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村：欧阳修与苏东坡的师生情谊

赵良田

             欧阳修与苏东坡的师生情谊
              【语村诗话050】

    欧阳修最为世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对于苏东坡的发现和培养。其中充满了传奇和故事，令千百年来的人们追慕和叹赏。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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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坡与欧阳修结缘，始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只不过那时的苏东坡，还不叫“苏东坡”，而叫“苏轼”——欧阳修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有一个叫“苏东坡”的学生！因为苏轼自号“东坡居士”时（元丰五年即1082年），欧阳修已作古整整十年（熙宁五年即1072年）了！但是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也不妨一直叫苏轼为“苏东坡”哈。
    实际上，苏东坡自从七八岁、刚开始读书时，就知道欧阳修！也不仅仅知道欧阳修，还知道范仲淹、韩琦、富弼，以及晏殊、章得象、杜衍、贾昌朝、王素、余靖、蔡襄等等，即石守道先生在《庆历圣德颂》里赞扬的那十一个人——苏东坡向自己的启蒙老师张易简请教过他们的事迹，简上人不仅给予了耐心的解答，并且还告诉他、让他记住：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四个人，是“人中豪杰”！童年时代的东坡自此对他们心生敬爱，“读其文，诵其诗，想见其为人，私以为师”……直到十五年后，才与欧阳修见上面。
    关于苏东坡与欧阳修初次见面的时间和情形，网络上众说纷纭，多无稽之谈。比如有一种说法就是：三苏父子一到京城，稍作安顿，苏洵就揣上张方平、雷简夫的介绍信和文章，带着苏轼、苏辙兄弟拜会了欧阳修……“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书……大喜曰：‘后来文章当在此。’即极力推誉，天下于是高此两人。”（《避暑录话》卷下）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或者说不完全是这样的！因为苏轼登第后在写给梅尧臣（字圣俞）的信中就明确表示：“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有欧阳公者，而又有梅公者。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来京师逾年，未尝窥其门。”换句话说就是：苏轼是在考中进士过后，才第一次登门面见了欧阳修！苏轼后来在《范文正公集叙》里就明确说：“登第，始见知于欧阳公。”
为什么会这样呢？到底是什么原因？答案其实很简单：暴雨和洪灾！原来，嘉祐元年（1056年）五、六月间苏洵携二子到达开封府时，适逢京城暴雨成灾，洪水泛滥；京城大面积屋庐倒坏，交通中断，须系筏渡人——连欧阳修的家也都被水淹了！欧阳修“仓皇中搬家来唐书局，又为皇城司所逐。一家惶惶，不知所之。”（欧阳修《与赵康靖公叔平》其二，刘德清著《欧阳修纪年录》第285页）
但是，说欧阳修在苏轼兄弟中进士前就知道他俩，并读到过他俩平时写的文章，却是可信的。因为苏洵曾在“丙申（1956年）之秋”，前后四次上书欧阳修，并“以书遗公”——献其所著《洪范论》《史论》，还与修“倾盖晤语”（苏洵《上欧阳内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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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携二子苏轼、苏辙嘉祐元年赴京赶考，到达开封府时，大约在五月间，住在兴国寺浴室院——按苏轼的说法就是“馆于兴国浴室老僧德香之院”（苏轼《兴国寺浴室院六祖画赞》），适逢京城暴雨成灾，洪水泛滥，就哪里也没去，在兴国寺潜心读书，研学备考；秋七月，兄弟俩参加开封府解试（俗称“秋闱”，在景德寺举行），顺利通过，并且苏轼还取得了解试第二名的好成绩！关于这次考试，网络上有一种说法，称苏轼、苏辙是“高考移民”——因为按照常理，轼、辙应在本籍眉州参加发解试，苏洵当初也是这么打算的！但益州知州张方平却认为这无异于“乘骐骥而驰闾巷”，不妥，因此力劝苏洵让二子直接赴京应举，当时称为“寄应”——这是朝廷的考试政策允许的，并且在苏轼之前已有不少先例……只是这项“异地高考”政策第二年就调整了：嘉祐二年，朝廷下诏严令地方考生在本籍应举……因此，苏轼、苏辙兄弟赶上了“异地高考”的末班车，是很幸运的！
原来，解试（发解试或取解试）也称乡试，由各地州、府主持考试本地生员，由朝廷分配录取名额，属于选拔性考试——考中后，才有资格进京参加省试或者说礼部试（进士科考试），因此竞争十分激烈！而京城开封府和国子监的解额有优待，也即录取名额比其他地方要多一些，因此很多读书人都想方设法赴京应解，引发了社会热议，于是皇帝下诏取消了这项政策。
考中乡试叫做“中举”，选拔出来的考生称为“举人”或“贡士”；举人赴京参加尚书省的考试，即“省试”或“礼部试”（明清时称“会试”），这个过程叫做“发解”或“举进士”；省试通过，即考中后才称为“中进士”，没有考中也可以落一个“乡贡进士”的美名——比如苏轼元配夫人王弗的父亲王方，就属此列；而苏轼后来大名鼎鼎的父亲苏洵，连乡试这一关都没有考过，自然就与此无缘！
北宋初年的科举，为一年一度的两级考试：第一级，即是地方各州、府举行的“解试”；第二级，是由礼部在开宝寺内贡院举行的“省试”。后改为隔一年或两年举行一次，最后改为三年举行一次；每次录取人数不多，且考中即授官，没有“殿试”一说。
宋开宝六年（973年），翰林学士李仿知贡举，共录取进士、各科及第者38人。其中有2人在召对时因“材质最陋，对问失次”而被黜落。落第进士徐士廉击登闻鼓，控告李仿“用情取舍”，要求殿试，以求公道。宋太祖下诏从落第者中选出195人和已中的36人，在讲武殿进行复试，由宋太祖亲自主持，结果又有127人及第，而原录取的人中又有10人落选。张榜后，朝野大哗，李仿降职……这次科举案，不仅成为宋代殿试的发端，而且自此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
当时的殿试属于淘汰性考试，淘汰的具体比例不固定，录取率从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不等。于是就出现了多次省试合格的考生，殿试总被淘汰的情况！一些殿试屡次落第者遂愤而投奔与宋朝分庭抗礼的西夏……比如落魄书生张源（后为引起关注，故意不避李元昊讳，改名“张元”），因屡试不第，怨恨故国，转投西夏，被西夏国王李元昊重用；张元为李元昊出谋划策，唆使西夏多次入侵北宋，并在好水川之战中全歼宋军，给北宋的西北边防带来巨大危害——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落第文人出逃敌国、危害故国，北宋朝廷决定改革科举制度，优待通过进士考试的考生。
于是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也即苏轼、苏辙兄弟考中进士的这一年，宋仁宗亲自主持殿试时，就宣布殿试不再淘汰考生——凡是参加殿试者，一律录取。而这一年，参加殿试的进士有388名之多，其中通过礼部考试的“合格奏名进士李寔已下373名”（《宋会要·选举一》），称为“正奏名进士”，诸科389名；加上优待落第士子的“特奏名进士”和诸科214名，一共991人，全部被录取。从此，殿试不淘汰，只是根据考试成绩给考生排名就成为定制。由此看来，苏轼、苏辙兄弟的确是时代的幸运儿！
而苏轼、苏辙兄弟最大的幸运，还不是、或者说不止这些——轼、辙兄弟乃至他们的父亲苏洵，最大的幸运，是遇到了大宋文宗，当时的文坛盟主、翰林学士欧阳修！！！可以说，没有欧阳修，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苏轼、“千年英雄”苏东坡乃至于光照千古的“三苏”父子……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六日，朝廷以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礼部贡举，即担任主考官；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并权同知贡举；辟梅尧臣为小试官，与鲜于侁等六人一起充点检试卷，考出了中国科举史上的“千年龙虎榜”——在这一科进士榜中，欧阳修取中了“唐宋八大家”中三大家：苏轼、苏辙和曾巩；号称儒学“北宋五子”中的两位：张载、程颢；王安石变法最为倚重的四大干将：吕惠卿、曾布、章惇、邓绾；著名学术世家“南丰七曾”中的四曾：曾巩、曾布、曾牟、曾阜；以及名将王韶等，其中官至枢密副使以上的就超过了十人……北宋未来近五十年间的精英人才几乎尽出此榜，其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空前绝后，在中华一千三百年（605~1905年）的科举史上独树一帜，独占鳌头——前后七百余科科举考试无一科可与之相比！而后来的人类“千年英雄”苏东坡、当时的苏轼，正是在这次考试中脱颖而出、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这可以说是欧阳修一生之最大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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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老苏”苏洵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很不擅长考试的人——从27岁到37岁，十年奔场屋，连考三场皆未中：景祐四年（即苏轼出生的公元1037年），29岁的苏洵“岁余举进士”，不中；接下来的宝元元年（1038年）七月，又参加了一次制科考试，还是不中！于是打道回府，埋头苦读……七年后，老苏卷土重来，经石昌言举荐，参加了庆历六年（1046年）秋的“茂才异等科”考试，您猜结果怎么着？依旧是榜上无名……最后迫不得已，只得退回书斋，“绝意功名”而“自托于学术”，并“以己学行授二子”，却一不小心培养出了两个学霸和考霸——“大苏”苏轼、“小苏”苏辙，不仅一考定终生，而且一考爆大名！惹得老苏禁不住感叹：“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
其实，苏轼、苏辙兄弟举进士，考试成绩并不太好！苏轼不仅不是“第二名”，连前五名、前十名、前二十名，甚至在前一百名的名单里，都找不到他……或问：“这，是真的吗？”答曰：“是真的！”“网上那么多文章，都说苏轼考了第二名——而本来该是第一名、当状元的，结果被主考官欧阳修误会了，判了个第二名……”“真正误会的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他们不了解实际情况，或者说信息掌握不全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三、其四，又或者是一厢情愿地想当然，说了外行话！”那，实际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考试结果，重点是苏轼的考试和排名情况。
如前所述，宋代进士科考试后来分为省试和殿试两级：省试在尚书省的礼部贡院举行，只有省试通过了、成为“合格奏名进士”，才能参加殿试；殿试又称“御试”“廷试”“廷对”等，由皇帝出面并出题考试——苏轼苏辙这一科的殿试，是宋仁宗皇帝三月初五在崇政殿主持进行的。
省试同样是选拔性考试，而且竞争尤为激烈！因为参加嘉祐二年省试的考生即“天下所贡士”，“凡六千五百人”（欧阳修《礼部唱和诗序》）；从锁院至开院，前前后后考了五十天，只录取了“李寔已下三百七十三人”——加上祖无择、钱公辅考试录取的知举官亲戚举人十五人，一共三百八十八人，录取比例接近17：1，超过了14：1的“定数”（见洪迈《容斋随笔·容斋四笔》卷八），真的是精挑细选，耗时费力！
苏轼、苏辙兄弟在省试中的表现如何，具体排名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由于苏轼太过出名，一出道风头就盖过了弟弟苏辙，因此“聚光灯”都打在了苏轼身上——苏辙终其一生，甚至直到现在，似乎都处在兄长巨大的“阴影里”，总是显得有些“无足轻重”……因此，关于苏辙参加省试的信息少之又少，我们姑且就把它放到一边，暂时不予讨论，重点来看看“千古风流人物”苏轼的“高考”情况。
然而最令人意想不到、也是十分吊诡的是：关于苏轼省试和殿试的情况，记录最详、最具权威性的资料，恰恰出自苏辙之手！苏辙不仅仅是苏轼的胞弟，更是苏轼的知音和知己——苏辙对哥哥掏心掏肺：“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苏轼对弟弟情深意长：“嗟予寡兄弟，四海一子由！”难怪苏轼临终时要“以书属辙”，即留下遗书给弟弟苏辙，交代说：“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而苏辙遵兄长之命，为苏轼写下了洋洋洒洒七千余字的《东坡先生墓志铭》 ！其中关于苏轼高考的情况，是这样记载的：

“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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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读懂苏辙上面这段话，我们必须对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特别是“进士科”考试制度作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
科举是中国古代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是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的，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延续了整整一千三百年。
进士是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把通过最后一级中央政府朝廷考试者，称为“进士”——“进士”是“殿试及第者”的意思，“及第”指科举考试应试中选。古代中国，只有士才有资格做官。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通过了国家组织的统一考试，获得了士的地位，才有机会被国家征辟任命为官员——“进士”之所以叫进“士”，也就是这个意思！
在等级森严的皇权专制社会，士农工商，“士”始终排在最前面。于是，入仕、求仕，走仕途，就成了广大读书人的梦想，而“金榜题名”遂成人生奋斗目标，即所谓“学而优则仕”！“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由此可知，进士是功名的尽头，是最难考的，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也正因为如此，进士也是可以不断考、反复考甚至是可以重考的——嘉祐二年的那个章惇进士，就搞过这个名堂！因此，百度百科“进士”条目里面“对名次不满意亦不可以重考”的说法是错误的。
宋代的进士科考，尤其嘉祐二年的省试，与我们时下的高考颇有些类似——除了语文、数学、外语，还有理综、文综，最后算出总成绩，划出分数线，然后从高到低依次录取。而有宋一代，“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宋史·选举志》）。也即是进士科考试要吟诗作赋、写政论文（对时局的评论）和策论文（提出解决时弊的办法），此外还要考背功，做填空题“帖经”和问答题“墨义”——“所谓墨义者，每经问义十道，五道全写疏，五道全写注”（清代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上》）。
宋仁宗宝元以前，进士科考试考四场：第一场考诗赋，第二场考论，第三场考策，第四场考帖经墨义，实行“逐场淘汰制”；宝元以后实行改革，仍然依次考四场，但评价办法改为“四场并试，通较工拙”的综合评定法，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算总成绩”。
这项改革，对于有些“偏科”的人来说，至关重要，无疑是一种“福音”——对于后来鼎鼎大名的苏轼来说，同样如此！为什么这么说？难道苏轼当初不擅诗赋？的确如此！！！尽管难以令人置信，可事实明摆着就是这样——在省试中，苏轼的诗赋被“黜落”了，以至于主考官欧阳修和助手梅尧臣想找来看看都没搞成！六千多份考卷啊，被黜落的堆起一大堆，哪里去寻找？泥牛入海无消息，以至于《苏东坡全集》至今不载——对于记忆力超群的苏东坡来说，重新默写出来，应该不费吹灰之力！何以不载？很大的可能就是的的确确写得不好，连苏东坡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拿出来见人……
如果实行“逐场淘汰制”，苏轼第一关就会被刷下来，根本就没有继续表演和嘚瑟的机会！如此一来，宋代文学史乃至整部中国文学史，就将因此被改写，从而黯然失色！幸好实行了改革，啊啊啊~为此我们要记住、并感恩一个人，也就是侍经筵时，向仁宗皇帝提出这条建议的人，他的名字叫“李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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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苏轼参加省试的高光时刻，出现在第二场——考政论文，即论《刑赏忠厚之至》。这是苏东坡最擅长的拿手好戏！即便如此，他也十分慎重，“凡三次起草，虽稿亦结涂注，其慎如此”（李廌《济南先生师友谈记》）。最先发现苏轼这篇文章的，是考官梅梅尧臣（字圣俞）。他十分欣赏此文，认为其风格有些类似于《孟子》，于是情不自禁地就把它推荐给了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看到这篇文章后，也是眼前一亮，心生欢喜，认为遇到了奇才，就想把这篇文章取为第一。这就是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里所说“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的意思。但最后却给排了个第二名，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因无他，只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实在是太好了！欧阳修认为一般人写不出这么好、这么妙，如此这般呱呱叫……的好文章！除非……除非……莫非……莫非……难道……难道……是我的那个学生（门下士）曾巩、曾子固？？？因为他也参加了这次考试，只有他才有可能写出这么好的文章来……如果真的是他，我把这篇文章取为第一名，别人会不会嚼舌根、说闲话，认为我“优亲厚友、以权谋私”呢？算了算了，还是不要取为第一的好，免得招惹麻烦！欧阳公因“恐招物议”，于是忍痛割爱，“抑为第二”（杨万里《诚斋诗话》）。
不少人就误以为苏东坡本该第一名，第一名就是状元；“抑为第二”，就是榜眼！于是以讹传讹，且不惜为自己喜欢的苏东坡鸣冤叫屈而大书特书！以至于谬种流传，至今不衰！！！岂不知这只是四场考试中的一场，最后是以总成绩判定名次；成为合格奏名进士后，还要经过殿试，才说得到“状元、榜眼”那里去！一般人，出于对东坡先生的喜爱，编排这样的故事来演讲、传播，尚情有可原；而时下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出于博眼球、引流量或者其他一些不可告人之目的，竟然也随波逐流、随声附和，在大庭广众之下堂而皇之地人云亦云，在语村看来，就无法理解、不可原谅！然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又其奈何哉，唯有一声叹息……
有读者读到这里，禁不住会心生疑问：“要弄清楚文章是谁写的，那还不简单吗？”回答是否定的，不简单！“未必然卷面没有署考生姓名？”的确没有署！！“看字迹总可以罢？”看字迹也分辨不出来！！！“这……又是咋个一回事？？？”因为卷子是糊名誊录的！啥叫“糊名誊录”？这是古代科举为了保证阅卷公平，防止作弊，采取的系列组合拳之一（除此之外还有防夹带的搜查制、明保举的回避制和杜绝请托的锁院制）。“糊名”又称“弥封”或“封弥”，就是在考试结束后，将考卷上填写的考生姓名、籍贯等基本信息用纸糊起来，然后在上面编上号，交给专门的书吏誊抄过录，即“誊录”；誊录好的考卷再给考官阅评——考官在阅卷时，只能看到誊抄过后的试卷，无法通过字迹、暗语等辨别考生，由此彻底杜绝了给人情分的可能。
欧阳修在被临时任命（权知）为省试主考官后，为防止考场舞弊，还专门上了两道札子——《条约举人怀挟文字札子》和《论保明举人行实札子》，竣立科条，以革弊源，确保生源质量和省试风清气正！因为这场考试太重要了——此次开课考试距离上次已经过去了五年多，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早已跃跃欲试，期待着能在此次科考中鲤跃龙门！考生人数之所以众多，人才济济，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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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之所以欣赏苏轼省试程文《刑赏忠厚之至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该文言之有物，而又“无所藻饰”，与当时京城流行、以“险怪奇涩”为特征的“太学体”文风，大异其趣！而欧阳修早就对“太学体”文风深恶痛绝，正想趁知贡举的机会，拿它开刀——决意痛惩“太学体”怪癖文风，“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宋史·欧阳修传》）；“平时有声如刘爆辈，皆不预选”（叶梦得《石林诗话》）……哪怕惹来麻烦，也在所不惜！
这就是我们前面在《欧阳修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谈到的，欧阳修变革文风的胆识和魄力……没有欧阳修知贡举，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不可能扩大战果，并取得最终之胜利——因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正是靠欧阳修知贡举时对“太学体”痛下杀手，才扭转风向，以致“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功也”（沈括《梦溪笔谈》卷九）；也正是靠了欧阳修知贡举时擢拔的一批青年才俊，如曾巩、苏轼、苏辙等等，齐心协力、薪火相传，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才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同时，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也是苏轼一生命运的转折点——如果不是欧阳修知贡举，发动诗文革新运动，“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苏轼《谢梅龙图启》）的苏轼、苏子瞻，很可能就会被埋没，最终走上他父亲苏洵的老路……每思及此，语村都禁不住脊背发凉、手心出汗！！！真的是好险啊，好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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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试第三场考策，旨在考量举子对时局大政的见解与对策。这也是苏轼的长项！策一共是五道。哪五道呢？史书无载，但苏学专家有说法。比如孔凡礼先生，他经过考证，认定《苏轼文集》卷七《休国益困》即为此番考试“策五道”之一；而刘尚荣先生则认为，另四篇策文，是《苏轼文集》卷七“杂策”所载之《高通水之法》《修废官举逸民》《天子六军之制》《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五道策，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河防、外交等诸多方面，可见进士科考试对考生要求之高，远不是我们当今之“高考”所能比拟和想象！须知，苏轼应考时，实际年龄刚满二十岁，苏辙年仅十八岁——跟我们今天参加高考的考生年龄不相上下……至于苏轼策五道之考绩如何，则不得而知。语村根据苏轼、苏辙的文化素质、“一贯表现”特别是考试结果来分析，第三场考试的成绩应该不会太差，至少在良好以上。
第四场是最后一场考试，考经义，即帖经、墨义。其一帖《论语》十帖，旨在考察举子对《论语》经典的熟悉与理解程度，考的方法类似于今天的“填空题”。对于熟读经典，又特别喜欢抄书的苏轼来说，简直就是拿手好戏！此项考核成绩如何，无需考试成绩簿之类的文献资料佐证，动动脚趾头就能知道！！！因为苏轼晚年著有“东坡三书”，被他认为是自己的“平生功业”——“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如来书所谕，其他何足道。”（苏轼《答苏伯固》四首之三）其二对《春秋》墨义十条，即十道问答题（今见孔凡礼整理《苏轼文集》卷六《三省说书十道》），考试成绩明摆着，“以《春秋》对义居第一”！
到这里，四场考试就考完了。考试结果：第一场苏轼所作诗赋被“黜落”，意思就是被判“不及格”；第二场论文“置第二”，而实际上是第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名列第二的论文后来载入《古文观止》，传诵至今；而名列第一的论文却不知为谁所作，至今下落不明！第三场考策，成绩良好以上；最后一场考经义，“居第一”……综合考评的结果，苏轼顺利通过省试，成为“合格奏名进士”，取得了参加殿试的资格；弟弟苏辙亦“同中第”，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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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试通过、即中选后，苏轼就在事实上成为了“进士”！因为殿试只决定名次高低，不再黜落。但省试也应该是有排名的……至于苏轼排名情况怎样，史书上没有记载——本来是有记录的，只是后来找不到了。从《宋会要·选举一》所载省试录取“合格奏名进士李寔已下三百七十三人”这条信息可知，省试第一名、即“省元”是李寔，而不是苏轼。鉴于诗赋仍是当时科举的重头戏或者重要的考量标准，在四场考试中的份量和权重较大，而苏轼所作诗赋恰恰又被黜落，即没有得分，因此其省试名次不可能太高。 
对于当时的苏轼何以不擅诗赋，宋代词人叶梦得（1077~1148年）有一个说法或者解释，是这样说的：“苏子瞻自在场屋，笔力豪骋，不能屈折于作赋。”（《石林燕语》卷八）其实何止苏轼当初不擅作赋体文，他的恩师、省试主考官欧阳修，年轻时亦不擅此道——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十七岁的欧阳修在随州应举，试《左氏失之诬论》，其文已被时人传诵；但因赋不合官韵，最终落选。
至于他的父亲苏洵，打小就讨厌“声律、句读”之学，诗赋最终成了他仕途的拦路虎，因而屡试不中，一败涂地！从这一点来看，苏轼年轻时不擅诗赋，有家学渊源，可以看成是一种“文化遗传”。但苏洵喜《论语》《孟子》和韩愈之文，博古通今，好为议论；但论不轻发，主张“言必中当世之过”，务求“期于实用而不为空言”——苏洵的这个长处，却被苏轼、苏辙兄弟俩继承和发扬得很好！苏轼曾在《南行前集·叙》里说：“自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正是在这种心态或者说创作思想指导下，苏轼在高考作文时，才写出了千古名篇！
再加之眉州风俗淳朴，读书人“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苏轼《眉州远景楼记》），与欧阳修发动之诗文革新运动不谋而合，这才使得苏轼、苏辙兄弟俩最终能够脱颖而出——轼、辙即便是在眉州参加乡试，最后也能考中进士！因为该科考试，光眉州举人就有四五十个，最后考上的竟有十三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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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越是不喜欢啥、不擅长啥，或者说最害怕、担心啥，生活中偏偏就会遇到啥！这是一条人所共知的经验。拿苏东坡来说，他年轻时“笔力豪骋，不能屈折于作赋”，但“高考”偏偏要考赋！且不是只考一场，而是要连考两场：省试要考，殿试也要考！省试的赋题是《佚道使民赋》，殿试的赋题是《民监赋》；省试所作赋被黜落，殿试所作之赋，命运又如何呢？
很遗憾地告诉大家，苏轼殿试中所作诗、赋亦佚失不存！唯有殿试中的“论”文《重申巽命论》见于文集，广传于世。这再一次证明了苏轼场屋中不擅诗赋，而长于策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性的认识，即诗赋是老苏、大苏和小苏的短板！如果宋代科举只考诗赋，语村敢打包票：他们三爷子一个都搞不到着！而不考诗赋，对于他们苏氏三父子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十多年后，也即神宗熙宁年间，当王安石变法实行贡举改革，主张废诗赋而重经义、策论时，苏轼却站出来公开反对……人们不禁会问：苏轼这是“哪根神经搭错了呢”？？？
其实，苏轼的理由也十分充分！他在熙宁四年（1071年）正月所上的《议学校贡举状》里说：“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换句话说就是，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历朝历代科举都考诗赋，而通过诗赋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员，后来成为名臣的，数不胜数……言下之意：这恰恰证明了科举考诗赋是正确的！为什么一定要废除它呢？而废除它的后果是什么，你们想过没得呢？！
苏轼进一步指出，王安石废诗赋而重策论，后果很严重——只会选拔出希迎上意之人，而不可能获致真正的人才！因为策论“且其为文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其弊有甚于诗赋。”其中的道理在于：诗赋是人们内心真实情感的流露，是难以作假的，而思想观点和立场却可以伪装并随时改变！并且诗赋乃雅言，以诗赋取士，必驱使天下士子追求高雅，而一旦习惯成自然，入仕后自然常怀谦抑之心……临民者如果没有淳厚的性情，只会残民虐民，以满足其功利；为官者如鄙陋无文，做事大多会胡来……这就是自孔子开始，儒家就极其重视诗教的缘故，也是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废诗赋的理由！
苏轼的见解，无疑是十分深刻的！同时也显示出了他的胸怀，极其坦荡——他并不因为自己不擅长诗赋而赞成王安石废诗赋的主张，而是从国家大局和社稷的长远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问题……亦即只论是非，不计利害！
阅读至此，读者诸君不妨反躬自省一下：如果您是宰相王安石，或者是皇帝宋神宗，该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高考作文不考诗赋，好还是不好？会有什么后果？高考作文集体禁诗，导致国民素质乃至国家公务员队伍整体素质下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用苏轼的话来说，就是：“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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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轼的殿试成绩，史料亦记载不详，或者说没有现成的史料可资引用。好在殿试的最终目的，是排名次，并根据名次来授官。反过来说，我们也可以根据殿试排名和授官情况，从中窥探得出殿试成绩来！嘉祐二年的殿试排名和授官情况是怎样的呢？据《宋会要》载：

嘉祐二年三月五日，帝御崇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得章衡已下三百八十八人，第为五等，并赐及第、出身、同出身。
嘉祐二年五月四日，以新及第进士章衡为将作监丞，第二人窦卞、第三人罗恺并为大理评事、通判诸州；第四人郑雍、第五人朱初平并为两使幕职官；第六人以下及《九经》及第，并为初等职官；第二甲为试衔大县簿尉；第三、第四甲试衔、判司簿尉；第五甲及诸科同出身，并守选。

把上面两段话翻译过来，大致是这样的：根据殿试成绩，把新晋进士划分为五等或者说五批，称为五甲。其中，第一甲称甲科，赐进士及第；第二、三、四甲统称乙科，赐进士出身；第五甲为丙科，赐同进士出身。每一甲人数不等，越靠前人数越少；然后按等次和排名先后，从高到低依次授官。殿试排名和授官的情况，如下：
第一甲进士五人，分别是：状元章衡，为将作监丞；榜眼窦卞和探花罗恺，并为大理评事、通判诸州；第四人郑雍、第五人朱初平并为两使幕职官；第六人以下及《九经》及第，并为初等职官。第二甲为试衔大县簿尉；第三、第四甲试衔、判司簿尉；第五甲及诸科同出身，并守选。
苏轼、苏辙兄弟的排名和授官情况是怎样的呢？殿试后苏轼、苏辙“未及授官”！啥意思？“守选”的意思——言下之意就是名列“第五甲”、丙科，赐同进士出身，不能立即授官，等候选用，故称“守选”。苏轼、苏辙兄弟“未及授官，闻母丧，返乡丁忧”……对这句话的正确理解，应该是：轼、辙考中了进士，但还没有被授予官职，就得到母亲程夫人去世的消息，于是返乡丁忧；而不是考中进士后，因母丧返乡丁忧，未能授官。为什么要这么理解呢？因为苏轼、苏辙两兄弟守丧期满返京，是以选人的身份到吏部“流内铨”报的到（至少苏辙是这个样子的），而流内铨主要负责幕职、州县官以下的注拟、磨勘等事务；苏轼所授官职为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辙授河南府渑池县主簿，属于“判司簿尉”，即基层文官最低级别职位。
由此看来，苏轼、苏辙殿试的成绩最初都应该是排在丙科，即第五甲，赐同进士出身。那，苏轼“殿试中乙科”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大约是考虑到苏轼参加省试的情况——四场考试有两场分别考了第一和第二，所以给了他“升一甲”的奖励，即从第五甲升为第四甲，进入乙科，赐进士出身。而这一届进士科参加殿试的考生一共有388名，其中有262人赐进士及第和进士出身，126人赐同进士出身……按照最初的排名，苏轼、苏辙都排在126人之列，跟前五名、前十名甚至前两百名都无缘！苏轼升甲之后，也只是位列第四甲，不太可能排到前三甲里面去——因此，语村才在前面说出“殿试前一百名的名单里都找不到苏轼的名字”这样的话来！历史和事实就是这样，无法篡改，只能尊重！
而倘若殿试制度不改革，继续搞淘汰制，来一个“三选一”或者“三选二”……后果就将不堪设想！！！如此一来，也许“三苏”就此销声匿迹，而“唐宋八大家”也会残缺不全……如果说这还不叫“惊心动魄”，语村就无语了，啊啊啊~~~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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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村在前面用了大量篇幅，来讲述苏轼、苏辙兄弟俩的“高考”故事，无非是要说明一个问题：中华第一文人、千古风流人物苏东坡，无数读书人心目中的学霸苏轼、考霸苏子瞻，其出道时，和普通人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三苏父子”事实上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历经坎坷和艰辛，靠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奋斗，才走到现在这么崇高的地位，才赢得无数的鲜花掌声和亿万人民钦羡的目光……
不唯苏洵的赶考之路布满荆棘，洒下了无数的汗水和辛酸之泪；他的两个宝贝儿子——苏轼和苏辙的科考，也是惊心动魄、险象环生！！！历史充满着许许多多的偶然性，机遇只垂青那些有准备之人；只有沿着崎岖山路勇敢攀登，才有可能到达光辉的顶峰！然斯人已逝千年，不能亲自来告诉我们这些道理，江湖上只留下关于他们的传说……能对这些传说加以分析和探究，并从这些传说和故事里获得教益，则是我们应该做、同时也是语村正在做的事情！
这，就是语村撰著《苏东坡之谜》的初衷，也是语村探讨《欧阳修与苏东坡的师生情谊》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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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母程夫人的遽然去世，中断了苏轼、苏辙兄弟的仕途。好在经过雷简夫、张方平和欧阳修等人的接力推举，苏洵已渐为朝廷所知；轼、辙兄弟亦“高中”进士，“三苏”名震京师，实足以告慰程夫人在天之灵！
严格说来，苏轼、苏辙兄弟对自己的“高考”成绩是不太满意的！这从后来苏轼写的一首词里，就可以看出来。这首词的题目叫做《沁园春·孤馆灯青》，是苏轼熙宁七年（1074年）七月，在由杭州移守密州的早行途中写来寄给弟弟苏辙的。该词情景交融，抚今追昔，直抒胸臆——以晋朝的陆机、陆云兄弟自况，表达了怀才不遇的失落和壮志难酬的苦闷。其词云：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按理说，或者按照时下高三学子们通行的做法，一伺高考结束或者接到心仪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后，就要开开心心、痛痛快快地玩它十天半月；家里面或地邻上还要敲锣打鼓放鞭炮、大摆筵席请客人，总之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庆祝、恭喜、道贺……可苏轼、苏辙兄弟由于丁母忧，这些程式就都一律取消，全免了！因为按照守制的规定和习俗，丁忧期间（三年或者两年零一个月，最长二十七个月）不能歌舞娱乐、饮酒和出门游玩、走亲访友，不能夫妻同房乃至于不能吟诗作文！
其他的规定，语村都比较能够理解，唯独对最后一条、即“守孝期间不能吟诗作文”感到难以理解——我作祭文、写悼诗和怀念文章，以寄托哀思，难道都不得行吗？！我们亦由此可知，这条规定或者说要求是倡导性的，而不是一道“禁令”——因为事实上难以贯彻和执行。苏轼、苏辙兄弟守母孝期间，一有空就埋头经史，苦读、精研做学问，同时写了不少文章（他们后来参加制科考试时所提交的《进策》《进论》各二十五篇，大部分就是在此期间写的）。
人们不禁要问：“高考”已经顺利结束，并且“大功告成”了，苏轼、苏辙兄弟俩为啥还要如此用功读书、这么辛苦搞研究、写文章？？？原因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轼、辙兄弟对考试成绩不太满意！你不满意又有啥办法？难道可以象我们现在的部分考生那样进补习班复读，或者打算象章惇那样……重考？（注：章惇，字子厚，一生狂傲不羁，自视甚高，与苏轼关系密切且相爱相杀……当时因为不满侄儿章衡被仁宗皇帝点了状元，而自己却连一甲进士都没捞到，忿而辞官回家；三年后再卷土重来，终于如愿以偿……）回答是否定的！未必然，还有其他的途径和办法？对头！还有其他的途径和办法！！！
原来，就在苏轼兄弟居乡丁忧期间，即嘉祐三年（1058年），朝廷下诏：“自今制科入第三等，与进士第一，除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代还，升通判；再任满，试馆职。制科入第四等，与进士第二、第三，除两使幕职官；代还，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与进士第四、第五，除试衔知县；代还，迁两使职官。”
轼、辙三年守孝期间，之所以夜以继日勤奋攻书，就是在为制科考试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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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苏轼童年时代即仰慕欧阳修，只是无缘得见其人。但并不妨碍苏轼读其文、诵其诗，想见其为人，“私以为师”。后来苏轼进京赶考，恰逢京师暴雨成灾，屋倒墙塌、交通中断；欧阳修家里也遭了水灾，一家人四处避难，惶惶不可终日……因此直到省试前，苏轼也没能和欧阳修谋面！考试期间，因为实行“锁院制”，即便二人同处贡院，也不能见面——为严明考场纪律，考生与考官之间实行“物理隔离”，严禁随意走动！只能彼此“遥望”，也算是“亲密接触”之一种罢。有诗为证：
欧阳修写有《礼部贡院阅进士就试》诗，对此次省试情景作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和描摹，留下了一帧有声有色的省试快照：“紫案焚香暖吹轻，广庭清晓席群英。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乡里献贤先德行，朝廷列爵待公卿。自惭衰病心神耗，赖有群公鉴裁精。”而苏轼则在《和子由除夜省宿致斋三首》其三里回忆说：“当年踏月走东风，坐看春闱锁醉翁。白发门生几人在，却将新句调儿童。”苏轼写作此诗时已经五十三岁……事隔三十多年仍念念不忘，恍如隔日，足见苏轼记忆之深刻以及对于醉翁恩师的感情！
按理说，欧苏首次会面，或者说“北宋两位文坛盟主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因缘殊胜，至为难得！正象有学者曾经描述的那样，是“两颗天王巨星在人类历史的天空中相遇”，题目足够扯眼球、博流量！换句话说就是具有“特别的新闻价值和重大历史意义”，是一件值得大书而特书的事情。如果放到现在，直接上头版头条，也必然会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关注……
然而，这只是时隔千年后的我们，才具备的历史意识和观察维度；而在历史事件发生的当下，人们不会、也不大可能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云淡风轻寻常事，迎来送往俗世情……因而关于苏轼与欧阳修的第一次见面，史书记载显得十分粗陋，竟然连具体的日期都没有留下！我们只能从殿试结束“公布成绩”的时间“嘉祐二年三月五日”，《归田录》（卷127）所载省试“凡锁院五十日”（换成欧阳修在《礼部唱和诗序》里的话说就是“盖绝不通人者五十日”），以及欧阳修《出省有日书事》“谁向儿童报归日，为翁寒食少留饧”来作一个综合判断：解院，也就是欧阳修等众考官“重获人身自由”的时间，大约在清明前后——而正是在“凌晨小雨压尘轻，闲忆登高望禁城。树色连云春泱漭，风光著草日晴明。看榆吐荚惊将落，见鹊移巢忽已成”的清明时节，苏洵携二子苏轼、苏辙，登门拜访了欧阳修，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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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试之前，苏东坡是欧阳修的仰慕者；而省试过后，便成了欧阳修的门生——苏东坡见欧阳修，当执弟子礼。因此，讨论欧阳修与苏东坡的师生情谊，严格说应当从省试结束开始，到欧阳修熙宁五年（1072年）去世，持续了十有六年。
在这十六年里，苏轼从一介书生，成为朝廷命官，登上北宋政坛乃至中国历史舞台，其为政为文，立朝大节，乃至言谈举止，都深受恩师欧阳修的影响。正是在欧阳修的悉心呵护、关怀培养和大力褒扬、擢拔下，苏东坡继欧阳修之后，迅速成长为北宋文坛盟主……成为文坛盟主的苏东坡，有样学样，充分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力，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才学之士，从而有了“苏门四学士”和“苏门六君子”，进而使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后继有人、发扬光大，最终克尽全功，开一代文学之风气，影响至今。
正因为如此，语村才说，欧阳修一生最大的功绩，是在科场中发现并擢拔了苏轼；欧阳修一生最擅长的，不是诗词文章、金石书画，也不是政务事功，而是爱才惜才、识才荐才和选才、养才、护才！脱脱在《宋史•欧阳修本传》中就说欧阳修“好士为天下第一”；欧阳发等在述《先公事迹》中也指出，“公平生以奖进贤材为己任”……
可以说，能拜在欧阳修门下当学生，既是一种缘分，更是一种福分！这是苏轼一生十分值得庆幸的事情——否则苏轼就成不了“苏东坡”，更遑论成为人类“千年英雄”！套用宋太宗与苏易简“君臣千载遇，忠孝一生心”的话，来表达欧阳修与苏东坡的师生情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师生千载遇，莫逆一生情！”而对于欧阳修来说，能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乐乎！！！

结语：
鉴于近来事务杂多，写作任重，关于《欧阳修与苏东坡的师生情谊》暂时就写到这里。未尽事宜，待撰著《苏东坡从政之谜》时，再行展开。
在此感谢亲们对语村写作《苏东坡之谜》系列文字的关心和关注！期待您一如既往的支持、鼓励和帮助！！！

公元2024年5月17日11:50 语村于西蜀子云亭畔

云上云上

欧阳修与苏东坡的师生情谊描述得非常细致，让我们再次走近宋朝的两大文豪，欣赏学习，赞。

白水

丙申1956、605--1905改改。

文章从线索到布局，思路清晰，言之有物，佳作。