过程中普遍缺少的创作依托。我们只注重来源于对现实意义的抽象提取而没有顾及抽象的基础，甚至是混淆着抽象与具体之间的思考特征及其视觉特征。我们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最大的失误是没有处理好那些“无法用文字或句子表达的元素。其实，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有一个”听风效应“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决。这个”听风效应“的过程就是如何用量词来修辞这个风的声音。比如说，你听到一{ ？ }风的声音，到底是听到一个风的声音还是一阵风的声音，这就是个悬而未决的表述案例。

   宋德利一直认为，诗人如何突破汉字的局限意义完整的表达诗人的思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如何在诗歌中寻找到一个近乎与最小公约数意义的词汇来处理诗歌中深刻意境是中国诗人语言模式化简单化的主要根源。在许多的非文学结构技巧中寻找准确的表达词汇，使虚构与非虚构这种缺乏科学意义的诗歌表达方式被引入诗歌创作。我们不反对对中国形象文字的突破性运用，但是要兼顾的诗歌的规范意义。当然，这种诗歌的规范坐标是很难寻找的元素。所以，国际上通用的只能是以流派意义来支撑诗歌的理论，至于在文字结构方面的使用，则也是一片空白。因为你无法规定一个诗人一定要用什么修辞方式去表达某种意境。在宋德利的诗歌创作中，利用文字的解构意识解决着许多诗歌不能用文字表达的问题。   



    宋德利认为，在网络时代，这些作家的辛勤创作,将不会再轻易的创作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具有巨作形式的作品。不再轻意并不是说就没有可能。我们现实社会中有许多正发生深刻变革的东西,至于我们的作家如何从现代意义的现实状况里提取出能够撞击心灵深层的东西,创作出一批学术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并非没有可能。但我作为一名普通的评论人员,我不赞成鼓励作家进行巨著创作的行为。因为这种以创作巨著的名义创作的作品绝没有具备真正意义的名著属性。巨著的闻世它不是一个闻世与否的闻题。因为巨著有一个明确的形成过程,那就是经历时代与岁月的沉淀与考验,这个流程似乎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如果期待一篇作品一出版就能成为名著或巨著,那只能是策划者的一厢不切实际的情愿,因此我们对巨著是否能在我们的作家群中诞生应该是没有必要担心的东西。许多名著甚至名画的巨著意义都是在作家及作者身后多少年之后才确定的概念。所以巨著行为是一种长效机制而不是创作体制创作题材乃至是作家的具体创作行为所能包容的有机整体部分。



   另外我们还要克服的一个误区就是,许多在国际获奖的作品在我们看来是形成名著的重要标志。但实际问题是事实证明这些获奖的作品并没有多大的历史性意义,甚至连最起码的巨著成分都不存在,这点从那些获奖作品在民间的流传意义及在知识界的学术那里可以得以证明。从来没有听说过获的大奖的文学作品引起过知识界的充分观注。从近年代获得某些国际大奖得作品来看,这些作品得现实主义,实用风格较强,本身就否定了经典与巨著的作品属性。甚至某届文学大奖的获奖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获奖。这充分说明获奖只是一个简单的标志。到现在我国也没看见为哪个获得文学大奖的作者设立了学术机构。因此作家的根本任务就是创作,是否能够成为经典及巨著意义的作品都是必须经历漫长历史岁月检验的责任,至少在我们的有生之念看见我们的作品成为史诗的可能性甚乎其微。因此在《华夏圣贤300吟》结构形成的初期阶段谁也无法肯定他就是一定能够形成经典意义的创作模拟。构成模拟的基本机构是模块的组合。宋德利诗歌作品风格的形成或许是具有偶然意义,但是他却具备者坚实的实践基础,这是创作的主要源泉及源动力的因子。

《4》宋德利创作心理的自由体验

   其实关于一个诗人创作的随意性是个非常古老并且几乎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观点，但是我们今天仿佛才在美国女诗人C.D.赖特的观点“没人有权决定诗人该说什么，我认为诗歌应该关注所有的事情。你对什么感兴趣，就写什么就好，而不必去关注大的时代背景或者历史境遇”获得这种肯定意义的信息。我们没有魄力让自己的诗歌主张走向世界，没有让世界在第一时间去了解中国诗歌理论体系的崭新意义，是我们诗歌一直无法从真正意义上走在世界前列的关键桎梏。理论的全线缺损，直接导致的必然是其他一切诗歌元素的落后局面。我们从宋德利诗歌里获得的信息是，我们目前诗歌的主要缺陷是在自己的诗歌创作所渗透的关联元素太多。我们在表现现实主义的体裁过程中，一直没有突破的是我们的许多方面的现实问题总喜欢到历史档案里去寻找答案。这实际上折射的就是，我们的诗人一直没有在自己的诗歌中真正实现着纯粹现实主义领域的思考方针。我们一方面遵循的是在西方诗学体系或者说理论体系那里寻找中国诗歌与国际诗歌接轨的契机与交汇点，但实际上又在诗歌创作顽固执行的是一种文化的回归意识。


   在整个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我们诗歌创作的焦点似乎是诗歌创作的技巧，主题都不再重要，唯一的创作目的意义仅仅体现在所谓的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方面。这个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命题只是一个现成的固定意义的认同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如果理解为某种文学创作模式即可决定这种认同心理的存在与否,应该说是认识论的错误.你如果一定要在所谓的回归中去寻求民族文化的根源意识,那么直接的结果就是对现实主义的否定.一个诗人仅仅通过回归或者说不回归的心理表层去评判诗歌的文化内涵,那么我们陷入的困境必然是你无法在创作方面去体现诗歌的某种创新意义..。在宋德利关于电子分镜技术运用的诗歌创作过程中，《南京长江大桥》是篇具有经典意义的代表作品。我们首先从“

一江一条龙，

一桥一弯虹。

苍龙饮沧海，

长虹锁长空。

桥堡铸天外，
江墩踞龙宫。

就夜观灯火，

直是银河明。

仰视天成矮，

伸手可扪星。
俯视水渺远，

疑在天街行。

挽来千百险，

化作一桥雄。

真从云中坠，
非打地下成。

遥望大环宇，

深邃永无穷——这些文字里体会着一种非常壮阔而深远的唯美主义色彩。宋德利没有去直接歌颂南京长江大桥其中的壮观与宏伟，也没有从失落的，落幕的历史痕迹中去追寻明朗的结局。依然把沉重的思考留给了“一江一条龙”。这样一个怀念东方传统的诗人在心理及行为的种种表现，都只是在未来与过去的边沿间审视着聆听着历史进程的步伐与沉默中深藏的呐喊。
  
    关于这个南京长江大桥的礼赞问题及其歌颂角度,在今天看来是个非常复杂非常矛盾的东西。因为南京长江大桥诞生建成与十年动乱期间，所以今天在如何对待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意义，也基本是不好定位的东西。作者赋予着某种超越的审美意义。时代的更替观念的更替总是在潜意识当中对旧体制的埋藏,新体制的诞生的意义在于我们在欣赏宋德利作品的时候,时常为宋德利看似凌乱的细节描述感觉跳跃不定。其实宋德利在进行细节的描绘处理的时候,是采用了电子分镜的处理方式。任意的抽象局部的割裂,非线性比例的延伸,线条的交错都透露出其印象派的痕迹。宋德利结构作品的创作特点在这些作品当中得到了技术性的展现。这是一个结构布局的问题,我们不仅在作品中感受到宋德利深邃的哲学思考,还在充满动感的结构布局上感受到诗歌本身技巧上的审美意义。但是，宋德利借以中华民族的图腾——龙，巧妙的回避了现实主义的许多问题来表达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交汇。他在作品中引人电子分镜的动画式处理,增加了许多在外界看似不相干的元素内在的联系链条。这应该是宋德利作品中文字及细节布局技巧的主要特色。我们在分析其作品的时候,往往会因为无法从他的蒙太奇组合中领悟其结构的元素特征,所以经常限制于我们在技术上的逻辑性思考，导致了我们思考的联接没有达成。如果我们有机会去感受下高科技电子分镜的魅力及无限的时空感，再回来欣赏宋德利的作品就显得轻而易举。


     在我们分析研究宋德利这篇关于南京长江大桥的作品的时候，如果仅从这篇作品的表面文字的布局及情节的安排甚至是道具的运用方面说没有什么理解的难度。无论从这个个人的思想情感来说或者说从某种心理感受的层面来讲，都非常的一目了然，从心里感情上来说，全中国人民包括全世界人民对于南京长江大桥的内在情感及外在的种种表现都在宋德利的作品中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示。宋德利在作品中所要真正表达的主题思想还是借以通过展示这种情感的种种非理性遭遇及蜕变过程来揭示我们心灵深处对客观传统观念及现代观念意义上的审视与评价。

     同时，在针对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对比认知过程里，我们的思考首先必然会遇到价值观念的参照体系的影响作用。但是实际情况是，由于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之间的价值观念是对立统一的状态，因此如果不通过极其复杂的较比与甄别，就无法走进取舍的哲学过程。两者之间价值观念的参照体系基本上由于取决于意识形态的影响行为，个人的主观思考并不主导这一比较的过程，所以，对于这个价值观念的甄别与比较，他是个非理性的思考状态，处于模糊及迷茫之间。并且从实际而言，这两者的价值观念的参照体系是一种非线性联系，所以，这种不按比例、不成直线的关系，始终代表着不规则的运行机制和突变机制。我们一方面热衷于传统观念给我们带来的有序道德状态，另一方面又享受着现代多元价值观念及道德观念的自由状态，这种来自与内心世界的冲突，是我们无法走出传统意义的主要根源。因此，即便在这里宋德利描写的出轨举动成立，其实也是一种价值观念失衡导致的结果。宋德利在许多方面的作品当中都讨论过情感的忠诚问题，但都是限制与忠诚与牺牲的范畴之内进行等比的观念与价值的比较。他是一个直线的状态，是逻辑的正常发展与扩张。

  
    但实际上的情况时，我们能否把这种情感精神归结为咎于新旧政治体制碰撞的结果，尚欠理论的依据。因为在这些情感走私的过程中，这些群体中既有来自与知识界的学术精英，又有来自底层社会的普通百姓，甚至于是文盲基层。他们无论在知识结构知识程度乃至文化素质及社会地位的天壤之别，但是都走进了对情感背叛的殊途同归。因此，我们如果只是从个体修养的程度哪里寻求个体的觉悟程度，应该从实际而言是行不通的状态。因此在这个近乎与非理性的过程里寻求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亦注定无法成立。这些情形我们在通常情况下，只能是原始的人类文化主体感情起支配作用，而不是新旧价值体制的对立统一状态所左右。因此宋德利在作品中用相向而行的列车来形容这种观念上的背道而驰。从表层来看，它们之间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碰撞机制存在，但许多方面原则的偏移，只是理论上才能成立的。而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绝对无法指责某一群体及个体觉悟程度的差异甚至于价值观念的差异。道德规范的执行其实一直饱受着来自本能意识的拒绝，因为对于所有道德规范的执行都是在牺牲个体主观主义的前提之下。 所以，关于今天如何评价南京长江大桥的问题，宋德利诗歌为我们提供了超越时空的经典文本。而这种宏观意义的创举，也证明南开大学高等学府理论及其教学质量的资深与强盛。



  



《5》关于宋德利诗歌的叛逆元素





    在谈到宋德利理论是否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时，宋德利说，在这个知识密集爆炸的时代，没有诗歌理论的创新，只有诗歌理论的叛逆。然而，事实上是，你连叛逆的机会都没有。你今天刚出来一个电子分镜的创作方式，第二天就会连诗歌的音乐元素就会随之而来，让你防不胜防。你不能在这个时代断言谁抄袭摹仿了谁，大家都在创新着自己的诗歌理论。只是早一天晚一天公布于众的事情。因此在这个年代，时间构成了一个理论的创新概念。如果你没有走在时间的前面将你的理论传播给社会，那么这一创新就没有任何意义。除非你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诗人，每时每刻都在保持着连惯的创新，那么总有一天你会走在别人的前面。关于我个人的诗歌理论，我基本上没有刻意的去总结去归纳过——因为他们总是在刹那间或者说在瞬间就会被其他人所超越所变革。理论成为一种瞬间即逝的东西，但并不证明其价值被削弱，削弱的只是一个存在的时间的过渡概念。所以，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歌的创作方面。只有创作的独特形式让我的诗歌呈现着一种永恒的唯一性及其叛逆性或者说是创新吧。我有意在自己的诗歌中渗透着一种近乎与非常隐蔽的朦胧意境，在这个意境中，只有你读懂了我的诗歌才知道我的诗歌结构是什么。这种唯一性其实是建立在对客观事物独特的感受上建立的，所以，即便你能摹仿出诗歌的形式，但摹仿不了他的思考结构。从一个非常遥远的历史痕迹中，每个人都能解析出自己对历史的观点包括对其历史价值的思考，这种思考的方针是主观性的，独一无二的。因此，每个人可能都会写青铜甚至于是拜占廷，但是除了其中所包括的普遍意义之外你还能透视出其他的什么元素，这就取决于诗人的觉悟程度。
  

  毛泽东的判逆人格成就了一代伟人。但是西方著名学者斯诺在评价毛泽东的判逆属性是,却不是指他因为推翻了一个旧时代的中国建立了一个新中国的经历而体现出的一种判逆和解构的过程,而是因为他会写诗才体现了他是判逆的分子。举世嘱目的丰功伟绩竟然无法于他诗歌的成就类比。一个判逆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极其矛盾的过程。是一个矛盾体的再现。《西行漫记》的最后一个段落中称毛泽东是一个会写诗的判逆。



   另外，实验派诗人E .E .卡明斯是美国 2 0世纪现代主义诗歌中的佼佼者。由于深受达达主义和立体主义的影响 ,卡明斯在诗歌创作中置传统于不顾 ,大胆地对诗歌的形式、语言等进行彻底改造 ,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卡明斯式诗歌模式。在宋德利的作品当中,不仅强烈的坪击着人性的弱点与缺陷,并且在他的个别作品中还以及其超越的思考维度发现扩展着许多人性中其他领域的弱点。并且有我们一直被奉为优良品行的概念在宋德利的笔下被判逆的划归为弱点的范畴。比如,关于自尊意识,在宋德利笔下也被毫不留情的划分为人性弱点的范畴。他认为,许多扭曲的人性及价值观念,甚至是触犯法律的许多行为个案都是因为自尊激情支撑的结果。毫无理性的自尊没有原则立场的主观尊严在现实生活中被迫演变为道德规范的重要品行的标志。我们或许到现在也并不理解自尊与尊严与道德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或许我们是从许多民族英雄人物的成长及其具有特别重要道德规范意义的行为那里获得验证.


《6》关于宋德利诗歌的哲学结构的创建
  

   宋德利有一次朋友在和谈话的时候，朋友开玩笑的说，如果所有的作者全都用哲学语言的去完成小说或诗歌的描写那会是什么情形呢？那么完成后的作品，是不是象看哲学论文那样呢？当时宋德利就回答说，即便用哲学语言创作出的文学作品他依然是文学作品，而不是哲学论文。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肯定的东西。因为平时我们的许多文学作品其实都是通过具体的事件具体的人物及其具体的行为实践来反应着一种世界观一种价值观以及作品中人物的信仰问题包括人物在具体的行为中所遵循执行的道德规范，其实都属于哲学范畴的元素。实际上，我们从许多经典的哲学著作哪里，都可以游览到应用具体事件来完成对哲学的阐述和解释。其实像我们所熟知的东郭先生和狼，农夫和蛇，以及小马过河还有乌鸦喝水，甚至在经济学中已经成为经典经济理论哲学的砸玻璃效应等，都是哲学通过具体事例的反应。有时候这些具体的事物当中直接就反映出相当深刻的哲学属性。



    在一部伟人关于农民运动的考察论文中，其实都在运用者说普通最现实叶最贴近农民起气息的日常生活等细节来进行着农民运动的哲学阐述。其实有时候我们过于强调，哲学引入文学创作的概念及意义，我感觉这是一种多余的重复与强调。当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明显的哲学意义的时候，其实不是在用哲学去诠释文学，而是用文学去诠释哲学。这是我个人对哲学文学相交的认识。其实说简单了，就是一个理性和感性相互制约的关系，所以有时候我们无法解释一种文学属性的时候，就简单的甚至极其不负责任的将说需要解释的文学元素强加于哲学的概念。所以说这个哲学在某种情形之下就承担者能够解释包罗万象的属性。当文学被哲学所解释的时候，就能分解出无限的哲学意义及哲学概念。



    哲学的包罗万象具有着一种无所不能的力量。他甚至能将两种互不相干的现象强加在一起去解释哲学上的为什么乃至与联系到内因及外因的辩证关系。所以说在哲学哪里，可以从石头和鸡蛋这些毫不相干的事物中去解释内外有别的联系问题。所以有时候国内在翻译国际上有关于哲学及文学关系的论文时，会通俗化的利用荒诞去解释哲学文学的属性，甚至是去强化哲学文学的审美意义。因为哲学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作品繁琐的描写过程，凸出着智慧上的敏捷，他符合着人类对文学思考的惯性，所以在这里获得了美学意义。其实在这一特殊的哲学认识过程当中，不论我们赋予了哲学多么复杂的概念，其实哲学最主要的属性只有一条，这就是要求我们对所有的事物都一分为二的观点。





  因此当哲学引入文学创作的时候，就为正面人物转换为反面人物{类似叛变变节等情形}或者说反面人物转化为正面人物{起义，悔过自新等行为}提供着逻辑思维的可靠依据。所以说，哲学在文学创作领域的引用，其实是增进着事物发展转化条件的逻辑性行程。比如说，在许多印象主义及抽象主义那里为什么会启迪着更多方面的思考意义，完全就在于这个哲学与文学的嫁接过程中体现出强烈的对立统一的参照与平衡意义。其实有时我们为什么自己也不能通过更加确切的概念来解释一部文学作品或者说绘画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始终没弄明白，我们在这个定义过程中赋予其的是哲学价值抑或是美学价值。这从《蒙娜丽莎》及《最后的晚餐》甚至是〈一千零一夜〉那些所谓具有特别重要的永恒意义的作品那里获得引证。其实，关于对经典的属性及范围，我们作为普通的艺术欣赏者，我们所掌握及涉猎的知识空间极其有限。如果我们对作品的背景多一些知识分解就会使许多文学作品凸现出预料之外的艺术效果。

《7》  宋德利主义的诗学主张

  在他的近2000首诗歌当中，尽管在表达主题上每篇作品之间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主题思考，但实际上，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体现的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诗人在他所有的全部作品中倾注的是一个关于对人生对客观世界理性解剖与审视的心理情绪。将诗人个人存在与理解的价值观念融会贯通于规模意义的系列思考之间，是宋德利世界观的整体反映。他在诗歌中所渗透着的自由向往意识，是一个区别于纯粹意志的比较理智的自由渴望意识。他在诗歌中所理解的自由概念其实是一个没有完全脱离着对集体主义思想依托基础的自由。他并不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团体意志阻碍了个人自由意愿的思考与拓展。相反，他认定，失去了整体依据的局部自由意志其实是一种并不存在的自由愿望。自由必须相对性的在与集体主义并存的状态下才能体现出与感觉到个体自由意志的存在。这其实是一个来自诗人潜意识当中深层的思考状态。孤立的自由形态是永不存在的形态。他所体现的自由渴望或者说关于自由价值的追求，是在一个完全结构的空间中所呈现的最基本状态。现代的进步的客观的全局意志的倾向并不等于是强制要求着每个个体意志与觉悟的统一。他所体现的强制意识是通过教育或者说命令的提示功能使个体的意识形态达到的是一个基本统一的状态。因为他不可能毫无根据的去否定个体存在与个体创作的价值衡量。所以，宋德利在作品中所展现的关于自由的渴望意志其实渗透的是一种对于传统的集体主义思想及其集体主义精神的批判。在这一传统意义的集体主义意志之下所体现的其实是东方特有的专制体制。宋德利在这个关于自由渴望的讨论中，他既否定着极端状态的决定性的个人主义追求，也否定着专制统治对个体自由的压制及其对于个体价值的否定。宋德利将自由的渴望心理与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联系在一起，体现的是一个诗人纯朴的历史唯物主义境界。这些思考方法集中的体现在他的作品《自由女神》等。





   个体自由渴望所能承受的社会之轻与社会之重，其实都应该是每个自由者引起思考的命题。对于自由的渴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必然趋势是集中在对社会整体概念的抵抗情绪及其抵抗行为当中。他在这一过程中他所忽略的思考方针是，没有去联系着自由的复合属性去发生着思考与推论的逻辑行为。其实关于自由的全局观念是，在自由的前提下如何获得绝对独立的生活空间，如何获得生存的经济基础与物质基础甚至是人文基础。而这些基础的存在则必须是建立与社会交融的前提之下。在宋德利的自由渴望观念里，生命的存在才是体现着自由存在的第一载体。连最起码的生存基础与生存空间都不存在，如何体现自由的本质与自由的价值？宋德利在诗歌中的自由渴望，是一种比较完整比较理智的自由渴望。人必须获得生存的基础才能去考虑对于自由的渴望概念。若连起码的经济基础与物质基础与文化环境都不存在，根本无法促进具有价值意义的自由追求与获得。



    我们在分析研究宋德利作品中所遭遇的曲折是，因为宋德利在诗歌中所渗透的是一个关于局部与全局观念的碰撞与支撑关系，则决定着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与宋德利的诗歌思考方向保持一致，才能去理解宋德利作品中的实际涵义。这拄定宋德利作品的学院意识与贵族意识。这种贵族似的诗歌创作直接导致的是读者部落的区分。这其中所分离的是两个极端的读者群体的出现，一个是以仅从诗歌文字层面去理解诗歌的主体思想，一个是从比较高档的辩证角度去理解宋德利作品中的哲学思考。其实这两者都没有错位。因为我们对于同一个诗人的诗歌作品可以载入着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思考方针。宋德利诗歌的实质，决定着诗歌中不同层次的美学概念。既有哲学印象的超现实主义之美，也涵盖着现实主义的意识流之美。这两者其实是一个关于极端方针的存在过程。宋德利的诗歌技巧价值就在于在现实主义的意识流与超现实主义之间寻找着一个关于二元论的思考方针。他的价值体现在既对现实情况作出着相对忠实的描绘与刻画，又对理性中所建立的思考方针构建起一个合理的逻辑的空军结构。这使得宋德利的作品最终形成固定的宋德利诗歌模式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基础。这种理论的奠基其实是为宋德利主义的诗歌创作体系及其诗歌理论体系创造了完整意义的提升。一个诗人没有一个系统的准确的概念来概括自己的诗歌，其实是一个失败。因为他注定着无法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诗歌代表人物。这是一个被爱注册过的名字，它的意思是延伸到天际又降落到大地~~~而它对忠诚两字产生了无限的诠释对美国文化中神秘主义的那一部分加以开掘、发挥，如轮回转世、福祸因缘、祈求祝咒，饱含苍凉的意味日益落寞的中国流行歌曲注入了一支强心剂，而且为始终困斗于内陆的中国流行歌曲"走向世界"架设了一条高空索道。

《8》关于宋德利作品的抽象主义概念的形成机制
                                                                             
  一个作者的标签意义的确立不是通过短期的创作行为所能确立甚至形成的 ——  但也绝对不是一个由量变到徵变的普遍意义的过程,是一个突变行为。因为在许多并没有留下大批作品的大师级作家那里的遭遇得以确认。发现很重要。这里就存在着一个低端感性认识与高端理性认识的提升及其置换提取的过程。说不准在一个作家的某部作品中早就形成了明确的流派意识流,只是我们的评论家没有及时的发现这些意识即作者在作品中真正的灵魂意义。其间,有许多读者都给我明确提出者这样一个建议:在所有的评论当中,我所缺乏的，最严重也是最需要的是,始终没有在这个评论过程中,为其作品树立起一个起生命作用的灵魂意识,就是给他所有作品有一个明确的确立概念。我思考过,但因为缺少指导,始终未能体现并寻到他作品的灵魂支撑,今天算是給宋德利作品支撑有个科学的交代。



   同时，在其系列作品中寻求一个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灵魂支持，是从理论上分析研究宋德利作品的主要依托。如果失去这些依托去评论作家的作品，梵高的《向日葵》，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i ser Piero da Vinci《梦娜丽莎的微笑》及波提切利《维那斯的诞生》只能就是一些平淡无奇的普通艺术绘画。这些作品透露着作者的激情意识与对未知探索的狂热心理。因此，他笔下的这些简单的树叶不仅仅是植物的元素,而是带有原始冲动和热情生命体的象征。我们中国诗人名家的缺少就是因为缺乏专业分析评论介入与专业的互动。云南作家宋德利的作品理念非常明显，就是客观评论社会。完全抛开着具体事件的普遍规律去抽取更加集中的共性认识。这种上升其实体现着一种传统诗歌意识的局限或者歌颂或者诋毁意识完全抛开着具体事件的普遍规律去抽取更加集中的共性认识。这种上升其实体现着一种传统诗歌意识的局限或者歌颂或者诋毁。我们现在为什么一再怀念顾城，三毛的作品艺术，就是因为他们的作品被评论家赋予着一个明确的标签意义。或者通俗的说就算作家及作品的品牌意识。没有一个相应的树立机制，放任诗歌作者的作品随心所欲的被来自低端的认知，其实是对诗歌的极度失职。所以，我们诗歌界的繁荣昌盛不再于创作的质量与数量，而是在于缺乏相应的权威评价机制。我们对诗歌的评论其实一直首先建立在一个封闭状态的主流评判意识之中。我们并不否认诗歌对时代主流的歌颂意识，但实际问题是每个作者理解主流的角度不同。即缺乏我们的思考多样化模式。作家们的眼里流动的是一个从不同方位认知梦想中国的心理意识，因此，必须接受每个作家创造过程中所塑造的不一样的中国梦想。



   其实在这之前我们曾经评论过他的一些与春有关的诗歌作品。今天来再次分析研究他关于春题材的作品,其实不难作出一个明确的理解方向 ——  即在这些作品中关于春天的思考与描绘,始终都不是站在一个纯粹歌颂的立场去描述春天的相关。在诗人笔下,春天只是被当作一个思考的季节和场合。他试图用这些零落零散的叶子来刻画着梵高向日葵或者麦天般的超现实主义意境 ——  一种印象主义的油画写实手法间透露着的其实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抽象喻义——所有能够显示在春天的生机特征被浓缩于几片有限的树叶之中——因为所有的植物不论以什么样的姿态展示着春天的元素,其实都是通过叶子的发芽与生长来体现的。因此这些叶子在作品中的出现,纯粹标志着宋德利某种程度上抽象主义情结的成功运用及其抽象风格的探索与形成。其实不单只是在关于春的作品中看见着这些抽象主义的风格,其实在他的所有作品分析中以此推类的,都不难发现其中的抽象主义色彩——这求证,为宋德利作品中的抽象主义元素的确立。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是否能够完全摆脱普遍意义的拟人化象征意识独立评论琶男作品中的抽象元素，则更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及其理论方面的论证。


  《9》关于宋德利在中国新诗运动进程中历史及其现实地位



   在宋德利渐渐以中国新诗某种意义上的代表人物淡入中国诗坛视野的今天，无论是学术理论界或者是针对关心宋德利诗歌创作及其诗歌理论研究发展进程的所有人士来说，目前对宋德利诗歌发展所表现的最为主要的关注命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关于是宋德利的诗歌创作如何将主流创作与诗歌意识及文学技巧达到比较有机结合局面的探讨，二是关于宋德利诗歌创作中的颓废现象；三是如何区分诗人的流浪意识与价值观念的分裂现象，四是关于宋德利诗歌中的民族文化成份与主流文化如何接轨的探讨-实际上，我们目前最为关注的问题是不是我们的诗坛涌现出了一个如何杰出的诗人，而我们关注的焦点始终就是我们中国为什么就没有泰戈尔，托尔斯泰呢的话题——这个命题的关键所在具有两个层面的折射，其中之一首先就是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与国际接轨的心理意识，二是折射出我们中国对本土意义及其本国诗歌的信心的缺乏，是这种缺乏自信心的心理机制导致了我们对于本土诗人及其诗歌价值的怀疑心理。实际上，由于这些著名国际大师的创作意识及其主题意识被我们无情间划分为绝对化右倾创作领域，同时也在无形间忽略着这些来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理念对他们作品的影响。其实在某些国际著名诗人的创作理念中，一直蕴藏着的是充满激情的爱国主义情绪以及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意识的左倾主义。因此，澄清着探讨我们创作中的许多理论性失误或者说指导思想的误区起到了划时代的重大作用。而对于宋德利的诗歌总体分析来说，一直没有被理解或者说被塑造为一个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中国新诗代表性诗人，应该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一直缺乏比较系统的完整的理论系统性指导理念所导致。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整体的角度上对宋德利诗歌的系列关于现实主义评价的客观意识及意识流等方面的问题作出着客观的审视与分析研究。或许希望从理论上解剖着宋德利诗歌的实质，要比直接研究其诗歌的成就及其创作方向更为重要。同时在宋德利诗歌进程中也折射出更多倾向于贵族程式创作意识的激进。或许我们在真正意义平民诗人那里，我们似乎更容易找到他们作品中强烈的现实主义理念及其深度意象意识的展现，而这类诗人也更容易在某种程度上走进更具广泛性意义的公众视野。我们在分析研究宋德利诗歌现象的过程中，首先遵循的原则立场就是从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角度出发，进行着理性而客观的分析。宋德利作为中国新诗进程中跨越了30年的实践者及其见证人，在起创作过程必然汇集了不同时期诗人及其作品中所渗透的价值观念和文学理念——所以，我们给予着宋德利的一个比较直接的感性的定义就是，他是以一个复合性诗人的形象出现在中国新诗行列的。

《10》宋德利关于中国新诗创作的现实主义批判意识的虚无性
   
   作为一名诗人及其理论的研究者，宋德利在透视渗透在中国新诗领域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组合元素时，曾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作导向问题引起宋德利的高度重视。这就是，我们在不同时期的新诗代表人物或者说代表群体那里，可以看出其中蕴藏着的强烈的现实主义批评意识，但实际上，这种以批判意识为主流的创作理念，他所建立的对实主义批评意识的依据是在一个什么框架上建立起来的令人费解。当然，我这里并不是否定这些作品中融合的批判意识。针对社会现实情况所出现的社会阴暗以及人性的弱点展开复合深度的审视与批评行为，吻合着文学的唤醒意识及其觉悟意识是无可非议的。


   但实际上是，我们诗歌中这种复合的现实抵抗意识，揭露的仅仅只是我们的作家来自潜意识中极度膨胀的主观主义的情绪。并且体现的仅只是批判元素，而且只是属于隐晦语言式的批评模式。将个人的主观意志渗透于中国几乎所有阶段的诗歌创作当中，其实体现的是及其强烈的远离社会的角度趋向而已。诗人用自己深度的思考展现出自身强烈的对社会的印象评价，其实只是一个单一的，缺乏参照的行为。



    同时，在许多诗人那里，他们集中体现的是一种希克梅特式的现实抵抗诗以及安妮•塞克斯顿式的精神分裂情感。至于在海子那里则体现的是一种梵高式的意识流状态的拯救意识及其苦难意识的神秘感。因为海子始终在作品里所展示的一种生命的背负与超脱。因为他作品中透视的仅仅只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结构，这使他无法在作品当中深度的审视着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及现实的环境意义。存在于一个虚幻的拯救世界里，虽然透露着对社会阴暗的控诉意识，这是海子无法与现实接轨的主要根源。顾城那里的控诉意识其实也是一种与社会脱节的心理体现。朦胧的意识使这些诗人的思考永远都是一个困境，一个只能在黑暗中思考的幻觉心理状态。所以，在这些作品中，始终体现的其实是一种近乎于虚无的现实主义批判意识。这种状态所折射的深层危机就是，尽管个体的价值观念得以唤醒，但其实与现实社会是一个脱节的思考，带给读者的不是对希望的把握，而是永恒的黑暗。由此及彼，他们在作品中的这种现实主义批判意识的虚无性状况最终也无法起到应有的社会批判效果，导致作品的觉悟唤醒意义的削弱。


   他们的作品唯一所能够给诗歌创作带来的启蒙是，我们今天的诗歌创作不仅仅只是对旧诗的颠覆意义，而且是一个不同层次的比较过程。如果我们今天依然坚持的创作动机是仅仅是为了体现某种意义上的拯救意识，那么我们对于文学的社会承担意识及其社会的担当元素都要面临着重新的思考与定位。


   《11》宋德利关于中国新诗丰碑性代表人物的垄断及其理论划分的失误状态



  新诗的诞生已经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我们的失误就在于只是强调着新诗的整体意识。而没有从本职区别新诗的诞生之后的近一个世纪内的区分。我们仅仅只不过是从这些新诗诗人的生活年代来进行表层的区分。并且这些划分也是及其不科学也是不规范的。就是我们某一代的新诗诗人，在每个过渡段中传承了上一代诗人的何种元素，又抛弃了其中的什么理念，在当代中国诗歌的领域内尚无权威及其确定意义的归纳。没有能够从理论上确切的证明着每一个不同年代的诗人及其创作情绪上的焦点，实际上造成的诗歌创作人才的流失——因为在这种模糊不清的局面里，这些诗人只顾自己的独立性创作行为，而很少从上一代诗人那里借鉴着什么技巧。即便是借鉴了，但是却又没有科学的突破。阶段性的丰碑诗人意义，给人的感觉永远是不可逾越的鸿沟。诗人的丰碑状况的出现，残酷的折射出中国后代诗人探索精神及其探索理念的缺失。我们没有敢于突破丰碑性标志诗人的桎梏，是制约中国新诗发展飞跃的瓶颈。


  关于如何对待这种诗歌的垄断现象，在观念与观点上尽管具有特别重要的碰撞意义，但却始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宋德利并不否定这些代表人物的榜样属性，但实际上我们面临的辩证困境是，我们其实是以经典的意识否定着普通作品的存在。中国诗歌的垄断现象是导致其它流派无法创新及其脱颖而出的制约。甚至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所谓以诗人有莫非、娜夜、卢卫平、十品、凸凹、谷禾、李南、谯达摩、林童等为代表的无派之派。这种无派之派的流派意识其实是对垄断行为的严重藐视与逃离情绪。所谓的诗人垄断现象，从这一角度而言，其实也是一种流派的垄断。垄断是诗人的创作模式处于及其混乱的不堪状况。因为借鉴在这里被谴责为模仿与抄袭。这种心态其实是一种占有欲望与排他欲望的表现。说的通俗一些，既然您模仿了我，对不住，那就必须在标签上体现着我的标志，如果说的残酷一些，后朦胧派的命名，我想其中应该有这种成份在内。一个流派或一个主义的诞生，是全体诗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人类共有的文化成果，更是文学元素的扩展，有利与诗歌创作的发展，但是，我们中国诗歌所缺乏的就是海纳百川的勇气与牺牲。由此而来，每当有一个新生流派的诞生，都是对先前流派的否定。先驱者没有成为奠基石不说，还无情的沦为牺牲品。



《12》宋德利关于现实浪漫派的历史价值讨论


    以郭小川、闻捷、贺敬之、张志民、田间、李瑛、李季、严辰等为代表的现实浪漫派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中将近横跨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所以，在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写下了及其浓重的一笔。尽管其调式惊人的统一，遵循的是一条专制文学道路，但实际上也并不是说毫无可取之处。尤其是在如何表现人性的积极意义方面，构成了其风格浪漫，阳光，热情洋溢的主题情绪。另外，在反映社会的正面现实来看，至今仍有我们可以借鉴的元素。其中所渗透的诗人群体人格的内在撕裂以及清教唯美与救世圣战情结依然是构成当今诗人对拯救意识的张扬。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诗人既然敞开自己的思考翅膀张扬着为现实讴歌的情绪，那么在这么一个过程中在作品中所体现的深度印象必然渗透着超现实主义的创作元素及其创作结构。这个超现实主义的体现很明显的体现在所谓的人定胜天的精神力量以及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的诗歌意境上。在那个时期的作品中所精神力量，信仰力量，及其意识形态的崇拜力量等元素超越着对所有宗教的信仰，其实是那个时期艺术魅力与艺术家思想的理想表现。在这些依然活着的代表人物身上至今仍然体现着惊人的艺术修养。至于是人品方面的元素抑或是文学创作方面的因素决定着他们今天的诗歌历史地位，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其实，这些艺术家在遵循着一条专制文学道路的时候，并没有去诋毁来自人性深层所体现的真善美成分，只是体现着传统的左倾文学立场而已。其中隐藏体现着的是流放者诗歌的真美追求和反“模式化”写作的强烈情绪。那个时期的社会阴暗其实早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得以不同角度的展示。只是角度不同。其实有许多作品中的深度现实批判意义相对于今天的现实主义批判作品来说更为深刻。有些作品直接折射的现实意义是人的全面发展是每一个社会公民都应该得到的权力意识。但是，人们在争取权利的过程中，切忌用极度简单的的思维去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当你认为的一种不公平的改变完成后，其实早就有另外一种不公平已经在那里出现。在侧面体现着教育公平，机会公平等公平意识的强烈追求。另外，在当时关于流放者的生存境遇的思考和自我拯救的诗歌创作意识，都是我们现代诗人所面临创作思考。



《13》宋德利关于中国新诗流派的历史作用与现代诗歌价值思考的碰撞


   我们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如果给早期的中国新诗流派与现代诗歌的比较及衔接意义寻找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位，主要是从一下几个方面进行概括。首先是体现着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创作心理的展现，主要是指徐志摩、方令儒、朱湘、陈梦家、闻一多、林徽因等为代表的新月派群体。强调诗歌创作的美学意识，应该是横穿中国新诗发展进程的一条主线。如果失去了美学支撑，首先就是对诗歌本质属性的破坏。至于这个在唯美主义支撑下的流派对后来流派的整体影响力并不是很大，因为这种美学的基础是诗歌本身所具备文学意境。尽管留下了众多优秀作品，但是仅以爱情为主体的流派意识，决定着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全面引导意义受到限制，没有分析出对社会整体时代背景的超越意识，仅仅作为一个诗歌的标本留存于世。


  其次是以辛笛、陈敬容、郑敏、杜运燮、唐祈、穆旦、袁可嘉等为代表的九叶派，尽管他们努力融合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诗歌的语言风格，追求诗歌的现实性、象征性和哲理性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作为一种只是游走于注重诗人内心独特感受而忽略现实意义思考边缘的流派，没有从深层揭示出来自与人类世界某种内心的渴望与呐喊意识而没有从结构方面影响到中国新诗的发展。而冰心所体现的也只不过是“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物。我希望年轻人都读一点冰心的书，都有一颗真诚的爱心。——巴金”的博爱意识，并不存在任何诗人的流放与分裂成份。


  至于李金发、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胡也频、蓬子为代表的象征派则在某种意义上揭开着与国际流派及流行主张的序幕，特别是李金发强调中西沟通等诗学主张，奠定了中国象征主义诗学的基础。另外以卞之琳、戴望舒、何其芳、废名、徐迟、林庚、金克木、玲君、施蛰存、路易士为代表的现代派标志着中国诗歌创作年代的跨越性划分，其实是一个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区分线。



《14》宋德利关于意义诗歌对中国客观社会的抵挡趋势

   通常，诗歌作为一种用丰富新奇的想象和富有节奏、韵律的语言，分行排列与精炼优美的语言，高度概括歌唱生活、抒发感情的文学体裁，本应该在高度概括的空间里反映着客观事物的普遍意义，但是，由于社会诸多价值观念及价值对象的改变，目前的中国诗歌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对中国客观社会的抵挡趋势。分析研究形成这种趋向的原因，主要包括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诗歌流派意识的崛起，二是诗歌语言的隐晦意识，三是文化消费品的消费主权时代。这几种元素都直接导致着诗歌对中国客观社会的抵挡意识。

   首先谈谈诗歌流派意识的崛起状况。为什么中国诗人的意向追求会导致对客观社会的抵挡趋势呢？因为诗歌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学载体，在长时期的演变过程中，由各种不同类型的流派意识建立起来的诗歌流派，实际上是对诗歌整体属性的意义分割。文学群体的兴起，区域性作家的凝集，流派之间的抗衡，本身就是对诗歌环境的割裂。不同的流派那里，不仅以仅仅代表着自己创作风格，创作主题及意识流概念的状态出发，还形成着无数个支流，子派出现在诗歌领域的各个角落。流派意识的盛行并没有达到一统天下的垄断效果，相反摧毁着诗歌文化的整体性。

   派别意识形成着对社会客观反映的不同结论及其不同层次的领悟结构。派系意识的延伸，是诗人无法互相接纳取长补短的瓶颈制约元素。诗人之间本身的互不接纳状态，意味着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起到诗歌本身的文化作用及文学意义。我们并不否认流派的概念，但实际上中国诗歌的流派组合没有一个以代表国际水准的诗歌流派走向世界。所有的中国诗歌创作行为其实都是在走着一条向国际接轨的道路，而没有让中国的诗歌成为国际接轨的支撑。不能够在一个统一意识的局面下形成中国诗歌创作的共识，是制约中国诗歌走向世界走向国际的主要因素。因为这些流派的诞生，不是以文学创作为主要目的意义，他们更关注的是自己流派的生存意义。他们把对流派的坚守视为唯一的目标。因此，流派之间的排斥与脱轨心态，从根本上阻挠着中国诗歌前进与发展的进程与现实主义的严重脱节。因此，派别意识的形成实际上是在无形间扩张着诗歌语境的模糊意义。比如说，在某一个流派中，孙悟空等艺术形象的借用是为了突出正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但在另一种流派当中可能就是无政府主义的集中体现。

   再就是诗歌语言的隐晦意识直接导致着诗歌对中国客观社会的抵挡趋势。诗歌语言的隐晦意识也可以认为是中国诗歌流派意识下萌生的同根不同属的产物。中国诗歌理论的研究领域的焦点也只是限制于对成就的总结。或许也会探讨其中的失败因素，但实际上这种探讨也只是在创作环境的客观因素上。为什么不去审视一下诗歌队伍本身的主观原因。因为这是一个可能否定自己的接口，所以不敢去从实质上去解剖自己的创作行为与创作的过程。水平是一个模糊概念，本身就决定淡化着标准意识的界限。水平只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创作基础，但能够创作出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则是一个全方位的体现。但是，流派意识诞生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我们创作的整体环境所导致，因为流派可以随心所欲的在自己的创作领域里形成自己的，隐晦性的语言来替代对社会的客观描述。

    宋德利在许多诗歌语言的结构安排上，为了缓和这种矛盾激化的状态，所以最后让读者接受的是一个宿命主义的命运结果。被迫接受压迫变成了主动接受压迫，实际上是一种愚昧心态的展示。作家无法在一个开放的区域内在作品中以赤裸的语言形态来描述客观真实的心理或者说是行为形态实际上是由两种因素组成，一个是技巧的追求意识，一个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宋德利在他的许多作品里都渗透着现实主义的批评意识，但由于语言的隐晦与隐讳，造成的结果是让读者去猜测他在作品中到底表达着一个什么样的批评主体。


   海子的作品《阿尔的太阳》中表明，则是在一种自身生存的危机意识中开始他的人的觉醒。但是这种唤醒的意识始终没有拓展到更广泛的领域。作家以自己的灵魂和生命为诗歌的献身精神其实是一种悲剧。他既迷茫于自身价值观念的思考，又迷忙与现实与自己的心理期待脱节的精神状态。海子的诗歌在创作手段上实际上借用的似乎销声匿迹近一个世纪而又在局部诗歌作者那里卷土重来的西方意识流的创作方式。同时，在海子这篇作品发表30年之后依然有人关注着这篇中的生存危机意识。如果仅从这点去怀念海子尚可理解，但如果继续缅怀着在作品里渗透的意识流元首，则显得匪夷所思了。我们的诗歌创作从什么时候开始拒绝现实主义元素的加入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的诗歌依旧在虚无缥缈的意识间徘徊，那么无形间就失去了现实主义批判的意义。另外，而信息碎片化时代的来临直接导致读者通过网络传媒了解阅读更多的诗歌信息信息，但却没有深刻的理解和记忆，让自己了解的东西成为瞬间即逝的流程状态。这也是促使诗歌创作语言虚化的主要因素。同时，诗人的创作基本上几乎都是一种“轻重量的社会姿态”，他实际上是一种接受碎片化信息后的一个随机反应，和一个人深思熟虑后采取的创作行为完全不同。

    第三则是文化消费品的消费主权时代对中国客观社会的抵挡。当诗歌成为一种消费品，就在实质上意味着诗歌首先为消费者服务的属性。经济利益与经济杠杆在作家的诗歌创作过程中所占据的比例实际上大于着社会效益的存在。这就是说，诗歌作者必须抛开对社会的描述意识转为更直接的反映个体意志的创作模式中。它在某种程度上，必须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来展示读者所需要的的那个诗歌意境上完成创作诗歌的任务。作家的良心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遭到谴责，但是这种谴责的威力远不如作家本身生存的危机感更大。因为作家首先要通过一定的经济杠杆来实现作品的市场意义以及传播意义。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宏观社会的主流创作意识直接转变为微观的甚至是具有个体定制意义的诗歌作品。就如本是一次高雅明朗享受的星光大道，却非要喝上一口BTHLZ一样。在这么一种诗歌消费主权时代的情形之下，一个诗人不去反映社会还不算最坏的结果，但倘若为了所谓的生存去一味迎合违背良心的诋毁或歌颂意识，最终导致的是诗歌本身走向衰亡。


《15》关于智性写作与口水诗的没落

    南开大学毕业的宋德利，认为在诗歌创作过程，智性写作本身可能比诗歌的主题表达更加重要。 目前在中国的诗歌更新换代的过程当中，总是在更新换代的名义下，总是否认在上一个诗歌创作的基础上进行这个更新过程。我个人认为，在所有流派甚至是年代的更新过程中，无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诗歌类型，对后来的诗歌都具有着一定的影响产生。一个诗歌流派对上一个诗歌流派的替代，应该不只是一个简单扼要的替代过程，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延续状况。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即便在那个封建专制的文学时代，他渗透的依然是今天诗人普遍存在的拯救意思与流放意识。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果断的认定，诗人的人格及其精神的蜕变展现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并没有去完全颠覆诗人的精髓属性及文化属性。口水诗的没落过程，其实所寓意的只是创作形式的更新换代，并不是创作动机的更新换代意义。如果在这一过程中遵循的替代即代表着前一段成果的没落，那么泰戈尔的诗歌创作体系，托尔斯太，甚至是所有的诗歌历史的评论都应该处在一个被否定的基础之上。这种全盘式的否定其实是一种悖论逻辑支持的结果。我替代你站在当今诗歌的顶峰，你就要必然淘汰出局的状况。这么一种及其形而上学的替代观念，让中国诗坛的昙花一现的趋势愈加明显。

   另外的解释是我们针对文学创作百花齐放这一原则立场的理解上的失误。所谓的百花齐放应该是一个区间性的概念意识。就是仅只是体现在创作形式的百花齐放，而不是毫无意义的在百花齐放的前提下任意否定一种文化意志的体现。通俗一些表达就是，您可以用五言七言甚至七绝或者说是现代自由诗体的创作手段去描述某一段历史，但最终获得统一的肯定状态是，这段历史的属性不会改变，但是却可以在维护基础状态的情形之下任意发挥。

   其实凸现在智性写作与口水诗之间的区别就是，理性认识替代着感性认识认识结构的区别。但两者之间的存在关系依然是一个辩证关系的状态。口水诗缺损的是对诗歌语言的抽象表现，而智性写作的缺陷同样也存在着在意境及其诗歌语言的费解情势。智性写作其实折射的只是一种知识理念贵族理念，在读者中间引起共鸣的指数远远低于口水诗的传播效果及其民众的接纳效果。因此在这一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该理性的对待诗歌的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流派的文化元素及文学意义，不是站在一个完全否定及其割裂的角度去评价诗歌时代的历史作用或者说历史意义。

《16》宋德利关于重申文学理想观点的商榷

    早在两年多前宋德利就阅读过一篇关于谢有顺先生的专访：《到了重申文学理想的时候了》当时宋德利对这个专访的命题很感兴趣。重申文学理想应该是一个文学领域非常关注的历史命题。本以为谢先生以他中山大学教授的身份和思辩色彩。能够通过对文学理想的解析，让我们看见中国文学领域崭新的思维及思考理念。但后来发现，谢先生只是从一个文学奖的角度来阐述这么一个厚重的文学艺术命题，未免感觉失望。他在这一文学理想的分析研究过程中，曾经又发表过一些其他观点的东西，即他一方面坚持着文学奖表达的应是文学价值的分裂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在文学奖中透视着文学的理想意识。把一个如此复合的命题的讨论置存与一个普通文学奖的背景里进行探讨，本身就是一种违反集合的行为。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混乱现象，折射着中国文学学术意义的流失和不规范现象。试想一下，在一个中国文学属性都无法真正确立的情形之下，如何提升中国文学创作的质变？中国文学的理论研究历来热衷于命题的猎奇意识。猎奇没关系，只要您能够通过合理的推论来证明他是个科学的定义，我们当然欢迎。中国的文学理论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真正把握一个属于中国特色的文学创作实质。缺乏着理论指导的更新换代的意识。我们不敢摒弃着来自意识形态的意志体现，另一方面，又没有甄别出那些真正具有国际意识的文学创作理论中，哪些是适合我们的，哪些又不适合我们的文学理念。


   在他的观点里，及其简单化的将文学理想浓缩与一系列文学奖励活动中得以实现着这个文学理想的支撑很明显的过于机械与幼稚。实际上，文学理想的展示具有特别重要的广泛意义，一方面体现着文学本身的文化意义，一方面体现着的是对现实对历史的审视与批判，一方面体现着意识形态及其个体意志的价值观念的文化趋向，一方面体现的是消费者的文化消费主权时代的现实终端意义，一方面体现的是整合道德与担当意识的启蒙，一方面是在歌颂与诋毁之间的取舍，一方面体现的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模式交流，一方面是文学本身与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一方面呈现的是探索与总结典型的个性意识，一方面呈现的中西方文化的融洽交汇，一方面是学术与文学世界观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体现的是人性的重建与弱点的摧毁意识，一方面承担的是抽象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具体辩证，一方面呈现的是作家本身的理想塑造意识，一方面呈现的是文学作品传播过程的总体途经，关于这些复合的文学理想状态与标准都不是任意一个文学奖励活动所能完整体现的元素。

尽管谢先生不止一次的在专访中提及“理想和现实博弈，要想不两败俱伤，就必须找到价值的平衡点。文学固然关乎理想，但一个文学奖要获得生长的土壤，并具有公正而专业的风格，还需要有程序的现实保障，需要找到属于它自己的着力点。它不仅要反抗庸俗的人情和利益，也要反抗阅读的惰性和艺术鉴赏力上的贫穷。假若没有深邃的艺术眼光和对文学创造力的珍视，再公正的程序都可能评出荒唐的结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很好地平衡了这一点，它既制订规则以约束人的私心，又最大限度地激发和信任评委们的艺术良。”但实际上这些都只不过是普通的常识而已，并没有在一个比较理性的角度去延伸扩张着文学理想的概念。


    每一部作品其实都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完整性结构框架包括任何其他意义的文学元素的框架。因为逻辑上我们绝对不能违心与唯心的指责所有的作家都是希望自己艰辛的努力奋斗创作出一部最终是失败的作品，至少是多少存在遗憾的作品。一个获奖的文学作品，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违背良心的角度上承认它是一部理想的完美无缺的作品。我们在通篇专访中也没有看见谢先生为文学理想概念提供的科学定义是什么。另外，一部技巧及其结构上非常完美无缺的文学作品，他在作品所反映的一系列人物命运包括现实状况可能都不是我们期待的理想现实，甚至于可以是悲剧性的作品，那么在这一文学理想的概念中，我们所能够抽取的文学理想元素又该是什么呢？我们只能从作品的悲剧意识中感受光明的意义，这点已经无须得以证明。关于这些方面的证明，我们从顾城，海子以至于现在依然活跃在中国诗歌创作队伍中的刘年，宋德利的作品中寻找到无出不在的悲剧色彩以及精神的拯救意识。因为我们永远都不能够生活在一个理想主义的理想化时代，所以，文学理想的存在意义就只能从作品中凸现的非理想社会状态及其心理角度得以体现。

所以，谢先生没有能够从一个完整的逻辑思维上去推论文学理想的意义。基本上所有的文学价值的推论都是一个混乱，模棱两可的状态。诸如他所概括的“文坛不过是一个幻梦，文学才是惟一的真实”说来说去，又回到获奖之类的莫名话题。如果笔者在以上所描述的那些现象不是文学理想意识所包容的诸多元素，那么谢先生理解的文学理想又是什么呢？既然文学某一奖项体现着文学的理想意识，那么他所阐述的命题：“文学奖表达的应是文学价值的分裂”又是指什么方面的分裂呢？文学价值的分裂这一概念本身就不正确，应该是文学创作不同层次价值的分离而不是分裂。文学价值的分裂其实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分化瓦解文学创作的整体概念而不是文学创作多种元素的分离意识。按照谢先生的理解，文学价值的分裂只是一个价值的裂变过程，并不存在对文学创作及其文学作品多层甄别意识。


    如果说谢先生在自己的观点里仅仅透露的是指作品本身的文学理想概念，那么这一文学理想概念的基本参照坐标的依据又是什么？是指作品的主流意识袒露抑或是对现实主义的批判意识呢？如果说谢先生的文学理想意义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那么所有的文学作品通过获奖就可以直接蜕变提升为理想意义的理想文学属性。我们对现实的歌颂与诋毁，其实都无法折射出文学的理想状态，充其量，他的理想意义只单纯的体现在一个固定的封闭区间领域内，根本无法经得起具有特别重要普遍意义的体现或者说检验。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本应该出于极端理性的角度去审视中国的文学创作，但是却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如何去吹捧没有广泛意义的获奖作品本身就是一种失误。即便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敢说他的每一个获奖作品都是具有模式的作用。






    《17》宋德利是中国诗歌教堂的丑陋敲钟人。铺满雾的黎明,清凉的巴黎圣母院的钟声.由近及远,由远到近。佝偻的敲钟人，吃力的握着钟椎，撞击着全世界的心。那钟声浑厚响亮，那钟声深沉激愤，那钟声震天动地，钟声牵人神魂，孤独的敲钟人，用钟声传送赤诚的爱。用钟声倾诉心底的情，用钟声呼唤吉普赛姑娘，用钟声报答生命里的女神。熙熙攘攘的人群，从真情走向真情，龌龊的敲钟人，却只有一扇眺望世界的窗门。从早到晚，年复一年。含辛茹苦，默默无闻。夜幕轻轻降临，天上的星星拼了命的照亮夜空，教堂也已沉睡。那狭小的塔顶阁楼，敲钟人紧紧的依偎着钟，等待明天的黎明。在宋德利的诗歌《卖花郎》中所表示的就是这种置于梦幻之中的理想价值与现实之中的卑微情绪相互交织对比交叉碰撞的矛盾心理的聚合。渴望呐喊回荡在美丽的田野，渴望呐喊回荡在神圣的殿堂。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是心理产生自卑的主要基础。当个体的理想价值被现实无情的击破，宋德利牢牢的抓住敲醒世界的钟椎，用诗歌撞击着全世界的心。那钟声浑厚响亮，那钟声深沉激愤，那钟声震天动地，钟声牵人神魂，孤独的敲钟人，用钟声传送赤诚的爱。用钟声倾诉心底的情，用钟声呼唤吉普赛姑娘，用钟声报答生命里的女神。熙熙攘攘的人群，从真情走向真情，龌龊的敲钟人，却也只有一扇眺望世界的窗门。宋德利则以第三者的身份给予着下层人民的关怀与同情。他渴望所有的人民都生活在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他渴望人民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来表达自己的愿望，诉说内心世界的苦闷。实际上，这一站在第三者立场的抒发，也代表了宋德利自己某种程度压抑的心理。宋德利不是一个具有特别重要超脱世俗意义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更多关注的是生存与价值被肯定被确立的结果。



  实际上，我们从宋德利诗歌文字中可以看出，下层人民因为生存的目的而拒绝压抑了自由和解放的追求愿望。简单的生存需求被提升到最理想的位置。精神的被压抑，在道德规范，专制统治者面前成为理所当然的结局而被接受。精神的被压抑实际是一种孤独的折射。一个民族一个群体的孤独无疑是专制的牺牲品，也是觉悟的前夜。宋德利作为一名普世意义的民族诗人，最显著的特征是体现了他对祖国对社会的热爱，对于民族的热爱，他批评社会，但是是一种客观的立场。他旗帜鲜明的彰现出人性的博爱，强烈的人道主义。宋德利展示着自己作为一个敲钟人精神发生裂变的过程，充满了对于真理与光明的渴求。将潜意识中冲破灵魂桎梏的呐喊形象的跃然纸上。人性自卑的一面通过猥琐一词被展现，灵魂的觉悟徘徊在生命与死亡过程之中。

    实际上，在封建统治时期，为了在一个民族生存的间隙寻求民族的生存思考与真理，无数民族英雄用司马迁式的慷慨激昂，同封建社会的愚昧无知的灵魂作出了勇敢的抵抗及其挑战。他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呼唤着社会的人文精神底线，但却是为了唤醒这种人文底线的回归，而不是为了践踏人类灵魂的人性之光及其理性之光。作为一名精神先行的倡导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于某些方面存在的人性的缺损进行了及其顽强的抵抗。他用智慧的力量批评了我国存在的理性的缺损及其愚昧无知的人生理念。
                           

    宋德利用庄重肃穆的仪式完成了对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理性认识过程。一个民族主义诗人的形象巍然屹立在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及其王小波的行列里。他用睿智的思考为当代中国青年构建起一个充满理性的价值思考空间，在百年孤独中寻找着人类社会灵魂及其灵魂世界的永恒。在无形间，在思考生存理想状态的过程中，击败了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个体价值的削弱与抵抗。他积极站在康有为的维新理念上所创建的自由价值的探究体系，为整个中国理性的空间拓展奠基了空前绝后的人文基础。他丝毫没有怜悯自己的生存危机状况及其处境，同传统势力及其传统观念进行了艰巨而坚持不懈的斗争。面对可能的死亡，他从不畏惧。他坚信真理总是伴随着牺牲而降临。他相信理性的思考之光能够支撑起一个崭新的梦想中国的空间结构。

  他用沉默的抗争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反思奠基了苏格拉底式的思考。同鲁迅同样，他坚信一个民族的疗伤并不是理论的精湛所能挽救。他用一个民族诗人特有的民族精神，为蓝色文明的崛起奏响了起航的号角。当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前夕，宋德利和他的同行们一起，为旧的时代唱起挽歌。当晚风吹起的时候，我们依稀看见宋德利向海洋的深处奔去，践起的浪花正如一个民族沸腾的象征。




《18》宋德利是中国肢体健全的海伦。

海伦用诗歌唤醒残缺肢体下被掩盖的高贵灵魂，宋德利用诗歌唤醒着健全肢体下被冷藏的民族之魂。事实上，海伦•凯勒是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1909年，她加入了马萨诸塞州的社会党。早在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之前，她就是一位社会激进分子。她本人强调，这并非由于在那里所受的任何教育。俄国革命爆发后，她对这个新生的共产主义国家大唱赞歌："在东方，一颗新星冉冉升起！在痛苦的挣扎中，新秩序从旧的秩序中降生。看哪！在东方，一个男婴降生了！向前！同志们，齐向前！奔向俄罗斯的营火！迎接黎明！"凯勒在她的书房书桌上方悬挂了一面红旗。

   后来，她逐渐成为社会党的左翼，成为一名"沃布利"（Wobbly），即"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成员，这是一个遭伍德罗•威尔逊迫害的工团主义者联盟。凯勒致力于社会主义，源于她作为残疾人的特殊经历，以及她对其他残障者的同情。起先，她简化字母表，使之适合残障者使用；但是她很快意识到，单纯地解决失明问题，是治标不治本。通过研究她发现，盲人并非随机分布在各种人口中，而是集中在社会底层。穷人更容易由于生产事故或者得不到充分的治疗而失明。有些穷人沦为妓女，又多了一种因梅毒而导致失明的危险。于是，凯勒认识到，社会阶级制度控制着人一生的命运，有时甚至决定他们是否会失明。凯勒的研究并非书斋式的："我参观过糖果店、工厂、棚户区。就算我看不见，我也闻得到。"　　当凯勒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时，她已经是一位享誉全球的著名女性。但她很快声名扫地，因为转向社会主义，从而引起了一场新的舆论风暴--这次是招致怒火。那些曾经赞美她的勇气和智慧的报纸，转而强调她的残障。专栏作家们指责她没有独立的感官接受能力，受制于那些向她灌输思想的人。最典型的是《布鲁克林鹰报》的一位编辑。他写道，凯勒的"错误源于她生理发育的明显缺陷"。　　凯勒回忆说，她曾经见过这位编辑。"当时，他对我的恭维是如此慷慨，我都不好意思再提。主他就提醒我和大众，我是一个又聋又瞎、特别容易出错的人。大概，自从见过他以后，我的大脑就缩水了。"她接着说："哦，《布鲁克林鹰报》太滑稽了，它在社会问题上又聋又瞎，它维护着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制度。我们努力预防盲聋病症，而这个制度正是造成多数盲聋的根源。"　　

  凯勒的后半生主要致力于为"美国盲人基金会"筹募资金，她坚信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激进的变革，因此，我们把宋德利形容为中国肢体健全的海伦，用诗歌唤醒着健全肢体下被冷藏的民族之魂。


《 19》宋德利是中国的海明威，替代海明威继续关注着中国现代社会的每一场变革以及每一场变革之下正在觉悟与觉醒的人民。


     尽管我们从宋德利的诗歌中处处可以感受到坚强、宽厚、仁慈、充满爱心的品格及其人性中积极向上的一面，但是总体缺乏精神上的强者个性。我们从宋德利的个别诗歌中，既可以看见宋德利坚定的人格及其信仰的坚持，但实际上宋德利在相信宿命及其对不可避免的结果的接受。宋德利只是关注了一个民族觉悟过程中的客观过程，但是缺乏积极意义的引导。导致着宋德利诗歌主张的悲观主义色彩。宋德利没有从一个民族底迷的状况中看见人民的潜在力量元素，是宋德利作品陷于人性主导地位的困境。宋德利无法看见力量在个体思维中的潜意识存在，体现出宋德利人格软弱无力，缺乏自信等矛盾的方面。实际上，宋德利只提出问题而不解答问题的创作模式，是其哲学思考的主要特征。宋德利把一切的价值现象的最终结果都归咎于必然规律的范畴，既体现了宋德利的哲学思想，也体现了主观唯物辩证法的片面性思考方针。宋德利试图保持世界的原始状况，但是实际上却处处体现出对于这种尝试的不安心理。





    宋德利坚定不移的悲观主义创作思考及其精神曲线。在悲观论调中坚信维持世界原始状况的理想，是宋德利一再强调的原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表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人格。与此同时，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与社会的原始状态必然造成着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碰撞与作用。在这么一个冲突的过程中，要么是价值的置换，要么是价值的维持。这毕竟只是宋德利的一厢情愿。宋德利必须接受社会发展的现实。另外在他的作品当中，直接显示出的是宋德利维护原始理念的失败。这种失败背后所蕴藏的丰富的政治色彩，经济学色彩，商品流通色彩，价值色彩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联系的因素。另外，这种碰撞的非理性，即便在宋德利的家庭内部也不可避免。文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绝对不可能因为拒绝着现代文明的元素而杜绝着经济因素的存在。宋德利这部作品实际上反映的主题是，我们纪念原始，我们回归原始的情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社会的进步一直都在阻挠着我们回归自然回归原始的美好愿望。另外，宋德利的《清明》在描写怀念亡者的表层意境之下，实际上在描写着一个民族的成长之疼。宋德利曾经用沉香木的树干伤来形容当下的民族道德观念。沉香木的树干伤需被霉菌感染，伤口周围的组织因感染产生病燮开始溃烂，于是树汁沟里的树汁受此刺激，而异化为膏脂状的结块，将四周组织封闭阻断，以防止僧。溃烂继续恶化而扩散。遭种树脂结成的块状体，或其周边受影响的皮质都份则称沉香皮。从沉香横断面的显微观察中，可以清楚看到，从木质树汁导管中分出射腺，再聚合成油脂状沉香的情形。原始是不能维持的。这是宋德利试图回归原始的思考。在这么一种潜意识的思维状况之下，宋德利最终接受的是对现实主义进行批判的创作原则。从神话到宗教，从宗教到现实的接收过程是宋德利作品回归现实主义的基本过程之一。


《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是海明威所崇尚的完美的人的象征：坚强、宽厚、仁慈、充满爱心，即使在人生的角斗场上失败了，面对不可逆转的命运，他仍然是精神上的强者，是“硬汉子”。“硬汉子”是海明威作品中经常表现的主题，也是作品中常有的人物。他们在外界巨大的压力和厄运打击时，仍然坚强不屈，勇往直前，甚至视死如归，他们尽管失败了，却保持了人的尊严和勇气，有着胜利者的风度。作为文学作品中一个虚构的人物，桑提亚哥是“浑圆”的人物，他的内心和态度经历了变化，性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意识到在向自己的极限的挑战中，他所能取得的成功由于其它对抗力量的制约而不能圆满，当他发现自己一直寻找或猎取的大鱼被毫无意义地吞食时，他意识到不仅伤害了对手，也伤害了自己。而在这以前，他还一直以为自己在一场公平的竞争中赢得了胜利，遭遇鲨鱼之后他才发现自己为这一胜利付出的代价多么惨痛。在他出海前，他满怀信心，认为凭借一已之力就可以捕到大鱼，但在与大鱼正面对抗时，他才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帮助是珍贵而必需的，这种帮助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体力上的帮忙，更重要的是给他以精神上的支撑。所以，当我们听到他和曼诺林下次出海的计划时，就不难感觉到他的态度已发生了变化。


   海明威于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后的海明威患有多种疾病，给他身心造成极大的痛苦，没能再创作出很有影响的作品，这使他精神抑郁，形成了消极悲观的情绪，终于像他的祖父和父亲一样以自杀这种方式解脱了自己。这也是海明威“硬汉子精神”的一种追求。1961年7月2日，蜚声世界文坛的海明威用自己的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宋德利是中国的马尔克思，许多诗歌作品反映着一个民族里落后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及其社会信仰的价值反思等。以留守儿童，死亡的孤儿等人物的出现，展示了宋德利孤独，惧怕孤独，死亡，惧怕死亡甚至于延伸到宗教层面的思考。

   



   从1830年至上世纪末的70年间，哥伦比亚爆发过几十次内战，使数十万人丧生。马尔克思的《百年孤独》以很大的篇幅描述了这方面的史实，并且通过书中主人公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涯集中表现出来。政客们的虚伪，统治者们的残忍，民众的盲从和愚昧等等都写得淋漓尽致。作家以生动的笔触，刻画了性格鲜明的众多人物，描绘了这个家族的孤独精神。在这个家族中，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没有感情沟通，缺乏信任和了解。尽管很多人为打破孤独进行过种种艰苦的探索，但由于无法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把分散的力量统一起来，最后均以失败告终。这种孤独不仅弥漫在布恩迪亚家族和马孔多镇，而且渗入了狭隘思想，成为阻碍民族向上、国家进步的一大包袱。作家写出这一点，是希望拉美民众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摆脱孤独。

  所以，《百年孤独》中浸淫着的孤独感，其主要内涵应该是对整个苦难的拉丁美洲被排斥现代文明世界的进程之外的愤懑和抗议，是作家在对拉丁美洲近百年的历史、以及这块大陆上人民独特的生命力、生存状态、想象力进行独特的研究之后形成的倔强的自信。加西亚•马尔克斯遵循“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经过巧妙的构思和想象，把触目惊心的现实和源于神话、传说的幻想结合起来，形成色彩斑斓、风格独特的图画，使读者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形象中，获得一种似曾相识又觉陌生的感受，从而激起寻根溯源去追索作家创作真谛的愿望。魔幻现实主义必须以现实力基础，但这并不妨碍它采取极端夸张的手法。如该书写外部文明对马孔多的侵入，是现实的，但又魔幻化了：吉卜赛人拖着两块磁铁“……挨家串户地走着……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纷纷从原地落下，木板因铁钉和螺钉没命地挣脱出来而嘎嘎作响……跟在那两块魔铁的后面乱滚”；又如写夜的寂静，人们居然能听到“蚂蚁在月光下的哄闹声、蛀虫啃食时的巨响以及野草生长时持续而清晰的尖叫声”；再如写政府把大批罢工者杀害后，将尸体装上火车运到海里扔掉，那辆火车竟有200节车厢，前、中、后共有3个车头牵引!作家似乎在不断地变换着哈哈镜、望远镜、放大镜甚至显微镜，让读者看到一幅幅真真假假、虚实交错的画面，从而丰富了想象力，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尤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神秘主义文学元素，给宋德利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没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存在，就没有宋德利现在的翻译风格。这一系列作品的主题思想始终贯穿着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深刻思考的思考方针，是对世界本体的一种凄凉的绝望，是低贱的、卑微的，有一种浓灰色的压抑感，有是一种惨淡的幽默。这是一种绝顶的忧郁，无可逃遁甚至无法减轻。诗人通过自然，历史，村落等诗歌元素，反思了一个民族孤独的历史进程，强烈的批判了传统观念对于一个民族价值的侵犯及误导，从而引发一个民族觉悟程度的整体提升。

《霜花》



霜花，

小小的霜花，

不像雪花那样灵秀，

不似冰块那般晶莹，

但你决不自惭形秽，

为装点大地尽心尽能。

可是否，

你正为大地编织银色丝绒？



霜花，

小小的霜花，

不像雪花那样持久，

不似冰块那般长命，

但你决不自暴自弃，

为赢得时间尽心尽能。

可是否，

星星还在眨眼你就早已苏醒？



霜花，

小小的霜花，

你是黎明的前导，

你是冬令的先行。

没有你引不来朝霞红日，

没有你唤不来雪舞冰封。

试须问，

待到大地红装素裹，

何处寻觅你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